总统然后暗示，中国人如对近海岛屿发动进攻，美国报复与否，要看进攻的性质而定。如果他们只想拿下金门和马祖，他可能让他们拿去。如果他们意在跃向福摩萨，他可能就不答应了。他要求国会让他揣靡中国共产党的企图，然后采取任何他认为合适的行动。
总统这一着目的本在消除怀疑，却反使不少人大惑不解。民主党自由派的观点是，艾克不是早已有权采取他想采取的步骤了吗？这些人素来拥护罗斯福－杜鲁门外交政策，因此也就认为总统必须有强大的权力。他们一口咬定，宪法赋与总统以总司令之权，就是容许他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调度美国的军事力量。那年冬天罗织出来的某些论点，今天读来实在有点离奇。按日后越南战争注定要成为无数美国政策葬身之所，这一政策更其如此。在围绕布里克修正案进行的斗争中，保守派要保留由国会作出一切重大涉外决策之权，而自由派则竭力主张这个权力应属白宫。关于自由派在这个问题上采取的绝对主义立场，理查德·罗维尔讲得再透彻不过了，他在1955年3月19日写道：
『……总统保卫福摩萨的权力，并不是从1月间国会草草拟就通过的决议得来的。作为美国总统，他有权在任何他认为同本国安全密切相关的地区，采取任何他认为必要的行动，而无论涉及的问题是保卫福摩萨，还是别的什么。』
艾森豪威尔自己也弄不清他到底是在向国会让权，还是同国会争权。那份咨文送去国会之前，他改了一句。原文是，“我所要求的这种权限中，部分可能已经包括在总司令的职权之内。”他把这句划了，另外写上：“决定是否需要采取某种行动之权，是包括在总司令职权之内的。”国会对这个问题一样拿不准。当时最普遍的理解是，行政当局是在想办法在近海岛屿问题上脱钩撒手呢。
休伯特·汉弗莱曾想在决议上附加一条修正意见，防止授权在福摩萨和佩斯卡多尔列岛采取行动，但没有成功。国会里的另一些人担心美国今后可能为了某一与美国安全毫无关系的穷乡僻壤而陷进一场战争。参议员拉尔夫·弗兰德斯则作了进一步的阐明，他说，“最高当局已经给咱们吹了风，认为阻止对方集结部队、储屯装备物资进而进攻各岛，这从军事上讲是很对的，简单来说，就是要打一场预防性战争。谨建议将其列为符合本决议精神的一项行动。”
这时参议员乔治也出来大力支持这个议案，于是反对势力就不行了。乔治说，“我可不愿意听到谁个民主党人说，美国总统一到国会来，就应该挨批。”议案在参院以八十五票对二票，在众院以四百一十票对三票，获得通过，由艾森豪威尔在1月29日签署了。那天恰逢乔治的七十七岁诞辰。他出席签署仪式时，自不免有一番奉承热闹。可是不足一月，第七舰队便从大陈群岛撤出了一万四千名国民党军队，仿佛要以此说明，那一场争论是何等的无聊。华盛顿等于在说，福摩萨决议到此为止，从今而后，便是一纸空文了。唯独一个人却不这么看，此人乃艾德菜·史蒂文森。他直率地说，总统向国会提出而终于从国会得到的，可说是一张“空白支票。”这话真是一点不假。艾森豪威尔或另一个在他职位的人，随时都可以不必再同国会商量，就拿出那张支票要求兑现的。宪法之下微妙的权力平衡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又一项对行政首脑的束缚打破了。
六个月后，艾森豪威尔在外交政策上破关而出，可说是他在争取个人威望工作上的一大胜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几乎要了杜勒斯的命。十年来，这位共和党的老顽固一直坚决反对同苏联领导人举行会谈。当年温斯顿·丘吉尔也曾建议举行最高一级的会谈——他称之为“首脑级”——但对美国的保守派来说，一念及美国总统竟可能端着鸡尾酒去同俄国人碰杯，就象听到巴甫洛夫的铃声一样，登时跳了起来，反对再举行那种出卖自己人的雅尔塔、波茨坦之类的会议。杜勒斯也同意这种观点；他身为正统反共家，是决不能同罪孽深重的苏联人进行任何交易的。
可是他不能站出来直截了当那么说，因为总统已经一再明白宣告，他为了和平，愿意在任何地方同任何人会谈。于是，杜勒斯便只得给这种会谈设下种种无法实现的先决条件。他说，在我们认真考虑这个问题之前，莫斯科必须用实际行动表明苏联也是一个尊重国际礼让的国家，是愿意在解决分歧问题上互相合作的。叫他举例说明所谓实际行动指的什么，他的回答照例含糊其词，不着边际。他给人的印象似乎是，如果俄军全部撤出东欧，如果俄国全境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自由选举，他大概就满意了。有时他也间接表示苏联人应该为他们过去的种种倒行逆施着实道歉一番才行。
这时，艾森豪威尔为了安抚杜勒斯和共和党的极端分子，特意请了一些重要的参议员、众议员来，向他们保征，他决不会去搞什么“新雅尔塔会议。”他要他们放心，不得到他们的同意，他决不承担什么国际义务。杜勒斯在一旁说，他估计，俄国人是会打着世界和平的旗号大肆表演一番的。他板着面孔说，他准备睁大眼睛等着瞧就是了。
当杜勒斯以轻蔑的口气谈到所谓重大的和平建议时，艾森豪威尔什么话也没有说，但心里一定很不痛快。他自己就正想要来这么一手呢。虽然各事都还没有定局，但是裁军谈判的新方案已经草拟出来，摆在他办公桌上了。这年3月，总统委任了纳尔逊·洛克菲勒为研究军备控制和心理战的专家组的主席。他让匡蒂科的海军陆战队基地给洛克菲勒腾办公用房，并请洛克菲勒准备一份可以提交最高级会谈去讨论的新建议书。杜勒斯听说过有那么个专家工作组，但不知道任务是什么。总之他是满腹狐疑。杜勒斯在谢尔曼·亚当斯面前这样议论洛克菲勒道：“他收罗了好一大帮人马，都弄到匡蒂科去了，谁知道他们在干什么。”
他们在研究关于欧洲舆论的调查报告。他们看出北约国家的人对这个联盟已经厌倦了，他们对美国在欧洲大陆设基地兴趣不大，都赞成禁止核武器。这个情况足令人不安的。美国没有俄国那样庞大的常备军，需要核弹和欧洲的那些基地作为威慑力量，因此必须设法既能保持这些东西，又能让欧洲人相信美国是渴望和平的。匡蒂科小组的答案是建议进行空中视察——并且用了一个很妙的词儿：“开放天空。”这个主意并不新鲜。空中视察之议，早在1946年，旨在对原子能实行国际控制的伯纳德·巴鲁克计划就已经提出过了，后来在联合国裁军委员会的报告里，在建议把一切武装力量和武器“向国际公开并容许国际核查”的艾奇逊计划中也一再出现过。不过一直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罢了。艾森豪威尔现在觉得这个建议倒也动听，又还实际，于是尽管他还没决定是否就在这次最高级会议上提出它来，但他在上他的座机“哥伦拜恩”号出发赴会之际，毕竟把这份建议书塞进手提包里了。
“哥伦拜恩”号的目的地是日内瓦。到后，他便在共有十五个房间的简多谷堡安顿下来，这是瑞士一位化妆品巨商的太太报效他用的。这时，一群伊柳辛客机中的001号也着陆了，走下斯大林的两位继承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尼古拉·布尔加宁。第一位的模样好比一个工会头头，第二位活象七十年代初期的烧鸡大王桑德斯上校。傍晚前后，安东尼·艾登和法国总理埃德加·富尔也到了，四巨头会谈（照瑞士人简练的说法是“四方会议”）的当事人都齐了。这时，记者笔下的所谓日内瓦精神早已发挥出了它的魅力，吸引来了大批旅游客人和一些国际名流。马丁·尼默勒牧师【马丁·尼默勒（1892－？）德国基督教牧师，因反对纳粹被浦入狱，直至大战结束。1946年他在日内瓦一次国际宗教会议上控诉了德国的罪行。——译者】准备在这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另一位美国牧师，比利·格雷厄姆则在大潮公园主持一个鼓动性的福音布道会。
国际联盟大厦里的杜勒斯神色沮丧，对比之下，艾克却显得精神极好。最初，他跟国务卿一个想法，认为会议可能毫无结果，因此不该在人们心中引起什么虚妄的感觉，最后归于破灭，因此他一度也曾想学杜勒斯的样，摆出一副冷面孔来。但艾森豪威尔为人过于忠厚乐观，平日高兴惯了，没法老是绷着脸见人。他对记者们情不自禁地说，“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突破。”7月18日星期一，他主持首次会议致词时竟花了一刻钟左右的时间对朱可夫元帅表示欢迎。
至于这几位俄国人，似乎自从战争结束以来，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赫鲁晓夫对人说，“双方谁都不希望打仗！”苏联国内的《真理报》、《消息报》也都一个调调——这说明党的路线起了重大变化。在这以前，他们原认为全世界都是死心塌地同他们作对的。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乘坐敞篷车在日内瓦到处游逛，不带警卫在街头散步。这使美国人不无难堪，因为这些日子艾森豪威尔每走一步事前必由特工人员严密防范，天上还有直升飞机不断监视地面情况。
尽管这样，四方会议中的中心人物仍然是艾克。他的笑容，他的直爽，他对整个人类前途的关怀备至，无不使欧洲人为之折服。通常反美的巴黎《世界报》也认为，“艾森豪威尔的为人长期受到误解，现在看来，他确是今天人类所需要的那种领导人物。”他在对苏联人讲话时极其真挚地说，“美国人民愿意同苏联人民交朋友。我们两国人民，我们两国之间，不存在什么天然的分歧。我们没有领土问题、商务问题上的争端。回顾历史，我们两国一直是和平相处的。”接着，他便提出了加强东西方自由交往、裁减军备。建立统一的民主德国等项建议。
不过，俄国人在态度方面纵然有了改善，但一遇到关键问题，俄国人终究还是俄国人。他们对和平共处也曾讲过几句好听的话，但为了换得和平共处，他们竟要求非把北约组织解散不可。他们把在座的人早已领教过的那个计划禅掸浮土，又端了出来：什么美、俄，中三国军队各不得超过一百五十万人啦，英国和法国各有六十五万啦；一切核武器都要禁止啦，等等。他们一把这个计划拿到桌面上，会谈就搁浅了。美国人回到简多谷堡进行了两小时碰头会以后，决定让史塔生写一份普遍裁军的建议，而由总统亲自动手草拟关于“开放天空”的计划。他这时仍然没有决定是否提出这个计划；他要听听明早布尔加宁谈些什么再说，结果布尔加宁没有谈出什么新东西。这时大家认为艾克也不会谈什么了；因为这己是会谈的第四天，他该说的话大概也都说了。他的几句开场白也是大家很熟悉的话：美国“准备参加一项切实可靠的协议，以期达到裁减军备的目的。”但是说到这里，他停了一下，背朝俯视日内瓦湖的落地长窗，挺一挺胸，摘下眼镜，放在桌上，然后说：
『现在我想主要对苏联代表团讲几句，因为谁都知道我们两个大国的确有不少可怕的新武器，这就使世界各国，也使我们两国，产生了遭受突然袭击的恐惧和实际危险。
因此，我建议我们两国采取一个切实可行的步骤，我们应该很快作出一项安排，首先在我们两国之间立刻就办起来，这项安排的内容包括：
把两国各自的军事设施情况，从头至尾，由东到西，统统列出，互相交底，让这些设施全部公开出来，并彼此提供有关蓝图。
下一步是，在各自国内为对方提供空中摄影的便利条件——我们将在我们国内提供这种条件，即充分的空中侦察的条件，你们可以爱拍什么就拍什么，拿到你们国内去研究！你们呢，也照样为我们提供这种条件，让我们进行同样的侦察。通过这些步骤，我们就可使以全世界相信，我们彼此之间已在设法防止发生大规模突然袭击的可能，这徉就可以降低危险，缓和紧张局势了。
当然，我们也要设法使全面有效的视察和裁军制度更易于实现才是，因为我现在所提的建议，老实说，只不过是一个开端而已……
美国准备对任何可靠的视察和报告制度进行研究和试验。只要这个制度的确可行，美国准备同所有其他各国一起来裁减军备，裁减多少，以足以使这个制度产生切实效果为度。
我们如果能成功地研究出这样一套制度，那么它本身就大大有助于增强我们彼此的信任，从而为我们各国人民开拓出一条宽广的前进道路。』
正在翻译他的发言时，突然一阵吓人的闪电打得整个大厅刷亮，日内瓦湖上雷声隆隆，霎时间国联大厦电灯全灭了。艾克咯咯地笑着。他说，“我可没有叫灯都灭了啊。”灯猛的又亮了，照出了俄国代表团一副目瞪口呆神态。这时苏联还没有摆脱斯大林时期的怀疑狂：驻莫斯料的外交官有人盯稍，外国记者的活动受到限制，外国人的电话被窃听，谁个苏联公民如果同外国人谈过话，就要受到仔细盘问。什么向美国人提供军事基地的详图，什么让美国摄影员由上空飞过，爱拍什么就拍什么，这些想法实在把他们吓呆了，赫鲁晓夫和其他代表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他们只有干瞪眼。
欧洲人却高兴极了。他们称赞这个建议真是外交上的惊人之笔。富尔总理说，“我多么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到会议厅里来听听他的声音啊，他是以自己非凡的军事经历为根据讲这番话的。如果他们能听到他的讲话，他们就一定会认为，在裁军问题上，整个世界己经发生了某种变化。我敢说，会议己经打了第一个胜仗——破了怀疑主义。”第二天早上，整个西欧的报纸的社论无不附和富尔的论调。开放天空，这话谁都懂得的。这是何等简单，何等痛快啊，只有自信本国无事不可告人的总统才提得出这样的建议。
不过，要实行这个计划，却是不可能的；美国人也跟俄国人一样，办不到。艾克的军事顾问们很清楚这一点。他们事先看过那份小字的计划书的这部分内容，这些内容他在即席发言时略掉了，——在计划书里，“开放天空”只是一种提示，目的在于使裁军委员会里的美国代表执行命令时，多多研究关于视察和报告的问题”——而他们的结论是：他谈的不过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只有在签定不知多少别的协仪并经过考验之后，才有达到这个目标的可能。五角大楼并没有疑神见鬼的毛病，但谁要想接触那里的机密材料，不知得闯过多少关口。一个不肯把资料提供给罗伯特·奥本海默的政府，是不会把它送到苏联人民内务委员会去的。这时麦卡锡时代的余风犹存。麦卡锡参议员本人是搞臭了，全国对给佩雷斯撑腰的人也能原谅，但这跟容许米格式飞机翱翔于洛斯阿拉莫斯上空，可不能同日而语。【那是说，假定俄国摄影员乘坐俄国飞机。他们也可以利用美国的运输工具，而让美国摄影员坐俄国飞机飞越苏联天空。这一点艾森豪威尔没有讲清楚，也没有人问过他。也许甚至那些欢欣鼓舞的欧洲人心里也明白，这所谓的“开放天空”实在太有点BBD&O（见前。实即作广告之意。——译者）的味道了。】
会议结束了，布尔加宁把总统拉到一边，说，“别担心——结果会好的。”艾克离开日内瓦时满以为苏联领导人，特别是朱可夫，对他的一片诚意想必深有体会。在其后的几个月里，苏联人对“开放天空”问题态度很持重，也许因为看到了其它国家对它表示欢迎。直到1956年3月1日，艾森豪威尔还在给布尔加宁写信，建议把“开放天空”和另一个计划，即和平使用原子能计划，合并考虑。但那时布尔加宁实际已经受到赫鲁晓夫的排挤，而赫鲁晓夫对这种和解姿态根本不感兴趣。他只顾发表一些关于“民族解放战争”的讲话。总之，“日内瓦精神”已经死透了，缓和并没有出现。这次会议没有能取得什么长远意义的成果，人们今天还记得的，只剩下当时艾克的笑脸所散发的热情了，而这点子温暖终于无法消融那绝厚的冰层。
有可告慰的是，幻想破灭得还不那么快。总统飞回国时，人们还把日内瓦会谈看作一次了不得的成功呢。据盖洛普民意测验，百分之八十四的美国人竟想不出艾森豪威尔政府有任何值得非议之处。7月24日（星期天）凌晨，“哥伦拜恩”号载着总统回来了。其时天色未明，华盛顿国家机场被雨水冲刷着。但当他从舷梯走下飞机时，有好多人候在那里向他欢呼，通往白宫的马路两旁，也站了不少人。这可说是他总统生涯中的顶峰，也是整个五十年代中极其煊赫的一幕。当初去时，决心要缓和世界紧张局势，今日归来，胜利已经在握。他现在准备到丹佛好好休它几天假，玩玩高尔夫球了。
※※※
1955年9月23日这天，艾森豪威尔总统一早就醒了。他是在丹佛郊外拜尔斯皮克牧场上，科罗拉多银行家阿克塞尔·尼尔森家里作客，他亲自做了一顿早饭：牛肉火腿、猪肉香肠、煎玉米饼和烤饼。他先到劳里空军基地那座水泥墙面的办公楼，同助手们进行了两小时的紧张工作，然后乘车到樱桃山乡村俱乐部去打十八穴高尔夫球。他打出了八十四分。这个成绩实际并不坏，因为他玩球时两次去接紧急电话，其中一次是杜勒斯打来的，告诉他俄国人对“开放天空”问题的反应。
午餐时，总统吃的是汉堡牛排配生葱，饭后又继续打九穴高尔夫。他打到八穴，忽然停了下来，皱着眉头，用手揉抹胸口。他对俱乐部的职业高尔夫球手说，“我再也不吃生葱了，好象全堵在胸口。我还觉得有点烧心。”那天下午剩下的时间，他便一直在拉斐特街他岳母家的地下室里画画，临墓了7月11日那期《生活》杂志上的一张阿根廷妇女的照片。后来乔治和玛丽·艾伦来一起吃晚饭。在端来烤羊肉，土豆和各种蔬菜时，艾克还说起他早晨吃完生葱不舒服的事，但说完也就忘了。晚上10点，他回到二楼卧室休息去了。玛咪的卧室隔着走廊，同他对门。
她凌晨2点半醒来，听到他在床上折腾。于是走了过去。她看他还在睡，可是睡不踏实。“怎么啦，艾克？”她问，“做恶梦，还是怎么？”没什么，他叽哩咕噜着说，他很好；她就走了。但他很不舒服，怎么也睡不着了。他忽然感到胸口一阵剧痛，于是下了床，通过走廊，到了她的房里。他说不出话来了，只是揉着胸口，表示那儿难受。她想起了吃生葱的事，就给了他一杯氧化镁乳浆喝了。她感到很不安，因为这种情况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他从来没有说过胸口痛。她拿起电话，找总统私人医生霍华德·麦克·斯奈德少将讲话，他住在劳里的单身军官宿舍，离这里大约有四英里。她把经过情况告诉了他，说：“你最好来一趟。”
这话对斯奈德是不值说得的。那些症状，任何大夫听到都会大吃一惊的。他在睡衣外面匆匆加上一件外衣，对司机说，“拉斐特街七十五号，赶快。”他们一路不顾红灯拦路，急驰而去。3点12分，大夫来到总统的床边。总统满脸通红、浑身出汗，非常难受。他的脉搏极快，血压也高。斯奈德拿起听诊器听了听胸部，几分钟便得出了明确的诊断。总统得的是冠状动脉血栓形成症。他的心脏已经受到损伤，损伤到什么程度，斯奈德这时还说不准。他给他吃亚硝酸戊脂和盐酸罂粟硷扩大血管，又加用了吗啡防止发生休克，然后又给他住射了一针肝素以免血液凝结。3点45分，又给他打了一针吗啡。艾克终于酣睡了，危险期逐渐过去了。斯奈德决定暂时对任何人，甚至对艾森豪威尔夫人，也不讲。他们帮不了忙，一家子慌慌张张，只会妨碍总统脱险。
差不多足足四小时，始终只有斯奈德大夫一人守在总统床前。快到早上7点，灰色砖房里其他人也都醒来了，他便派人找来安·惠特曼。他对这位秘书说，总统有些不舒服，是消化不良。10点35分，这句话传到报界，立刻，全世界都知道了。这时，斯奈德认为他不能再隐瞒其象了，便冷静地把实情告诉了艾森豪威尔夫人，并打电话给丹佛市郊菲西蒙斯综合医院心脏科主任大夫，请他带心电图描绘仪来。艾克在11点45分醒来，神志清醒，但软弱无力。描绘仪记录下来的心电图摊在杜德夫人餐厅的桌上，完全证实了斯奈德的诊断。他把夜来的情况告诉艾克，并说，“我们想送你到菲西蒙斯去，”按着又说，不必用救护车了。总统点点头，又让他通知特工人员。艾克由人扶着下了楼，坐进一辆候在路边的轿车，开了九英里路，来到那家医院。轮椅推着他住进了一套特别病房的氧气间里。
当天下午2点半，在劳里的新闻秘书人员告诉那里的白宫记者们说：“总统刚才患了一次轻微的内科的——让我们把‘内科的’几个字划掉——总统刚才犯了一次轻微的冠状动脉血栓形成。他刚才已经进了菲西蒙斯综合医院。他是坐自己汽车去的，也是自己从房间里走上车的。”
他最后那句话，却被一派惊惶混乱的气氛淹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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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华盛顿，是下午4点30分。吉姆·哈格蒂是那天早上休假刚回来的。丹佛向报界宣布总统患心脏病之前不一会，他已经从电话里知道了这个消息，当即打电话到副总统尼克松家（他的家是一所白色砖房，坐落在华盛顿高级住宅区斯普林谷）。尼克松一家刚从邻家参加婚礼回来，副总统正在看《华盛顿明星晚报》上关于艾森豪威尔患消化不良症的那段简讯。哈格蒂在电话里问他，“迪克，你在休息吗？”尼克松说没有，于是总统新闻秘书便用非常平缓的口气把情况告诉了他，说，“再过半小时左右，就要向报界宣布了。”只听尼克松叫了一声，“我的天哪！”
副总统挂上电话，心神恍惚，走进起居室坐下。据他后来回忆，他在那儿至少有五分钟没有说一句话。等那阵惊恐的感觉慢慢过去后，他便同司法部副部长威廉·罗杰斯通话，让他马上来。罗杰斯的汽车来到后，消息己在全丹佛传开了。于是尼克松家里的电话，便从此响个不停。门口聚集了一大堆人，有邻居，有记者，有摄影员。尼克松决定不对报界发表任何意见，尽量呆在家里不露面。晚饭后，外边吵嚷得更紧了，他便决定去贝塞斯大街罗杰斯家躲一躲。这简直象电影里的潜逃似的：由罗杰斯打电话给他妻子，让她把汽车开来停在远处街口，马达不熄火。然后，在九岁的特里西娅·尼克松跑到草坪上引开了人们注意力的当口，只见尼克松和罗杰斯两人从侧门冲了出去，穿过小巷，跳上汽车便走。
※※※
这天，苏格兰的普雷斯特韦奇地方天气微雨多寒。总统助理，谢尔曼·亚当斯，和安德鲁·古德伯斯特上校到了那里的美军基地总部。亚当斯对美国驻欧军事设施进行了四个星期的视察之后；是来找格伦瑟将军，联系乘当晚的飞机回华盛顿。他们寒喧未已，基地司令官就跑来说，刚听说总统心脏病发作，已经在丹佛住院了，详细情况还不知道。亚当斯登时一闪念：丹佛拔海五千英尺，对心脏病是好是坏呢？接着又想，艾森豪威尔如果要病，目前倒是一个好时机：国会正休会期间，艾克手头没有什么作为国家首脑该办的事，总统一年工作数此刻最清闲了，至于明年的工作计划，现在刚刚着手，暂时还不用他来过问。
可是华尔街却不知此中原委。星期一上午，正当亚当斯的飞机临近美国海岸之际，那有如哈哈镜一般惯于夸大反映美国情绪起伏的股票市场，在紧张的气氛中开盘了。倾刻间，多种股票，纷纷直线跌价。道·琼斯股票行情指数平均下降到了444.56；据估计总损失达一百二十亿美元；这是股票市场大崩溃以来华尔街从未经历过的最惨的一天。
亚当斯恰好赶上同尼克松、罗杰斯、杰里·帕森斯一块吃午饭，于是艾克的病成了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人人的唯一话题。吃到一半，丹佛来电话，说：波士顿的著名心脏科专家保罗·达德利·怀特大夫刚给总统作了初步检查，出乎意外，结果使他非常乐观。他说艾克的情况基本不错，精神也挺好，如果一切顺利，两星期后就可以稍稍恢复一些工作，再过几个月，也许就能完全担负起总统的重任了。怀特大夫说：的确，只要不出现什么意外，艾森豪威尔应该还是可以竞选连任总统的。在这种预断的鼓舞下，股票市场，星期二开始回升。政府的头头们又聚在一起午餐了，这次是在财政部大楼汉弗莱部长的办公室里，研究的是总统缺席期间如何进行各项工作的考虑。
整整一周，华盛顿到处流传政府最上层内部彼此不信任不和的种种传闻，实则全无根据。当艾森豪威尔远在一千五百五十一英里以外辗转病榻之际，他那备受责难的工作班子倒是一直在顺利运转。星期四，尼克松主持内阁会议，宣读了丹佛上午发布的公报——说总统昨夜第一次出了氧气间，通宵情况很好——接着在杜勒斯汇报外交情况之后，布劳内尔提请会议讨论代行职权问题。其后几天，随着工作的开展，尼克松“代表”总统签署了几份文件，而总统办公室的工作则由亚当斯负全责。从此，在艾森豪威尔养病期间，亚当斯每周飞丹佛一次，向总统汇报内阁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开会情况。送到总统病榻前去的，只有一些极端紧迫的问题。当日象这徉的问题并不多，国情咨文算是一大件，那也得1月份才等用。
按亚当斯的说法，这年秋天“政府里真正关健的人物”是保罗·达德利·怀特。9月底，怀特大夫已成了全国最知名的大夫了。他那用语明确的诊断书使报界和全国人民都感到宽慰，同时在他的鼓励下——有时实际是由于他的坚持——总统的左右才消除顾虑，把公事送给病中的总统。“你听着，”怀特对哈格蒂说，“他现在躺在这里，是个病号，但毕竟还是美国总统啊。他想工作嘛。”10月14日，艾克告诉亚当斯，他见好了，又说：“真怪，要不是大夫说我有病，我真以为得心脏病的是别人呢。”
那天是他六十五岁生日，医院大厅里堆满了装着贺信的邮袋。总统再三再四对来访的客人说，这些来信实在叫人感动；又对玛咪说，“真了不得啊，你想全世界的人都在为我祈祷呢。”那一天使他高兴的莫过于白宫记者团送来的礼物：一套大红睡衣，领口每边各绣五颗小巧的金星，胸前的口袋上绣着“好多了，谢谢”几个字。为了使这身盛装配套，美联社的梅里曼·史密斯和《芝加哥论坛报》的劳伦斯·伯德还合送了一条三角九分钱的黑底银点的牛仔式领带。艾克很高兴，告诉怀特说，他从来没有穿过这样了不起的睡衣；于是怀特大夫一有机会就让他穿。怀特悄悄对总统的侍从人员说，可别小看这种事，害心脏病的人最忌的就是恢复期间情绪不好。
按那一阵情况看，艾克随后也许不至于发生什么问题的。菲西蒙斯医院给他作了透视之后，让他出院了。他在11月11日回到白宫度周末，14日，同艾森豪威尔夫人一起坐车去了他的葛底斯堡农庄。有七千宾夕法尼亚人出来欢迎他，举着“艾克，你回来我们高兴”；“欢迎艾克，玛咪还乡，”的标语牌。12月22日，他主持了病后第一次的内阁会议，地点在戴维营。全体出席人员都注意他人虽瘦了，精神看来还不错。他说，看到一篇社论，对他不在时内阁工作也挺好的情况表示惊讶。他微笑着说，这篇文章言外之意是，内阁过去的情况比这更好。亚当斯特别提到：“他很敏捷、果断、热情。我看得出，内阁里的人看到这些都挺高兴。他们有些人对总统这样快就复原了，无不表示惊讶，而感到意外地高兴。”
不过，回到了葛底斯堡，阴郁的心情却又冉冉而生。12月天，又阴、又冷、又潮；农庄里离高尔夫球洞二十米以内的场地既枯黄，又潮湿。他整天关在屋里，正如哈格蒂所说，忍受着“身非总统的悠悠烦恼，真是可怕啊。”整整五个难堪的星期，他每天拿一支高尔夫球棒当手杖，在农舍附近踱步，忍受着只有害严重忧郁症的人才能体会的那种非同寻常的痛楚。在他的冠心病发作后的那两个月里，他自己也好，同他关系密切的人也好，谁也没有认真想到他还能够争取连任总统。现在他在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了。怀特看不出为什么他不可以继续留在白官。总统对身边的人说，这事值得仔细琢磨琢磨。
1956年1月8日在基韦斯特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提出了这个问题。艾克是为了想在这里干几天工作，运动运动，才坐飞机来到这里的。那天他到外边散步了半小时，记者围上来，问他的政治前途如何。他答道，“这类事情需要考虑的方面十分错综复杂，当然，我得同我最信任的顾问商量。”他还说，当美国总统，恐怕是世界上最累人的工作了，但是“正象我过去曾说过的，也有它令人鼓舞的一面。”会后，记者们彼此探索他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结果，他们差不多以五对一的多数断定，艾克在本届任期满了以后是要告退了。
他们中的少数人却不那么肯定：他们到处打听一些一直在流行的传闻，说总统正准备开一个会来研究这个问题。果然不错，这个会就在那个星期开了。艾克开了个玩笑，特意把会期定在1月13日星期五的晚上，而且不多不少摆了十三个座位。【按西方迷信，十三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星期五也不吉利。——译者】他们在这所官邸的宴会厅晚餐时，艾森豪威尔夫人也来了，随后他们回到二楼客厅，她这才离开。艾克背着壁炉坐下，提出要在座的人都坦率地谈谈他到底应不应该争取连任，理由何在。显然，风往哪边吹，可说是不用怀疑的了。亚当斯事后冷冷地说，“谁能想象，总统找那么一帮人来只是想听取正反两方意见争吵不休……如果艾森豪威尔想为自己下台找个好理由，他哪能到他一手任用的这帮人当中去找呢？！”
亚当斯、汉弗莱、杜勒斯、哈格蒂，萨默菲尔德、洛奇、帕森斯、莱恩·霍尔、布劳内尔、霍华德·派尔和汤姆·斯蒂芬斯——一个接一个对总统说：没有他可不行啊。接着，不愿乃兄再次竞选的米尔顿·艾森豪威尔把两方面的意见归纳了一下。总统当时没有表态。他似乎直到2月13日还没拿定主意。13日上午他在内阁会议上提起他原定在就职演说中就说明只打算担任一任总统的，可是后来听了别人劝告没有那么做，现在不免后悔。不过，这时亚当斯已经照着大概要在白宫再呆四年的架势去办事了。总统还在基韦斯特，他这位大助手便己叫白宫的木工把总统的交际秘书的办公室缩小，隔出一间相通的小间，好放下一张行军床，一把躺椅——作为保罗·达德利·怀特建议过的让艾克午饭后可以休息休息的地方。亚当斯希望怀特大夫会始终完全支持艾森豪威尔争取连任，结果不负所望。2月14日，怀特在他的最后一份诊断书中，竟排除了对病人精力的最后一点顾虑。这次拍的心脏透视片和发病后的片子没有两样，这表明他虽然自一月以来就恢复了正常活动，但心脏并没有扩大现象。怀特说，如果总统再次参加竞选，他一定投他一票。
第二天总统坐飞机到汉弗莱部长的佐治亚农庄，又打高尔夫球，又打猎，试试体力。结果他觉得挺好，这就使他下了决心，要参加竞选。星期二下午4点，他把决定告诉了亚当斯、尼克松、帕森斯和霍尔。2月29日星期三上午10点37分，他在印第安条约厅向报界宣布了这个消息。他说，“如果问我是否参加竞选，我的回答是正面的，也就是肯定的。”
10点52分，全国各广播系统播出了关于这事的首次报道。这时，众院军事委员会正听取战后通讯工作改革的宏伟计划，由一位证人复述一长串的统计数字。议员们听得纷纷打起盹来了，记者百无聊赖，只在纸上乱画。独有主席路易斯安那州众议员爱德华·林伯特一人却睁着兴奋的双眼。忽然间，他使劲用木棰一敲桌子，大声叫道，“先生们，总统刚才宣布他决定竞选了！”一阵激动的情绪慢慢安静下来之后，来自伊利诺州的同事问赫伯特是怎么知道的。电话铃一直没有响过嘛，没有人递给他什么条子，也没有人进来过。赫伯特只得红着脸承认，他根本没有留神证人说话，却只顾偷偷听他外衣口袋里的小半导体收音机；他挂着耳塞子，装作用助听器的模样。
当晚，艾克通过从椭圆形办公室发出的电视广播中，对估计不下六千五百万的观众说：“我真想今天晚上就到你们家里去，因为我觉得应该同你们当面谈谈我今天作出的一个决定，这是经过好几个星期极其慎重、极其虔诚的考虑，才作出的决定……我已经决定：如果共和党提我作候选人，我就接受提名。因此，如果我国人民同意选举我，我就连续担任我现在担任的职务，为他们服务。我认为，我必须让美国人民来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
电视讲话后，他和电视顾问罗伯特·蒙哥马利闲谈，这时，一位电视广播工作人员问他要不要留着他办公桌上的一块大约一英寸高的铜牌，牌上刻的是拉丁文格言Suaviter in Modo，Fortiter in Re，和英译文，意思是：“待人温良，遇事果敢。”总统笑笑说，“我还是把它藏起来好，免得让人觉得我是个书呆子。”
本国真正首屈一指的那个书呆子，这时倒也不乏风趣。有人问艾德莱·史蒂文森，对总统的决定作何感想，他答，“艾森豪威尔决定再次竞选的真正原因，是他万难忍受退居葛底斯堡农庄，而由本森担任农业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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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当1956年盛夏，从拉希莫山到西弗吉尼亚州，玉米都长得很高了。美国至少暂时似乎又回到了意气轻浮的二十年代，人人沉醉于耸听的琐事，酣热的乐曲，恬静的政治，吹捧运动员，追求好汽车。通用汽车公司的重事长哈洛·柯蒂斯成了《时代》周刊选定的本年“风云人物”。精巧的“漫游”牌汽车是底特律盛极一时的杰出产品，有些共和党人此时不禁遐想起来，美国汽车公司的乔治·罗尼会不会有朝一日也当上一任总统呢？
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改变美国地貌方面的一大贡献，州际公路网工程这时刚刚动工，最后要搞成四万一千英里新公路——速度高、岔道少、线路直达的干线。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破关荒的大工程，全部费用估计将在二百三十亿到四百一十亿元之间（实际花了七百六十亿元）。中西部一带内陆城市的商业从此面目一新，单说从芝加哥开车到印第安纳波利斯便由六小时减到三小时。公路沿线的服务行业日后竟发展为拥资亿万的企业，客运、货运在精心施工的水泥干道上奔驰于全国各地，既迅速，又安全。
恰巧这时，吉姆·贝利在1956年俄勒冈的一英里赛跑中跑出了二分五十八秒六的记录；不足四分钟跑完一英里，这在美国还是第一回。美国人不仅向新的天地前进；他们简直有点迫不及待了。那一年，按商品和劳务折合的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是四千亿美元，而通货膨胀则微不足道。但2月间确也出现了一点不妙迹象：二十四年来不变的邮费变了，一级邮资由三分钱涨到四分钱，航空信由六分涨到七分。
这时工商界对生产率增长虽是沾沾自喜，教堂布道和报刊社论却不免悚然于美国生活的日趋狂乱。不过，就自杀人数而言美国在世界各国中倒并不领先，这和一般人的错觉相反。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美国的自杀率为每十万人中十点八人（男性十六点一，女性四点三），名次远远落后了，既低于丹麦（二十四点一），也低于奥地利、瑞士、日本、瑞典、西德、芬兰、法国、英格兰、威尔士。当然，美国人现在比较容易得到精神病科的治疗，而且1956年以后，那班神经过度紧张的大人物都可以吃氨基甲酸脂镇静药来求得片刻安宁了，这是一种神效的镇静剂，一般都叫惯了它的商标名字“眠尔通”。《时代》周刊径称眠尔通为“万事大吉丸”。这种药最初畅销于纽约的麦迪逊大道和好莱坞。好莱坞的落日大道和高尔区的一家药品杂货铺子当窗贴着一张红色广告：“注意，本店现售眠尔通！”米尔顿·伯利感慨地说，“我真想改名眠尔通·伯利了。”总之，那是兴味索然的一年。
这时，四十年代名噪一时的运动员都渐渐面临他们那一行日薄西山的晚景了：乔·狄马乔己经年过四十，重量级拳击冠军早已改属弗洛伊德·帕特森。体态臃肿，动作迟缓的乔·路易斯这时只是勉强厕身职业摔跤界，悄然无闻。杰克逊·波洛克已经去世了，继起的是利伯雷斯，每次出场总是由他的一步也离不开的妈妈陪着。格雷斯·梅塔里奥斯和弗朗索瓦兹·萨冈呢，已经崭露头角了，奈何听者藐藐。另一位新出名的青年歌手也一样，此君的歌声似乎无处无之，只听他唱，“哦哎－哎－哎－哎呢－呢”要不就是：
『阿伍卜巴帕鲁巴卜！阿洛卜巴姆布姆！
土蒂弗鲁蒂！奥鲁蒂！
土蒂弗鲁蒂！奥鲁蒂！』
这年秋天，埃尔维斯·艾隆·普雷斯利在《好好爱我吧》一片中进入电影界。他作为配角唱了四首歌，以摇滚音乐杂以南方民歌风格和爵士音乐变调的唱腔熔于一炉，竟博得片中最突出的地位。从此他便终年在南部、西部表演，奋力逃避那些发疯也似的追他不放的爱穿半长裤的少女，一心兜售他初次灌制的密纹唱片集——锯《公告栏》杂志每周所作统计，销路竟一下子跃居首位——象“别那么无情”和“伤心旅店”这类单张唱片，都卖出了一百万张以上。
在少女们的父母眼中，普雷斯利是可怕的。他穿着宽松的上衣，紧包的裤子，微愠的眼神醉眼朦胧，噘起的嘴唇微微开合，一手抓住扩音器，猫着腰，用屁股憧击吊在身后的吉他。主持电视节目的人是从来不肯把镜头移向他腰部以下的；他们说他太下流了，这话不假。不过，那正是他叫座的秘诀所在啊！十几岁的少女用铅笔刀把他的名字刻在自己臂上，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就猛送礼物，想把他勾引走。有一次在阿马里洛，记者问他有没有意思要结婚，他回答说，“你既然能隔着禽笆挤到奶，干嘛要自己买牛呢？”
台下的普雷斯利倒是挺直爽，讨人喜欢的。他不象利伯雷斯，从不吹嘘自己的音乐才能。他记得十二岁的时候有人送给他一个吉他，“我拿它胡乱拨弄了一两年，但是从来没有认真学过。”后来他对开卡车开厌了，就带着吉他跑到一家唱片厂去，“我弹吉他的声音据说象敲水捅盖。幸好这个厂子的技师自己开得有一家太阳唱片公司，说我嗓门不寻常，过几天说不定会来找我。”普雷斯利在他的唱片开始卖的时候，雇了一位经理人，这人说，“他唱的也许并不真象南方山歌，但听众的反应是一样的。”
普雷斯利为人粗俗，人们把埃尔维斯念作“佩尔维斯”【“埃尔维斯”是普雷斯利的名，“佩尔维斯”（pelvis）是指人体的骨盆部分。这里的意思是“扭屁股的埃尔维斯”。——译者】，而这却正是他动人之处。他喜欢长时间泡在公共游乐场坐躲闪车玩。他身穿价值一万元的金丝夹织的服装，家里有好几辆五颜六色的卡迪拉克牌汽车。他非常爱护他的头发。（可惜己经看出是个少白头）。他雇了一帮身强为壮的小伙子做保镖，又陪他玩。他住在一所四周布满岗亭的趣味恶俗的大院里。他要上夜总会，就事先去电话，让人采取预防措施。他学着国王，身上从不带钱。后来，他跟戴维·沙因一样，也被征入伍了，派在德国，备受当地新闻界的注意，简直把他着作美国文化的象征。
普雷斯利真人和他在电影里扮演的那种闹剧角色没有多少差别。在这一点上，他算得是一个生得其时的杰出人物。须知在1956年那种气氛中，哪里会有真正悲剧的地位呢？许多严肃的大事不是被漠视了，就是草草一笔带过。这里，值得深思的一件事是：1956年7月20日是美国历史上无比重要的一天，报纸上定大标题的人却只惦记着艾森豪威尔终于把预算搞平衡这件事，竟谁也没有注意到根据1954年日内瓦协议，那一天应该在越南举行自由选举。由于选举不能如期举行，便产生了越共、内战，进而引起了美国的干涉；但那时的评论家谁有功夫去考虑这些问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