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当时博得人们注意的那些惨案祸事，却是明白易见的；无非全是市井小报赖以糊口的话题。那年头奇闻可不少：纽约的劳工问题专栏作家维克托·里塞尔被人往脸上洒镪水，两眼瞎了。赫苏斯·德加林德兹博士在曼哈顿地铁车站附近突然失踪，据推测可能是被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拉菲尔·特鲁希略派人给绑走杀害了。海军陆战队的一位教练带领着七十四名新兵在南卡罗来纳州的巴里岛附近泅水，遇到潜流，溺死六人。联邦调查局在波士顿破获了布林克公司的一宗二百七十七万五千元大抢案。还有，匈牙利的大叛乱原来是自由欧洲电台的罪过，是他们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多方唆使，一手搞出来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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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6月，美国研究所的一位编辑，菲利斯·布朗女士在威斯康里的银行家年会上娓娓动听地讲了女性的种种脆弱天性。她说，千万别对女人说她不合逻辑，“一般妇女的思想总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那就是，她对一件事情的直感便是最有说服力的理论根据。”布朗小姐还劝他们要多说女人好话，少说男人好话。要记住，女人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的。
《时代》周刊以一种颇有气度的幽默感引述了这位汤姆阿姨的谈话。在该刊的另一期上，编辑们为了想教一位自以为才识过人的妇女有所收敛，报道说，“法国的西蒙娜·德博瓦尔，正如她痛心地称之为属于‘第二性’的姊妹们一样，为了谈话，是连饭都可以不吃的。”许多由男人编辑的妇女杂志对订户们也总是百般迁就。《妇女家政杂志》的一位编辑对一位作家说，“如果我们收到一篇谈女人的文章，描述这个女人进行了某种出乎常规的冒险活动，而且完全是她自己干的，那么，我们就认为这个女人必然是出奇的莽撞，精神不正常。”作为女性业绩的最高典范，该杂志向读者介绍了得克萨斯的一位家庭妇女，说她每天早饭后一小时就梳洗停当，逢人便说，“一到8点半，我最小的孩子上学了，里里外外都收拾干净，我也打扮好了。我可以出去打桥牌，逛俱乐部了，要不就在家里看看书，听听贝多芬，纯粹自由自在地消磨时光。”
但是有心人不难看出，种种迹象表明，她的姊妹们其实未必全都象她一样满足于桥牌、俱乐部。1956年《麦科尔》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私奔的妈妈》的看来平常的小说，结果大出意外，竟比该刊发表过的任何一篇小说都引起读者的注意。不久，《红皮书》杂志发表了一篇讨论《年轻的妈妈为何自比笼中鸟》的文章。它竭力促请一切有这种感觉的年轻妈妈参加讨论——结果两万四千多人应征写了文章来。但是说妇女应该争取别当漂亮的主妇的想法，实在过于离经叛道了，很难站得住脚。因此对于单身的年轻姑娘来说，婚礼的圣坛仍然是她们唯一可行的归宿，而那些有幸伴随一位如意郎君走近圣坛的女人，一样能够变成显赫人物。1956年的名新娘中计有原为玛格丽特·杜鲁门的小克利夫顿·丹尼尔夫人，成为波菲里奥·鲁维罗萨的第五任夫人的奥迪尔·罗丹（先于她的四个是达妮埃尔·达里厄、多丽丝·杜克、巴巴拉·赫顿和拉菲尔·特鲁希略的女儿）。但那年的头彩却被一位出生费城的漂亮的女演员夺得了；她原是服装设计师奥列格·卡萨尼和男演员让－保罗·奥蒙热烈追求的对象，终于勾上了堪称欧洲首屈一指的单身汉：摩纳哥大公兰尼尔三世。若问格蕾丝·凯利究竟是怎样得手的，这个谜只好留待美国的主妇们，在她们使用自动洗衣机和替丈夫洗磨电动剃刀刀片时细细去琢磨了。凯利的父亲只是对人说，“格蕾丝是在法国的里维埃拉遇上他的。她到那儿是为了拍一部片子，叫“捉贼记”——结果瞧她捉回一个什么！”
老凯利是费城的合同商，也是个政界人士，早年曾获得单人划艇赛的冠军，所以他自己也一度是争夺对象。他回忆那位大公初次拜访他家时的情况说：“我原以为他至多呆一两小时。可是他呆着，呆着，一直呆着不走。”老凯利不由得警惕起来。（“她跟着出去玩的那些没规没矩的小伙子，我是一般都看不上的。”）然后，兰尼尔提出向格蕾丝求婚。这件事对她来说实在太重大了，于是把她支开，由男人家来商量。凯利对兰尼尔讲了一番任何一个有女长成，幸得君王宠爱的美国大亨都应牢记的话。警告兰尼尔不要忘了他那号人的地位所带来的弱点：“我对大公说，什么王族身份，我们毫不在乎。我告诉他，我恳切希望他不要象某些王公一样整天东跑西颠，如果那样，他就会失去这个了不起的好姑娘的。”凯利太太把她代女儿记述的回忆录（《我的女儿格蕾丝·凯利，她的生活和恋爱史》）的版权卖给了赫斯特报业系统。《芝加哥论坛报》为格蕾丝抱屈说，“教养如此的女子，却嫁给一个赌场的后台老饭，”分明在影射摩纳哥的蒙德卡罗赌窟。但是实际拥有蒙德卡罗的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由于只要格蕾丝能给她丈夫传种接代，他就可以照旧不向法国政府付税，因此欢呼说，“我真高兴极了，”马上给康纳哥红十字会捐了一百万法郎。
凯利和兰尼尔的婚礼是米高梅电影公司的新闻负责人渴望已久的一件大事，原因之一是米高梅公司的宣传部门曾经促成其事。4月12日，美国出口公司的班船“宪法”号开近法国海岸，把格蕾丝送上了大公的白色游艇“青年”二号的甲板，随她来的有八十位婚礼客人、二十四位专栏作家、四只大箱子、二十个帽盒、三十六件其他妆奁和新娘的一只法国卷毛狗奥利弗。天上有奥纳西斯的私人机队的一架飞机向游艇大散其红白二色的康乃馨。岸边传来阵阵电喇叭声、汽笛声、火炮声，二十一响的礼炮声，闹成一片。码头上的记者真正是黑压压的一片——从世界各地来了一千五百名记者，比上年去日内瓦采访首脑会议的人还多。兰尼尔上得岸来，和格蕾丝并肩坐上一辆绿色克莱斯勒皇家牌轿车，却发现竟被五十来个摄影记者挡住了去路。至此，似乎谁都到了摩纳哥，可是恰恰缺了新夫妇最盼望的人物；欧洲显赫的君王辈。伊丽莎白二世是早就谢绝不来了，大陆各国的王室也都学了她的样。英国派在摩纳哥的只是一位低级外交官。至于，伦道夫·丘吉尔呢，此公当时恰巧在摩纳哥，便忿然说：“我到这儿来，难道是为了结识凯利这号俗气人吗！？”
伊丽莎白避开了各国报纸拿她来做文章，但另一些大人物却满不在乎。艾森豪威尔总统派来了旅馆业巨头康拉德·希尔顿代表他参加婚礼；阿加汗偕夫人到了。率领蒙德卡罗的文学界恭与其盛的是萨莫塞特·莫姆。还有那痴肥的埃及废王法鲁克，只见他蹒蹒跚跚在爬圣尼古拉教堂居中的台阶。这可教管事的人好不心烦，因为这原是专给新郎新娘一群人走的啊。于是只得把法鲁克请到一边，让主人们上来。不久，只听得格蕾丝一声“Je veux”【法语：“我愿意”西俗婚礼中女方对牧师所提的一连串问题的答词。其实质等于女方单方面宣誓忠于其夫。——译者】，便一举取得了多少封号：两个公主封号，四个公爵夫人封号，九个男爵夫人、八个伯爵夫人、四个侯爵夫人、一个子爵夫人的封号。她收到的礼品，光算钻石就值二十五万美元，在那大喜日子里，小偷扒走的东西竟值十五万美元之多，但对包办盛典开销的奥纳西斯来说，反正不是什么亏本买卖就是了。8月，兰尼尔宣布夫人有孕，于是摩纳哥全国满街跳舞，篝火齐明，又放炮，又吹号，自是一番庆祝。于是《纽约每日镜报》这才用上了它保留了将近一年的新闻标题：摩纳哥天气预报：2月份将有一个小小多雨天。【标题原文为“A little rainier in February”有双关意。（2月份将产小兰尼尔）。兰尼尔原文为Rainier可作“多雨”解。——译者】
说起法鲁克，自从他挟其色情的珍玩秘藏逃出开罗，已经四年了；这时间，埃及早成了军人集团的据点。1956年6月，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中校一跃而为军政府的领袖。当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自以为对纳赛尔有十足把握，便给了他一顿教训。结果惹出一场小小的战争，而且，说来有趣，倒是替艾森豪威尔争取连任总统帮了一个大忙呢。
纳赛尔在冷战中是中立的，杜勒斯当然对他讨厌透顶。原先美国一直想把埃及拉进西方阵营，为此，华盛顿头年冬天告诉开罗说，美国愿意借给埃及五千六百万美元，用来修建尼罗河上跨度三英里的阿斯旺水坝。但是纳赛尔却不感恩：它承认红色中国，企图破坏巴格达条约，宣布准备访向莫斯科，以价值二亿美元的棉花交换捷克军火。这样一来，杜勒斯便在7月19日公开撤消了这项贷款决定。当时国务院中东科的职业外交官也曾警告杜勒斯说，纳赛尔可能占领苏伊士运河作为报复。纳赛尔果真这么做了。他还放言：“我要瞪着美国人说：教你们都气死吧！”又说，“我们要修大坝，我们爱怎么修就怎么修。苏伊士运河每年收入一亿美元，我们干嘛不把这笔钱自己拿过来？”还说，“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血汗，自己的资金。还要由埃及人自己来管！埃及人！埃及人！”
不过，这个打击并没有落到美国头上，而是全部落到了英法头上。由于华盛顿一帮反殖民主义者的催促，英国在6月从苏伊士运河撤出了最后一批军队。这时纳赛尔却切断了英法工业的主要石油来源。按每天通过运河的一百五十万桶石油中，一百二十万桶是去西欧的：欧洲大陆取暖和生产用的全部用油，足有三分之二要靠苏伊士运河，其余三分之一则来自阿拉伯人可以很容易破坏的陆上管道。因此，这对伦敦、巴黎来说真是一大危机。这个局面就是遇到迪斯雷利般的能干人也不好对付，何况眼下唐宁街10号的主人哪里是什么迪斯雷利呢。他是安东尼·艾登爵士，此人当年是丘吉尔麾下了不起的外交大巨，现在却疲惫得不成样子了。这副首相重担，他实在无法胜任。他夜里睡不到五小时，不断吃安非他明药片【一种解乏、镇静神经药。——译者】，勉强支撑着。几年后，药物专家发现这种药可以使一个有头脑的人丧失对事物的判断力，而艾登在1956年的情况可不正是这样！
这时艾登和法国总理居伊·摩勒认为他们的困难是杜勒斯造成的，因而对华盛顿采取不理会的态度。他们决定按照他们自己的办法（更确切地说，是按照以色列总理戴维·本－古里安所主张的办法）来解决问题，在本－古里安看来，现在同可恨的埃及人算帐，是再好不过了。俄国正忙于应付匈牙利一天紧似一天的危机，美国正处于大选期间，英国人和法国人对纳赛尔正在气头上，力求一战。本－古里安提醒他们说：在某种情况下，英法是可以利用某种合法借口，派一支联合远征军去中东采取行动的。按1950年的三国宣言规定：如果以色列和埃及之间爆发战争，英法就可以重新占领苏伊士运河。本－古里安表示，他将欣然提供这种借口。艾登、摩勒二人称是，大计遂定。
10月末，中央情报局收到一些令人不安的报告：以色列已在动员，十多万以军已经进入毗邻埃及的边界线，坦克也作好了西击的部署；而英法两国的外交部却越发显得沉默起来。在华盛顿看来，英法现在态度这样正经未免令人不解，好象是在故意避嫌疑，以便日后好洗刷干系。不过，没有料到他们竟会串通了耶路撒冷在搞密谋。10月28日（星期日），正在沃尔特·里德医院住院体检的艾森豪威尔就不相信这一点。他一边在医院的楼道里来回走动等待检查，一边起草写给本－古里安的文件，苦笑着说，“唉，以色列，钡餐，【钡餐（Barium），体检用的口服试剂。——译者】凑在一起真够呛。”
第二天以色列动手了。华盛顿时间下午3点，电传打字机嘎哒嘎哒打出了第一份新闻公报：以色列军越境进入埃及国土。现在，艾登和摩勒已经拿到借口了。他们故作姿态，同时向耶路撒冷、开罗两处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双方立即放下武器。艾登在下议院宣布，“我们已经要求埃及政府同意让英法联合部队暂时进入各重要据点。”如果这一要求遭到拒绝，他说，英法军队“就要使用必要的兵力”对苏伊士进行干涉。
这时，艾森豪威尔己经离开医院到南方竞选去了，便匆匆赶回华盛顿。星期一晚7点，首都暮霭初降时，他的汽车从西南门进了白宫大院。他同亚当斯、雷德福、杜勒斯兄弟俩商量以后，批发了哈格蒂草拟的如下声明：“会上，总统追述了本届政府和上届政府都曾保证美国要对遭受侵略的中东国家进行援助。我们将谨守诺言。”星期三，以塞浦路斯为基地的英国轰炸机群袭击了埃及机场。艾森豪威尔说：“我实在不明白这些人犯了什么疯病。照说也算是有头脑的人嘛，竟干出这种荒唐透顶的事来，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可是：“我们总不能对弱者实行一种法律，对同我们结盟的国家实行另外一种法律啊。”他在星期三电视广播里对美国人民讲的也正是这一点。英国人、法国入认为这场乱子全部应该由杜勒斯负责，简直气极了。艾登表示，无论联合国提出什么停火建议，他一概拒绝。星期六，早已筋疲力尽，身心交瘁的杜勒斯倒下了，胃溃疡引起了胃穿孔，进了沃尔特·里德医院作了两小时半的手术。周末，全世界似乎都是大战临头了。这个星期天，白宫得到了英法军队正在塞浦路斯上船准备入侵苏伊士运河的消息。第二天一早，英国的空降部队开始在运河北端降落。当晚，布尔加宁对艾登、摩勒和本－古里安发出警告说，他们的军队如不立即撤出，行将成为装有核弹头的红色导弹的攻击目标。同时，布尔加宁向艾森豪威尔建议由美苏联合制止侵略。艾克非常恼火，对一名助手说，“这些英国人——我一向还把他们看作是我的左右手呢！”他告诉布尔加宁，俄美联合干涉是“不可思议的，”并指责这位苏联总理说：红军“这时正在残酷镇压匈牙利人民的基本人权，”苏联的建议，不过是企图分散人们对匈牙利事件的注意罢了。
这话可不是冷战的陈词烂调。艾克说的有理：俄国人在同一星期确实也犯下了滔天大罪。事过之后，共产党总是念念不忘苏伊士问题，而西方总是念念不忘匈牙利事件；事实上两件事一样恶劣。星期三，在英国皇家空军首次袭击运河区的前一天，布达佩斯反苏的暴乱分子拥戴伊姆雷·纳吉为匈牙利总理。星期六，全国都动起来了，纳吉宣布不承认使匈牙利成为苏联卫星国的华沙条约。俄国军队先从布达佩斯撤出，随即重新集结，粉碎了叛乱。布达佩斯的街头摆满了死难者的尸体，红衣主教约瑟夫·明曾蒂跑到被包围的美国大使馆去避难。匈牙利驻联合国的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出面干涉。洛奇提出了一个进行干预的议案，俄国人给否决掉了。艾森豪威尔从共同安全基金中动用了两千万美元，向匈牙利提供粮食、医药，并下令让两万一千五百名匈牙利难民进入美国，交待手下的人一定要由政府给这些人安排住处和工作。与此同时，他向布尔加宁提出了抗议。苏联总理冷冷答道：俄国和匈牙利自有办法解决彼此的分歧，不需外来的帮助。
1956年11月6日（星期三）上午，法国步兵占领了运河的东部。同日，俄国军队抓住了纳吉，联合国大会谴责苏联入侵。同日，六千一百六十一万六千九百三十八名美国人参加了总统选举投票；这时人人心中想着战争，而全国最出色的将军恰好列在候选人名单上。选民会把二者放在一起考虑，这是不消说的。他们这样做恐怕也是对的。的确，在那险恶的一周中，艾克始终处之泰然。一次艾登来电话，亚当斯正和总统呆在椭圆形办公室。艾森豪威尔热情地说，“啊，安东尼，你现在怎么样啊？”
亚当斯事后严肃地说：他的确向对方提出了一个问题。“我当时想，要答复这个问题，真不知要费多少唇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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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事情之后，总不免会引起一种政治上的一边倒的情况，这次也不例外。不过，即使纳赛尔没有动苏伊士运河，即使匈牙利当时一味服贴无事，艾森豪威尔也还是会再度当选的。任何民主党候选人都休想赶他下台，而对喜欢事后说风凉话的人来说，象艾德来·史蒂文森这等聪明人竟也没有着清这一点，未免是个怪事。盖洛普民意测验的统计数字表明，十个美国人里边不下于七人是信任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他在首任期间，己经取得许多在四年前看来似乎根本办不到的成就。朝鲜战争已经结束了，并没有引起经济萧条。麦卡锡已经彻底失败了。布里克修正案已被束之高阁，诺兰在国会里已经孤立起来了。共和党现在已经认可联合国的事业。除开斯泰尔斯·布里奇斯一人而外，再没有什么够身份的共和觉人主张入侵中国或者对俄国来一场预防性战争了。再说，艾克对国内许多问题的处理，也使人感到他确实是一位比表面看来更精明一些的政治人物。他的联邦公路修建计划已经超出了工程兴办署的预算。通货膨胀已经停止了。劳工所得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在逐渐增加。社会保险事业已经有所扩展。本届政府已建立了一套健全的反托拉斯计划；它的土地银行，由于为了农业界做了好事，已经使民主党人再不能用这个问题来大做文章了。
总统此外还有一些可贵之处，虽不那么具体却很有力，对他的竞选当然大有好处。只说他的为人，便是他响当当的政治资本。约瑟夫·艾尔索普写道，“艾森豪威尔最了不起的一大贡献，是使我们重新认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美国风格——他是通过自己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身体力行，为我们树立这种风格的。”理查德·罗维尔也深信不疑“艾森豪威尔每次代表我国讲话时，……总的说来，给全世界的印象是，他可以称得上是为世人所熟悉、所尊敬的少数几任美国前辈总统的当之无愧的继承人。”
这些说法当然不全面。如果问题真是仅限于上面说到的这些，那么民主党内部就不至于拼命去争夺提名了。在民主党看来，艾森豪威尔政府似乎是一攻即破的。这个“老大党”，越发是大企业主的党了。党内的自由派同老一辈保守派之间的斗争依然如故，闹得一塌糊涂。从中东的混乱局面可以看出，杜勒斯在国外的表演实在也不高明。不过略去这些不谈，倒是有三个超过一切的重大争议问题：一是总统的健康，二是副总统尼克松其人，三是民主党候选人的辩才和丰采。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是否能长寿？这个希望充其量也不过是个说不准的事。他如果再度当选，任满之前便年过七十了。他说过，当美国总统实在是世界上最累人的工作。一年前他的心脏病就大发作过一次。何况令人担忧的还不仅是他的心脏而已呢？原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前两个半月左右的时候，他还发过另一种病，结果不得不用救护车把他从白宫接走，在医院手术台上受两小时的折磨。
这事刚一发生，仿佛丹佛的那一幕又重演了。6月9日凌晨家住康涅狄格大道公寓里的斯奈德大夫被心神不宁的玛咪·艾森豪威尔来电话叫醒了。原来总统这时正在床上翻来复去折腾，说是胃痛。她该怎么办？喝氧化镁乳浆已经不起作用了。斯奈德大夫立即赶到了行政大楼。早餐后，哈格蒂发布了一份简短的公报说：“总统患胃病并感头痛。今晨斯奈德大夫来诊，并侍护在侧。总统心脏无问题。”但这公报远远不能使人放心，上次丹佛发生病变时，一开始不也只是说“消化系统失调吗？”随后又发出第二份公报，具体了一些：“总统患回肠炎（小肠最下部分发炎）”，为“预防意外”拟即移沃尔特·里德医院诊治。
这一天可忙煞了哈格蒂。他不停地对记者们说，回肠炎别瞧它来势凶猛，实际上并不严重。救护车在一排喇叭齐鸣的摩托车的护送下离开了白宫大楼。保罗·达德利·怀特也来了。（说“他们要我在这儿，怕万一需要做点什么，”）南卡罗来纳州的警察半路载了另一位外科专家，匆匆用喷气式教练机以超音速度把这人送到沃尔特·里德医院。这时，十几位外科大夫正在对总统的消化系统的下部进行检查。手术是非动不可的了——否则可能引起肠痈——但哈格蒂说得不错，手术不用担心。手术后，有人问主治的外科大夫伦内德·希顿博士是否认为艾克应该放弃竞选连任？他说，“我决不认为应该这样。”关于总统的寿命问题，他说，“我们想，这次手术只会使他延年益寿。”大夫都估计总统只需一个到一个半月的休养，就可以照常工作了，于是全国报纸都刊出这样的大标题了：大夫认为艾克可以照旧参加竞选。
史蒂文森的传记作者肯尼思·戴维斯日后认为，当时艾森豪威尔健康虚弱，“决没有成为他再度当选的障碍。反之，倒是他的又一次政治资本。他濒危而不死，倒反使他更富于英雄气概，比以往更受到人民的爱戴了。”戴维斯认为，这一点应该归功于他本人的气质，“归功于他能完美地表达全国的主导情绪，归功于他本人博得的热爱。”民主党人对艾森豪威尔声望之高是了解的，因此对他一直认真对待。
至于尼克松，可是另一回事。在野党的领导层眼见他经过反复考虑，再度竞选，不免怀着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情。他们满以为全国的人都跟他们一样讨厌这个副总统，于是便打定主意对他下辣手。史蒂文森说副总统“滑头”，“莽撞”，“缺乏经验”，“两面三刀”，等等。11月5号，他在明尼阿波利斯还对一群听众这样说：尼克松“现在收起了弹簧匕首，摆出一副高级童子军的模样来啦。”他还提醒大家说：这位副总统最近在本市公开说过，中东不会发生战争。史蒂文森和许多别的民主党人一样，确实感到如果尼克松日后竟然继任总统，那祸害可太大了。
反对党说什么，尼克松当然可以相应不理，他也正是这样做的。可是来自本党的批评却严重多了。说来有趣的是，“老大党”里当时被称为“倒尼运动”领袖的，竟是尼克松最崇拜的政治偶像哈罗德·史塔生。史塔生认为如果倒尼运动成功，总统是不会伤心的；这个说法不是没有根据的。艾克曾对一位顾问说过：他对尼克松的为人是有顾虑的，又说：“说实在，我对迪克观察过很长一段时间，简直不见他有什么改进。所以我真的不能相信他是一块当总统的材料。”
这时，党内的基层党员出来说话了。共和党的选民一直是拥护尼克松的，现在亮出了他们的态度。在新罕布什尔和俄勒冈州的初选中，有五万二千二百零二人都把尼克松的名字写在艾克的名字下边。这事使尼克松大喜，史塔生则不然。4月26日，副总统要求见总统，说：他如再度竞选实在不胜荣幸。艾森豪威尔叫来了哈格蒂。哈格蒂进屋来，看到这一对1952年的竞选老搭挡正相视而笑呢。据他回忆，总统对他说，“吉姆，迪克刚才对我说他己经决定跟我一起竞选了。”这时亚当斯和帕森斯也来了，听到了这个消息。然后，艾克对哈格蒂说，“你觉得我们应该怎样宣布这个消息呢？”这位新闻秘书建议由尼克松自己立即去告诉专访的白宫记者团。艾森豪威尔点头说：“吉姆，你陪他去。等他宣布完了，你告诉大家：我本人听到副总统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很高兴。”
1956年的倒尼运动的象样的几着，就此结束了，哈罗德·史塔生的政治生涯实际上也就此结束了。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史塔生的论点始终只有一个代表信他的，那是内布拉斯加州的特里·卡彭特，此人素性乖异，是三十年代同库格林、汤森一起的偏激无知之辈。各州提名唱票时，卡彭特为了表示对尼克松的不满竞独自选一位虚构的“乔·史密斯”作副总统候选人，从而制造了这次旧金山大会上两个令人难忘的场面之一。另一次是这样的，艾森豪威尔发表接受提名的讲演时，插进一段训斥自由派专栏作家的话。这时全场都跳了起来，大声欢呼，因为他们长期以来一直苦于这帮反对他们，反对共和党的论客们的挑剔中伤，现在他们的总统多少替他们出了一口气。第二天报上充满了政论家纷纷为新闻自由作辩护的激昂文字。从长远看，这不过是小事一端，但是从此政治记者的怨气公开化了；而在日后另一届共和党政府中，尼克松和他的副总统更进一步恶化了这种关系，终于酿成了一重绝大的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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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前，史蒂文森州长曾以竞选失败时表现的尊严和风度赢得了论坛上的好评。现在他又失败了，实在很难指望他重复上一次那种动人的表演了。果然，他没有能做到这点：他这次的表现使第一次的表演也为之失色。这位民主党的旗手，只因念念不忘1952年的决胜战术，终于失败在职业宣传家的催命符之下。原来他自己竟参与所谓“昔日”的史蒂文森和“今日”的史蒂文森优劣如何的讨论，仿佛真有两个史蒂文森似的。此外，他的左右还传出不少关于他的“形象”如何受到“损伤”之类的蠢话。
“1956年的竞选运动真是古怪又希奇啊，”一位老民主党人后来对埃米特·约翰·休斯说。“简直可说是别开生面，因为几乎谁也想不起你们有哪件事做错了的——同样，谁也想不起我们有哪些事做对了的。”最糟糕的是，早已退出政治舞台的杜鲁门忽然又露面了。他为了保纽约州州长阿夫里尔·哈里曼获得提名，竟迫使史蒂文森不得不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而投入一场抵消力量的党内斗争。当他发现他控制不了代表人会时，便进而横下了心，非让史蒂文森的希望彻底破灭不可。这位前总统一怒之下，竟为共和党人提供了他们意想不到的大好炮弹。杜鲁门把史蒂文森说成是“保守分子”，奉行一条“举棋不定的路线，”根本没有那种“我们非此不能取胜的战斗精神。”
史蒂文森另有一些不利之处。照说，他本来是应该跟艾森豪威尔，而不是跟杜鲁门，尼克松之辈迸行较量的。但艾森豪威尔总统却采取了一种超然于斗争之外的姿态。他同罗斯福总统一样，总不让对手和他短兵相接。他在应付国外日益严重的危机之余，只就心平气和地沿用“老大党”的那套温和的竞选口号“和平，进步，繁荣”来为自己竞选。与此同时，尼克松却发现了后来成为他一项最惯用的政治策略，这就是：当他面临抉择时，总是按照大家乐意的办法去办，同时反复强调他所选定的确实是更艰苦的一条路。他说，要让他象史蒂文森那样来支持停止氢弹试验，是再“容易”不过了。接着，这位副总统以其颤抖的声音说，但是他的良心迫使他不能不有违公共舆论而要求进行试验。其实，道路艰苦的恰恰是史蒂文森。那个年头要求制造更大更凶的核弹的人，能丢几张选票呢？这时的尼克松可谓左右逢源：既投合了大多数人的心意，又赢得了胆略出众的美誉。
史蒂文森派里党务老手提醒过史蒂文森说，核试验问题会使民主党里的许多大派别（特别是黑人和劳工）感到不满的。这一点他是知道的；他之终于决心不顾一切照样干下去，一口咬定他要说的都是该说，这恰恰才是真正好样的、有政治勇气的人呢。在这种节骨眼上，我们倒是领略到了这位1952年总统候选人的英姿犹在。当年他勇气十足，现在他也一样。他的短处在于欠圆通，不善谋——圆通、善谋也许算不上什么大德行，但对于政治领袖来说却是十分必要的啊。
艾森豪威尔关于核试验的论点——一是：必须制造威力更大的核弹才能使美国在“讨价还价”时处于“优势，而不是劣势”；二是：“打赢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唯一办法，是不让它打起来”——在外行人觉得是颇为动听的。尽管时间最终证明史蒂文森是正确的，但选举却不是靠这种道义上的胜利取得的。须知冷战在1956年时还是一种可怕的现实啊。史蒂文森低估了它的影响，也不仅在核试验问题上。一次他在发言中忽然提出，现在己经到了应该对美国国防采取一种“新的观点”、考虑“结束征兵制”的时候了。而等到抗议之声四起，他却又转而改取守势。这对于一个以挑战者自居的人来说，当然是万万不足取的。
临近11月，史蒂文森的竞选运动已经变得有气无力了。精神涣散、疲惫不堪的他，在选举前夕的电视讲话中却又说了一些不得体的话。他说，不管事情多么不中听，“我仍然要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所有的科学证据，历史和经验的教训，无不表明，如果明天共和党人胜利了，那么，理查德·尼克松就非常可能在未来的四年中成为我们的总统。”这话果然不假。但在向全国广播时这样讲，可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番话使史蒂文森手下的人很恼火，从此，这场以弱对强的奋战就这样不欢而散了。
艾森豪威尔在第二次竞选中所占的优势实在是惊人的。他在选举团投票中获得了四百五十八票，而史蒂文森只有一七十二票，也就是说，获得了超过对方一千万选票的多数。在整个四分之一世纪里，黑人破天荒投了共和党人的票。总统赢得了非工会会员劳工的三分之二的选票，工会会员百分之四于五的选票。他也囊括了各城市新郊区的选票。他的选票总数超过对方达百分之十六之多，只比1928年胡佛获选时的超额数字低百分之二。
这回艾森豪威尔是在华盛顿谢拉顿公园总统住所举行庆祝会的，晚9点，什么疑虑都打消了。谢尔曼·亚当斯席地而坐，无比兴奋地瞧着一架小电视机：里边，杰里·帕森斯操着亚拉巴马州的口音叫嚷：“大家听着，美国南部邦联的策源地——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刚才有史以来第一次地投了共和党人的票啦！”艾克带头欢呼，然后对埃米待·休斯说：“还得看看密执安州和明尼苏达州怎么样。你记得有关纳尔逊【英国海军上将（1758－1805），1895年10月英法在特拉法加的海战中，法军被纳尔逊率领的英国舰队所败。纳尔逊在海战中重伤致死。——译者】的一段故事吗——他马上要死了，还四面望望，问道，‘他们还有留下的吗？’我想我也是这样。我每参加一次战斗，总是非获全胜不可……有六七个州我们是没有办法的，但我不再想丢掉什么了。不能让他们还有一个‘留下’——跟纳尔逊一样。那就是我现在的想法。”
总的说来，这是一次乏味的选举。然而民主党大会上也还有过一段兴奋的时刻。史蒂文森拒绝提出自己的竞选伙伴，明确宣称要代表们来决定。于是，一场混战随之而起，袖手旁观的全国人民遂得以略窥未来的远景。
争夺是在埃斯蒂斯·凯弗维尔、艾伯特·戈尔、罗伯特·瓦格纳、约翰·肯尼迪和休伯特·汉弗莱——唯有他来芝加哥前已经决心参加竞选副总统——这五位之间进行的。凯弗维尔最后胜利了，但险些儿击败了他的肯尼迪，却在全国的电视观众中留下了深刻得多的印象。当参议员林登·约翰逊出面为肯尼迪欢呼，激动地叫喊“得克萨斯州要以自豪的心情投票选举这个身上挂过彩的英勇的水兵”的时候，提名肯尼迪似乎已经定局了，却不料原先支持戈尔的密苏里州这时忽然转而支持凯弗纽尔了。第二天《纽约先驱论坛报》关于大会的报道一开头使说，“人所共知的”肯尼迪好运气“今关宣告结束了”。事实上，肯尼迪这次竞选副总统的提名遭到失败，毋宁是他一生中最幸运的事。由于这次登台作了一次简单而又颇有风度的接受大会决定的发言，他那动人的丰采立时造就了一大批醉心于他的选民。现在全国人民都熟悉他了。正如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说，“肯尼迪在临近胜利之际突然失败，以及他表现的那种青年人的干净利落劲——先是全力求胜，继则恰然服输——深深打动了全国家家户户人们的心。”
这还只是问题的一半。另一半是：既然他没有列入候选人名单，就不能把民主党最终失败诿过于他了，或者，更具体地说，诿过于他的天主教信仰。按信奉天主教这一条，自1928年胡佛彻底击败艾尔·史密斯以来，一直算是致命的政治问题。选举过后不久，有人对肯尼迪说：到1960年选举时，他一定能轻而易举取得副总统提名的。“我再也不竞选副总统了，”他毫不含糊地说，“我现在要竞选总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