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艾森豪威尔假寐期”是指从1953年朝鲜停战开始到1957年秋季为止的这段日子。原来美国人一向以为自己的技术优势是所向无敌的，这时得知苏联火箭专家已经悄悄抢先了一大步，不禁心慌起来，这以后，信心就大不如前了。于是为了重新恢复美国在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耗费了几千亿美元进行星际探索的疯狂争夺战，然而年复一年地球上种种令人沮丧的事，却使美国的自尊心受到新的侵蚀。令人眷恋的1953到1957年这段喘息时间，从此成了无邪的黄金时代，好比失去的童年那样令人惋惜；好比值得怀念的往日，显得份外清明可爱。
说实话，这段“假寐”时间固然不那么美，但也不象美国知识界描绘的那样空虚无物。在知识界看来，那几年枯燥无味，苟安自得，乃是无节制的纵情物质享受的时代，八五八书房整个社会是离心离德，随俗从流，个性泯灭，精神空虚；到处充满无聊的厌烦情绪和低趣味的粗鄙行为。那是一个浮游无根的时代，四万一千家汽车旅店替代了城镇旅馆。在搞得最出奇的宿处，旅客只要多花两角五分钱，就可以享用一张刺激性感的摇晃床。美国的宗教事业已经落到拨个电话听听祷词了事的地步；《现代电影》杂志；连载《电影明星怎样获得宗教信仰》之类的文章。还有现成出售的六十秒钟内解决一切心事的锦囊妙计；有些人看到达一切就深感幻灭。照这些人的看法，五十年代中期是一无可取的！这时个人地位的标志是高级职员专用厕所的钥匙；大丈夫气概的标志是参加“美身刮脸香水俱乐部”【美身为香水商标。这是意为依靠化装。——译者】谈民主，不外是投财神爷的票；比排场，无非是家里有没有好松木建造的娱乐室；而经济生活的标志则是能否照“阁下应即购车”【“阁下应即购车”（You Auto Buy Now）是一种汽车推销广告。其中Auto一词是汽车，但又是ought to（应当）的谐音双关语。——译者】这条办事。
当时也确有不少新发明的小玩意。技术上的变化从来未使美国人如此着迷过。人们惊异地谈论着晶体管，那种小得象鞋带头的锗片或硅片既可以用来开动众议员赫伯特的那种微型收音机，也可以供应小型助听器需要的动力（这种助听器小到可以装在眼镜架里），还能使战斗机的设备减轻一千五百磅。新发明的小玩意有什么不好呢？只有苦行主义的顽固怪人才会鄙视席梦思公司推广的特号大王型和女王型“佳寝”牌床垫。虽然在汽车旅店抽水马桶的座圈上覆盖着印有“为了保护您的健康，本座圈已经消毒”的纸条显得有点可笑，事实总归是，过分清洁还是比太不清洁为好。在洛斯阿拉莫斯等等从事研制核武器的活动之外，美国技术界正在使大家生活得更舒适一点，这还总是令人高兴的嘛。
新发明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对，但其数目之多有时令人眼花缭乱。突出的就有：中心吸尘器、乙烯基塑料地板、按钮电话、立体声调频收音机、烘干洗衣机、汽车自动变速装置、乘车入场商店、有空气调节的公共汽车、电热毛毯、电动地板打光器、电动转笔刀、电动罐头刀、电动地板打蜡机。这些发明一件件问世普及，随即成为中产美国人生活必备。这样，较实用的新产品逐渐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到五十年代中期那千百万醉心摇曳音乐的一代男女渐渐发觉，在数不清的琐细方面，生活已经变得更安逸，更好过，更方便，更有趣了——一句话，更有过头了。同时，他们对大萧条也还记得。他们以喜惧交集的心情认识到：“那种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那种日子确实已经过去了。日趋富裕的迹象，随处可见。造成这种繁荣的原因很多：自然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全球性政治变化、人口情况、西欧经济的改观，以及美国人的勤奋任事。美国生产着全世界商品的一半。大战结束后，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到七十年代初期又翻了一番）。美国在海外的投资从一百二十亿美元增加到八百亿美元。单是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预算就达到了波兰全国预算的规模。
凡此种种，其结果是美国生活水平提高到了世界其他地方难以理解的程度。近于百分之六十的家庭自报工资收入属于中产阶级。仅从四十年代后期起，平均家庭收入已由三千零八十三美元提高到了五千六百五十七美元；即使按照货币贬值率加以换算，仍然增长百分之四十八。用阿道夫·伯利的说法，美国那时是处于“奔驰的资本主义”的阵痛之中。无产阶级正在被改造。普通的双职工驾驶着昂贵的新汽车，认购股票。1954年5月份《幸福》杂志提出，该是“改变美国中产阶级消费者的旧形象的时候了。他不是，并且多年来已经不是小房产主或杂货店老板了。如果要找它的典型人物，最合适的或许就是底特律的车工了。”
大萧条时期幸存的人，才一领略新繁荣的滋味，就又变得不合时宜了。须知经济繁荣曾是此辈青年时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他的理财本能是怯懦保守的；如果他能积蓄一百元，他就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可是节俭已经突然变得不时兴了。战后成年的美国人，对于拮据岁月素无体会，往往把到手的每一分钱，连同今后很长时期也挣不到的收入全数花光了事。“大手大脚”成了恭维人的话。这些挥霍的人象1929年股票市场的投机者一徉，依靠赊欠过日子，并且尽量少预付，多购买；所不同的是，他们买进的是消费品，而不是证券。对于他们来说，生活的基础就是分期付款购货计划。1952至1956年间，美国消费者债务从二百七十四亿美元增长到四百二十五亿美元，即百分之五十五。分期付款的赊欠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三，而购买汽车的欠款几乎增加百分之百。虽然几年很繁荣，个人可以使用的收入却仅仅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新一代的美国人把自己抵押给了未来，却还显然过得挺美。他们掉以轻心地谈论“债务整顿”和周转性信贷计划。这时应运而生了一种新的职业，所谓债务顾问，向他们提供处理信贷的意见。
那时连新兴的近郊住户中高薪之家的积蓄也很少。在长岛的莱维特镇和伊利诺州的帕克福雷斯特地区，银行存户的平均存款额大约是三百美元。年轻夫妻由于习惯于所得税按月在工资中扣除，习惯于一揽子的抵押借款，因而对于利率大小并不在乎。他们在分期付款购货时只问每月付款多少；他们把银行贷款的圈套和载有特定付款额与债务条件的购物证，简直视为生活保障；而银行当然乐于照办。小威廉·怀特说得好，银行“并不宣传储蓄的思想”只是提供“储蓄的门路”。
为父母的惊愕之余，管年轻人叫“蚂蚱”。这些年轻人的哥哥姐姐也对他们感到吃惊。经常听到三十多岁的夫妻在议论二十多岁的夫妻时说，“我们在他们那个年龄是做梦也不肯欠债的。”不过，在过去美国还没有诸如医疗保险和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现在储蓄的理由是见少了。遇有急需，新一代人总是可以弄到贷款的。这显然违背严格的个人主义的信条——马克斯·韦伯所谓的新教徒道德——而生活在新的发展阶段中的年轻享乐主义者却尖锐地回答说，个人主义，正是个人主义才引起大萧条的啊！人们注意到广告中新教徒道德的特殊用语巳日益减少：象“强迫”、“迫使”、“向上”、“控制”等词已不行时，年轻人振振有词地说，多花钱不仅平添乐趣，也更合乎情理；有的人认为更爱国呢。某电台录过一支五声合唱的小调，结句是：“买啊买，今日所需今日买”，如此每天反复播送七十次。
即使你买的并不是需要的东西，你也是在支持繁荣嘛。任何反潮流的趋势都不免使人惊慌。纽约某报报道说，“节约风气的抬头，使政府感到不安。”麦迪逊大道美国广告业引用了塞缪尔·巴特勒【塞谬尔·巴特勒（1815－1920年），英国小说家。——译者】的话——“进步的基础全在于人人都想要过超支的生活的普遍愿望。”——沃尔特·汤普森广告公司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一段居然是出自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放纵话：“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购买和享受各种奢侈品，这岂不是对勤劳的推动力吗？……如果没有这种推动力，大家都会自然地趋向于懒散，所以奢侈岂不反而可能使得生产超过消费的需要吗？”（在引用这段话时，广告说富兰克林“看来修正了他早先为大家所更熟悉的关于节约如何重要的论述，不失为一种通达的反省。”）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认为所谓顾客主宰一切的说法成了一派胡说。需求是受人操纵的：社会公论也是由人安排的；人人无不生活在有组织的骗局之中。这就是消费者的地位。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正在发展中的新经济，正如必须了解杜勒斯的地位，才能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一样。在市郊成套住宅区，人们把这叫作“好生活，”意思是占有欲得到了满足——住宅是错层式的，双车车房中果然有两辆汽车；此外，海上有游艇，海边有别墅，东西坏了过时了（亏得那些有意使商品过时的设计人的奇才，东西很快过时），就去买新的；而在朦胧的未来，子女能受到大学教育，然后再由他们来重演这一过程。但是，这种繁荣心理并不仅限于近郊居民阶层，却把一天大似一天的中产阶级全都包括在内了。情况也必须如此，因为大规模生产就是以大规模消费为前提的。处于较低层的美国人，他们的收入差（也就是年收入在四千八百美元至五千二百美元以下），无缘搬到帕克福雷斯特，帕克默希德，德雷克塞尔清溪这一类住宅区去，他们之参与消费话动，在于购买其他商品：啤酒、牙膏、止痛药、洗发剂、配制好的蛋糕原料、轻泻剂、洗涤剂、刀片、润肤剂、香烟，还有——对大多数家庭属于大项开支的——新汽车，而这些都是在电视商业节目中叫卖的。在商品的扰嚷宣传声中，随时都要电视观众去留心，去买新的商品的，如有必要就去向可靠的信贷公司举债，以便分享那说得天花乱坠的美妙生活，否则就有失去他们所珍视的一切的危险，就有脱离群众的危险。
对消费者进行愚弄和操纵的概念在五十年代中期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广泛地意识到这种作法则开始于这一时期的“顾客诱导术”的研究，及其涉及的一切内容，正在变得非常巧妙。实际上各行各业的人都感觉到这种诱惑性的存在。广告业中玩弄花招的能手之大言不惭，有时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人把肥皂的香味、皂沫的结构，纺织品的洁白度，说得神乎其神，并以此自鸣得意。这些人信口开河——夹以用户意见和销售数字来证明他们的说法——什么从俄勒冈州到科德角凡是抽烟的主全改抽“马尔巴勒”牌香烟了：都丢掉原有的衬裤，去买“织机之果”公司的骑师式短裤了；都一窝蜂拥到信贷公司去借款，以便妻女们能够肯定地回答那个尽人皆知的问题（据菲利普·怀利说，一切以美国妇女为对象的广告实际都必然包含着这一问题）：“太太，你可够条件？”
斯佩克托尔斯基在谈到这些有创造性的叫卖商时说：
『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这些人开风气，创时髦，宣扬全国其他人敢想而不敢为的事。他们搞点什么花样，不消几周几月，森林湖镇、圣巴巴拉和交通干线上的同业必然如法炮制。通过象《时髦》杂志上《大家都在谈论……》专栏这样小范圈的传导，他们所规定的一切，十之八九很快就会在贝弗利山、格罗斯角和休威克莱等地方被人接受下来，谈论开来。他们要叫我们买什么，我们可以向上帝发誓，照办不误。』
斯佩克托尔斯基对这种生意经感到挺有趣。别的人则颇多责备之词，说这是蓄意鼓动无理性的行为和凭冲动去购买，构成对私人生活的侵犯，有损于人，说强设的需求乃是奴役别人的一种形式。这些批评家认为，在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美国表面繁荣之下，已能察觉到深刻的动乱征兆。酗酒和服用新镇静剂因而上瘾的人数到了吓人的程度。1957年毒品销售量比战争结束时增加了七倍之多。商店行窃的事也大为增加。伊利诺州某居民区里发现的行窃顾客，并非人们所想的定是贫穷无告的人。据警察局长说，她们一般地是嫁给年收入八千美元的中层行政管理人员的家庭妇女，此辈经常做礼拜，热心于小学家长会工作，参加桥牌俱乐部，是每周花销约五十美元的消费者。
加尔布雷思对于社会的双重标准感到忧虑，他说：“凡是用一定的资源能够提高生产的都是好的，也必然是重要的；凡是阻碍和减少生产的，就都在相应程度上是错误的。”那些宣扬纵情享受和积聚财富的说教者，称颂商品私有，但逃避社会服务——教育、公共卫生、消除城市公害的运动等。加尔布雷思认为，按照这种思路“纯粹拿金钱来衡量，当投机商和妓女，比当教员、传教士、警察所得报酬毫无问题要大得多。”路易斯·克罗南伯格在一篇文章中说，年轻的一代正受到“庸俗化的预处理”，“就象衣料据说受过缩水预处理一样，”埃德蒙·威尔逊写道：“在我们祖父时代宗教所起的作用，现在已由生产、消费和利润来承但了。”他说：这些东西，甚至容不得讨论，因为“它们取代了《创世纪》和耶稣基督的神圣不可侵犯。”在某些观察家看来，广告人员似乎是推销精神病的掮客。沃尔特·李普曼嘲笑他们是“新野蛮人”。加尔布雷思在一段引人注目的文章里指责消费主义，同时为后来的作者提供了一个可以据以衡量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那种与此大不相同的社会的基准：
『在今天，即使提出温和批评意见的人，若同一般人的精神状态相比，也似乎象狮子。在今天，按照各种社会准则生活，具有各种政治信仰的人都追求安逸，顺应时尚；而好挑剔的人则被看成是捣乱分子；创造性被看成是破坏稳定性的表现。如果把《圣经》中的比喻稍加修改，在今天，可以说是一邦庸人领着一邦庸人【《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十四节有瞎子领瞎子一语。——译者】。』
人们如果对于新的繁荣所带来的五十年代生活方式没有一定的体会，就不可能理解十五年后发生的社会反抗。在这一点上，一如其他方面，时代的特征最容易从新的市郊看出来。郊区并不代表整个美国（比如说简直没有什么人死亡在那里，而且那里也几乎没有未婚的成年人），但的确代表着美国的未来。那里是中层管理人员公余燕居之所；那里是他们的妻子珍视的贝蒂·弗里丹所说的“女性的种秘”；也是在那里，这时的儿童，未来的“嬉皮士”和正派人混杂在公共游欢场跑来跑去。
四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大规模国内人口迁徙，曾在战后年代以稍缓的步调继续进行。整个五十年代，每年都有百万以上的农场主离开农场——到六十年代，战后移居的总数已达一千七百万人。与此同时，一度繁华的城市中心，却被遗弃了——成为穷人的聚居区和富人的经营点。其他的人纷纷避开，搬到市外去住。甚至象康涅狄格州的斯特拉特福那样在战前就已定居的郊区，乘车上班的人先是增加到两倍，后来又增加到三倍，而在新兴的城市，乘车上班的人几乎包括全部男性人口。现在除星期日外每天早晨，几十万白领的工作人员乘车或开车到曼哈顿去，傍晚回家。在五十年代末期，曼哈顿岛上市政厅以南地区，白天的人口超过一百万——而夜晚大约只有两千人。在那十年中，一百多万纽约人离开城区住到战后建立的四郊居民点。约翰·布鲁克斯曾写道，郊区“吸尽商业区的夜间人口，那里只剩下一些夜间看守和无业游民；那里成了一个半日城市，汽车和铁路汽班车开到时，全城像涨潮……为人群所淹没，入夜落潮时，人群又退走——基本上只剩下小偷、警察和老鼠活动。”
全美国各都市无不如此。在1958年以前十年间在定居区新建的一千三百万座新住宅中，大约有一千一百万座——百分之八十五——都建筑在城区以外。从农场和中心城市外流的人现在都聚居在对日作战胜利日那天根本不存在的城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都市因之失去了生气。过去，城市对年轻有为的人吸引力很大，现在，这已转移到城市外围新兴的居民区，转移到郊区弯弯的超级街区，两户合用花园楼房、红砖迷宫和精修草坪那里去了。这里居住着一代新人，摇曳音乐的一代，以及他们的侄甥辈，在这些新开发区【新开发区（development）现在指政府出资修建的住宅区。这里用它的原意，指一片新开发出来的空地。】流行着新的生活方式。
这里最显著的特点是强调社交能力。农村和小城镇的美国曾经是戴维·里斯曼所谓的“内向”男女的据点。指导这些人行为的基础——他们称之为陀螺仪——是早年由他们父母给培植起来的，其后从不动摇；“内向”的最典型例子就是即便在丛林中吃饭也要穿上礼服的英国人。现在，在郊区，一种完全不同的类型的人正逐渐获得优势：一种“他向的美国人。”这种人的动力，来自一种希望博得别人喜欢的无餍欲求。里斯曼把这比作探索别人感情脉冲的雷达，其反应是去适应社会人群的要求。在希伦戴尔和加登维尔之类的地方，对人的最高褒评是“适应能力强”。
这种特征在战后的美国并不新鲜。西康·马丁·利普塞特的论证是有说服力的，他说：美国人由于没有经历过独裁制度，加之一向强调平等主义，所以一直是“他向”的。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在一百多年前就己发现了支持这种论点的证据。他特别提到美国人虽然喜欢高谈个人主义，但他们的特殊才能——也是他们最大的潜在弱点的根源——却在于他们互相合作的作风。他预言，美国如果一旦失去了这种动力，就一定是通过牺牲各种美德而加强社会性的美德，从而建立一种多数的专政。他说，“在平等的时代不管人们为自己制定出什么样的政治法规，你都可以有把握地预见到，对舆论的信任会象宗教信仰一样，而以群众的大多数充当先知。”这种情况的危险性在于个人可能会“由于感到自己无足轻重和软弱无力而终于被压倒。”
这正是威廉·怀特等评论家相信自己在五十年代已看到出现在郊区的情况。他们认为，大力强调为集体所能接受的行为对个人起着抑制作用，这将阻挠天然领导人的成长而产生出新型的唯唯诺诺之徒。从某些方面看，这是不可避免的。全美各地的小企业日趋破产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受雇于公私官僚主义机构。1956年美国又越过了一个里程碑，就其本身来说，其重要性不亚于1890年停止圈占边区土地的决定。这年蓝领工作者（生产产品的人）的人数为白领工作者（属于中产阶级的教员、职员、店员等服务岗位）所超过，典型的工资收入者越来越多变成办事员，在为庞大的、非个人的实体而工作。在新开发的地区，有时似乎大家都受雇于一个庞大的浮动不定的合作集体。摇曳音乐的一代变成了技术人员的一代，工种可以互相调换。这一点他们自己是知道的——而且一般也乐意如此。
诚然，他们常常把生活说成是单调的折磨，但是他们表示的失望是一种虚假的失望。如果他们感到仿佛被关在监牢里，他们的这个监牢也是有史以来最舒适的监牢，而他们自己首先也会指出这一点。家长式的统治已经变成一种德政。美国广播公司给职工发公司特制的领带不过是其中浅显的一例。别的公司则更进一步。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建造了模范住宅；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设置了乡村俱乐部；雷诺兹烟草公司聘请了公司专职牧师；柯达公司和杜邦公司雇用了为职工服务的精神病医生。对那些全部工作日都在企业内部度过的中层行政管理人员来说，他们住家地区之实行有组织的原则，当然更是很自然的事了。
约翰·斯坦贝克在谈到这类新组织起来的人时写道：“在我看来，他们瞧着我时似乎也想在我身上找到一处地方可以投入一个钱币。”这种说法并不公平。有一些做法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好。帕克默希德区雇用穿制服的服务员修整草坪；德雷克塞尔清溪的一千二百二十三座花园公寓每年圣诞节举行的装饰比赛，各个庭园之间的竞赛花样翻新，使得费城每年有十万人驾车前去参观。新开发区的生活，在许多方面，比这里的居民在三十年代幼时经历的生活要好一些，而这并不只是由于现在大家都富裕了。现代企业使各种升迁的道路畅通，任何中层行政管理人员都有可能逐渐迁入韦斯切斯特、布尔谷或布卢姆菲尔德山区去。同样，这些新的郊区，除了黑人之外（他们出头的日子还没有到来），对任何人，不论出身经历如何，都是自由的，不分等级的，殷勤接待的。新住户会发现邻居都热心帮助他们安置，照看他们的小孩，在他们定居下来以前为他们备饭。甚至连威廉·怀特也承认，这些年轻的郊区居民“在态度友好和作风正派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他们有了自己的房子了，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满足了美国人响往已久的愿望。他们的集体观念在美国也有其历史渊源；当年的拓荒者就是慷慨好客的。这些新人之平易随便，不拘礼仪，近于过分的程度。运动衫和长及小腿的牛仔裤取代了硬领衫和长统丝袜。母亲一代做梦也不会想到不打扮就进城；而这女儿一代却带着满头卷发夹子就上街了。如果有人认为她们的头巾很象东欧农妇戴的三角包头巾，她们也不在乎。她关心的是邻居姑娘们的态度如何。她们都是这样的嘛，如果自己另搞一套，这些人会有意见的。
新区的儿童互相交换玩具和衣服，好象这些东西是集休财产似的，实际上也差不多真成了集体所有。小博比穿小了的童装，对门的小比利可以接下去穿。做母亲的在很久以后看到陌生的孩子穿着她很熟悉的衣服，并不是什么希罕事，自从送给别人以后，这衣服已经转手几次了。自行车和踏板车也换着用。大门不上锁；邻居不敲门就随便进去。室内的门也逐渐取消了。三十年代的那些笨重的沙发，厚实的地毯和屋内的隔墙不见了。母亲一代每天打扫而只有摆酒席时才使用的餐厅，已经代之以兼作起居室、饭斤和厨房的单一房间。这些郊区居民，即位在接待客人时，也很少有理由为失去那种餐厅盛到懊丧，因为入席围坐的晚餐已改为整锅端菜、任客自取的方式。有时是别扭些，但似乎谁也不介意。这种作法使女主人也能同大家共享游讌之乐。
男主人一般事先把酒对好，百分之七十五的住户都喝马丁尼鸡尾酒。儿童室里如果造起反来，他便赶快跑去加以镇压。郊区住的父亲们对孩子更关心了；家庭成了相互作伴共同消遣的场所。到1954年，美国做丈夫的大约有三分之二都帮着料理家务，在新区，比例还要高些。此外，使他们的父母不免感到惊讶的是，这里作父亲的年轻人还帮着洗碗、做饭和为婴儿换尿布呢。拉塞尔·莱因斯发牢骚说，年轻的妻子已开始把丈夫当作半佣工，或是当作什么最新式的工兵使用了；但对这些新式男人来说，下班回家时上超级市场去额外买点菜食，或者到自动洗衣店去洗脏衣服，或者推着婴儿车上街溜湾，却并不感到有失丈夫气概。他们相信这样做对自己好，对家庭也好。斯波克【本杰明·斯波克，1903年生，是美国小儿科医生，教育学家、著有关于抚养孩子的书籍多种。——译者】是新作父亲的人用以为手表对时的大座钟：既然斯波克赞成，这样做也就是对的。
在家人共进共出中居于先导地位的郊区母亲们，看来都很年轻，往往也确实很年轻。五十年代里，美国妇女结婚的年龄从二十二岁下降到二十岁乃至十几岁。中学时代结婚成了一种无可非议的现象。许多初中的儿童就有了固定的朋友。这时候，甚至更早，女孩子就已经开始考虑结婚的事；《纽约时报》在一则出售某种女童装的广告中说，“她也能对男人产生极大的诱惑。”
要在诱惑男人方面取得成功，自己就必须十分媚人——用怀利的话说，必须“够条件”，最理想的是“十分够条件”。为了达到这种幸福的境界，各种年龄的女人都毫不吝惜购买服装、化妆品，以及制造商声称能诱人强奸的奇妙香水。自从1939年以来，一般女人的身材都缩小了三，四号。她现在不量体购衣服，而是选中喜爱的衣服，然后节食减重，去适应这件衣服。“梅特里科尔”【一种节食减重的处方。——译者】一出笼就获得了如痴如狂的广大市场。同样受欢迎的还有“克莱罗”的一条新广告：“既然我只有一度人生，何不作一个金发美人？”，有些社会科学家和年纪较大，热心女权的人士，担心妇女的这种作法未免过早地抛弃自己得来不易的独立地位了，但是他们的呼声都被压了下去。《生活》杂志盛赞妇女回到家庭去的群众性运动。《时代》杂志配合封面画，刊登了一篇关于市郊己婚妇女的特稿，说她们“生活得很痛快……根本不相信自己会有什么不愉快的理由。”卡尔·德格勒写道，实际情况是“整个美国社会，包括妇女在内，对于男女平权思想全都避之唯恐不及。”
五十年代的后期，美国的出生率己接近印度。二十年之内，有三个或三个以上孩子的美国母亲增加了一倍。这种增加在大学毕业的妇女中尤其惊人；她们不惜牺牲自己的事业，养育四个，五个、六个或更多的孩子。美国大学学生人口总数中妇女所占比例（百分之三十五）低于任何欧洲国家，也低于战前的美国大学（百分之四十）。注册入学的大学女生中几乎有三分之二等不到毕业就退学了，而男生却有一半以上读到毕业。不少女生离开学校去担任仆役工作来资助留在大学里的丈夫：这种作法被称为取得“Ph.T.”学位（使丈夫完成学业）【哲学博士学位简称“Ph.D.”此处戏改为“Ph.T.”实是“Putting HusbandThrough”（使丈夫完成学业）的缩写。——译者】。另一些女大学生退学是因为没有找到对象。各校教务处发现女大学生在第一学年或第二学年之末退学，是由于她们看到这里可挑选的对象已不多，想换个地方再试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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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暂住在莱维特镇、却无时不垂涎韦斯切斯特的雄心勃勃的中层行政管理人员来说，合适的配偶是和爽朗的笑声，朴实的领带一样重要的。大公司开办训练班，指导公司职员的妻子们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幸福》杂志通过个别访问，发现这些妻子，特别是年轻的，都赞成这种安排。她们感到怕羞的妇女应该多参加集体活动，但比男人还精明的妇女，就应该学会少开口。当时有几部电影把她们的处境加以戏剧化，“办公厅”和“女人世界”就是其中的两部。影片的主题都讲的是某公司要找一个合适的人来担当某一重要职务，聪明的妻子如何能够帮助她的丈夫获得这一职位，那就是：她知道穿合适的衣裳，布置合适的室内装饰，选择合适的陪客，上司来吃饭的时候给他吃最中意的菜。
在大公司里个人是无声无嗅的，这使得依之为生的男男女女日益失去信心和独立性。他们自己生活没有根底也是其原因之一。经理部门看待被雇用人员不过是插在地图上的大头针，人事负责人可以漫不经心地任意把它移来移去。每次调动就意味着同老友告别，另到别的地方去寻求新交。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蒙哥马利·沃德公司一个工作人员和他的家属在婚后二十六年中一共调了二十八次。流动性日益增大已成为郊区生活的一个现实。据阿特拉斯长途搬运公司说，目前一般公司经理平均一生之中要迁移十四次，合每两年半一次。对他们来说，适应新环境的能力很重要，是终身定居一处的人所不能理解的。虽然新住宅区对社会化的要求有时未免过分，但是反之，教家庭的坐活完全建筑在内部的情感上，这情况却更为不妙。
郊区为满足新住户，真是万事供备。住在这里，是不会感到寂寞的。美国人的那种见到任何团体都想参加的冲动劲，在这里得到充分的表现。各种组织安排的集会把每天从早到晚的时间全都排满了。打桥牌、坎纳斯特牌、扑克牌的，玩滚木球的，不愁找不到伴儿。照相、研究野禽、射击、刺绣、射箭、乒乓俱乐部，无不生意兴旺；而小学家长会、妇女选举人同盟、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女民兵组织，以及1958午开始成立的约翰·伯奇协会亦复如此。
许多后来在公众生活中崭露头角的美国人，在郊区这种不断相互调整适应的生活中便己开始学得了搞政治的手腕。他们在这里比在原先住处，更易于成为共和党人。从内地城市迁来具有社会进取心的夫妻，都改而依附另一个政党——就象他们抛弃掉下层社会的生活方式一样。他们的父母原都属于支持大党民主党的城市多数人。他们自己却不是了。现在他们既然爬了上来，就要把自己爬过的梯子推倒。战后欧洲工会组织扩大，造成了富有战斗性的，有阶级觉悟的庞大力量。这里却不一样；虽然现有一千八百万美国产业工人加入了工会，但此辈对中产地位的渴望，而又易于得到满足，无非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新中间集团。他们对自己的新地位感到不安，对自由主义怀疑，对进一步的社会改革敌视，终于成为新保守势力。它随着罗斯福联盟的解体，越来越具有重大意义。
对郊区生活方式最普遍的指责是，压力太大。由于一味不拘礼节，因此谁要是想过一点消静生活，就不免为人所垢病。窗户是为了向外观景的，但别人也好朝里窥探。夫妻俩偶尔需要闭户独处一会儿，就得准备事后提出解释。这里的人人都觉得有权事事过问——如问：“你昨天来月经了吗？”“昨天在‘路边小店’前面同你说话的那个女的是谁？”“你家罗杰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干嘛那么生气？他是怎么啦？”等等。
“文雅社会”这个词已经废弃不用了，因为社会已经不复文雅。直呼其名的情况特别多。这样称呼曾经只限于家庭和好友之间，后来扩大到了同事和邻居。在单位举行的集会或在邻人相聚的鸡尾酒会上，竟很难知道同你谈话的人叫什么，姓什么。只有在介绍时才说；介绍完了以后人人都只是艾尔、戴比、查克或贝思这样互叫了【这些名字那是昵称。——译者】。最后，直呼其名的圈子扩大到几乎包括每一个仅仅知道你是谁的人：医生、商人、别人家的孩子等。一个郊区居民回家时可能发现一个陌生的青年男子在使用她的洗澡间，而只对她打个招呼说“你好，多丽斯。”在郊区这类做法被看成不过是友好的表现。谁要反对，就会说你是势利眼，引起公愤。
郊区居民也有一种忌讳，那就是责骂别人家的孩子——这要用祖辈人的语言来说，叫作“管教”。任何管教工作都只能由孩子的父母去做，而他们实在做得不多。儿童在这些新的居民区是一种特殊的人。这种处境对他们到底有无好处，是一个以后可以进行全国性辩论的问题。他们肯定不是无人照管的。放任孩子根据自己的判断去自由行动是需要时间和耐性的，居住在新区的父母属于全国行动最放任的人。还有许多别的事，得为孩子花费时间。一般认为做母亲的应该为孩子安排活动，然后开车送他去参加。有时这样做需要具有象格罗辛杰公司的社会指导员所具备的那种精力和机智才行，因为郊区儿童实在是忙得不可开交。社会学家对于孩子生活被组织起来的程度感到惊讶。每天放学后和星期六，旅行汽车在郊区往来穿行，运送孩子们去上舞蹈课，到少年棒球联赛会参加练习，学习网球，学习驾驶帆船，参加话剧小组，参加舞会，学钢琴，参加幼年童子军活动，上戏剧班——这些活动安排使他们回到家只能赶上吃晚饭看晚电视。他们的时间占得太多了。亨利·默里在《弋达罗斯》月刊上抗议说，孩子们个性获得发展的机会，即使没有被完全毁掉，也大大削弱了；他写道，“婴儿才刚能够蹒跚移步，父母就使他同别的婴儿在一起玩。”摇曳音乐的一代对于个性是不大感兴趣的。虽然年纪较长的经理人员口头上仍然称道个性，他们的下级更关心的却是培养自己的孩子，用他们的话说，长成后能够“同别人合得来。”他们彼此钦佩对方的这种品质，力图在自己身上发展这种品质，并且认为这种品质正在成为他们的下一代获得成功的关键。
其结果是成百万的学童在逐渐进入懂事的年龄时，都只装备了神妙的雷达，却没有陀螺仪。他们都懂得社会上需要好的精神素质，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这有什么用；他们对于如何获得别人好感很有办法，但对于需要获得任何其它成就却不甚了了。一位主教曾说过：“一个男孩从小让我教养七年，他就会终生做一个天主教徒。”宣扬适应环境的改革家花的时间却不止七年，很难想象教会能做出更为彻底的成绩。从一开始母亲便对孩子灌输讨好自己的小伙伴的必要性。然后在沙坑里和秋千架上便开始实践。接着更有其它许多活动：幼年女童子军、少年棒球联赛会，等等。与人友善的宣传是无孔不入的。现代教堂的主日学教导孩子们说上帝实际也不过是一位好伙伴；宗教是有趣的，就象电影里的修女，她们也打垒球，乘坐直升飞机到处游逛。任何刚在成长的路德【马丁·路德（1483－1546年），德国的宗教改革家。——译者】要想培养自己的个性，群众性宣传工具便会对他进行劝阻，而在新的郊区学校里则热清地把良好伙伴关系的油彩最后再给他们涂上几层，使之面目全非。
美国课堂教学的性质和程度，在居民区是各不相同的。在某些学校里，麦格菲【威廉·霍姆斯·麦格菲（1800－1873年），美国教育学家和教科书编写者。】编的读本和背诵的学习方法仍然盛行。可是，只有一位教师的公立初级学校正在逐渐陶汰；这种学校的数目，已从1932年的十四万三千三百九十一所减少到1950年的五万九千六百五十二所，到艾森豪威尔时代结束时则将只剩下二万零二百十三所。凡是在教师大会上和师范院校里受到尊敬、在全国教育协会上得到表扬的教育界的领袖人物都是所谓进步教育的提倡者。而其实并不真正进步。在一开始这种教育倒是进步的，那时作为一个运动，它力求把富有想象力的儿童从不许乱走一步的教室纪律中解放出来，鼓励他们发展个性。后来由于教育学家越来越热中于发展学童的社会技能，于是教师们就放弃了原来强调智育的作法，改用一种比过去强制性更大的态度，定要把孩子教育成为格赛尔【阿诺德·格赛尔（1880－1961年），美国心理学家，以专门研究儿童行为著称。】所描绘的那样的人。
这种学校从不告诉学生必须学什么，而是让他们自己选修课程。为了避免对学生的表规定出死板的标准（说它是“枷锁”），成绩评定往往只分为“满意”和“不满意”两类。“家庭生活”课程代替了代数、几何、语法、外语。有时，这些新教育家对传统的教育制度简直抱着近乎敌视的态度。伊利诺州帕克福雷斯特区中学的校长埃里克·巴伯在1954年全国都市联合会举办的“全美学校”竞赛中被选为五个优胜者之一。他曾哀叹大学招生办事处死抱着入学条件不放。他说，“所谓的‘聪明学生’，离开了书本和死记的工夫，常常是最笨和最无能耐的学生。在工商业、推销业务、体育、无线电等等方面担任年薪两万到十万美元的工作的，其中许多人的智商【西方社会常用的一种智力标准，是通过某种智力测验来确定成人或儿童的“智龄”，以此数乘以一百，再除以他的实际年龄，便得出“智商”。——译者】都低于九十，这便是明证。”
学校里的教师十分警惕发生被贬为“不善适应”的表现，于是就去参与学生的择交，参加他们课间休息时的游戏，乃至学生的各种荒诞活动。不是组织班级去参观国家纪念馆所，而是去参观牛奶场或副食品商店。为了学会去做消费者，他们尽量搜集据说对他们以后的生活会有用的这方面的知识。在家长会上，学监解释说，在这种“实践”的课程中，学生们参与了生活实际。这样他们就会放弃所谓的“人上人的意识，”不去集中注意可能使得生活发生什么变化，而是注意如何在“不打乱人与人的关系”的条件下去加以改变。巴伯博士在一个教师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着重培养学生性格中外向的一面。他说，“我们的时代是集体行动的时代。”所以我们教育学生，学生也学会如何“全面发展”——成为懂得个人目标和社会目标完全一致的人。如果对于某个问题感到不明确，他们就互相请教。
有些家长反对这样做。他们要求恢复拉丁文、化学、积分学——这些大专院校也要求学的课程。校长们却都含笑摇头回答说，“我们要教的是儿童，不是哪一门课程。”他们深信，为了使学生在进入消费者世界以前具有充分准备，他们现在所采取的办法是切合实际的和从现实出发的；未来定会证明这种作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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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午10月4日，苏联的新闻机构塔斯社向美国公众发布了一条令人感兴趣的新闻。该社宣布，“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己经制成，苏联已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卫星……人造地球卫星将为宇宙旅行开辟道路；看来今天的这一代人都将亲眼看到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以自己解放了的自觉劳动，如何将人类最大胆的梦想变成现实。”
要充分领会这一报导的冲击力量，我们应该记得，在1957年之际，美国还被认为是科学发明之家呢。战后一段时间，莫斯科常常宣布这个或那个俄国人——一般都是从来没人听说过的伊凡或伊利亚——曾是某项成就的发明人，而这些所谓发明，苏联以外的人全都知道是美国人早就做出了的，这在当时成了道路相传的笑话。美国人从孩子时候起就相信，技术方面的才能事实上已被他们垄断了。现在，趾高气扬的人一下子摔了交。他们还受到了奚落。赫鲁晓夫哇哇叫：“全世界的人都指点着这颗卫星看，都说，美国失败了。”美国人的确是失败了。塔斯社把这宇宙飞行器称作“斯普特尼克”；按字义讲是“旅伴”，或者更恰当一点说是“同路人”。这颗卫星立即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对美国来说，这件事引起的震惊之强烈，竟不亚于当年的股票市场大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