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水球大小的俄国卫星，不停发出嘟嘟的声音，正以每小时一万八千英里的速度，每九十六点二分钟绕行地球一周，这个消息最初是在第十六号街1125号苏联大使馆举行的鸡尾酒会上十分偶然地传到华盛顿来的。二十二个国家来的科学家当时正在举行1957－1958年国际地球物理年，即他们简称为地物年的活动——也就是一般地交换交换资料——而在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星期五的晚上，俄国外交官正好在招待地物年的五十位杰出人物。忽然间来宾之一，《纽约时报》的沃尔特·沙利文被叫出去接一个紧急电话。他从电话中知道了塔斯社发布的消息。于是他匆匆赶回来和美国科学家劳埃德·伯克纳博士耳语了几句，伯克纳马上敲敲放满冷食小吃的桌子，请大家安静下来。他说：“我愿意告诉大家一个消息，我刚才得到《纽约时报》的通知，有一颗人造卫星正在离地球九百公里的轨道上运行。我愿意为我们的苏联同行的成就向他们表示祝贺。”
大厅里顿时掌声雷动。卓越的科学家对科学的国家疆界观念本来都很淡薄，在场的这些美国人对这一点更是毫不在意。美国国际地物年计划主席约瑟夫·卡普兰博士认为俄国的成就“了不起，”并说：“他们既能发射这样重的一颗卫星，他们一定能够发射更重得多的卫星。”可是，白宫暂时却哑口无言。尽管苏联对其卫星计划一直并没有十分隐讳，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出现却仍使美国情报机构大为震惊。在国际地球物理年在巴塞罗那举行的一次计划会议上，苏联代表就曾公开地，满怀信心地谈过他们发射空间运载工具的计划。早在1954年11月，就有人问国防部长威尔逊，他是否担心苏联可能在卫星竞赛中得胜。他轻蔑地说：“他们即使得胜了，我也不放在心上。”
现在苏联人造卫星已是既成事实，共和党人的这一路线却仍然未变。政府发言人好象表示报界不应当小题大作。哈格蒂发表一项声明，把苏联发射卫星说成是一件“极有科学意义的事”，可是，他又说：“我们从来没有认为我们的计划是在同苏联人竞赛。”当时已退休的威尔逊称俄国的这一成就是“一个巧妙的技术花招儿”。海军研究部主任罗森·贝内特少将表示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对“那么一块几乎人人都能发射出去的铁块”那么大惊小怪。白宫顾问克拉伦斯·兰德尔把苏联的空间载运工具说成是“一件无聊的玩艺儿”，因此激怒了总统，谢尔曼·亚当斯轻蔑地说政府对“外层空间篮球赛”不感兴趣。（亚当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对自己说这句话感到后悔。他写道：“我那时只是想反映总统要保持镇静沉着姿态的愿望，但经过考虑后不得不承认，我的话似乎是在防止夸大上矫枉过正了。”）
华盛顿的其他一些人却无意把苏联的人造卫星看得那么无足轻重。特雷弗·加德纳过去担任空军部长助理，曾一直设法调解各军种间关于由谁来执行美国的外层空间计划的争吵，现在他痛心地说：“我们现在至少有九项弹道导弹计划，竞相争夺大体上相同的设备，相同的专家，相同的机器和相同的公众注意。”电子学家和导弹弹体专家提到了威尔逊对外层空间探索计划的轻率态度。一个重要的国防定货承包商说：“我们落后于俄国人的根本原因是我们没有全力以赴。”总统的一位最亲密的助理说，他真想“绞死”预算局长珀西瓦尔·布伦戴奇。诺兰私下警告艾克，苏联成就在全世界的影响，几乎完全抵消了美国共同安全计划的价值。有些国际法专家真的建议“乘现在还不太晚的时候”赶快同俄国人取得和平协议。
民主党人非常愤慨是可以想见的。华盛顿州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要总统宣布“国耻民危周”。密苏里州的赛明顿要求国会召开特别会议。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说，“我们所面临的实际挑战己涉及到我国社会的根本。它涉及到我国的教育制度，这是我们的知识和文化价值的来源。在这方面政府的学术复兴计划目光短浅，令人不安。”多数党领袖约翰逊看到了俄国成就所包含的宇宙意义，他说，“罗马帝国控制整个世界，是因为它善于筑路。后来——人类向海上发展后——英帝国占据了统治地位，因为它有海船。现在共产党人己在外层空间建立了立足点。光是说明年我们将发射一颗‘更好的’卫星上天，也许是不能令人安心的。”他最后更挖苦说，“也许我们的卫星甚至还有镀铬的外壳——挡风玻璃上还有自动雨刷呢。”
这些话并不单纯是党派斗争性质的言论。每隔一段时间，美国人总感到有必要痛苦地思素一下，为什么国家越来越软弱了。上一次发生这种情况是在1940年春季，那时法国即将陷落，老一辈的人认为美国青年太热中于摇曳音乐，而听不到纳粹的皮靴咔嚓声了。现在象那时一样，新闻界已惊醒过来。波特兰《俄勒冈人报》评论说：“让苏联卫星在空中盯着我们，这实在太可怕了。”《时代》周刊说，“美国一向为自己科学技术上的能力和进步感到自豪，为自己能够走在别人头里，第一个取得成就感到自豪。可是现在不管作出多少合理的解释，由于一颗红色的月亮使美国人黯然失色，终于突然间在全国出现了强烈的沮丧情绪。”那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富裕社会》快要出版。不论是他还是出版社对这本书的销路都不存什么很大希望。“但是，在1957年秋”，他在第一版的序言中写道，“苏联把第一颗人造卫星送上了天。这一行动的时间安排，真是没有再这么巧的了。如果我再年轻些，如果我的政治观点还没有完全形成，我很可能会感激涕零，在这种心情的冲动下，到克里姆林宫城墙下去找最后的归宿。我知道我的书击中了要害。”
美国人尝到了低人一等，甚至蒙受耻辱的滋味。他们成了国际上的笑料。俄国的主要的星际科学家利奥尼德·谢多夫在巴塞罗那的一次科学会议上，嘲笑他的一位美国同行说，“你们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比我们高。可是，美国人就只爱自己的汽车、冰箱、房子。他不象我们俄国人，热爱自己的祖国。”反美的人大肆嘲笑。曼谷《永恒报》有一条大标题是“俄国人拉下了美国人的面子”。贝鲁特的一位教授在谈到他的反美学生时挖苦地说，“你还以为是他们这帮人发射的哩”。伦孰《经济学家》的编辑们看到了俄国人在亚非世界取得了一次心理上的辉煌胜利，法国的新闻记者倒是看出了问题的核心：苏联群众所付出的代价。梯也里·莫尔尼埃在《费加罗报》上写道，“俄国人民能够……在天空中看到一颗明亮的星星把苏维埃政权的光芒带到地球之外去，是靠千百万人缺吃少穿的结果。”《战斗报》也评论说，“如果俄国人把他们的成就用一部分在逐步改进世界现状方面——结束那个集中营世界，那我们也会感到高兴的。”但是，在整个欧洲，只有忠于英国的老盟友的伦敦《每日快报》预言，不管怎样，美国总有办法达到目的：“其结果将是展开一番新的努力以争取在空间探索方面赶上和超过俄国人。我们丝毫也不怀疑美国一定会获得成功的。”
而美国人自己却有不少怀疑。他们对苏联成就的含意了解得越多，便越感到忧虑不安。在最初的几天，有关人造卫星的一切细节，几乎都是从塔斯社和《真理报》获得的。史密森研究院当时正在坎布里奇修建一所天文物理观察台，目的正是为了迫踪这类现象。可是，观察台当时还没有完工，而它甚至连各地观察卫星的人用电话报告给它的肉眼观察结果，都无法加以整理核对。俄国人透露，他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是一枚光亮的钢球，直径二十二英寸，重一百八十四点三磅，装有四根无线电天线。它的轨道高度是美国科学家原来认为不可能的。就是依靠这种高度，所以它能避开大气层，好几年不停地绕着地球转。这一人造卫星的重量也是十分惊人的；现仍处于理论阶段的美国“先锋”火箭发射计划的负责人一直希望能把海军供研究用的一个重二十一磅半的“海盗”式卫星发射到最远不超过三百英里的高空去。这就需要使火箭推力达到二万七千磅。俄国的发射器却使用了二十万磅的推力——这个数字令人难以置信，显然表明他们找到了一种新的能源。
在获得了新的资料，并由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加以计算之后，美国人对苏联技术的高超更是惊叹万分。卫星的运行轨道也是出人意料的。当然，轨道是椭圆形的，它离地球最远为五百八十三英里，最近为一百四十三英里，而因为这两个距离都没有包括地球的半径（三千九百六十英里），因此这个椭圆形实际几乎是个圆形，这说明俄国人不但有推力，而且还能精确地加以控制。此外，这次发射是很大胆的。使人造卫星进入轨道的最简单的方法是沿赤道向东发射，借助地球的自转，使卫星得到约每小时一千英里的自进速度——实际上也就是利用顺风。“先锋”计划的设计人员原来就打算这样做：根据他们的计算，如果“海盗”式火箭由佛罗里达向正东发射，就能得到每小时九百一十四英里的助推力。可是最初那几天里日夜加班的“先锋”计划的火箭专家们惊奇地获悉，俄国卫星却朝另外方向偏斜65°，这表明他们有足够的燃料供火箭燃烧。这还有一个意义。“先锋”计划火箭的轨道将只通过欧洲和俄国的大部分地区的南面。而苏联这颗人造卫星却经过地球上大部分住人的区域，这就是说世界各国大部分人都不但能听到它，读到关于它的报导，而且还能看到它——这本身就是一次宣传上的胜利。
也许是莫斯科有意开个小小的玩笑，美国人是最后一个清楚地看到它的人。他们所选择的发射时间使卫星在最初几周内经过美国时，要么是在白天由于耀眼的阳光而看不到它，要么是在夜间地球的阴影遮住了它。好奇的人——这种人在美国何止成千上万——只得在黎明和黄昏时分，衬着灰蒙蒙的天空匆匆看它几眼。这种情况是会变化的。史密森天文台的约瑟夫·海尼克博士说，卫星绕行地球的轨道角度，每天有四度偏移；大概到10月20日前后，有双筒望远镜或小型天文镜的人都可以在自己头顶上看到这颗卫星了。但是一向缺乏耐心的美国人，恨不得马上能够什么都知道。自从那个星期五晚上全国广播公司评论员告诉他们“现在请收听这个从此划分了新旧两个时代的声音”以来，他们就一直守着自己的收音机和电视机。后来，他们终于第一次听到了从外层空间用二十兆周和四十兆周两个频率交替发来的一种奇怪的降A调的嘟嘟声。
在最开头的几天中，一般认为卫星是在用密码发回信号，于是中央情报局的密码员日夜轮班要想破译密码。幸好一个能开导他们的人正好在华盛顿；他是莫斯科派来参加国际地球物理年会议的三人代表团的首席代表阿纳托利·阿卡吉维奇·勃拉冈拉沃夫将军。这位将军说，没有什么密码。设计人员需要嘟嘟声，是为了便于追踪卫星，使他们知道卫星仍在太空运行。在这钢球里，除了一台发报机和蓄电池外，什么也没有。卫星发信号使用的电力为一瓦——差不多仅够澳大利亚和美国的业佘无线电迷互相进行通话。勃拉冈拉沃夫还说，在大约三星期之后，电池就要耗尽，嘟嘟的信号声也就要停止了。美国人不信地哼了一声说，说得倒象是那么回事似的，可是谁能相信一个俄国将军的话呢？那信号怕不那么简单。《时代》周刊不安地说，“许多人认为现在还未了解全部真相。”一般人都纷纷议论说，中央倩报局最好设法摸清这个底，要不然，美国纳税人将怀疑他们是安着什么心。
※※※
卫星一号给了福特公司销路日绌的埃德塞尔汽车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个新牌子的汽车是在一个月之前才开始上市的，但现在已被广泛看成是一种不光采的象征，代表美国人必须抛弃的那种华而不实的小玩艺儿。此外，还有别的一些替罪羊。现政府就是其中之一。罗伯特·本迪纳就认为，直到现在，在共和党人看来，所谓科学家不过就是一个在电视台上剖开各种香烟一一加以比较的人罢了。国民教育是另一个明显的攻击目标，而且实际上的确应负不少责任。作父母的美国人都感到很气忿，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孩子受到的是“适应生活”的教育，而俄国的教育制度却以功课紧、竞争性大而著称，从四年级开始就无情地淘汰掉平庸的学生，并给成绩突出的学生以最高荣誉。而这在美国是只有运动员和那些挥着指挥棒、扭着屁股的拉拉队长才能得到的。
随着当时在排印中的约翰·根室的《今日俄国内幕》的出版，那些作父母的还会更加愤怒。根室报道说，“在为升大学作准备的学校里，苏联的孩子必须在十年之内学完美国孩子要十二年，甚或更长一些时间才学完的东西。”他说，俄国的小学生一天上学六小时，一周上学六天，一年上课二百一十三天，而美国学生却只有一百八十天，而且俄国小学生在最后两年每天还要安排四小时的家庭作业。根室接着说：
『……不论对男女学生都强调首先得学好科学和技术，这一点就是对我们的教育制度的最大的挑战。每个学生，除了整整十年的数学课之外，还必须学习四年化学，五年物理，六年生物。相比之下，美国的中学只有半数左右多少有点儿物理课，只有百分之六十四多少有点儿化学课。一位美国的权威人士告诉我，苏联念完十年制学校（相当于我们的十二年制学校）的男女学生，其所受的科学教育——特别在数学方面——一般都比美国的大学毕业生还强！』
苏联学校很早开始就注重科学；小学生就开始学习光学和量子理论。到五十年代中期，苏联学校培养出来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比美国多一倍。国家科学基金会在一份长达六十四页的报告中估计，苏联全部科学家中，有百分之十四的人可以去进行基础研究——那就是说可以进行也许有实用价值、也许没有实用价值的研究。这类工作常常在当时看来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但正是由于好奇心永不满足的实验室工作人负，对许多问题进行废寝忘食的探索，才使下一代有可能出现技术上的奇迹。没有亨利·卡文迪什和迈克尔·法拉第，托马斯·爱迪生就不可能发明白炽灯；原子弹所以终能成为现实，是由于艾伯特·爱因斯坦在1905年出版了一本晦涩难解的著作，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完全无法实际应用的命题：能量存在于一切物质之中；氢弹是由过去研究星体的人创造出来的。在查尔斯·威尔逊看来，基础研究是荒谬可笑的。他在担任国防部长时期有一次嘲笑基础研究不过是要探究“绿草为什么会绿，炸土豆为什么会黄。”这句话到现在科学家们都还记得，提起来都感到痛心。进行长远研究的美国人为数很少，投给他们的经费——一年约四亿五千万元——仅占国民收入的千分之一。
现在科学家们开始说话了。诺伯特·威纳对于科学和社会都有些意见要说。威纳谴责政府自雷达研究和曼哈顿计划以来对科学研究所加的严格限制。他说，其结果是，一个科学家往往不仅不知道他所研究的问题的总目标是什么，而且更坏的是，他的科学探素精神也常常遭到打击。物理学家们指出，苏联人有一台八十三亿电子伏的粒子加速器（原子击破器），比美国的最好的加利福尼亚大学电子感应加速器还要好。美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主席，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约翰·卡普兰说，“在海洋学、气象学和上层空间物理学方面，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肯定不比我们落后。”
爱德华·特勒也讲话了。特勒虽然在大多数物理学家同行中仍然受到轻视，但还不失为一个高明的有预见的学者。他的五角大楼的朋友们指出，在那嘟嘟声开始发出之前六个月，他已在该年4月号《空军》杂志上忧郁地写道：“十年之前，在哪里可以找到全世界最好的科学家是不成为问题的——在我们美国……但从现在起再过十年，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就只能到俄国去找了。”他指出，在苏联，科学几乎是一种宗教；科学上最有才能的人被选拔出来，简直成了特权阶级，可是他们的美国同行工资低，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因而几乎不可能对后起之秀给予任何鼓舞。他这种要求对科学研究的尊严给以适当尊重的呼吁，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把科学家描绘成疯子的漫画的数量急剧减少。关于他们的笑话也少了。更出人意外的是，“鸡蛋脑袋”这个词很快就从人们的语言中消失了。
相当时候以来，沃尔特·李普曼就一直在激励他的同胞献身于一个民族目标。当时谁也不懂他这话指的是什么，但现在明白了：这个民族目标就是挽救教育，从而挽救美国的下一代。鲁道夫·弗勒施的《强尼为什么不识字——和你的对付办法》在1955年出版时没有造成多大影晌，而现在却突然成了人人欢迎的畅销书。几乎没有人对当时那样状况的学校讲过一句好话，只有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鲁思·斯特朗博士那样的人除外，因此她和师范学院都受到了指责。社会批评家的重炮正是对准这样一些被人嘲笑地称为“教育专家”的教育工作者的。芝加哥大学的劳伦斯·克利姆普顿校长指出，斯特朗之流和威廉·赫德·基尔帕特里克之流歪曲和曲解了约翰·杜威的教育思想。杜威认为，思维开始于兴趣或关切。但这一点却被曲解为教师必须逗引学生高兴或者使学生感到好玩。
赫伯特·胡佛说，共产党人“正在造就出在数量上两倍于或可能是三倍于美国”的科学家。他讥笑那种“到处流行的容许十三四岁的学生自由选修大部分课程的中学制度。”就在同一个星期里，另外一位著名的工程师（下面我们还会听到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议论）在底特律说，发生问题的根源之一是我们“误解了”美国中学的“价值”。负责美国原子潜艇的海曼·里科弗海军少将说，“我们老是过高估计了中学的价值。”他还接着说，“总计起来，我们的中学和大学里的学生比〔欧洲人的〕中学和大学里的学生多得多，因而我们感到很自豪。但所有这些对比都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欧洲中学毕业生所学到的东西比我们大多数大学毕业生学到的还多。”他还沉痛地说，“至于中学毕业文凭，那还是少说为妙。”
甚至坚定的共和党人也感到不安。艾森豪威尔时代在其他方面一直坚定地为现状进行辩护的克莱尔·布思·卢斯，也感到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再自满了。她把苏联人造卫星业出来的嘟嘟声叫做“从外层空间传来对美国人十年来自以为美国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民族优越性的可靠保证的嘲笑。”她的丈夫居然也有了大逆不道的念头。《时代》周刊紧张不安地说：“整个美国转向华盛顿，希望从那里得到一些安慰，而结果却只看到政府机构中一片混乱，感到领导方面存在着危机，因而要求采取行动。”在那个星期里，股票市场价格一泻千里，令人头晕目眩。随着俄国的人造月球亮晶晶地越过天空，整个美国似乎已变得万分沮丧。一种挖苦讽刺的情绪忽然到处流传——有人建议要把“先锋”计划的名称改为后卫计划；有一个故事说，一位华盛顿的记者打电话到美国宇航局，探问计划进行得怎样了，接电话的一个姑娘却问他，“先生，你是想要我们提供情报还是有什么情报要告诉我们？”
卫星一号的嘟嘟声，象布拉冈拉沃夫将军所预言的那样，在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消失了。卫星仍然在太空中，并可以追踪到它，但至少你听不到它的声音了。接着，当美国人刚刚喘过气来的时候，卫星二号于11月3日又上天了。同前一个比起来，它在某些方面，是一项更为惊人的成就。新卫星重一千一百二十点二九磅——六倍于卫星一号——它的运行轨道距离地球一千零五十六英里。莫斯科广播电台宣称：“宇宙间从未探索过的自然进展现象，人类现在可以比较了解了。”这话不错：美国科学家们很羡慕。一个那样大的外层空间运载工具可以容纳各式各样的仪器，通过无线电发回关于宇宙光、大气层以外的太阳辐射，大气的温度和组成、流星的危险性、地球引力、地球磁场、地球电荷、地球气候的各种云型等方面的资料。俄国人还搞了一个令人想不到的绝招儿。卫星上有一只莱卡种的小狗，它身上绑接的一些仪器装置可以提供动物在外层空间能否生存的情报。
对于极力美化政府的人们来说，这又是一个不幸的日子。按照人们的理想，关于这件事的消息传来时，政府领导人应该是坐在自己的办公桌边废寝忘食地力图追赶上去。可是事实是，艾森豪威尔刚刚去出席了西点军校1915届校友联欢会，并观看了回校校友的足球赛才回来，而查理·威尔逊的后任、新国防部长尼尔·麦克尔罗伊，也到哥伦布去观看十大名队的足球赛去了。
整个美国舆论大哗。一只狗在卫星二号上的出现，清楚地表明俄国人最终是要把一个人送到月球上去的。大多数美国人决心要在那里击败他们，因此，他们对他们的总统的那种沉着态度感到不能忍耐。《时代》周刊说：“这场风暴势将成为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从未遇到过的最严重的一场风暴。”《匹兹堡新闻报》有一条大字标题，恳求说：“艾克，发射卫星吧。”
※※※
艾克却不打算这样做。他决不让人家把他弄得惊慌失措。不象继他之后进入自宫的三位总统，他对于把国家资源投于空间探索是否明智深感怀疑。现在他又以艾森豪威尔将军的身份思考问题了，认为他所见到的实际是一种军事威胁。他知道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正在下降，对干盖洛普提出的问题“你赞成艾森豪威尔目前处理总统工作的方式吗？”只有百分之五十七的人给予肯定的答复。而在过去，这个数字从未低过百分之七十一。这次下降得最多的是在南方，从上次1月份的百分之七十二下降到空前的最低点百分之三十六。【南方的下降大部分是小石城危机所引起的。】任何总统都不会愿意看到自己威望的下降，而艾克对个人威望的重视更是不同一般。但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他却是个行家，从一开始他就把火箭技术看作是军事问题。他估计克里姆林宫也一定那样看；在10月中旬以后，主要由于《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向尼基塔·赫鲁晓夫进行了一次很不寻常的访问，他对这一点更深信不疑了。
当时苏共第一书记正颇为趾高气扬。沉醉于他的科学家们所取得的胜利，他自夸说，向外层空间发射卫星不过是一系列俄国火箭奇迹的一个开端而己。他踌躇满志地说：“当初我们宣布成功地发射了一颗洲际弹道导弹时，某些美国政治家不相信我们的话，现在我们又成功地发射了一个地球卫星，只有技术上无知的人才会还有所怀疑。美国没有洲际弹道导弹；要不然它也会很容易地发射自己的地球卫星了。”他说，西方还不如把B－52飞机连同它的机场全部废弃掉吧：“如果你们研究一下我们最近的建议，你们将看到我们根本没有再提机场控制站【控制站指雷达装置。】问题……设置控制站来监视过时的飞机是没有用的。”在同一个星期里，他会见了两个来访的英国下院议员，这时他的话说得更为生动了：“轰炸机已经过时了。你们还不如把它全部烧掉吧。你们怎能让有着血肉之躯的人去跟那类东西相拼呢。”几天之后，俄国人宣布他们成功地试验了一种可以用于导弹的新型氢弹弹头。在艾森豪威尔将军看来，这一切只能有一个解释。对俄国火箭技术的进展抱怀疑态度是错误的。现在必须相信赫鲁晓夫的话。由人来驾驶的轰炸机可能尚未过时，但己快成为过时的东西了。苏联事实上已经发明了令人恐惧的洲际弹道导弹。在莫斯科按一下电纽，华盛顿就会化为灰烬。
回顾一下下列情况，就可以明显看出当时美国面临的危险：
『1957年6月5日 一颗由卡纳维拉尔角发射的陆军丘辟特导弹飞行了一千五百英里，这是美国中程弹道导弹第一次成功的飞行。
1957年8月26日 苏联报导说，它已成功地试验了一种多级洲际弹道导弹。
1958年11月28日 美国一颗阿特拉斯洲际弹道导弹完成了从卡纳维拉尔角到阿森松岛的六千三百二十五英里的飞行，这是美国洲际弹道导弹第一次全程飞行。』
这里可以看出，苏联的火箭技术危险地领先了整整十五个月的时间。当然，美国也不能说是完全没有防御能力的。尽管赫鲁晓夫对轰炸机百般嘲笑，高度警惕的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处于戒备状态的B－52机队带着核弹头昼夜二十四小时不停地在空中巡航，丘辟特中程弹道导弹在环绕苏联的北约基地上作好了准备，对俄国的侵略仍是一种强有力的威慑力量。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美国在生死攸关的洲际弹道导弹竞赛中已经落后，而且这种落后状态还将继续至少一年之久。
艾克这些天在总统官邸里面是完全不象前些天使白宫记者团急死人的那个头脑冷静、几乎无动于中的政府首脑的了。谢尔曼·亚当斯后来写道，“尽管艾森豪威尔表面上保持着沉着从容的神态，但在私下，由于俄国人在科学上一跃而超过美国，他也象国内每个人一样感到忧虑。”甚至在苏联卫星二号上天之前，他就已命令仅仅在头一夭才宣誓就职的麦克尔罗伊对美国的导弹计划迅即进行一次紧急审查，而且后来埃米特·约翰·休斯告诉他，目前公众的关心很可能是新计划赢得支持的一个有利条件时，他很快地回答说：“哦，肯定是。任何事情只要能使我们摆脱这种自满情绪——能使下届国会明白事态的严重性——都是好的。”
对他来说，问题显然并不这么简单。如果他把这场和俄国人的竞赛中的实际风险都透露出来，那么国会和人民可能不仅会抛掉自满情绪，而且很可能会把洞察事物的能力，甚至连理智都一并丧失了。该年春季，总统曾请当时的福特基金委员会主席小罗恩·盖瑟，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合作和指导之下，调查一下国家的防务戒备状态。调查结果是在苏联卫星二号正好进入轨道后的11月份送上来的。报告所列情况简直令人不堪设想，总统只得决定把它扣压下来。盖瑟报告表示同意在全国修建核弹掩蔽所的建议。艾克认为，掩蔽所计划从财政上考虑根本不可能实行，因而发表这样一个提不出解决办法的徒乱人心的文件是毫无意义的。
可是，他相信解决办法是可以找到的。那就是努力超过，或者至少赶上苏联在导弹方面的成就。在他看来，这才是摆在国家当前的任务，而不是什么在外层空间创造惊人业绩。这是任何总统都不曾面临过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不受星际情况的吸引，他并没有什么困难，虽然在国内，甚至在他自己的政府中，能够抗拒这种外层空间旅行的诱惑的人并不多。诺兰就不能抗拒这种诱惑；艾克不得不干脆告诉他，他无意“在弄清倒底要花多大费用之前，就听人怂恿，全力以赴去一样接着一样的搞那些赶时髦的玩艺儿。”总统要把一切火箭计划至少暂时由国防部掌管的决心，也受到副总统尼克松和马萨诸塞州理工学院院长詹姆斯·基利安的反对，后者是艾克刚在11月7日任命为总统的科学和技术特别助理的。艾森豪威尔对他们两人说，发射外层空间火箭和发射远程导弹在技术结构上实际是一样的，花费大量财力分头去搞，他认为毫无意义。基利安对这一点表示怀疑，而尼克松却支持基利安，他争辩说，如果和平的探索外层空间的工作交由一个与国家军事当局无关的机构去处理，那美国在国外的形象就会更有利一些。但总统对美国的形象并没有象他对美国的生存那样关心，他回答说，他宁愿“要一颗装有核弹头的红石导弹，也不要一支能射中月球的火箭。”他并尖刻地说：“月球上没有我们的敌人。”
后来的一代人已见惯了地下发射台里的核武器、北极星潜艇和许多具有自动防止故障特性的机械装置——这些都是艾克一想到就害怕，但还是大胆正视的未来的可怕现实的东西——对于这后一代人来说，他的明智是显而易见的。俄国人所拥有的洲际弹道导弹和美国所拥有的较次的中程弹道导弹，那时还没有这样的名称。甚至最有经脸的专家也未想到过，如把氢弹弹头装在无人驾驶的导弹上，让它以比卫星一号每小时一万八千英里更高的速度飞越海洋和大陆，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局面。所有这些，在1957年时，普通美国人是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10月28日《时代》周刊上的一段话，可以使人约略看出当时的一些熟谙内情的人也是多么无知。那篇文章的题目是《在卫星上安装武器？》，这文章好象是出自儒尔·韦尔纳【儒尔·韦尔纳（1828－1905年），法科学幻想小说作家。——译者】的手笔：
『许多富有想象力的军备设计家曾经设想到一种卫星堡垒，上面装上核导弹可以向下面的地球发射。为了增大载运量，一切外层空间运载工具都必须制作得比较轻巧。因此它们会很容易被打坏，而且由于它们只能在可以测定的轨道上运行，也就不难被击落下来。有人建议一种对付敌方卫星的方法，那就是把一支中等火箭射入敌方卫星的轨通，但让它循相反的方向行进。弹头一爆炸开来，就会有数以百万计的小粒子充满整个软道。那样，任何一颗小粒子，以两倍于原来轨道速度的速度（每小时三万六千英里）碰上那个卫星，就会产生一颗流星的作用，把它打一个洞，把一股火焰直射到它的中心去。』
这是1957年的事，那时苏联已把一个物体射入了轨道，有关这一问题，每小时都有新情报传来，此后又过了五个月，《时代》周刊才报道说：“五角大楼越来用得越多的一个词是‘超杀伤力’——这是一个直率的，但很生动的词儿，意思是在摧毁一个军事目标时使用比实际需要超过好多倍的力量。”到这时，全国学到的东西真不少。但是当初在艾森豪威尔上任的时候，导弹理论本身就几乎象1939年10月爱因斯坦的那封著名的信送到罗斯福总统办公桌上时人们对原子弹的概念一样，不是一件现实的事。在对日战争胜利日以后的八年中，政府花在远程弹道导弹计划上的钱平均每年不到一百万元。1954年，美国一些物理学家向华盛顿建议说，他们现在相信他们能够设计一种氢弹头，体积之小可以装在导弹顶部发射出去。政府这才为弹道导弹的发展计划开了绿灯。但美国这时已经落后了——俄国人虽然不知道究竟是否可能携带核弹头，却早已决定加紧导弹研究工作——这差距，在美国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极端错误的建议之后，就变得更大了。
次年就将归化为美国公民的纳梓V－2科学家沃纳·冯·布朗在1954年说服了陆军部和海军部，在他的领导下共同进行一项研究工作。冯·布朗打算使用助推火箭来加强陆军已试验过的红石导弹的速度，把一个小卫星（五磅重）送入轨道。这项工作被命名为“轨道”计划。这个计划一直进行得很顺利，可是到那年10月国际地球物理年研究小组在罗马开会，建议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从1957年7月至1958年12月——发射地球卫星。参加会议的美国人表示同意。他们建议美国承担一项发射卫星的计划，以作为美国对国际地球物理年的一份贡献。白宫也同意了。就在这时，政府的某些制订政策的人一再坚持一定要避免让人觉得我们是在利用国际地球物理年的活动追求军事目的。他们的理由和三年后基利安和尼克松提出的理由一样：中立国政府可能会发生误会而不高兴。国家安全委员会觉得这话有理，因而决定把卫星研究和军用导弹工作划分开来。这个使冯·布朗的“轨道”计划宣告结束的决定，是在1955年年中作出的，当时在迪尔本，福特汽车公司正好要决定生产它那注定要倒霉的埃得赛尔汽车。
在卫星一号上天之后，费城的费尔斯天文馆馆长莱维特认为把火箭专家和导弹专家分家是“一件惊人的蠢事。”陆军推进器工程师们也同意他的说法。1955年，他们的丘辟特中程弹道导弹已获得相当进展，完全可以用以发射卫星了；1956年9月，一支改进过的丘辟特－C型导弹就己达到六百五十英里的高度，比苏联卫星一号的轨道还高，共航行了三千五百英里。不过，国家安全委员会那里并没有提出要求来。“轨道”计划的火箭专家全都调到它的后继者“先锋”计划方面去了。接着，“先锋”计划又拨归海军，理由是海军的“海盗”式和“空蜂”式火箭在高空导弹研究方面比其他军种的类似工作取得了更大的进展。一到海军那里，“先锋”计划就奄奄一息。在新的管理机构的领导下第一步是在1954年末发射一颗重二十磅——等于苏联卫星一号重量的八分之一——的卫星，那是现在负责其事的加拿大天文学家约翰·哈根所长宣布的。但是接着出现了许多意外的障碍、耽搁和延误。哈根于是发表了一项修订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只要它的“海盗”式发射器的二万七千磅推力不出向题，第一颗二十二磅半重的卫星就将在1958年春季上天。当苏联科学家已开始一个接一个向天空发射红色月亮时，哈根和他的同事们却还在进行这项工作。
在艾森豪威尔的心目中，科学研究与军事上的需要仍应加以严格区分，他在苏联卫星一号发射后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就提出了这种区别。他说，“先锋”计划是一项学术性工作，“仅仅是我们方面准备发射这类运载工具的一项计划。”就它本身来说，这完全是一件好事；如果这一远大目标能够实现，那就可以大大丰富人类关于“温度、辐射、电离、压力”等方面的知识，但这和任何抢登月球的竞赛毫无关系，他也不知道这种竞赛之说是从哪里来的，他倒希望有人能对他说说。
艾克说，发射卫星可是另一回事了。这表明苏联人的“火箭拥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推动力，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不幸，他迄今所得到的数字在军事上都是毫无意义的：“这些数字是否准确，我全然不知道。但在你弄清它们的正确性以前，你根本没法知道它在战争中有没有用处。”他承认他很忧虑：“我也很希望我们更远地走在别人前面，对正确的数据，对金属的抗蚀和抗热性，以及其他许多我们必须弄清的问题都能知道得更多一些。我希望我们现在就能知道更多的情况。”
他解释说，他焦虑的根源是俄国的武器发展。政府在卫星计划上已花掉了一亿一千万元，今后还将再花一些。但尽管这样，导弹的研究和发展工作仍将比它更处于优先考虑的地位。他几乎有些鄙夷地说：“仅就卫星本身来说，它并不使我担心，一点也不。”
另一方面，在“先锋”计划的办公室里，哈根博士和他的工作人员也同样显得非常冷静。他们承认有些困难，有些挫折，但在描图室和实验室里，这都是正常情况。说话轻声的哈根一边点着头，一边沉思地抽着烟斗，他承认他的发射装置还在试验中，但他和他的同事都决不相信会失败。他们已答应要在国际地球物理年结束之前把一颗卫星送入轨道，现在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客气地提醒记者们说，对基础研究来说，时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
『fau-bus[faw-bus]，vi；faubused，faubusing．1.由于恶意和无知而犯下极大错误。2.由于愚蠢或思想混乱而造成严重错误，造成过失。同义词blunder，err，bollix．』
1957年10月，《芝加哥每日新闻》的杰克·马布莱提出这一建议说，应把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布斯（Orval Faubus）的名宇这样编入英文字典中去。这一建议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一方面由于福布斯的虽然声名狼藉，但传播的时间不长，另一方面也由于，他毕竟不过是一个极其平淡的人物。如果福布斯从未存在过，那也没有必要创造出这么个人来。在整个南部，白人政客们都正忙着反对最高法院三年前便已作出的取蹄“隔离也平等”的教育原则的决定。仅在亚拉巴马一州，就有四个州长候选人保证要反对黑白人合校，其中一人发誓说，他为保持隔离不怕坐牢，另一个则更进一步发誓说，他为这事命都可以不要。福布斯同他们的区别只是他是在职的，因此能通过官方的行动来吸引和集中全国的注意。在那个多事之秋，他的行动同卡纳维拉尔角和外层空间所取得的重大发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的偏见歧视同这些发展可能带来的光荣极不相称。
对于福布斯的动机，人们从来没有任何疑向。在阿肯色州，他要争取蝉联，得作一番苦战。该州传统向来反对一个州长三次连任，而且他的声望早已渐趋衰落了。他批准提高公用事业和铁路的收费，本已得罪了自由派选民，他提高税收，另一些人也对他感到失望。他的战略是要把穷困白人占优势的种族主义的阿肯色州东部地区作为他的新根据地。1957年8月20日，他采取了第一个行动，在华盛顿拜访了司法部副部长威廉·罗杰斯，问他在9月间小石城的学校开学时，政府将采取什么措施来防止暴力事件。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提示小石城可能发生暴乱。当时一切迹象都表明，黑白人合校问题将能顺利进行。在伍德罗·曼市长的带动下，该市已拟订了一个可作模范的七年合校计划，精心挑选了一些有培养前途的黑人学生先去入学。福布斯提出这个问题使罗杰斯大为惊愕，他回答说，地方上的骚乱一向都是由当地警察处理的。
为了要使联邦官员跟得上那边的形势发展，司法部副部长把该部民权司司长派到了小石城。这位司长本是阿肯色州人，他向福布斯解释说，联邦政府如果下禁令是完全能够制止任何阴谋家的活动的。他问州长为什么想到会发生麻烦。福布斯说话支支吾吾：他说，他手头得到的证据“太含糊笼统，不够肯定，对于一个执法机关还不能有什么用处。”这位官员回到华盛顿报告说，他认为这位州长打算要对小学生玩弄他的种族主义的政治。
福布斯的第二个行动证实了他的判断。8月29日，这位州长指示该州一个法庭，以可能引起流血事件为理由，阻止小石城合校计划的进行。州法庭的法官签署了一个禁令给他，但立即被属于联邦管辖的美国地方法院的法官罗纳德·戴维斯否决了。教育局于是继续进行合校的准备工作。采取的步骤实在再慎重不过了：只让九个黑人学生到小石城中心中学去和两千名白人学生一起上学。这时也仍然没有出现不安的迹象，但为了以防万一，曼市长和他的一百七十五人组成的警察部队仍拟订了对付可能出现的示威活动的办法。
这全然是白费时间。州长根本不打算征求市长的意见。他的计划是调动国民警卫队，命令它去制止九个黑人学生注册入学。9月1日，阿肯色州的最有名的公民温思罗普·洛克菲勒一听到这风声便急忙赶到州政府去，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恳求福布斯千万不要这样干。州长拒绝了。他说：“我很抱歉，但我的话已经说出了。我准备争取第三次连任州长，如果我不这样办，吉姆·约翰逊和布鲁斯·贝内特（将在预选中与他对垒的种族主义者）会把我撕得粉碎。”9月2日下午9时，学校开学的前夕，肩着刺刀上梢的M－1型步枪的国民警卫队在中心中学四周布下了防圈，他们的领导人，空中国民警卫队的一个少将，在校长办公室里设立了他的指挥部。一小时后，福布斯出现在小石城的KTHV电台和电视台上，宣布他己派出民兵“维持或恢复本城的和平和秩序。”他说，本城已濒于暴乱的边缘：“争吵、愤怒和怨恨的迹象已如洪水一般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
小石城一片惊愕。市长说：“根本没有任何这类迹象。我们没有理由担心发生暴力事件。”州长说，本市店铺里的刀都已卖空了（“绝大部分是卖给黑人青年的”），但联邦调查局对一百家店铺进行检查后发现，刀和枪的销售量在正常水平以下。人们能看到的武器只有国民警卫队的武器。有一切理由相信，该州的这个首府也一定会跟随着阿肯色的其他三个城市——史密斯堡、俄萨克和范布伦——在同一天平静地执行合校计划。现在，那九个一同来到中心中学的黑人孩子却被国民警卫队的人员拦住，并对他们说：“福布斯州长已下令不容任何黑人进入这所学校。”一个十五岁的黑人女孩子要想闯入防圈。警卫队员立即举起枪来对着她，而当她吓得后退时，一个旁观者大声喊道：“回家去吧，你这个黑毛丫头，”这时一位满头白发的妇女——一位教师的太太赶过去保护这个孩子，把她送到公共汽车站上去。福布斯所说的“暴力事件”也就到此为止，戴维斯法官对一份要求延缓实行合校计划的新的请求书，拒不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