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侵者的情绪很高。他们的总的困难只有他们的领导人才知道，而这些领导人所以还抱着希望，是因为受到中央情报局人员从逃散的船上发来的无线电讯的鼓舞。（“喂，佩佩。你要知道，我们绝对不会抛弃你们的，如果事情很不妙，我们会进去把你们撤出来的。”）后来，对于当时交谈的内容到底如何，颇有争论。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中央情报局人员给海滩上的叛军打气的确延长了他们抵抗的时间，自然也增大了伤亡。批评中央情报局的人一般认为，该局的战略家们的看法是一致的：不管肯尼迪早先的立场如何，他决不能让这次入侵失败——他一旦发现美国的威望可能会受到损害，他就会使用美国的力量进行干预的。这里，也和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他们又错了。总统讲话是说了算数的。当天，他在白宫问他周围的人道：“什么是威望？它是虚幻的力量还是真实的力量？我们要以真实的力量为依据。毫无疑问，在今后几个星期里，有人会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的，但这无关大局。”
大多数美国人看来是谅解的，甚至还同情。60年代后期他们之间形成分裂的那种怨恨情绪这时还没有表现出来。国家还没有分裂成为互相敌对的阵营。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在《十三天》中所说，“猪湾事件时，我们的意见实质上是一致的。”《哈泼斯》月刊编辑约翰·费希尔在该刊上讲的几句话，代表了一般人的看法，他说：“每个总统都需要大约一年的时间去组织他的行政班子，去摸清那架巨大而危险的官僚机器的路数……当〔肯尼迪〕实际上还不过刚刚往屋里搬家具的时候，就发现屋顶塌了下来，门也刮倒了。”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82％的美国人对他处理事务的方式表示赞赏。肯尼迪阴郁地说：“我现在跟艾森豪威尔一样，干得越糟糕，倒越得人心。”
诚然，舆论并不一致。右翼方面，有像理查德·尼克松这样的强硬路线派。他后来在1964年11月份的《读者文摘》上透露，他曾建议肯尼迪“找一个适当的合法借口，然后……直接开进去”。这是意料中的事，而出人意料的却是，在这个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忽然出现了一帮引起摩擦的新左派。施莱辛格写道：“左派当中，出人意外，许多人现在感到在选举前他们对肯尼迪表示怀疑是完全有理的。”他们的标语牌要求“公平对待古巴”。他们同示威者一起挤满了曼哈顿的联合广场；诺曼·梅勒也参加了他们的行列。在白宫外面，一个高个子女诗人身上挂着斥责第一夫人的标语牌：Jacqueline，vous avez perdu vos artistes．（杰奎琳，你已经失掉文学艺术家的支持了）。“公平对待”运动得到了许多大学的响应，特别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学院。哈佛大学历史系成员和新左派的早期人物斯图尔特·休斯，带领着70名大学教师在一封给总统的公开信上签名，要求政府“扭转目前美国准备对古巴进行军事干涉的趋势”。社会学家巴林顿·穆尔预言要出现“一个用自由的辞藻掩盖着它的基本政策的军国主义的反动政府”。《权势集团》一书的作者赖特·米尔斯从医院的病床上打电报给加利福尼亚举行的一次公平对待大会说：
『肯尼迪之流已经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了野蛮时代，施莱辛格之流已经使我们在理智和道义上蒙受耻辱，我为我的国家感到无比羞耻。我未能参加你们的大会深感遗憾，如果身体许可的话，我现在可能已去同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战斗了。』
实际上卡斯特罗并没有进行战斗，他没有这个必要。他的部属已经完全掌握了猪湾的局势，他只是站在一边旁观，看着他们无情地一步步压缩叛军的滩头阵地。拉丁美洲还从来没有见过古巴政府军所用的那种武器。星期一清晨，装备着苏制122毫米榴弹炮的四个炮兵连开始轰击海滩，落弹点附近的叛军被震得晕头转向。叛军坦克指挥官很勇敢，但俄制T－34坦克的火力要更强得多。到了晚上，叛军十分缺乏弹药。佩佩·圣罗曼后来告诉海恩斯·约翰逊说：“天黑了，我们盼着船回来。人人都朝大海看，等船来。我们知道，如果船不来，我们就绝无成功的希望了。”午夜，仍然毫无音信。佩佩在绝望中同他的无线电发报员登上敞篷船，出海六英里，希望通过无线电同中央情报局的船取得联系。他回到指挥所，派出另一名军官到海上去设法找到一些由于船员哗变自己已完全无能为力的船长。这只敞篷船一小时接一小时地发出如下电讯：“多洛丽丝，我是海滩。多洛丽丝，我是海滩。我在找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
星期二黎明，古巴旅剩下的6架B－26飞机打算去炸毁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上的古巴空军飞机。卡斯特罗又是好运气，机场上空浓云密布，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在吉隆滩，T－34坦克密密地并成一排，径直向海滩开火，越来越狭窄的海滩阵地上没有一件事使人称心的。缺乏空中掩护已造成了叛军的失败，现在因为没有空中掩护，他们甚至连撤退也不可能了。
星期二晚，总统正在白宫举行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临时被请了出来。他打着白领带，穿着燕尾服，站在他办公室里的一幅地图前面（看了令人感到不协调），听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位成员和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比斯尔对他说，现在只有出动美国空军，才能救出古巴旅，免遭卡斯特罗伪法庭的审判。总统让步了，批准在猪湾外边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上出动6架无标记的喷气式机。星期三早晨6点半到7点半这一小时之内，美国飞机将保证不容卡斯特罗的飞机飞临海滩阵地上空，古巴旅剩下的几架B－26飞机则将用以向环形阵地周围的政府军发动攻击。【在《要是在今天》一书中，霍华德·亨特公然厚着脸皮指摘说，由于肯尼迪没有让美国战斗机掌握制空权，因而造成了猪湾远征的失败。——译者】
猪湾这一出悲喜剧的最后一幕开始了。古巴旅飞行员的基地在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离古巴有3小时又20分钟的航程。这些飞行员由于不停执行任务早已筋疲力尽，只有两个人还有气力再作飞行。可是，四名美国顾问相信从“埃塞克斯”号起飞的喷气式飞机一定能保护他们，自愿驾驶其余的几架B－26飞机。中央情报局在这次一无是处的行动中，已经犯下了无数错误，现在他们所犯的这最后一次错误则更是毫无道理的。原来尼加拉瓜和古巴属于两个不同的时区，而这些飞行员却忘了校正他们的手表。他们提前一小时到达了吉隆滩上空，这时用来保护他们的喷气式飞机还一动未动地停在“埃塞克斯”号的飞行甲板上。于是卡斯特罗的T－33教练机便蜂拥而上，一举歼灭了他们，使四个美国人全部丧生。
现在只剩下最后咽气的份儿了。从吉隆滩发来的要求增援部队、坦克和弹药的呼声已经减弱。电报都很简短：“海滩继续战斗。立派一切可用之机。”“已退入海中。弹药告罄。敌人迫近。必须在一小时内救援。”星期二深夜，开始了最后的抵抗。叛军领导人在卡斯特罗大炮和坦克的包围中于星期三清晨4点32分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正在销毁我全部装备通讯器材。坦克迫近。已无武器战斗。决定入丛林。我不能再等你们了。”
林子里也只能暂避一时。由于原来就没有定出撤退计划，叛军最后一一落入敌手。卡斯特罗大获全胜。他不到72小时就粉碎了入侵，正如海恩斯·约翰逊在其关于这次战斗的一本出色的著作中所说，使入侵变成为“也许是自从轻骑兵旅在巴拉克拉瓦港冲入死亡的无底深渊【指1853～1856年克里木战争中，英国轻骑兵旅对克里木半岛巴拉克拉瓦的攻击。——译者】以来许多错误百出、计划不周的行动中最得到大肆宣扬的一次”。古巴旅的幸存者还面临着要在哈瓦那体育宫公开受审和长期监禁的耻辱。他们直到1962年圣诞节，由于罗伯特·肯尼迪和詹姆斯·多诺万发起了一次赎救他们的运动成功，才放出来。
在60年代中期，当代一些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从长远看，猪湾事件倒真是一件好事；由于这次事件，肯尼迪对专家完全失去信心，因而使他在18个月以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反而更能当机立断。从70年代回头看，对于吉隆滩的溃败以及他对此事的反应，却有一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在那个星期的星期四，即入侵失败的第二天，总统在华盛顿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对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发表演说，完全采取了战斗姿态。他说，这一次他决定不同卡斯特罗计较，但是他希望记录在案，“我们的克制是有限度的”。美国已经准备采取行动，“如果必要，就单独行动”，以“保卫自己的安全”。他并警告莫斯科，“到了那时，我们决不会去听那些已在布达佩斯血染的街头声名狼藉了的人来同我们谈什么对外干涉问题。”
这是最露骨的冷战语言，这无异断定说，美国的惟一危险在本国国界以外。美国的惟一敌手是铁板一块的国际共产主义，不论“在古巴或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低估它的力量”。他还告诫西半球的各国政府和人民，“要对共产党从外部对古巴进行干涉和统治的威胁加以更密切的注意和更现实地对待”，因为“现在可以比以前看得更清楚，我们在世界的每一角落都面临着一场无情的斗争，其范围远远超过两军对垒甚至核军备的冲突”。
60年代的转向自由主义，那时还没有开始。一旦开始，美国所受到的威胁就都会看做是来自本国国内的了，如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环境污染、技术问题、官僚机构、人口爆炸、“权势集团”等等。但是在肯尼迪执政期间，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出现。自由主义的时代英雄，在30年代是愤怒的青年工人，40年代是美国大兵，50年代是被母亲误解的青年人，到了60年代初期，就变成了以和平为工具同饥饿、疾病——以及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和平队队员。作为美国当代的自由主义派，肯尼迪认为，不发达国家发生革命运动的基本原因是贫穷和愚昧，而共产党则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确信，一旦由于执行第四点计划改变了那种情况，共产主义的号召力就会完全消失。争取进步联盟之所以受人欢迎，其原因正在于此。一般认为，拉丁美洲在追求进步的事业中同美国联盟，就能排斥来自共产国际的拉拢。
这种信念是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派认为人类是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的，不过这也许是最后一次有这样的看法了。60年代早期理想主义的青年，用当时极为流行的语言来说，是实用主义的。下一个十年中的自由主义派典范人物拉尔夫·纳德，这时还没有登上舞台。在肯尼迪执政时期中，一如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以来一样，自由主义派人士都认为，医治社会弊端的方法是扩大政府机构和加强总统权力。后来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幻灭，几乎动摇了整个共和体制的根本。
那个星期四肯尼迪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饭店的演说，完全有可能出现在艾森豪威尔执政年代，甚至还可能出自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之口。二者在风格上可能很不一样，但实质上并无多大区别。像所有的冷战人物一样，肯尼迪最后也提到了慕尼黑会议，提醒听众说，它的意义就在于：民主国家如果不能抗拒集权主义的独裁者，是注定要灭亡的，而“可以不发一枚导弹或越过一国国境，就能使我们的安全一点一点、一国一国地丧失掉的”。他说，他决心“吸取这个教训”。最后又说：“未来的历史将载明，这一艰苦的斗争是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的。作为美国总统，我要明确宣布，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让我们的制度存在下去，获得成功，不管其代价如何，也不管会有什么风险。”
这是对未来的历史结论所作的最不高明的一种猜测。那次演说是肯尼迪对猪湾事件的公开反应。回白宫后，他又采取了另一更具象征意义的步骤。麦乔治·邦迪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地位忽然被破格提升。他从西行政大街对面的比较寒碜的行政大楼搬到了白宫西侧楼，十分靠近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邦迪开始每天早晨主持他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例会。除此之外，邦迪还把他的管辖权扩大到挂着巨幅地图、装着许多鲜艳的电话机的白宫作战室去。下一次共产主义世界再策划对自由世界进行攻击，美国就会有所防范了。如果它胆敢再颠覆任何一个弱小国家的反共政权，他们就会遇到坚决的抵抗。白宫已经做好了准备，邦迪已经做好了准备，作战室也已经做好了准备。热线已经接通，侵略者必将受到他们永世难忘的教训。
认真阅读关于古巴问题的报道的人中也有尼·谢·赫鲁晓夫。这位部长会议主席对那些冷战言辞并不十分在意，因为他自己也说过不少。他所感兴趣的是，这位新总统，年轻而又缺乏经验，这一跤摔得真够呛。肯尼迪这会儿似乎还有点晕头转向，这看来是对他猛击一拳的大好时机了。
白宫知道，克里姆林宫准会这样看待美国这次的大失败的。华盛顿在估量了经过猪湾事件残存的自信心之后，感到惊惶，这是主因。本来在2月间已经安排让肯尼迪同赫鲁晓夫6月初在维也纳举行会谈，赫鲁晓夫在5月12日还写信说，邀请仍然有效。肯尼迪想延期，但感到这可能会被看做又一软弱表现。他说，宁攀高峰，勿近边缘【这是一句双关语，高峰指最高级会议，边缘指战争边缘。——译者】。因此他丝毫没有放松，而且是加倍努力进行维也纳会谈的准备工作。有人告诉他，苏联主席认为艾森豪威尔两次在和他进行最高级会谈之前都缺乏充分准备，因而对他很看不起。艾克每遇到一些困难问题总要问他的助手怎么回答。于是肯尼迪决定，一切重要会谈都只由他们两人和一位译员参加。
赫鲁晓夫同肯尼迪一样，也受到国内强硬路线派，即斯大林主义分子的压力，他们认为，要想从对方得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惟一办法就是硬索强夺，咒骂恐吓。赫鲁晓夫本人就很善于搞这一手。斯大林对他这一手是赞赏的，正因如此，他显得具有一种原始的力量似的。前年秋天，他就曾在联合国大会上作了一次令人难忘的表演。这几年来，刚果使得许多地理政治学家的名誉扫地了。由于U－2事件的出现，同艾森豪威尔举行日内瓦最高级会议的流产，美苏缓和的希望的破灭，赫鲁晓夫早已不痛快了，现在加丹加省的新的耻辱更使他气急败坏。他原来一直责怪达格·哈马舍尔德，说他是殖民国家的工具。他要求废除联合国秘书长一职，提议由一个三人组成的执行机构来代替，以代表西方、共产主义和中立国家三个国家集团。他根据俄国的一种三马并拉的车子，把这种安排叫做“troika”（三驾马车）。他当时脱下鞋子在桌上有节奏地敲了几下以示强调，使联合国大会为之哗然，主持大会的一位爱尔兰人为了恢复秩序，把木槌都敲断了。这样混乱使那位苏联主席很高兴，回到莫斯科后还扬扬得意地说：“联合国虚弱极了，眼看要完蛋。”
1961年1月6日，赫鲁晓夫为了反击美国自由派对不发达国家的政策——经济援助和必要时进行军事干预的双管齐下计划——提出了共产主义在整个60年代的巨大挑战：“无限支持为求解放而斗争的民族”的“正义”战争。六个星期后，他的刚果同盟者帕特里斯·卢蒙巴在加丹加省被谋杀。于是这位狂怒的俄国人就称这一谋杀事件为“哈马舍尔德罪恶活动的最高成就”，再次要求立即撤销他的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
俄国的右派力量还有其他一些不满也由赫鲁晓夫表示出来了。原先眼看就要投入他们怀抱的老挝，现在却正在转向中立道路。红军中的强硬派要求恢复苏联在1958年秋季暂停的核试验；他们现在已经有了2,000万吨、3,000万吨、5,000万吨和1亿吨级的武器，急于要加以试验。这些冷战症候每天不断刺激人们，使外交气候保持寒冷，但又不致酿成世界危机。但是对他们来说，还有一个盖过一切的关键问题。赫鲁晓夫有时称它为“卡在喉咙里的骨头”，有时称它为“需要割除的一种毒瘤”，或可能导致另一次世界大战的“萨拉热窝”；这个问题就是柏林的分裂。
15年来，俄国人一直把西方驻扎在前德意志首都一事看做是眼中钉。1948年斯大林力图逐出盟国军队，但被大规模的空运活动所挫败。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抬高了苏联的身价的时候，赫鲁晓夫抓住机会，要求使柏林成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他当时给盟国六个月的期限，后来由于艾森豪威尔把延长期限作为邀请赫鲁晓夫访美的一个条件，才加以延长了。艾克曾经作了若干让步。他同意柏林形势是“不正常的”，提出可以就西方在该地卫戍部队的规模，以及西德利用该市作为宣传和情报活动基地的限度问题，进行商谈。
现在赫鲁晓夫又利用这一问题来偷袭肯尼迪了。他在关于解放战争的演说中大做文章，公开威吓肯尼迪。他说，如果“帝国主义者”拒不“正视实际存在的形势”，苏联就将“采取坚定措施”，“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这样，肯尼迪现在又面对着艾森豪威尔曾经驱除过的恶魔了。赫鲁晓夫明确宣称，这样一个协议要包括下述保证：任何对东德边界的“侵犯”都将认为是对华沙条约所有成员国的“侵略行动”——实际就是要西方或则放弃柏林，或则准备打仗。他真是要这样吗？夏尔·戴高乐表示怀疑。他劝总统坚决顶住（“要吃得住这一棍子”）。他说，如果肯尼迪坚决顶住并计划新的空运，那位部长会议主席就会退缩的。艾夫里尔·哈里曼一心只惦记着维也纳会议，便表示赞同这意见，不过建议采用另一策略。他预言，赫鲁晓夫一定会凶相毕露，大肆恐吓这位年轻的总统的。最好的对付办法就是不理睬他的话，但态度却要温和。而且，肯尼迪绝不要把他的对手估计过高。哈里曼说，赫鲁晓夫本人也一定神经挺紧张。那位主席惟一的另一次西方之行已经失败了，而美国的克里姆林宫学家还一致认为，赫鲁晓夫对自己出身卑微始终放心不下。维也纳会议上不可避免会出现紧张情况的。他一定会很无礼，因为他只会这一套。哈里曼建议，遇到这种情况，总统就必须不为所动，而付之一笑。
肯尼迪飞奥前夕在巴黎收到了哈里曼这个建议。巴黎的这一段行程对年轻的第一夫人来说，是首尝胜利。11年前，她是巴黎大学的一名学生，现在却带着两卡车行李，满身珠光宝气，随员成群（包括欧洲头等的理发师），来到了这里。戴高乐几乎目不转睛地瞧着她。法国报纸惊呼她是如何“动人”、“迷人”、“艳若天仙”！总统在走进一次记者招待会的会场时说：“我想我应该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陪杰奎琳·肯尼迪到巴黎来的那个男人。”
维也纳却不一样了。肯尼迪夫人也曾跟赫鲁晓夫开过玩笑，例如说：“哦，主席先生，请不要拿统计数字来烦我了。”但是阴森气氛过于沉重，甚至连她也无法付之一笑。自赫鲁晓夫的俄造黑色海鸥牌汽车一穿过铁丝网，进了美国驻奥大使馆那座石砌和拉毛水泥面的巨大建筑物，整个气氛就和当时的天气一样恶劣起来。肯尼迪对助手说，他的对手是个“滑稽其外”、“凶恶其中”的人。在两天的会谈中，他的凶恶也形之于外了。经过最后一次交锋，詹姆斯·赖斯顿要求访问总统。那天，肯尼迪一走进赖斯顿等着他的那间屋子，就一屁股坐到沙发上，把帽子往下一拉，长叹一声。赖斯顿感到他似乎处于半震荡状态。他问总统：“很难对付吧？”肯尼迪回答说：“我一辈子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难对付的事。”
后来，赖斯顿写道：
『他（总统）走进美国大使馆一间阴暗的屋子，神色沮丧，怒气冲冲。他在同赫鲁晓夫对谈时，像平常一样力持冷静，极力想同对方讲道理，要他明确表示苏联准备干什么和不准备干什么，而赫鲁晓夫却恫吓他，在柏林问题上拿战争对他进行威胁……肯尼迪在那间屋子里所说的话，使我完全相信如下事实：
赫鲁晓夫已经研究过猪湾事件。如果肯尼迪当初不去碰卡斯特罗，或干脆把他搞掉，赫鲁晓夫倒都能够理解。但是肯尼迪动手打古巴时很轻率，却又没有胆量打到底，这就使赫鲁晓夫感到，同他打交道的是一个缺乏经验的年轻领袖，他大可对他威吓讹诈一番。』
肯尼迪告诉赖斯顿：赫鲁晓夫非常粗暴、野蛮，有时简直像要向肯尼迪冲过来。只在一个问题上他还讲点道理，那就是他认为无足重轻的老挝问题。讨论任何其他问题时，他始终表现出一副凶恶的、冷嘲热讽的态度。他坚决要求，哈马舍尔德必须撤换，代之以三驾马车。美苏之间的任何裁军协议，也都需要由代表世界上三大政治阵营的三方委员来监督执行。肯尼迪对他说，这种安排必然会由于一方使用否决权而陷于无效（“即使俄国的三驾马车，也只有一个赶车的嘛！”），但也无济于事。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发出了最后通牒，说：这根骨头必须从苏联的喉咙里去掉，不管同美国能不能达成协议，他在今年年底以前一定要同东德签订和约。如果美国要在这个问题上打仗，那他也没有办法。对付企图发动战争的疯人，只能给他穿上紧身衣。
在肯尼迪的要求下，他们举行了最后一次密谈。总统竭力劝阻赫鲁晓夫不要采取这样莽撞的步骤。赫鲁晓夫断然拒绝，说：“我要和平，但如果你要战争，那是你的事。”他签订和约的决心是不可改变的，他要在12月签订这个条约。他们分手时，肯尼迪说：“今年冬天想必会很冷的。”【在《赫鲁晓夫回忆录》中，这位主席评论说：“……对于我们在维也纳的会晤，我从心里感到高兴。尽管我们没有达成什么具体协议，我看得出来，他对于寻求世界问题的和平解决是感兴趣的……他是一个讲理的人，而且我认为，他知道在柏林问题上发动一次新战争是毫无道理的。”】
肯尼迪对赖斯顿说：“我有两个需要解决的问题：一是弄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干，而且采取这样敌对的方式；二是弄清楚我们能有什么对付办法。我认为，第一个问题是很容易解释的，他这样干，是由于猪湾事件。我想，他认为一个这样年轻无经验，公然给自己惹下大祸的人，是可以吓得住的；任何一个陷入这类麻烦而又不能坚持到底的人，是没有胆量的。于是他便狠狠地打击我。我面临着一个可怕的问题，如果他认为我既无经验又无勇气，那么除非我们能改变他的想法，我们同他就不可能谈出结果来。因此我们必须行动。”
赫鲁晓夫的话到底算不算数，人们拭目以待，这一点他自己也知道。他一回莫斯科，就下令公开发表他交给总统的关于核试验和柏林问题的两件备忘录。国务院目光敏锐的人马上看出，他对柏林已不再提期限问题，但这一点现在关系已经不大。全世界都知道了俄国的最后通牒。自此以后，赫鲁晓夫使苏联的军事预算提高了31.44亿卢布，并发表了一系列沙文主义的演说。
肯尼迪也随着赫鲁晓夫逐步升级。6月25日，他对美国人民发表电视演说，“倘若战争爆发，那一定是从莫斯科发动的，不是从柏林发动的……只有苏联政府才会利用柏林边界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他要求国会批准他给五角大楼拨款32.47亿元，召集预备役，提高征兵额两倍，提高战斗部队的最高限额，并修整启用封存中的飞机和船舰。迪安·艾奇逊要他宣布紧急状态，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也表示同意。但是肯尼迪主张让谈判的大门继续开着。他不敢冒失进行原子讹诈，因为对方有可能逼你摊牌。他对《纽约邮报》的一位编辑说，他主要担心的是那位主席“存心要欺侮我”，如果真是那样，那就“什么都完了”。
双方的领导人都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为了免得柏林的德国人担心被遗弃，肯尼迪派遣他的副总统同过去的空运英雄克莱将军一起访问柏林。赫鲁晓夫向全世界提出警告，说苏联现在已经能够制造爆炸力相当于1亿吨烈性炸药的核弹，已经拥有能够运送这种核弹的火箭。他似乎为了证实这一点，果然把苏联一个宇宙航行员送入了轨道。美国国内情绪日趋紧张，肯尼迪敦促美国人修筑防空掩体。与此同时，柏林也是一片混乱。7月，有30,444名难民流入柏林西部。8月的头十天中，又有1.65万名越界过来。单在12日这一天，越界人数就有4,000人之多，其中大部分是医生、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他们都是东德共产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的五年计划所必需的人。
8月13日午夜过后半小时，黑暗无人的大街上警笛狂鸣，矮墩墩的T－34和T－54型坦克带领着满载德国军队的卡车直开东西柏林之间25英里（约40千米）长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东柏林警察乘卡车前往主要通道站岗。士兵从车上卸下木马、铁丝网、水泥桩柱、石块、镐头、铁锹。四小时后日出之时，一堵墙的墙基已经形成了。四天以后，墙就完全建起来了，当时仍然留在东柏林的德国人便从此被禁锢起来。
这件事使西方国家冷不提防。肯尼迪当时不在华盛顿，国务院过了四天才向莫斯科提出正式抗议。接着，9月1日，赫鲁晓夫把螺丝又拧紧了一点。美国的地震仪记录到无可置疑的证据，表明俄国人又恢复核试验了。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呼吁苏联主席停止试验，指出了新的放射性微尘的扩散程度和毒性。赫鲁晓夫对他们的呼吁置之不理，侦察设备记录到了第二次试验，接着又是第三次试验。在其后的那一个月里，苏联一共爆炸了30个较大的装置，几乎全部是在大气层进行的。到这一系列试验结束时，俄国放射到空气中的放射性毒物，已经比美、英、法三国加起来还要多了。他还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宣布，很快就要爆炸一枚5,000万吨级的核弹——等于过去扔在广岛的原子弹的2,500倍，等于历史上一切战争所使用的全部烈性炸药的五倍。第二次会议上，他告诉代表们说，爆炸结果“证明它比科学家们原来估计的5,000万吨还要大一点”，但他们自然决不会因为这个计算“差错”而受到处罚。这引起了代表们的哄堂大笑。
肯尼迪决定，如果这就是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关于禁止大气层试验建议的惟一答复，那他也不得不批准美国恢复试验了，虽然他仍只批准恢复不会产生放射性微尘的地下试验。他说，鉴于苏联政府的行为，“我们现在必须采取即使谨慎的人也会感到必要采取的那些步骤”。这天是9月8日，危机达到了顶点。柏林墙已经建成，一道由砖石和水泥组成的栅栏，穿破柏林的中心。自8月22日以后，除了一处以外，所有的通道口都不容盟国部队通行。那惟一可行之处，也有东柏林警察检查盟军士兵的证件。边界100米以内的地方禁止接近。还给巴黎、波恩和华盛顿发出照会，正式要求禁止西德领导人坐飞机进入柏林。但西方态度在这一点上很强硬。赫鲁晓夫在9月8日坚持西德进入柏林的飞行应受监督，遭到了西方的断然拒绝。十天后，当肯尼迪即将从海恩尼斯港动身返回华盛顿时，有人交给他一张不幸的便条，原来达格·哈马舍尔德乘一架刚果飞机失事死去了，原因始终不明。自从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战争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迫近过。
两个星期后，赫鲁晓夫开始从战争边缘缩回去了。他对访问莫斯科的比利时外交家保罗－昂利·斯巴克说，“我认识到，同我的愿望相反，西方国家不愿签订和约……我并不想使你们处于无法忍受的境地；我很清楚地知道，你们是不可能让人踩在脚下的。”这么说，鲠在喉咙里的那根骨头也并不是那么令人不能忍受了。他继续对比利时客人说：“你知道，柏林对我来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在共产党10亿人民中间，200万人算得什么！”而且现在事情也不那么急了。他原来给过肯尼迪一份最后通牒（“以今年年底为限”），现在却只说：“我也不受任何期限的限制。”柏林墙已经建立起来，他现在似乎想尽量争取得到西方的某些让步，使他可以保全面子。他还作了一些企图缓和紧张局势的姿态，包括大捧肯尼迪的成熟和明智。但他看到这些姿态并没有得到什么反响，便决定草草收场。10月17日，他又一次在共产党代表大会上宣称：“看来西方国家对目前局势有所了解，愿意寻求德国问题和柏林争端的解决了。”他最后说：“如果情况是这样，我们也不再坚持必须在1961年12月31日以前签订和约了。”
就这样，一场对抗终于结束。它似乎是美国的一次胜利，但真正付出的代价，到日后才表现出来。施莱辛格后来写道，由于莫斯科的态度、柏林问题以及核试验的恢复，“总统无疑感到，如果美国从亚洲撤退，就可能打乱全世界的均势。”肯尼迪认为，在这个问题上他必须进一步让他的对手相信他的无畏和坚毅。他对詹姆斯·赖斯顿说，共产党对西方在进行热战的惟一地方是印度支那，所以“现在我们的一个问题是让人相信我们有力量，而越南看来是办这件事最合适的地方”。
对林登·约翰逊来说，这段日子是很不愉快的。前一年他还是美国参议院的权力很大的多数党领袖，现在身为副总统，在政府中虚有其位，而又事事烦心。约翰逊从各方面都愈来愈清楚地体会到自己无足轻重的地位。他在白宫的停车场只容下一辆汽车，只有一架同白宫相通的电话分机（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却有三架）。他的妻子从来没有登上过总统的专机，他本人曾上去过，但不是请上去的。肯尼迪的助手曾三次发现约翰逊一个人在机上的舱房里张张望望。他们进飞机去总是由于总统马上要使用飞机了，因而总是不得不请约翰逊离开。这种情况不免使他有些难堪，但他还是不断上去，这一实际权力的象征仿佛已使他完全入迷了。
肯尼迪手下的人把约翰逊的人都看做外人。整个副总统的班子，除沃尔特·詹金斯外，根本不为那些声名显赫的总统顾问所识得。他们之中有些人没有白宫的出入证，只是作为观光者才能进入过白宫。这种默默无闻的处境甚至对给约翰逊值勤的特工人员也不例外。从职位上说，他们同总统的警卫人员是完全平等的，但实际上，他们却被排斥在白宫警卫队之外——不能使用他们的车子、办公室，也不能参与他们的社交活动。他们大多数人对此都不十分在意，因为他们知道，这并不是对他们个人的冷落。他们之所以受到那些得势的人排斥，只因他们负责保卫的那个人并不重要——没有别的更恰当的词来说明了。
肯尼迪对这种情况是不清楚的。他和大多数总统一样，对于这个地位仅次于他的人物也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由于根深蒂固的历史惯例，或许还由于人类的天性，美国通过选举获得第一号和第二号职位的人的关系从来就不很融洽。有些副总统早期曾同他们的行政首脑比较接近，后来也由于友谊已被冷冰冰的礼节所代替而感到伤心。他们忘记了，对于总统来说，有一个副总统在身边就等于每天提醒他随时可能死去。而且还不止于此。虽然有些人对于死亡也能泰然处之，但他们并没有一个等着继承他的地位的人老是跟在后面。那些希望总统向副总统详细介绍情况的人，大约都没有考虑到其中的含意。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了解总统这一职位的意义，那个第二号人物等着继承的遗产的意义。一个家庭的家长可能会毫不畏缩地写下自己的遗嘱，但如果有人对他说，他死后，隔壁的那个人要变成他孩子的爸爸，他妻子的丈夫，那他就会马上变得面无人色的。
除了这个来自宪法的麻烦外，还有一层麻烦。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为了“平衡”总统竞选名单，正副总统候选人必须分别来自本国两个不同的地区，各自对不同的选民具有号召力，而他们的性格等等也可能都是对立的。这就好比说，那个丈夫还必须选择一个和他的长相不同、衣着不同、谈吐不同、价值观念也不同的人来等着接替他。富兰克林·罗斯福同哈里·杜鲁门彼此就很少有相似之处。艾森豪威尔同尼克松，肯尼迪同约翰逊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在肯尼迪看来，约翰逊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未免可笑的怪才。他的自我扩张是赤裸裸、毫无忌讳的。他出国旅行期间，每天都要打电话给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询问美国报纸如何反映他的活动。他永远在进行竞选运动——一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美国医生惊呼：“我的天呀！他竟和一名麻风病人握手！”——他决定让卡拉奇的一个赶骆驼的人充当一名亲善使节，使得巴基斯坦全国为之高兴。他对那个受宠若惊的巴希尔·艾哈默德说：“我们是来看望你和你的骆驼的，我们的总统也想看看你的骆驼，他已有计划要使你的生活得到改善。”其实总统根本没有这种计划，这一招看来似乎肯定会起反作用。但是结果却并没有，艾哈默德的美国之行很成功，肯尼迪也满意，他说：“如果是我，我最后得让骆驼把屎拉在白宫的草坪上。”
总统知道了副总统如何不愉快之后，就想尽一切方法来对约翰逊表示尊重，给他创造许多出国访问的机会，其中有些后来却成了重大事件。意想不到的是，有两件事在先看来毫不起眼，而事后回顾，却显得无比重要。一是柏林之行。副总统在去柏林以前的心情很坏，但他在那里所作的演说却很好，同时正赶上欢迎美国第一批增援柏林部队的入城式。他的德国东道主认为他这次访问是这座围城前途的一大转折，因而他返国时情绪也深受感染。
另一次是那年5月的西贡之行。结果证明它具有更重大的意义，不过当时还看不出来。这是一次南亚地区的旅行，谁都希望副总统到那里去给非共产党政权打打气。他这一次并不像上次去柏林那样要表示美国已经决心同当地人民共同战斗，那时候美国还没有在东南亚地区承担那样的责任。尽管如此，他对西贡提出了十分坚强的保证。他十分欣赏吴庭艳，公开称他是“东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副总统一行离开越南后，《星期六晚邮报》的斯坦·卡诺问他是不是真那样想，副总统却回答说：“去你的，老兄，我们在那儿再没有别的人了。”
这位东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是个黑黑胖胖、烟不离口的单身汉，最显著的特点是他似乎有永远说不完的话。从他那巨大的黄色拉毛水泥的独立宫里走出来的人，都得先听他说有时长达六七小时、甚至12小时的从不打顿的独白。但是他的其他缺点倒不多。他已经60岁了，仍然果断坚定，具有献身精神。吴庭艳是一个当权的铁腕人物的典型。他的头衔是总统，但并不十分尊重民主。他完全是一个东方式的暴君，至少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官僚，坚信人民的职责是对他服从。他把政敌都送进了集中营，在他的统治下，根本没有新闻自由和真正的改革。政府重要人选全从军官里挑，考虑的主要是忠诚而不是能力。虽然吴庭艳本人是廉洁的，但他的宫廷里却挤满了野心勃勃的贪官污吏。他严厉而固执，似乎认为，由于他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就应该享有特权。他大权独揽到了惊人的程度——如果没有他的批准，一个连队的指挥官也不能调动自己的部下；直到他快垮台以前，护照都要他亲自签署才生效。他的专断统治一月比一月更加严厉。他只同少数几个信得过的助手和家人商量，其中特别是他那跋扈的兄弟吴庭儒以及吴庭儒的漂亮而狠毒的妻子，美国驻外记者所说的“龙夫人”。吴庭儒夫人有一次解释吴家统治的哲学说：“如果我们打开窗子，阳光固然可以进来，但是许多坏东西也会随着飞进来的啊！”
进去的固然很少，出来的也不多。这在情报方面，特别如此。有关越南战争的两大奥秘之一是：为什么它使许多西方专家为之声誉扫地？缺乏充分的事实根据便是其主要原因。在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上，竟有这样多著名人物犯下这样荒唐的错误，这是历史上罕见的。直到1972年10月，亨利·基辛格由于过早宣布越南战争的解决办法而大丢其脸时，许多军人和政治家对越南战争的性质和它可能的发展前途也都作过错误的判断。1954年4月6日，新英格兰的一位州【指马萨诸塞州。——译者】参议员为使他的同事们散散心，向他们引述了一些早期对越南战争的议论，如“军事形势看来正越来越对我们有利”（1952年艾奇逊语），“我们认为，印度支那的形势正在好转”（1953年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语），法国打胜仗“不但有此可能，而且可能性很大”（1954年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语），以及“法国人正在赢得胜利”（1954年海军上将雷德福语）。结果法国却失败了。七年中，法国人死伤1.9万人。【美国在1961～1972年间，损失45,882人。法国伤亡的数字通常说是9.2万人，但那数字中包括外籍军团、非洲人和在法国指挥下作战的越南人。法国不像美国，它没有派遣应征入伍的部队到越南去。】这似乎证明了那位新英格兰的参议员的怀疑是正确的，而这位参议员不是别人，正是约翰·肯尼迪本人。但是肯尼迪后来却也陷了进去。他对越南的政策最后也仍是以1960年参议院委员会的报告中所作那种刘易斯·卡罗尔【见本书第三册中译本第931页译注。——译者】式的估计制定的。那个报告预言：“根据军事援越使团团长的保证……美军……将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分批撤出越南。”1961年初，肯尼迪总统批准了一项援助计划，便是以战争将在18个月内获胜为依据的。
有关越南战争的另一个不解之谜是：为什么这样多见解不同的美国人，其中包括四位总统（两个共和党总统和两个民主党总统）都认为有义务拯救西贡政府·这个国家，不管怎么说，远在亚洲，离我们有五千英里，在遥远的印度支那半岛一片到处是稻田和茂密的丛林的原始土地上，然而，十多年来，华盛顿的历届政府却一意孤行，甚至不顾美国国内的安宁，力图使一些大可怀疑的人物在越南保持统治。美国在越南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是注定要失败的。肯尼迪应该理解这一点。开始，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出了越南势必引起的麻烦，而他正是其中之一。他在1951年（当时他是众议员）访问过越南，返国后，通过“会见新闻界”节目说：“没有当地人民的支持，在任何东南亚国家中想取得胜利都是没有希望的。”后来，他却也受到冷战言论的影响。冷战派人物认为，美国已经“失掉了”中国，现在决不能再“失掉”印度支那了。
美国对西贡承担义务始于1954年，到1957年又重申前议。日内瓦协定签订后，艾森豪威尔在给吴庭艳的一封信里保证美国“帮助越南政府发展和维护一个强大的、能够生存下去的国家，自己有能力抵抗通过军事手段进行的颠覆和侵略”。艾克做出这项保证时附有条件，即“越南方面也应采取必要的改革措施”同他配合。他提出这一保证的目的是，“打消任何人要想把外国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你们自由人民的念头。”
林登·约翰逊主政白宫的几年中，每谈到越南问题便常说：“是艾克许下的诺言啊，我也只好遵守。”但他实际并没有遵守。这毕竟不是一项正式条约，参议院从未参与其事。它甚至作为一项行政命令的合法性都不具备。但约翰逊和肯尼迪却都认为非遵守不可。西奥多·索伦森曾写道，如果撤销美国的支持，将会使“全世界对美国保证的可靠性产生怀疑”。阿瑟·施莱辛格更进一步写道：
『不管在1954年以前我们在越南有无重大利害关系，反正艾森豪威尔的信件已经产生了这种利害关系。不管我们应不应该在我们划线的地方划上一条线，反正这条线一旦划下了，就会一年比一年更有力地约束着我们。不管多米诺理论在1954年时是否有根据，反正七年以后，当各邻国政府已经把自己的安全寄托于美国有无能力信守对西贡的保证时，它已具有充分根据。肯尼迪……别无选择，只能在他承袭下来的总的形势中干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