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六十年代的动荡岁月还没有到来。国内的骚乱要到1964年夏季，肯尼迪总统去世八个月后才会发生。这情况后来引起一种离奇的说法：要是肯尼迪总统不死，一切骚乱原本不会发生的。事实上对后来的骚乱肯尼迪要负很大的责任。他所采取的有关两大步骤之一是增兵越南。另一个步骤是决定要在六十年代结束之前，把人送上月球的计划。正因为肯尼迪使国家把巨额资金耗费在空间探索方面（花了五百六十多亿美元才把“阿波罗11”号送上月球，而这还不能算作结束），其后几任政府就都无力采取具有创造性和深远影响的办法，来处理从瓦兹到哈莱姆黑人区震撼全国的种族骚乱。这些动乱连同令人痛心的反对美国插手越南的示威游行，削弱了美国社会的结构，其严重程度为一百年前南北战争以来所未有。
肯尼迪对越南问题和空间问题都深感头疼。在前一个问题上，他很可能曾经打算从印度支那撤军。肯尼迪的主要助手肯尼思·奥唐奈说过，总统原打算在他的第二任内撤出越南，而在他最后一次出门飞往得克萨斯之前，他已下令撤回第一批美国军事顾问一千名。（据奥唐奈说，林登·约翰逊从达拉斯回来后，悄悄撤消了这道命令。）还有其它迹象也表明肯尼迪已着手从越南脱身。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并不能说是友好的戴维·哈伯斯塔姆也认为，肯尼迪己经下定决心，不过“不想操之过急，以免不必要地造成政府内部的分裂。时间总是来得及的”。
空间探索则是另外一回事。这里没有推脱的借口。不管这一决定带来光荣还是羞辱，全都属于肯尼迪，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形势对他越来越不利。到1961年，空间竞赛对国家安全来说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说来也怪，苏联拥有较大的火箭反倒证明他们的技术落后。美国人有办法设计一种氢弹头，其休积和重量都只是原来的若干分之一，因而根本不需要强大的火箭来发射。苏联所以需要推力达八十万磅的巨大推进器，是因为他们的氢弹仍然又笨重又庞大。这表明在空间探索的这个初级阶段，他们所用的燃料足以把重得多的人造卫星送入轨道，但也就仅此而已，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在以后的各个阶段，美国技术的优越性还会取得更好的成绩。这一点，白宫的人都是心中有数的，克里姆林宫的人也全都明白。
可是普通人是不摸底的。他们只看到苏联己跑到美国前面去，于是就认为这是对自由世界的一种威胁。对普通人是解释不清的，虽然现在轨道上每四颗人造卫星中就有三顺是美国的，苏联不过发射了几颗笨拙的人造地球卫星和月球卫星，而美国却成批地发射了“前卫”、“发现者”、“探素者”、“拓荒者”、“萨莫斯”、“蒂罗斯”（气象）、“调运”（用于导航）、“迈达斯”（红外线导弹探测器）和“回波”（用于通讯）等各种类型的卫星。公众注意的只是，苏联比美国更出风头。是他们首先把卫星送入轨道；是他们的卫星首先到达月球并拍下照片；是他们首先把卫星送上环绕金星的轨道，并用它携带的无线电装置，发回有关这颗星球的资料。现在看来很清楚，他们还准备在载人的宇宙航行方面战胜美国。他们已经把狗送入了轨道，现在，第一个要把人送入太空的飞行器已在咸海附近的一座发射场上——那就是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在前一年那次倒霉的飞行中试图拍照的基地——准备发射。
所有这些都与美国的安全或科学研究毫无关系。这纯粹是个面子问题，或是象有人不怎么厚道的说法，叫做天休政治的问题。以肯尼迪那种事事不甘落后的态度，大概不管怎样，美国总是要接受这种挑战的；可是冷战对此也很有关系。肯尼迪同艾奇逊和杜勒斯——还有理查德·尼克松——一样，相信全世界都正在注视着这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而且他们之间进行较量的每一回合的给果都关系着前途和命运。想到苏联也许会更受到非洲和亚洲新兴国家的仰慕，那简直是不能容忍的。仿佛这与人类的自由有关。这一点从西奥多·素伦森的回忆录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索伦森写道，在肯尼迪看来，新政府所继承的“宇宙探索方面的差距”表明这个国家缺乏“主动性、创造性和活力”。
『他坚信，美国人还没有充分认识到空间竞赛在众世界所产生的政治和心理方面的影响。他担心，由于东力和西方正在力争使新兴的、尚未决定去向的国家相信，哪条路是正确的道路，走哪条路才有前途，那末，苏联的这种戏剧性的成就就很容易会造成一种危险的印象，仿佛苏联在各方面都居于不容怀疑的世界领袖地位，特别是在科学成就方面。』
根据这种观点，美国更优越的武器系统算不得什么，因为它似乎并不优越：“其它国家……都认为苏联既然在空间领先也就必然在导弹方面领先；而不管这种判断正确与否，还是影响了这些国家在冷战中的态度。”这纯粹是想当然，仿佛说第三世界住在草棚和村落里的农民，都在等着要听听从外层空间传来什么最新消息，然后再决定他们应走哪条路。其言外之意其实是，如果不对苏联的火箭成就进行挑战，那对美国的威望就是最大的打击——比如说，连受压迫的美国黑人在愤怒的骚乱中捣毁许多美国城市中心也都算不了什么。
这比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幻觉玄想实际上好不了多少，索伦森还明白表示，在这方面，和越南问题不一样，肯尼迪并不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总统比他所有的顾问们更为坚信，在空间竞赛方面甘居二流，甘当亚军，是同国家安全的要求和‘新边疆的探索精神’不相符合的”。和古巴问题一样，这也是肯尼迪1960年谈得最多的题目之一。在曼哈顿作竞选演说时，他曾说：“这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要求我们做出崭新的决定。这一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国际政策、威望、力量和影响方面不得不作出的关键性决定，是他们应当承认外层空间的重大意义。……现在苏联已经首先进入外层空间了。”在爱达荷州的波卡特洛，他又指贵说：“也们（其它国家）已经看到苏联首先进人空间。他们看到苏联首先围绕月球飞行，又首先围绕太阳飞行……。他们于是得出结论说：苏联在蒸蒸日上，我们则每况愈下。我认为要靠我们来扭转这种形势。”在他当选前五天，在俄克拉何马城，他更大声疾呼：“我宁可就看黑白电视。我一定要在火箭推力上超过他们。”
4月份第二周的星期一，合众国际社开始传播在莫斯科盛传的一个谣言，说苏联已经用火箭把一个人送入空间并使他安全返回地面了。尽管这个消息报得过早了些，可是星期二晚上美国中央情报局便报告说，这一飞行已定于当晚进行。当华盛顿还在睡梦中时，莫斯科广播电台已在以缓慢而动人的节奏播送苏联爱国歌曲《我们祖国多么辽阔广大》来迎接那新的一天了。接着就播送了那一重要公告“世界上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已于4月12日由苏联发射，进入了环绕地球的轨道。”为了跟踪观看，苏联各地的孩子都走出教室，售货员走出商店，工人也走出厂房。开头，大家都惊愕不语，仪乎难以想象，在他们的头顶上，真有一个自己的同胞正以每小时一万八千英里的速度在繁星中飞翔。
这个人名叫加加林，二十七岁，空军少校，被选中为俄国第一个进入空间的“宇宙航行员”。加加林是在莫斯科时间上牛9点零7分（华盛顿时间凌晨1点零7分）起飞的。那时，他在历史上的地位似乎显得比实际更要高大～些。世界上有些事情，其主要意义往往在于当时引起的公众反应大小。1938年奥森·韦尔斯的关于火星人的广播所引起的反应便是一例、1946年“我们要回家”的暴乱以及五十年代初期对布里克修正案的支持也是如此。现在，不仅俄国人，全世界的人都渴望英雄人物的出现。苏联拿出来一个加加林。进行了一百零八小时的宇宙航行，其中八十九个小时是实际上在轨道上运行，然后，他从一百八十八英里的高度降落下来，成为巨人的宣传资本。他站在列宁墓上，受到了二十发礼炮的欢迎。莫斯科的一个厂场以他命名，随后又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条冰川。苏联艺术家们开始设计一种印有他的肖像的纪念邮票。在俄国报纸上，他的名字被印成红色。崇拜他的苏联记者们称他为加加。有人激动地写道，“他那炯炯的目光中，似乎还反射着太空星光的闪耀。”赫鲁晓夫在红场上发表讲话，把他比作哥伦布。全苏广播电台播送了赫鲁晓夫与这位宇宙航行员之间的一段谈话，这位宇航员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几句话是：“当我在外层空间时，我想到的是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祖国”，以及“当我降落时，我一直唱着‘祖国在听，祖国知道’那支歌。”
美国人不禁咬牙切齿。一位空间工作负责人说：“这情况可能使肯尼迪在1964年竞选中失败。”一位宇航局的科学家说：“等着吧，苏联还会送上三个人，然后六个人，然后送上一座实验室，把他们全连接在一起，然后发回几张纽约的照片给咱们瞧瞧哩。”在卡纳维拉尔角，一个满怀怨气的宇宙航行员对记者说：“我们本来也能把人送上去的。只要两年前上面有人决定抓紧搞，我们在一个月以前就己经可以把人送上去了。”那天下午4点钟，肯尼迪出席了在国务院新礼堂举行的一次群情激昂的记者招待会。有人向他：“总统先生，有位议员今天说，他实在不愿再看到美国在空间领域方面落后于俄国了。我想他的话代表了许多人的想法。……在这个领城里，我们赶上乃至超过俄国的前景怎样呢？”肯尼迪避开了正面回答，他说：“不管别人多么不愿看到这种局面，他决不会比我更甚，但事实上（赶上苏联）的确需要时间。我希望，我们将投身到别的我们可以领先的领域里，说不定会为人类带来更长远的利益。但我们确实是落后了。”专栏作家体·赛迪评论说，这“似乎很难说是符合‘新边疆精神’的。”一家新闻杂志报道说，全国的心情是“沮丧，羞辱，有时是狂怒”，并且预言“只有拿出点特别惊人，特别困难的火箭技术，比如说，来一次环绕月球的载人飞行，才能在世界人民的眼里把苏联宇宙航行员压倒。”
事实上，那天晚上肯尼迪了解到，只有搞月球飞行，别无他途；在较低级的目标方面美国对苏联的差距太大，已无法赶上。晚上7点，总统在内阁会议室召开了一次会议，要看着有没有什么可供选择的办法。他的顾问们——杰罗姆·威斯纳、宇航局局长詹姆斯·韦布和他那出色的副手休·德赖登博士、预算署署长戴维·埃利奥特·贝尔和索伦森——个个都发了言。这些专家当然都比肯尼迪知道得多。空间不是他的专长，对这个问题他知道的比任何其它问题都少，他当时还没听到卡纳维拉尔角发射计划的汇报，也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来作出合乎科学的选择和确定轻重缓急。在威斯纳、韦布和德赖登发言后，总统沮丧地喃喃说，“我们也许永远也赶不上啦”。他说，“让我们来这么谈吧。有没有哪些方面我们能赶上他们呢？我们能干点什么呢？”他确实知道美国已有三枚半完成的火箭，造成后，每枚都能产生一百多万磅的推力，他问他们：“‘新星’和‘海盗’怎么样？‘土星’号什么时候可以造好？我们能来个飞跃吗？”
德赖登告诉他说，只有一个希望，那就是采取一项和曼哈顿工程相似的突击计划。那我们也许在十年内能把一个美国人送上月球。当然这可能是一场赌博。而且至少得花费二百亿美元——或甚至两倍这个数目。总统沉默下来。随后他说，“费用，我感到难办的就是这个。”他有所期待地望着贝尔，但从他那儿没有得到宽慰。贝尔说空间探索是件非常费钱的事。肯尼迪问道。“你们诸位老兄不能发明一种就在地球上进行而对我们有利的竞赛么？”但是什么东西也没有飞上月球那样的吸引力，总统把手指头在门牙上敲了半响，然后请威斯纳和宇航局的官员们再算计算计。他站起来准备走时又说：“等我们对情况了解得更多一些，我就可以决定究竟值不值得干了。就没有一个人能说出怎样赶上他们，咱们得找出这么个人来——什么人都行……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
三个星期后，美国人民显示出，他们的判断坚定了总统的信念。经过两年零四个月的拖延和挫折后，宇航局“水星工程”中的第一架运载火箭从卡纳维拉尔角的发射架升起。在一亿名电视观众屏息凝望之际，一枚细长白色的“红石”火箭冉冉升入云霄，放出一道越来越宽的烟雾尾带。坐在里边的是海军中校小艾伦·谢泼德。于是，全国都欢腾起来。在收税快速公路和高速干道上行车的司机都把车开到路边，打开车上的收音机。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位法官宣布暂时退庭，以便让法庭上的人都能利用警察从一个盗窃犯那里查获来的电视机看看发射情景。全国都在旁听“自由七号”（谢泼德空间飞行舱的代号）和佛罗里达控制站之间的对话。他在外层突间呆了十五分钟。他的飞行和加加林所经历的复杂的轨道不可同日而语，可是美国人这时并不在意。当他的飞行舱在降落伞下大辐度地摆动着，落在“钱普伦湖”号航空母舰旁边时，舰上的水兵欢呼若狂。“这一天可真太美了！”这是他回到地球上的第一句话。“真是了不起的一次兜风啊！”而他走向荣誉的道路才不过刚刚开始。在纽约，他受到在当时说来是空前盛大的抛掷采带的欢迎。伊利诺州迪尔菲尔德一所新开办的学校决定以他命名。市场上出现了专供倾慕谢泼德的人向他投寄的庆贺明信片。他的故乡，新罕布什尔州人口只有六千九百八十七人的德里镇，举行游行向他致敬，人们从新英格兰各地赶来参加。陆、海、空军，海军陆战队和国民警卫队列队走过检阅台，喷气战斗机隆隆飞过。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在一篇措辞感人的演说中，描述了新罕布什尔州为有此新英雄而引以自豪的心情。州议员们争论着要不要把德里改名为“美国空间城”。
刚刚由于猪湾事件受到巨创的白宫，对这一切当然都不会不加注意。5月25日，总统在国会发表关于“国家紧急需要”的特别咨文，这是他在四个月里发表的第二个国情咨文。他要求为空间计划“在今后五年内追加七十亿到九十亿美元”。他说他知道要求的这个数额很大，然而，“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面临着不同导常的挑战。”对他来说，这是个爱国主义的问题。“我的责任是推行自由原则。”他说：“我认为我国应尽一切力量在十年之内达到这个目标：把人送上月球，并使他安全返回地球。”
国会以极大多数口头通过了这一提案，接着扩建卡纳维拉尔角的设施以及在休斯敦修建一座飞行控制中心的工程同时开始动工。宇宙肮空工业即将发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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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空军上尉弗吉尔·格里素姆完成了一次同谢泼德类似的飞行。俄国人8月派遣季托夫少校绕地球飞行十七圈。11月，宇航局把一只雄黑猩猩送入轨道，绕地球飞行两圈后回收。飞行中，黑猩猩通过对各种光信号的反应，扳动不同的把手，自己取得饮水或带有香蕉味的面团。随后，宇肮局宣布，美国首次载人绕地飞行的驾驶员将由海军陆战队中校小约翰·格伦担任，他是从一百一十名候选人中挑出来的七名宇航员中年龄最大的。那时，“水星计划”经过广为宣传，已为全国所注目。很明显，如果格伦能驾驶飞船往返，那他就将成为美国第一位宇航超级明星，林白第二。成批的记者跑到俄亥俄州新康科德的一个小村子里去采访他童年生活，带回大量的使全国一时为之着迷的材料。他小时便非常爱读《巴克·罗杰斯》。他曾非常崇拜格伦·米勒，自己也在新康科德乐队里吹过大喇叭。作为严守教规的长老会教徒，格伦一家认为抽烟是罪过；新康科德是长老会势力的一个堡垒，附近城镇的孩子们都管它叫“圣徒安息所”。格伦和他的伙伴们曾发誓永不使用亵渎上帝的胜话。有一回当他们正唱着“欢迎，欢迎，众人都已来临”的时候，一个糊涂孩子把誓言抛在脑后，竟然毫无顾忌地嘟囔说“我们管它娘的！”如今，事隔四分之一个世纪，那个渎神者向热衷的记者们讲起当时那位未来的宇航员如何朝他冲过来：“约翰尼走到我面前来，脸色发白，一木正经地要我住嘴，简直就要把我的脑袋掀下来似的。1962年，他依然笃信宗教。他向记者们说，他坚信“冥冥之中自有更伟大的神力保佑着我。”
经过十次令人沮丧的延期之后，他终于在1962年2月20日（星期二）上午10时从发射台上起飞了。他起飞时的情况和谢泼德相似，不过在宣传上显得扩大许多倍。从阿特拉斯D火箭尾部吐出一道巨大的黄白色的火焰，使得卡纳维拉尔角的长满灌木的沙地上显露出一片光怪陆离的景象。火箭令人不可思议地悬挂在支架上空一动不动足有四秒钟之久：接着腾空而起，越来越快，直入苍穹。格伦说，“升空。运行正常。进入航道。”“水星计划控制中心”传出了宇航局联络官“矮子”约翰·鲍尔斯中校低沉、安详的声音，他在向全国解说下一步的发展，也就是火箭和飞行舱”友谊七号”按服准确的角度脱离，把格伦送入轨道。脱离发生时，格伦喊道，“飞行舱在转弯。啊，这景色妙极了！我着到推动器就在后边二百码的地方滴溜溜打着转。卡纳维拉尔角干得不错，我一切正常。”
他注意到舱内的温度已升到华氏一百琴八度，但他那装有空调的宇宙服使他仍很凉爽。事先曾指示他说出一切感受——他飞行的费用归根到底是电视观众出的——他于是开始报告说，他感觉不到自己的速度，这有点“和在三万英尺高空的民航机上观看着下面一万英尺处浮云差不多。”在大西洋上空，他看到墨西哥湾的暖流——象灰色的海洋中一条蓝色的河流。在西海岸上空，他认出了加利福利亚州的索尔顿湖和大峡谷，他还能辨识出他曾一度居住过的埃尔森特罗附近的灌渠。他度过的空间第一个黄昏很是可怕：“太阳下落时，天空雪白通亮，太阳落向地平线以下时，天空又是鲜艳的橙黄色。太阳贴近地球表面，由灰色逐渐变得发蓝，转深，然后一片漆黑。”星斗光彩夺目，蔚为壮观。“要是你曾在晴明无月的夜晚进入过沙漠，你准会看见星星好象一个个向你跳了过来，我现在看到的情景差不多正是这样。”在临近澳大利亚时，他通过无线电话说，“就在我右边，找看到了一块亮处，看来就在海边。”宇航员戈登·库珀通过地面跟踪站向他解释说，那是澳大利亚的珀思城。全城八万二千名居民灯火通明，一来欢迎他，同时也为了测验一下他的夜视能力。格伦回答说“请替我谢谢大家开灯！”
格伦自己还另作了些试验，来探索自己的失重状态。他咽下一些营养片，吃了些从管子里挤出的苹果酱。然后他报告说，这方面一点儿问题也没有，“一切全都由我自己作主，舌头把食物送到嗓子边，完全跟平常一样往下咽。整个过程都仍是主动的位移操作。”他尽力轻快地摇转着，看看会不会有头晕或空间晕舱感觉。任何这类感觉都没有。“失重状态对我没有任何不良影响。事实上，我感到非常轻快。视力仍然极佳，没有散光现象。没有恶心或丝毫不舒服的感觉。”格伦是业余摄影爱好者，随身带了一架照相机。他隔着舱窗拍了几张照片后，并没有把照像机放在架子上，只是住空中一撂，居然悬在空中不动。换胶卷时，一疏忽胶卷滑脱，他赶紧仲手去抓，可是结果象他向千百万入迷的听众所说，“我没有抓住它，却碰了它一下，这么一来，它绕个圈飘到仪表盘后面去，再也找不到了。”
有时候，他简直无法表达他的意思。他说，“一天里看到四次美丽的日落景象，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正在这时，他再也无心解说他的空间见闻。听众们也无心再听了。他碰到了麻烦。当他飞经墨西哥上空时，一台保持飞船平衡的小型喷气发动机运转失灵。他向控制中心报告说，飞船“正以大约每秒钟一度的速度向右偏出。要偏出二十度后才能止住。”于是试验到此中断，他得全神贯注于飞行；他得接过控制器的工作，自己来驾驶。他的麻烦可没有终止。在他第二次飞经太平洋上空时，回转仪失灵。飞船开始“翻滚”起来——环绕着水平轴旋转。格伦熟练地操纵控制器，排除了这个现象。接着，在第二轨道上飞行时，他似乎遇到了真正的麻烦。在卡纳维拉尔角的控制盘上，出现了预示不祥的闪闪灯光。这表明，“友谊七号”的玻璃纤维防热罩松开了。要是罩子在飞船重返大气层之前脱落，格伦立即就会化成灰烬。其实最后查明，防热罩并没有出事，而是警报灯出了毛病，但这情况格伦以及地面上的指导人当时都不知道。他们进行了调整，改变重返大气层的程序，保留下飞船的制动火箭——按计划本来是要甩掉的——希望火箭上的金属板带能对防热罩的固定起一点作用。然后，他们能做的就只剩下祷告了。
格伦知道这是最危急的时刻。他依次发动了制动火箭，自己也振作精种准备万一。在他承变的压力越来越大时，“友谊七号”开始颤动起来。他气喘吁吁地说，“我觉得好象直向夏威夷飞去”。地心吸力越来越大，把他的身子往刻有体形曲线的靠椅上紧压。他在往下降落，防热罩一决块开裂，迸下越来越大的碎片。后来他说：“你可以看见燃烧着的大块破片发出的火焰和炽光。”但在当时他不可能向地面观众解说，因为无线电联系己经中断。这是可以估计到的；他正处在重返大气层的微妙阶段。联系中断了七分十五秒。联系恢复时，人们听到他在嚷嚷“刚才可真象个火球！”下午2点43分，冒着火焰的飞船溅落在大西洋面上，立即被笼罩在吱吱作响的水蒸气浓雾中。3点零1分，“诺亚”号航空母舰将格伦打捞上来。舰上的服务员递给他一杯冰茶。格伦说，“那里边可真热得很。”
等待着他的是英雄崇拜。他在航空母舰甲板上的脚印被用白漆勾下，准备送往史密森学会去展览。摄影记者把他和妻子儿女重逢时眼里含着泪花的情景拍了下来，连他擦过眼泪的手帕也被专门放在一边，以便保存。在他回答新闻界的问题时，记者们注意到，在谈到他自己和“友谊七号”时，他常常说“我们”——就象三十五年前林白在巴黎的布尔歇机场降落时一样。副总统约翰逊在那里迎接他。约翰逊说，“在我的家乡，我们得说你可真是一裸拔尖儿的棉花。起飞时你非常紧张吗？”格伦回答说那总不免吧。约翰逊说，“你大概比任何人都更靠近上帝了。”
在卡纳维拉尔角，有一条横幅上写着：“欢迎回到地球上来”。总统刚从棕榈滩坐飞机赶来，现在由总统来欢迎他了。这里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格伦想把一顶安全帽戴在肯尼迪头上，可是没能给戴上——肯尼迪曾看到过一张卡尔文·柯立芝总统戴着印地安人头饰的照片，发誓自己决不戴滑稽帽子让人拍照。接着，美国这第一位宇航员就前往国会两院联席会去发表演说。约翰逊告诉他，“通常，这是只有国家元首才能享受到的荣誉，但在目前这个场合，是全国人民推举了你。”随后，纽约举行了盛大庆祝游行，突出地向格伦以及其他六位最初挑出的宇航员和一批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致敬。这次游行后，格伦又飞往国外，到其它各洲去访问，向美国的盟国和不结盟国家的人民宣传，表示自由社会是能够取得真正伟大的成就的。《时代》周刊评论说：“就国家威望而言，格伦这次飞行不折不扣地恢复了美国在空间竞赛中的地位，并且使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的身价得到极大而又迫切需要的提高。”
“这是一个新的海洋，”肯尼迪说，“我认为美国一定得在这个海洋上航行。”在卡纳维拉尔角，美国的火箭专家们又鼓起了信心，都在热烈谈论着要在1964年发射能载两个人的飞船；用巨型固体燃料推动器，把更大的有效载荷送离地球；而目的在于把三个人送上月球并把他们回收的“阿波罗计划”，也许1968年就能实现。对空间旅行的强烈兴趣，形成全国范围的热潮。这成了那年在西雅图举办的“二十一世纪博览会”的主题。“轨道”成为麦迪逊大道的普通用语，既当名词又当动词。小男孩发射用水力推动的玩具卫星，落在树上，就象过去的风筝一样。对阿特拉斯火箭的成功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沃纳·冯·布朗【纳粹德国的导弹专家，1955年入美籍，为美国空间飞行的负责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曾用他发明的飞弹袭击伦敦。——译者】成为举国知名的人物。（莫特·萨赫尔在谈到他的早年时说，“他本来是以星球为目标的，可常常打到伦敦”）。不同政治态度的欧洲人都大为叹服，甚至连绝不亲美的巴勃罗·毕加索在谈起格伦时也说：“我为他感到自豪，就象是我自己的兄弟一样。”随后，谁都开始发射起卫星来了——比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就发射了电讯卫星，甚至连加拿大人也把一枚小型运载工具送上了轨道。
8月，苏联的季托夫少校绕地球飞行了十七周。于是被当作新的证据，证明美国需要动员工业和技术能力，作出巨大努力，一举超过俄国。然而到了此时，特别是在大学里和美国知识界，出现了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9月，总统对这些人作出了回答。他在休斯敦的赖斯大学发表演说时说：
“有人说，干嘛非要登上月球？……他们也可以问，干嘛要攀登世界最高峰？三十五年前干嘛要飞越大西洋？也可以问赖斯大学队干嘛要跟得克萨斯队比高低？……许多年以前，有人向后来死在埃佛勒斯峰【我国称为珠穆朗玛峰。——译者】的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干嘛要爬那座山峰？他说，‘因为那儿有那么一座山峰，’对，因为有那么个空间……有月亮和行星，因为那儿有求得知识与和平的新的希望。”
可是也存在那么一个黑人问题，而且就在眼前。回顾起来，肯尼迪对这个问题的低估，似乎有点令人惊奇。他毕竟是北部的一位自由派人士，并且一向钦佩马丁·路德·金。然而自由派人士——甚至金，这时都即将感受到好斗的北部黑人青年的重大压力。正当全国仰望着星空的时候，这些黑人青年却在想方设法转移全国的视线。令人难忘的那首次发动，是在1961年春天。在加加林的太空飞行三个星期后，5月4日，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七名黑人和六名白人成员乘公共汽车离开华盛顿，远征美国极南部。他们的目的是要蔑视当地习俗，对州际长途汽车站在候车室、餐厅和厕所实行的种族隔离进行挑战。他们自称是“自由乘客”。
※※※
他们预定以曲折的路线穿越美国南部各州：向南穿过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转向两南到达亚特兰大城；再向西穿过亚拉巴马州，继续前进，跨过密西西比州直达新奥尔良市。这势必成为一趟难忘的旅行。他们对这一地区的习俗的嘲弄真是令人咋舌。小石城事件经过四年，人们差不多早已遗忘，而阿肯色毕竟是个边区州。而在这地道的南部地区，种族界限仍然分明，自北方外来户离去之后，九十年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就此而言，梅森－迪克逊线【1767年由梅森和迪克逊两个英国测量员测定的北美两块殖民地的分界线，1789年扩大为蓄奴洲和自由州的分界线。——译者】以北所谓的自由派，在南方几乎就不存在。工程兴办署出版的亚拉巴马州指南（1941年由当地的新政派编写）描绘了旅客在蒙哥马利市（该州三大城市之一）可能受到的接待：
『此间有礼有节间以热诚接待的气氛非亚位巴马州其它各城可比。笑容可掬的黑人孩子总是招呼旅客说：“老板，您不用自己提提包，破费不了几个钱，我替您提。”当地居民也乐于指点，或陪伴陌生人走个把街区，指引他走上正路。』
然而从自由乘客所受接待来看，上述描绘并不是确实的。情况是如此明显，他们商直可以说是自寻苦恼。他们是怎么个来头，不太清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詹姆斯·法默的领导下原是一个独立的、自筹经费的组织，自1942年以来便积极活动。可是在后来的沸腾的日子里，许多南部领袖人物和报刊社论都指控政府（“那些肯尼迪们”）是他们的后台，至少曾怂恿他们南来。事实真相是，在自由乘客动身之前，政府中谁也不知道他们要旅行的事。关于这次旅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向报界发表声明之前，曾事先给司法部送去一份副本；而这个副本最后转到民权司司长伯克·马歇尔的办公桌上，他患腮腺炎投上班。报纸上关于自由乘客启程的消息登在里页不显眼的地方。白宫是在这件事闹得变成头版新闻时才知道的，反应是愤怒——对自由乘客的愤怒。
从政府的观点看来，这件事赶在这个时候实在糟糕。不仅是在首次载人环绕地球的空间飞行竞赛中刚刚败给俄国人，一个星期后，古巴旅又在海滩上给打得落花流水。而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在6月3日，肯尼迪还得去同赫鲁晓夫在维也纳会晤。新总统需要取得一项胜利——如果做不到的话，至少也要避免新的失败。丑恶的种族事件当然是他最不希望发生的。俄国人现在还在那里利用小石城事件向第三世界进行宣传，把美国描绘成种族主义者。凡是可以被说成种族主义证据的事件都将使美国难堪。这就是白宫最初把自由乘客的活动看作是件使政府难堪的事的理由。后来，约翰·肯尼迪，特别是罗伯特·肯尼迪，认识到这场民权斗争是义不容辞的事，可是在他们开始执政的最初几个月，还不是这样看。了解他们当时的立场是重要的，因为民主党自由派人士（包括自以为十分先进的人）大都和他们观点一致。
这些人以完全消灭种族偏见为己任。这种偏见是一种错误，他们决心要加以纠正。在世界上这个民主历史最久、最伟大的民主国家里，黑人的处境居然至今如故，他们认为是不能容忍的。在整个竞选期间，约翰·肯尼迪一再提醒他的听众说：“今天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婴儿，不管他出生在国内哪一地区，和同一天在同一地方出生的白人婴儿相比，读完中学的机会只有一半，读完大学或学到专业知识的机会只有三分之一，而他们失业的机会却比白人多一倍；他们每年挣得一万元的机会只有白人的七分之一，寿命要比白人短七年，而可望挣到的钱却只有白人的一半。”他曾以总统的身份保证亲自支持一切旨在纠正这种不公正现象的计划。黑人还能要求什么呢？
他们首先要求的是自由派人士不再把黑人看作统计数字。然后，他们希望结束那种慢慢来的政策。他们认识到要政府在1961年春季来处理自由乘客事件，这个时机会是很尴尬的。可是在过去一个世纪中，每个季节都有其令人尴尬的地方，所以他们才一等再等。他们希望他们的白人同情者能够了解的是，对今天的新黑人来说，黑人的自由要比在维也纳讨论的问题更重耍，比越南，古巴或者外层空间竞赛问题都重要。
在1961年的时候，谁要敢在南部白人听众面前，表示赞成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就会被认为是政治上勇敢的表现。罗伯特·肯尼迪在担任司法部长后发表第一次重大演说时便是这样做的，他是在5月6日，自由乘客从华盛顿出发两天之后，在佐治亚州阿森斯市发表这个演说的，虽然当时他还不晓得有自由乘客事件。那天是佐治亚大学的“法科日”。他到那里去是为了向法科学生说明，维护法律是他所宣誓承担的责任。这一情况按说法科学生应该是早就知晓的，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在我国的这一地区，什么事都不能想当然。他对学生们说：“我们做的事情不过是在维护法院的裁决，仅此而已。如果你们任何人处在我的地位，也一定会这样做，因为在你宣誓就职时就得做出这种保证。你也许不愿这么做，你也许不喜欢这么做，可是你得这么做。”这段话不大象是在慷慨激昂地维护受压迫种族的权利，弦外之音反倒使人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罗伯特·肯尼迪可能是违背自己的意愿去履行职责。不过在演说结尾时，他的话并不含糊：“我们的立场是明确的。我们在维护法律……今天我在这里向你们明白表示，在这个问题——在一切问题上——倘若有人抗拒法庭的裁决，司法部就要采取措施。我们不会袖手旁观，漠然置之。我们会采取行动的。”
在民权问题上，亦如对第三世界向题一徉，六十年代初期的自由派认为正义迟早必胜。正是这一情况使得肯尼迪执政时期与其后的时期截然不同，并使得那段日子在今天着来有些天真可笑。只要把剩余小麦运给一个新兴国家，派遣和平队，委派切斯特·鲍尔斯当大使，再加上一番说教，那个国家就会变成一个光明的新的民主国家，为自由世界争光，并在与莫斯科黑暗势力进行的永恒斗争中，成为潜在的盟友。在国内也是一样，坚强的领导再加上美国人民固有的良知，就应能克服多少代人的愚昧所造成的固执偏见。打破种族界限是合情合理的事，而美国人最为通情达理；问题只在于向他们讲明道理就行了。如果艾森豪威尔当年持有这种态度，早在五十年代就可以完成这一使命了。
认为美国人的思想里有其黑暗的角落，这种看法是不能忍受的，因而遭到驳斥。按自由派的观点，麦卡锡主义现象，这件美国民众彻底蔑视良知和情理的最近事例，是无法解释的；不过在1961年，已没有人再提麦卡锡了。乐观主义几乎是新边疆派不可缺少的条件。哈金斯将军就想得很对，他那种伤亡统计确实很能鼓舞人心，驻西贡的那些美国记者为什么不能和他唱一个调子呢？在国内战线，正义的自由派人士一定会进行正义的斗争，直到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婴儿同白人婴儿享有同样的完成学业的机会，同样的免遭失业的机会，同样的每年挣得一万元的机会，而且寿命也跟白人一样长。可是，这些事情都需要时间，他们不能指望马上就都能做到。
然而自由乘客却要求马上全部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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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士满市、彼得斯堡、林奇堡——在这些地方，自由乘客都曾停下来，伸腿展腰，在挂着“白人”牌子的小吃部里吃点东西，根本不进标明“黑人用”的厕所，结果也不过惹得别人恶狠狠地瞪上几眼，咕哝几句脏话而已。随后，在他们前进途中所要到的城市，报纸开始刊登关于他们这次旅行的消息。然而还都不是什么大新闻，其重要性还不足以引起司法部长或州长的注意；这类消息至多不过在广告栏边上占上两三段。然而对于那些喜欢在报纸里页寻找趣闻的加油站服务员、长途汽车站的售票员、过路的县级司法官吏以及经常在汽车站和火车站附近闲荡，等待出事看热闹的那种人来说，却已足以引起他们的注意。
第一个事件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城。一名黑人自由乘客走进汽车站上的理发馆要理发，拒绝离开。他于是便以擅入他人房屋的罪名被逮捕，其他自由乘客甩下他继续前进。这原本不是什么大事，可是消息立即传开；通过电话，或者通过哪个司机，或者通过警察专用的无线电，这类梢息总是会传播开的。这没关系。这是难免的，也是他们估计到的；要不然他们还不会来呢。尽管如此，长途汽车上的气氛还是紧张起来。当他们看到南卡罗来纳州罗克希尔车站上守候着的人群时，知道暴力已经开始升级了。三名自由乘客挨了打，然后罗克希尔的警察进行了干预。在该城以南三十七英里的温斯博罗，警察不等出事便出面干涉，抓走了两名乘客。然后有一段路平安无事，走过了南卡罗来纳州的萨姆特和坎登以及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和亚特兰大。亚特兰大这一站十分重要。在这里，自由乘客分两路前往伯明翰：一路乘羊径公司长途汽车，一路乘猎犬公司长途汽车。在亚特兰大没发生麻烦——佐治亚州骑警林立，戒备森严。可是刚一过罗克希尔和温斯博罗，各家南方报纸的头版都出现了有关报道。那一天又赶上是星期日，看报的人特别仔细。他们料想亚拉巴马州的居民对他们的情况大约已是一清二楚。事实也确是如此。
今天，在亚特兰大和伯明翰之间往返的旅客可以很容易沿着二十号州际公路横跨东亚拉巴马，可是在1961年，那条公路还在修建中，旅客只能走弯弯曲曲的七十八号美国公路，中间经过一片穷乡僻壤，那里的村镇在战后简直毫无变化。这就是亚拉巴马州的“腹地”，到处长满矮松的荒原，地势大都颇高，在阿巴拉契亚山脉最南端的两个支脉拉孔及鲁考特，海拔几达一千八百英尺。公路沿山坡而下，来到坎伯兰高原，再往下便是种大豆的农民在遭受象鼻虫灾荒后重新开垦的田地，然后进入产煤区，一直到达黑土带。克利伯恩县和卡尔洪县一向是产生大量贫苦白人农收民的地区，也是野营布道会和福音布道会的活动中心。就是在这里，在美国七十八号公路上离安尼斯顿六英里的地方，那辆猎犬公司的长途汽车遭到一群手持铁棒、木棍和轮胎链子的三K党人的伏击。一开始一块石头从车窗外飞进来，跟着甩进来一颗燃烧弹。火焰一起，自由乘客便向外逃跑。等警察到来，朝天放空枪时，十二名自由乘客巳被狠狠打了一顿。受伤者由救护车送走。这时，伯明翰的黑人听到斗殴的消息，纷纷开车赶来，把其余的自由乘客营救出去。
在羊径公司长途汽车上的自由乘客没遭到三K党人的伏击，可是在安尼斯顿，八个年轻壮汉登上汽车，把他们拖出坐位要狠揍。幸亏安尼斯顿的警察把那些壮汉赶走了。可是在伯明翰——那路长途汽车的终点站——情况更糟。一群手持钢管的人把羊径汽车的终点站（在十九号街和北六号路路口）包围起来。有人事先已向联邦调查局报信。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局并未把这消息转给伯克·马歇尔负责的民权司，也没向司法部报告，却只是把这情况告诉了伯明翰警察局，该局局长“公牛”尤金康纳把这消息扣压起来。尽管警察局离那终点站只有两个街区，他却一个人也没派去。暴徒们把自由乘客拽到车站里，足足殴打了半个小时，其中有三个重伤需要住院治疗。一年以前，《纽约时报》因说伯明翰街头充满恐惧与仇恨，曾受到《伯明翰新闻》的驳斥。现在在出事后的第二天早晨，《伯明翰新闻》也承认“昨天伯明翰街头真的充满了恐惧与仇恨。”然而亚拉巴马州的官员并没有为此表示遗憾。约翰·帕特森州长说：“我不能保证这一帮惹是生非的人的安全。”而“公牛”康纳则说：“我们伯明翰人是最平和的，除非有人闯进本市故意找碴，我们这里从来不会闹事。”有人问他为什么终点站上一个警察也不见时，康纳说，他派不出人去，因为那是“母亲日”。这是扯谈。
星期天的殴打事件，第一次引起司法部对自由乘客的注意，伯克·马歇尔往鲍勃·肯尼迪【即罗伯特的昵称。——译者】家里打电话，向他报告了这件事。鲍勃以为他打个电话就可以把问题解决。他认识帕特森，在总统竞选期间，帕特森是南方州长中第一个支持约翰·肯尼迪的，而且当他的代表团转而支持林登·约翰逊时，他的态度仍然未变。星期一早晨，鲍勃打电话给州长，请他保护长途汽车。他说乘客有权跨州旅行，地方当局明确有责保证他们安全通过。帕特森当时同意了。随后他又回个电话，说他改变了主意。他是靠三K党人的支持当选州长的，如今，三K党人要向他索取报偿。
这是肯尼迪弟兄就种族问题同南方州长们进行的第一次奇怪的长途电话，和以后的几次一样，都是令人恼火的。鲍勃试图再同帕特森通话，回答是找不到州长来接。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他都曾给帕特森打电话。每一回，洲长的助手都表示抱歉。他们说，他们至多只能把话记下来，而且不能担保州长收得到。他们弄不太清，也猜想他“去海湾了”——反正联系不上。与此同时，伯明翰的形势却在恶化。原来那批自由乘客，挨了打，受了惊，都搭飞机去了新奥尔良，可是有一批来自纳什维尔的菲斯克大学、马丁·路得·金主持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人大会以及一些新近姐成的民权团体的志愿人员接替了他们。新参加的人中有个从特立尼达来的移民，名叫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是个头脑冷静的十九岁的青年。在华盛顿，司法部长肯尼迪发表声明，要求自由乘客和反对他们的人，双方都克制一些。他说：“为了保证无辜的人不致受伤，残废，甚至被杀害，我呼吁所有以我国前途为重的人，在未来的几周或几天中，明辨是非，克制行动。”这番话给人一种不现实的感觉。他好象是要在双方同样有责，又同样强硬的对手中间充当公正的仲裁人。自由乘客郑重保证不打亚拉巴马人，亚拉巴马人却什么话也不说。接着，肯尼迪又发表声明说：“当前需要的是一段使情绪冷静的时期。”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发言人尖锐地评论说，现在需要的是结束冷静，美国黑人已经冷静了一百年了。到了星期五，新的自由乘客准备继续由别人开始的旅程时，显然他们是迎着新的麻烦而去的。肯尼迪总统根据他弟弟的请求，打电话给帕特森。接电话的人告诉他说：州长“不在城里，仍然联系不上。”他总算跟副州长通了话，副州长在几个小时后说，可以安排让总统的私人代表和州长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