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兄弟选定了一个既英俊又有胆量的田纳西青年约翰·塞根塔勒，他是司法部长的挚友。一个小时之内，塞根塔勒就上了飞机。起初，看来他的使命颇为成功。他同帕特森商谈了两个小时，然后两人同鲍勃·肯尼迪通了电话。在帕特森在一旁听着并点头同意的情况下，塞根塔勒报告说，亚拉巴马州已向他保证，用帕特森的话来说，该州具有“维持治安的手段、能力和决心，并不需要外面援助”。州长说，他能保护州内一切居民和外来旅客——无论在城市内还是在公路上；并且表示他一定做到。鲍勃接着又打电话给亚拉巴马州公路巡警队长弗洛伊德·曼，他肯定了州长做出的保证。有了这样的保证，一群二十一名黑人和白人学生决定第二天早晨搭乘由伯明翰开往新奥尔良的长途汽车。但是出现了事先没料到的麻烦：找不到司机。为了弄到一名司机，司法部长不得不在电话中和猎犬公司驻伯明翰的代表乔治·克鲁特进行了长时间争执，最后克鲁特派了司机，使白由乘客得以前往蒙哥马利；但却发现那里的情况比伯明翰还要糟糕。
一路倒没有发生什么事故。曼所领导的路警倒是尽了责任，联邦六十五号及联邦三十一号公路都畅通无阻。联邦调查局事先就这趟长途汽车即将到达的事通知了蒙哥马利警察局，在车子距离该市约十四英里时，曼又一次向蒙哥马利的警察局长莱斯特·沙利文打了招呼。但是沙利文并不比康纳更乐于为不守本分的黑人和忘了本的白人出面干预。他根木不理睬这些通知，因此，车到达联合长途汽车公司终点站，陷入了估计有一千至三千人的包围中，当时那里连一名警察也没有。关于紧接着发生的殴打情景，司法部得到了实况报告，因为民权司长伯克·马歇尔的副手约翰·多尔【1973年12月21日，多尔担任了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法律顾问，负责对尼克松总统的违法行为以及对之进行弹劾的可能性进行调查。】那时正在车站街对面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里。在那辆长途汽车进站时，他刚好接通了给肯尼迪的电话。肯尼迪和司法部副部长拜伦·怀特听到他在电话里说：
“车进站了。人们只是站在那里，望着……现在乘客们下车了，他们站在站台的一角。啊，有人抡起拳头，揍起来啦！由一个脸上流着血的家伙带着，一群人正在打他们。没有一个警察。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一个警察也看不见。人们喊着：‘揍他们！揍他们！’真可怕……现在警察来啦。”
来的是州属骑警，不是蒙哥马利市的警察。（沙利文对记者说：“我们不打算派警察去替一帮跑到我们这里来捣乱的人站岗。”）骑警人数太少，起不了作用。曼拔出手枪，救出了一名黑人，可是对其余的自由乘客，无法教援。还有几个同自由乘客没关系的路人，也附带地遭到了袭击。一个男孩的腿给打断了。一群白人青年往另外一个孩子身上泼汽油，然后点了火。一个蒙哥马利女人举起她的孩子，以便让他用拳头揍一个黑人。还有一些女人咒骂自由乘客中的两个白人姑娘，并且用手提包抽打她们。姑娘们向一个驾着摩托车经过的人呼救。他说：“你们这是罪有应得。我希望她们狠揍你们一顿。”另外一个男人驾驶着租来的汽车开过来，向姑娘们招呼说：“来吧，我来帮你们。我是联邦政府的。”可是还没等他有什么举动，他就让人给拽到人行道上痛打了一顿。他就是作为总统的私人代表来和亚拉巴马州州长谈判的约翰·塞根塔勒。他在人行道上自己的血泊中人事不省，躺了二十五分钟，才有救护车开来。警察局长沙利文后来解释说，没替塞根塔勒喊救护车，因为“市内所有白人的救护车都报告说车子坏了”。
鲍勃·肯尼迪气得面色发白，派遣拜伦·怀特和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法警长官吉姆·麦克沙恩一道搭乘下一班飞机飞往蒙哥马利。小石城事件后，司法部长威廉·罗杰斯就对联邦法警长官和他们的助手进行了弹压骚乱的训练，以便在军队之外，建立起另一支能保证执行联邦法律的力量。这时，拜伦·怀特在蒙哥马利市外的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召集了四百名受过训练的人员——其中有税务缉私员和边境巡警以及联邦监狱的警卫——他们可以迅速派去对付目前局面。这时候，多尔己从美国地方法院取得了一份不许三K党及全国州权党（暴徒中间占人数最多的两个组织）干扰乘长途汽车跨州旅行的禁令。最后，帕特森州长终于露面了，他抗议这些措施不符合宪法。他还说，派联邦政府的官员来是多余的。事实证明，在这一点上他完全错了。
那个星期六下午，全国最有名的民权运动活动家马丁·路得·金乘飞机到达蒙哥马利。他在拉尔夫·艾伯纳西牧师家里宣布，当晚他将在第一浸礼会教堂的群众大会上讲话。这可是三K党人及其同伙作梦也想不到的行凶作恶机会。这时看来金的处境难保。拜伦·怀特正布置联邦法警做准备工作时，接到了告警的电话：帕特森州长已召集亚拉巴马州的治安人员开会，正在指示他们逮捕违反本州法律的联邦人员。怀特独自走进他们的会场。这会原是容许记者参加的，他们把他和州长间紧张的舌战记录了下来。帕特森要求司法部副部长把政府所了解到的关于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情况告诉他。怀特说：“不成。”接着，州长又要求让他了解自由乘客的来龙去脉。怀特仍说：“不成。”然后：
『帕特森：自由乘客中有些人现在在哪儿，你是知道的，对不？
怀特：对，进医院了。
帕特森：你知道别的自由乘客的行踪吗？
怀特：不，我不知道。
帕特森：如果你知道其中一些人的行踪，你肯通知我们吗？
怀特：我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的行踪。』
当时，自由乘客正跟马丁·路得·金一道在第一浸礼会教堂里。天黑时，已有一千五百多名伯明翰黑人前来参加集会。奇_-_書*-*网-QＩＳuu.ｃＯm会刚开始，一些凶相毕露的暴徒便开始在街对面的公园里聚集起来。怀特得悉当地的警察又不在场，就马上利用一切能弄到手的运输工具——运送邮件的卡车、私人汽车，还有一辆囚丰——把法警派到现场。他们都穿着便装，戴着臂章，带有手枪、警棍和催泪弹枪。当暴徒们抛掷着石块和破瓶子冲过来时，大约一百名法警已经在教堂外面排成了一道散兵线。这时，州长宣布戒严。法警的散兵线一直坚持到具有决定性的援军开来。弗洛伊德·曼带来骑警，国民警卫队的亨利·格雷厄姆少将也带来一队人马。即便如此，法警也还是放了几排催泪瓦斯弹才把冲过来的暴徒顶住。瓦斯飘进又热又拥挤的教堂里去。里面的黑人几度陷人惊慌。如果教堂被烧（暴徒们就是打算那么干的），肯定会死好多人。实际上，由该州和联邦的治安人员组成的混合队伍把他们保护得很是严实。
帕特森州长给司法部长肯尼迪打电话，抗议说，亚拉巴马州遭到了侵略。
鲍勃心平气和地对他说：“约翰，约翰，你说遭到了侵略，是什么意思？约翰，谁在侵略你？对这个你心里是有数的。”
帕特森指责他，说是他把自由乘客派到州里来的，并且认为发生暴力行为也应由他负责。
鲍勃说：“哎呀，约翰，你可以在电视上那么说。你可以对亚拉巴马人那么说，可是，你别对我来这一套。约翰，别对我来这一套。”
但是帕特森一字不改地又那么说了一遍。然后他说，国民警卫队可以保护教堂和教堂里的群众，可是不能担保金的安全。
肯尼迪说，“我不相信这话。你让格雷厄姆将军给我打个电话。我想要听听一位美国陆军的将军告诉我，他保护不了马丁·路得·金。”
这时，州长咆哮起来。他尖声嚷道，他讲的是他本人的意见，不是将军的意见。他大吵大叫说，由于派来了联邦法警，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政治局面”，并尖声喊道，“你这是要在政治上把我们毁掉！”
肯尼迪依旧心平气和地说，“约翰，保存教堂里那些人的性命比保存你我的政治生命更为重要。”
这样才结束了要对自由乘客使用暴力的威胁。在北部，人们都认为在这一事件中，帕特森遭到沉重的失败。可是南部人的看法却不如此。自从阿波马托克斯事件【阿波马托克斯是美国弗吉尼亚州中部的一个市镇。南北战争中，南甲总司令李将军曾于1865年4月9日在这里向北军投降。——译者】以来，他们对败绩反而更加同情。他们现在都团结在帕特森周围，送钱给他，给他打气，答应参加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斗争。这是不祥之兆；因为他们全都宣誓应承了。而不守誓言则有碍荣誉。到同年6月，南部各州差不多每个政客都公开发了誓，其中包括次年继帕特森当选州长的乔治·科利·华莱士。
※※※
尽管如此，就事件发展情况而言，自由乘容算是取得了成功。他们没死一个人，而种族隔离政策却完全被打破。州际旅行方面所实行的种族隔离政策，理论上早在1950年就被最高法院宣布为非法，到如今才在实际上取消。鲍勃·肯尼迪要求州际贸易委员会发出条例，规定在州间交通站，包括飞机场和火车站，一概不得实行种族隔离的措施；四个月后，9月22日，条例也照发了。有少数城市以不合当地法律为借口，拒绝执行；司法部对他们提起公诉。到1961年底，黑人可以从东岸旅行到西岸，一路上在候车室里再也看不到“白人”、“有色人”字样了。
自然，数不胜数的种族隔离的堡垒依然存在，其中，最顽固的当然都在密西西比州。1931年，门肯和查尔斯·安戈弗在《美国信使》月刊上分两期把美国各州按优与劣、“文明与野蛮”排了一下队。评比的标准包括财富、识字人数、教育程度、名列《美国名人录》的人数、交响乐团的多少、犯罪比率、选举人登记、婴儿死亡率、交通设施和医疗条件等。评比结果，密西西比州排在最末，比南部其他各州都更落后，这情况一直到1962年也未改变。事实上，十年后，1972年11月约翰·贝雷特在《生活方式》杂志上重复门肯－安戈弗的评比时，密西西比州仍居末位，倒数第二是亚拉巴马州。【在1934年的评比中，马萨诸塞州居第一位。1972年却由康涅狄格州取而代之。】密西西比人平均上学时间不到九年。按照商业部《美国统计摘要》中对贫困所下的定义，该州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是穷人。四个家庭中有一家没有自来水，百分之二十九的家庭没有电话，只有百分之二十四每天读报，只有百分之三订阅时事杂志。1964年，密西西比大学的詹姆士·西尔弗教授称之为“封闭的社会”。在六十年代，还有为数惊人的该州居民（包括白人和黑人）竟然从未听说有民权运动其事，足见这“封闭”的提法正确。自由乘客在密西西比之所以没有受到袭击，只是因为州警没有让他们获得足以引起暴徒围攻的行动自由。长途汽车一开到亚拉巴马州的边界，便被护送到杰克逊城，在那里的车站，自由乘客如不理睬种族歧视的区分标记，就给抓起来送进监狱。最后，联邦法院推翻了对他们的判决，但是这一否决对被关的人已没什么意义，因为那时他们都已服满刑期。
在司法部里，差不多只有伯克·马歇尔一人了解，密西西比州的白人优势是难以动摇的。他知道该州的先知们把当前这个时期看作是第二次重建时期。他们想，只要他们能象他们曾祖辈那样坚持反抗，联邦政府对种族隔离制的挑战就会失败，问题也就会烟消云散。但是在1961年，司法部里除了多尔，其他官员大部分都不同意伯克·马歇尔的看法。年底，司法部长向他的哥哥（总统）呈递了一份关于民权问题进展的报告。报告听起来信心十足，而且鲍勃还在第一浸礼会教堂的对抗事件发生一个星期之后，在“美国之音”广播中宣称种族主义在美国已是江河日下。他干脆预言，不出本世纪，黑人就可以当选总统。
倘若他去同密西西比州的黑人詹姆士·梅雷迪思交谈几句，就足以使他不那么乐观。梅雷迪思是个曾在空军里服役九年的退伍军人，是该州中部科斯久什科城一个农户的十个子女之一。梅雷迪思听了肯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之后，受到鼓舞，当晚就给密西西比大学写信申请入学。在寄回填好的表格时，他附了一段说明：“我是密西西比州黑人美国公民。鉴于在这新的时代我国教育制度正在发生着的种种变化，我相信你们不会对我的人学申请感到诧异。我当然希望对我申请的处理能给密西西比大学和密西西比州增添光采。”
“老密西”（这是整个南部对这所座落于奥克斯福德城的大学的通称）以一串学术性的复杂理由拒绝了他的申请，但是梅雷迪思可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给打发掉的，而且他得到了该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梅德加·埃弗斯的强有力的支持。1961年6月，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律师替梅雷迪思在联邦地方法院起诉，控告该校所以拒绝他入学，纯悴出于种族原因。这场官司在美国司法史上堪称空前。地方法院的一个法官两次判决梅雷迪思的申诉无效。1962年6月，第五巡回法院的上诉法庭否决了原判；然后，第五巡回法院的法官本·卡梅伦又否决了这个否决。上诉法庭宣布卡梅伦的命令无效，但他马上又另发一道命令。这样再三反复，直到第四个回合之后，卡梅伦还明确表示他打算这样干到底。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向最高法院的法官雨果·布莱克中诉，请他主持公道。布莱克是亚拉巴马州人。9月间，他维护上诉法庭的原判，命令该大学立即准许梅雷迪思入学。该州州长罗斯·巴尼特叫道：“绝对办不到！”两天以后，他在全州电视网上宣称：“我们绝不向罪恶的和不法的暴虐势力屈服。”
罗斯·巴尼特除了年岁之外（巴尼特在1964年秋已满六十四岁），和他即将间接与之决斗的梅雷迪思实在极为相似，尽管巴尼特不会愿意加以承认。二人都是家中十子女之一，而且都是在密西西比州中部贫瘠的荒原上长大成人的，那也就是威廉·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托法县的开拓者所熟知的不毛之地，现在，在眼下发展中的这场危机中，他的侄子默里·福克纳将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巴尼特也同梅雷迪思一样，思想古板，他是一个原教旨主义信徒，对《旧约》所讲的句句信以为真，相信圣经是禁止种族“混杂”的。在另一个时代，另一种情况下，这两个人很可能会交上朋友。巴尼特会很乐于这样做的，因为他生性温良，乐于济人危难，对黑人也不例外。但如果对方的肤色是黑的，就得安分守己。三年前，巴尼特就靠着发誓要让象梅雷迪思这样的密西西比黑人不越轨，才获得该州白人公民委员会的赞助，当选了州长。上届总统选举中，他中途抛弃肯尼迪和约翰逊，转而投了哈里·伯德的票。总之，他是他那一类人和他那个地区的一个典型代表：可爱，无知，友善，多疑，对早已崩溃的南部同盟仍怀着愚忠，现实使他震惊，未来使他恐惧。这种人正是作个殉道者的好材料，而巴尼特所以没变成殉道者，只是由于他还有另一特征：他是个胆小怕事的人。遇到巨大压力时，他就会另找出路，搞搞交易。他的悲剧（那也成了密西西比州的悲剧）是他不知道该怎样找到出路，怎样搞成交易。
要是说巴尼特酷似梅雷迪思，完全把他看错了的罗伯特·肯尼迪却是和他完全相反。看到密西西比州的公路巡警己有效地把自由乘客护送到安全地点，鲍勃就认定该州当局遵守法律和秩序。他错误地以为路警从那位名姓好听但实际不然【伯德桑（Birdsong），意为“嘤鸣”。——译者】的指挥官伯德桑上校为人同弗洛伊德·曼一样。看当时的形势似乎只不过需要个计划，而鲍勃是最善于搞计划的。9月15日，星期六，他打电话给巴尼特，爽快地告诉他如何安排一切。他说他当然了解巴尼特作为一位南部的州长，总得做出抗拒的姿态。因此，梅雷迪思要由手中挥动着法院判决书的几名法警来护送。州长就可以两手一摊表示无可奈何，大学当局看到大势已去也就只好让梅雷迪思注册。肯尼迪问巴尼特是否理解，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从州长的回答中应该可以看出双方实际上有多大的差距：他说，“这样干需要一年的时间。”
而实际上只花了五天。下一个星期四，梅雷迪思在法警的护送下，来到奥克斯福德注册。他首先遇到的是巴尼特，他想掩护学校当局，因而自己以“特殊注册员”的身分出面。两千名白人学生高唱着“我们要巴尼特，我们要巴尼特”和“荣耀，荣耀，种族隔离”，州长宣谈了一项“现在以及今后永远”不许梅雷迪思进入校园的命令。然后，他把命令递给梅雷迪思说：“拿去，照办吧！”司法部派来的一个官员说：“你知道你这是犯下藐视法庭罪吗？”巴尼特说，“你讲了算数吗？还是该由一位法官来讲？”
他认为他具有无可非议的合法立场，那就是所谓“干预权”——他作为州权的代表者，可以插手过问联邦政府和密西西比州居民之间的问题。他曾要求州议会授权，得到了批准。美国的历史学家们听到这一说法，实在难以置信。“干顶权”作为一种理论早在南北战争之前就已无人赞同。从事实上讲，1832年当约翰·卡尔霍恩【卡尔霍恩（John C.Calhoun，1782－1850年），代表南部各州奴隶主利益的州权主义者，1825－1832年间任美国副总统。——译者】试图加以引用时，当时的密西西比州议会就曾予以驳斥，说它是：“异端邪说，对联邦的存在有致命的危害……同宪法的文字和精神背道而驰，直接有害干各州的福利、安全和独立。”如今，一百三十年后，这位州长却试图要让这个死了的教条复苏回生。新奥尔良的第五巡问法院并没上巴尼特的当，拒绝承认巴尼特这个“特殊注册员”的身分，传令大学负责人于下星期一到法庭上来申诉不能定他们藐视法庭罪的理由。巴尼特向报界愤然抗议法庭这么迅速采取的行动。密西西比参议员詹姆士·伊斯特兰打电话给鲍勃·肯尼迪说：“州长认为你可以不必逼得这么紧，我也认为这样。”鲍勃回答说：“参议员，你不会真那么相信的。你在参仪院里那么多年，不会那么相信的。”
大学负责人在法庭上答应让梅雷迪思于次日下午4点入学。巴尼特仍旧不肯退让。他扬言对大学负责人的“投降”感到“震惊”，并宣布任何司法部人员要是干涉密西西比人执行自己的职责，都将予以逮捕和监禁。肯尼迪打电话向他指出，密西西比州的居民，包括州长，都是美国公民，都应遵守美国的法律。巴尼特说，“我认为密西西比州的法院不低于任何其他法院，而且更有能力……我们的法院也采取了行动，我们的议会也采取了行动。我将服从密西西比州的祛律！”然后，该州的检察长乔·帕特森发表一项声明，说自由遭到了一次“沉重打击……为了满足一个人的莫须有的宪法权利，竟无视五千多名学生的宪法权利。”
第二天，梅雷迪思到杰克逊市该大学校董会办公室再度试图注册。陪同他前往的有约翰·多尔和吉姆·麦克沙恩。在那里迎着他们的是巴尼特、伯德桑上校和一群起哄的围观者。州长说，大学负责人不能履行他们昨天在新奥尔良所做的诺言，因为他们给一个州议会的调查非密西西比活动的委员会传去了。多尔想把法院的判决交给州长，巴尼特却把手揣进了衣兜。多尔问道：“你不让我们进这道门吗？”州长仍是那样彬彬有礼地说：“是的，先生，我有礼貌地不让你们进去。”多尔说：“那我们就礼貌地走吧。”那帮群众却不那么有礼貌。当梅雷迪思随同护送他的人离开的时候，他们大叫“黑鬼，滚回家去！”“共产党！”
鲍勃·肯尼迪本来一直尽量避免在法律诉讼程序中牵涉到巴尼特的名字，因为他记得过去福布斯如何曾借小石城事件大捞政治资本，但现在的情况实在太过分了。梅雷迪思一而再、再而三入学不成，这至少在密西西比州造成一种白人至上主义者正在取胜的印象。肯尼迪决定要求第五巡回法院做出决定，表明州长犯下藐视法庭罪。他打电话给巴尼特，说明他要采取这一行动。他还通知他，梅雷迪思给二天早晨将去奥克斯福德，准备上课。巴尼特大为恼火。他说，那小子干嘛这么不知趣？他是州长，还有许多别的事要干，不能整天为粉一个密西西比人——而且还是个黑人——“满密西西比州到处奔走”。肯尼迪估计梅雷迪思注册不成问题。他说：“你为什么不让他试上半年，看看结果到底怎样？”
巴尼特说，“他最好不要进‘老密西’。”
鲍勃温和地说，“可是他就看中了‘老密西’。”
大学教师不安地注意到校园里来自南部各地的客人越来越多，这些横眉竖眼，气势汹汹的家伙一般都带着武器，见人就问：“黑鬼等会儿从哪儿进来？”领头的是埃德温·沃克将军，此人现住在达拉斯。9月26日星期三，在杰克逊市发生对抗的前一天，这位将军通过无线电广播对那些和他抱有同样看法的人发出了一番有点语无伦次的呼吁：“是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我们说也说了，听也听了，让那个反基督的最高法院把咱们摆布得也够可以了。起来，让我们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站在巴尼特州长一边。现在该听咱们的了。联邦各州来一万人。共和国的战斗口号是：要巴尼特，不要卡斯特罗。把你们的旗子、帐篷和煎锅都带来……上回出现这类问题时，我站在错误的一边。……这回我已脱下军装，我可以站在正确的一边了。我一定到。”
那一天，巴尼特暂时躲了起来，当梅雷迪思和护送他的人走近奥克斯福德校园时，副州长保罗·约翰逊在一批州警和县警的簇拥下，把他们挡回去了。联邦人员打算从约翰逊旁边抄过去，希望他在抵抗一阵之后，会无可奈何地表示认输，这时发生了一些冲撞。约翰逊没有认输。看来除了动武是休想过去了。法警事先得到的指示是以不要动武为限，而且他们的力量也实在太小。于是梅雷迪思又给挡了回去。
※※※
到这时，美国所有的民权运动领袖以及华盛顿大部分的官员都认为司法部未免过于姑息，有损于联邦政府的威望。罗伯特·肯尼迪了解这一点，但是他盛到罗斯·巴尼特已有所畏惧。因而他认为这位州长会欢迎有个保全面子的机会；他看来已意识到继续同联邦法院对抗是危险的。第二天（星期四）早晨，鲍勃在电话里建议探讨一项摆脱困境的办法。他的估计果然不差；州长立即表示同意。倘若巴尼特是个象乔治·华莱士那样高明的政治家，这个危机也许当时就解决了。可是他并不高明。他对时机的掌握（或者说，鲍勃等待了这么久才去和他接触的时机）失当；现在种族隔离主义的死硬派可望获得全胜的气焰已经太高了，人们的感情已经太激动了，叫嚷着“不惜牺性性命”——到处流行的一句话——煽动起来反抗的密西西比人已经太多了。最糟糕的还是这位州长不晓得怎样达成一项妥协。他知道要讲和，他不得不有所牺牲；但是他拿不准该做出多大的让步，也拿不准为了面子上过得去，他可以抵抗到何种程度而仍不至于动武。
他们第一欢试图达成的谅解是极为可笑的。他们谈到由巴尼特和副州长约翰逊守在校园大门口，两边站着徒手的州警，以挡住麦克沙恩和他带领的三十名法警的去路。然后，麦克沙恩拔出一支没装子弹的手枪。这时，密西西比人就朝两边让开，梅雷迪思就可以从大门走进去注册。巴尼特说，一支手枪还不够。他要三十名法警都拔出枪来；这样，他就可以说为了避免流血他不得不屈服。鲍勃建议其他法警只把手按在手枪的皮套上就成了，可是州长认为那还不够真切，因此，就决定三十支手枪统统拔出来。
如果在这个星期的头几天，这样也许能解决问题，可是现在要这么做是很危险的。州警带不带武器其实倒无关紧要：而沃克将军在奥克斯福德的追随者所带的武器就足以对付他们；何况在巴尼特那方面，只有他自己了解有此协议。也许只有他一个人会让开路。他是已站在校园大门等候梅雷迪思的时候才想到这一点的。那位黑人退伍空军军人已在十三辆汽车的车队（车队有无线电同华盛顿保持着直接联系）的护送下，已朝他走过来了。在密西西比时间下午3点35分，华盛顿时间5点35分的时候，巴尼特给肯尼迪打电话，说他无法控制住在场的群众，他们人数太多，情绪也太激烈。预先布置下的这出摊牌好戏，就这么收场了。护送的车队只好开回去。梅雷迪思这是第四回没注上册。当晚，该大学的白人学生举行了狂热的示威。
然而，决不能容许再出现这种情况了。鲍勃·肯尼迪已在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思韦尔·泰勒将军以及他下面几个主要司令官厄尔·惠勒将军和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少将开会商议对策。司法部的一位部长助理正在起草文件，准备由肯尼迪总统签署后，将密西西比州的国民警卫队置于联邦政府直接指挥之下，命令驻本宁堡的美国步兵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并告诫奥克斯福德街上的市民立即回家，不要出来。另一位部长助理则飞往出事地点去指挥人数在不断增加的法警队伍。从新奥尔良传来消息说，第五巡回法院已宣判巴尼特犯下藐视法庭罪，并规定如果梅雷迪思于下星期二——这时已经是星期五了——不能注册入学，则州长每日要罚款一万元；如由副州长约翰逊出面负责，则需每位罚款五千元。
政府唯一未动用的一张牌只有总统的威望，而在是期六下午白宫接通杰克逊市州政府的电话时，这张牌也打了出去。肯尼迪总统事先已订下晚上8点钟的电视时间，准备把整个事件向美国人民公布。当巴尼特提出星期一由他在奥克斯福德稳住暴徒，而让梅雷迪思在杰克逊秘密注册时，总统便取消了那次电视讲话。但巴尼特的态度不能使人十分放心；总统挂上电话，朝大家转过身来，有点不解地问大家，“你们知道那家伙刚才说什么吗？他说：‘对你在发展家禽计划上给予的协助，我要向你道谢。’”
当晚十点钟，情况证明巴尼特确实是不可靠的。巴尼特给司法部打来电话说，他改变了主意。原来的协议无效；他不准备履行他答应承担的任务。总统又订下第二天（9月30日，星期天）晚上7点半的电视时间。星期天早晨，州长给鲍勃·肯尼迪打来了电话，谈话仍是扯来扯去，毫无结果。在交谈中，鲍勃发火了。他说，他哥哥就要通过电视向全国宣布，巴尼特如何在“同美国总统”达成协议后又自食其言。
州长听了大为震惊，就尖声尖气地叫嚷：“那可不成。”
“你对他说话不算话嘛。”
“你是说总统今天晚上要公布这件事吗？”
“对。”
巴尼特上气不接下气地建议“当夫下午”就把梅雷迪思用飞机送进学校去。
看来事情可以了结了。梅雷迪思可以不经过流血，当天就能注册。他将在州警维持秩序的情况下，悄悄地被准予入学。事后，巴尼特则将发表一项愤慨的声明，说这件事是背着他干的，说他在不可抗拒的力量面前只好屈服，但是他仍将在法庭上继续斗争等等。司法部副部长尼克·卡曾巴赫【尼克是尼古拉斯的昵你。——译者】飞到现场去进行具体布置。在密西西比时间下午5点，他偕同伯德桑上校带领四百名法警，穿过不大使用的西门，进入了当时几乎无人的“老密西”校园。梅雷迪思被悄悄地带到校园一头的巴克斯特楼，而卡曾巴赫和法警队伍则在另一头的那座用红砖砌成的古老精致的大会堂（大学办公楼）里建立了指挥所。总统把电视演说时间推迟到晚上10点，以为到那时候危机就可以过去了。可是这个星期天，就象梅雷迪思问题发生以来的每一天一样，看来也是倒楣的。几乎正在这时与华盛顿之间的电讯联系竟然断绝了，直到星期一早晨才恢复。甚至在部队到达现场之后，通讯兵也无法同白宫取得联系。在整个这个危机的高潮时期，当全国以至大部分世界的目光都注视着“老密西”时，美国总统和他的弟弟司法部长从卡曾巴赫接到了情势严重的报告，这却是卡曾巴赫在校园中一个公用电话亭子里，不停地往自动通话器里丢着硬币打来的。
及至日落密西西比河西时，很显然校园里的消息己透露出去，传遍了奥克斯福德市。大会堂外面很快就聚集了大约一千人。他们不知道梅雷迪思在哪里；在即将来临的那段恶梦般时间里，他始终由二十四名法警保护着，隐藏在一英里以外的地方。法警们也摘下他们的白盔，脱下了桔黄色背心，免得显眼。谁也不怀疑，倘若暴徒们得知梅雷迪思呆在巴克斯特楼，那他，甚至还有法警们，将会遭到什么样的结果。就象理查德·尼克松当年在加拉加斯一样，他真有被撕成几块的危险。暴徒恶声威胁若那些法警（他们自己也都是南部白人）：“打死这些爱黑鬼的杂种！”“爱黑鬼的家伙们，滚到古巴去！”又一起叫着“二一四一一一三，我们痛恨肯尼迪！”夜深了，暴徒人数成倍增加，骂得也越来越难听。他们先朝法警投石子，按着扔大块石头，接着扔烟头。一名得克萨斯的记者和他的妻子被抡着铁管子的暴徒殴打了。在场的许多州警未起作用，有的完全袖手旁观，一动也不动。
密西西比时间下午7点半，联邦调查局监听到一个无线电信号，命令州警全部撤退，把梅雷迪思和法警留下来，听任暴徒摆布。事后调查，始终也未追究出是谁发的那个信号。卡曾巴赫用电话把情况报告给鲍勃·肯尼迪。鲍勃从电话中也可以听到现场骚乱的声音。接着，在7点58分，他听到瓦斯手榴弹的砰砰响声。卡曾巴赫说，“鲍勃，很遗憾，我不得不向你报告，我们非使用催泪弹不可了，没有旁的办法。”
在华盛顿，总统还没有了解到形势的最新发展就开始电视广播了。当时，据他所知，巴尼特信守自己的诺言，正让州警在维持治安。他向全国的电视观众说明梅雷迪思现在己进入了大学的校园，阐述贯彻执行法院判决的必要性，赞扬密西西比人在美国参加的历次战争中所表现的英勇精神，并向“老密西”的在校学生呼吁说：“事关你们大学和你们州的声誉。我相信绝大多数同学是会起来维护这一声誉的。”
在奥克斯福德，学生们一边看电视一边讥笑。沃克将军有意在学生中串来串去。有人夺来一辆救火车和一台推土机，要用来闯过法警的警卫线，冲进大会堂；被几枚投掷得很准的手榴弹击退了。进攻者于是用可口可乐瓶子做的土炸弹还击。校园里的长凳被拆开做成带齿的水泥投枪，建筑工地上的铁条、砖块也被抛来抛去，混乱中有时还可以听到清脆的枪声——这是隐蔽着的狙击手在朝大会堂放枪。两个人被打死了：一名法国驻美记者和一个奥克斯福德的围观者。法警受伤的超过三分之一——达一百六十六人——其中有二十八名是狙击手的子弹击伤的。他们都带有短枪；既然受到射击，看来是可以还击的。他们再三请求准予还击，卡曾巴赫把他们的要求转告华盛顿。肯尼迪兄弟驳回了请求。他们规定，除非梅雷迪思有性命危险，否则联邦政府方面不得动用实弹。法警们筋疲力竭，头破血流，只能完全依靠那些黑色短粗的催泪瓦斯枪来保卫自己。【九年后，格思曼写道：“人们会记得他们的；在六十年代后半期发生的种族骚乱和校园里的狂热示威中，以及1970年在肯特州立大学和杰克逊州立大学发生的事件中，警察所遇到的挑衅和伤害远没有这些法警所遇的这么严重，他们却开枪打死了许多人。”】埃德温·格思曼那时也在大会堂里，他在和鲍勃·肯尼迪通电话。鲍勃向他，“那边情况怎样啊？”埃德温回答说：“够呛！同阿拉莫发生的情况差不多。”鲍勃说，“呃，你当然记得那些人的下场的。”
在奥克斯福德时间10点钟，卡曾巴赫无可奈何地向华盛顿报告说，非使用军队不可了。三刻钟后，第一批部队到达了。这是第108装甲骑兵团E连的六十名国民警卫队员，由默里·福克纳上尉率领。这些人中间，在天明之前将有十六名受伤，其中包括福克纳上尉本人，他被砖头打断了两根骨头。事先接到通知处于待命状态的正规军队几乎在五个小时以后才到达现场，使得肯尼迪兄弟感到无比气恼。法警的催泪弹有三次都差点儿接济不上。军队最后赶来时，也不得不一路打进校园。他们有四十人被砸伤或被鸟枪打伤。发动进攻的人在天亮之前大都溜掉了。第503宪兵营从孟菲斯城同主力部队一道开到，他们一共逮捕了两百多名暴徒，沃克将军也在内。其中只有二十四名是学生，其余则来自南部各州——佐治亚、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田纳西、得克萨斯以及密西西比。黎明时分，只见校园里到处都是混凝土块，催泪瓦斯弹壳，击毁的车辆，大石块，砸烂的窗玻璃，以及成千只炸碎的可口可乐瓶的绿色碎片。巴尼特州长把这场骚乱归咎于“毫无经验、神经过敏、动辄开枪”的法警。
星期一早晨快到8点钟的时候，吉姆·麦克沙恩和另外两名法警陪同梅雷迪思步入被打得破烂不堪的大会堂。在那里，板着面孔的注册员罗伯特·拜伦·埃利斯终于让他入学了。当时在办公楼里没有任何抵抗行为，只有无可奈何的神色和假作出来的礼貌。梅雷迪思在填表时写明他的目的是要获得政治学学位。加上他在函授班已经得到的学分，三个学期后他就可以毕业。当他走出大会堂的时候，另一个学生嚷道，“黑鬼，这就值得送掉两条人命吗？”
埃德温·沃克少将被控犯了殴打官员、拒捕、对抗政府和进行阴谋活动等罪名，登记入册并取了指纹。三个月后，由达拉斯派克兰纪念医院对他进行一次精神病检查后，撤消了对他的控告，自那以后又过了三个月，在4月份的一个傍晚，有人偷偷站在他家的草坪上，用一支函购来的廉价步枪向他瞄准，企图枪杀他。1963年12月，经过枪械专家的鉴定，发现那支枪的主人是李·哈维·奥斯瓦德——估计开枪的也就是他。此人除其他问题外，后来还变成为“公平对待古巴委员会”的积极赞助者，并是杀害约翰·肯尼迪的刺客。我们如不理解肯尼迪总统是一个千真万确的中间派人物，因而遭到激进的左派与激进的右派两方面的憎恨，我们就会对这两派之间的混淆不清感到难以捉摸。猪湾事件发生时，他们对他开始产生反感，极端左派痛斥他支持对卡斯特罗古巴的入侵，而极端右派则谴责他没有一鼓作气地把卡斯特罗消灭掉。在他任期的第二年结束时，很明显，肯尼迪在极左派和极右派眼里，己变成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最为可鄙的一位总统。
1962年6月，新左派已开始组织起来准备进行长期斗争，于是四十五名举止安祥、衣冠楚楚的年轻人在密执安州休伦港产联——联合汽车工人工会旧有的一座夏令营里集会，创立了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这个新成立的学生组织规模很小，和它后来的发展简直无法相比。集会的主要活动是讨论了一份长达六十二页的温和宣言。起草这个宣言的是密执安大学的一个瘦弱有麻子的二十二岁的学生，名叫托姆·海登。海登举出了当前美国社会所面临的两个最大的威胁：种族主义和“以核弹的存在为其象征的日益咄咄逼人的冷战现实”。他建议：“我们作为个人应负起准备直接对抗和解决问题的责任来。”宣言对社会弊端也并未提出新的诊断或治疗方案，只是说，“我们将用以仁爱、深思、理智及独创性为基础的力量及卓绝品质来代替由占有、特权及偶然际遇产生出来的力量。”海登特别反对后来成为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主要标志的、以暴力作为改革的催化剂的做法，其理由是那样就“要把改革的目标——不论它是个人还是一个社会集团——变成为一种非人的憎恨的对象。”
右派势力却早已走在前面。作为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对立物，约翰·伯奇协会已有四年历史并且很是兴旺。沃克将军就是由于参加了这个协会而被除去军籍的，而肯尼迪兄弟对它的斥责却反使它名气更大了；司法部长说它“荒唐可笑”，总统则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笨拙对立面。自诩为该协会“创建人”的罗伯特·韦尔奇，继续从波士顿近郊贝尔蒙特一幢砖砌的两层楼楼房里策划该会的活动。看来他喜欢出头露面，而且无疑懂得这将有助于招募新会员。该会的基层组织是分支——乃是公然以共产党支部为蓝本的。（韦尔奇对共产主义十分着迷，因面一味盲目地仿效。）每个分支有一、二十名会员。到六十年代初期，据说该会在三十四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都有分支，共拥有约十万名会员。伯奇协会依靠“创建人”所谓的“外围组织”——如“帕特里克·亨利协会”、“美国革命之子”、“男女民兵会”——更扩大了自己的队伍。许多地区都认为伯奇协会纯属是开玩笑，可是在诸如施里夫波特、坦帕、休斯敦和达拉斯等地，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在那些地区，据《纽约时报》报道，“许多工商业家、经理人员、医生、律师以及其他‘殷实可靠’的人都参加了分支。”
到六十年代后期，新左派将成为民主制度的更大威胁，但在肯尼迪当政的日子里，这情况还不显著。右派的财力比左派雄厚得多；在肯尼迪当政期间，极端保守派组织的经费支出，从每年的五百万元增至一千四百万元以上，而自由派组织如美国人民争取民主行动协会的全国预算却仅只十五万元而己。当时左派所能做的充其是不过偶尔发几句牢骚——据说赖特·米尔斯在临终之前曾说，他“以自己身为美国人为耻，以有约翰·肯尼迪为其总统为耻。”而据富布赖特揭发，极端保守派组织同正规军中的职业军官之间却有一种在政治方面进行协作的安排。当富布赖特举行意见听取会来调查此事时，他几乎为指责声所压倒，说他“是想封住军人的嘴”。
那年头极端派比较引人注目的活动之一是达拉斯的全国声讨大会，该会1961年第一次召开，1963年又举行过一次。在第一次大会上，当一个代表发言抗议主席变得越来越温和时——“他只主张弹劫沃伦，面我认为应该把他绞死”——到会的一千八百名代表全大声欢呼，表示赞成。两年后，该会发起了“美国日”用以抵制“联合国日”——这一行动得到了约翰·康纳利州长公开发表声明的支持。
在极端派的保护伞下，还聚集着诸如比利·詹姆斯·哈吉斯牧师的“基督教十字军”和弗雷德·施瓦茨博士的“基督教反共十字军”等团体。最极端的右派组级被认为是一帮无所作为的疯子的渊薮。乔治·林肯·罗克韦尔所领导的美国纳粹党的确从来也威胁不到美国的自由，然而在其他一些方面，极端派却受到尊敬，而且是颇有影响的。《生活》杂志的发行人杰克逊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无可奈何的见证人。由于他那杂志有一期对施瓦茨有所不敬，他竟立即遭到强有力的广告公司的猛烈攻击，使得杰克逊不得不乘飞机赶到施瓦茨在好莱坞圆形体育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去陪礼道歉：“我认为敝刊说得不对，深感抱歉。我今晚来到这里感到十分荣幸。《生活》杂志今后一定站在多德参议员、贾德众议员、施瓦茨博士以及其他各位坚定的反共战士们一边，共同奋斗。”
左右两翼的极端派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本杰明·德莫特所谓的“超杀精神”。苏珊·桑塔格在《党派评论》中写道：“白种人是历史的毒瘤。”《伯克利讽刺报》干脆宣称：“教授根本没什么东西可教……我们在任何监狱都能比在大学学得多。”一群前百老汇演员唱道，“中产阶级，同猪一样……中产阶级，同猪一样。”1961年，伯特兰·罗素说，“我们曾管希特勒叫坏蛋，因为他要杀光犹太人。但是肯尼迪和麦克米伦要比希特勒坏得多——他们是人类历史中最邪恶的败类，我们有责任竭尽全力去反对他们。”在另一极端，伯奇协会的“创建人”则声称美国“全国是一所巨大的疯人院，管理权掌握在最疯的病人手里。”基督教十字军的先知迪安·诺贝尔则坚决认为处于克里姆林宫核心的特务们已经制订了一项“共党－披头士协议”——“共产党已经设计出一种复杂的狡猾的科学技术，能通过神经干扰、脑力衰竭和迟钝，使一代美国青年变成废物……披头土乐队的破坏性音乐……加速着……精神崩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