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到肯尼迪任总统的第三年头，民权运动的性质开始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从1955年蒙哥马利市的抵制公共汽车运动开始，中间经过小石城事件、自由乘客运动和密西西比州的奥克斯福德事件，争取种族平等运动仿佛象一出连台本戏一样，在这出戏中白人扮演恶棍，黑人则扮演烈士的角色。美国庞大的中产阶级白人的良心已被唤醒，他们的愤慨逐步打破了几个世纪以来的法律和习俗所追成的障碍。但是，那个时代就要结束了。更为愤怒、激烈、不顾一切的黑人就要杀上舞台的中心。地位已经确立的黑人领袖越来越发现，黑人青年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以眼还眼的趋势的出现，预示着在争取取消种族隔离的斗争中将出现一个更为危险的新时期，但是这出连合本戏中还有几幕插曲先要演出。最突出地使黑人成为烈士的恶棍是伯明翰的那个外号叫“公牛”的警察局长尤金·康纳，此人最初是在自由乘客运动期间引起全国的注意的。两年过去了，他现在要扮演主要的角色了。
马丁·路德·金曾称伯明翰为“美国种族隔离最彻底的城市。”康纳非常喜欢引用马丁·路德·金的这句话。他对自己的顽固感到骄傲。二十三年来，他一贯使用恐怖和残暴的手段来恐吓黑人领袖，无不获得成功。不仅伯明翰的学校完全实行种族隔离；这里的公共厕所、饮水站、剧场、公园、运动场、饭馆、甚至连教堂也全是如此。联邦政府禁止种族歧视的规定，“公牛”康纳根本不放在眼里。在他看来，那些规定无非是破坏伯明翰法律和治安的奸计，因此是一种必须无情地加以摧毁的反对力量。直到1963年春，民权运动的领袖们一直尽量不去招惹他；那时，康纳正在竞选市长，而种族问题的示威运动只会使他获得更多的白人选票。4月份，竞选结束。康纳遭到失败，这使他更卑劣了。但黑人领袖们却已对他作好了战斗准备。
马丁·路德·金的运动以“入座”和游行的方式于4月2日开始。康纳迅速反击，他以未获许可擅自结队游行、到处游荡或侵越私人产业等罪名，逮捕了四百多名黑人。金接着派遣一群群黑人到白人教堂去作礼拜，看警察敢不敢到那里去抓人。康纳不肯上那个圈套。他等着伯明翰的白人基督教徒自己在种族隔离问题上采取立场。他们中大部分人都那样做了：只有四个教堂容许黑人进去做礼拜，另外十七个教堂都不让黑人进去。金号召黑人在4月12日耶稣受难日举行抗议游行，康纳却从市政府弄到了禁止游行的命令。伯克·马歇尔劝告黑人领袖且等温和派的新当选的市长艾伯特·鲍特韦尔就职后再说。对即将卸在的市长阿瑟·哈尼斯是不能抱任何希望的，此人在谈到罗伯特·肯尼迪时曾说，“我希望这里流的每一滴血都流进他的喉咙，把他呛死，”并说金“这个黑鬼的后台是司法部长和白宫。”但是，黑人领袖己无选择余地。即使没有他们参加，黑人群众也准备游行了。他们违抗禁令进行了示威，结果，继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逮捕，后来连金本人也被逮捕了。
5月2日，大约五百名黑人被抓走——大部分是中学学生——用校车装看送进了监狱。第二天，其他学生游行抗议。围观的白人向他们扔碎砖和瓶子。马丁·路德·金在新朝圣浸礼会教堂召开群众大会表示抗议；有一千名黑人参加，康纳在教堂四周布满了警察。那天倒没有发坐什么事情。但第二天，当两千五百名黑人的游行队伍向伯明翰商业区行进时，康纳却对他们使用了警犬和水龙头。受过训练的警犬用牙齿撕开黑人的衣服，而有七百磅压力的水龙头则把黑人冲得紧贴着建筑物不能动弹，或把他们冲倒在地上。5月4日世界各地的报纸读者看到一张一只巨大的警犬张牙舞爪地扑向一个受惊的黑人妇女的照片，无不感到震惊。肯尼迪总统说，这张照片真使他感到“恶心”。他说，“我现在完全理解，为什么伯明翰的黑人对任何要他们忍耐的话决不愿听了。”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的一位代表请他出面干涉，然而，在那种情况下，根据宪法他几乎完全无能为力。他确曾派遗伯克·马歇尔前去打开谈判的渠道。马歇尔同伯明翰的企业界人士私下谈判，结果达成了一项脆弱的休战协议，只维持了五天的功夫。5月11日有人朝一个黑人领袖的住宅和一家取消种族隔离的旅馆扔了炸弹。第二天是母亲节，忿怒的黑人又蜂拥到街头，这一次人数之多，使警察、警犬和水龙头也全都失去了作用。经过一夜的暴动和纵火活动，康纳要求新州长乔治·华莱士派人增援。
这是全国其它地方的人第一次听到华莱士的名字。他预料要发生这一类的事，他已准备好了一支七拚八凑的队伍——其中包括七百名村警，禁猎着守，酒税稽查和公路巡警。他们在城里大街上横冲直撞，骂不绝口，把黑人朝门洞里猛推，还气势汹汹地来回推拨着枪上的保险栓。黑人并没感到意外。他们一向不信任华莱士，而且是完全有理由的；因为他曾对新闻界说过，他要使用他的职位赋与他的一切力量对金进行镇压。关于马歇尔的休战协议。他说，他决不参与任何“种族隔离问题上的妥协”。破坏马歇尔的计划是他的既定的目的，仅仅是由于肯尼迪总统已决定将三千名军队空运到伯明翰附近的一处空军基地，才使他没有下手。总统说，“本届政府将尽一切努力以维持秩序，保护公民的生命，维护国家的法律。”现在，州长的任何官员要是滥用武力，就会遭到强大力量的反击。哈尼斯市长斥责这是“用刺刀强制的友爱”。华莱士大发雷霆，向最高法院起诉，控告总统的行动“违宪无效”。这位州长还说，“这种军事独裁必须在它的萌芽状态时就把它掐死。”司法部心平气和地回答说，作为全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总统有权将军队调到他想调的任何基地去。
马歇尔再次使黑人和白人领袖和解，这一次伯明翰疮夷满目的大街取消了种族隔离，恢复了长时期的和平。这结果显然又是马丁·路德·金的一次胜利。可以看出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伯明翰；全国白人中产阶级的良心又被激发起来，在别的地方，如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马里兰州的坎布里奇、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和格林斯博罗、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和克林顿、路易斯安那州的施里夫波特、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和费城以及北部的芝加哥，抗议的黑人都在示威游行。总统说，“没有现成的合法的解决办法的……每一座城市中，失望和不和的怒火都在燃烧。”肯·奥唐内预言将有“一个漫长的炎热的夏天”，这句话将长时间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在秋天结束以前，将有一万四千名示威的人被投入南部的监狱。
华莱士的州长生涯刚初展宏图，下一步就要同司法部长肯尼迪发生冲突。罗伯特·肯尼迪并不想引起冲突，开始时他总还以为是可以避免的。他己开始相信，如果他早点儿作罗斯·巴尼特的工作，密西西比的危机是可以不致闹到那种地步的。他希望与华莱士的关系能搞得更好些，尽管看来前景实在并不美妙。不仅华莱士当选是因为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而且种族歧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他唯一关心的事。他在竞选时一再起誓，他要站在亚拉巴马州每一座白人学校门口将黑人儿童赶走，他的卖弄辞藻的就职演说便是用这种煽动性的辞句结束的：“我以我国最伟大的人物的名义，在这里划定最后的界限，向暴政决一死战。我说：现在要隔离！明天要隔离！永远要隔离！”但鲍勃·肯尼迪仍认为同他坦率地谈一谈，可能避免以后的不幸。他这样想实在未免奇怪。蛊惑人心的野心家是从来也不会为理智的呼声所打动的，而鲍勃的态度也不会促使那些与他意见不同的人有所克制。但他从来不能象别人那样看消楚他自己。他总以为他能够劝使乔治·华莱士接受他自己的想法。
他的追求从一开始就遇到了极大的困难。华莱士也和蒙哥马利州长官邸中的前任一样，从华盛顿打电话来几乎总是无法找到他。中间人为他们布置了一次会见，鲍勃尽力使这次会见看来只是一次无意中的相遇，他甚至还在亚拉巴马州有意安排了其他约会使他们的相见显得不是那么突出。但华莱士却有他的打算。他要让他的选民充分了解他为维护白人优越地位而进行的斗争，为了这一目的，他除了在飞机场欢迎司法部长时没有叫乐队奏《迪克西》【迪克西（Dixie）意指美国南部各州，此处指艾梅特于1859年作的一首由白人扮演黑人演唱的歌曲，后变成美国内战时南部的军歌。——译者】外，什么都干了。州政府大楼四周布满了州警察。示威的人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基督徒快觉醒起来，‘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开’”，“清一色班子：肯尼迪、卡斯特罗、赫鲁晓夫”。在以前杰斐逊·戴维斯宣誓就任南部同盟总统职位的地方特意放上了一个新鲜的花圈，一个身穿白袍的南部同盟女儿双手交叉着守在那里，大概是表示不容肯尼迪亵渎。大楼里面，华莱士欢迎肯尼迪时，“为谨慎起见”打开了磁带录音机。这其实是瞎费电；因为没有谈任何实质性问题。鲍勃希望和华莱士取得一致看法的是，亚拉巴马州现在亟需解决的种族问题起因于法院作出的州立大学必须接受黑人学生的裁决。他一再对华菜士说，这条法津必须加以实施，这是他们宣誓信守的职责；华莱士则一再申说，这将引起暴乱，为此引起的流血事件将由肯尼迪负责。会谈结束时，华莱士州长把记者叫进来宜布，谈话丝毫没有改变他将守卫在学校门口的誓言。肯尼迪说，他希望地方当局能设法劝阻群众闹事。同肯尼迪一起参加谈话的埃德温·格思曼认为“华莱士的态度使鲍勃惊得目瞪口呆。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绝望认输。”
肯尼迪兄弟决意避免另一次奥克斯福德事件。他们使用了曾在古巴上空使用过的侦察机把校园拍摄下来，军队指挥官便利用这些照片来部署兵力。总统飞到马瑟肖尔斯，在华莱士讲话的讲台上发言，简单地警告他不要违抗法律。华莱士则冉次告诉记者，他没有改变主意。这样他们两人就迅速走向直按对抗。根据法院的命令，有三名黑人学生被宣布有资格在6月10日开始的大学夏季学期入学。一个进塔斯卡卢萨分校。另外两名要进塔斯卡卢萨的大学本部，这两人，维维安·马隆和吉米·胡德，完全同一年又八个月前的詹姆斯·梅雷迪思的处境一样。华莱士比巴尼特更为放肆，他宣布，他不但不准胡德和马隆小姐进塔斯卡卢萨的校园，他还要迫使联邦政府的官员逮捕他这位亚拉巴马州州长。在美国地方法院禁止他干预他们入学后，他宣布：“我准备采取的行动甚至会影响我个人的自由，但不管冒什么风险，我打算将它进行到底。”
作为鲍勃·肯尼迪的副手，尼克·卡曾巴赫再次扮演了他在奥克斯福德事件中的困难角色，在塔斯卡卢萨领导联邦政府的官员。华莱士在维护本州权利的名义下，动员了他的七百名乡警、禁猎着守、酒税稽查和州警察，再加上几连国民警卫队。华莱士不象巴尼特，他不信任大学当局。他们不知道他是不是打算封锁学校，分发枪支还是怎么的。事情显得滑稽稚。大学当局向卡曾巴赫报告：亚拉巴马州的巡警长艾尔·林戈在学生注册的福斯特礼堂前的大路上划了一道白线。华莱士在礼堂入口处占据了一间办公室。他装了两架空气调节器，而当汗流浃背的副司法部长还在猜测他的葫芦里卖什么药的时候，这位好斗的亚拉巴马州州长却冷静地坐着在着《蒙哥马利广告报》。总统和他的弟弟在白宫用接在电话线上的喇叭，听着卡曾巴赫对情况的分析，在电视上注视着事件的发展。
他们决定让华莱士充分表演。他们采纳了卡曾巴赫的计划，那就是使州长堵住门口一事成为一种毫无意义的极其可笑的举动。卡曾巴赫要亲自用汽车把马隆小姐和胡德送到学校。他把车停下来以后，让他们留在车内，由他单独去见华莱士，对这位州长说，进不进门无关重要，政府认为这两名大学生已经注册入学，他们就要在上午开始上课。如果华莱士继续阻挡他们，总统将把第三十一国民警卫师置于联邦政府统辖之下。
后来发生的实际情况大体就是如此。卡曾巴赫对记者说，两名黑人将于上午10时到达。华莱士于9时53分到场，由作好战斗谁备——头戴钢盔，腰悬手枪、瓦斯枪、警棍的魁悟的州警察护卫着。当卡曾巴赫和两名黑人由穿便衣的法警陪同驱车来到时，华莱士的一个宣传人员搬着一张小讲台跑了出来，把小讲台摆在白线前面。当时的气温几乎有华氏一百度。人行道仿佛喷出一阵阵热浪，新闻记者和州警察尽力想挤在礼堂的阴影下，这时华莱士站了出来。他象交通警似的举起右手。卡曾巴赫由两名法警一左一右护卫着，走到华莱士面前停下来。卡曾巴赫说，“我奉美国总统之命，命令你务必停止这种违法的阻挠行动。”华莱士宣读他自己的一份声明作为回答，厉声斥责“中央政府的权力不受欢迎地、毫无理由地用武力侵犯亚拉巴马州立大学。”他最后说：“因此，我，乔治·华莱士，作为州长……在这里对中央政府这种不合法、无理由的行动严加斥责并予以阻止。”
卡曾巴赫双手交叉，温和地同答说，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两名大学生想入学就读——“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实在不值得如此重视。”他请求州长考虑，而当华莱士拒绝四答时，他就回到他停车的地方，用车将那两名黑人送到大学当局已分配给他们的宿合去。四小时后，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准将驱车到达。他向华莱士敬礼，华莱士也回了礼；他告诉他，国民警卫队已经划归联邦政府统辖，因此“请你走开，让我们可以执行法院的命令。”华莱士对美国的司法制度痛骂一通后也就走了。
肯尼迪弟兄俩以为，现在已经使华莱士显得荒唐可笑，全国人也一定会看到他那一套作为只不过徒使自己丢丑。千百万美国人的确也都这样想，而且在胡德和马隆之后已有三百多名黑人在大学注册人学，并未发生事故——的确，州政府什么话也没说，甚至连理也没理——看来，州长已经没什么招儿了。可是，乔治·华莱士，以及拥护他的一帮人，却并不那样想。他公然说，“我和他们彼此瞪眼儿，最后是他们回头走了。”在电视上，他们确是回头走了。这场新闻的观众所看到的仅是他和卡曾巴赫互相发表声明以及卡曾巴赫的退场。两名黑人的注册的情景没有在镜头上出现。华莱士，这个在当时被人低估的政客，已经看到，在易受操纵的群众眼里，他要是能使他们看到一名联邦政府官员好象在他的目光瞪视下低头了，这就比什么都更有效果。马歇尔·弗拉迪在他的《华莱士》一书里写道：亚拉巴马州州长“当时发现了在暗处有一批无声的、深思的群众，而他们除了华莱士以外，再没有任何人——包括新闻界、政治领袖、知识分子——曾想到他们在那里看着。”
种族问题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成了一个重大问题。有人己把民权运动说成是革命的运动了。6月10日，就是华莱士和卡曾巴赫较量的那天晚上，肯尼迪总统在电视讲话中称它是“一个道德问题”——“《圣经》一样古老……象美国宪法一样明白”。他说，“一个重大的变化马上就要发生了，我们的任务，我们的责任是使这一革命，这一变化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和平的和建设性的。”为了这一目标，他要求国会通过一个广泛而彻底的民权法案，保证要做到“在美国人的生活或法律中，没有种族问题的地位。”
梅德加·埃弗斯在一所教堂中参加了民权大会后，于那天夜晚回到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他的家里去。埃弗斯作为该州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外勤干事，成了詹姆斯·梅雷迪思的朋友和顾问，因此他就被三K党人和该州的白人公民委员会所注意。他下车的时候，被一个躲藏在附近的凶手暗杀了。总统为此非常气恼，他对阿瑟·施莱辛格说，“我不了解南部。我现在开始相信，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是对的。长期以来谁都说他是一个很有偏见的人。但当我看到这类事情的时候，我不免想，除此之外，你能怎样看待他们呢。”
当民权运动的领袖们告诉他，他们计划在华盛顿举行一次大规模的和平示威时，他大吃一惊。“我们需要在国会中获得胜利，”他说，“而不是显一显什么声势。”他担心这样会弄得不可收拾，或者造成“一种威胁的气氛。”卧车服务员兄弟会的负责人菲利普·伦道失回答了他的疑向。这次游行原是伦道夫的主意。他曾经在二十年前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提出过这一建议，可是罗斯福也同样感到担心，所以他答应只要伦道夫取消这个计划，他便成立一个联邦公平就业管理委员会。当时这事就这样结束了。但是这一回伦道夫决心要干下去。“黑人己经上街了，”他说，“现在要他们离开，很可能是办不到的。”他并且说，由负责任的领导人来领导他们要比由那些只会利用他们和鼓动暴乱的人来领导他们好得多。
8月28日举行的这次向华盛顿的进军，对于那些相信在现体制范围内进行活动就可以为黑人伸张正义的人来说，是事关重大的。马丁·路德·金说，“我们求助于国家的良心。”象这样的事在美国是从来不曾见过的——二十多万美国人集中在一起，首都从来没有集合过这么多的群众，而且全都秩序井然。他们中大多数是黑人，但是，在沃尔特·鲁瑟的领导下，也有成千上万的白人前来参加。他们唱着赞美诗和黑人圣歌，高喊，“我们一定得胜，”手持标语牌，上面写着：“立即通过有效的民权法案！”，“立即取消学校中的种族隔离！”“立即改善住房条件！”
他们自觉遵守纪律，令人钦佩。哥伦比亚特区的五千九百名警察除了指挥交通，无事可干；待命的四千名士兵和海军陆战队始终也未调入。游行队伍还在行进中，总统便接见了他们的领袖，其中包括金、伦道大、鲁毖、罗伊·威尔金斯、惠特尼·扬、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刘易斯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弗洛伊德·麦基西克。肯尼迪说，他对示威队伍的“巨大的热情和严肃的纪律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他们离开以后，总统继续在电视中观看游行。接着便是最令人难忘的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塔前讲话：“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这个国家将会觉醒起来，真正信守它的箴言：‘我们坚信这条不言而喻的真理：人人生来平等。’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在佐治亚州的红色的山丘上，从前的奴隶的儿子和从前的奴隶主的儿子将会象兄弟般地在一张桌子旁坐下来。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有一天甚至密西西比这样一个不公正的狂热情绪使人透不过气来的州也会变成一块自由和公正的绿洲。我梦寐以求地希望，我的四个孩子生活的这个国家，有一天将不再根据他们的肤色，而是根据他们的品德来评定他们的为人。”
“再说说你还有什么希望！”高兴的听众喊道。然而，另有一些美国人是不高兴的。那些罗斯福所创立的民主联盟的柱石，北部城市里人数较多的少数民族选区的领袖人物，现在感到不高兴。波兰人、爱尔兰人和意人利人，他们在三年以前的选举中使肯尼迪获得巨大胜利，全是在没有得到政府的任何帮助的情况下，靠自己的力量从下层爬上来的。他们因而认为黑人也应如此。他们指出，有一些国会议员主张取消种族隔离，却使自己的孩子从华盛顿的学校退学，转入私立学校去，而加利福尼亚的一项研究报告表明，有一些叫得很响的自由派私下却在反对他们那个学校或地区的黑人。路·哈里斯的一项调查表明，政府对种族问题的处理引起四百多万民主党人的不满。自然，在南部，情况更坏。“踢开肯尼迪弟兄”是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政治口号。稳健的北卡罗来纳州长说，如果当时举行一次选举，肯尼迪将会落选。在伯明翰，卢贝尔民意测验发现，那里投肯尼迪票的白人选举人只有一个，他也没有后悔。
可悲的是，总的说来，这恰恰是对黑人的模范行为的反应。那些对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本领感到反感，又认为詹姆士·梅雷迪思是傲慢无礼的美国白人，马上碰到有一件要使他们感到震惊的事了。原来那些他们认为傲慢无礼的黑人，却被某些黑人群众叫作汤姆叔叙。在哈莱姆，青年黑人向金投掷鸡蛋，在芝加哥，他们对梅雷迪思起哄。他们的新英雄是穆斯林领袖杰里迈亚·艾克斯、马尔科姆·艾克斯和伊莱贾·穆汉默德，因为这些人鼓吹白种人生来就坏，斥责非暴力主义是件蠢事。“非暴力反抗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马尔科姆·艾克斯对他们说。“如果他们能使三K党不用易力，那我也赞成非暴力。如果他们能使白人公民员会不用暴力，那我也赞成非暴力。但是只要有人不是非暴力的，那任何人也不用来对我讲什么非暴力那一套。”
第一个和这种新黑人打交道的政府人物是罗伯特·肯尼迪。詹姆士·鲍德温在《纽约人》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使他留下很深刻印象，在那篇文章中，鲍德温写到黑人过去所遭受的：
『……绞杀、火烧、拷打、阉割、杀婴、强奸；死亡和耻辱；日日夜夜的担惊受怕，深透骨髓的恐惧；怀疑自己是否值得活下去，因为周围的人都认为他不值得，为自己妻子、亲属和子女悲伤，因为他们需要他的保护，但是他却不能保护她们；狂怒、仇恨和谋杀，他对白人的仇恨深到常常转而仇恨自己和自己的亲人，因而使一切爱情、一切信任、一切欢乐都成为不可能。』
鲍德温相信，“白人解放的代价是黑人的解放，”同时，他引证一段黑人圣歌：“上帝向诺亚显示了彩虹：不再有洪水了，下一次将是大火！”
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向伯克·马歇尔建议，司法部长应该见一见鲍德温。马歇尔转达了他的建议，于是他们两人在核桃山共进早餐。他们谈话不多，但颇为亲切，肯尼迪建议第二天在纽约他父亲的曼哈顿公寓里继续商谈，让伯克·马歇尔也参加。他们希望知道关于政府应该采取一些什么行动的意见，并且希望其他一些黑人也来参加会谈。鲍德温说，他将要把心理学家肯尼思·克拉克、作家洛兰·汉斯伯利、歌唱家莉娜·霍恩、演员哈里·贝拉方特和在自由乘客运动期间曾经挨过打，坐过牢的二十四岁的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主席杰罗姆·史密斯都带来一起会谈。肯尼迪打算进行一次严肃的讨论，象他和罗伊·威尔金斯和马丁·路德·金进行过的讨论一样。可是一上来他便听到了史密斯的长篇激烈演说，他还说和罗伯特·肯尼迪一起呆在同一个房间里就使他感到作呕。自此以后，会谈的气氛便开始恶化了。
肯尼迪试图说明，政府已经作了些什么，现在正在作什么，新法案将起什么作用。他们一点也不在乎这一些。鲍德温甚至不知道总统的民权法案咨文已经送交国会了。他说，总统所以在亚拉巴马州采取行动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有一个白人被刀子扎死了，马歇尔争辩说，他曾经和马丁·路德·金商量过，他们听了却哄堂大笑。这样持续了三个小时。后来罗伯特说，“都是感情用事，歇斯底里。”他们一个个站起来，大发议论，痛骂一顿。有些人哭着走出了房间。在会议结束时，一个青年黑人说，他将不再为美国打仗了，鲍勃质问他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那青年人还坚持他原来的说法。
巧的是，鲍勃到纽约来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和几家大百货店老板商量如何结束他们的南部分店的种族歧视。而这一点那些忿怒的黑人也不感兴趣，要是换一个司法部长可能从此不再管他们了。而这位司法部长却不是这样。当时他很生气；回到华盛顿后，他重复念叨着关于拒绝保卫国家的那句话，他深为不解地自问，“怎么会有人说这样的话呢？”但是在那一周周末，他若有所思地说，“我想，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如果我有过他的经历，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情也可能就完全另一样了。”他开始真心转变过来支持这个运动，他认识到，这样的深仇大恨必有共深刻的根源，如果不采取任何行动来改变这种情况，其后果真的会是“下一次将是大火”了。
※※※
5月29日总统满四十六岁了。他的手下人员计划好为他举行一次意外的生日宴会，借口是情况汇报室有一个保密电话在等着他，但是总统并没有感列很大意外，当麦克·邦迪引着他住白宫餐厅走去时，他早已满脸是笑容了。司仪皮埃尔·塞林格递给他一篇发言稿。“我们知道你通常是自己写发官稿的，总统先生，”他说，“但这里是一位代笔写的发言稿，我们希望听你照着讲一讲。”稿子的开头是，“四十六年以前在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林生了一个孩子……”肯尼迪按过一个卫星模型，上面附的一张卡片上写着，“希望你一路顺风，巴里。”由于肯尼迪一直对他办公室外面的新花园感到非常得意，杰基存心戏弄她的丈夫，特意赠给他一大筐枯草，并在一张卡片上写着，“古玫瑰园的真正占草，白宫历史学会赠。”那天晚上过得很愉快。他们乘坐总统的游艇“霍尼·菲茨”号在波托马克河巡弋。
这是肯尼迪政权的极盛时期，但是他们当时并不如道这一点。他们以为他们还要在白宫呆五年，到总统离开白宫时，他计划在华盛顿创办一份报纸。它将是不同一般的报纸；全国最优秀的新闻记者都会愿意参加这份报纸的工作。但是，这还是很遥远的事，他们那时都还不到为将来作打算的年龄。年轻仍然是政府中人员谈得最多的一个向题。他们的生活方式在许多方面正是当时所谓“已婚青年人”的生活方式。青尼迪三弟兄的妻子，杰基、艾塞尔和琼，那年春天都怀孕了。婴儿车和婴儿围栏在高级政府官员的家中成了常见的家具，而在其它年代，这些高级官员却都是一些年近花甲或六十开外的人。而这却是肯尼迪时代的一部分，它象和平队一样使年轻的美国人想到这位总统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总统。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些拥护他的选民，其中有知识界。在他担任哈佛大学董事会董事六年任期届满时，他在行政大楼邀请知名的哈佛人士举行了一次不请女客的庆祝宴会。但是，即使在那种场合，他也没忘掉自己的年龄。他说，“请你们来白宫赴宴很不容易，因为你们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在这里参加不请女客的宴会的次数都比我要多。”
象任何一位总统一样，他的威望也是时高时低的。1962年导弹危机以后，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说，有百分之八十三的人民拥护他；在后来的十个月中，这个数字先降到百分之六十一，后来又下降到百分之五十九。1963年9月，当参议院批准和俄国人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时，盖洛普民意测验的曲线又上升了。他事先预见到这一点。他相信，右派势力错误地理解了国民情绪。他们过高地估计了他们所谓的大学生转向保守的情况。他们认为，海军上将刘易斯·斯特劳斯在禁试向题意见听取会上的发言代表了千百万人的声音，他说，“我不能肯定说缓和紧张局势一定是件好事；”他们还认为，爱德华·特勒在那次意见听取会上的发言反映了整个中产阶级的惊恐情绪：“如果你们批准了这项条约……你们就是放弃了国家未来的安全。”肯尼迪不接受这种观点。在蒙大拿州的比林斯，在盐湖城——这被认为是戈德华特家乡的中心地区——当他在演说中间，丢开讲稿，谈到他因签订了禁试条约感到骄傲时，全场起立，热烈鼓掌。他对朋友们说，这个条约是他的外交政策的核心；即使因此他在明年竞选中输给戈德华特，他也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即将出现的缓和，现在已明确无疑地看到了迹象。由于俄国人已在古巴终于接受了检查导弹发射场的原则，禁试条约才有了签订的可能，在它签订后，肯尼迪也才有可能听到全国表示赞同的呼声。全世界早已不再听到苏联的三驾马车的主张了。赫鲁晓夫在东柏林说，柏林墙已经减少了单独签订一项对德和约的需要。他已经习惯于忍受卡在喉咙里的骨头了。后来，肯尼迪于6月20日在美国大学讲演时，向俄国人伸出了一束橄榄枝：“我们的问题是人为的；所以，可以通过人来解决……有人说……在苏联的领导人采取比较开明的态度以前，谈论世界和平是没有用处的。我们希望他们那样作。我相信我们能够帮助他们那样做。但是我也相信，我们必须重新审查我们自己的态度。”
这一篇讲演，美国新闻界大都未予重视——他在次日晚上发表的关于民权问题的讲演抢先吸引住了报社编辑部的注意力——但《曼彻斯特卫报》却称之为“美国历史上伟大的国家文件之一，”赫鲁晓夫读后也深有所感，他后来对哈里曼说，“这是自罗斯福以来的美国总统发表的最伟大的演说。”
8月30日，国防部宣布，连接白宫和克里姆林宫的热线在当天已经接通。10月，俄国和中国的分歧公开化，赫鲁晓夫说，他不同意毛的不惜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和西方进行一场核决战的主张。后来，肯尼迪批准向苏联出售剩余小麦，以此作为”又一个可喜的迹象，表明一个比较和平的世界既是可能的，也是对所有的人都有好处的。”
极右派大为震怒，但他对他们的忿怒却很感高兴。他很高兴自己能成为一个自由主义派的总统载入史册。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凯恩斯的经济学感到不解，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大声疾呼：“华盛顿的那些人在想些什么？为什么他们存心对我们的国家干这样的事？”肯尼迪却不禁在那里暗笑。现在在道格拉斯·狄龙和沃尔特·赫勒的帮助下，肯尼迪在经济方面对这个国家干的事是创造了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时期的繁荣，其结果是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增长了百分之五点六。而且他相信，如果国会同意他的减税的建议，1964年也是不会发生衰退的。
这是一点也没有把握的。第八十八届国会很顽固。总统提出的那些要求实行医疗计划、大量拨款补助改建城市贫民窟、实施比较合理的农业计划、开发和保护国家资源、改善社会保险，通过他的内容广泛的民权法案以及对“争取进步联盟”承担更多的义务等等的自由主义纲领，使他已远远走在国会的保守倾向的前面了。在当时，批评家认为他在争取立法方面成绩不佳。现在回顾起来，他居然能作出那种成绩来实在令人惊奇。他送交第八十七届国会的一百零七件建议，有七十三件已制订为法律，他的继任者早期在立法方面的胜利也是肯尼迪送交第八十八届国会的提案。
6月间在爱尔兰议会讲演时，他引证了萧伯纳的《回到玛士撒拉的时代》【见《旧约》中《创世记》第五章，以诺之子玛士撒拉活了九百六十九岁。是圣经中提到的寿命最长者。萧伯纳此书在解放前有中译本，书名译为《千岁人》。——译者】中的一段话：“你见到一件东西；你说‘为什么有？’但是我梦见了从未有过的东西；我说‘为什么不会有？’”【后来，这话被认为是他说的，更后又被认为是罗伯特·肯尼迪说的。但是，这是萧伯纳说的。】这就是肯尼迪最出色的观点，它把社会预言和政治远见融合在一起了。但是他并不是总是在这样高的水平上的。有时候，他也似乎完全弄错了方向。十年以后，他保证支持载人宇宙飞行和超音速运输机的建造就会被看成是一种不适当的冒险行动。但是，甚至他这种精力充沛所造成的错误，似乎也比五十年代的停滞状态好。象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他是利用政治力量在国内和国外突破客观可能性的界限。了解这一点，才能理解到他在去世前五个月所作的十天胜利的欧洲之行，包括对爱尔兰的访问，对于了解他的为人是十分重要的。他极象欧洲的左派政治家，他们也知道这一点。他们认为他是他们自己的理想化的形象。德国的维利·勃兰特，法国的加斯顿·德费尔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英国的哈罗德·威尔逊、意大利的皮特罗·南尼——他们一致赞扬他，引用他的话，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模仿他的政治风格。“南尼这位老造反派社会主义者现在也禁不住赞扬肯尼迪了，”阿瑟·桑普森在伦敦《观察家》报上写道，“……除了极右派外，几乎没有一句反美的话。”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肯尼迪对于有些人认为人应当蒙上眼睛才能避免学坏的想法特别感到不能容忍。在他看来，把那些希望去看看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的学生关押起来是荒唐的。“他们为什么不应该去？”他问道。“如果我现在还只有二十一岁，今年夏天我想做的就是这件事。”1963年10月26日，他在阿默斯特讲了当代历史学家后来十分重视的话：“在别的地方也许不是这样。但是在民主社会中，作家、作曲家、艺术家的最高职责是不论后果如何始终忠实于自己。艺术家为自己的真理观服务就是最好地为他的国家服务。”
在这样的时代出现约翰·肯尼迪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他还有另一个方面。天文学家都熟悉暗星的现象。一颗星由于发光极微几乎看不见，它跟在另一颗星后面常把那颗星给遮住。肯尼迪也有一颗暗星，一个随时可能发生的悲剧的阴影追随着他，它始终离他和他的亲人不远，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而遮掩了他们的最灿烂的时刻的光芒。这种现象现在就发生了。8月初，杰奎琳·肯尼迪生下第二个儿子，这孩子早产了五个半星期，肺部有病。这个命名为帕特里克·布维尔·肯尼迪的孩子，挣扎着三十九个小时就停止呼吸了。悲伤的总统在葬仪完毕后搬起小棺材打算把它放进墓穴去；这时，红衣主教库欣轻轻把他拉开了。
肯尼迪为了给他妻子散心，建议她接受希腊航运业巨头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的邀请，乘坐他的大型游艇“克里斯蒂安娜”号到爱琴海上巡游一番。后来她回忆起那10月上半月，也就是帕特里克的死和11月即将发生的大灾祸之间那阳光绚烂的两周，一定觉得仿佛如在梦中一样。她从地中海拍出的电报的踪迹是从伊斯坦布尔到莱斯博斯岛、克里特岛、德尔法、马拉喀什，一直到爱奥尼亚海中奥纳西斯所有的一个岛上。从希腊国王和王后开始，许多王亲贵族都设宴招待她和她的姐姐李·拉齐维尔；他们向她祝酒，赞美她，赠给她许多珍奇的礼物。当她于10月17日回到白宫时，白宫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杰奎琳眼里闪灼着星光——希腊的星光。”总统问她是否愿意陪他作一次短期的竞选旅行。她说很好，她问去哪里，他说去得克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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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一年年初有一个地方对肯尼迪来说似平事情进展得特别顺利的话，那就是西贡。总统在1963年1月14日的国情咨文中，一开头就说：“侵略的矛头已在越南受挫。”一位五角大楼的发言人宣称，“在越南，我们已经开始有了转机，”哈金斯将军说，战争“在一年内”便将取得胜利了。4月22日，腊斯克说，美国在西贡的努力正在“产生非常良好的效果”，吴庭艳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已“胜利在望。”腊斯克的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帮办亚历克西斯·约翰逊由于看到在越南“政府和人民无形地紧密结合在一起”和战略村计划的实施特别受到鼓舞，他称战略村是“可以抱谨慎的乐观态度的最重要的根据。”
后来，这似乎令人无法理解。这些预言家的预言完全错了，这件事本身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是他们为什么如此急于公开表示自己的看法昵？答案是，他们力图压倒政府中深信吴庭艳总统及其追随者已经注定完蛋的另一派人。当时鹰派和鸽派的说法还不很流行，但是，政府就是那样分成两派的。主要的鹰派人物，也就是说，主张美国卷入这场战争的一些人是包括马克斯韦尔·泰勒在内的一些将领和中央情报局的麦科恩，还有腊斯克、罗斯托，驻西贡大使瑞尔汀，在这骨节眼上还有麦克纳马拉，他是被从西责送来的报告的有力的和精确的内容给骗住了。与他们相对立的是罗伯特·肯尼迪、乔治·鲍尔、艾夫里尔·哈里曼、罗杰·希尔斯曼、迈克尔·福雷斯特尔，中央情报局的里查德·赫尔姆斯、在越南军队中参战的美国校级军官和美国战地记者，这些记者曾用“闪闪的小星星”的调子唱道：
『我们正在得胜，这个我们知道。
哈金斯将军就这样告诉我们。
三角洲中，战火逼人，
群山丛里，寸步难进。
但我们正在得胜，这个我们知道。
哈金斯将军就这样告诉我们。
如果你对他的话有所怀疑，
麦克纳马拉也可以作证。』
当肯尼迪总统任期第三年开始的时候，谁也不能说是在赢得这场战争，因为几乎没有人在进行战斗。越共是在积蓄力量，伺机猛攻，越南共和国的胆小的司令官们也不想去撩拨他们。但是这种平静是表面现象。忿恨的情绪在全国沸腾，批评吴庭艳的人也并非全是越共。因为他代表着可以称为越南既得利益集团的保守的上层官僚阶级，说的是法语，信奉的是罗马天主教，因此在不拥护共产党的人中，他的天然敌人是年轻的佛教徒和和尚，他们贫穷、激进、好战，属于中下层阶级，对任何带有西方味道的东西都持怀疑态度。他们的宗教信仰是大多数群众的信仰，他们对天主教徒所获得的特权十分不满。双方都一直剑拔弩张，稍有风吹草动便会在他们之间引起争斗。
斗争在1963年5月初终于发生了。佛教徒在古都顺化市举行集会，纪念佛的第二千五百八十七年诞辰，而带领政府军的一些军官却命令他们散开。他们拒不服从，于是军队就向人群开枪，打死了九人。吴庭艳拒绝道歉，他私下对人说，这样作太丢脸。6月11日，一位广德和尚，用一种惊人的示威方式——自我牺牲——来表示抗议。他坐在大街上，安静地等待着另外几个和尚往他身上浇汽油；然后，他划燃一根火柴，使自己顿时化为一阵烈焰。还有几个和尚也仿照他的榜样自焚，为新闻界（报社每次都是事前得到通知的）提供了引人注目的照片。看报的美国公众大吃一惊，但西贡政府却无动于衷。这时，吴庭艳总统几乎已完全为他的弟弟吴庭儒所左右，而吴庭儒则经常是处于鸦片烟的影响之下。吴庭儒夫人真称得上是这个统治家族中联络报界的天才，她对记者说，每次这些“所谓的圣人”进行“烧烤表演”时，她都高兴得为他们鼓掌。
在美国的巨大压力下，吴庭艳于6月15日勉强同意满足佛教徒的某些要求。但很快谁都看得很清楚，他根本不打算实行。6月30日，佛教徒的示威又重新爆发了。学生在越南的学校里闹事，报道这次骚乱的美国记者在街上受到袭击，被人殴打。这使肯尼迪总统无法忍受了。冷战的解冻给他一种新的推力，希望停下越南的战火。首先必须停战，然后他才能把他在美国大学所说的“和平的战略”向全世界提出：“不是用美国的战争武器强加于世界的美国式和平……不仅仅是美国人的和平，而是全人类的和平；不仅仅是我们时代的和平，而是永久的和平。”
除其他方面的考虑——诸如腐败和无能——外，在这个新的外交政策计划中，吴庭艳和吴庭儒夫妇的顽固的反共立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肯尼迪打算对他们采用高压手段，当他7月初发现瑙尔丁己到遥远的爱琴海去作两个月的海上游览时，他决定第一步必须派遣一位新的使节到西贡去。腊斯克挑选了亨利·卡伯特·洛奇。他是一个非常适当的人选。一开始政府中的自由派感到不安，担心洛奇自己出身名门望族，可能会偏袒南越的贵族。他们不了解，作为波士顿的一个世家子弟，洛奇认为出身好的人都应该是君子人，而吴庭艳和吴庭儒却肯定不是君子人。所谓君子人，有一条就是不出卖朋友。瑙尔丁在任职期间，不管功过如何，他总算是吴庭艳的好朋友，而他们却准备以惊人的背叛行为来报答他。
瑙尔丁在机场发表的告别演说中，说到把两国密切地连系在一起的是：“谦让和容忍，相互尊重和深刻的社会正义感。”记者们认为，在越南说这些话完全文不对理，但是瑙尔丁却认为他应该那样说；南越总统已刚刚向他保证，不再打击佛教徒了。六天以后，吴庭艳派遗他的秘密警察夜袭佛寺，逮捕了居士和和尚，威吓他们的信徒。这些袭击者为了掩饰身份都穿着正规陆军制服，但是在四十八小时以后，真象便已透露出去，因为吴庭儒夫人在谈到几年前已被肃清的一股土匪时说，这次袭击是“自从我们1955年摧毁平川教以来我的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