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奇于第二天傍晚到达西贡，他看到这次袭击佛教徒是有意给美国人难堪。事实上，这已使吴庭艳进一步失势，使他从此在其他越南保守派中也陷于孤立了。他的外交部长辞职表示抗议，并且自己也剃成和尚的光头。在华盛顿，吴庭儒夫人的父亲，南越驻美大使，声明和他女儿断绝关系。“美国之音”毫不含糊地把袭击佛寺的罪责全归之于吴庭孺夫妇。吴庭艳手下的不愿参与这类暴行的将领们于是开始密谋反对他。洛奇向华盛顿拍发电报说，这些密谋者希望知道，如果政变成功，美国抱什么态度。他应该怎样对他们说？
给他的回答很足以说明肯尼迪政府在越南问题上存在的分歧。那一天是8月24日，星期六。总统在梅恩尼斯港。麦克纳马拉和麦科恩在休假。腊斯克不在华盛顿，而泰勒将军又不知上哪里去了。他们的主要副手在五角大楼是吉尔帕特里克、在中央情报局是赫尔姆斯，在国务院是鲍尔，他们都是对西贡政权极为不满的。他们所通过的一份电文是由鲍尔、哈里曼、希尔斯曼和福雷斯特尔起草的，内容坦率地告诉美国大使，吴庭儒夫妇必须搞掉。后来，当所有的人都回到华盛顿时，马上争吵得不可开交；可是，当总统决定要每一个人明确表明自己的意见时，又谁也不肯承担否定原电的责任了。
现在，洛奇向南越的将军们开了绿灯。8月29日，他给腊斯克打电报说，“我们已经走上了推翻吴庭艳改府的道路，要再回头就有失体面。”一切似乎都已准备好了。可是，几天过去了，几个星期过去了，政变并没有发生。那些密谋者似乎丧失了勇气。由于对和尚们的镇压，使他们的力量受到了限制，一些带头的人物巳被外调，吴庭艳已经加强了对西贡周围的军队的控制。国务院询问洛奇，那些将军们倒底想干不干。他说，“也许他们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都贪生怕死。”
看到吴庭艳安然无事，政府中的鹰派又大大活跃起来。麦克纳马拉在8月31日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说，现在需要重新和吴庭艳对话。腊斯克表示赞同，说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美国军队必须留在南越一直到战胜越共为止，美国不能赞成政变。泰勒将军说他们俩的意见很对。乔治·鲍尔和艾夫里尔·哈里曼则认为这是很荒谬的。秋天已快到来了，华盛顿两派之间的分政一天大似一天。到9月，当国家安全委员会派遣另一个调查团去西贡时，这种分歧已变成了一条鸿沟。调查团成员包括海军陆战队的“凶种”维克托·克鲁拉克少将和国务院的约瑟失·门登霍尔，后者是一位对南越有相当丰富经验的比较高级的外交官。他们回来后，肯尼迪总统再次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由他们两人分别作报告。克鲁拉克将军说，战争正在取得胜利，吴庭艳干得再好也没有了。门登霍尔说，吴庭艳政权已临近崩溃的边缘了。全场沉默。然后，总统问，“你们两位先生去的是不是同一个国家？”
在这段时期中，在越南的洛奇和哈金斯将军之间的关系日趋恶化。他们二人都是波士顿人，两家原是世交，而现在，他们彼此几乎连话都不讲了。9月下旬，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将军到达西贡，企图再一次了解局势发展的真实情况。在机场上，洛奇企图抢先会见麦克纳马拉，因而派出他手下的两个人去挡住哈金斯的路。（“对不起，先生们！请让我过去会见部长！”）尽管如此，哈金斯仍象以前一样兴高采烈。他的乐观情绪后来反映在麦克纳马拉和泰勒的联合报告的开头一段中。报告说，吴庭艳的军队“己经取得很大进展，并在继续取得进展。”报告接着说，因为吴庭艳的军队在各条战场都获得了胜利，第一批一千名美国士兵可以在圣诞节以前撤出，全部美国军队将在1965年年底撤离同国。同时报告还附带攻击了罗伯特·肯尼迪要立即将美国人撤出越南的荒谬建议。麦克纳马拉和泰勒不遗余力地推行着后来的五角大楼的路线：
『南越的安全对于美国的安全仍然极关重要。因此，我们必须力求实现我们的主要目标：不把这个国家丢给共产党，及时镇压越共的叛乱。』
但是现在这种观点在政府内部己肯定得不到支持了。总统本人就越来越不同意这种观点。9月2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中接见沃尔特·克朗凯特时，他明确地说，如果越南共和国要在反对越共的斗争中得胜，那就必需“改变政策，也许还要改换人马。”他过去曾经说过：“我认为除非得到人民的支持，这场战争是不可能打赢的，而在我看来，最近两个月以来，该政府已完全脱离人民了……归根结蒂，这是他们的战争。他们必须打赢这场战争，或者接受失败。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我们可以给他们装备，我们可以派遣美国人去作顾向，但是要赢得这场战争却只能靠他们，越南人民。”
10月初，给吴庭艳的每月一干万美元的援助计划不声不响停止了。吴庭艳和吴庭儒夫妇忿怒地谴责肯尼迪，吴庭儒夫人到了加利福尼亚，准备到美国各地进行巡回演说，在右派集团的支持下，谴责肯尼迪。这次旅行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失败。华盛顿官方抵制了她。她企图去看望已不愿理她的父亲陈文章，却发现大门上了锁，插了栓；这位前驻美大使当时在曼哈顿演说，谈他女儿所过之处一路留下的“熏天恶臭”。她还想到那边去找他。在拉瓜迪亚机场，她见到了纽约市的一位官员，他直率地告诉她，他不是来欢迎她的。他说，“我只是来看看夫人有没有足够的警察保护。”吴庭儒夫人厉声说，她不需要人保护。“上帝会保护我，”她说。她始终也没有见到陈文章。她在哈佛大学讲演时，大约有五百名学生向她示威，他们举着的标话牌上写着：“吴庭儒干的全是为吴庭儒吴庭艳谋私利。”她一边讲演，他们一边敲打讲演斤的大门，向大斤的两侧投掷鸡蛋，把窗子摇得嘎拉嘎拉响。到坎布里奇以后，她的群众就不多了。除了有些极端保守派的人出面捧场外，前来见她的几乎只有一些记者了。
在西贡，政府似乎己越来越失去了现实感。吴庭儒扬言要同河内结盟，把美国人逐出越南。吴庭艳的秘密警察在清除了佛教徒之后，转而向学校进攻。在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搜查中，他们先把大学生关进了监狱，接着把中学生，最后把小学生也关进了监狱。甚至天主教徒也同样受到迫害。这时，所有越南人，不分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全都向在军队中最有威信的军官杨文明将军，即“大”明呼吁，请求他搞掉吴庭艳和吴庭儒。杨文明便和美国中央情报局越南站的头头约翰·理查森联系，征求他的意见。理查森避开哈金斯将军为杨文明和洛奇安排了一次会见。达位大使告诉杨文明，美国人决不阻止政变，如果政变成功，美国的援助将给另一个反共政府。他把这情况报告白宫，得到了批准。似乎除了吴庭艳、昊庭儒和哈金斯将军，华盛顿和西贡的人谁都知道即将发生叛乱了，哈金斯还向总统保证，不会发生政变，说政变的说法都是谣言，他已经查核过，这些谣言都是没有根据的。他还说，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发生的。但这是可能的。《纽约时报》的戴维·哈伯斯塔姆和另一个记者已经收到了暗传消息的纸条：“请在随军商店替我买一瓶威士忌”——这就是即将起事的信号。
11月1日，星期五，万圣节日，越南时间午后1点（华盛顿时间是半夜1点），吴庭艳的丧钟敲响了。在西贡那热得令人喘不过气来的日子里，这正是午睡时间。总统和他的兄弟已经回到嘉隆宫的卧室，在那里他们应该有卫兵和顶上装有带刺的铁丝网的七英尺高的围墙保卫。但是，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几卡车叛变的海军陆战队士兵，头围红色方巾，向着他们的防御工事发动了进攻，同时另一些士兵在重要的交通路口也设置下路障了。叛军迅速占领了机场、警察局、在西贡河岸边的海军总部和政府的广播电台，立即广播了以十四位将军和七位上校的名义发表的宣言：“陆军、公安部队、民防部队和人民武装的士兵们！吴庭艳政府滥用职权，只追求个人的野心，置祖国的利益于不顾……”
那天傍晚，迫击炮和大炮对嘉隆宫的围攻开始了。次日凌晨，十八辆坦克开始打开缺口。上午6点15分，一位叛将命令停火五分钟，通知吴庭艳和吴庭儒投降。楼上的一个窗口扯出了白旗，但是吴庭艳和吴庭儒不在那里。他们已通过秘密地道逃住华人聚居的郊区堤岸去，从那儿他们传话给夺权的军政府说，他们准备谈判。后来的情况究竟怎样谁也不知道。据说，他们接受了安全护送他们出国的建议，但这是一个诡计，这两个人不知曾欺骗过多少人，现在自己被骗了。他们被叛变的士兵抓住后装在一辆装甲运输车的后面，根据将军们的命令给干掉了。后来在那车里他们的尸体被人发现，满身弹痕，却穿着天主教神甫的长袍，他们原想在没有别的办法时，便靠这身衣服逃走的。吴庭艳的尸体上还被用刀戳了好几个窟窿。
吴庭儒夫人住在贝弗利山的贝弗利－威尔希尔旅馆，一早被人叫醒告诉她这个消息，她哭着把一切责任都归于肯尼迪总统。事实上总统自猪湾事件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感到非常震惊和不安；他说，不论吴庭艳有多大错误，他也不应该被杀掉。政府其他的人听到这个消息都默不作声地接受了，甚至感到宽慰。这里也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副总统约翰逊很不高兴。副总统曾向吴庭艳伸出援助之手，是他的朋友，在约翰逊看来，这种友谊是美国对吴庭艳承担责任的象征。政府中对吴庭艳不满的那些官员，对副总统也很不满，他知道这一点，也知道他们是谁，长期以来，他早已开始鄙视他们和他们干的一切事情，包括他们的卡丁牌衬衣和巡逻舰109号领带别针。在别的问题上，约翰逊是很佩服肯尼迪的，但在这个问题上却不然。
西贡的人却和约翰逊的着法不同。他们把那一天当作节日来欢庆，在大街上跳舞；吴庭艳和他弟弟、弟媳的塑像都被打得粉碎，他们的画像也全被扯下来，最后，在首都只有在一角钱的硬币上还能看得到前总统的肖像了。获胜的将军们无论到哪里都有人投撒五彩碎纸，洛奇成了最近一个时期以来第一个在公共场所受到欢呼的美国人。美国大使馆的人都认为前途大有希望；为反对这个统治家族而联合起来的各个派系似乎很得人心，足以使这个国家有一个稳定的政府。
一个星期过去了，第二个星期又过去了；秋天的白昼越来越短，而肯尼迪总统的情绪却高涨起来了。麦克纳马拉－泰勒10月2日的报告仍然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但他觉得没有必要急着去处理它了。正如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所说：
『他知道越南的情况不佳，并且日益在恶化，知道他马上要去处理一个头等重要的外交政策向题，但他觉得他能够处理得了，有时间处理它，而且时间是对他有利的。他完全可以不慌不忙地来推动他手下的人；推得太猛就会引起反推力。当时是1963年的年底，而既然1964年是一个选举年，对任何重大问题暂时不作出决定是有好处的；如果越南人能够再坚持一段时间，他也能。』
11月3日，他召集他的主要战略家为即将来临的竞选运动开了一次会。那个星期三傍晚在内阁会议室开会时，他们一致认为大有希望取得对戈德华特的压倒的胜利。经济日益繁荣。从他就职以来，年度国民生产总值已增长了一千亿美元；这增长率大于俄国或欧洲。巨大的土星火箭将于下月发射，终于使美国在载人星际飞行竞赛方面赶在苏联前头。除越南外，世界平静无事，为了更全面地了解那边的情况，总统打电报给洛奇大使要他回国作一次长谈，洛奇回答说，他正在作准备，尽快离开西贡。可能在11月21日星期四那天动身。
1963年11月22日上午9点零5分，理查德·尼克松，当时是代表百事可乐公司的一个律师，离开得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登上了美国肮空公司82次班机去纽约，这和肯尼迪总统乘坐空军一号飞机到达那里只相差两个半小时。尼克松先生两天来一直在参加百事可乐装瓶商联合会召开的会议。他刚刚开始在学习如何充当大公司法律顾问的窍门。在上星期五他还刚刚提出申请加入纽约州律师公会，他的律师牌子也还没有挂在事务所门上，因为他要到1964年元且才能成为马奇、斯特恩、鲍德温、托德律师事务所的正式合伙人。
估计他可能要比较长期地留在那个事务所里。在那个星期的早些时候，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在一次电视谈话中曾谈到尼克松当选为下一届总统的可能性，但是他的话所以还有人记得主要是因为这是典型的艾森豪威尔式口气的话，他说：“如果出现这种僵局，我认为他是我们可以考虑，可以接洽的可能人选之一，因为他毕竟还算得上是很有知识，很有勇气的一种人。”几乎没有一个人同意艾克的话。美国广播公司就肯定不同意。该公司不仅把一篇关于他的广播称作《理查德·尼克松的政治讣告》；而且这个一年前便已录制成的节目所穿插的内容中还有记者访问阿尔杰·希斯的谈话。有两个公司因此想取消它们与美国广播公司订的广告合同，但联邦电讯委员会的主席牛顿·米诺冷冷地驳回了它们，他说广播必须摆脱“少数那些力图影响广播记者的专业判断能力的可怕的广告商”的检查。肯尼迪总统说他同意这个说法。那时正是已趋衰微的贵族派的黄金时代。
在82次班机上，一个女乘务员递给她的贵客一批期刊，如果有人能够从七十年代中期回到那个不幸的星期五去，他一定会注意到美国当时情况和现在不同的地方有一点是：可看的杂志比现在多，那时《展望》杂志、《生活》杂志，和《星期六晚邮报》都还颇有生气，办得不错，在报摊上都有出售（不过，在报纸方面，销路己经开始减退了，刚在四个星期之前，10月16日那天，《纽约镜报》就停刊了。在六十年代结束之前，有一百六十三种杂志和一百六十份日报，包括《印第安纳波利斯时报》、《旧金山呼声报》、《波士顿旅行家》、《波特兰记者报》和《休斯顿新闻报》，全部停刊。）
尼克松很可能会选择《时代》杂志来看着，因为他知道其中必有关于他的报道。第一版新闻中就刊有他的一张姿态随便的照片——当时他已经五十岁了，可是看上去不过四十来岁——在随同照片刊出的访问记中，记者引述了他关于西贡政变的政治后果的谈话：“如果越南战争打得不好，明年越南便可能成为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如果一切顺利，那就不会如此。我觉得奇怪，我们就会奉承铁托，讨好卡达尔，迁就赫鲁晓夫，可是对真正与共产主义为敌的一家人，我们竟连表示同情的起码礼节都不懂。”
从不奉承共产党人的巴里·戈德华特在争取1964年共和党总统提名的运动中居于领先地位，纳尔逊·洛克菲勒由于5月间与哈佩·墨菲结婚而喊少了获胜的机会。戈德华特在那个11月的第三周里，由于他在芝加哥商业改进局的一次宴会上的一番话，而在他的一个当然选区里赢得了一次新的胜利，他说，新边疆派已取得的成就是“一千零二十六天的浪费的开支、一厢情愿的空想、无理的干涉、不切实际的理论和日益低落的信心。”
每当这位亚利桑那州参议员向肯尼迪凶猛进攻时，记者们就要求总统给予回答。他总是笑嘻嘻地说：“还不到时候，还不到时候，”但是很显然他对将来同戈德华特竞选的前景感到高兴。
这次为他竞选的重要人物中将有总统夫人在内。特工人员希望肯尼迪夫人能戏说她的丈夫在稠密的人群中要小心一些。在去得克萨斯之前的那个星期，他就不顾特工人员的劝告，吩咐他的司机离开护卫他的摩托车队，绕进了拥挤的曼哈顿闹市区。当总统的轿车在红灯前停下来时，一个业余摄影者突然冲过来，向肯尼迪车座这边拍了一张镁光照。一位纽约警官告诉记者们说，“要是她是一个刺客，那怎么办？”
这是一个技术革新年。柯达公司开始出售快速自动摄影机，波拉罗依德公司研制出了彩色胶卷。聚乙烯已经出现。底特律秋季汽车式样的特色是漂充的斜顶后窗——所谓的“斜背式”；鱼型汽车上的斜顶后窗，特别惹人注目。1963年7月1日，邮政部宣布一类邮资从四分涨至五分，并忽然提出用号码代表邮区的制度使大家感到莫名其妙，十分不满。白宫的电话号码从“国家8－1414”改为456－1414，是数码取得的又一次胜利。在贝尔系统的电话线路图上，已改为长途电话直接拨号区域象一个大肿瘤在迅速扩散。1963年，贝尔系统使用长途直拨电话的用户已达百分之四十四点二。文科院校的大学生展出了人像纸样，上面有这样的词句：“我是一个人——请不要摺叠、拉长或截短。”
“巴比”玩偶的销售额在1963年又达到了最初达到的高峰，巴比在两年前已经有了一位名叫肯的男朋友，现在又有了她的“最好的好朋友”米奇。（巴比的“黑美人”朋友克里斯蒂在1968年以前还不会在马泰尔玩具店里出现。在1963年黑美人和黑人权力一样，还有待于发现。）真人大小的女玩偶究竟应该做成什么样子，还是当时玩具制造商们热烈争论的问题。有相当多的父母反对巴比的结实的小乳房。公众对这类事的态度仍然是相当保守的。关于婚前与人性交问题，一般人仍然认为“好姑娘都不干的”，尽管加尔·格林在1963年对“大学女生性活动”进行调查，发现越来越多的姑娘都是干的。
美国大学生的母亲们很少知道她们的有些女儿是多么随便就跟人睡觉。后来做父母的将会义愤填膺地起来反对男女合用的宿舍楼，而结果却为大学校园生活中更意想不到的事实吓回去了。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务室报告了一件令人目瞪口呆的事，它说，花柳病现己严重地危害着女大学生的健康。混合宿舍是对一个问题的解答，但这个问题并不仅限于此一解决办法。而在1963年这还是属子未来的事。《花花公子》那时平均每周收到五十封年轻妇女的申请书，希望把她们的裸体照片刊登在它的折叠扉试里，而根据编辑们的判断，她们也确有资格入选，然而，即使《花花公子》在公众舆论面前，也不得不注意看看风色。比如说，它不敢公开拍出那些游伴的阴毛。（可是，1963年它刊出一张赤裸上身的照片确实掀起一场极大的风波，因为那模特儿几乎非常逼真地就是第一夫人的翻版。）赤裸裸的色情文学当时还不流行，也不合法。1963年11月，曼哈顿一个由三个法官组成的法庭裁决《范尼·希尔》内容诲淫而加以禁止了。法庭的裁判说，“虽然这本书写得很好，但决不能因此就可以容许它散播淫秽。肮脏的东西即使用最漂亮的东西包裹起来也仍是肮脏的。”回想到十年后一跃而成为影片“咽喉深处”中的超级影星的琳达·洛夫莱斯在当时还只不过是得克萨斯州布赖恩地方的一个最爱咂棒糖的十二岁的女孩子，真令人吃惊。
尚未见之于新闻报道的人还有格济里亚·斯坦内姆、凯特·米利特、杰曼·格里尔【都是后来七十年代的女权运动家。——译者】和当时全国照像公司的一位经理人员博比·里格斯。贝蒂·弗里登的《女性的神秘》那时才刚刚出版，但妇女解放运动才刚刚在子宫中受孕——这是打比方来说。那年11月22日的一期《时代》报道说，“目前，没有谁比那稳定的象任——那些孩子已经十来岁，丈夫混得相当不错的四十多岁的主妇们——更大喊大叫地表示不满了。”但是用七十年代初期的噪音计来测量，她们的声音几乎低得测不到了。七女大联合会决定为一些“准备参加家庭以外活动”的念过大学的妇女开办一些职业训练班，结果仅有五十个妇女参加。她们谁也没有说男人是猪。所学职业范围主要限于教育、图书馆学、社会工作和宣传联络——这最后一项被视为是一个突破——等方面的工作。七女大联合会的干事安妮·克罗宁实际调查了男人们对于女学者们自克拉夫林姊妹失败后表现出来的自卫态度如何想法的问题。她对一个记者说，“只有一两个丈夫对自己的妻子又去从事职业生涯感到有些恼火。而他们绝大多数是很严肃而且通情达理的。我们并没有折散自己能够维持下去的任何家庭。”
妇女服装的式样并不是很大胆，或很先进的。那时还没有配长裤的妇女服装，甚至飞机上的女服务员也无此装束。时髦式样是看杰奎琳·肯尼迪而定的——圆顶帽，尖头细高跟鞋，头发的长度仅及耳下，微微卷曲蓬起。裙子刚过膝盖；没有腰身的紧身套衣很流行。这一切都是非常女性气。男人至上的风气极盛。没有人对卡莱·格伦和默娜·洛伊在晚场成人电形“布兰丁斯先生修建他的梦中金屋”中的表演表示抗议——也没有人想知道布兰丁斯夫人在她的梦中金屋中可能要些什么——而一位作者在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多萝西·基尔加伦的人物特写中却把她1936年绕世界一周之举说成是新闻界的噱头，竟公然说：“多萝西倒底是个女人，是后来才参加的。”1963年夏，伊恩·弗莱明的《那个爱我的间谍》出版了平装本。
1963年11月的第三周，《纽约时报杂志》刊载了一篇关于大学校园气氛的报道。报道中谈到学生报纸编辑们普通感到他们的同学对什么都漠不关心，一心只想事业成就，他们对当时的重大问题远不如对生活保障和他们的个人生活关心。在他们休息的时间里，最流行的东西是“人猿泰山”电影。芝加哥大学正设法想恢复足球游戏。康纳尔大学的两个兄弟队刚进行过一次三十小时的触身法足球赛；最后的比分是664比538。路昌斯安那州立大学女学生对男生宿舍进行了一次“抢裤衩行动”——当然，所有大学宿舍都是男女分开的。在两性关系问题上一向带头的伯克利的大学生曾要求学校医务室出售避孕药物。可是他们也并未为此坚持到底；这要求当然可以商谈，但结果实际上未予理睬。
“卡姆洛特”1963年1月在百老汇结束演出。“汤姆·琼斯”作为本年度最佳影片获得电影学会奖。西德尼·波伊蒂尔以其在“野百合花”中的表演被评为最佳演员；帕特里夏·尼尔以她在“赫德”中的表演被评为最佳女演员。1963年11月对观众有吸引力的影片是“玛丽，玛丽“和”这是一个疯狂，疯狂，疯狂，疯狂的世界”。为观众所欢迎的电视节目是“基尔德尔博士”、“安迪·格里菲思”、“我的三个儿子”、“佩里·梅森”、“黑兹尔”、“露西”、“贝佛利的乡下佬”和“朦胧地带”。全国广播公司排在11月25日播放的星期一电影（后来没有播放）是“雨中歌唱”。
据《广告时代》的哈里·麦克马汉说，那一年最行时的是埃杰克斯的白骑士和白龙卷凤（洗刷得象经过白龙卷风一样干净！）的广告节目。皮尔斯啤酒公司的广告节目是“伯特和哈里的归来”。马克斯韦尔速溶咖啡的节目是“一杯和半杯”。雪佛莱汽车的广告节目中有一辆汽车行驶在威尼斯运河水面上，赫茨公司的广告节目中则出现了把人抛进篷车里去的场面。当时最流行的歌曲是“走开，小姑娘！”“多来尼克”、“如果我有一把锤子”、“吹起神龙”和“在风中狂吹”。
畅销小说有玛丽·麦卡锡的《群像》、莫里斯·韦斯特的《渔夫的鞋》、危姆斯·米切纳的《大车队》和海伦·麦金尼斯的《威尼斯事件》。畅销的非小说作品有詹姆斯·鲍德温的《下一次是大火》、引起生态学运动的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和两部将受到即将到来的那个周未的事件的影响的作品，杰西卡·米特福特的《美国死亡方式》和维克托·拉斯基的《肯尼迪：其人与其神话》。其中前面的一部由于读过该书的罗伯特·肯尼迪按照该书为他哥哥选择棺材而具有某种历史意义。至于居于非小说类畅销书首位的拉斯基的那本书完全是诽谤性作品，所以后来被出版商从书店里抽回去了。
在体育方面，得克萨斯名列大学足球队的首位。那个季节达雷尔·罗亚尔球队的奇迹是一个名叫托尼·克罗斯比的光脚的射门手。肯尼迪总统飞到达拉斯去之前的那个周末，克罗斯比在离球门四十二码处射入一球，击败了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队。在职业球员中，克利夫兰布朗队的吉米·布朗正处于最盛时期，在全国足球联赛结束时，纽约巨人队和芝加哥熊队正准备决一雌雄。芝加哥队后来以十四比十赢得冠军。在美国足球联赛的决赛中，圣地亚哥冲锋队以五十一比十击败波士顿爱国者队。那时还没有超级大赛。在曲棍球方面，大家谈论最多的是底特律红翼队中的戈尔蒂·豪。他在参加过一千一百三十二次曲棍球赛，打掉牙齿十二只，因受伤共缝过三百针之后，于1963年11月，在与蒙特利尔的加拿大人队比赛中又射进了他的第五百四十五个球；这可是创纪录的。在篮球方面，波士顿的凯尔特队的鲍勃·库西在1962年球赛季节结束后已不再参加比赛了，因此，凯尔特队已被看作是不堪一击了，但肯尼迪最后一次离开白宫时，1963年的球赛季节开始已有两个月了，而凯尔特队却仅仅输了一次——只差一分。最大原因是依靠中锋比尔·拉塞尔（身高六英尺十英寸）。
尚未在那年的新闻报道中出现的地方有伍德斯托克、瓦兹、东村、格兰特公园、伤膝、人民公园，美莱、溪山、肯特州立大学、比夫拉，林肯公园、孟加拉、阿蒂卡、胡志明小道、查帕奎迪克岛、比米尼岛、博茨瓦纳、卡塔尔和水门，虽然水门的办公住家两用建筑在华盛顿国务院旁已在修建之中；肯尼迪总统的出殡队伍也要在它前面经过。梣树岭是旧金山的一个单调乏味的工人居住区。当时住在这个后来人们称之为哈特的人谁也不熟悉这样一些“嬉皮士”用语：如freak out（吸毒避世）、superstar（超级明星）、mind-blowing（动人心弦）、bummer（瘾游）、joints（大麻香烟）、turnon（刺激）、turn in（上床）、rip off（偷窃）、drop out（退学）、commune（群居村）、horse（恶作剧）、crash（临时睡觉处）、steam（气力）、zonked（陶醉的）、be-in（聚游会）、flower power（鼓吹爱情与和平的嬉皮士）、trash（捣毁）、guerrila theater（游击活动）……（略）。
《纽约时报》刊登了一条它的伦敦分社发来的消息，谈到“现在英国有四个流行歌曲男歌手组成的合唱队极受欢迎，是青少年闹事起哄的原因。”他们就是披头士乐队。1963年11月，他们取道前来美国，而他们的头三支流行歌曲的唱片：“她爱你”，“我要捏你的手”和“站在那边”，却已先在美国流传开了。
戴维·哈伯斯塔姆报道说，发动西贡政变的越南将领希望撤换哈金斯将军，但五角大楼表示深信哈金斯会实现他的打败越共的诺言的。任何人认为美国不可能在越南找到军事解决办法的看法，都受到了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的反驳。他在弗吉尼亚州温泉地方举行的一次商会会议上说，美国拥有无比的杀伤力量，任何人敢于和它抗衡都将是自取灭亡。
法国大使夫人尼古尔·阿尔芳德的照片刊在11月22日《时代》的封面。吉米·霍法己受到控告。夏尔·戴高乐投票否决英国进入共同市场。罗斯·巴尼特州长签署了一个大陪审团的裁决，认为最近由于詹姆斯·梅雷迪思被批准进入奥克斯福德的州立大学而引起的骚乱应由联邦政府负责。在摄制影片“克利奥帕特拉”时互相爱上的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正设法摆脱各自原来的配偶，计划早日结婚。名画《蒙娜·丽莎》在重重警卫下在美国展出。
1963年，美国人口有一亿八千九百二十四万二千人（到1973年将有二亿零九百万人），其中就业的为七千万人（1973年将为八千零六十二万七千人）。百分之五是失业者。美国的人口中心五十年代向西移动了五十七英里，到了位于伊利诺州的萨勒姆以东四英里之处，这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最大的一次西移。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不再是大多数美国人的最重要的经历了。由于有大量战时出生的婴儿，平均年龄为二十九岁半。
有组织的劳工数字的变化颇令人吃惊：从1960年到1962年，工会会员减少了五十万左右。参加工会的工人由1955年的百分之二十四点四降到1962年的二十二点二，一向并不反对工会组织的默里·肯普顿已开始在议论说，工会运动已是“日薄西山”了。
时间的推进是发生这个变化的一个原因。还能记得三十年代那些英勇的罢工活动的工人己越来越少了。同时，劳动力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在战胜日本以后的年代里，蓝领工人的人数己减少了四百万，而白领工人——经理、专业人员、推销员、办事员——的人数增加了将近一千万。
而且，1963年11月时的蓝领工人，在他的三十年代受压迫的父辈眼里，几乎不可能看作是自己的同类工人了。1963年6月，每周工作稍多于四十小时的普通生产工人的周工资超过一百元——等于萧条时期同类工作的工资的四倍。现在约有百分之四十的家庭每年收入在七千元以上。约翰·布鲁克斯指出，“无产者”这个词几乎己从语言中消失了。卡罗琳·伯德写道：“人们认为物价在上升，但实际上升的是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
衡量繁荣的长远影响的最好场所是教室。爱德华·丹尼森在其对经济发展的全面研究中，把教育看作有助于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从1929年的股票市场大崩溃到肯尼迪总统末期，美国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增加了十倍，达一年三百九十亿元。
这一情况在社会学方面的含义是无法估量的。1900年时，适龄的美国青年只有百分之四能进人高等院校肆业。1957年时，这个数字为百分之三十二；在肯尼迪就任总统时，为百分之四十，而在他逝世时则为百分之五十。据安德会·哈克计算，现在全部美国人中约有百分之六十至七十属于中产阶级。事实上，中产阶级正迅速地成为美国唯一的阶级，它的价值观、就是一度属于一个人数不多、颇有教养的上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一个欧洲国家的外交官说：“美国经济已变得如此庞大，使人几乎无法想像。”美国的社论作家对西德的“经济奇迹”感到吃惊，但是一个更大得多的经济奇迹正在国内出现。有些数字足以说明其规模。现在美国百万富翁有将近九万人——而五十年代初期只有二万七千人——这个数字现在正以每年五千人的速度在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海外投资已从一百二十亿元跃增至八百亿元。通用汽车公司这一家公司的年销售额能达一百七十亿元。几乎等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仅仅美国在六十年代最初四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部分就大于西德1964年一年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前者为一千二百二十亿元，后者为一千亿元。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投资额己从四百六十亿元增至四千一百一十亿元；华尔街的宣传联络人员热烈地谈到“人民的资本主义”，他们这话实在不无道理——纽约证券交易所行情牌上所列的各种股票是属于大约二千万美国人的。
当时的社会预言家们把这看作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幸事。有些人，例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也认为利润的分配应予改变，但是实际上也不否认经济上的富足只会是好事。伦尼·布鲁斯在1963年不过是一个走在法律放宽之前一步的猥亵的滑稽演员；拉尔夫·纳德当时不过是哈特福特大学一个无籍籍名的历史和政治学讲师。新左派认为美国所受威胁并非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而是来自工业技术和美国一切机构的过于庞大——认为美国各大公司和华盛顿官僚机构的无比庞大纯粹是一种肥胖症——这种看法当时还未成熟。自由主义派仍然极其相信政府机构越大越好。
詹姆斯·赖斯顿196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最火的新闻是变革。”这一点再没有任何地方比流动性日剧的美国社会更明显的了。由于南部黑人普遍相信在北部城市中有更好的生活在等待着他们，同时由于技术上的革新，自四十年代初期开始的国内大移民在战后年代中仍然继续着。美国农业在1963年所生产的食物比1940年多百分之六十，而全国农业劳动所需要的工作时间却从两干万小时减至九百万小时。因此，住在城市和城市近郊区的美国人到1963年时已达到了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五。“农业集团”已不再在议员们的心中引起恐惧。“农业福利促进社”已丧失其政治力量。
甚至推动变革的载运工具也在变化之中。铁道车站正在成为美国都市中最冷清的地方；每有一个旅客坐一英里火车，就有三个旅客坐一英里飞机。（到1973年，这一比率将为一比十三。）短途交通百分之九十依靠汽车；1963年，汽车总里程几达八千亿英里。美国商业部估计现在美国有一万七千处废车场，而随着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不停，少叉，高速州际公路系统的完成，美国交通大拥挤现象已开始向各州蔓延了。
在破旧的火车站对过，那些盖着旧式复折屋顶的城市旅馆里，灯光越来越少了。自对日作战胜利日以来，这些旅馆已有四千家关门。不经过那里的旅客，都住到从战前破旧的“旅游客栈”演变成的汽车旅馆里去，那里的豪华的平房里，旅客们也能得到各种传统服务和一些新的服务项目。黑白电视已几乎成为一切汽车旅馆的标准设备（彩色电视当时还是一种新奇玩艺儿）。这时美国已有五千六百四十万台电视机。这一情况，加上1960年人口普查人员发现的全国人口中只有百分之八点五的人没有收音机的事实，说明美国已拥有一个规模空前的通讯系统，可以随时报道一切具有全国意义的重要新闻。11月22日中午刚过不久，一切消息的来源集中在达拉斯的派克兰纪念医院里占用着两台电话的两个通讯社记者。而当年冬季芝加哥大学全国舆论研究中心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在达拉斯时间下午1点钟，即枪击事件发生后半小时，美国成年人中已有百分之六十八——超过七千五百万人——知道了这件事。到那天晚上，知道的人已达百分之九十九点八。即使那些没有电视机或收音机的人，也很容易在别人家听到了。
1963年9月2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它的“晚上新闻”节目增加到每次三十分钟，全国广播公司于9月9日也跟着那样办了，这对越南战争将会发生极为深刻的影响：为了填满额外增加的时间，它们后来放映有美国兵割越共耳朵的镜头的影片。在1963年11月，这种情况还没发生。那时，西贡甚至连一个电视评论员都还没有。那一年美国人在越南被杀死的仅有十七人，受伤的二百十八人。1963年11月的第三周来自西贡的最使人感兴趣的消息，是一篇关于考尔特军火公司新产品M16型步枪的报道。这枪比M14型更小和更轻一些。一个军方发言人说，这就是反共部队所以能在游击战中如此毫不费劲地歼灭越共的原因之一。
由美国新闻署在外国迸行的民意测验表明，1963年美国的威望是很高的。另外两则来自国外的消息，一则来自加丹加，它即将结束对刚果的两年脱离状态，一则是对英国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的保守党新政府的一篇评论。这个新政府是不稳定的；丹宁勋爵关于普罗富莫丑闻的报告使英国人大吃一惊，这件丑闻的明星人物是那一年英国最著名的妓女克里斯丁·基勒。
在国内，道·琼斯公司统计的工业平均数徘徊于732左右。一个天主教主教把不服从教会取消种族隔离的新奥尔良的种族隔离主义者逐出了教会。他们之中还没有一个人听到过关于贝里根兄弟俩神父的事。另一些在新闻报道中还没有出现的名字有：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克利福德·欧文，威廉·卡利、吉米－亨德里克斯、詹姆斯·厄尔·雷、杰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安吉拉·戴维斯、安迪·沃霍尔、阿瑟·布雷默、维达·布鲁、阿奇·本克、迈拉·布里根里奇，还有当时在巴尔的摩县任职的斯皮罗·阿格纽——这一职务任期四年，而他当时还不过在他的第二年任上。当时谁也没有听说过什么耶稣颓废派、“尘世总录”、“爹”、“螺丝钉”、“金钱”、热裤、水床、“芝麻街”、“恋爱故事”、黑人解放军或同性恋爱自由解放运动等。
1963年11月号《读者文摘》转载《家政》杂志的一篇文章，预示了未来：“安眠药丸和兴奋药丸——便用时要极度小心！”在《纽约时报杂志》1963年11月24日那注定很少有人阅读的一期上，玛丽·安妮·吉塔分析了十来岁孩子的俚语中的某些新词：ratfink（讨厌的人）、triple rat fink（特别讨厌的人）、real blast（一个出色的社交会）、fake out（骗取）、the straight skinnies（赤身裸体）、hung up（不自在）、hairy（粗鲁）、gasser（滔滔不绝）……（略）。吉塔小姐在谈到这批到1973年便是大学生一代的十岁以下的孩子时说，他们新造的词并不比大人坏，有时甚至比大人还更有想象力：“据可靠的报道，‘terrific’（了不起）一词已出现在新边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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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活着的人，除肯尼迪总统外，有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玛丽·乔·科佩钦、弗雷德·汉普倾、马尔科姆·艾克斯、乔治·林肯·罗克韦尔以及四万五千八百六十五个将在今后的九年内横死在越南的美国青年。
1963年11月12日，约翰·肯尼迪夫人在白宫草坪上招待了两千个穷苦孩子，这是自8月间帕特里克死后她第一次公开露面，当她让人向她的小客人分送两百加仑可可和一万个小甜饼时，苏格兰黑色警卫团的一个小分队为他们表演了歌舞。总统听到了乐曲声非常喜欢，他也走出他的椭圆形办公室来观看表演。十天之后，她会记得他当时高兴的情景，要求他们在他的殡礼中再演奏一次。
现在，几乎每一天都有许多经历深深印入她的记忆中，要在达拉斯事件之后让她回忆、让她沉思、让她重温、让她玩味或悲痛。在黑色警卫团为孩子们演奏的前一天，总统带了未满三周岁的小约翰去参加了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退伍军人节仪式。有些人认为这种场合应该非常严肃，让那小孩子蹒跚地闯入队伍妨碍行进，使他们很有反感。但他的父亲却很高兴，当他满脸含笑望着那孩子时，摄影师摄下了这个镜头。有人认为肯尼迪就是抱着这个目的把孩子带来的。《展望》杂志刊登了一整版小约翰的照片；这好象是总统有意为摄影记者提供几个镜头以免他们感到无用武之地。
在阿灵顿国家公墓表示赞赏的观众中，有华盛顿军区司令菲利普·韦利少将。十二天以后，他将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的验尸台旁，俯视着肯尼迪的躯体，回忆起豪斯曼《致一个夭折的运动员》的诗句：
『今天，所有的赛跑者都来到这条路上，
我们却抬着你送你回家，
把你在你家门口放下，
全市都寂静无声追悼你这个市民……』
肯尼迪夫人还有许多近事的记忆，可以联想那件惨剧；韦利将军则只有这一件。但大多数美国人却什么也没有。在他们看来，达拉斯的惨剧简直是从天而降。他们甚至不知道总统那时在达拉斯。他的访问只是一件使当地感兴越的事，他是去为两个内争的民主党人进行调解去的，他们一个是自由派拉尔夫·亚巴勒，一个是非正统派约翰·康纳利州长。得克萨斯州以外的人，直到总统在他的车队经过闹市区时被一个伏击刺客击毙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传来后，才知道有这次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