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5月，美国报摊上首次出现一种漫画杂志，叫做《滑稽名画》。可是读者中却没有联邦调查局局长J.埃德加·胡佛。这位全国头号警察本来十分爱看滑稽连环画的人，尤其爱着《大侦探迪克·特雷西》和《特工X－9号》，但是那年春天他没有工夫看这些。他手头有好多事情要办：准备把司法部迁住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新建大厦；奉总统之命，监视法西斯组织；研究国会刚通过的防止犯罪行为的新法案；把已裁撤的禁酒局的侦缉人员收编入联邦调查局。凡是能够罗致到的人才，这位局长都要。他告诉公众，“美国的犯罪分子目前十分猖獗”，而公众也只能表示同意。人们本来指望，酒禁撤消之后，美国国民性格中好用暴力的污点可以随之消除，但事与愿违，原来的私酒贩子转而抢劫起银行来了。由于银行家的声誉本已扫地，劫匪在大众心目中反而成为罗宾汉一流的人物。约翰·迪林杰是联邦调查局所谓“头号公敌”，可是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有一个人却对他十分钦佩。他写道：“迪林杰不抢穷人，专抢那些靠抢穷人发财的人。我拥护迪林杰。”
迪林杰犯案累累，十次杀人，四次抢银行，三次越狱，最后同梅尔文·珀维斯所率领的联邦调查局的一批神枪手对打失败，才算完事。由此得出的教训本应人人都懂，但是在美国历史上公众对暴行最肯容忍的却是三十年代，这是三十五年以后一个全国性委员会在经历了一个很难说是平静的时代以后才发现的。迪林杰死矣，可是比活着危害性更大。他成了民间传说中的英雄，一些从来没有见过手枪的人也随便谈论什么“杆子”啊，“左蛇”啊，“一枪倒”啊，“风声紧”啊等等。农民的经验证明，采取直接行动是有效的。现在各种各样的人都主张采取直接行动了，连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也夸奖一群对黑人滥用私刑的暴徒，说是干了“一件好事”。切斯特·古尔德是连环漫画《迪克·特雷西》的作者，因此大概也是符合J.埃德加·胡佛心意的人，可是他也说：“强盗越来越猖獗了，因为一送法院就宣告无罪。我这样想过：为什么没有人见了强盗就开枪，免得送法院呢？”不过，要是可以这样的话，如果有什么大人物触犯了你，不是也可以拔枪打他吗？罗斯福夫人收到的恐吓信就多得惊人，她听从特工人员的劝告，手提袋里不带着一枝“左轮枪”，就不出白宫大门。
迪林杰吃了警方的“一枪倒”，是在走出一家放映强盗故事片的戏院的时候。这一点颇有象征意义。那时好莱坞每年摄制五十部强盗故事片，其中有不少给犯罪行为涂上一层浪漫色彩。关于胡佛这人在其他方面的本领，人们意见不一，但是他在宣传方面独具天才，却是无可置疑的。1934年联邦调查局把档案开放，让摄制《特工人员》一片的人员参考。这是一部新型影片，片中的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由吸引观众的青年演员詹姆斯·贾克奈扮演。接着胡佛又转向电台。他让梅尔文·珀维斯在弗莱施曼酵母公司的广告节目里露脸，不过结果却是一团糟。珀维斯对着话筒满口粗话，弄得胡佛大惊失色，汤普森广告公司狼狈不堪。可是有个叫做《捕盗神手》的节目却非常受欢迎。在儿童节目里还可以听到迪克·特雷西的声音；几百万孩子给电台寄来了“桂格”牌麦片纸盒盖子，要求换取警探徽章。但是国内有血有肉的大侦探还是胡佛本人。他经常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开列“社会公敌”的名单，追缉不法之徒，例如“美男子”弗洛伊德，“娃娃脸”纳尔逊，巴克“大娘”，“机枪手”凯利，此外还有当时还只是初出茅庐的少年罪犯邦尼·帕克和克莱德·巴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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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5月，造访宾夕法尼亚人道1600号里最杰出的客人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这位经济学家带着费利克斯·弗兰克富特的介绍信来见总统，建议实行赤字开支。他说，“与这个办法相比，其他办法都算不了什么。”后来罗斯福写道，他同凯恩斯进行了“一次精采的谈话”。实际上谈话却很冷谈。凯恩斯态度矜持，近于傲慢，而罗斯福也还不甚相信一个国家竟可以靠多花钱而走向繁荣。但是他还是让特格韦尔介绍凯恩斯跟政府中一些关健人物见了面。那时尽管新政搞得令人眼花缭乱，可是靠救济过活的美国人仍在一千八百万以上。有些州，例如阿肯色、密西西比和南卡罗来纳州，百分之九十的赈款是由联邦政府拨给的。毫无疑问，罗斯福已经把国家从混乱中救了出来，但是经济萧条依然无法消除。凯恩斯说，只有政府每年出现三亿元赤字，经济才能完全恢复。在他走了以后很久很久，华盛顿人士对他的这个意见还是记忆犹新。
这些时，新政困难重重。全国复兴总署尾大不掉，难以维特。约翰逊将军失望之余，只好从酒瓶和女秘书那里寻求安慰。他为他那位秘书的高薪开脱，对报界说她“不仅仅是个速记员”。报界发表了这句话，他又抗议说，“小伙子们，你们的拳头怎么打到裤带下面来了？”这个比喻实在欠妥。两个月前，工商界已经开始反对罗斯福了，因为他提出了管理证券市场的法案。乔治·M.汉弗莱、休厄尔·艾弗里以及汤姆·格德勒带头攻击成立证券交易所管理委员会。有一位共和党议员指摘说，有人阴谋“把一切好制度都搞成俄罗斯化”，这个法案就是一例。纽约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查德·惠特尼在国会作证说，他的那个交易所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机构”。他说完后，威尔·罗杰斯就嘲笑说，“华尔街那帮家伙拼命挣扎，想阻挠政府派人到场监督。”他们失败了。到了罗斯福委派约瑟夫·P.肯尼迪（他本人就是个声名狼籍的投机商）当委员会的主席的时候，他们就由失望转为暴怒。总统这么做，是照莫利的意见办的；莫利的论点是交易所有哪些漏洞，肯尼迪知道得一清二楚，所以他能把漏洞全部堵起来。但是，华尔街并没有因此而消了气。当惠特尼带领肯尼迪正式视察交易所市场时，四周都是警卫。他冷冷地解释说，要不是这样，有些经纪人会把这位新上任的主席揍一顿的。有些商界巨头说肯尼迪是“本阶级的叛徒”。他们还没有这样骂罗斯福，不过也快了，因为由于迪安·艾奇逊不肯签署货币贬值的命令，罗斯福已经把他撤职，这是在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之后还有意丢他们的脸啊。艾奇逊已经在考虑，自由同盟快成立了，他是否要作个发起人。
一场比这个大得多的风暴已经在天际冒头。关于新政的法令，己经弄出了一千多件官司。1934年时，任何法官都可以下令禁止当地执行联邦法律的。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早就告诉罗斯福，联邦司法人员只有百分之二十八是民主党人。这些官司最后都要上诉到最高法院，但也于事无补。最高法院法官平均年龄七十八岁，都是些保守派。历史上每一位倔强的总统几乎都同最高法院冲突，罗斯福是林肯以后最倔强的总统，如果冲突起来，可能把他毁了。
不过，有一位阁员倒有个好消息向全国报告。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看了不少柏林来电，宣布说：“德国虐待犹太人的事，可以说实际上已经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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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春季，阿尔杰·希斯跟惠特克·钱伯斯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一家自助餐馆里初次会面，不过钱伯斯用的不是这个名宇。介绍他们见面的是苏联特务J.彼得斯和美国共产党员哈罗德·韦尔两人。他们仅仅对希斯说，这位是“卡尔”，他在党的工作方面领导你。餐馆跟《华盛顿邮报》只隔几个门，但是即使《邮报》本市新闻编辑部知道了这件事，很可能也不会把它报道出来。那时还没有把共产党人认为是坏蛋。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刚成立了八个星期，主席是马萨诸塞州议员约翰·W.麦科马克，他操心的是美国的右派而不是左派。三年以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才奉总统指示，要监视共产党组织，可是就是那时也只注意他们有无间谍活动而已。
美国已经在1933年感恩节正式承认了苏联。俄国新任驻美大使刚刚以贵宾的身份出席了在沃尔多夫·阿斯脱里亚饭店举行的盛大宴会。宴会中较年轻的来宾有全国学生联合会前任主席爱德华·R.默罗，他写信给未来的妻子，对美国的经济制度极表愤慨。他说，这个制度“在我们还没出生之前就已经把我们送进地狱了。”（这次宴会的入场券是每位六元，贵得闻所未闻，默罗十分生气。）1934年5月距离人民阵线成立只有半年，厄尔·白劳德不久就要举起“共产主义就是二十世纪的美国主义”的大旗了。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后来称白劳德“比兰登更是个地道的堪萨斯州人。”白劳德还起草了一个失业保险法案，由明尼苏达州众议员伦丁提出。到三十年代末期，白劳德成了十分受人欢迎的人物，甚至被邀和罗伯特·A.塔夫脱同在克利夫兰市竞选会上发表演说，因为塔夫脱想尽可能争取左翼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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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5月14日，主持密苏里州救济事务的哈里·S.杜鲁门报名参加本州民主党预选，争取为参议员候选人。当天一早他给自己写下这样一段文字：
『现在是清晨四时，我就要发表我这一辈子最重要的声明了。像我这样岁数的人一般都想争取的地位，我已经达到了。……我现在要竞选美国参议员了。如果万能的上帝决定要我进入参议院去，我将一如所罗门王那样，祈祷上帝赐我以智慧，便我做好这个工作。』
这件事在华盛顿没有引起谁的注意。当日的要人中只有哈里·霍普金斯一人见过杜鲁门，也只见过一面，那是在早一年10月霍普金斯从芝加哥坐车到堪萨斯市的时候，在他专车的客厅里见到的。即使新政派人士当时对他更多一些的了解，也不会重视他的。因为这位候选人甚至连债也还不清。自他开的那家服饰用品店倒闭以后，法院判决他应该偿付八千九百四十四元的债，至今他还一直拖欠着呢！
拉福莱特在威斯康星州组织了进步党，厄普顿·辛克莱在加利福尼亚州预选中获得了惊人的胜利，这才是当时引起华盛顿大吃一惊的两件事。辛克莱得到的票数，比跟他竞选的八位民主党人的总票数还多。不过，对华盛顿多数人来说，这时在政党活动上却松了一口气。过去一年中的风云变幻把他们弄得精疲力竭，因此尽管现在是中期选举前夕，他们都在谈论别的事。赫维·艾伦的小说《命运多舛的安东尼》长达一千二百二十四页，当时最为畅销；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塞斯》，这时已由曼哈顿区一位法官解除禁令，销路跟艾伦那本不相上下。欧内斯特·海明威不用复杂的渔具，就捕获了一条四百六十八磅重的马林鱼；拳击家马克斯·贝尔击败了马克斯·施麦林；格伦·坎宁安创造了四分六秒七的一英里的赛跑纪录；马尔科姆·坎贝尔爵士驾驶他那辆“蓝鸟”跑车，时速二百七十二点一英里，比客机还快。圣路易斯市流行着昏睡病；新英格兰各州的榆树染上了荷兰榆树病。影片《飞往里奥》里两个“穿插节目演员”弗雷德·阿斯泰和琴逑·罗杰斯竞使主角桃乐丝·德里奥和吉恩·雷蒙德黯然失色，使观众拍案叫绝。成年人的广播节目中最出色的滑稽演员是杰克·本尼。前两年他在加拿大苏打水公司、雪佛兰汽车公司和通用轮胎公司三家出资的节目里不曾获得听众的欢迎，现在他为果冻公司广播，终于成功了。儿童们爱收听《孤胆骑警》这个节目，自元旦以来，护音器里不断回响着这位英雄骑着战马“银驹”扬鞭飞驰的声音。
总之，现在有点工失谈谈无关重要的事情了，因为象1932年那样的绝望情绪已经消失了。人们觉得好象什么奇迹都会出现。加拿大奥利发·迪翁太太5月28日一胎生下五个婴孩；早一年秋季，华盛顿的“参议员”队还真的参加了全国职业棒球队锦标赛，以后可能再参加。那年春天晴朗宜人，樱花似锦，大多数华盛顿人都在领略这明媚的风光，但是亨利·华莱士却只盼望上帝给美国下点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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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担心发生混乱的恐惧消失以后，三十年代中期今人最不偷快的是天气。全国各大盆地的河流——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波托马克河、田纳西河、特拉华河、康涅狄格河、密苏里河、萨斯奎哈纳河、哥伦比亚河、阿勒格尼何、梅里麦克河——先后几乎都曾泛滥成灾，河水在城市的街道上汹涌奔流。1937年，俄亥俄河的一次洪水就冲毁了五十万人的家园，为美国史上最大的水灾。那几年洪水和风暴使三千六百七十八人丧生，冬季都冷极了，可是1936年夏天堪萨斯州人兰登竞选总统的时候，该州的气温竟高达华氏100度，而且历时近六十天。不过罗斯福总统任内头几年，最迫切的问题还是干旱加狂风，即所谓“黑色风暴”。这些风暴使亨利·华莱士日夜担心。在他的农业调整管理局和民间资源保护队还来不及改变美国的农业面貌以前，狂风己经把中西部各州的表土刮跑了不少。
许多年来，研究水土保持的专家们早已提出警告说，一场生态方面的大灾难随时会降临美国大平原区。西经100度以西的所谓矮草地区，每年降雨量还不到二十英寸。早年的探险家已经把密苏里河以西的边区叫做“美国大沙漠”，不过那时这个地方有几百万美洲野牛终年践踏，印第安人又未加耕耘，土层还比较稳定。后来移居此地的人带着“约翰·迪尔”式耕犁来到，把土地开垦了。大萧条时期以前，他们幸而碰上了特大雨量。不过，由于他们放牧过度，耕犁过度，无可逃避的灾难终于迫近。甚至在二十年代，科罗拉多州、堪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已经一共有一百个县被人叫做“尘土坑”。到了1934年，据全国资源委员会估计，竟有三千五百万英亩可耕地完全破坏了，另有一亿二千五百万英亩也几乎或完全失去了表土，还有一亿英亩迟早也难免破坏。忽然之间，“尘土坑”的面积扩展到十九个州、七百五十六个县。同十九世纪的爱尔兰和乌克兰一样，大平原区随时可能发生大饥荒。
1933年的停战纪念日【11月11日。——译者】，也就是新政府成立后的第九个月里，第一次大风暴从天呼啸而降。当天早晨，南达科他州农田的表层就开始吹跑了。中午，天色黑如夜，人的唾沐里也搀满了沙土。到太阳重新出现时，田野都被沙掩盖了，所有道路、树木，棚舍、篱笆、机器都理没在大沙丘之下。这时狂风已转向得克萨斯州吹去。一层高耸入云的尘幕笼罩着芝加哥的天空，从远在东边的纽约州的奥尔巴尼市也能望见。
这还仅仅是个开头。1934、1935整整两年，旱灾连绵不断，而且从达科他州的一些边远城镇如响水、乃俄比、伤膝、花马等地还吹来了怒吼的狂风。当时的农业部次长特格韦尔写道：“1934年雨量极少，造成了严重灾害。”实际上那一年的农村灾难导因于前一年的冬季：由于冬季雪少，土地太硬，吸收不了仅有的一点雨水。土地几乎光秃无草；田里小麦稀疏，特格韦尔说是好象一个老头儿下巴上的短胡子。就在凯恩斯谒见罗斯福，杜鲁门报名会加密苏里州预选的那一个月，1934年的第一次风暴袭击了得克萨斯州的锅把地区。整整好几县沦为流动的沙漠。家庭妇女拿油布和胶纸把所有的窗台、门框、锁眼都堵上，可是细沙还是渗迸室内，在地板上活象沙滩。
得克萨斯州有个小学生说，他所见的风暴象是“滚滚黑烟”。在俄克拉何马市，内森·阿希发现连食物都有沙土味。他写道：尘沙“吹进眼里，钻进衣领；脱下衣服一看，连扣眼里也有斑斑点点的尘土；早上沙子象细雪一般聚集在窗台上，甚至更往里钻；沿着电线它也能渗进屋里；门框边上……也有一层铁锈一般的棕色斑点。”一连三个星期，俄克拉何马市的街灯昼夜不灭。人们都戴着防尘面罩，而且祸不单行，气温到了108度以后好象就再也不会下降了。
洛雷纳·希科克奉霍普金斯之命到现场调查情况，从南达科他州休伦市寄出报告如下：
『我们大约早上8时30分动身，打算开车到本县北部去访问几家农户。还没走上十英里，就不得不折回了。情况越来越坏。车前一英尺远的地方，就什么也看不见了。www奇Qisuu書com网这确是一次可怕的经历。有点象在雾里开车，只是更糟，因为风好象要把车子从路上吹跑似的。我们仿佛是被卷到了一团黑漆漆的云堆里，要把我们抛到地球之外去。』
特格韦尔写道：“就全国来说，那次干旱倒是因祸得福了，因为它减少了多得成灾的库存小麦。但是对受害的个人和家庭来说，这却是一场特大灾难。”而农业部又无意中加重了人祸。按照农业调整局缩小耕地面积的计划，富裕的农场主发现自己已经不需要那么多的雇工。被撵走的佃农乘着1925年的“道奇”牌、1927年的“拉萨尔”牌和1923年的T型“福特”牌破汽车到处流浪，寻求一块良田。一些小农场主也加入了佃农的队伍，他们所播的“农场出让”的牌子，是“尘土坑”居民大迁徙的开始的标志。埃里克·塞瓦赖德的父亲的麦田被早灾毁了，他老本也吃光了，只好远走他乡。得克萨斯州霍尔县的居民由四万人一下子减到一千以下。最突出的是俄克拉何马州的逃荒灾民“俄克佬”，他们在五年以后就要成为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愤怒的葡萄》里面的叫人无法忘记的人物。斯坦贝克这时就要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雷县调查统计全县共有多少只狗（这是霍普金斯所进行的毫无意义的调查之一）正好看到那些逃荒的灾民，因为加利福尼亚是他们的目的地。加利福尼亚这个天府之国在向他们招手。小说里的乔德大娘说：“我想，到了加利福尼亚，情况就会好了！那里四季如春，到处都是水果，人人都住得舒舒服服，有四面围着柑橘树的白色小房子。”事实上，加利福尼亚只会给乔德一家人带来辛苦贫困的生活，那是摘果工人逃不脱的厄运。与此同时，逃荒的俄克佬却毁了厄普顿·辛克莱本来大有希望的州长竞选。
那些住在柑橘树丛中白色小房子里的人，看见这批风尘仆仆的贫苦农户蜂拥而来，不禁大吃一惊，因为用小阿瑟·M.施莱辛格的话来说，这些人似乎会带来“一批铤而走险的破产者和穷光棍的乌合之众闹一场社会革命的威胁——一场由隐居僧彼得【隐居僧彼得是1096年领导法国农民参加第一次十字军东侵的僧侣】一样的人物领导的翻天覆地的可怕大动乱，最后必然是把一切有钱有地位的人都赶出本州。”而把辛克莱表现为隐居僧彼得式的人物的，正是电影界巨头路易斯·B.迈耶。这样就播下了操纵宣传工具的种子，在三十年后产生恶果。
辛克莱地位软弱，容易受到攻击。加利福尼亚州以怪人多而著称，而这位五十四岁的作家又是其中最古怪的一个。他在竞选一开始就印行了一本小册子，名为《我若当选为州长怎样消灭贫穷：未来情况的真实描绘》。他建议在全州都建立社会主义公社，大家在一个宽翅蜜蜂的社徽和“我生产，我保卫”的口号下劳动。罗斯福喜欢辛克莱；赞成这位作家的政纲的人有西奥多·德莱塞，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多萝西·坎菲尔德·菲希尔，斯图尔特·蔡斯，莫里斯·厄恩斯特，克拉伦斯·达罗，而且奇怪得很，还有密执安州王家橡树市的查尔斯·E.库格林神父。但是诺受·托马斯说这个政纲“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看来都是荒谬的。”洛杉矶那个唱过时老调的福音会女修士艾梅·森普尔·麦克弗森还把辛克莱叫做“赤色魔鬼”。加利福尼亚州的童子军被动员起来反对辛克莱，民主党的正规组织这时也声明与他断绝关系了。
共和党候选人弗兰克·梅里亚姆公开表示赞成“汤森计划”，这是1934年1月1日在长滩市提出的，主张凡是六十岁以上的人，政府每人每月给生活费二百元。这样一来，马上有一队队白发苍苍的加利福尼亚人上街游行，支持共和党。他们高唱：
『汤森的队伍向前方，
雄纠纠好比上战场，
汤森的大旗，
在前头飘扬。』
辛克莱的口号是“消灭加利福尼亚的贫穷”，简称E P I C，可是反对派利用这个简称把它的意思歪曲为“加利福尼亚的空许愿”。《时代》周刊说，洛杉矶市三家大报“乾脆只字不提‘消灭贫穷’和提出这个口号的人的新闻。”米高梅电影公司硬要职工们参加反辛克莱运动，有些明星虽然反抗（其中有贾克奈和琪恩·哈罗），但是大多数人不仅跟着走，而且乖乖地让别人利用自己的演技来伪造新闻纪录片。迈耶是该州共和觉主席，他雇请洛德和托马斯广告公司帮忙，让米高梅公司摄影棚供这家广告公司使用。他们雇用大批临时演负扮成流氓和野鸡的模样，一窝蜂地从铁路货车跳下来，米高梅的摄影师一边把镜头拍下，讲解员一边说，观众现在看到的，是大批俄克佬蜂拥而来的实况。有一个老年女演员打扮成一个慈祥的老奶奶，声称绝不能投辛克菜的票，因为他主张男女乱交。同时又有一些老年男演员戴着假胡子，打着舞台腔，大叫要支持辛充莱，（“他那一套在俄国搞得很好，为什么在这里不能搞？”）。10月间罗斯福还认为辛克莱会得胜，但是米高梅的攻势无法招架。选举结果，共和党人以二十五万票优势，赢得了加利福尼亚，辛克莱竞选失败，只好回到打字机旁另写一本新书，名为《我竞选州长怎样被击败》。【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对这场竞选运动感到兴趣而加以观察的人中有杰里·沃勒斯，他当时支持辛克莱，后来被选进国会；还有惠蒂尔学院1934毕业生理查德·M.尼克松，他后来夺去了沃勒斯在国会的席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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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左派都被击败了。在华盛倾州，激进派集结在几乎完全相同的旗帜之下（“消灭华盛顿州的贫穷”），选出了一位参议员和州议会的半数议员，还选出了年青的沃伦·马格纳森为金县检察官。拉福莱特兄弟俩在威斯康星州也旗开得胜，分别当选为参议员和州长；威斯康星州在众议院有十个议席，他们的支持者还占了七席。身材魁伟的弗洛伊德·B.奥尔森坐在明尼苏达州议会大楼里，向记者们不客气地说，“一点没错，我是个激进派。你们不妨说，我激进得要命！”此外还有那个作风奇特，无人可以比拟的菲奥雷洛·拉瓜迪亚现在也当上纽约市长了。
拉瓜迪亚说，“纽约的生活往往是一天接着一天，沉闷单调，而其实是可以做到生气勃勃，兴奋刺激，奇遇无穷的。”在这位身高只有五英尺二英寸，性好花样百出的市长的领导下，纽约的生活便变成了轻歌剧中的奇遇了。他头戴黑色宽边呢帽，大声发号施令，嗓音刺耳难听，办事乾脆利落，劲头赛过海盗。他宣誓就职之后才一分钟，就下令逮捕著名恶棍“幸运儿”卢西亚诺。他利用本市的建设局、消防队、卫生局的力量来支持罢工的侍役。有一次，洗衣店老板们请市长在工资过低引起的纠纷中保持中立，拉瓜迪亚不动声色，拿起电话就命令自来水厂停止向所有洗衣店供水，以示市政当局对双方不偏不倚。（于是老板们马上解决了纠纷。）他统治曼哈顿区，好象个苏格兰乡绅，警察抓人，他亲目领队；他事前不通知一声，就突如其来主持处理即决案件的夜间刑庭；电台播音，他给儿童朗读连环画故事：消防队救火，他头戴大号钢盔，站在飞驰的救火车后身。拉瓜迪亚的战歌是《谁怕大恶狼？》他好做惊人的事，甚至荒唐可笑的事，因此有时掩盖了他提倡社会主义的实质，但是同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他的主张和取得的成效。
当选的激进派跟新政派携手合作，可是死抱住“理论”的左派却保持了距离。《新共和》周刊把马克思主义和罗斯福所做的试验对比一下，断然说“中间道路走不通”。当特格韦尔很得意地说政府厌恶“盲目的理论”时，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报纸那位笃信马克思主义的编辑詹姆斯·韦克斯勒却写道，新政派需要的正是理论！热烈赞同韦克斯勒的意见的有I.F.斯通和马克斯·勒纳。赫伯特·马库斯提出“宽容要看对象”这个口号来鼓动新左派之前三十多年，林肯·斯蒂芬斯就早已说过，“关于自由，不要有糊涂观念。……我们自己要有自由，可是不能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有自由。”《新群众》杂志的语言更富于马库斯的色彩：“对于法西斯主义者、滥用私刑者和一切利用民主权利来骗取群众支持反动派的人，我们不能给予民主权利。”
汤姆·沃尔夫那时才三岁，他后来为《纽约杂志》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谈“激进派时髦”。沃尔夫写这篇东西指的是伦纳德·伯恩斯坦和黑豹党，但是这个风气在三十年代中期也很盛行。苏联特务赫蒂·马辛在国务院的社会名流中有不少热心的门徒，其中有一个竟站在林肯纪念碑石阶上用俄语向她高唱《国际歌》，使她又惊又喜。正如巴德·舒尔伯格后来在他的小说《大梦初醒》里边所说，二十年代以后，知识分子连面型都改变了。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式“油头扮面、穿着箭牌衬衫的公子哥儿，眉请目秀，面型好象第二流肖像画那样对称，鼻梁笔直，下巴当中有一道沟，深色头发整整齐齐地在当中分开，向后梳上去，涂上凡士林或者司丹康发蜡，把它弄得服服帖帖”，可是现在已由另一种样子代替了：骨骼粗大，头发篷松，象个斯拉夫人，这是无产阶级的形象。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写道，如果你在某些鸡尾酒会上留神听人家说话，“你会听到一个在极其优裕的环境中受到高贵教养的文艺评论家竟把自己说成是个无产者，坚决无比地站在人民大众一边。”在纽约市八十儿号街北头那些幽静雅致住宅区的宴会上，凡是最近访问过东十二号街三十五号共产党总部的人，准会成为所有艺术家最注意的目标。如果他有了几分醉意，放声唱起豪情满怀的歌来，总会有不少同志的声音跟他一起唱：
『这样的一天总会到来：
USA再加上一个S，
变成美利坚苏维埃。
土地归农民所有，
工人是工厂的主人，
我们拿握了大权，
U S A变成U S S A。』
左派的威胁虽然有声有色，但是有点荒诞不经；右派的威胁刚露苗头，可是潜力可能更大。在1934年中期选举即将举行的时候，批评新政最多的是工商界。本来，在罗斯福当政开头那一百天期间，工商界多数都表示同意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提出的意见，暂时不与政府为难。帕特森在他所办的《纽约每日新闻》里说，“不管罗斯福总统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我们都要支持他。至少在一年以内，我们不要发表不友好的批评。”现在一年已过，他们回顾一下，觉得不太喜欢罗斯福在就职演说里根据《马太福音》第二十一节第十二段所说的一句话：“在我们这文明世界的圣殿里，银钱兑换商已经离开他们的宝座逃跑了。”第一个公开表示不满的是艾尔·史密斯。在《新展望》杂志1933年12月号的一篇社论里，他嘲笑在实施新政后各种机构的简称泛滥。他说：“看来好象是有位心不在焉的大学教授在玩字母猜谜的游戏。”他接着又说，“有些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别人没有指出民政工程署的计划有危害性呢，答案很简单，任何一个头脑清醒的负责官员，在年关将届，市府财政困难，等待救济的时候，当然不会开枪打死那雪中送炭的圣诞老人的。”
“他们不开枪才怪！”霍普金斯冷冷地说。“圣诞老人真的要有一件防弹背心才行。”罗斯福本人也写信给一位大使说，“果然不出所料，不可避免的狙击开始了。带头开枪的是银行界和某些垄断工业部门的人，你我两人可以管他们叫作梅隆－米尔斯集团。”国会同意了增加1934年的救济拨款，但是到了双方激烈争辩证券和交易所管理委员会问题的时候，狙击手就更多了。6月8日，总统由于顾虑很多，只好把实行社会保险和征收工资税的议案搁下，想等到冬季再提出。可是搁下这个议案也没用，休战是办不到的。两个月后，美国自由同盟在迈阿密市开会，正式宣战。罗斯福给驻苏大使威廉·C.布利特写信说，“所有大炮都开始轰击了。他们那个组织，己有人叫做‘忍无可忍同志会’”。
有时罗斯福确是叫他们忍无可忍。有一回，银行家们在芝加哥市开会，经过整顿后的复兴金融公司负责人杰西·琼斯在会上讲话，他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他指出他们过去自己搞的那一套已经失败了；他叫他们别忘了在座的有一半是倒闭过的银行的负责人；他要求他们“这回要放聪明些”，“要跟政府搭伙”。罗斯福跟华尔街决裂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发生在1934年10月24日那一天，当时美国银行协会有四千会员在美国革命女儿会的宪法大厅集会，请罗斯福到场讲话。纽约第一国民银行行长杰克逊·E.雷诺兹的开会辞倒确实是充满阿谀奉承的话的。他告诉总统，金融界都抱着“认错和谅解的态度”。他并且真的向总统表示感谢，说新政大力“挽数并且复兴了我们的风雨飘摇的银行体制”。罗斯福的答辞不幸又是他常常发挥的那一套恩迪科特·皮博迪思想。他要求全国一切经济力量，包括工商界、银行界、劳方、资方和政府，大家结成联盟。他得意洋洋地说，“这么一来，这就会是一支顶瓜瓜的全美联队！”他好象不知道不久以前“铁裤汉”约翰逊就是由于组织这么一支全美联队遭到了一系列的惨败。听众鼓掌如仪，但是银行家们觉得雷诺兹当面认错，未免太过了。后来回到饭店，他们才知道自己是被出卖了，因为在雷诺兹讲话之前，白宫就坚持要审查他的发言稿，其中有些挖苦的题外话都给删去了，例如他回想起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法学教授的日子，罗斯福当时是他的学生，功课并不太好等等。罗斯福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罗斯福对工商界的攻击，在1934年中期选举的最后阶段，越来越激烈，但是广大的中产阶级基本上都没有意识到。罗斯福在有一次表演得很精彩的炉边谈话中说，“这么多年以来，一个自由国家的人民，却逐渐被管制起来，只为少数特权分子服务，这样的所谓自由，我是不主张恢复的。”同时，他又赞扬“个人主动性有推动力量，合理的私人利润有刺激作用。”共和党人再次发现，这样的一个对手是无法招架的，于是他们在发表演说时有时措辞就不那么斯文了。威斯康星州有一位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咬牙切齿地说罗斯福是“一个没有拐杖便站不起来的人”。罗斯福知道他们采用这种手法会自食其果，所以相信民主党竞选会得到胜利，不过连他都没想到结果会那么好。11月7日早晨，全国一觉醒来时发现执政党比反对党在国会里优势突增，在众议院比反对党多229席，在参议院多44席。在各州中，共和党仅仅保留了七个州长职位。新当选的那十三位参议员都是民主党人，其中有密苏里州的哈里·s.杜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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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在选举前的一次炉边谈话中，对全国复兴总署规定价格的做法认为欠妥。约翰逊接着就辞职了。他把手下召集到商务部礼堂开会，流着眼泪用意大利语引述了蝴蝶夫人剖腹自杀之前所说的话。接任的是艾夫里尔·哈里曼。老“铁裤汉”走了也没多大关系，因为反正到1935年6月，《全国复兴法》就期满失效，而且在它还没有体面地寿终正寝以前，最高法院已经宣布它违反宪法了。法院这样判决只有一点不妙，就是新政的其他法令也会受到影响。取消了蓝鹰徽，从许多方面看来都叫人舒了一口气，（唯一保留下来的办法是买新车时可以拿旧车折价）。但是到这个时候，《全国复兴法》已经由1935年第二个一百天（实际上是一百七十七天）的新法案所代替了。
选举结果只能说明是人民授权政府大胆干，所以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立即开始考虑第二个一百天的工作。起草新法案的总目标是比较合理地使用国家资源，保障失业者和老年人的生活，消灭贫民窟，改善居住条件。主要受益者将是劳工和小农。这些计划的轮廓，由罗斯福在1935年I月4日向民主党占绝大多数的国会提出的国情咨文中勾画了出来。跟着他和助手们就着手起草法案。这些助手再也不是两年前在首都显赫一时的那些人了。莫利、特格韦尔、艾奇逊、里奇伯格、伯利、道格拉斯和约翰逊都已离职或即将离职。新政的新阶段需要一批不同的人才，在总统所罗致的新人中有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詹姆斯·M.兰迪斯、马林纳·S.埃克尔斯、汤姆·科科伦和本·科恩等等。科恩和科科伦同生一所房子，这房子不久就以“R街小红楼”著称。他们使《幸福》杂志想起了“莎士比亚喜剧里的那些小国家的谋臣策士，他们侍奉公爵，说些尖刻的俏皮话，老是为时局变化而六神不安”。
令人不安的事情的确不少，但是都在别处，特别是在自由同盟的华盛顿办事处和其他保守派堡垒那里。大企业家现在决计跟罗斯福来一场恶战，这可以拿《控股公司法》这件事作为很好的例子。这个法律适用于公用事业公司，其中规定，任何控股公司，如不能于五年内证明对公众有什么好处，就要解散，这叫做缓刑五年的“死刑”条款，各阶层都有人反时这一条。最上一层的反对派有温德尔·L.威尔基，当时是公用事业律师，他提出了一个对立方案，授权州政府管理公用事业。低一层的是公用事业院外游说集团。据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系华盛顿办事处报道，这个集团所雇用的人员，比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总数还多。最下一层是伪造选民来信的那帮家伙。他们这一场攻势非同小可，几乎把议案扼杀了。各公用事业公司共花了将近二百万元，发了二十五万份电报、五百万封信，要求否决“死刑”条款。参议员杜鲁门一个人就收到三万份这样的函电。他把这些都付诸一炬，对罗斯福始终支持。众议院起初否决了这个条款，后来因为雨果·布莱克所主持的众议院委员会证明，所谓民众来信全属伪造，这才改变了主张。
社会保险法案是该届国会上争辩得最激烈的问题。共和党人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说，如果政府提出的法案得到通过，子女就将不再赡养父母，工人也将因征收工资税而心灰意懒，辞工不干，而且整个说来，采取这样的措施，将会失去“生活情趣”。罗斯福在他以后的余生中一直觉得，他为实行社会保险而努力奋斗，特别值得自豪；回顾起来，社会保险法也许是他在立法方面最大的成就。但是这一仗是好不容易才打胜的。人们挖空心思，想出种种理由来反对它。有人甚至气势汹汹地打断听证会。有一回，弗朗西丝·珀金斯在国会一个委员会里为这个法案作证，有个女人竟跳出来高声叫喊说：“主席先生，这个法案是从《共产党宣言》第十八页逐字逐句抄来的，我这里有原书。”
在柯立芝和胡佛两位总统任内的经济繁荣，使共和党与大企业联成一体。到了1935年春夏两季，由于共同反对罗斯福，更使他们结合在一起。公用事业院外游说集团四出活动，散布谣言说总统精神错乱，不少人信以为真，到7月份，各地报馆纷纷来电询问驻华盛顿记者，罗斯福是否真的疯了。国会里那寥寥可数的共和党议员，你一咀我一舌，大骂新政派阴谋要“赤化美国”。当罗斯福提议对高薪阶层提高所得税并开征遗产税时，赫斯特报系说这个方案“本质上就是共产主义”，可以叫做“斯大林·迪兰诺·罗斯福”这个“合成人物”所想出来的“杂种”办法。
参议院否决了征收遗产税的议案，并削减了高薪阶层的所得税额。但是在那一届国会上，罗斯福的多数提案还是通过了。1935年第二个一百天的成果有：通过了《土壤保持法》，规定设立全国资源委员会；加强了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了《农村电气化法》，结果使得一百万户农民用上了电；通过了《格菲－斯奈德煤矿法》，在矿业方面代替《全国复兴法》；通过了《瓦格纳－康纳里法》，代替《工业复兴法》第7条第一款，并设立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还设立了全国青年总署，让靠救济为生的家庭中的青年有活干，让穷学生能半工半读。林登·B.约翰逊刚刚跟年青的妻子搬进华盛顿西北区卡洛拉马路1910号一个两间一套的公寓房子，睡的是折床。他被委派为全国青年总署得克萨斯州分署署长。不久他在那里遇到并雇用了一位佃农的儿子，叫做小约翰·B.康纳利，每小时出工资一角七分。（全国青年总署北卡罗来纳州分署署长对理查德·尼克松要慷慨些，他的工资是每小时三角五分。尼克松这时已离开惠蒂尔学院，到杜克大学法学院学习。）
中期选举大胜后，霍普金斯笑逐颜开地对手下工作人员说，“伙计们，这是我们的天下了。我们想要做到的事情，都非做到不可。公共工程计划、社会保险法、工资工时法，不论什么事情都得现在做到，不然就休想做到了。要开动你们的脑筋，搞出一整套办法来让全国人民，不管是上下左右，生活统统都有保障。”虽然有人说霍普金斯用救济款收买选票（共和党人硬说霍普金斯说过，“我们要征税再征税，花钱再花钱，选举再选举。”）可是他是极力坚持工程兴办署超然于党争之上的。尽管如此，那些得到救济的人是不会不感恩戴德的，所以在1935年头几个月中，罗斯福能把工人、南方人、妇女、移居美国的外国人的后裔、各城市的民主党头子以及黑人都联合起来，使民主党变成了全国的多数党。
从七十年代的角度看来，罗斯福当时对黑人那么有号召力，可能令人费解。因为黑人不得参加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建设工程；农业调整管理局实行了减少农产品的政策，弄得黑人在许多农场里呆不下去；在南方各州执行新政计划的南方民主党人又使他们遭到形式与前不同的歧视。1934年6月联邦住房管理局一成立，就在住房合同里定下了限制黑人的条款。在佐治亚州温泉火车站，“有色人种”另有指定的厕所、候车室甚至行李房。对于禁止私刑的法案，新政派并不热心。1934年路易斯·豪就把一份这样的法案束之高阁，他的批语是：“目前不宜提出，其他防止犯罪的法案可能因此遭到反对。”
罗斯福占了便宜，主要是与胡佛相比。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沃尔特·怀特就称胡佛是“纯白种白宫的主人”。（胡佛在总统府居住的四年中从来没有跟两个黑人门房说过话。）共和党人依然口口声声说要保护黑人的经济地位，可是正如乔纳森·丹尼尔斯所说，“黑人要逃脱的正是这种经济地位。”埃莉诺·罗斯福、弗朗西丝·珀金斯和哈罗德·伊克斯为黑人仗义执言，起了不少作用：伊克斯取消了内政部大楼饭厅里实行的隔离制度，并吸收罗伯特·韦弗参加政府工作。民间资源保护队和工程兴办署是招雇黑人的，实行社会保险也无黑人白人之分。霍华德大学得到一笔三百万元的政府补助，救济事业为黑人建造了许多学校，有三十万成年黑人靠新政的推广教育紧急计划学会读书识字。也许，这些只不过是象征性的东西，但是先前黑人连象征性的东西也得不到呢。
无论哪一个总统，如果有人崇拜他，也就有人骂他；有拥护他的集团，也就有反对他的集团。在第二个一百天将满的时候，第一个反罗斯福联盟就出现了。这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有自由同盟，汤森派，威廉·达德利·佩利的反犹银衫党，赫斯特报系，给人乱扣红帽子的伊丽莎白·迪林的追随者，休伊·朗格的“分享财富”运动的参加者，朗格的主要副手杰拉尔德·L.K.史密斯牧师，以及查理·E.库格林神父在1934年11月11日成立的全国社会正义同盟。要花的钱多半是自由同盟出的。他们的群众来自下层中产阶级，后来往往也就是这些人在五十年代初期支待约瑟夫·R.麦卡锡参议员【后来任美国国会非美活动委员会的主席。——译者】，在六十年代后期支持乔治·华莱士州长【歧视黑人的反动政客，多次竞选总统失败。——译者】，在七十年代初期支持斯皮罗·阿格纽【尼克松总统任内的副总统，因偷税漏税被迫辞职。——译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