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赞成这次战争的人对反战的一方提出的最严厉的指控，是说他们不忠。西弗吉尼亚州查尔斯顿的警察局长说：“我们决不像这些叛徒所做的那样，拿着蜡烛在黑暗中匍匐爬行，我们要在光天化日之下进军，让自由的人民立即参加进来，在我们的后面齐步前进。”一些报纸在关于1965年和平运动各种活动的报道中，普遍倾向于暗示有共产党参与其事。联邦调查局，也像鲍勃·霍普那样，已逐步抛弃了它的超党派的名声，实际上认为所有这些反战抗议都是克里姆林宫指挥的。政府的一份报告说：“反对越战运动的控制权，显然已经从可能一度控制着运动的温和分子手中转到了共产党和极端分子手中，他们公开同情越共，公开敌视美国。”
事实上，实际情况恰好相反。尽管个别的反战战士使用了煽动性语言和表现出挑衅性的举止，但是那些示威游行一次比一次更无可非议。政治上保守的中产阶级主妇，甚至穿着军服的军人也参加了运动。参加的著名人士也越来越多，他们被吸引到和鲍勃·霍普相反的方向去。11月27日在晴空如洗的华盛顿举行的要求停止轰炸的游行队伍中，除诺曼·托马斯和詹姆斯·法默之外，还有一些从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人物，如本杰明·斯波克医生、漫画家朱尔斯·菲弗、小说家索尔·贝洛、雕刻家亚历山大·考尔德和作家迈克尔·哈林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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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秋天，来自越南的消息报道，美国的一些著名的部队已在越南战场被打得落花流水。其中有9月份在安溪惨败的第101空降旅，10月份在波来梅惨败的绿色贝雷帽特种部队，11月份在德浪河谷惨败的第一骑兵师。在华盛顿举行的要求停炸游行前一周发生的德浪遭遇战，有着特别的意义。像越共前次的春季攻势和1968年初的新年攻势一样，德浪之战是越南战争中的一个转折点。第一骑兵师的空降兵在波来梅交战后穷追敌人的小股部队，在德浪河谷遭到顽强抵抗，此处靠近朱邦山，距柬埔寨边境七英里，位于西贡以北200英里的越南中部高原。这次美国人面对的不是越共游击队，而是北越第66团。
北越的精锐部队66团，面临着一次严峻考验。从军事史上说，第一骑兵师可算是一种新部队，它是一个用美国最优越的火力装备起来的直升机空降师。共产党军队，对有发明才能的美国人所研制的在战场上使用的武器都颇为熟悉，他们现在的战术则要求士兵们在近距离和那些怨气兵交锋，如果可能的话就打肉搏战，但至多不超过34码的距离，这样就可以使美国的炮兵和战术空中支援全部失去作用。
德浪之战的含义肯定是极大的。在7月举行戴维营会议之际，在南方还只有两个北越团。现在驻越军援司令部已经查明有六个来自北方的团，此外大概还有两个团，可能甚至三个团。还有一些正在南来途中。胡志明的司令官武元甲将军一直在把他的营分散成连和排，以比美国运入军队快得多的速度经小道源源而来。
双方都把援兵投入河谷，尽管第一骑兵师投入的一个营遭到伏击损失惨重，德浪之战结束后，威斯特摩兰和他的副手威廉·德普伊将军却声称获得一次胜利。数字似乎支持了他们的说法，敌军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人那样采取波浪式的攻击，用英语大叫：“杀死美国兵！”他们被打死1,200人，而美国人仅死200。但是另外一些观察家，其中包括以文职人员身份回到越南的约翰·保罗·范恩，则做出了迥然不同的结论。共产党已准备好无限期地接受这样的损耗。（一个越共士兵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为祖国牺牲自己的生命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天职。”）而美国在德浪之战中的伤亡，尽管小得多，仍是威斯特摩兰部队的一个新纪录，它使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伤亡达到了死1,335人，伤6,131人。美国驻越军援司令部却认为威斯特摩兰已找到获胜的战略秘诀，迫不及待地在筹划更多的德浪战役，而武元甲却完全同意范恩的观点。这位北越将军确信（后来的事实完全证明他是对的），美国人民不会接受这样重大的伤亡，容许美国承担没有尽头的义务。武元甲认为这场战争的新阶段是他的人力与威斯特摩兰的技术装备之间的抗争，充当评判员的是美国公众舆论。
12月间，麦克纳马拉劝请约翰逊暂停轰炸。腊斯克表示反对，现在他已经是最强硬的鹰派人物之一了。但是总统停止了B－52的出动，并向世界一些重要的首都派出外交人员，散布华盛顿准备谋和的消息。两位意大利教授抵达河内试探胡志明的态度。一开头，谈判似乎是有可能的，但是在共产党准备采取和解态度的话刚传到腊斯克那里的时候，河内却忽然谴责一切都是“彻头彻尾毫无根据的捏造”。美国人吃了一惊。在德浪之战以后，美国人认为胡志明应该清楚他面临着失败。海军陆战队的士兵们想起了他们的一个老笑话的结尾的一句话：“总有哪个狗娘养的没有得到信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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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登·约翰逊向国会两院联席会议要求制定1965年选举权法时，他在演说结尾处的一句话，由于新的一代美国黑人为社会正义流出的血和泪，而有了光辉的意义。他说他们的事业“只能也是我们的事业。因为不仅黑人，而实际上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必须克服祖辈传下来的偏执和不公正的缺陷。我们也一定会克服掉的”。
这是自由派说得很漂亮的空话，但是在那一年中这句话有时似乎不过是很可怀疑的预言。最高法院关于布朗对教育局一案的裁决，在5月17日刚度过它的11周年，而种族主义现象却似乎比过去更甚了。耶鲁大学的斯蒂林讲座历史学教授范恩·伍德沃德说：“在学校里，现在黑人与白人比他们上一代更少接触。”从1964年年中到1965年年中，三K党获得了空前众多的党徒，即使在南北战争后的南部重建时期，也没有这么多过。1965年10月，据报道，伯明翰的一个黑人由于一个白人救护车司机拒绝送他上医院而流血致死。一个亚拉巴马州的商人在谈到民权运动时，信口对一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说：“等这股风过去了，这些黑鬼在这里不用想过好日子”。在北部城市中，种族方面的气候也好不了多少。马丁·路德·金在芝加哥湖南区的马克特公园发表演讲说：“我在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都没有看到过像在芝加哥看到的这样深刻的仇恨。”达拉斯县警长小詹姆斯·克拉克在塞尔马事件时佩戴的一个小徽章似乎象征着千百万白人的态度，那上面就简单两个字：“决不”。意思是，不论在北部或南部，像克拉克这样的人，决不会承认黑人的平等地位。
面对着这种不公正的境遇，黑人的态度继续发生变化。他们不断分裂成许多小派别，相互十分敌视。马尔科姆·艾克斯正在他快要掌握领导权力之际，于1965年2月21日在上曼哈顿区的奥杜邦舞厅被他的黑人同胞刺杀，这反映了在黑人好斗分子之间的深刻分歧。黑人绝望心情的一个标志就是一些团体提倡“返回故里”——“回到非洲故乡去”。在黑人地带大约五十个居民区中组织起了“防卫执事团”与三K党战斗。其他的人则相信李·罗伊·琼斯的话，他告诉他们“美国白人大多数是坏蛋”；或相信詹姆斯·福尔曼的话，他发表一个“黑人宣言”，要求白人教堂和犹太教堂（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恰恰都是极为热情地支持民权运动的）付给黑人5亿元的“赔偿费”。
鼓吹分离主义的集团中最著名的是穆斯林，1966年在奥克兰出现了第一小批黑豹党人。1965年11月，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提出了莫伊尼汉报告，这是一个说理严谨的文件，它论证说，解决黑人社会内部的问题的最现实的做法是首先消灭奴隶制度留下的最坏的遗产：黑人依赖福利救济过活，离婚率比白人高40％，以及骇人听闻的私生子数量，每四个黑人婴儿中就有一个是非婚生的。莫伊尼汉报告谈到的事实是无可争辩的，但是那一年正是黑人痛苦已极的一年，许多事都对黑人的自尊心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以致他们不能正视这些事实。黑人领袖因此给这个报告扣上种族主义宣传的帽子，并且指责报告的作者是一个“法西斯分子”。
范恩·伍德沃德在1965年写道，“就联邦法律有能力处理”种族隔离和不公正现象而言，“国会刚刚能完成它的任务”。这类立法的最主要的一项是该年的选举法。马丁·路德·金在1月份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指出南部500万黑人适龄选民中有300万人没有进行选民登记，他宣布要发动一次全面登记选民的活动。这一活动将在亚拉巴马州的塞尔马开始，在这里，1.5万名可以登记的黑人选民中，只有325人登记了，而1.4万名可以登记的白人选民，登记的却达到9,300人。金博士照例带领第一批黑人要住进塞尔马过去只供白人使用的艾伯特旅社，当他在旅社办理登记手续时他照例被一个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拳打脚踢打了一顿。殴打他的那个人被课以100元罚款和60天监禁，在金看来这是尊重法律的一个良好开端，可是选民登记运动很快就停顿了。一个最简单不过的道理是，塞尔马的大多数黑人对选举权不感兴趣。需要某种剧烈的行动才能使他们觉醒起来。这类行动果然——这是富有典型意义的——出现了：在附近的佩里县，一个准备进行选民登记的黑人被一伙白人杀害了。当地的民权运动领袖们指望利用这件事，利用县警长吉姆·克拉克的暴躁脾气，利用华莱士州长炫耀权势的作风，来使他们的运动得到复兴。
他们宣布要在3月7日举行一次抗议游行。黑人和白人同情者将从塞尔马到54英里外的蒙哥马利市，沿杰弗逊－戴维斯公路系统第80号公路中段往南走。华莱士立即以威胁商业和公安为理由禁止此次游行示威，并派遣100名州警察增援克拉克警长；后者为了表示他忠于过去的传统，还纠集了一批骑马的自警团。3月7日（这一天将作为“黑色的星期日”载人亚拉巴马州的历史和成为民间传说），600名黑人和一些同情他们事业的白人不顾禁令，从非洲人卫理公会主教派布朗教堂出发走到了横跨亚拉巴马河的埃德蒙－皮特斯桥。在这里，他们与克拉克的骑马的自警团和戴有防毒面具的州警相遇了。由于他们不理睬限两分钟内散开的警告，自警团于是挥动警棍和湿皮鞭猛烈攻击他们。催泪瓦斯的黄烟从州警的队伍中喷射出来。被轰散的黑人狼狈退回教堂。伴随着他们的是电视摄影记者，他们拍摄的影片将保证塞尔马在一夜之间变成镇压的象征。
在“黑色的星期日”这一天，金博士正在亚特兰大布道。他放下手头的一切事务飞赴塞尔马，宣布他要在星期二领导第二次进军，并号召黑人和白人的教士都来参加。三百多白人神甫、牧师和犹太教教士都同意参加。在北部各大城市都举行了同情示威游行。黑人运动活动家在司法部和白宫举行了静坐抗议，约翰逊总统发表一项声明谴责亚拉巴马的官员“对待一些黑人公民的粗暴行径”。他派遣约翰·多尔和佛罗里达前州长勒鲁瓦·柯林斯去塞尔马，他们成功地安排了一次象征性的进军，在那桥上走一个来回。克拉克警长和金博士虽然极不乐意，都勉强同意了。从金这方面来说，他不乐意是有道理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好斗的黑人青年，指责他是“汤姆大叔”主义者。在离开那座桥时，他们唱着民权运动的歌曲嘲弄他：“我们不能随便让人使我们回头。”
在同一天晚上，塞尔马危机中发生的三起谋杀事件中的第一起，便使金不得不暂时回头了，这三起谋杀案的受害者都是同情民权运动的白人。波士顿惟一神教派牧师詹姆斯·里布，在他离开一家黑人饭馆时，遭到一群农村恶棍的猛烈攻击而被打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詹姆斯·福尔曼和他的500名追随者威吓说，如果金博士不采取更大胆的方针，他们就要造反。1,500名愤怒的黑人在蒙哥马利市以色列浸礼会教堂举行群众大会。金有令人鼓舞的消息要向他们报告。蒙哥马利市联邦法官小弗兰克·约翰逊同意允许举行从塞尔马到蒙哥马利市的游行，虽然这样的游行“已达到了为宪法所允许的极限”，但是他裁决说，对待示威者的做法显然也已超越了“宪法所允许的极限”。
华莱士州长在由电视转播的亚拉巴马州两院联席会议上，谴责即将举行的进军，可比之为共产党的“街头战”，就是这种战争“把古巴毁掉，把越南的吴庭艳断送，把中国强占——它把这个世界的文明和既有的制度撕成了血淋淋的碎片”。他说该州当局不能向所有这些外来的煽动者提供保护，他打电报给白宫，要联邦政府派人来执行联邦法官的决定。而这正中林登·约翰逊的下怀。总统现在有了华莱士提出的保护示威者的正式请求，他于是派遣了1,863名拨归联邦统辖的国民警卫队，250名联邦法院法警和联邦调查局特工人员，两营正规陆军军事警察，一些爆破专家，检查游行队伍前方的道路和桥梁，直升机在头顶上空盘旋巡视。此外，还为游行队伍提供过夜休憩用的巨大帐篷、一辆600加仑的饮水车、一些厕所车、救护车、垃圾车和事先安排宿营地用的先行车。约翰逊其实也做得太过一点了。
进军本身是一次胜利。民权运动的老手已能很巧妙地为电视摄影记者提供丰富多彩的镜头。走在进军队伍前列的是金博士、拉尔夫·本奇、一个漂亮的女大学生、一个穿工装裤的佃农、一个犹太教教士、一个基督教牧师、一个修女和一个架着拐杖的一条腿的人（沿路站着的亚拉巴马白人，他们完全不知道为自己留点脸面，竟冲着修女做出淫猥的动作；在进军者唱歌时，哄笑着给一条腿的那个人叫拍子，“左，左，左”）。尽管亚拉巴马州的立法当局义愤填膺地——而且一致地——谴责“有证据在进军者宿营地发生大量私通行为”，但是大家一路上态度和平，秩序良好，考虑到参加的人是如此之多，应该说这是一次了不起的成就。3月21日从塞尔马整队出发时是3,200人，四天后到达蒙哥马利市时已增加到2.5万人。金博士在州首府广场上向群众发表演说，一百年以前，这个地方是南北战争时“南部同盟”的首都所在。他在演说结束时连呼四次“光荣归于上帝！”队伍解散后，大批汽车在80号公路上把他们拉回塞尔马。一伙满脸不高兴的三K党徒盯着他们离去。汽车的洪流稀薄下来，这伙三K党徒要动手进行第二件谋杀了。
受害者是一位红头发的底特律人，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家庭妇女维奥拉·格雷格·柳佐。她的丈夫是卡车司机工会的代表，柳佐太太曾对他说：“我一定得参加这一次的活动。”在州议会大楼外面草地上举行的集会胜利结束后，她自愿运送亚拉巴马的进军者回家。最后一趟，她的乘客只有一个19岁的黑人理发师，他们俩正一起唱着“我们将一定胜利”时，在公路的一段寂静的地段，一辆满载三K党徒的汽车逼近并行。这群白人暴徒中的一个汽车机工，用三八口径手枪对准她的头部开了一枪。她立时歪倒，鲜血从太阳穴喷涌而出，汽车也栽进道旁沟中。吓坏了的青年理发师搭乘便车到塞尔马报警。
第三件凶杀案是一个从新罕布什尔来的主教派教会神学院学生，在一间杂货店中被枪杀。凶手是一个兼职的副警长，他申辩开枪是为了自卫，可是在这个神学院学生身上并未发现武器，证人们也说他没有任何武器，尽管如此，由12名亚拉巴马州白人组成的陪审团还是宣判凶手无罪。在里布牧师被殴致死后几个小时，有三人被控。他们也被宣判无罪，陪审团对他们的审议只用了95分钟。对谋杀柳佐太太的凶手们的审判，是三个案件中最有意思的。在行凶的汽车上的三K党徒中，有一人实际上是联邦调查局的密探，他指认了他的每一个同伙，他们用的武器，以及他们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在第一审中，由一个祖传三代的三K党徒小马特·墨菲替他们辩护。墨菲在法庭上的总结发言是地地道道种族主义的：“白人一经同黑人搞在一起，他们也就变成了白色的黑杂种……上帝是不想要我们同黑种人混在一起的，我不管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怎么说。”墨菲说那个联邦调查局人员，违背了他加入三K党的誓词，“像一条响尾蛇一样奸诈……他真是枉称自己是个白人，而实际上比一个白色的黑杂种还坏。”陪审团还未能做出判决（以10票对2票认为被告犯有误杀罪），而墨菲却离开了舞台：在第二审前死于车祸。主持审判的是一个偏心的法官，以宣判无罪了结，但是这时联邦政府插手进来，以侵犯柳佐太太的民权的罪名审判那些三K党徒。这条奇特的法律曾经使密西西比州三K党杀人者在“自由之夏”活动中落入法网，也使在佐治亚杀害一名黑人陆军军官的杀人犯受到制裁，这次也居然再度发挥作用，在另一个由12个南部人组成的陪审团的陪审下，法官判处被告以十年最高刑期。
塞尔马事件激励了选举权法的制定——约翰逊在3月15日向国会要求通过此法时就这么说——全国都把这件事归功于金博士。事实证明这是他的盛誉的顶峰。前几年在密西西比州发生的事件，开始引起了对非暴力行动的严重怀疑，亚拉巴马的杀人犯使新一代黑人积极分子的疑虑得到了证实。这些持怀疑论者离开塞尔马时，确信从金那里已经得不到什么教益了。广大黑人群众却并不这样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随后举行的一次不记名民意测验表明，只有4％的人表示他们愿意积极支持斯托克利·卡迈克尔，2％支持更好斗的拉普·布朗，支持三人中最为好斗的罗恩·卡伦加的则只有1％，而40％的人却支持金博士的观点。尽管如此，那些积极活动分子却也正确地看出了那种情绪的变化。大多数人渴望和平——大多数人总是要和平的，但是整个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就是对暴力的向往。现在回想起来，肯尼迪总统之死和暗杀他的凶手的被谋杀，看来就是前兆。在宇宙的某个地方又另换了一次排挡。1965年同期在越南出现的追而歼之的方针，是新露头的那一情绪的一个表现，塞尔马的谋杀事件等是另一个表现。在今后的岁月里，由于黑人被压抑了一百年的愤怒和失望现在已迸发出来，类似的表现必将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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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8月11日（星期三），那种新的城市情绪在洛杉矶的一个破破烂烂的黑人区冒出头来了，这个黑人区地处洛杉矶国际机场进口处的南面，房屋矮小，灰泥剥落，使人联想起波多黎各的一些贫民窟。垃圾似乎从来无人管，到处是一堆堆破烂东西——碎玻璃、锈罐头盒、腐烂的鸡骨头、空酒瓶等等，而由于这里还有许多在当地被叫做“那家伙”的具有代表性的白人警察，他们随便可以拉住一个黑人公民，对他说：“我要检查你的身份证，”而使得那里的生活更加令人难以忍受。
8月的那天傍晚，加利福尼亚公路巡逻队的一名警官李·米尼库斯，要检查一个名叫马克特·弗赖伊的年轻黑人的身份证，他打算以酒醉开车的嫌疑拘留他。一群人围住他们，向米尼库斯和他的嫌疑犯起哄。这看来似乎关系不大，无关紧要，却不料在表面的平静下面酝酿着紧张情绪。洛杉矶正连续第四天处于酷暑热浪中。人们都在户外乘凉，很容易聚集起来看热闹。弗赖伊被抓起来的地方在阿瓦隆大道和特级公路的拐角处，此处是洛杉矶的一个繁忙的交通要道，白人司机驾驶的豪华的小汽车如流水般不断通过这里。最不祥的是这一带居民的情况。98％是黑人，人口密度每英亩达27.3人（整个洛杉矶县则是7.4人）。从40年代初开始，黑人移民大批来到此地，那时每月平均有2,000人投入战争工业中工作。现在这个城市的273.1万居民中，黑人有42万。可是这个黑人居住区的205名警察中，却只有5名黑人。1965年每月仍有1,000名黑人涌进这个密集拥挤的地区寻求已不再有的工作。毒品和酒精的诱惑在等待着他们的孩子，只要他们的孩子偶一失足，“那家伙”就会来把他们抓走。在这个本地人叫做瓦兹的地区，真正的罪犯不是这里的居民，而是这些引人跌入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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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星期三的下午7点45分，加利福尼亚公路警官米尼库斯把弗赖伊这个小伙子抓了起来。他几乎马上就遭到了麻烦。他的警车上的一闪一闪的红灯招来了很多人，其中就有被捕者的母亲。开头她训斥她的儿子，接着她指责那位警官。由于她的情绪变得很激动，旁观的人叽叽喳喳，也表示出不满，米尼库斯一时神经紧张，通过无线电要求增援。接着他又犯了两个错误。他企图强使弗赖伊进到他的警车中去，并且转过脸去不理睬弗赖伊的母亲。她于是朝他背上扑过去。另外一些警官赶到，才把她拉开，而这时人群越发表现出愤愤不平，这些警官靠手枪使他们不敢动手。米尼库斯同他抓起来的人终于走了，但是这代价实在太高了。由于使用武力，大家在叙述事情经过时就不免歪曲，添枝加叶的结果，就越来越走样。有两个说法传播很广。一说是一个警察用警棍猛击一个孕妇的肚子。另一说是，一个警察把一个妇女朝着巡逻车猛推，而且想掐死她。这一来，群情激愤，于是拿石块和玻璃瓶向警察砸去。到晚上10点，看热闹的人群已变成一伙暴徒，他们攻击过路的人，推倒汽车，打破商店橱窗。人们所熟悉的暴乱升级的各个阶段现在已一一出现。警察在晚上11点封锁了附近的八个街区。两小时以后，约两千暴乱者冲破封锁线，在瓦兹横冲直撞，攻打外来的人，砸烂一切能砸烂的东西，抢劫商店。
凌晨3时，暴乱程度略有下降，那些闹事的人也该睡觉了；警察的巡逻使这个黑人居民区从外表上看来恢复了秩序。清晨，商店老板们把保险公司的人叫了来，伙计们动手打扫，那些对暴乱活动毫无经验的人认为这次事件已经过去了。那个星期四的晚上7点45分，也就是年轻的弗赖伊被捕后24小时，这些人的幻想破灭了。开始还只是重复星期三晚上的一切活动：青年们袭击过路车辆，扔砖头打警察，打破窗户。到清晨4点情况发生了变化。先一天到4点钟的时候，因为大家太累，这个居民区倒安静下来了，现在却是另一批闹事的人涌上了街头。这些人年龄比较大，也更凶恶，他们还都有武器。迪克·格雷戈里带着话筒到瓦兹来到处叫喊着，要大家遵守秩序，结果在腿上挨了一枪。暴力行为已几乎接近一场叛乱的程度，但是有关当局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一队担任快速突击行动的警察从瓦兹的黑暗的街道上把人驱散，他们就宣布已控制住局势了。
上午10点，发生了第一起白日暴行事件，两个白人推销员受到了攻击，这时他们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上午11点，一个警察打伤了一个黑人抢劫者。埃德蒙·布朗州长原在希腊度假，读到秩序日益混乱的报告后，急忙赶了回来。他的副州长已同意了洛杉矶警察局长调遣国民警卫队的请求。星期五下午第一批国民警卫队抵达瓦兹。那个居民区势态发展很快，当他们集合在一所小学里听情况介绍时，听到的已都是些过时的情况了。在包括150个街区的一个地区内，有五千多暴徒来回冲撞，用自制燃烧瓶放火烧屋，伏击闻警前来救火的消防队。晚上9点40分，瓦兹发生了第一起伤亡事件，一名县副警长腹部受伤致死。很快又死了三人。国民警卫队士兵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进入这个居民区，他们在到处的大火中清清楚楚地看到抢劫者拿着枪支、各种家庭用具、酒、珠宝等一切值钱的东西从商店出来。有一些商店外面涂写着粗大的字迹：“黑人兄弟”、“亲兄弟”、“黑人所有”、“一位兄弟所有”，可是其中有些仍不免遭劫。有一伙人打算焚烧橡树公园公共医院，那里实际挤满了骚乱中受伤的黑人。《洛杉矶时报》的一个黑人记者罗伯特·理查森写道：“那些闹事的人现在是在焚烧他们自己的城市，就像有时疯人会自己断肢一样。”
星期六，在屋顶上的狙击手开始把目标对准士兵和警察。消防队员领到了防弹背心。国民警卫队先增加到1万人，后又增至1.4万人。星期六在40平方英里的地区实行戒严，星期日则扩大到46平方英里。一直到8月18日，星期三凌晨还断断续续有人出击，那时在一所黑色穆斯林清真寺经过一场枪战后，抓住了35个黑人，这才算使这一事件告一结束。在一场为时达六天的疯狂行动中，死34人，伤898人，4,000多人被捕，损失达4,500万元。
瓦兹的破坏被认为是1943年底特律事件以来最糟糕的一次种族骚乱，但实际上这次事件应该说是自成一类。死亡人数一样，可是底特律事件的损失不到100万元，这一次到处都出了问题。和瓦兹同时，8月12日，芝加哥湖西区因一辆救火车驰往西加菲尔德公园去救火，路上却撞死了一个黑人妇女。黑人于是同警察和两千名国民警卫队员激战了两夜，发生抢劫活动，并用瓶子扔打白人。结果100人被捕，67人受伤。在马萨诸塞州的斯普林菲尔德（这不是在大城市中的黑人居民区），由于在一家夜总会外面逮捕了18名黑人，于是群起指责7个警察行为残暴；白人商店遭到黑人自制燃烧瓶的攻击，引起了大规模的逮捕，因而再次征召国民警卫队。四千名斯普林菲尔德的黑人举行了抗议游行，最后聚集在市政厅前，在那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全国大会副理事长乔治·威利对他们说，“北部的民权斗争”将比在南部进行过的斗争“更长期，更血腥，更剧烈”。
每次发生暴行事件之后即继之以指派一个委员会对事件进行调查研究，这是60年代的特点。布朗州长遴选了以约翰·麦科恩为首的由知名人士组成的一个专门小组来调查瓦兹事件。他们发表了题为《城市暴乱活动：是结束还是开始》的调查报告。从这以后人人都知道瓦兹事件只不过是开始，但是寻求解决办法的方式却是多种多样的。麦科恩报告大谈建立法律和秩序的必要。黑人好斗分子则抗议说，反对镇压黑人的法律正是瓦兹事件的导因。贝阿德·拉斯廷称瓦兹事件是“黑人对他们本身逆来顺受的习性进行的第一次重大的反叛行为。”白修德认为电视和广播的报道应负一定责任。白修德指责它已“越出报道的范围，而且本身成了一个因素”，他问道，“为了国内安宁的最高利益，能不能对这种利用电子传播的报道加以限制呢？”马丁·路德·金巡视弥漫着劫后硝烟的瓦兹时，并没有受到一律欢迎。这情况他也逐渐习惯了。斗争的火炬已传给了新一代的黑人领袖，而且它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火炬了。
1965年夏天种族骚乱炽烈而短暂。在8月份的第二周爆发瓦兹事件之前，那年国内本来还有希望不致发生重大骚乱事件的。可是第二年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洛杉矶又一次响起警钟，这次是在3月间，一伙黑人学生向一个白人教员的汽车扔石头，攻击其他白人，后来发展成抢劫。洛杉矶的警察从去年发生的事件中已得到不少经验了，一夜之间就把这场新的威胁镇压下去，只有两人死亡。但是，洛杉矶虽以微小的创伤为代价得免遭浩劫，全国其他地方就没有这样走运了，似乎美国的每个黑人区都在造社会的反。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黑人在4月份开始行动。到5月，加利福尼亚州的三个城市已进入战争状态。克利夫兰在6月下旬开始暴乱，两周后继之以奥马哈、得梅因和芝加哥。接下去是克利夫兰，然后紧跟着布鲁克林、巴尔的摩、珀思安博伊、普罗维登斯、明尼阿波利斯、密尔沃基、底特律、戴顿、亚特兰大、旧金山、圣路易，佛罗里达州的庞帕诺滩、佐治亚州的科迪尔、伊利诺伊州的锡塞罗和密执安州的兰辛、马斯克冈、本顿港和杰克逊。截至夏末，七人死亡，四百多人受伤，大约三千人被捕，因破坏、抢劫和纵火而招致的损失达五百万美元以上。到1966年底，美国在这年蒙受了43次种族骚乱的创伤。
在锡塞罗，一次为要求住房不受歧视而举行的黑人游行，与充满敌意的白人的反游行相遇，这伙白人一再企图冲过警察去伤害黑人。12人受伤；6名警官被投掷物击中，32名白人被捕。锡塞罗事件之所以引起人们的特殊兴趣，是因为它表明警察远不是去惹是生非，而常是努力维持脆弱的和平的。黑人之所以老是以他们为目标，是因为警察代表着政府当局，而且往往是视野中仅有的白人。在工人阶级集中区中，白人的愤懑往往同黑人的愤愤不平不相上下，甚或过之。双方都感到种族间的紧张关系。在1966年，这种冲突情绪充分表现出来了。
最初要求住房开放的示威是由马丁·路德·金领导，在锡塞罗的马克特公园举行的。当他被一块石头击中，打得他屈膝跪下时，他宣布取消这次集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芝加哥分会主席罗伯特·卢卡斯挑战性地发起新的游行，理由是“争取种族平等大会需要保持住压力”。卢卡斯是新的好斗分子的一员，1966年正是这些人逐渐当令的一年。弗洛伊德·麦基西克取代比较温和的詹姆斯·法默成为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头头，斯托克利·卡迈克尔继约翰·刘易斯任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运动的发展并不像他们所预想的那样顺利。卡迈克尔上任刚一个月，发生了一件民权运动领导者们不以为意的一件事，而这件事却显示出了领导层中的严重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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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斯·梅雷迪思在6月5日宣布，他要离开孟菲斯徒步225英里到密西西比州设在杰克逊市的州议会去。他的动机是要证明，美国的黑人是无所畏惧的。但麦基西克和卡迈克尔一类的人却认为他这种主意不切实际，纯属空想——一位运动领导人说：“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愚蠢的主意。”——他们决定不理睬梅雷迪思。梅雷迪思并不气馁。他依然受着“神圣责任”的思想支配（这是他在《在密西西比的三年》一书中的说法，这本书叙述了他在密西西比大学校园中经受过的严峻考验），他相信命运正在他出生的那个州等待着他，而他的想法是正确的，代表着命运的是密西西比州的一个中年的失业白人，名叫奥布里·詹姆斯·诺维尔。在这次旅行的第二天下午4时15分，梅雷迪思在联邦调查局的一名特工人员的护送下沿着密西西比州埃尔南多正南的美国第51号公路大步行进的时候，诺维尔从路边的灌木丛中站了出来。“詹姆斯·梅雷迪思！”他高声地叫喊着。“詹姆斯·梅雷迪思！我只要梅雷迪思！”他连续对他开了三枪。在孟菲斯的一家医院里，医生们发现梅雷迪思满身都是鸟枪弹砂。
所有的伤都不严重。诺维尔所起的真正的作用，是彻底推翻了那种认为无须认真对待梅雷迪思徒步旅行的说法。这一阵枪击立即形成一场运动，为民权运动奔走的每一个人全都参加进来。迪克·格雷戈里飞赴孟菲斯沿着和梅雷迪思相反的方向前进，麦基西克、卡迈克尔和马丁·路德·金则从梅雷迪思被击倒的地方向南方步行前进。金博士借了2,000元投入他所说的“争取自由的梅雷迪思进军”，并命令他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人大会为另一个塞尔马运动动员各种力量。
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塞尔马的成就是使黑人领导人在非暴力问题上团结起来。现在，批评金的一些人，特别是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中的那些人都已公开站了出来。在诺维尔狙击事件后的第二天，卡迈克尔对孟菲斯的一个群众大会说：“现在黑人要从白人手中夺过他们应该占有的一切。”金对这样煽动暴乱的行径表示痛心，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罗伊·惠特尼和城市同盟的小惠特尼·扬却表示同意。而这些年轻的好斗分子的言论变得更加激烈好斗了。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在1964年举行“自由之夏”时，运动的成员曾有三人死亡——其中两人为白人——一名密西西比州的白人在黑夜里被猎枪击伤，而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拉尔夫·费瑟斯通对于这一事件丝毫不以为憾，他反而高兴地认为黑人已不再那么好欺负了，并说“他们的反应是以枪对枪”。卡迈克尔讲的完全是黑豹党的语言。在亚佐市，年轻的黑人们欢唱着：“哎嗨！哎嗨！你知道！白人必须走开——必须走开！”而且，那天夜里，在亚佐市的游乐场，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23岁的成员威利·里克（由于他的福音派的风格被称为“教士”）登上一辆平板卡车发表了一番使老一代黑人领袖为之发抖的宣讲仇恨的说教。他讲到白人流血的情况，并且反复用两个爆炸性字眼：“黑人权力！”来说明他的目标。
在离亚佐市45英里的格林伍德，卡迈克尔在被拘留七个小时后出狱。在某种程度上，他的困境是由于他的好斗态度所造成。对这种态度感到灰心的自由派白人，已远不如塞尔马事件时期那样慷慨捐助了。吃和住都是一个问题，卡迈克尔原来是在一所黑人学校的操场搭建帐篷的时候被逮捕的。在他爬上另一辆平板卡车要去对格林伍德的群众发表演说时，他听到了关于里克发表演说的情况。卡迈克尔使用民权运动领袖们从黑人布道者那里卓有成效地学来的一再重复和问答的方法，提醒他的听众们：他那次是在一所黑人学校的校园里被警察逮捕的。“除了我们自己之外，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我们的街坊住所为所欲为……现在，我们将要夺取某种东西，我们要夺得某种代表性的东西。不管它是不是属于白人的——也许是黑人的。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要求——黑人——权力！”
人们喊叫起来：“说得对！”他也就抓住了这个主题：“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求黑人权力！我们要求黑人权力！对——这就是我们的要求……现在，从今以后，当他们问你们要求什么时，你们就知道该怎样回答他们了。你们要求什么？”
“黑人权力！”
“你们要求什么？”
“黑人权力！”
“你们要求什么？再说一遍！”
“黑人权力！”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罗伊·威尔金斯是毫不怀疑的。“‘黑人权力’意思就是反对白人权力……那必然也就是自己单独干。必然也就是分离主义。而这和我们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主张是完全格格不入的。”威尔金斯把它叫做：“仇恨之父，暴力之母。”马丁·路德·金最初对这一件事也讲了类似的话，虽然后来他看到各民权团体之间的联合由于这个问题的争执而走向分裂，他就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态度，把它解释成为“对于种族自尊心的呼吁，对于黑人不以身为黑人为耻的呼吁，意在变黑人的无权地位为握有积极的建设性的权力”。麦基西克认为这是呼吁采取联合行动：“除非我们能够设法把黑人的力量联合起来，否则我们就会处在一蹶不振的状态。”但是已殉身的梅德加·埃弗斯的兄弟查尔斯·埃弗斯这个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在密西西比州的领袖人物发出警告说：“如果我们沿着这些道路向黑人至上的目标进发，我们注定是要失败的。”菲利普·伦道夫哀叹这种好战的叫喊乃是“种族和平与繁荣的威胁”。他说：“为民权而战的每一个黑人，都不可能拥护黑人权力之说，因为它是与民权和取消种族隔离运动相对立的。”
《纽约时报》在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中说，密西西比州民权运动领导人之间的不和使公众对这一运动的支持减少了。一次民意测验发现，77％的白人感到黑人权力的信条正在损害黑人的事业。詹姆斯·梅雷迪思也同意这种观点。当时他正在纽约疗养，他说：“在那里似乎正在搞哗众取宠。”他在完全康复之后，重新参加了进军活动，并且受到金和其他人的拥抱。不过，他的疑虑仍未消除，他说：“我认为有些事情不对头。”他还讲到“某些胡闹的举动还在继续，我是不喜欢这种搞法的。”
在新老两代领导人之间的公开决裂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在6月23日，地点是靠近梅雷迪思进军终点的地方——坎顿。在这里，警察不同意他们在一所学校的操场上搭建帐篷。2,500名黑人拒不散开，坚守着他们的阵地。卡迈克尔喊叫起来：“我们不再逃来逃去了。”但情况并非真正如此，当警察用警棍和催泪瓦斯弹进行袭击的时候，人们逃散了。但是，当金拒绝了他们无论如何也要搭起帐篷的提议时，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的领导人抛弃了他。其中一人说：“从今以后我们自己干自己的。”接着，他们提议，由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不积极支持这次进军，应当将其排除在杰克逊市举行的盛大群众集会之外。金和在进军途中提供了医护服务的一个医护人员志愿组织反对这个决议，但是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和代表年轻黑人的另外两个组织形成了多数，决议获得通过。查尔斯·埃弗斯说：“这很好。等他们全都走了，我仍在这里”。他挖苦地说，进军完全没有注意登记黑人选民的工作。当队伍到达设在杰克逊市的州议会庭院时，乐队演奏着：“当圣徒们开始进军的时候”，这时参加其他民权运动示威活动的老战士们都注意到，以往多年曾与金共同进军的许多白人，现在都没有来。
这当然并不表示自由派从此不再关心黑人的正义事业。这也不可能从此终止已在实施中的争取黑人进步的种种计划。在那同一个月，在密西西比州费耶特进行了六个月的抵制白人商业的运动，以费耶特的各商店雇用黑人职工而胜利结束，同时还关闭了专供有色人种使用的加油站厕所，并录用了一批黑人警察和副警长。在12个月里三次被选入佐治亚州议会的朱利安·邦德，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命令，终于就职了。在塞尔马，吉姆·克拉克县警长由于他的职务需要经过选举，悄悄收起了他的刻着“决不”字样的小圆徽章。但这也无补于事，当根据他反对过的选举法令登记的黑人选民参加投票时，他落选了。
过去，几个黑人得志，全体黑人都感到心满意足。整个种族会因为这少数人的成就而自豪。现在可不是这样了，卡迈克尔引用的一位黑人妇女那年9月讲的一句话，是颇有代表性的：“拉尔夫·本奇吃的饭，饱不了我的肚子。”开电梯的工人和日挣三元的棉花采摘工也要求得到他们应得的一份。这是人之常情，也是理所当然的。但是，这些激进分子进行斗争的方法，是绝对不现实的。黑人只占美国总人口的11％。侈谈黑人革命——1966年已经谈得不少了——是愚蠢的，而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提出要求黑人抵制取消种族隔离，则更属荒谬。
菲利普·伦道夫，震惊于贫民窟的黑人和警察之间的暴力对抗，在9月竟说：“街头的进军和示威活动已成强弩之末，现在应该结束了。”他提出一个新的办法：“从街头转到会议桌上去。”10月，他本人、威金斯、扬、拉斯廷和从事民权斗争的三名其他的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了一项声明，批判了暴力、暴乱和哗众取宠，并做出结论说：“我们不仅欢迎，而且我们要求美国白人的充分合作。”马丁·路德·金一方面在原则上表示赞同，同时又不肯签字，因为他不想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他认为，那些争取黑人权力的发言人，是“肯定地和不可挽回地犯了错误”。
卡迈克尔一度采取调和的路线，把黑人权力重新解释为：“黑人团结起来形成一支政治力量，来选出自己的代表，或迫使他们的代表说出他们的要求……对他们说：‘瞧，伙计，除非你向我们提供多少学校、医院、操场和职业，我们就不会投你的票。’”但他并没有坚持下去。不久，他就不停地告诉他的听众，“如果我们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我们就要把这个国家搞得稀巴烂。”他还号召黑人“用任何必要的武器为解放而战。”在亚拉巴马州的普拉特维尔，他说：“我们来到这里要把这个城镇搞个稀巴烂，我们一定要把它搞个稀巴烂。”他把约翰逊总统叫做“蛮子”、“小丑”、“说谎的人”。他愈益强烈地表明，他和黑豹党人是完全一致的，黑豹党的口号——“权力属于人民”意味着权力属于黑人，而不是属于别的任何人。接着，就像丹东被罗伯斯庇尔接替了职务一样，卡迈克尔的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被一名更加激烈的种族主义分子拉普·布朗所代替。当辛辛那提的大部分商业区在恐怖的五天五夜里，被自制燃烧瓶搞得烈焰四起的时候，布朗对记者说，“在这些野蛮的白狗子警察滚开之前”，这里决不会出现和平的局面。接着他说：“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已经宣了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