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维·斯瓦多斯谈到六十年代初期的大专院校时说，“怕被指责为激进分子、左派分子、颠覆分子的恐惧心理似乎己经消失殆尽。许多人甚至欢迎这类称号。”来到大学校园的学生往往正是麦卡锡时代那些饱受凌辱的——在某些情况下也是受害最深的——中产阶级自由派的子女。这些人的子女决心不受恐吓和压制。他们参加了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琼·贝兹争取非暴力学会、杜波依斯俱乐部和青年社会主义联盟等组织的分会，他们十分认真，但又几乎完全不懂政治。在六十年代结束之前，他们的“新左派”手法将会触怒几乎所有的潜在的同盟者，包括他们目已的父母——这一点，有人认为，可能正是要害所在。
不过，在某些领域内，他们的本领却是很高明的。他们的示威游行往往是为电视摄影师而安排，很知道如何着眼于戏剧效果。1964年设置纠察线包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场来支持密西西比自由党就是一个例子；1967年10月向五角大楼进军是又一个例子。同样确实的是，他们常常似乎是为了使人震惊而使全国震惊。1965年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废除不许共产党员和伯奇协会会员加人该组织的禁令。新左派声称他们的神圣三位一体包括马克思、毛和赫伯特·马库塞【赫伯特·马库塞（Herbert Marcuse，1898年－1979年），现代西方哲学社会学中影响很大的法兰克福学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译者】，而且他们热烈信奉马库塞的“有区别的宽容”学说，也就是压制那些被新左派认为谬误和危险的观点。他们反对后备军官训练团、征兵和凝固汽油弹，那是合乎逻辑的，在毕业典礼上退席也是一种正当的抗议，但是他们提倡炸毁公共建筑时，连马库塞本人也表示了异议。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某些领导人几乎是醉心于暴力的。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伯纳丁·多恩谈到沙伦·塔特凶杀案时说：“瞧！他们先把那些猪猡杀掉，然后就在死尸躺着的同一间屋里吃饭，后来他们甚至用叉子戳进一个死者的肚子！多带劲啊！”
新左派对社会的看法基本上是具有密谋性质的。他们认为社会是由一个本身受企业家、军事领袖、公司巨头等“权势上层人物”操纵的既成体制所统治。他们隐约地谈论革命，但是真正的革命是要从巩固国家政权开始的——而这又是他们极力反对的。同所有的运动一样，他们的运动也有一批特殊用语：“对话”、“创造性的紧张”、“无商量余地的要求”、“非暴力的”以及其他等等。但是这些用语的含义往往是模糊的。例如，无商量余地的要求可以成为可以商量的；对警察投掷石块和瓶子被算作是非暴力的。
表现为蔑视传统职业、衣着和政治的年轻斗士的叛逆心理，1964年在伯克利就已经开始了。第二年春季，当这个校园又开始震颤的时候，克尔校长曾说，“这所大学及其伯克利校园经不起再面临这样一次对抗了。”实际上接下去是长达四年之久的骚乱。伯克利不过是许多骚乱的校园之一。1965年伯克利的事件首先震动了堪萨斯大学，那里因为学生进入校长办公室举行静坐抗议，反对大学生联谊会有男女之分而有一百一十四名学生被捕。这以后，几天之内，从西海岸到东海岸的大专院校都已摆好阵势。
耶鲁大学学生因为一位受欢迎的哲学讲师没有得到续聘而举行了示威。旧金山州立大学举行了一次反后备军官训练团的大会之后，有五个人进了医院。在费尔菲尔德大学——康涅狄格州耶稣会办的一所学校——学生破门进入一个锁着的书库，把里面的禁书全摆到供大家阅读的书架上去。布鲁克林学院的学生把他们的校长从讲合上嘘了下来。在纽约的圣约翰大学——全国最大的天主教学院——学生要求取消对他们的出版物的审查。密执安大学的学生示威反对提高电影票价；斯坦福大学三位系主任抗议在课堂中朗读色情诗而辞职。新泽西州的费尔利·迪金森大学的学生为“表达学生的普遍不满”而组织了纠察线。从1966到1967两年间骚乱继续不断，其中主要的暴乱发生在圣何塞州立学院，威斯康星大学、衣阿华大学、科内尔大学、长滩州立大学，还有已发生过一次骚乱的旧金山州立大学。而所有这一切，仅仅是大动荡的1968年之前的集给力量。亨特学院的校长说：“昨天的象牙之塔成了今天的散兵坑。”
这些富于战斗性的大学生虽然充满热情，但却收获很小。学生天然都是过客；他们一毕业，新学生就又进来，没有什么能够保证新来者不采取不同的路线——象这次运动中的新学生实际上所做的那样。向来不稳定的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在六十年代末期分裂成为两部分：革命青年运动甲派，又称“气象员派”，以及谴责“气象员派”是“冒险主义者”的革命青年运动乙派。学生们还有其他的困难。他们的基本前提之一是荒谬的。“其荒唐之处，”本杰明·德莫特写道，在于“他们认为如果你对越南战争、种族主义、贫困和一般生活水平感到不满，那么你把大学这个桥梁炸毁就行了。”
学生们的第二个不利方面，是他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1966年他们很有信心地反对罗纳德·里根竞选州长，结果出乎他们意料之外，里根以差不多一百万票的多数获得胜利。同一天，共和党在国会增加了五十个议席。“1966年选举中最明显的灾难之一，”亨特·汤普森指出，“是新左派对自己的影响的错误估计。激进派和嬉皮士联盟原来指望选民们会抛弃国会中的‘右派，战争贩子’，但是结果却是‘自由派’的民主党人受到了打击。”不仅如此，分析家还断定，在加利福尼亚，新左派反对里根，反而在实际上帮他增加了选票。既然找到这么一个大众关心的问题，里根便尽力加以利用。他以对学生中的反叛分子过分宽大为理由，迫使克尔辞职，而另行任命主张强硬路线的塞缪尔·早川担任旧金山州立大学校长。
对搞政治的学生抱敌对态度的，不限于加利福尼亚州。中西部一个州的议会把州立大学预算削减了三千八百万美元，并且提高了学费。其他各州的议会也大都提出旨在扑灭学生中的不满情绪的议案，并通过了八项。俄勒冈州长汤姆·麦考尔在谈到示威者时说，“美国人已经感到厌烦得无以复加。”卢·哈里斯报道学生家长中的百分之六十二认为，大学校里维持纪律比鼓励求知欲更为重要。“简而言之，”《生活》杂志评论说，“不同辈的人在最根本的问题上意见不一致，这个问题就是：‘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当然，在其他问题上、不同辈的人也有交锋。示威是六十年代青年亚文化最容易看得到的表现之一，但是他们的亚文化并不限于此。整个六十年代中，时事评论员谈论得多的是关于通讯、性关系和麻醉品等方面的“革命”。青年在这些方面的“革命”中都是很活跃的，而这些“革命，”也部分地塑造了他们，这也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断定选举结果是亨特·汤普森所谓的“进一步残酷地证明按既成体制的条件而与之斗争确实是无益的。”不同辈之间已经出现了鸿沟，而这个鸿沟是深不见底的。
※※※
最狂妄的那些人炫示着写有“不要相信任何三十岁以上的人！”的横幅和徽章；这是令人痛苦的；多少三十岁以上的美国人想要再度变得年轻，想要分享青年们的风尚和热衷的东西。他们也放着唱片，大跳其瓦图西舞、滑行舞和村舍乳酪舞，蹦蹦跳跳掷飞盘游戏，冒着生命危险去骑摩托车，观看“毕业生”也哄堂大笑，甚至还玩巨型球。披头士乐队首倡留长发之后，青少年跟着学他们的样；不久之后，中年人也开始仿效起来。为了使自己显得年轻一点，男女都戴上了假发。往往是嬉皮士给成年人创立新式样。鲁迪·根赖希说：“我瞧青少年自己是怎么个装扮的，我把它加以定型，也许再掺进点我自己的设想，这就成了新式样。”年龄大一点的美国人对流行歌曲舞也着了迷，向少年们打听哪里可以跳这种舞；一些轻狂的年轻人就告诉他们到“文森特·凡·高－高”或“从前又从前”去。妇女们则去找整容外科医生做提眼皮手术（三百五十美元）、鼻子手术（五百美元）、面部修整手术（六百美元）、面部剥皮手术（五百美元）、割除粉刺丘疹手术（二百七十五美元）、充实胸脯手术（一百六十五美元）、腹部去油手术（五百美元）和大腿去油手术（六百五十美元）。“年轻就是好”，《生活》杂志在有关六十年代的一期专号上说，“正如人们一度都想要有钱一样，现在人人都想变得年轻或显得年轻。服装式样、电影、书籍、音乐，甚至政治，都是倾向青年的。”
六十年代初期，美国人口的半数都在三十岁以下。随后半数都在二十七岁以下。再后则半数都在二十五岁以下，并且其中十七岁和十七岁以下的占百分之四十，其中十八岁以下的增长速度四倍于其他人口的增长速度。虽然如此，仍然有不少人对有人称之为青年的“乙烯基塑料－小型－可膨胀的狄斯奈幻境【美国动画片制片人沃尔特·狄斯奈在洛杉矶附近办有一个充满幻境的游乐场。——译者】式的流行文化，”抱着严肃的看法。青年的辩护者提醒他们，苏格拉底曾经写道：“我们的青年现在喜爱享受。他们没有礼貌，蔑视权威，不尊敬长者。当今的儿童成了霸道的人。”这种说法的言外之意是，既然希腊人那么早以前就为青年问题所苦恼，今天为此而发愁的人也就是无事生非了。格雷斯·赫钦格和弗雷德·赫钦格则反驳说，真正的向题应该是：“希腊后来怎样了？罗马后来又怎样了？或者，任何由约束自己而变成放纵自己的文化后来都怎样了？”
六十年代里有时看来美国几乎要变成一种由儿女统治的政体。赫钦格夫妇写道，青春已“形成为一种崇拜对象，人们立意加以延长、享受它，而且从商业上空前地加以迎合。”特别是在新的市郊，青年们看来是在马上得到满足这样一种哲学的指导下抚养成长的。阿格纽、比利·格雷厄姆、艾尔·卡普把问题歪曲了，但是问题确实存在，并且是可以争辩的。“自我表现”和“儿童中心”是这种纵容主张的部分说辞；在学校里这一倾向往往引向一种“选修”科目的制度，而其实学生年龄太小并不知道如何选择。老师应该被看成是一个伙伴，而不是什么更高级的人。要求初等学校的教师使用有限的词汇，有时只是无限制地重复那么二十个或更少的词。（其结果被概括为据说是某一位教师在她的汽车撞了一颗树时所讲的一句不朽名言：“瞧瞧瞧、哦哦哦，糟糟糟。”）
儿童听说自己同父母一切平等，就认为家庭里的种种决定都应当付诸表决。这就叫做“民主式的生活”。往往却意味着混乱的生活。戴维·里斯曼在《代达鲁斯》月刊上提到这给一个陌生人的印象时说：“象在穷苦农民家里，人和山羊，鸡和其他家畜同处一样，这里的客人可能受到儿童骚扰，因为儿童被当作心爱的玩物，有客人来也不由看管的人带开。”
《代达鲁斯》季刊另一位哈佛大学撰稿人亨利·默里，指出一项意外的后果。他说，大多数十几岁的青少年集团都是“由一种反权威、反父亲的默契连系起来的。”只有强硬的人，才能在家里受到尊敬。社会似乎也在阴谋反对作父亲的人。触犯他最厉害的事物之一是电视。电视节目里的父亲都是些可怜虫。“给爸爸让个地方”中说话没有人听的爸爸，仅仅因为他妻子讲话的声音比他大，只得听她摆布。“单身汉爸爸”中的本特利舅舅，受到他外甥女和仆人的有意的羞辱。还有挖苦地称作“爸爸最明白”的一组节目中，一反传统的主角安德森先生，对他的孩子们种种奇特恶作剧的反应永远是这样一句话：“咱们躲着，看看结果会怎样。”
广告商小心翼冀，生怕得罪青年；全国十几岁的青少年每年要花费二百五十亿美元。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学生斗士竟然如此强烈地反对实利主义；他们自己就是历史上占有意识最强的一代。里斯曼在《孤独的人群》中写道，在美国，“儿童开始被当作消费者来对待的年龄越来越小了，”又说“中产阶级的儿童在四五岁时就有了固定的零用钱，”并且这零用钱“是打算要用掉的，而在早一些的年代里，零用钱是作为鼓励节俭的。”
讨好十几岁青少年的广告商把他们叫做“现时的一代”、“新人”、“百事可乐的一代”以及“随意去哪里、随意干什么的一代”。约翰·布鲁克斯指出，他们是约翰逊繁荣时代最明显的受益者：“美国青少年，象其他人一样日益有钱了，只是更引人注目一些。国民财富的日益增长加上已成为民族习惯的对青年纵容，使他们手中的钱的数目空前增大了。”但使他们能偿付一切开销可并不容易。1964年，哈佛大学不能算是贫穷的1939届毕业班报告说，他们之中百分之七十八感到供给子女钱花成了他们做父母的人的主要问题。其中只有百分之六的人说，给他们的子女灌输道德价值观念也同样是件难事。这些子女可并不都是那么有道德。一个男青年只要花十二元五角钱就可以给一个女青年买一只“关系稳定”的指环，看起来完全象一只结婚戒指一样；至少决没有一个汽车旅店的经理能辨别出来。如果第二天他们自觉有罪，他们可以到某处专为青少年设立的教堂去祈祷赦罪。俄勒冈州波特兰的伊曼纽尔医院甚至附设了一个十几岁青少年住院部。弗兰克·泰勒在《星期六晚邮报》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怎样在医院里玩乐》的文章描写了这种住院部的情况。其中的病人享受着“无限制的小吃、爵士乐即席演奏联欢会，以及病人轮椅赛跑。”古板的营养专家远远地躲在一边，听凭十几岁的青少年“每天午饭和晚饭顿顿都吃面包夹小红肠和汉堡包。”
给青年的读物包括一个叫威廉·门宁格写的《怎样做一个成功的青少年》。书中“怎样同父母一起生活”的一章里叙述了对付企图发号施令的父母的技巧：“维持家庭和睦和保证合作的最好的办法之一，是定期举行家庭会议讨论重大事情。”给青年出主意的也不乏其他来源。《芝加哥每日新闻》辟了一个青少年闲话专栏《优秀的青少年》；《妇女家庭杂志》上设有《青年写照》专版。供青少年阅读的廉价期刊包括《不为人知的青少年爱情故事》、《青少年时代》、《好莱坞的青少年》、《十六岁杂志》、《青少年世界》、《青少年大军》、《现代青少年》、《青少年电影》等。他们阅读的杂志则有《天真姑娘》、《向姑娘们召唤》和《十七岁》，后者在1961年庆祝创刊十七年，在一篇耸人听闻的社论《这是我们的生日》中写道，“《十七岁》已经十七岁了……大家不都是吗？”
“我曾是一个少年佛兰肯斯坦”是为青少年摄制的较为令人难忘的影片之一。《青少年》杂志的编者查尔斯·劳弗说，“音乐市场有史以来首次完全由青少年所左右。”他们是历来最爱好音乐的一代，他们的鉴赏力，有时是非常高的；摇曳音乐的一代简直没有可能越出披头士乐队、琼·贝兹、鲍勃·迪伦和四十四岁的B.B.金。后者是被他的同代人不屑一顾达二十一年之久以后，由六十年代的青少年发现的。不幸的是青少年另有一些崇拜对象在艺术上是属于安迪·沃霍尔的布利洛假发和坎贝尔牌汤罐头式音乐一流的，其中也有淫秽的普雷斯利。普雷斯利的嗓音和外表至少还是独具一格的。而大多数摇滚音乐明星却并非如此。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们是一模一样的——矮个子青年，眼着要发胖；这些人靠艰苦的饮食控制、鼻子整容手术、无形眼镜，精美的发型装扮起来供公众消遣。而他们其实并不会唱。大多数歌喉甚至在剧院后座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是在同声室里加以放大，制成录音带然后拼拼凑凑去掉走调的音。他们出现在听众面前时，只是装作唱歌的样子，而由扩音器播放唱片。他们扭着屁股，弹指劈啪作响，脸部做出一副愁眉不展的表情，却去糟蹋一些好歌，如《我曾经默默地爱过你、爱过你、爱过你》，或《是的！雨水主要留在平原上》。贾尼丝·乔普林在她因饮用威士忌和毒品伤身致死之前不久曾说，“我对于青少年的意义，是使他们可以不失童心，却仍能赢得胜利。”披头士乐队中的约翰·伦农说，“我们现在比耶稣还吃香。”他们的听众也许会对这类话感到厌恶。他们毕竟已经习惯了毫无意义的词句——一个作者在《喇蛄》杂志上写道，“要学会忘却，”这是对该颓废派青少年杂志的读者讲的比较明智的一句话。珀杜对二千个青少年进行了民意测验，问他们什么是美国青少年面临的最严重的向题。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说是粉刺。
警察却不会同意这种说法。过去的十年间，青少年被捕的人数猛增了百分之八十六。在“从加利福尼亚到缅因的一些中学”里发生了仅仅一个星期的暴力行为之后，《时代》杂志的一条大标题就宣告《青少年作乱了》。鲁思·肖恩勒·卡文教授出版了第一本关于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少年犯罪，其中包括她所说的“酒精－汽车－性行为”的社会学教科书。在一些原来很安宁的居民区，重罪案几乎已是常见的事。联邦调查局报告，美国因凶杀、强奸、抢劫、严重殴打、盗窃、偷汽车等罪行而被捕的人，年龄十八和十八岁以下的几乎占了一半——而在郊区则在一半以上。1960年许多郊区开始订立青少年行为守则，但是这些守则没有法律地位，遵守全在自愿；它们的主要价值只是证明父母的权威已经破产。《酗酒少年》连环画中的警察说，“在这些小子们看来，社会不值一个屁，”而情况往住确是这徉。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父母和子女的价值观念有惊人的差异。盖洛普测验报告说，四分之三的青少年说他们知道考试中作弊是很平常的事。他们对此并不感到什么不安。
在富裕人家嵌有护板墙的娱乐室里普遍存在的青少年吸毒会的最早的证明，是1960年韦斯切斯特县的警察缉捕队发现的。震惊过去了以后，父母说还好不是酗酒。接着，加里福尼亚南部旅游地圣卡塔利纳岛的警察宣布说，富裕人家十三四岁的儿童酗酒已成为平常的事，还说今后要向酗酒儿童的父母收取每小时二元五角美金的照看费，直到父母领回为止。从全国的范围来说，青少年中经常喝酒的，估计占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六。在纽约州的扬克斯，高中学生经常喝酒的占百分之五十八，其中百分之六十四说他们是驾驶着家里汽车出去喝酒的。在费城郊区的玫瑰谷，父母允许孩子带着成瓶的酒去参加聚会。他们的父亲充当酒吧招待员。这不由得使人们纳闷，克拉伦斯·戴【美国当代作家，著有《与父亲一起生活的日子》，改编话剧后，卖座历史不衰。书中的父亲是个比较老派的父亲。——译者】的父亲对此会怎么想。
六十年代一再出现的新闻报道，除了城市少数民族集居区的骚乱、一年一度的达拉斯市事件周年纪念、战争的暂时停火外，还涉及到新港爵士音乐节和洛德代尔堡青少年饮酒发生的骚乱。然而，青少年喝酒的普遍程度是不应当使人感到惊奇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在表现他们的社会身分。富裕、缺乏真诚的责任感，以及置身于失业人群之外的地位，使他们具有有闲阶级的一切特征。
六十年代的青少年在他们感到无聊和喝醉了的时候，往往破坏性很大。密苏里州汉尼巴尔一条简短的新闻，使人凄伤地感到人们所珍爱的一个美国神话已应更改了。在汉尼巴尔的卡迪夫山脚下树立着一座有名的汤姆·素亚和哈克贝利·费思【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所作两部小说的主人公。】的塑像，两人都光着脚，肩上扛着钓鱼杆；一块牌子上刻的字说明，这里就是汤姆和哈克两人“随心所欲地游戏和闲逛”的地方。可是，任何男孩子在六十年代后期，如果天黑以后学他们的样，就要冒被逮捕的危险。因为青少年破坏他人财产行为的增长，年轻人晚上10点钟以后在卡迪夫山一带——实际上在汉尼巴尔的任何地方——游荡，都是禁止的。
这是一条严峻但又必要的法律；在密苏里和其他地方，破坏财产确实是个实际的问题。1968年2月，在自助食堂里发生多次起哄摔碎餐具的事件之后，纽黑文中学的学生，在一个星期之内，有三十人被捕。芝加哥的梅伍德郊区有五百个学生因抗议返校节上选出美女而同警察发生了武斗。还有芝加哥的邓巴中学的将近三千名学生跑出课堂去投掷石头砸汽车。在一次典型的郊区事件中，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里亚一伙青少年——政府官员的儿女——用垒球棒击碎汽车挡风玻璃，造成了七千到八千美元的损失。当他们被捕以后，他们说这样做是“为了好玩”。还有一种流转颇广的暴力的表现方式是，强行闯入他人的聚会。有一个时期，每一个周末，在韦斯切斯特、费尔菲尔德、罗克兰、巴克斯等县——都是围绕纽约的一些高级的郊区——都发生大批这一类事件。典型的情况是，六个或八个青少年不速之客，在别人的宴会进行得最热闹的时候闯进去，砸开这家家长的酒柜，砸毁玻璃器皿和家具。
有时请来的客人更厉害。他们互相比赛看谁能把主人家破坏得最厉害。一次令人难忘的舞会是为了庆祝金发姑娘费尔南达·沃纳梅克初进社交界，在她继父母在长岛的南安普顿三十间房的大宅邸里举行的。被请去参加的有八百多当时《时尚》杂志称之为“漂亮朋友”的儿童。当乐队离开以后，他们之中一百二十七个人把那大厦破坏得一塌胡涂，砸碎了窗户玻璃、扯下窗帘，在吊灯上打秋千、拆毁电话机，砸坏电灯、装走用具并把大部分家具丢弃到海滩上。这场恶作剧的损失，据估计约在三千至一万美元之间。
富裕家庭的年轻人往往破坏得最凶，不过，无论在哪里都可能发生骚乱。有一次美国独立纪念日，在衣阿华州的阿诺兹公园里有五百个喝醉了的青少年向警察猛掷石头、啤酒瓶和混凝土碎块；骚乱是由他们中的一个人向警长挑衅开始的，他喊道，“嗨，兔崽子，这地方我们要接管了。”在芝加哥，一个摇滚舞音乐会——为了促进同青少年的友好关系而由市政官员安排的——不得不中途取消。在第一次演出中，观众站了起来挥舞轮胎链条和木棒；受伤的有一百三十五人，包括六十五名警察。
北达料他州大学直到该校学生刊物《学生》提仪在附近札普镇举行一次欢乐的周末之前，是国内最安宁和最守规矩的校园之一。札普镇长诺曼·富克斯很高兴，他写信给附近的各大学，保证供应“特殊风味的札普肉饼”和“愉快、纯洁、大吃大喝、令人笑得肚子疼、流眼泪的大量欢快。”他搞了一件印有“北达科他州札普即欢闹”字样的圆领汗衫，并且宣布这次盛会叫做“札普集会。”大家谈论着札普有可能成为北方的洛德代尔堡。达位镇长根本不理解这一切的含意。他管辖的全镇，人口才只三百。到了1969年5月9日星期五的傍晚，有差不多一千个学生——其中百分之九十是男生——从五个州来到了札普。三家酒馆挤满了人。当气温表降到冰点以下时，学生们在街中心点起了篝火，他们把酒馆的桌子和座椅拔下来当柴火。随后他们又开始破门闯进店铺和人家。拳斗开始了。一辆救火车开到；他们夺取了车子，把它拆毁。在五百名国民警卫队员到达之前，来宾们已经造成了一万美元的损失。
南方的洛德代尔堡从来没有面临过同这完全一样的问题，因为在那里5月份从来没有出现过结冰的温度。但是佛罗里达州那一年同样也受到年轻的纵火犯之害。在为时十五个月的一段时间内，根斯维尔的佛罗里达大学校园里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之多的（一百二十起）、起因不明的火灾。消防队长们认为整个校园建筑有被夷为平地的危险。在休姆宿舍楼的寄宿生供认纵火之后，这危机才算得到解决。住在宿舍楼东西两侧楼的学生比赛那一侧楼能够引来更多的救火车。这一事件的特别惊人之处是，这是前几代的人决不可能想象的事。休姆楼竟是一座女生宿舍。
※※※
讲求斯文的机构里的男厕所很久以来都在小便池上悬挂“离开盥洗室之前务请服装整齐”的提示牌。有教养的年轻男子是不需提醒的；早有人教导他们不要当众系裤子上的钮扣。因此，当弗朗索瓦兹·多莱亚克在1966年电影“间谍所在之处”里从盥洗室走出来，当着她的合演男明星戴维·尼文的面伸手到大腿分叉处，毫不在乎地拉上裤子的拉链时，他们不免吃惊。正是这种时刻使人想到两性之间的微妙平衡已经改变，并可能永远地改变了。妇女越来越多的参加了一向被认为是男子的职业：电话线务员、采矿机工人、沟渠挖掘工、卡车司机、特工人员。也有更多的妇女染上了男人的恶习：当众酗洒、少年犯罪、聚众殴打。妇女解放运动领袖泰－格雷斯·阿特金森把婚姻叫做“奴役”、“合法的强奸”和“无偿劳动”，并且不同意“为依赖感所束缚”的异性间的爱情。妇女解放运动不限于美国；1970年伯纳代特·德夫林被她的崇拜者称为“爱尔兰当年的红人”，而挪威一千一百六十二名在远渡重洋中怀了孕的女水手，向她们的政府要求并得到了补贴。但是，在六十年代末期妇女大规模上街的却是在美国：芝加哥是三千人，印第安纳波利斯两干人，波士倾两千人，而在曼哈顿有五万妇女，大步走过第五号大道，去掉乳罩的束缚，任其胸部明显地摇来晃去。
参加妇女解放运动的人抛弃乳罩不过是流行式样中许多变化之一。当迈娅·法罗把头发剪短以后，姑娘们全涌向理发馆，好让自己也可以象个小伙子。她们挤到陆海军商店去购买水手粗呢上装、海军军士衬衫和喇叭裤。方头，低腰的笨重皮鞋也深受她们的欢迎。许多女学生使用刮脸后润肤剂代替香水，以至于使商业杂志《福布斯》抗议说男人女人开始都是一个味儿了。1966年，伦敦东区出生的模特儿特维吉体重才九十一磅，于是妇女们节制饮食以便能够象她一样，尽管瘦骨嶙嶙原被看作是反女性的。她们的意思是要看起来坚强些。发亮的尼龙织品变得时髦了，还有硬邦邦的金属纺织品。上衣与长裤相配的一种女子服装也出现了——不是那种漂亮的松散便裤，而是男人式的、按身材定制的长裤。这种裤子的拉链或扣子不在侧面，而是象弗朗素瓦兹·多莱亚克一样在正中拉上拉下的。而且据说有些女孩子的裤子前后都可以拉开，这样她们便可以站在小便池前撒尿。巴巴拉·塔克曼【美国当代女史学家，著有《八月炮声》。——译者】不满地说，太多的女人开始象洛丽塔【美国当代作家纳布科阿夫同名小说女主人公。——译者】或者说象驯狮人了。一个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人把她叫汤姆大婶。【当系借用“汤姆大叔”。——译者】
在这一运动的最上层既有搞同性关系妇女，也有搞两性关系妇女；凯特·米利特说，她有时就跟妇女睡觉，琼·贝兹也承认她干过一次同性关系活动。参加这一运动的人都很讨厌被看作是“性玩物”；女孩子们都反对男人对她们吹口哨，也不愿意做意在挑逗男性的淫荡的广告。而且，参加该运动的大多数女孩子仍愿找男孩子；一位两性关系的解放运动领导人格罗丽亚·斯坦纳姆说：“男人都以为妇女一获得解放，她们对男人来说便失去性感了。但他们不知道，如果妇女获得了解放，她们只会反而有更强、更好的性感。”贝蒂·弗里登证实“美国妇女的性饥渴已越来越严重。”戴维·里斯曼发现“数百万妇女”己变成“自觉的性的消费者”，并“同男人一起成为性生活的拓荒者。”过去称行为放肆的妇女为“野”或“浪”的年纪较大的美国人对目前发生的情况简直无法理解。艾森豪威尔将军在1967年参加他孙女的毕业典礼时对那些穿着超短裙的女孩子们说：“脚腕子上下差不多看来总是很干净、很漂亮的，到了膝头就差不多总不好看了。”但那些女孩子当然都知道，男孩子们感兴趣的地方还要高。
无疑越来越多的女孩子在到处找机会，她们常常结成对儿去街头闲逛或在周末跑到大学校园里去。单身汉跑到芝加哥拉什街一带幽会酒店——如“狱中”、“内库”、“76精神”——去喝一杯酒，马上就会有些女孩子自动上前提出愿意“陪伴”他们，并作出新姿势来挑逗他们。纽约大学女生三分之一的人都参加过和全然陌生的人做一夜夫妻的活动。据1960年全国性调查，婚前与人性交的女孩子的数目不止增加了一倍；在五年的时间中，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五。在欧洲，调查人员发现自愿描述自己的性经历的男孩子比女孩子多一倍；在美国情况可恰恰相反。中学生也全都摆出一副淫浪的神态。《十七岁》杂志发现，为了这一目的，它的订户中使用涂眉油的人数从四十年代后期的五人中有一人，现在激增到了十分之九。鲁迪·根赖希说，二十年前，女孩子都尽量让人看上去显得温柔、天真；可现在，“她们还不到十七岁便练出了一副放浪的、有意显得淫荡的神情。”外表端庄的妇女几乎已经绝迹了。任何下流话也不再使她们感到吃惊了；她们自己也说。她们要是想男人，她们会自己说。
一度控制极严的电影，现在是尽一切可能去探素性交大观。离开白宫职务去就任美国电影协会会长的杰克·瓦伦蒂领导之下，好莱坞于1968年采用了一项影片分级制度。G级影片全家可看；共他的为M级（指供成年观众看），R级（限制十六岁和十六岁以下的人观看，除非有家长或监护人陪同）和X级（十六岁以下的不论什么人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允许看）。
在六十年代后期，每个电影季节的X级影片都比前一季节的更有发展。甚至报纸上的电影广告都成了不应当让儿童看到的东西。“我很好奇（嫉妒）”放映时被认为是可怕的，……但新出的影片很快地就使它过时了。“调皮姑娘”一片的广告说，该片“使好奇的嫉妒显得失色，”事实确也如此。
达拉斯地方检察官亨利·韦德说，“若是在科顿圆形竞技场看到性杂技表演，我也不会感到太奇怪的。”在曼哈顿四十二号街上第七大道和第八大道之间的街区上，一个警察说：“知果一位矮小的老太太想要买一份《纽约时报》，她就得爬过三排的《操屄》杂志才能拿到。”——所有的淫秽杂志为了竞争发行量而竞相刊载比别家杂志姿态更淫荡和肉体露得更多的模特儿照片。……
性在一些不可思议的地方也成了问题。教皇保罗对避孕问题反复思考达五年之久，最后于1969年7月29日以题为《关于人类的生命》的一篇七千五百字的通谕中加以否定。数以百万计的美国天主教徒群情愤激。旧金山大学（属耶稣会）的城市生活研究所，公布说他们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是赞成避孕的。年轻教士的绝大多数是同意的（但是年纪大一点的教士有百分之九十以上不同意）。在华盛顿有几位教士举行了一次静坐抗议；另外有一百四十二人给他们的大主教管区为首的枢机主教巾帕特里克·奥博伊尔送去了一份抗议书。当这位枢机主教在圣马太总教堂里开始宣讲论服从时，教堂会众有二百人从座位上站立起来，傲然阔步走了出去。布法罗有七位教士因反抗性的言论被一所神学院开除。但是造反仍继续蔓延。第二年，圣保罗－明尼阿波利斯大主教管区的前助理主教同纽约一个离过婚的女人结了婚。很快，教士结婚——往往是同跳墙出来的修女结婚——的消息就不新奇了。
很多性欲知识是从实验室得到的，由穿着白外套、拿着记秒表以及其他东西的科学家加以观察。其中最有名的是威廉·马斯特斯和弗吉尼亚·约翰逊，他俩最后也结婚了。他俩在圣路易市生殖生物研究基金会的机构的发现是非常有价值的，但对交配的测量和摄影却把爱挑剔的评论家吓坏了。马斯特斯－约翰逊设备的最精采部分是一个通电的塑料阴茎，里边有一个小照相机和冷光照明，以便观察和记录阴道中发生的情况。
所有这一切过去对于年轻人是一种沉重的精神负担。前几代的人因为社会风气，怕丢脸、担心可能染上性病或怀孕——这对于女子来说是灾难——而对过早的性关系存有戒心。现在社会风气已经大大改变；社会对于婚前的性关系采取了宽容的看法。性病的传染已经消灭。（这十年的后期，由于乱搞男女关系重新风行，性病再次出现，并成为全国性的流行病。）“只要这事舒服，我就愿意干，”一幅在大学生中流行的墙画公开这样写着。性交很舒服，他们也就经常干。现在反正有药丸，避孕套和各种用于子宫内的子宫环，子宫帽等作保护。
六十年代后期，打胎已极容易，女孩子于是感到更安全了。但避孕方法的改善对于失足者人数的增长并无责任。这情况早己出现。在1940年到1960年期间，非婚生育的数目增加了一倍，而这些妈妈中有百分之四十全是十几岁的女孩子。据赫钦格夫妇调查，在某些特殊的社会中，一个女孩子在她过十六岁生日的那天就一定得和她的男朋友性交，如果她拒绝，她就会被人看不起。奥克兰有一所中学，女生怀孕的太多，学技只得同意她们都回去生完孩子再来上课。纽约东部阔人区的一家医院报道说：未婚母亲的数字在六年间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七十一，《纽约时报》更引述玛格丽特·麦科马克博士的话，说女孩子怀孕“一度是大学里的间题，现在在高中或初中也成向题了。”纽约一个初级中学在一年里发现了二百四十起怀孕事件。1961－1962年的冬天开始普遮使用避孕药，到了1967年女学生生下私生子的数目才逐渐下降了。但是决没有人认为这是由于性交活动不那么流行了。
色情充斥的美国文化现状无疑应对婚前和婚外乱交活动的增加负责。色情无处不存在——平装书的书架上，电视屏幕上、广告中、杂志里、流行歌曲里、戏剧，音乐以及日常谈话中都有。据贝蒂·弗里登说，某一心理研究机构发视在六十年代期间，各种大众宣传工具中涉及到性向题的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五十。《纽约时报书评》注意到兽与人的“爱情”故事已十分流行。邮局因递送色情作品而收到的抗议信在六年中增加了一倍，1965年是十三万封。
“应先作好准备！”在一张招贴画上一个穿童子军制服的女孩挺着怀孕的大肚子大笑着说。童子军总部要求赔偿名誉，法院对这个案件根本不受理。“使用避孕药物：这样就不用怕贴得太近了”，这是一份“计划做父母”的广告中的话。曼哈饭最大的旅馆，纽约希尔顿旅馆按小时出租房间。性生活失意的人（或夫妻）拿着《星期六评论》或地下报纸中的个人广告到处去寻求新的对手。谁都知道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夫妻交换会的主要活动地点；男人们把他们的房间的钥匙扔在一张桌子上，妻子们便过去随便抓一个，抓着谁的钥匙便和谁一块儿去睡觉。
年轻人说，如果中年人可以互换老婆玩玩，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先试试老婆的好坏？有些地区对这个问题感到不安，考虑到有些诱惑的可怕作用，便试图依靠地方自作的规定来防止这种性泛滥。有一个时候，在公共海滩上游泳的妇女所穿的游泳裤必须把两边屁股各包二英寸。不久，肯尼迪的寡妻在一张照片中却只穿一身三点游泳衣，这规定便立即被打破了。此外还有一些挑逗性的歌曲。
密执安大学的一个女生说：“从没有一个人说‘不干’的。”那么多人一说就行，大学女生却还有三分之一是处女，这也真是怪事。在有些情况下，父母实际把女儿没有性经验着作一件麻烦事，要是其他方面无问题，他们当然愿意他们的女儿保持处女身份。但在这一代人中，什么事都成问题。一个十几岁的姑娘如果对性缺乏正常兴趣，就很可能是已堕入了另一种为青年人预备的圈套。她可能——在某些地方还十分可能——是一个严重的吸毒者。
※※※
本世纪中期化学疗法的最初发展是有益的。三十年代后期出现了磺胺药物。接着出现了青霉素（1943年）、链霉素（1945年）、可的松（1946年）、促肾上腺皮质激素（1949年）、土霉素和金霉素（1950年）、脊髓灰质炎菌苗（1955年）、萨宾菌苗（1960年）。以眠尔通与利眠宁为前驱的各种镇静剂，把精神病患者通常住院的时间减少了一半。所有这些药物初问世的时候都叫做“神效药”。有了这些药物，自从人类史早期就折磨人类的一些病害被制服了，有些还被消灭了。1959一年里，医生开的镇静剂处方超过五百七十九吨，让人多少可以看出这些药物适应的需要。近在五十年代初期，每当夏季几个月，小儿麻痹症就使父母们感到惊恐；1952年一年，发现的病例有五万七千起。这种情况现在仅仅存在于记忆之中了。
药物革命有其阴暗的一面的最初迹象是在1962年出现的；当时有八千欧洲妇女因服用一种叫瑟利多迈德的新产品镇静剂而生出缺四肢的婴儿。幸亏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的弗朗西丝·凯尔西医生反对，瑟利多迈德没有获得许可在美国通用。然而，一些为了调查的目的试服这种蓝色药片的孕妇，也生出了畸形的婴儿。如果一种药物能够产生这样的作用，那么什么是不可能的呢？美国人药柜里的药物之多是空前的。医生们这时一年要开出价值差不多二十亿美元的药丸的处方，其中包括新的巴比土酸盐剂和安非他明，催眠药和抗抑郁剂。此外，还有一个巨大兴旺的黑市。每年制造的八十亿粒安非他明或叫它兴奋药九，其中约有四十亿是非法出售的。外行常把兴奋药丸和巴比土酸盐叫做“软”毒品，而把海洛英、吗啡和可卡因叫做“硬”毒品，但是药物学家深知叫法正好应当相反；旧的那些毒品使有瘾的人镇静，而新的毒品使人产生危险的和难于预料的情绪。有些已成了美国文化的一部分，因为为大家所熟悉，以至于有了流行的外号。其中有“兰坚鸟”（阿米妥钠）、“红鸟”（速可眠）、“黄胡蜂”（宁眠泰尔）和“兴奋丸”（巴比土酸盐加安非他明）。
新合成药中受到最广泛讨论的，是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简称LSD。这东酉最初是由瑞士巴塞尔的桑道兹制药厂的艾伯特·霍夫曼博士于1938年离析出来的，但性能尚待发规，在实脸室里搁置了五年，没有受到重视。发现它的性能是在1943年4月16日。霍夫曼的手指皮肤吸收了一点LSD，他开始产生各种幻觉。这引起了他的科学好奇心，于是有意地服了二百五十微克——约一粒细盐大小的量。他在日记里说明了药的作用：“我的眼晴闭着，五颜六色的、变化不定的、奇异的幻象把我惊呆了……声音被转换成了视觉感，以至于每个声调每个音响都引起相应的彩色图景，象万花筒似地变化着形态和色彩。”简单地说，他经历了一次幻游。
新泽西州神经与精神病研究所的汉弗莱·奥斯蒙德医生给LSD创造了一个新名称。他称之为psychedelic，意思是“精神扩张”。六十年代开始的时候，公众还不知道有这么一种无色、无臭、无味的毒品。后来哈佛大学两位心理学家，蒂莫西·利里和理查德·阿尔珀特开始给他们的同事、作家、艺术家、教士和自愿的囚犯做实验。利里和阿尔珀特两人于1963年被哈佛大学辞退了，但是到这时，LSD已经有了声价。经厉一次幻游或叫入境，在大学校园里成了身份的标志。食品及药物管理局对此颇感不安，于是警告大学校长说，服用这种药剂是一项“有害的和危险”的行为。桑道兹制药厂停止制造这种药物。密执安州、新泽西州、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都通过法令禁止生产任何形式的这种药物。但是完全不起作用；服用的人仍然越来越多。
1966年，LSD已经家喻户晓。就连离群索居的人都知道什么叫幻游、经历幻境和精神扩张。教士和牧师举行会议，讨论LSD在宗教方面的作用。流行音乐厅——还有美术馆和博物馆——用电影、幻灯片和彩色闪光灯来使人联想到服用LSD时所产生的效果。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其中有些是伪造的——被用来吓唬那些想试试幻游的人。据说有一个服LSD过量的青年在一辆卡车以每小时七十英里速度驶过来的时候，用燕式跳水法跳到它的前面去。据说十几岁青少年在LSD影响之下，躺在原野上，眼睛凝视着太阳，弄得双目失明。这个说法后来有人揭发是谎言。但是美联社证实，有一个年轻人到警察局去自首，他说他进入LSD的幻境已经三天了。他问道，“我是不是杀了我的老婆？我是不是强奸了什么人？”结果是他被控告杀死了丈母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