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用者描述他们感到沮丧，甚至感到想杀人，有的则说他们是怎样变成了大乌鸦，或是变成了耶鱿基督，或是变成了六英寸高的小人。心情不安的父母向人述说他们儿女的遭遇：“我的儿子服用毒品。他跑到圣路易斯去，那里是宇宙的星占学中心。他遇见了希特勒和林肯。”还有，“我的儿子回家来过圣诞节。他的样子可怕极了。他光着脚在雪地里骑他小妹妹的自行车。邻居们都把孩子们叫回家。人家都怕他。”
但是服LSD的人——他们叫它“酸剂”——描写他们的幻游却是令人心醉神迷。一个向《纽约时报杂志》投稿的人写道：“当一个人可以就坐在马路边沿上，吞下一丸药就可以一连几小时在头脑里听到奇异的音乐时，谁还需要什么爵士音乐或甚至什么啤酒？一粒优质的酸剂，价钱是五美元，花上这点钱你就能够听到上帝领唱、圣灵打鼓的宇宙交响乐。”
披头士乐队唱过“黄色的潜水艇”，意思不过是游幻境的委婉说法，另外还有一支含有LSD味道的歌曲叫“草莓田”。小学的学童回家反复唱着按“雅克兄”曲调配的词，使他们的妈妈听了感到惊讶。歌词是：
『大麻叶，大麻叶，
LSD，LSD，
大学生在制造它，
中学生在服用它，
我们为什么不行？
我们为什么不行？』
有时侯，好象整个一代人都在服用麻醉剂了。事实上，自己服用药品和麻醉荆引起的嬉皮士运动，或反文化运动，开头的规模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大。这个运动实际上是五十年代“疲塌的一代”的延续。六十年代初期，疲塌的一代移居到旧金山的梣树岭地区。一个叫做“杰斐逊飞机”的爵士乐队正在一个叫做“模式”的偏僻不出名的夜总会里演奏着最早的酸剂摇滚音乐。他们一伙以及“感激的死者”正在拉翁达受到肯·克西和他那帮“快乐的恶作剧者”的款待。拉翁达是克西的住宅，位于旧金山南五十英里的一片森林里。在这里，克西和他的“恶作剧者”请来宾们喝搀LSD的凉饮；也是在这里，克西写出了“有人飞过杜鹃巢”（1962年）和“有时有个好念头”（1964年）等歌曲。
“恶作剧者”一面听着猛冲的、压过其他声音的酸剂摇滚舞曲，一面进行光线和色彩的试验，池们穿着奇特的服装，并且形成了后来在美国每一处居民点和世界上许多地方广为流行的一种生活方式。但当时还未风行。去参加由“飞机”和“死者”乐队伴奏的舞会的人很少。大多数舞客仍然比较喜欢查理·帕克型的爵士乐。这些新音乐家画出一些招贴画，描绘LSD幻游的视觉影响。但是很少有什么人欣赏。最初他们把这些早期的精神扩张艺术的样品免费赠送，后来以一美元一张发售。《壁垒》杂志的编者曾说这些画的印刷是“大半看不清”的，但是到了1967年，某些原画在旧金山最高级的画廊里要卖到二千美元一张。
那时，《旧金山纪事报》的一个记者已经把这些新的放荡不羁的人命名为“嬉皮士”，这运动也己先成为全国性的运动，后来更成为国际性的现象。嬉皮士聚居点在纽约、波斯顿、芝加哥、洛杉矶、亚特兰大等地都大为兴旺起来，嬉皮士飞地在墨西哥、加拿大、伦敦、罗马、东京等地——甚至在老挝也建立起来。到这时，嬉皮士运动的许多创始成员都已经退出了；他们讨厌那些风头主义者卖弄花哨地接见新闻记者和电视评论员。“当嬉皮士的最好的年头是1965年，”这个运动的著名的采访记者亨特·汤姆森说，“但是那时没有多少东西可写，因为各种情况在社会公众面前显露得不多，而私下里发生的又都是非法的。尽管外面知道的不多，真正的嬉皮士之年是1966年，到1967年关于它的宣传已经席卷全国了。”
1967年的“爱情之夏”，有些人靠贩卖DMT、墨斯卡灵、迈瑟德林、LSD以及更受普遍欢迎——也更安全的——大麻叶发了财，这些毒品是售给那些中产阶级及其上层中感到幻灭的子女的，那些人离开了自己认为是令人窒息的端正生活，“去干他们自己的事”而涌向嬉皮士群居村去。波特、布、玛丽简、草、玛丽·沃纳——他们所知的大麻的一些别名——在墨西哥每公斤（二点二磅）卖二十五美元，走私到了美国，每公斤可卖一百五十至二百美元，分成了三十四袋一英两装的小袋零售，每英两可以卖到二十五美元，即每公斤八百五十元。“乔烟特”——大麻烟卷——街头上每支卖一美元。海洛英的非法买卖更是有大利可图。马赛的地下药剂师把每一公斤的吗啡改制成海洛英可以赚得七百美元。曼哈顿的经营者用一万美元购进一公斤的海洛英，然后分装入塑料袋，每袋只含有百分之五的海洛英，其余是白糖或奎宁粉。用这种方式卖，原来的二点二磅可以赚到二万元。这项买卖的市场正在不断扩大。联邦麻醉品和危险药品管理局估计，单单一年之内美国就有六万八千人吸毒上瘾。
的的确确有几十座城市都建立起共享会、共在会和共爱会。就象十年前“疲塌的一代”一样，旧金山也是这个运动的焦点。主要的地下报纸《神谶》就是在旧金山出版的；也是在旧金山，最初的一伙“挖掘者”——以十七世纪英国为穷苦人在生荒地上种粮食的一个兄弟会的名称命名——为了使贫困的嬉皮士能够吃上饭而自己倾家荡产。食物分配工作在一个“乞讨公园”里进行；这种作法被称为“白给政治”。
参加反文化运动的青少年人数究竟有多少，完全看你对这个词如何定义了。如果把吸大麻香烟的人全计算在内，那人数就大得惊人。美国医学会毒瘾调查会主席亨利·布里尔医生估计试吸大麻的美国人从六十年代初期的几十万人，到六十年代末增加到八百万人，其中多数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这还远远是最保守的估计；美国公共卫生署估计的数字是两千万人。《花花公子》杂志的一次调查报告说，全国百分之四十七的大学生承认吸大麻烟卷，不过只有百分之十三的大学生说他们经常吸用。高收入家庭的成员吸得最经常。只有百分之二的人承认他们直接把迈瑟德林式“来的快”——液状安非他明——注射入血管，而只有百分之一的人服用其他毒品成瘾。
※※※
嬉皮士最兴盛的一年可以说是始于1967年3月26日的复活节礼拜日，那一天有一万男女青少年聚集在纽约中央公园的牧羊草地上对爱情致敬。他们放风筝，掷飞盘，手位手连成“爱之圈”，互相在脸上涂抹色采，单调重复地喊着：“香蕉！香蕉！”这是由于当时流传一种荒谬的说法，说香蕉皮碎片具有引起幻觉的性能。同一星期天，国土的另一边，有一万五千青少年在旧金山欢呼利里博士象花衣吹笛人似的号召：“转向热闹的现场，听听当前发生的事情，离开高中、大学和小学……跟我走，这是艰苦的道路。”
接着发生的是数以万计的父母经历的一场恶梦。六十年代的父母对自己童年时代的大萧条记忆犹新，他们不能理解国家己经变得如此富裕以至能够养得起流浪汉，也不能理解他们自己的儿女会要参加流浪者的行列。“这些年轻人的样子看起来象游民，举止也象游民，”美联社报道说，“但他们不是普通的游民。他们大多数都曾在中产阶级的环境里生活过，读完了高中，并往往是达到了美国人的梦想——大学毕业。”现在，由他们的父母寄出的照片和附有悲份的寻人启事登上了警察派出所的公告牌。这些照片没有多大用处，因为照片都是这些年轻人还是规规矩矩的时候拍摄的，同他们现在新的生活方式毫无相似之处。
警察能够做到的都做了。救世军在东村设立了叫做“响应”的咖啡馆，在这里，十几岁嬉皮士少年都被规劝回家去。流浪到梣树岭的少年逃亡者由教会办的“美洲越桔”之家收容下来，然后设法同他们的父母联系。一位医生在旧金山为嬉皮土设立了一个免费诊所。他几乎立刻就被孕妇、性病病人和因使用不洁净的针管而染上肝炎的病人弄得门限欲穿。在梣树岭几乎每一个嬉皮士都患有伤风或流行性感冒。很多人都试图在金门公园睡觉过夜，没有想到，一套隐藏着的喷灌系统拂晓时便自动开始喷灌。
最有害于健康的当然是各类毒品。嬉皮士无法知道他们买到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路易斯·拉萨格纳医生发现很多人买到手的是兽医用的麻醉剂或者干脆就是尿水。那年夏天有不少人试服STP，这是“地狱天使”牌摩托车燃料中使用的一种新合成的添加剂。约有五千至一万只胶囊装的STP被分送出去。嬉皮士少年很欢迎这东西，给它命名为“精神扩张的珍品”。医生们发现这东西危害极大；如果同LSD的一种解毒药氯普马嗪同服的话，STP是可以致命的。被别的嬉皮上叫做“来得快”或“迈瑟鬼”的服用的是迈瑟德林；当他们陷人沉醉状态的时候几乎什么都干得出来。与此同时，步法罗的梅门·科恩医生宣布，对LSD和氯普马嗪的初步研究表明，两者混合服用会产生染色体的损份、自发性流产，或造成畸形婴儿。
这年夏天，长途游览汽车安排了穿过梣树岭的路线以便使游客能够看一看那里的奇特景象。（有时会有一个嬉皮士举着一面镜子在汽车旁跟随着跑。）在这里，还有在东村，还有一些客串的嬉皮士，或称作“逢场作戏者”——他们实际是特意来逛逛的规炬人——前来度一个周末，到星期一早晨又衣冠整齐地去上班工作。新左派对嬉皮士的态度是有矛盾心理的。最初，当利里继马里奥·萨维奥之后成为年轻人的崇拜对象时，新左派的作家赞扬了嬉皮士的坦率和自发性。里根竞选取得压倒的优胜后，情况就转变了。许多幻想破灭的斗士承认失败，放弃了希望，宁愿一连几天沉醉不醒。他们说嬉皮士的力量是非政治性的。新左派感到刺痛，反驳说嬉皮士缺乏“稳定性”和“劲头”，说他们“理智上无能”，并说他们实际上是“虚无主义者”，说他们对爱情的观念是“笼统、不具体，到了毫无意义的地步。”当然喽，嬉皮士回答：这是他们的事，他们仍将这样做下去，你们管你们自己事去吧。
嬉皮士少年的最直接的威胁不是来自父母、警察、旅客或新左派，而是来自他们寄居地区的下层少数民族集团。梣树岭是一个工人区；纽约的东村居住的是意大利人、黑人、波兰人、犹太人、波多黎各人和乌克兰人，他们全都想爬到下层中产阶级去。那些游手好闲的青少年藐视自己阶级地位的情况，使当地的少数民族甚为恼火，因为那种地位正是他们渴望为自己的子女求之不得的。美联社援引了一位刚被解雇的二十岁的搬运工的话：“这些猫儿想退出来。想一想这对于努力想进入的人是怎么个滋味？”
一个吹笛子的抗议说：“我们嬉皮士是爱人的；我们决不是顽固派。”他感到惊讶地说，少数民族把他们的聚居区看成是“他们的地盘”。他们的确是这样想的。一个黑人抱怨嬉皮士“按管”了汤普金斯广场公园。这个公园原是属于他和他们同族的；属他们所有的东西不多，但至少这公园是他们的，而现在这些令人恼火的不请自来的年轻人却硬要同他们分享这个公园。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本来随时可能发生的暴力现在冲向不能自卫的嬉皮士。那一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少数民族的小伙子们在汤普金斯广场袭击了一个二十九岁的嬉皮士姑娘并把她的衣服剥光。在中央公园一个十五岁的嬉皮士姑娘和她十七岁的情郎（很典型的，她不知道他的名字，对她说来，他旧叫“诗人”）受到黑人的袭击，女的被强奸了，男的被打得不省人事。在加利福尼亚，一个贩卖毒品的人被杀死并且右臂被砍掉。几天之后，又有一个贩毒人被杀，尸体装在一个睡袋里，悬挂在峭壁上。
很显然，那一年的夏季发生着可怕的情况。骗子和窃贼也到处追踪年轻人。在《家庭》杂志上埃德·桑德斯把嬉皮士运动比作“被受伤的豺狼包围在山谷中的肥胖兔子。”他写道：“想要了解1967年春季和夏季旧金山的梣树岭地区的狂乱，几乎不得不住在那里才行。当时全美国到处都有人说，要寻求爱情和鲜花的快到旧金山去吧。”但是在梣树岭等待他们的却不止这个。“那山岭吸引了留着长发的邪恶犯罪分子。骑摩托车的人用粗暴的虐待狂的手法要把LSD的市场夺过去。满脸粉刺的服用迈瑟德林的年轻恶棍出卖着劣等的麻醉药。恶魔般的和恶魔加强奸犯双料的嗜杀成性分子充斥纷乱的临时免费寄居处。人们开始在公园里遭到抢劫。种族纠纷也发生了。”在这一切之外，还有一个经常去阿弗朗舞厅听“感激的死者”乐队表演的长满胡子的小个子精神病患者，他喜欢卷缩得象胎儿的样子躺在舞池的地上。他的秘密野心是劝诱女孩子和狗作下流动作，把一位美丽的女演员的眼球挖出来，然后涂抹在墙上。后来在梣树岭人人都记得此人。他的名宇就是查尔斯·曼森。
象“疲塌的一代”的思想一样，嬉皮士风也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留下去——放荡不羁的气质在美国是有宽阔深厚的基础的——但是作为这一年人们所着到的那种形式的运动，却是注定要消亡。所缺的只是最后的结尾。这一结尾发生在1967年10月8日的夜间。在一代人之前，1931年6月8日那天，一个名字富有诗意的纽约姑娘斯塔尔·费思富尔之死，象征了那行将结束的那一时代的不可思议和腐败堕落；约翰·奥哈位的《巴特菲尔翻8》就是根据这个事件写的。现在另一个上流社会的姑娘在曼哈顿被惨杀，结束了1967年的嬉皮士之夏。她的名字叫琳达·雷·菲茨帕特里克。她刚十八岁，白肤金发，是一个有钱的调料和茶叶进口商的女儿。她登记的家庭住址是她父母在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一座邸宅，但是10月9日星期天，在纽约的下东端，一百六十九B大道一座褐色沙石建筑的公寓的锅炉房里发现了她的裸着的尸体。
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地点。左右两侧是一家破落污秽的废旧品商店和一家黑暗的酒食铺子。那锅炉房里散发着狗屎和垃圾的异味。一盏没有灯罩的电灯泡照着剥落的油漆、塌坏的涂墙灰泥、粉刷过的砖墙上爬着蟑螂，地上放着一个肮脏的床垫。琳达是同一个名叫詹姆斯“可爱的”哈钦森，身上刺着花纹的流浪汉来到这个恶臭的幽会场所的。按照侦探和警察局外科医生拼凑起来的情况，经过如下：琳达己脱光衣服爬卧在床垫上，这时她和“可爱的”发现室内还有别人。这地方常被用来作为贩毒品的交货地点。有四个“来得快”正处于兴奋麻醉状态，他们决心要和“可爱的”共享他的女友。她拒绝了。“可爱的”企图保护她，自己的脸部被人用一块砖给砸扁了。琳达被强奸了四次之后，她的睑部也给砸扁了。两具死尸脸朝上被留在那里；在一个墙角里发现了琳达的黑色抽纱裤衩。
三个黑人男子很快被逮捕了，但是公众对琳达比对害死她的人更为关心。琳达显然过着双重生活。在格林威治她是上层社会的家庭里受到庇护的有教养的孩子。同她的父母一样，她也是一个主教派教会教徒；她最喜爱的消遣是在高级的“圆丘马厩”的布满红叶的骑马道上骑马，她父亲回想起在当年8月里自己曾表示过对嬉皮士的憎恶，而琳达的评论是“同我的差不多”。她母亲回想起：“琳达从来不是很迷恋男子的。她非常腼腆。”过了劳动节周末之后，琳达告诉她母亲她不想回到她在马里兰上学的高贵住宿学校奥德菲尔兹去，她想搬到纽约去画画。她母亲后来说：“归根到底，琳达的整个生命就是艺术。她的热烈欲望是要在艺术界搞出一点名堂来。”她告诉她父母，她在格林威治村一家高尚的旅馆里有一间房间，同她合住的是一位来自好人家的二十二岁的名叫波拉·布什的接待员。这样，父母就同意了她的计划。
“波拉·布什？”旅馆的职员说。“当然啦，我记得琳达，但是并没有什么波拉·布什，只有一个保罗·布什。”琳达的家里后来得知她在东村曾和许多男人来住，她还用格休威治家里寄来的钱为他们和自己购买毒品。9月下旬，她以为自己怀孕了，她向另一位姑娘吐露她担心不知LSD对婴儿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星期六晚上，在她死去之前三小时，她曾告诉一个朋友，她刚注射了一些“来的快”并陷人沉醉兴奋的状态中。事后使她父母最痛心的是，他们发现琳达在东村认识的人对她的死漠不关心。一个女嬉皮士说她们虽然哀念“可爱的”，“那丫头死不死不值什么。”
同一个星期里，嬉皮士在旧金山的金门公园里烧掉了一具标有“爱情之夏”字样的灰色棺材。棺材里装了橙子皮、孔雀毛、吉样饰物、旗帜、十字架和一块大麻味的饼干。这次仪式叫做“嬉皮士之死”。送葬者一面唱着《上帝保佑美国》和《诃利黑天》，一面看着燃烧，之后，他们大声喊道，“嬉皮士已经死了！现在自由人将会获得成功！”暴力行为使这个运动丧失了活动能力，商业主义也起了同样的作用。游客们涌到梣树岭和东村两地的手工艺品商店。渴望得到一点钱的嬉皮士参加拍摄了一部大型的西部幻觉影片“印第安施舍者”，戏中扮演县警长的不是别人，却是蒂莫西·利里博士。旧金山的精神扩张商店的老扳罗恩·西林哀叹道，“那种精神已一去不复返了，”接着，他的商店就停业了。“集休形象”组织的一个老成员罗杰·里科说道：“情况再也不象从前了。嬉皮士都到哪里去了？”
※※※
「美国人物画像：卡尔·赫斯三世」
非此／即彼。
按照卡尔·赫斯的看法，每一个认真的人必须在两个极端之间选定一个坚强的立场。
他要么是一个“民兵”，要么是一个“气象员”派；要么是一个宁死不红的铁杆保守派，要么是一个新左派斗士；要么是一个三K党人，要么是一个黑豹党人；要么是一个反犹太主义者，要么是一个互助共生解放军的持枪成员。如果你不赞成战略空军司令部向克里姆林宫的男子盥洗室扔一枚炸弹，那你就应该赞成把泛美航空公司大楼炸掉。不存在什么中间地带，只有一种信念和这种信念的敌人；只有一种方法来挽救世界，一种方法来毁灭世界。社会并非复杂得不可思议，而是简单异常。人们只需要在两种绝对之间，黑与白之间，善与恶之间作出选择罢了。
1954年他作为极端保守的右派一个报酬很高的油滑的代言人在《美国信使》杂志上写道：
『如果美国不产生那种突然厌恶扯谈生活而伸手取下墙上挂的枪自己使用，或者交给需要使用它的受迫害者的话，那就不成其为真正的美国了。』
1970年，作为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和黑豹党的满脸胡须和满身破烂的圣哲，他骄傲地展示了一份他将亲临得克萨斯大学校园的通告：
『学生会发言人委员会（就是给你们带来过阿比·霍夫曼的那些人）介绍：卡尔·赫斯——走得很远的幻游人、斗士、共党、无政府主义者、精神反常者！！现任《壁垒》杂志的副主编。』
他从来没有认识到两极实在是同一的。表面上看来他是从一极摆到了另一极。实际上他一动也没有动。到头来他还是站在他原来的起点——还是同政治中心点保持最远的距离。
他在1923年出生于菲律宾一个大庄园里。他的性格不是由他父亲——一个浮夸的百万富翁——而是由他母亲——过去华盛顿特区的一个职业妇女——所塑造的。性格坚强的西尔玛·赫斯发现她丈夫是一个拈花惹草的人，就离开了他，带着小卡尔回到华盛顿，宁愿担任电话接线员而不接受赡养费。她定了一条规矩：她那小小的儿子必须读完一本书才能得到一件玩具。在他进入幼儿园之前，已经通读了威尔斯的《世界史纲》。
年轻结实的赫斯到十多岁时读过的书比他的老师都多；因而对他们不感兴趣。在他看来，教育还是一种有组织的官僚制度。他十四岁的时候就已经认定现存制度是他的敌人。为了表示反抗，他这时进入两所高极中学，又分别向两校申请转学到另一校去。赫斯虚报年龄——他看起来要比他的年龄大——在共同广播公司网找到了一个工作。在他担任编写新闻节目期间，有一天他借用了他上司的汽车。一个警察交给他一份违犯交通规则的传票，这才发现他的真实年龄，于是他被解雇了。现存制度获得了胜利。现存制度总是会获胜的，但是他永远也不会停止与之斗争。
接着，他作为《亚历山大报》编辑部的稿件传送员，开始对党派政治着了迷；这同样也将成为他终身摆脱不掉的念头。民主党拒绝了他。由于共和党的极端保守派支持个人自由，他成了一个右翼共和党员。不论他的见解有无可取之处，他的才干是无可置疑的。他满二十岁时，已经是《华盛顿每日新闻》的一颗正在上升的明星。不久后主编打电话到他家告诉他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指定他负责这方面的新闻。赫斯回答说，为了罗斯福的死亡新闻不值得他起床出去，于是被解雇了。
他先后担任了《航空周刊》的新闻编辑，一本儿童自然科学读物的作者、《捕鱼者杂志》的主编，并且自1950年至1955年间担任了《新闻周刊》的版面编辑。如果他摆脱得掉束缚他的思想枷锁，他本来很可能成为一名出色的新闻记者的。可是实际上，他越来越全神贯注于右翼理论，为保守的《探路者》周刊编写反共专栏，主编《反攻》杂志和H.L.亨特的《事实论坛》，并同其他一些人——包括小威廉·巴克利——共同创办了《国民评论》。同时，他还定期为《美国信使》月刊撰稿。在这个月刊里，他抨击了罗伯特·奥本海默、联合国，以及他本人就是一名终身会员的全国来福枪协会的批评者。（“如果拉丁美洲人人都有手枪，他们就会有民主。”）他宣称，国民警卫队是反对联邦政府独裁的最强大的保障。他赞成秩序，赞成军队中下级服从上级，以及“由尊重权威的服从而产生的纪律”。
到了1960年，赫斯对朴实的个人主义的抒情般的赞扬，为他在俄亥俄州庞大的钱皮恩纸张与纤维公司获得了担任董事长助理的闲差。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郊区一所华贵的住宅，有十七套定做的服装。他在钱皮恩公司的任务是劝阻敢作敢为的工会组织者，并对雇员灌输忠城公司的思想。该公司不时把他外借给右翼智囊班子。他为众议员梅尔文·莱尔德汇编了《保守派文件》。1960年他为理查德·尼克松撰写政策性论文；1964年他作为巴里·戈德华特的首席顾问，替这位参议员匆忙赶写了接受党的提名的演说稿。他说戈德华特提供了“难得的人选，而不是应声虫。”
接着事情突然发生问题。林登·约翰逊不但获得选举胜利，而且是依靠赫斯所崇拜的英雄，大企业主的资助而获得的。赫斯发现他的一份右翼刊物的后台老板因得到联邦农业补助而发了财。但最大的创伤，是戈德华特的惨败使赫斯在“老大党”的各种圈子里完全不受欢迎了。按照惯例，曾经为一次失败的竞选很好出过力的人是可以指望在党的其他仍然在职的成员手下获得一个职位的。他在国会山上挨门挨户，希望通过共和党找到受雇的机会，但是毫无所得。谁也不要他担任任何职务。到了第二年春季，他已是穷途末路，愿意去充当国会大厦的电梯司机。就连这样一个职位对于他也是求之而不可得。最后他落得在华盛顿一家机器厂上夜班焊接推土机。
这年是约翰逊为越南战争进行第一次大规模军事集结的一年。赫斯大为吃惊。这说明现存社会体制已失去控制。他看到了自己的错误，并得出结论，“我的大敌不是哪一个特定的国家——比如，不是古巴，也不是北越——而是国家本身。”在他看来，极端保守派的反共狂热把他们引到一种灾难性的错误。他们曾经信赖联邦政府的权力，结果使官僚制度得到胜利。他崇拜的新英雄是主张权力归于人民的黑豹党，以及“气象员”派嬉皮士：“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正在提出一些基本的政治问题，而警察为此正在对他们镇压。”他开始阅读无政府主义的作品，并且宣传反对权威——藐视法律、抵制征兵、隐藏政治犯，如果政府宣布没收你的住房，要拒绝迁出。
他的生活方式也逐渐改变了。他遗弃了他的妻子，留起一脸胡须。他把那些定做的服装留在衣橱里，现在，头戴卡斯特罗式的帽子，赤脚穿上网球鞋，身穿一件破烂的野外茄克衫和褪了色的绿色工装裤。由于他拒不交税，因此不得拥有财产。他住在阿纳斯科希阿河上一个女友的一艘可供住家的船上。他对一个记者说，“我捻接绳索，油漆甲板，并且密谋反对国家。”他的密谋限于在校园里演讲，在黑豹党集会上激励听众，以及为《壁垒》和《艰难时世》杂志写稿子，但是联邦调查局在密切地注视着他。
他的一些现在在尼克松领导之下管理政府的老朋友为他惊讶得发呆。在通往权力的走廊里，他们低声讲说着关于他的故事。他侵占着联邦的土地。他曾参加一次摩托车竞赛而折断了一条腿。人们见他背着旅行背包和一些人所共知的罪犯一起在特区闲逛。他曾经鼓吹没收一切公共财产和大公司财产，身上带着一张世界工人党的党证，曾经在一次反战暴乱中被捕，曾经在一次向迪克斯堡进军中受到瓦斯弹侵袭，曾经在一次激进的大会的高耸着一面大黑旗的讲台上讲过话，曾经获得《花花公子》杂志当年度最佳非小说性文章奖——一篇对意志自由论的赞歌。
声调柔和、肌肉发达、长的漂亮的赫斯，在那可供住家的《平静号》船上继续在密谋策划着。他的前舱璧上安放着自己心爱的来福枪，象征着他认为一个人有权保护自己不受官僚们奴役的持久信念。他的周围堆集着文稿：有讲演草稿，自传的笔记、小册子、一本论资本主义国家邪恶的书的手稿。他哀叹“戈德华特现在站到既成权力机构一边”是“可悲的，非常可悲的”事实。他听说这位参议员曾拒绝谈论他，但是他对此是能够理解的。他沉思地说道，“如果巴里认为我疯了，我一点也不会感到奇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