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8年有损公共利益的罢工事件中也包括孟菲斯的清洁工人的罢工在内。这次罢工是马丁·路德·金在他临死前不久曾经支持过的。同一年，纽约还发生一起垃圾工人的罢工，结果10万吨发臭的垃圾遍布街道，洛克菲勒州长到底只得屈服，同意给垃圾工人增加原来林赛市长拒绝的425元的工资。接着，纽约的警察设纠察线包围了市政府，高呼“警察权力”！他们随便以假想的疾病请“病”假，懒洋洋地看着驾车人把车子停在公共汽车站或其他不准停车的地方。消防队员工会的首领为了讨价还价，通知工人不再干检查楼房和消防龙头等日常工作。1968年秋，纽约市的5.8万名教员中的大部分曾前后三次分别举行罢课。还有空中交通调度员，他们对于头顶上待降落的飞机堆虽然感到不安，却串通一气故意减慢降落速度。
到60年代末，这种不顾社会服务工作的风气发展到了顶点。全国75万邮递员中有20多万人决定停止递送邮件，原因是年工资由6,176元开头，经过21年才达到8,442元。尽管他们的领导人劝告说，按照联邦法律，他们会被罚款1,000元，监禁一年，失掉养老金，还会被列入黑名单，再不可能受雇于其他政府部门，但是属于美国劳联－产联的全国邮递员联合会所属哈顿－布朗克斯地方分会的6,700人还是投票决定罢工。很快大纽约市的其他邮递员也纷纷响应。这次罢工后来蔓延到阿克伦、布法罗、克利夫兰、芝加哥、丹佛、圣保罗和旧金山等地。
这次罢工在美国邮政史上是破天荒头一遭，而且破坏性很大。纽约邮局平日每天收发的信件和包裹共约2,500万件，全国的平均数是2.7亿件。许多企业被迫中断业务。纽约各家银行不能收到每天平均达3亿元的存款，40万领取救济金的人收不到支票，证券交易公司不得不雇用装甲卡车在华尔街上来回送证券。到第六天，国民警卫队出来处理纽约的邮件，到第八天，邮递员才恢复了各自指定路线的投递工作。这些邮递员像其他罢工的公务员一样，也从非法罢工中得到好处。国会决定给他们增加8％的工资，从前一个月开始补发，并且建立了独立的美国邮政总局，其作用，除其他工作外，也包括进一步照顾邮递员的苦处。
遴选最高法院新的首席法官一事也是1968年许多纰漏中的一个。厄尔·沃伦依然精力充沛，但因年龄关系决定退休。到3月19日，他已年满77。6月19日早晨，他打电话给约翰逊总统，说明了自己的决定。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以前还从来未有过哪届最高法院在决定时代发展方向上起过更大的作用。在沃伦领导下，最高法院已经为取消学校的种族隔离、学校祈祷方式、共产党人的权利、色情文学、被告的逮捕与定罪，以及关于重新分配立法权的“一人一票”决议等引了路。沃伦曾主持过15次最高法院开庭期。而现在，想要行使总统一切职责的林登·约翰逊也有机会遴选一位新的首席法官。他任命法官阿贝·福塔斯为首席法官，同时挑选得克萨斯州会议员霍默·索恩伯里接替福塔斯的职务。
这两位都是总统的老友。福塔斯同总统十分接近，三年前才由总统安插在最高法院。约翰逊毕竟是约翰逊，他非得把这两项新任命搞得复杂化不可。他要等参议院认可他对福塔斯的提名，然后才接受沃伦辞职；于是在福塔斯牢靠地就任后，索恩伯里也就可以去接替福塔斯原来的位置。但是，相信会在11月里占有白宫的共和党人却很执拗。他们把福塔斯和索恩伯里称做“落选官员”的提名，并且故意嘲笑福塔斯是总统的“老友”。
密执安州参议员罗伯特·格里芬是17个持反对意见的共和党人的首领。一开始，看来他们是不能成事的。参议院少数党领袖、伊利诺伊州的埃弗雷特·德克森把“任人唯亲”和“落选官员”的说法中叫做“轻率之谈”。他说：“你决不会偏偏去找来一个敌人，把他安插在最高法院里。”他还谈到林肯、杜鲁门、肯尼迪等总统，都曾任命过各自的朋友。为驳斥格里芬，德克森说：“现在我们该是对自己使用的语言多加点小心的时候了。”正是在参院司法委员会决定举行意见听取会时（为首席法官职位的提名而举行听取会在以前是没有过的），福塔斯看来还是拿得稳的。第一个证人，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指出，在福塔斯的任命被确认以前，总统让沃伦继续留任，这种情况是有不少先例的，有许多较低的联邦法官都是在他们的前任仍在工作的情况下被任命的。
现在问题在于福塔斯本人。他被严加盘问了四整天，真不是滋味。根据宪法，他处在证人地位，不能讨论有关个人的决定，否则就会公然破坏分权的原则。可是，反对派参议员却把大部分时间用来朗读福塔斯曾经参与做出的那些自由派的决定。接着，他们还就他作为法官时的某些行为方面提出了若干问题。这也属分权的问题，但他在这方面却被刺痛了，作为最高法院的成员之一，他不应该干预行政部门的工作，然而他没有做到。他承认自己曾经参加过白宫有关战争和黑人区暴乱问题的会议，还曾给哥伦布百货商店巨头拉尔夫·拉扎勒斯打过电话，对他进行申斥，因为拉扎勒斯说过越南战争有损经济的话。福塔斯申辩说，法官对总统提建议的事是有许多先例可循的，可是像通常涉及约翰逊的问题那样，这里有着一种令人讨厌的感觉，总感到其中有点见不得人的事在进行着。现在只需再加一根稻草就会压断骆驼的脊梁骨了，而这根稻草居然有了。该委员会了解到，福塔斯曾经因在一系列暑期班讲课得到了1.5万元的酬金，这笔钱是估计自己即将因某些案件到最高法院受审的商人提供的。
司法委员会以17票对6票通过了任命，但是共和党和南方参议员却开始来阻挠议事进程。参议院要有2/3的人投票才能停止阻挠议事，这时候，德克森不再帮福塔斯的忙了。他不肯支持停止阻挠议事的行动，甚至说他也还不一定投票赞成任命，因为最高法院推翻了芝加哥杀害警察罪犯的死刑的裁决激怒了他。关于结束辩论表决结果，是45票赞成，43票反对，远远不到所需要的2/3的票数。福塔斯请约翰逊撤销提名。总统“十分遗憾地”同意，并说他根本不打算再提名了。接着5月份的《生活》杂志揭露，福塔斯还从路易斯·沃尔夫森的家族基金会中获得过2万元酬金，而沃尔夫森操纵股票的罪行曾经送交最高法院审理过。虽然福塔斯后来把这笔钱退了回去，华盛顿还是感到震惊；眼看还会有其他的揭发提出，他便辞了职。福塔斯和戈德堡离去，一位共和党人住进了白宫，未来的最高法院显然不会再那么开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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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美化和崇拜英雄人物自有一套做法，先对他们捧得过高，然后又一脚踢开。1968年秋天，轮到了一位女英雄：杰奎琳·布维尔·肯尼迪。她实在既不要过去的崇敬，也不要现在的轻蔑，所要的只是不受干扰的独处。她是一个美丽可爱的女人。在美国历史上的那个可怕的周末，国家需要的正是一位具有这些天赋外加表演才能的总统遗孀。埃莉诺·罗斯福是一位更伟大的第一夫人，但她做不到这一点。杰基·肯尼迪曾经使举国的悲戚分外庄严崇高，没有哪个妇女能做得比她更为出色。但是后来她需要安静的生活，而只要她还是个寡妇，这似乎就不可能。在华盛顿，旅游家汽车不时在她家的外面停靠；搬到纽约后，汽车司机都认识她，一见她就揿喇叭。
为了避免闲话，她只和婚姻美满的知名男子一道外出。小阿瑟·施莱辛格、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伦纳德·伯恩斯坦经常陪伴她。哈莱克勋爵，在肯尼迪执政时期尚未授勋，曾以其原名戴维·奥姆斯比－戈尔的身份担任英国驻美大使，这时是个鳏夫。新闻界暗示，他可能成为杰基的新丈夫。电影杂志则提出一个上了年纪的希腊船舶大王，影迷们一笑置之。
1968年10月17日，他们不再发笑了。杰基的母亲那一天宣布：“我的女儿约翰·肯尼迪夫人打算嫁给亚里斯多德·奥纳西斯先生”——就是那位上了年纪的船舶大王。奥纳西斯是一个士麦拿烟草商的儿子，他积累起来的财产估计有5亿美元，其中有100艘船、奥林匹克航空公司、几家公司、一艘长325英尺的游艇“克里斯蒂娜”号，以及希腊的斯科皮奥斯岛。那些相信这个消息的人（他们并不认为是新娘的母亲发了疯，也不认为她所宣布的实际是个荒谬的笑话而已）纷纷议论送什么东西给这对新人。纽约证券交易所、泰姬陵、“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号和德·比尔斯钻石矿等都在建议之内。
“杰基，你怎么能这样呢？”《斯德哥尔摩快报》的标题这样问道。奥纳西斯比她矮两英寸，比她大23岁或29岁（看你相信一般所说他的两个生日中的哪一个了），完全可以当她的父亲。此人离过婚，这就是说杰基不能指望得到教堂的祝福。尤其糟糕的是，这位新郎完全缺乏社会善恶感，而这恰恰是肯尼迪信念的核心。他有一次讲过，他关于完美家庭的想法就是生活在一个没有税收的国家里。他的确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几个不同类型的国家里都欠税。“她是宁为丑恶财东而抛弃如意情郎了。”一位肯尼迪任命的官员评论说。鲍勃·霍普说：“尼克松有一位希腊籍竞选伙伴，于是人人都想要找一位。”人们普通都说，要是鲍勃还活着，她是不会这么干的。
婚礼是10月20日在斯科皮奥斯岛上一个名叫小贞女的小教堂里举行的。郁金香花是由这位巨头的私人喷气式飞机从荷兰运去的。新娘穿的是真正法国瓦郎西安刺绣。她的两个孩子充当小伴童。新郎的子女们则是证婚人。希腊东正教婚礼仪式进行了45分钟，接着新人从一只圣餐杯中取用了圣餐，戴上了象征多子与纯洁的柠檬花花环。吻过《新约全书》后，他们按照宗教仪式围绕圣坛舞蹈一圈。随后，在那艘白色游艇上举行了宴会。希腊海军和奥纳西斯自己的巡逻艇把守住岛屿，不让记者上岸。新郎送给新娘的礼物是一只镶着大红宝石、周围衬着一些大颗钻石的戒指，以及配套耳环，价值120万元。
这只是刚刚开始。据老资格的记者弗雷德·斯帕克斯说，这对夫妇头一年一起花掉约两千万元，随后他们每周的开支仍然保持在38.4万元上下。单是奥纳西斯送给新娘的珠宝就值五百万元。因为他一年赚的钱约达五千万元，所以并没有动他的老本。至于避开新闻界，可不那么容易。当时这位肯尼迪夫人曾经同意在结婚前夕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在招待会上说：“我们希望在斯科皮奥斯岛柏树林中的小教堂里安安静静地举行婚礼，参加的只是家里人和孩子们。大家都明白，即使是有名的人，在出生、结婚、死亡这些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他们内心的感情也和普通人没有什么两样。”
但是，记者们还是悄悄地追踪他们。他们是新闻，必须报道。摄影记者就更糟糕，有位意大利摄影师竟设法利用望远镜头照了她一张日光浴时的裸体像。但是，她受到的最大打击还不是来自世俗的新闻界，而是来自梵蒂冈的《主日观察家》周刊。这家杂志说她是“社会罪人”，并报道说将要禁止她参加教堂礼拜。在波士顿，枢机主教库欣提出不同意见，说“只有上帝才知道”谁有罪，谁没有罪，他为“爱情、相互景仰和尊重”辩护。但是，梵蒂冈的教堂法学家却坚持自己的主张。他们裁定，美国的第一个天主教总统的妻子同奥纳西斯同床，这在上帝看来是亵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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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尼克松的第二次总统竞选运动是2月间的新罕布什尔州纳休阿开始的，当时他化名本杰旺·查普曼住在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店。随后不久，他的相片重又登上报纸头版，假名不能再用；而当他在新罕布什尔州预选中获得79％的票数时，他更成了共和党竞选的领先人物。此后，他竞选接连取胜。乔治·罗姆尼说他自己是“硬被说服”去支持越南战争的，因而早就被击败。纳尔逊·洛克菲勒先退出了竞选，然而在约翰逊宣布不参加竞选后，他又回来了，但他这种反反复复的做法却得罪了早先支持他的马里兰州州长斯波罗·阿格纽。
在尼克松选定阿格纽和他一道参加竞选之前，阿格纽在他的本州外并不为人所知。他自己承认，他的名字“不是家喻户晓的”。在他的名字被提到代表大会上以后几小时，有个记者在亚特兰大商业区把过往行人叫住，对他们说：“我要对诸位说出两个词，请你们告诉我是什么意思。这两个词就是斯皮罗·阿格纽。”一个亚特兰大人回答说：“那是一种病的名称。”另一位说：“那是一种什么蛋。”第三个人的回答有一点沾边：“他是拥有那家造船厂的希腊人。”
《时代》周刊说阿格纽的鉴定书“不足以服人”，可是，尼克松却对此留下深刻印象。尼克松需要一个甘居人下的竞选伙伴，去起到他自己对艾森豪威尔所起的那种作用。阿格纽在竞选中的对手，结果不是民主党提名的副总统埃德蒙·马斯基（缅因州参议员），而是一个第三党候选人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因而很难估计他对选民产生的影响。阿格纽痛斥“那些不懂得我们所说勤奋工作和爱国主义是什么意思的冒牌知识分子”；华莱士则攻击“削尖脑袋的”新闻记者、“下流的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假知识分子”。华莱士说，如果警察“能够把这个国家管上两年左右，他们是能整顿好的”。与此同时，阿格纽在底特律大讲：“如果你见过一个黑人居民区，那么你就见到了所有的。”阿格纽把一个美籍日本记者叫做“笨日本鬼子”，把波兰人叫做“波兰佬”。他的态度如此无礼，以致有个示威的人举着这样的标语牌来欢迎他：“现在就道歉吧，斯皮罗，免得以后麻烦。”有些示威的人拿来欢迎华莱士的标语是：“如果你曾喜欢希特勒，你就会爱上华莱士，华莱士是罗斯玛丽的小宝贝。”
竞选失败的人在运动开始的几个星期所以那么引人注目，原因之一是先行召开的共和党代表大会气氛十分沉闷。美联社评论说：“理查德·尼克松在迈阿密海滩的冗长乏味的仪式中取得了胜利。”白修德写道：“浓厚的厌烦情绪笼罩着整个代表大会。”合唱队在歌唱，乐队在演奏。约翰·韦恩兴致勃勃地朗读了“我为什么因做一个美国人而自豪”。支持尼克松的其他名人，阿尔特·林克莱特、康尼·弗朗西斯、帕特·布恩、劳伦斯·韦尔麦等，也都同样打不起精神。那些政客的枯燥讲话似乎没有个完。惟一有意义的事情是在会外发生的。参议员爱德华·布鲁克据说因是黑人受阻不能参加一次招待会。迈阿密的黑人骚动起来，电视广播员说，有70名携带机枪的警察开进了骚动地点，后来有消息说打死了四个黑人。尼克松在黄色的便笺上潦草地写成一篇不久他便将使之闻名全国的演讲，其中号召恢复到美国过去那种“为梦想所鼓舞的上进精神”。
根据美联社报道，共和党人采取的安全预防措施“在参加大会者的记忆中是最严密的”。第二个肯尼迪遭到暗杀吓坏了特工处，因为约翰逊当时曾经指示要该处负责一切重要候选人的安全。有的特工人员乘坐直升机在代表大会所在的城市上空飞来飞去。还有的带着步枪和望远镜从屋顶上监视着熙来攘往的人群。由30人组成的一支防暴小队在随时待命。1,333名代表每次进入会场时，他们所携纸袋和钱包都要受到检查。有些民主党人认为这做得太过分了。两周后，他们自己的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
后来在芝加哥发生的暴力行为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不过那里确实存在着形成暴力行为的各种因素。结束越南战争委员会前来嘲弄芝加哥警察，这个在戴维·德林杰领导下的庞大的组织负责协调八十多个和平团体的活动。嬉皮士、易皮士【原文Yippie头三个字母是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青年国际党）的词头字母，后面的pie是袭用Hippies（嬉皮士）一词的后面部分。易皮士是1968年开始的美国青少年中的一部分人的松散组织，也可以说是持较激进观点的嬉皮士。——译者】、和平哨兵、麦卡锡的工作人员、幻想破灭的自由派，各色人等无不齐备，他们自己预言其总数将达到10万人，要在代表大会会址国际圆形剧场外举行示威游行。市长理查德·戴利认真予以对待。他把整个芝加哥变成了兵营。圆形剧场周围的下水道入口处都用沥青封闭。会场四周树起了七英尺高、顶端装有刺铁丝网的活动铁栅栏。全市1.15万名警察分两班值勤，每班12小时，5,500名国民警卫队士兵整装待发，按照白宫命令由得克萨斯州的胡德堡空运来的7,500名美国陆军部队严阵以待。事先的估计和准备是过分了，结果前来同他们对峙的示威者只有大约1万～1.2万人。
在代表大会上（所有这一切全都为此），汉弗莱在第一次投票时就得到提名：麦卡锡和南达科他州的乔治·麦戈文远远落后于他。惟一真正的争论仅仅是如何在党的政纲里处理和平问题。两者中，代表政府观点的、有鹰派味道的政纲以15643/4票对10411/4票胜过带鸽派味道的另一政纲。从这些数目字不难看出在战争问题上党内意见分歧之深刻。四年前，林登在一片欢呼声中被提名，并且以压倒优势获胜。这次芝加哥大会原是安排在他的60岁诞辰的那一周召开的（他的生日在星期二），而现在他连去都去不成了。特工处告诉他，那太危险。
“停止战争！”顶层楼座上的年轻人高声喊叫。（第二天，发生了可笑的变化，市政府的雇员们占据了全部座位，他们挥动着写有“我们热爱戴利”的旗子。）不过，这一周最精彩的一幕，还是会议大厅内对于外面发生的事情的反应。代表们正从电视屏幕上观看闹市区发生的事，参议员阿贝·里比科夫从主席台上看着下面离他15英尺远的伊利诺伊州代表团，责备说：“在芝加哥街头出现了盖世太保的做法。”戴利和他的助手们一齐站起来，挥动着拳头，对他破口大骂（看电视的人从他们的口形能看出他们骂的什么话），里比科夫冷静地说：“承认事实真不易啊。”
当时发生的事情的全部实况弄不太清楚。如果这里的警察像老密西校园里的法警一样勇敢和遵守纪律，那他们的行为本来是无可非议的。同时，应该公平地指出，他们当中有些人确实是弄得有点忍无可忍。后来，他们展示了从被捕人身上搜出来的一百多件武器，其中有大折刀、带钉子的高尔夫球、嵌有钉子的短棍、头上装有刀片的球棒、混凝土块和普通石头。
事情是8月3日也就是在大会开幕前的那个星期四开始发生的，地点就在主要候选人住的旅馆的窗子下面。这一天，青年国际党（易皮士）到达芝加哥，他们带来一头取名比加瑟少年的重125磅的猪，说这就是他们打算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这些易皮士和嬉皮士戴着念珠，穿着便鞋，留着胡子，招摇得很，他们在芝加哥北城的占地1,185英亩的林肯公园安顿下来。整个周末，他们弹奏吉他，朗诵诗歌，发表演说。在星期六晚上11时宵禁的时候，有12人被捕，都没有反抗。星期天，他们的人数已达两千。下午5时，他们要求警察允许他们开一部卡车到公园里，作音乐台使用，警察拒不同意。接着，警察把易皮士首领杰里·鲁宾抓了起来。群众给激怒了，他们高喊：“混蛋，不，我们决不走！”他们学猪叫，又一齐喊“胡——胡——胡志明”。新左派的汤姆·海登向警官们解释，说这后一句没有任何意思，不过是学生们从德国开始的一种国际性的念诵罢了。警官们没有理睬他。到宵禁时候，警官们挥舞着警棍冲过公园。星期一夜里，他们又冲过一回，不过这次更凶猛一些。被赶出公园的示威者从北边的马路上跑掉了。
星期二，有70个教士和牧师竖起一个十英尺高的十字架。示威者高唱《我们将战胜》和《共和国战斗赞歌》等歌曲。这天晚上，有三百名警察向他们施放催泪瓦斯。那些呼吸困难的年轻人扔石头，扔瓶子，大喊：“用枪打吧，猪猡！”“打死我吧，猪猡！”星期三达到了高潮。示威的领导人曾宣布，他们的游行队伍将从格兰特公园的音乐台出发，开往圆形剧场，以表示他们是团结一致反对战争的。“这是非暴力游行，”德林杰告诉八千名听众说，“如果你觉得自己难以做出非暴力的反应，就请离开我们。”许多人离去了。尽管这样，仍有一位芝加哥官员宣称：“今天不允许游行。”
游行也的确没有举行。出现的却是后来一个调查委员会称之为“警察暴动的事件”。警察通过手提扩音器喊道：“这是最后的警告，现在就撤走。”人群果真撤走了，他们撤到康拉德·希尔顿饭店对面，隔着密执安大道相望的格兰特公园里的一个狭长地带。他们一边后撤，一边学猪叫，学着德国法西斯腔调喊“欢呼胜利”，念诵其他粗鲁话来嘲笑警察。在密执安大道和巴尔博亚大道的交叉路口，排成双列的警察队伍在等候着他们。由于卡车上的和那三位候选人的总部康拉德·希尔顿饭店的屋檐上电视灯光，现场照得很明亮。人群挤在一起，随后又时而后退，时而前拥，逗弄警察，问他们敢不敢动手，这时候，警察排成两个楔形队伍，挥舞着警棍向他们猛扑过去，把单个的示威者拖向候在一旁的囚车。好几百个女孩子在拥挤的人群中尖声呼叫。这种故意伤人的行为疯狂地持续了18分钟。真正说来，这一切只不过是中产阶级上层和下层之间的一场战斗罢了。有一位记者说，“街上的那些人是我们的孩子，而警察却在袭击他们。”可是，警察当然也是有父母的。
除去这些大冲突之外，整个一周里，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间一直不断发生小冲突，在警察和非示威者之间也曾发生过。单是在星期一晚上，就有21个记者受伤。在不同的时刻，旁观者、教士以及至少一个跛子，都挨了棍子。《花花公子》的发行人休·赫夫纳遭到痛打，英国工党党员安妮·克尔夫人在康拉德·希尔顿饭店外面受到毒气的喷射，并被关进了牢房。饭店门廊里的旅客也挨了打和被捕。饭店的空调通风管道里吸进了催泪性毒气，吹送到2525A号那套房间里，休伯特·汉弗莱正在那里从电视上观看自己被提名的情况。星期五，警察说有人从楼上窗口扔东西打他们，有沙丁鱼、鲱鱼、啤酒罐头、烟灰缸、鸡尾酒杯、冰块等。他们认为——但也说不准——这都是从15楼拐角上1505A和1506A号那套房间（麦卡锡的指挥所）扔下来的。他们没有任何命令或逮捕状，公然冲进饭店，登上电梯，把待在那套房间的人揍了一顿。
示威群众提出要住在林肯公园的草地上和峡谷里，戴利市长要是应许下来，那么芝加哥的流血事件就有可能避免。那样，警察只需守卫在公园周围，等示威群众慢慢厌烦，自己离去也就完事了。但事实上，由于强制实行宵禁，市长就造成了必不可免的对抗，而且使之在最不堪设想的情况下发生。“整个世界都在看着！”那些青年在密执安大道和巴尔博亚大道路口曾齐声叫过。虽然不是整个世界，但也是全国大多数人（估计有八千九百万）都在看着，其中就有在比斯坎岛的得意扬扬的理查德·尼克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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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芝加哥，白修德星期三晚上8时55分在笔记本上写道：“民主党完了。”看起来确乎如此，而当汉弗莱的竞选一开始就显得是令人讨厌的蹒跚而行时，他的支持者都大为失望。他碰到的主要困难是民主党人疏远开去，他们的心已归向麦卡锡，这时戴上了无字白牌的竞选纪念章；另外就是，他没有钱，组织机构缺乏效率，而他自己无法挣脱林登·约翰逊的罗网。约翰逊也不给他帮助，对他持轻蔑态度，似乎看他是不足挂齿的。有人问约翰逊对汉弗莱有什么看法，他漫不经心地说：“他叫喊得太多了。”
在初秋的那几个星期，汉弗莱确有他值得叫喊的事。在没有充分准备情况下，他巡回旅行新泽西州、特拉华州、密执安州、路易斯安那州、得克萨斯州、宾夕法尼亚州、科罗拉多州以及加利福尼亚州，一天发表演说有时竟达九次之多。这虽表明他精力充沛，但同时也反映出他的工作人员缺乏判断。先遣人员为他做的准备工作很差，听众不多，情绪半冷不热。在费城，陪伴汉弗莱的当地的一个少年乔埃·毕晓普倒比汉弗莱还更受人欢迎。几乎在每一站都有人提出诘问，在波士顿，有一群反战的人把汉弗莱和爱德华·肯尼迪轰下了讲坛。汉弗莱的一个工作人员说他“到芝加哥去时带着一个信天翁【信天翁，一种海上水鸟，按美国迷信传说，伤之不祥。——译者】”，指的是林登·约翰逊；“而从那里离开时就带上了两个”，指约翰逊以外，又加上了戴利。
他的财源差不多已经枯竭。他的口才，有时也颇高明，这时却尽夹杂着陈腔滥调。有一次，他竟然说：“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像苹果排一样带有美国风味。”约翰逊像是在拆他的台。9月间汉弗莱说，美军可以在年底开始撤退，而总统却说，“谁都不能预言”撤退在什么时候开始。不算华莱士的票数，根据8月间盖洛普民意测验，尼克松以16分领先，哈里斯的测验是尼克松40对31领先。这时连汉弗莱自己也丧气了。他说：“我过去曾追求无法实现的梦想，现在或许我又在这么干。”
尼克松参加竞选则完全是另一种情形。他有的是钱，情绪十分乐观。他的日程表同电视网新闻节目的最后时限配合得很协调，甚至使他们能有充分时间去冲洗影片。他避开辩论的挑战，同时共和党参议员们阻挠通过在没有华莱士参加的情况下利用公用电视进行辩论的一项措施。尼克松求助于“被遗忘的美国人”，这种人照章纳税，不捣乱，不犯法，按时做礼拜，把自己的孩子抚育成为“合格的美国人”，使他们能自豪地穿上本国军服，充当“世界各地自由墙上的守卫者”。
乔·麦金尼斯在《1968年总统的叫卖》一书中叙述了尼克松工作人员使用的广告术。有一个作者评论说，对尼克松说来，政治就是“按照折扣和市场状况向大众推销的……产品——今天是这种货色，明天是那种货色”。尼克松的一个助手小弗兰克·谢克斯皮尔看到俄国镇压捷克斯洛伐克而极为兴奋。“运气真好！”麦金尼斯引述他的话说，“这个捷克事件真是再好没有了！使得主张温和路线的人陷进鬼也不如的困境！”
尼克松说他有结束战争的计划，但现在不便公布，因为公布有可能妨碍在巴黎进行的和平谈判。他答应任命新的司法部长，以恢复法律和秩序，同时攻击最高法院，说它根据法律上的细节而释放被告是“明目张胆地犯罪”。他赞成批准禁止核扩散条约，但现在不行，因为苏联不应那样对待捷克人。他说，工商业会改善，因为他会对企业家减轻赋税和给予其他鼓励，从而能够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并减少依靠救济的人数。他说，美国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政府为人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人民为他们自己所做的事。”
10月里，汉弗莱的竞选开始有了转机。
他把芝加哥丢到一边，他忘掉了，他的听众也都忘掉了。他把嘲笑他的人说成是“该死的傻瓜”，不加理会，而把小丑埃米特·凯利说成是“尼克松的经济顾问”，还指摘尼克松回避问题。他支持最高法院和禁止核扩散条约。他提醒工会听众不要忘记民主党历届政府曾经为他们做出的努力。尼克松是“胆小如鼠的理查德”；华莱士和他的竞选伙伴柯蒂斯·李梅将军是“一对炮筒子”。汉弗莱在演讲中创造出一种手法，就是一一列举民主党总统竞选得胜者的姓名：罗斯福、杜鲁门、史蒂文森、肯尼迪，而当听众鼓掌刚开始热烈的时候，就顺便塞进林登·约翰逊的名字。同时，他的竞选伙伴则猛攻阿格纽。马斯基会先说：“阿格纽先生说，我们缺乏幽默感。”然后再挖苦地加上一句：“我想他是在尽力恢复幽默感的。”
盐湖城是一个关键地点。汉弗莱在这里宣布，他要停止在越南的轰炸，作为“为了和平可以接受的冒险”；于是形势开始发生变化。根据10月21日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汉弗莱已经把尼克松的领先地位削弱了一半。这一来是因为对芝加哥事件逐渐淡忘，另外也因为30年来人们已习惯于投民主党人的票。那年6月间盖洛普曾经发现，46％的人认为自己属民主党，27％的人是无党派，另外27％的人属共和党。（1940年的比例是42％，20％和38％；1950年是45％，22％和33％）眷恋罗伯特·肯尼迪和麦卡锡的自由派突然意识到事实上是在汉弗莱和20年来他们视为怪物的尼克松之间进行选择。一直不开心地待在里维埃拉的麦卡锡本人，在选举前五天宣布，他支持民主党候选人名单。最后还有一点，两个候选人在举止上也很不一样：汉弗莱正处在最好的竞技状态；而尼克松则开始像托马斯·杜威一样听起来不可思议了。
在选举前一天的下午，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拥护尼克松的人占42％，汉弗莱40％，华莱士14％，剩下的4％未定。9月以来，在华莱士逐渐失势的情况下，汉弗莱多得了12％，尼克松则只多得了1％。在那同一个星期一，哈里斯民意测验的结果是，汉弗莱以43％领先，尼克松是40％，华莱士是14％，其余4％未定。
星期二夜晚真是紧张万分。尼克松要求选民“授予管理之权”。他得到的却是汉弗莱票数的激增，这在许多分析家看来，如果竞选再持续一两天，汉弗莱就会取胜的，民主党人懊丧地想到林登·约翰逊生日的那一周，原是可以多出一两天来的。从电视网电子记分牌上闪耀的数字可以看出，领先地位几次易手。有时看起来，正如美联社所说，这两位领袖是在“一个州一个州地进行较量”。刚过午夜，汉弗莱以3.3万票领先。黎明时，看上去汉弗莱虽然不能在选举人团上取胜，但有可能获得民选票的多数，那样他就显然可能在选举人票上阻挠尼克松取得多数，而把选举移到民主党占多数的众议院去进行。
选举人最后投票的结果是，尼克松301票，汉弗莱191，华莱士45。选民投票的结果是，尼克松得票31,770,222张（占43.4％），汉弗莱31,267,744张（占42.7％），华莱士9,897,141张（占13.5％）。尼克松和汉弗莱的票数相差还不到0.7％。而且，民主党仍然控制着国会。这样，尼克松就将成为120年来在开始执政时国会山两院却都归反对党把持的第一个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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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亥俄州竞选时，尼克松看到一个13岁的女学生举着一个标语牌，上面写着“让我们团结起来吧”。他在取得胜利的时刻说，那是“使我最受感动的”。他真是这样想吗？对他这样一个难以捉摸的人，谁也不能肯定。尚未上任的新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对30名南部黑人领袖说：“不要听我们说些什么，要看我们怎么做！”后来在水门丑闻发展过程中，詹姆斯·赖斯顿是这样描写尼克松的：“简直没有哪一条美国宪法的崇高原则是他没有在理论上加以维护而在实践中加以违反的。”不过，在他当选后尚未就任的时期，他的声望很高。大部分美国人都想信任他，都想说服自己相信他是知道如何脱离60年代的泥沼爬到高地上去的。他曾应许从越南撤出军队。1961年以来，阵亡的美国人已达24,291名，因而知道死亡很快会停止，是叫人深感宽慰的。国家需要喘息一下，党派政治现在可以搁置一下了。
当选总统站在曼哈顿皮埃尔饭店第39层楼的窗子前远望，可以越过中央公园长满树木的平原，看到在远处闪闪发光的美国。自走出大萧条的深渊以来，美国还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分裂过。一些人的口号是“热爱它否则就离开”，另一些人的口号则是“不改变就会失掉它”，这两种人之间存在着在目前怎样也无法弥合的鸿沟；要找出共同的基础，只能等到那些突出的问题获得解决之后，而其中的头一个就是战争问题。在社会问题方面，连埃里克·塞瓦赖德这样的自由派评论家也发觉自己不由自主地向右靠。他看到黑豹党人被判犯有的长长的罪名单子，不觉心惊胆寒。他从电视上看到有七个私生子的巴尔的摩姑娘狂怒地咒骂社会使她走投无路，不由得摇头叹息。他看到黑人妇女急急忙忙要在日落前赶回家去，情不自禁地说：“除对少数人外，我真不相信‘法律和秩序’是什么法律准则的字眼。这个问题就在于生存本身。”
对于站在分水岭左边那些觉醒起来的年轻理想家说来，世上似乎根本不存在什么神圣的东西，美国国旗、上帝、母性、知识、荣誉、谦虚、贞洁以及诚实等，全都说不上。据说，1968年保险统计员发现，社会上欠债不还最多的人是那些欠学费贷款的年轻大学生。有一次，一位学院院长给刚毕业的一个欠债者写信，得到的答复竟是这位校友裸体待在山洞里的一张相片。人们几乎可以相信，对于某些中产阶级的青年说来，他们父辈过去背诵过的童子军誓言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他们现在极力要做到的是不可信赖、不忠诚、不助人、与人为敌、不讲礼貌、不宽厚、不服从、不开朗、不节约、怯懦、卑鄙和傲慢。
某些有悠久历史的学府的校园往往变成讨厌乃至危险的地方。康涅狄格州的威斯莱安本来是一所小的名牌学院，这里彻夜都得用泛光灯照明，夜里走过校园是不安全的，行凶抢劫曾猖獗一时。大学都面临着新的纪律问题，即如何妥善处理那些依靠贩卖麻醉品给吸毒成瘾的同学而维持上大学的本科学生。在某些特殊地方犯罪已是习以为常的事。新英格兰地区有一个很体面的医生，他对邀来晚餐的客人大讲：他和他的妻子从做孩子时候开始，一直在商店行窃，现在也还这么做，事实上那餐桌中央的花饰就是三天以前才偷到手的。有一位学院院长助理详细说明他曾对一个刚刚应征去坦克部队的学生讲述如何最巧妙地破坏坦克。1967年7月号的《纽约图书评论》在头版上刊登了很大一幅绘图，教给读者制造燃烧瓶的办法：用一块浸透汽油的破布做塞子，一段晒衣绳子做导火线，燃料则是把2/3的汽油和1/3的肥皂粉与尘土混合起来就成了。
理查德·尼克松之所以当选总统就是对这一切的反应，而且是一种健康的反应。国家目前已不再需要什么空想家，需要的是一个真正的保守的政府，另一个艾森豪威尔时代。这个政府将会抵制削减赋税的诱惑，尽可能设法平衡预算，保证美元稳定，制止通货膨胀。印度支那的敌对行动要尽快地结束，一切对外政策都将只根据美国国家的利益来评价。在国内，联邦政府的作用将受到明确的限制，国会的特权则将恢复，两代人之间、种族之间、富人与穷人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以及各种宗教之间的相互联系将得到加强。
1968年美国精疲力竭的情况在黑人区表现得最明显不过，这些居民区在这一年里比任何人所预言的都要平静得多。林登·约翰逊在春天说过：“我们将有一个不好过的夏天，我们在消除缺陷之前将会有好几个不好过的夏天。”尼克松预言会有“街头战争”。司法部在处理市中心区骚动问题上已经变得如此老练，以致制定了什么叫大骚乱的标准。那就是必须有暴力行动，参加人数必须在三百名以上，至少得持续12个小时或更长的时间，还一定得出现开枪、枪劫、放火和破坏公共财产等情况（150人参加、持续时间是三个小时的只能叫做“严重扰乱”）。陆军已经训练了共有1.5万人的七支特种部队来对付市民的骚乱，黑人领袖们预言，它们到春天就能用得上，因为空前的大爆发就在眼前。
这些领袖的确做出了样子。他们讲授关于游击战和逐屋作战的课程。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以向左转的战斗姿态参加了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马丁·路德·金的南部基督教领导人大会，主张强制性的种族分离。埃尔德里奇·克利弗的《冰上人》是1968年的一部畅销书，书中把克利弗描写为“美国争取黑人解放斗争的一位职业革命家”。詹姆斯·鲍德温把美国称做“第四帝国”，马尔科姆·艾克斯的信徒在纪念他逝世三周年时，采取了绝非他所主张的一种毫不克制的态度。就连知名黑人也都采取了强硬路线。黑人短跑运动员汤米·史密斯和约翰·卡洛斯在墨西哥城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当为祝贺他们的胜利演奏美国国歌时，两人都低下头去，并且举起戴着黑色手套的紧握的拳头表示对抗，而使美国胜利的荣光大为减色。当7月间克利夫兰出事的时候，普通的反应是“又来啦”。有一辆因交通事故被派去的牵引车遭到狙击手射击。被调到现场的警察变成了枪手的靶子。不到30分钟，就死掉3个警官、4个黑人，另有8个警察受伤。国民警卫队出动了，结果因抢劫和纵火造成了约达150万元的损失。在其他黑人区的狭巷里，警察加倍警惕着看来无法避免的骚乱。
骚乱并没有发生。实际发生的骚乱不及人们预料的一半，其他大城市都没有出现过去三年中发现过的破坏事件。美联社报道：“就种族斗争来说，这是五年来最冷清的夏天。”只有19人死亡，按照瓦兹事件前的标准来看固然惊人，但和头一年的87人死亡相比就算不了什么。其原因之一，是那些煽动的闹事者都不在街头了。他们有的坐了牢，有的逃亡他地。拉普·布朗被关了起来。克利弗11月下旬在他的假释撤销时不见了踪迹。休伊·牛顿因为杀死一个警察在奥克兰受审，由一个黑人领头的陪审团裁定他犯了罪。“如果休伊回不来，就闹到天边！”休伊的黑衫党党徒叫嚷着，威胁着要对所有的白人采取恐怖行动，但是当他因杀人罪被判处2～15年徒刑而被送走的时候，并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所以产生这种比较平静状态的另一个原因，是黑人看清正是他们自己成了骚乱的主要受害者。他们的商店被抢劫，他们的汽车被毁坏，他们的住房被焚烧，他们的子女遭遇危险。瓦兹的一位精神病医生希亚瓦塔·哈里斯说：“我们在自己的区域烧毁商店的那种暴动阶段已经过去。整个运动已转到另一个方向，就是运用黑人的权力，谋求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尊严。”按照教育程度、工资和担任公职情况来看，也就是如白修德所说，“按照每一种传统的进步标志来看”，美国黑人已经在前进了。从小处可以看到明显的变化。电视屏幕就是一例。取消种族隔离在电视中已成为现实。如今几乎每一套连播戏剧节目中都有一个黑人演员。“巴顿地方”里的神经外科医生就是一个黑人，而且黑人“朱莉娅”是女主角之一。
一种新的更有效的抗议办法由一个黑人牧师杰西·杰克逊在芝加哥提倡起来，他通过号召自己的会众联合抵制某些白人商人的产品的办法，来迫使这些商人雇用黑人。大西洋－太平洋联合茶叶公司就使970个黑人有了工作，朱厄尔茶叶公司雇用了661人。杰克逊所谓的“面包篮行动”还说服商人们在两家黑人银行开立了账户，使他们所收存款由500万元增加到2,200万元。黑人现在有了经济实力了。人口调查局后来了解到，每年存钱在1万元以上的黑人家庭在60年代已从11％上升到28％。他们终于开始步入中产阶级了。
第五部 尼克松终于上台（1969－197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