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心目中的英雄人物中有一位民主党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听说当选总统威尔逊在1913年一次就把他的内阁人选全部宣布出来，这位1968年的当选总统也决定要在电视上这样做。这一典礼是1968年12月11日在华盛顿肖哈姆饭店的雅典娜神像厅举行的。尼克松要求每位指定的阁员由各自的妻子陪伴着出席；他解释说，忠城的伴侣应该分享这种光荣——这却激怒了女权运动者，她们说这种恩赐态度完全是性别歧视的一种表现。新阁员的夫人们看来都对参加典礼感到高兴，但全国观众却并非如此。电视观众们觉得这三十分钟的演出十分无味——一个批评者极无礼地把它称为“政治上的‘我干什么？’节目”——多人都注意到那颗明星重复地谈到他自己。这十二位指定的内阁阁员，尼克松都说是不但了解自己的特长而且也了解自己的心理活动。这情况被称作是“额外一个方面的广度”，这个词儿这位当选总统用了不下十次之多。
事实上，这个即将上任的内阁显然缺乏这种广度。它的成员全是富裕的、白种、男性、中产阶级、共和党人，其中七人住在阿勒格尼山脉以西过去一直是共和党选票主要来源的地区。所有的人几乎都是企业界人士，有三位——沃尔特·希克尔（内政部长）、温顿·布朗特（邮政总局局长）和约翰·沃尔普（运输部长）——从事建筑业。缺乏广度这一点并非全是尼克松的过错。他也曾争取多样化一些。在此以前，他还保证要组织“一个由共和党人、民主党人和无党派人士组成的政府”，其成员将包括“我能在国内，从政府中、从劳工界中、从所有各方面找到的最优秀的男女”。但民主党力量所在的一些主要地区不响应他的建议。例如，三个黑人，小惠特尼·扬、爱德华·布鲁克参议员和纽约公务员委员会主席厄萨·波斯顿夫人，就直率地拒绝了他。因此，他组成的是一个清一色的班子，而不是代表各个方面的。一个期刊作者评论说，尼克松的内阁“看来是用灰色的石块而不是用闪闪发光的钢和玻璃建成的”。但它的建筑师却是如此。《时代》说，“那些人着来是冷静而有能力的，但缺乏热情和才华。”然而不管他们有什么样的缺点，没有人怀疑他们的正直。
由于象威廉·罗杰斯（国务院）、约翰·米切尔（司法部）和罗伯特·芬奇（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等尼克松的亲密朋友出现在内阁里，人们都认为这说明尼克松有意要使他的内阁具有比约翰逊时代更大的权力。一些当时还不知道谁是霍尔德曼和约翰·埃利希曼的专栏作家，就曾预言过作为总统工作机构的厨房内阁不会再存在下去了。当然，对总统冷眼旁观的人承认，总也会有一些例外情况的。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助理亨利·基辛格正以主要顾问的身分显露头角，据说罗杰斯正在阅读基辛格的著作。当时谁也没有预见到的是，尼克松的首任国务卿必须阅读基辛格记者招待会的记录才能跟上美国外交政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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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白宫六个月之后，新总统在心理上得到了巨大的鼓舞，因为那时，字肮局根据约翰·肯尼迪的命令在八年前开始的漫长的飞向月球的航行现在达到了日的地。执行这项任务的是阿波罗十一号。它是一项非常惊人的努力的顶点——为此作出了贡献的有二万个承包商和三十万个工人——虽然人们可以无休止地谈论它是否值得花这么多钱，但它的成功不可否认是美国的一项胜利。理查德·尼克松发表声明指出，虽然探险在过去是“一项寂寞的事业”，但“今天，宇宙空间旅行的奇迹已有宇宙空间通信的奇迹作伴；电视甚至能够越过与月球之间的巨大的距离把极重要的发现立刻传达到我们家里来，使我们大家都成为直接参加者，”他所说的“大家”指的不仅仅是美国人，而是更多的人。看到在月球上着陆实况的是历来电视最大数量的观众，约有五亿二千八百万人。
失败的可能性很小。因为美国的宇宙空间科学，自其十二年前的最初几次失败以来，已有长足的进展。1961年至1966年间“水星”号和“双子星座”号的十六次载人飞行已证明人能在字宙空间生活和活动，而“巡航”导弹、“月球飞船”和“观测者”号所送回的资料，证明月球表面对宇宙飞行员来说是安全的。曾经遇到过一次可怕的挫折。1967年1月，阿波罗一号在其发射台上爆炸了，三个飞行员全部殉难。可是，在延搁了二十一个月之后，载人的阿波罗号的指挥舱却飞上去了，在1968年末和1969年初，宇航局按照一张严格的时间表办事，每两个半月发射一艘阿波罗号飞船，以期在肯尼迪于1961年5月规定的最后限期之前完成任务：“在六十年代终了之前”有一个人在月球上着陆，并使他安全地返回地球。
1969年7月16日早晨9点32分，阿波罗11号飞船连同它的三十六层楼房高的土星5号火箭在肯尼迪角的39A综合发射台发射了。在飞船上的是民航机长尼尔·阿姆斯特朗和两个空军军官小埃德温·“嗡嗡叫”奥尔德林上校和迈克尔·科林斯中校。土星号的第三级把他们送进了一条一百一十八英里高的轨道。把一切工作系统检查了两个半小时之后，他们再度发动了第三级火箭，这使他们获得了每小时二万四千二百四十五英里的速度，脱离地球大气层向二十五万英里外的月球前进。
在离地球五万英里处，科林斯操纵名为“哥伦比亚”的指挥舱，使它与称为“鹰”或简称L.M.的脆弱的登月舱正面相对。“哥伦比亚”和“鹰”互相一钩住，土星号的第三级就被抛弃了。航行的第二天，星期四，他们开动了“哥伦比亚”的发动机，使他们进人到星期六就可以在月球背面六十九英里之内的一条轨道上。在肯尼迪角时间星期五下午，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爬过两个运载工具之间的管道，进人了登月舱“鹰”号，那天黄昏，宁航员们就进人了月球的重力场。这时他们离月球已不到四万四千英里，速度越来越快了。
星期六下午，他们把速度减低到每小时三千七百三十六英里，进入了绕行月球的轨道。航控台（它们与设在休斯敦的国家宇航局载人宇宙飞船中心联系的无线电报机）于7月20日星期日上午7点零2分钟叫醒他们，因为这一天是预定在月球上着陆的一天。在“鹰”舱里，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把登月舱着陆用的四条难看的腿伸展出去。航控台告诉他们说“你们完全可以驶离船坞了。”于是，登月舱就和“哥伦比亚”分开，这时阿姆斯特朗说，“‘鹰’已经长了翅膀了！”下午3点零8分，他发动了字宙飞船的引擎，于是他们朝着月球上的静海飞去。
他们在离月球表面九点八英里处进人了一条低轨道，在一片可怕的满是高山和火山坑的月球荒野上飞行。这时，休斯顿的一部计算机开始在他们的仪表盘上闪光，向他们发出警报。现在已如此接近目的地，他们当然不能回头，于是他们就根据在休斯顿的一个青年指导官员的指示向前飞去，阿姆斯特朗掌握着操纵器，“嗡嗡叫”奥尔德林不停大声读出仪器上显示出的航行速度和高度。他们在下降的最后时刻，遇到了一些麻烦。当阿姆斯特朗发现他们将落在广阔的不可接近的西火山坑（因处于他们的目标之西四英里处，故有此称）时，“鹰”舱与月球之间的距离已不到五百英尺了。他向那火山坑外面飞去，但这计划外的延长旅程，意味着他快要用完燃料了；他必须立即作出决定，萝么转向那边去，要么冒坠毁的危险。就在这一刹那，他前面的仪表盘上发出了两道白光，显出接触月球字样。“鹰”舱己经着陆了。
他说：“休斯顿，这里是静海基地，‘鹰’舱已经着陆。”这时是1969年7月20日，星期日，东部日光节约时间下午4点17分42秒。
把仪器检查了三个小时之后，两个宇肮员向休斯顿，他们可否省去预定的四个小时休息时间而就在现在下机。休斯顿回答说，“我们支持你们这一行动。”他们穿上了价值三十万美元的太空衣，降低了登月舱内的压力。接着，阿姆斯特朗背朝外，开始从九级的梯子上慢慢下去。在第二级阶梯上他拉了一根绳子，打开了电视照相机的镜头，让五亿人着到他小心地下降到荒凉的月球表面上去。
他的九号半B的靴子按触到了月球表面，他说：“对一个人来说，这是小小的一步，但对人类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这时是下午10点56分20秒。他拖着脚步在地上走来走去。他说，“月球表面是纤细的粉末状的，它象木炭粉似的一层一层地粘满了我的鞋底和鞋帮。我一步睬下去不到一英寸深，也许只有八分之一英寸，但我能在细沙似的地面上看出自己的脚印来。”
阿姆斯特朗把那细粉放一些在他太空衣的裤袋里。接着，在他下舱后十九分钟，奥尔德林走到他身旁来说，“美呵，美呵，壮丽的凄凉景色。”阿姆斯特朗把一根标桩打入土里，把电视摄影机架在上面。样子象蜘蛛的“鹰”舱离镜头六十英尺远，正处于电视图象的中央，它后面就是外层空间的永恒的夜。这里的重力是六分之一个G，仅及地球上重力的百分之十六点六。电视现众们看到这两人象羚羊似的跳来跳去，并听到奥尔德林说，“当我要失去平衡的时候，我发现恢复平衡是十分自然而又非常容易的事。”他们树起了一面三英尺长五英尺宽的美国旗，它是用铁丝缚在旗杆上的；奥尔德林向它行礼。他们还存放了一个盛有七十六国领导人拍来的电报的容器和一块不锈钢的饰板，上面标着下列字样：“来自行星地球的人于纪元1969年7月第一次在这里踏上月球。我们是代表全人类和平地来到这里的。”
他们一面采集五十来磅石块供科学研究之用，一面测量他们太空衣外面的气温：阳光下是华氏234度，阴处是零下279度。他们摆出一长条金属箔来收集太阳拉子，架起测震仪来记录月球震动，还架起反射镜来把结果送给地球上的望远镜。他们在半夜里回到“鹰”舱，总共在月球上停留了二十一小时又三十七分钟之后，发动引擎离开了月球。（航控台说：“你们可以起飞了。”奥尔德林说：“对！我们是这条航道上的一号机。”）返回轨道之后，他们就和呆在“哥伦比亚”里的柯林斯会合。柯林斯把两个飞行工具重新钩在一起。他们就从管道里爬过去和他呆在一起，“鹰”舱则被放走而飘入太空，最后将坠毁在月球上。
上午1点56分，柯林斯使“哥伦比亚”朝向地球，就发动引擎，使指挥舱摆脱了月球的引力。回程需要六十个小时。那天晚上，宇航员们通过电视送到地球上来一幅摄自十七万五千英里外的地球本身的照片。奥尔德林说：“坐在这里看着地球变得越来越大而月亮变得越来越小，这情景多美呵。”阿姆斯特朗说：“不管你航行到哪里，回家总是好事。”星期四，他们以每小时二万四千六百零二英里的速度航行，在太平洋上空七百五十七英里高处重新进入了地球的大气层。在这一阶段的最关键时刻，宇宙飞船的挡板被四千度的高温烤焦了。云把指挥舱包围起来，因此无线电联系中断了三分钟。
守候着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的雷达已探测到正降落的“哥伦比亚”在十三点八英里外，在三个八十三英尺的橙色和白色的降落伞下疾降。接着，这指挥舱就溅落在海面上，激起六英尺高的大浪，并倾翻了。但经舱内三人努力把舷边的气袋充了气，就立即使它恢复了平衡。“大黄蜂”号上起飞的直升飞机在头顶盘旋，引导这只飞船开往目的地。尼克松总统在舰桥上挥动双筒望远镜。舰上的乐队吹奏起了“哥伦比亚，你是海上明珠”，在整个美国加许多外国城市里，教堂钟声四起，气笛长鸣，汽车驾驶人都按响了车上的喇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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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尼克松给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们的贺电是在总统开始他的为期九天的环球旅行时发来的。在这次旅行中，他访问了六个亚洲国家：非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南越、印度和巴基斯坦。他到那边去的中心目的是要表明他的决心，决不容许再有越南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在去马尼拉的中途，他在关岛停下来过夜的时候，对记者们提出了尼克松主义：“亚洲的和平不能来自美国。它只能来自亚洲。亚洲的人民，亚洲的各国政府——它们必然是起主导作用的。”在曼谷时他说他愿坦白地说：“知果侵略者的统治能摧毁一个民族的自由，那么过多地依靠一个保护人，最后也将完全腐蚀掉这个民族的尊严。”
这话听起来非常明确，但记者们懂得，每当这位新总统答应把某件事说得非常明确时，那便是这件事快变得难以理解的时候了。这次亚洲之行也正是如此。甚至当他悲叹美国在越南承担了过多的义务时，他还对那边的美国军队说，他认为“历史将标明现在也许是美国的黄金时代之一。”他还向泰国人保证说：“美国将自豪地支持泰国反对那些想从外部或内部威胁它的人。”把自己认为别人要听的话告诉别人是尼克松的一个老弱点；如果他的东道主听到他保证说他将送给他们几块月球上的石块而不感到高兴，那看来他马上会暗示他可能派几师兵去。
还有另一种解释。这是他对共产主义的态度的一个转变时期。他有一半仍然是那个随时准备按受住何赤色分子的挑战的冷战战士，而他的另一半则认为全球的稳定有赖于以华盛顿为一方，莫斯科和北京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的和解。在这个意义上说，似乎存在着一个新的尼克松。在他这次旅行快要结束时，他的灵活性能突然出现，他在布加勒斯特停留下来和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起过了一天，为证明他的友谊，他的座车在倾盆大雨下敞开顶篷在街上驶过。群众的反应是惊人的；沿途的人不仅起劲地欢呼，还互相抢着去捡拾落在人行道上的美国小纸旗，而不去捡本国的旗子。
在英国，尼克松为了和哈罗德·威尔逊首相会谈作了短暂的停留。这是他五个月中第二次访问欣洲。他就职还只有十七天，就宣布要去比利时、英国，西德，意大利和法国这几个他所说的“热门股票一样的国家”旅行。他一向认为自己在外交方面有特殊的才能。他的确也和一些其他国家的元首交上了朋友，虽然其中最重要的，如威尔逊、库尔特·基辛格总理和戴高乐总统的在职时间不会太长了。新总统在那第一年里故意对许多国内外人士，包括他过去曾经非常冷谈的某些人，表示亲热。他飞到独立市去把一架曾一度放在白宫里的大钢琴送给哈里·杜鲁门，并在这架钢琴上弹奏了“密苏里圆舞曲”——杜鲁门由于礼貌没有告诉他自己是一向厌恶这支曲子的——他还吹捧即将退休的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为“公平、正直和尊严的象征”。
虽然那时尼克松对新闻界采取回避的态度，但记者们对他却很热情。《生活》杂志的休·赛迪写道，总统是“按照自己的形像——规规矩矩、考虑周到、能干胜任、小心谨慎——在设计一个政府。”虽然采访白宫新闻的记者们都感觉到他在公开场合的露面是勉强的，但他们仍相当钦佩他勉为共难，深知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很不自在的，他们很欣赏他为了避免显得颚下有垂肉而注意饮食，很欣赏他为了在电视中露面坚持晒得黑一些，也很理解他为了要在服装上给人以高雅大方的印象而不借花费时间来选择衣服。
在他的总统形象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显得象一个沉思的、很孤寂的人，常常花费许多时间在白宫的一些密室里，特别是林肯卧室旁的一个书房和街对面行政大楼中一个密室，俯身在一堆颜色已发黄的法律文献上面。他比林登·约翰逊更爱日常的公文，不爱接近人。那有四十二个按纽的电话机己搬出了椭圆形办公室；尼克松只需要六个按纽。他对新闻，甚至关于自己的新闻的兴趣，看来也比约翰逊淡薄。前届政府的电传打字电报机和电视机被移到了外面一间办公室去。他喜爱的电视节目是秋冬两季星期六下午的足球赛，他几乎总能找到时间来观看它们。他说，“我知道我所担任的工作是世界上最困难的工作，但对我来说，它还没有成为某些人所描述的那种令人畏惧的巨大负担。”
“中部美国”是新闻界目前流行的一个用语，而新元首则是中部美国的最高代表。他喜欢文斯·隆巴迪【隆巴迪（1913－1970年），美国足球教练员，曾使其带领的足球队获胜和取得足球赛冠军。——译者】的竞争精神、盖伊·隆巴多的乐曲，艾伦·德鲁利的小说、比利·格雷厄姆的虔诚、鲍勃·霍普的机智和沃尔特·汤普森的销售术。虽然他大半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公务上，他对联邦官僚机构却怀有中产阶级的那种不信任感。他的第一条法令是取消遴选邮政局长的酬谢制度（下一年在他的请求之下，议会设置了一个独立的美国邮政机构）。作为一个中部美国人，他相信专家的意见。他最爱听的是约翰·米切尔、亨利·基辛格、约翰·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的意见。赛迪指出，虽然总统的一些计划在字面上显得中间偏左一点，但“他给高级职位配备的人却都偏向其他一面——而在华盛顿，经验表明，归根到底主宰行动计划的是人。”对尼克松自己来说，主义说来说去似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有中部美国的那种爱好，总想各种方法都试试，从一个中心曲曲折折绕出去希望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1969年，他几次提议过改革赋税，调整了最高法院的思想均势，降低了在越南的军队数字，把冲绳归还给了日本，设法要改变福利制度，取缔细菌战，并想了各种办法抑制通货膨胀。在那第一年里，他也表现了中部美国人节制的精神。他刚从他的第一次欧洲之行回来，他的顾问们围着他向他祝贺的时候，他却制止了他们。他说“还太早、还太早，得到一年之后我们才会知道它是不是一次胜利哩。”
在花钱方面他可不太节制的。象千百个获得成功的其他美国行政首脑一样，这位总统为维持一种讲究的新的生活方式，未免做得太过一些。他一年赚的薪金和经费补贴为二十九万美元。他在办公处附近有一所住宅，在戴维营还有一个休养地，但他还是尽量抵押购置房产。最初，他在佛罗里达的比斯坎湾买下了两座砖砌抹灰的平房，共价值估计在二十五万美元以上。总统在那里可以和老朋友“贝贝”雷博佐——一位靠经营房地产发大财的司机和汽车加油站管理员——一起在雷博佐的精美的游艇“科科洛博号”上消磨他的闲暇时间。然而即使那样，尼克松还认为不够。当花匠们还在比斯坎湾住宅的四周植上作围篱用的十英尺高的树木时，总统又在加里福尼亚的圣克里门蒂买了一所价值三十四万美元的有十四间房间的别墅，修一个价值十万美元的游泳池，还打算在附近修建一片有四个穴的高尔夫球场，每个球座上都标上小小的总统玺徽。
虽然这情况当时人们还不知道，雷博佐和尼克松的另一个亲密朋友，喷雾器阀门的发明人罗伯特·阿普拉纳尔普，对这两处产业拥有约五十万美元的抵押权。同时，政府为这两处总统的产业和阿普拉纳尔普在巴哈马群岛的岛屿上那些尼克松家属常去的房屋，花上了一千零五十万美元惊人巨款。固然大部分的钱是花在象直升飞机机场和军用电讯等必需品上，但也有数以十万计的钱是花在美化自然，家具设备和暖气系统上。
事情还不止于此。实际上，单从花销上来说，这仅仅是一个开端。四年后，《幸福》杂志就引用预算局一位前官员的话，估计尼克松总统的家庭开支，到当时为止，已接近一亿美元。林登·约翰逊并不节俭，备有三架喷气式客机；但伯德夫人要去纽约购物还常乘东方航空公司的来回班机。尼克松的全部亲属，包括他的女婿在内，旅行时都乘政府的飞机。完全归总统专用的有五架波音707，十一架洛克希德公司的星式喷气机和十六架直升飞机。他在戴维营设有一个射箭场，一个游泳池和玩滚木球的场地。戴维营每年的管理费用从约翰逊时代的每年十四万七千美元增加到六十四万美元。此外，在总统的各个住宅里伺候总统的有七十五个男管家、侍女、厨师和看管人，二十一个园林工人和维修工人，一百个特工人员，三百个警卫员、总统游艇工作人员和一队轿车的司机。在理查德·尼克松治下，总统的气派只能称作是王侯气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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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任职总统之初，是以救世者的角色出现的。他在就职演说中说，“历史所能给予的最大的荣誉是和平缔造者这个称号，”他还明白表示，他讲的并非仅仅是越南。“我们发觉我们自己在物质方面很富裕，但在精神方面却很贫乏；非常精确地到达了月球，但在地球上却陷人一片可怕的混乱中。……我们四分五裂，缺乏一致性。我们看到周围都是空虚的生活，缺乏充实的内容。我们看到许多需要做的工作，等着人去做。对于精神方面的危机，我们就需要一种精神方面的解决办法。而要找到那种解决办法，我们只需向我们自己的内心去搜寻就行了。我们只有停止互相大声叫嚷——只有十分平心静气地说话，使我们的话也象我们的声音一样能让人听见，我们才能互相学习。至于政府，它是会倾听人们的意见的。”
这是对美国的困境作出的明智的评价，尼克松进人白官后最初的八个月里，正是循着这种路线在寻求各种解决办法。他压抑了自己强烈的好斗天性，压低自己的声音，不突出自己的形象，倾听下面的意见。在征求意见时，他竭力使自己有一种刻意求工的气派。他在竞选中曾保证白宫班子要“小”，在竞选获胜后他又说，他将组织一个“公开的”政府，从“独立思考者”那里征求有朝气的意见。作为共和党人，他和他的政府成员不象约翰逊那样深信美国麻烦的权源在于有的人无权和贫困，但他们自有他们的指路明灯。在他们看来，全国性的苦恼所以产生是由于丧失了对宗教、家庭、睦邻和麦克加菲识字课本中所讲的爱国主义的信仰。这些都是美国小城镇的信念，共和党的最强固的堡垒。大多数美国人己不住在小城镇里，对国家最神圣的习俗制度（从国旗到母性）的反叛已获得了不可抗拒的势头，这些都不是他们的过错。六十年代的怒火还没有熄灭。这时期仍然是一个激烈竞争的时代。
然而1969年的某些选举结果，说明强烈的反应正在使国家向右转，共和党人八十多年来第一次掌握了弗吉尼亚州的政权，并在民主党人掌握了十六年州政权的新泽西州赢得了州长的职位。小巴里·戈德华特已被加里福尼亚州第二十七个选区选到国会去。自由派的拉尔夫·亚巴勒在得克萨斯州处境很困难，下一年年初他在民主党的预选中将被一个保守的挑战者所推翻。在明尼阿波利斯，查尔斯·斯坦维格（一个以前无藉藉名的警探）由于鼓吹在黑人居住区实行强硬的法律竟获得多得惊人的百分之六十二的选票，成为市长，而洛杉矶还让在南部以外地区少有的一位种族主义的市长萨姆·约蒂连任第三任市长，虽然他在旷工、放任自流，与人争吵等方面都有骇人听闻的经历，同时他所任命的三个市政专员都以受贿而被定罪。
右倾的潮流并不能说明尼克松在国会里所遇到的某些困难。在真正保守的气侯里，五角大楼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1969年国防部的预算二十年来第一次出现了危机。自从北朝鲜人越过了三八线以来，每年就有天文数字般的拨款用于军事，甚至常常连唱名表决的手续都没有。五角大楼的开支已从一百一十亿美元增加到八百一十亿美元，但现在，将军们遇到了一个不听话的国会。对越南战局感到失望是原因之一，其他原因包括陆军老士官靠陆军消费合作社的回扣发财的丑闻，对洛克希德C－5A运输机生产成本过高的不满，和发现陆军的化学战争处越过本国上空把七千吨神经毒气运出去抛弃在大西洋里。可是，直接引起国会勃然大怒的争端是关于导弹的问题。国防部要求开始设置一个巨人的反弹道导弹系统，而这事到最后可能会花费国家上千万亿美元。
五角大楼争辩说，为了使苏联丧失先动手——一举使美国的洲际弹道异弹设施丧失活动能力从而防止美国进行报复——的力量，反弹道导弹系统是必要的。参议院里以爱德华·肯尼迪为首的批评家们回答说，反弹道导弹系统会使武器竞赛升级，浪费的钱本来可以更好地用于防止污染，用于贫民区，同时它的雷达和计算机都过于复杂，难以使用。一个技术证人冷然说，“历史上充满了许多无用的马其诺防线。”结果，参议院仅以一票领先通过了反弹道导弹系统拨款案，但这次胜利是付出了极大代价而赢得的。它为将来在国防计划方面的争吵打卜了基础，并在国会与新政府之间播下了怨恨的种子。尼克松总统6月4日在空军学院演说时抨击四十九名反对弹道导弹系统的参议员，说他们是“新孤立主义者”。富布赖特参议员回答说：“对和平和国内安宁的最大威胁不在河内、莫斯科和北京，而在我们的大学和全国各地大城市的少数民族聚居区。”
总统和他在国会里的对手们之间的裂痕，在环绕着最高法院提名问题进行的两次残酷斗争中更加深了。尼克松选沃伦·伯格继厄尔·沃伦为首席法官，在参议院顺利地通过了，但当他提名南卡罗来纳州的联邦法官小克莱门持·海恩斯沃思接替阿贝·福塔斯时却激起了参议院的强烈反对。美国劳联－产联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把海恩斯沃思斥为反劳工分子和种族主义者。这攻击，他也许还能顶过去的，但不料印第安纳州的伯奇·贝赫却提出证据，证明这位法官曾作出过有利于他持有股票的一些公司的裁决。这次提名以五十五票对四十五票被否决了，有十七个共和党人，包括少数党领袖休·斯科特，也投了反对票。尼克松把对海恩斯沃思的攻击称为“残酷，恶毒而……不公正的”。两个月之后，他宣布了他的第二次选择：佛罗里达州的联邦法官哈罗德·卡斯韦尔。
卡斯韦尔的主要条件似乎是他并不富裕，因此他不会象海恩斯沃思一样，被指责在公司案件的裁决中，牵涉到个人利害冲突。不幸他有其他一些不利条件。一个记者在卡斯韦尔1948年的一篇演说中发现了这样一句话：“种族隔离是正当的，而且是我国唯一切实可行而正确的生活方式。”一听到这句引言，被提名者就说这话是“可恶而应受谴责的”。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不管怎样仍然反对他。接着，查明卡斯韦尔曾积极参与不让黑人参加塔拉哈西高尔夫俱乐部的运动，曾在自己的法庭上侮辱过维护民权运动的律师，而且他的判决在上诉时常被推翻。这最后一件事激发了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员罗曼·鲁斯卡的善意的批评。他对电视记者说，“即使他是一个中庸之才，但中庸的法官、中庸的人和中庸的律师实在到处都有。难道他们就无权有一个小小的代表，小小的机会吗？我们不能要求永远请到布兰代斯、卡多萨、弗兰克福特那样的人，我不相信我们能那样要求，我也不相信我们需要那样做。”
后来有人问鲁斯卡，他说这句话是否感到抱歉。他说，“我的确感到抱歉，我的确感到抱歉。”一个共和党议会领袖后来说，“我无论到什么地方总听到中庸这个词儿，不管什么，总是那么说。你可以看到选票大批大批地跑掉了。”在鲁斯卡说这句话之前，参议员肯尼迪预测反对卡斯韦尔的最多有二十五票，斯科特则预言反对派所能纠集的最多可能有“三十多”票。结果，赞成票是四十五张，反对票是五十一张；主持会议的副总统阿格纽说，“这次提名没有通过。”两天之后，生气的尼克松总统告诉记者说，只要民主党人控制着参议院，“我就不能成功地提名任何一个南部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充任最高法院法官，即使他象我一样严格信奉完法的条文。”
这话离他在就职演说中所说，让我们团结起来的主题是很远的，但他是有意这么说的。尼克松已放弃了超党派态度，开始进行反击了。这种战略上的特变己在他对全国人民的一次电视演说中开始，这次演说是他为了回答一系列突出要求停止越战的新的反战示威而作的。总统说，这些示威是不必要的，因为他有“一个完全撤出美国地面战斗部队并代以南越部队的……计划”。他称这个为“越南化计划”。他说他相信这个计划会成功，并要求“我的同胞中沉默的大多数人的支持”。他在对他的批评者的一次攻击中说：“让我们为和平而团结起来吧。还让我们为防止失败而团结起来吧，因为我们必须知道：北越是不能打败或羞辱美国的。只有美国人能够做到这一点。”
盖洛普民意测验报告说，他的听众中百分之七十七赞成他的演说——不赞成的只有百分之六。尼克松受到鼓舞，立即派他的副总统甚至以更生动的辞令去打头阵。这就是后来阿格纽自己所说的“两极化政治”，蓄意要使总统的批评者陷于孤立。他把一些持不同意见者攻击为“一批自称为知识分子的虚弱而无耻的势利小人”，把他们的政治上的支持者称为“情欲的寄生虫”和“思想上的阉人”，因而赢得了尼克松热烈的祝贺。因为七千万美国人收看了电视广播的新闻节目，因为白宫正为关于总统的电视报道愁眉苦睑，阿格纽就以电视作为他的首要目标。
11月13日在得梅因演说时，他大肆攻击“为数不多的一小撮人，不超过一打的新闻广播员、评论员和影片摄制人”，他们“独断地决定影片或新闻评论只有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同公众见＿面。”这些“未经人民选举的特权人物”是“一个严密的小帮会……享受着经政府认可并发给执照的垄断权。”他谴责他们曲解了“我们国家寻求国内和平和稳定的努力”。一星期后，他把抨击的火力对准新闻界，点了《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名，悲叹“传达公众消息的伟大工具被人垄断，控制舆论的力量日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广播网和报纸都连续报道了大量支持阿格纽和谴责“东部自由主义权势集团”的来信。华盛顿怀疑，阿格纽究竟是在为自己说话，还是在为尼克松说话。休伯特·汉弗莱说，“任何人如果认为副总统能够采取不同干总统或其政府的立场，那他是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政治或政府。你既然被选中和他在政治上结合起来，那他就希望你对他绝对忠诚。”
斯皮罗·阿格纽的夸夸其谈使他成为一个合乎潮流的人物，因为那时正是一个言过共实、虚张声势、装腔作势、夸夸其谈成风的时代，任何事物，从吃葡萄、吃莴苣到戴（或不戴）乳罩，都带有政治色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解雇了斯莫泽斯弟兄组成的一个喜剧班子，就因为他们鼓励特约演员们讲了些关于爱国主义和越南战争的轻率的话。
许多法院都全被用来进行政治审讯。正在对刺杀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的凶手詹姆斯·厄尔·雷和锡尔汗·锡尔汗定罪，而美国司法史上最希奇古怪的一个行动要算是新奥尔良的地方检察官吉姆·加里森力图使一个陪审团确信，路易斯安那州一个歇业的商人克莱·肖策划了谋杀约翰·肯尼迪的活动。主要证人，一个是以前做过出租汽车司机的人，他在催眠状态下含糊地控告了肖，一个是吸毒上了瘾的人，一个是患妄想狂的会计，另外一个是伪证人，他最后供认他的证词是他杜撰出来的。审讯经历了三十四天。陪审团不到一小时就投票决定宣判肖无界。
诺曼·梅勒竞选纽约市长，蒂莫西·利里博士竞选加里福尼亚州长。尼克松总统任命现已四十一岁的雪莉·邓波儿·布莱克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员（有人说“因为他要世人得到一个幸福的结局”）。伯纳代特·德夫林从爱尔兰来到这里向纽约人要钱用来屠杀英国兵。在旧金山州立大学，十九岁的黑人蒂莫西·皮布尔斯在安放一颗自制的定时炸弹时炸瞎了自己的眼睛。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内公开宣誓要“要把战争移到国内来打”的“气象员派”在芝加哥举行暴动；结果被逮捕了六十人，击毙了三人。1969年，在五个月里，曼哈顿的恐怖分子向马林·米德兰·格雷斯信托公司，武装部队入伍中心、联邦政府办公大楼，梅西百货公司、联合果品公司码头、美国广播公司、大通曼哈顿银行和通用汽车公司大楼投掷了炸弹。11月13日晚上，警察逮捕了三个年轻人和一个二十二岁出身于中上层家庭的斯沃斯莫尔大学漂亮的女生简·劳伦·阿尔珀特，指控他们密谋向联邦产业投掷炸弹。阿尔珀特的父母为她缴纳了二万美元的保证金，当她突然不见时，这笔钱就作为罚款被没收了。
保护环境派对巨型喷气式新客机表示愤慨，纳税人对教师罢工很生气，卷烟制造商也有反感，因为1970年底以后禁止他们在电视上作广告。蜜月旅行者也在生气，因为尼加拉瀑布的水流暂时改道了。相信有飞碟的人对空军反感也很大，因为后者对一万一千个据说看到过飞碟的处所，调查了两年之后，作出结论说根本不存在什么飞碟。戏迷生了气，因为1969年的纽约剧本奖授予了反战剧本《和平》。这个剧本中战争之神把许多国家冲下了一个大马桶。
对千百万美国人来说，全国有腐蚀作用的新的精神状态似乎可以用这作一件事来代表：当杰奎琳·肯尼迪·奥纳西斯看完了“我好奇（妒忌）”的表演离开曼哈顿一家剧院，《纽约每日新闻》的摄影记者梅尔·芬克斯坦在给她摄影时，竟四肢朝天跌倒在剧院外面的人行道上。他说，她用一种柔术的动作把他从她的大腿上摔下去的；她却说是他自己滑交的。不管实际情况到底如何，另一个摄影记者却抢下了肯尼迪总统的寡妇大步跨开芬克尔斯坦和这家瑞典色情电影院的镜头。她穿着一条绷紧的黑色超短裙。背景是一面宣传“各种名酒”的厂告牌。“卡姆洛特”【百老汇演出的一个剧本，写英国传说亚瑟王的宫廷，此处喻肯尼迪当政的时代。——译者】似乎已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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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是大学校园里风浪最大的一年。虽然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在全国六百七十万大学生中百分之七十二的学生都没有参加过一次示威游行，同时《幸福》杂志的调查报道说，只有百分之十二点八的学生是“革命的”或“激烈的异议派”，这些少数人使全国各地的学校都弄得四分五裂或整个瘫痪了。旧金山州立大学已关闭了三个星期。圣马特奥初级大学校长的家里被人丢了燃烧弹。有一千学生和二百教师参加一个群众大会，迫使赖斯大学校长辞了职，圣·费尔南多州立大学、霍华德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和马萨诸塞大学等大学当局搞得走投无路只好请警察来维持秩序。在芝加哥大学里，布鲁诺·贝特尔海姆说，“这些孩子中有许多是精神十分不健全的患妄想狂的人，”他把他们比之于支持希特勒的德国学生。学生们的要求仍然如旧。黑人学生要求在黑人研究方面开更多的课，白人学生则要求结束后备军官训练队和结束道氏化学公司招墓新人的工作。不管黑人学生或白人学生全都要求结束越南战争。
校园内的冲突很容易迅速升级，往往在当局——甚至某些参加者——还没弄清中心问题是什么的时候，局势便己发展到不可收拾的程度。在威斯康星大学里，一个黑人学生组织黑人联盟号召举行罢课。美国青年争取自由组织中的保守派学生决定冲破黑人的纠察线。双方开始打起来，州长调来了一千九百个国民警卫队员，对黑人使用了刺刀和催泪瓦斯，五千多白人列队开向州政府抗议使用武力，教职员团体支持黑人的要求，威斯康星立法机构进行反击，削减了大学的预算。
在纽约市立大学——“穷人的哈佛大学”——里，波多黎各学生和黑人学生一起据守在南校园里，发表了一份宣言，要求大学的入学人数应反映纽约黑白人数的比率，还要求采用研究黑人问题的教学计划，并由他们来控制这一计划的执行。面临着这种对学术水平、从而对他们毕业文凭的价值的威胁，白人学生们动员起来了。在随此发生的斗争中，一所大礼堂被焚毁了。比尔·加拉格尔校长把学校关闭过两次，后来就辞职不干了。干是，教职员评议会批准了一项几乎不能相信的建议，根据这项建议，下一届一年级学生的百分之四十将是黑人和波多黎各人，他们可以不必符合纽约市立大学学业上的要求，因此该校也不再能称为穷人的哈佛了。
哈佛大学本身也于4月9日出现大风潮，学生们拥入学校的办公大楼，逐出了院长和系主任，并开始查抄机密档案文件。内森·普西校长只得向州警察局呼吁八五八书房，于是四百名警察通过奋战排除了种种障碍进入学校大楼，逮捕了一百九十七个学生。他们的同学——一共六千人——在哈佛的露天运动场开会，投票通过举行罢课以示抗议。全体教职员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撤销对一百九十七人的控告。普西同意，但法官不同意，他以非法侵入罪判处他们每人罚金二十美元，并以殴打系主任罪判处一位二十五岁的研究生徒刑一年。于是该大学正式同意了全体教职员的一项决议：同意原来的示威者的主要要求——结束哈佛大学的后备军官训练队。
康奈尔大学那年春季的风潮并不比其他十几所大学厉害，但是一系列震惊世界的图片却是伊萨卡的当地特色。二百五十名黑人大学生于4月19日占领了学生会所在的威拉德·斯特雷特大楼，要求单独成立一所非裔美人大学。威拉德·斯特雷特大楼内一时盛传一队带枪的白人正在开来，于是黑人们自己也弄来了武器。詹姆斯·珀金斯校长说，这“就完全成了另外一回事了”。他屈服于黑人所提出的每一项要求，于是占领这座大楼的黑人们都走出了大楼——从报纸上的图片着来，武装到了牙齿，手里拿着枪，子弹带交叉在胸前。教职员评议会否决了校长所提出的解决办法，后来又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校董们宣布要进行调查，于是珀金斯就辞了职。
所有这一切，华盛顿方面都密切地注视着，可以预料，那边的尼克松政府是除了造反的学生以外，对什么人都表同情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的芬奇部长写信给全国各大专院校的领导人指出，一百多万接受助学金的学生如果滥用他们的特权，就停止发给助学金。圣母大学校长西奥多·赫斯伯格牧师警告其学生说，任何一个动武的人都要开除并依非法侵入罪起诉，尼克松接着也表了态。尼克松写信给赫斯伯格，称他为“亲爱的特迪”他说，“我要称赞你所采取的直率的立场，”并要求他把他对学潮的意见转给即将和州长们举行会议的阿格纽副总统。赫斯伯格劝告要谨慎从事。他说，“甚至最极端的学生也有一些话要对社会说，这些话在今天来说也许颇有研究价值的。”他的论点对州长们起了作用，他们拒不按受罗纳德·里根提出的由联邦政府对学生风潮进行调查的建议。
如果说黑人积极分子在大学校园里活动很频繁，那么他们在大多数城市中心却蛰居不动。接连第二个夏天，各地黑人居住区都相当安静。在那里，人们的心境都在变化。六十年代中期的动乱已经打开了与各城市的市政厅之间通话的新渠道，而各大城市现在都能派出训练有素、配备精良的防暴警察。黑人现在偏重搞选举活功。由于黑人选民登记人数迅速猛增，在许多地区，选举黑人候选人已成为一种现实的办法，可以用以代替对社会的公开反抗。霍华德·李于1969年成为北卡罗来纳州查佩尔希尔市的第一个黑人市长。查尔斯·埃弗斯以“不要投票选一个黑人。不要投票选一个白人。要投票选一个好人”，这一口号赢得了密西西比州费耶特市市长的职位。
尼克松把新政府在种族关系方面起的作用叫做一种“中间道路”。无论怎么说，它放慢了取消种族隔离的速度。约翰逊的政策是对不实行黑白人同校的学校停止发给联邦津贴。尼克松抛弃了这项政策，并说，“如果联邦政府削减了一个学校的经费，从而使该校的黑白人学生未能受到应受的教育，我认为这决不是取消种族隔离运动的一个胜利。”他在进人白宫初期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承认，尽管有其早期的经历，黑人们不信任他，认为他现在不关心他们的事业了。他在竞选中曾作出过许多关于扶助“黑人资本主义”的诺言。但现在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此事的下文了。而相反地，1968年8月，芬奇却建议让密西西比州各校延期实行黑白人合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