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普遍认为这是向南部白人选民献媚的一种策略。它在十月下旬遭到挫败，当时最高法院一致裁定“每个学区的责任是立即终止二元的学校制度，今后只办一元化的学校。”这是沃伦·伯格就任首席法官以来的第一个重大决定。尼克松回答说，他将以“充分尊重法律的精神”，尽最大的努力来执行这一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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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学生闹风潮是少数人搞的，但人数更为众多的美国青年却不断地在服饰、讲话和作凤方面异于成年人社会，以表现他们的独特个性。他们所以引人注意，主要是由于他们的那种有意惹人注目，甚至荒乎其唐的生活方式。但是还有更多后来居上的。这是战后婴儿大增的必然结果。1960年时，十四岁到二十四岁的美国人有二千七百万人。现在，这样年龄的人有四千万，整整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他们的人数和他们的富裕处境保证青年人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的规模得以日益壮大，同时如果他们中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人集中到某一件事上去，那这事马上就会流行一时。1969年8月15－17日这个周末，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是一个摇滚舞音乐节，人们称之为“伍德斯托克”节。
实际上这个名称并不副实。设计并发起这个节日的两个二十四岁的青年，原来打算把音乐节安排在纽约州赫德逊河旁伍德斯托克村去举行，而且已经登出了广告。可是分区规章和当地的反对意见阻挠了他们的计划，于是他们就只得移到纽约市西北七十英里左右白湖上一个叫贝瑟尔的卡特斯基尔山镇上去举行，在那里他们借用了马克斯·亚斯格的一所占地六百英亩的牛奶场。发起人希望青年们能找到那个地方。他们希望能拉到五万个左右顾客，门票七美元一张。
他们大大地低估了这节日的号召力。马克斯·亚斯格的牛奶场一下子受到了四十万人的猛烈冲击。贝瑟尔暂时成了本州的第三大城市。周围的各条道路上喧喧嚷嚷，挤满了被丢下的汽车、摩托车和装饰着幻境图画的微型公共汽车。所有附近通往卡特斯基尔公路的通道都被车辆堵塞了。向如此拥挤的人群收费是不切实际的，发起人只得放弃原来的主意，因而损失了两百万美元。这是在伍德斯托克音乐会出毛病的两件事之一。另一件事是天气。两场惊人的大暴雨使牛奶场成为一片沼泽。青年们在塑料帐篷和用毯子和衣服搭成的披屋下面，蜷缩在湿透的睡袋里。缺乏食物和水的正常供应，甚至卫生设备也没有，本来会使伍德斯托克节成为一场灾难。
但相反，它却获得了大成功。一个最初的演奏者不安地看着广大的人群说，“如果我们希望这次演奏会获得成功，那你们最好都牢牢记住，在你身边的小伙子是你的兄弟。”他们真这么做了。一个警官把那次参加音乐会的听众称为“我在二十四年治安工作中接触过的最有礼貌、最能体谅人而且行动最规矩的一群小伙子。”
最好的帮助来自他们自己的队伍。从俄勒冈兼程赶来的一个名叫肯·克西的“愉快的玩笑者”乐队的车队施舍了一份高蛋白的葡萄干肉汤、燕麦粥和花生米，并设置了医疗帐篷；新墨西哥的道斯的一个名叫猪庄的群居村里的一百个社员提供了必要的服务。然而真正使这次集会成功的是那对许许多多人具有磁铁般吸力的酸性【指麻醉药物。——译者】摇滚舞。杰弗逊飞机、克里登斯·克利尔沃特复兴会、斯通家族、吉米·亨德里克斯、琼·贝兹和贾尼斯·乔普林——这些都是他们的崇拜偶像。他们都亲自来到了，即使人们不能看到他们，也至少能从放在舞台四周八十英尺高的脚手架上的喇叭中听到他们的声音。因此，虽然下着大雨并经常有令人恼火的事发生，但是束着束发带、穿着喇叭裤、拿着念珠、穿着粗布蜡染村衫的青年人却使这节日成为一代人的团结的强有力的象征，以致他们未来的代言人，在谈到他们时，称他们是伍德斯托克民族。
在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加强同辈之间的团结是不可避免的事。伍德斯托克是1969年最盛大的一次摇滚舞音乐会，但决不是独一无二的。那年在华盛顿州高级法院批驳了约翰·伯奇协会的一些反对意见之后，在坦尼诺附近的一个大牧场上也举行过，此外还有在得克萨斯州刘易斯维尔（一个治安官员说，“这群人比达拉斯看足球比赛的那群人好得多。”刘易斯维尔市长告诉记者们说，唯一的问题是一些年纪大一些的得克萨斯人造成的，他们跑来看在加尔扎小榆树水库里游泳的裸体青年。）和在路易斯安那州普雷里维尔，那边吸引人的有“可喜的死者”，“罐装的热气”，“乡下佬乔伊和鱼”和“铁蝴蝶”等乐队。
举行音乐节这种现象，并非只有美国才有。它既然是美国的一种现象，同时当时既然是美国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摇滚舞的声音就会在西欧回响，特别是在英国。于是在英吉利海峡怀特岛便出现了“请帮助鲍勃·迪伦压沉这个怀特岛吧”的旗帜。响应这个号召的有当地警察所说十五万个“服饰古怪的非男非女的青年”。迪伦本人在音乐开始演奏后三十六小时到达，他穿着一套白衣服，黄衬衫和绿鞋子。一个青年妇女崇拜者脱下衣服，光着身子跳舞，并尖声叫道：“我要的就是解放。”怀特岛的音乐会不象伍德斯托克，最后赚了一笔钱。
这里有些异常的东西。发起人和表演者都发了很大的财，然而支持他们的反主流文化却越来越反对物质至上了。不象摇曳音乐，摇滚舞带来了思想上的紧张。这是许多老一辈的美国人对它十分反感的原因之一。在他们看来，摇滚舞的那种生活方式和社会信念是没有爱国心的、荒唐的、不道德的，在某种情况下，甚至还不止于此。这是可能的；当一群胡作非为的嬉皮士犯下了1969年那件最丑恶的凶杀案时，他们担心的事终于变成了现实。那些对“现在这一代”起反感的人把这件事着作是他们的最可怕的预言得到证实的证据，而那些长发青年未能对此事承担责任徒然更加深了他们的愤怒。
这件谋杀案的受害者是怀了孕的金发女演员沙伦·塔特和她的四个熟人。他们的尸体被无比残暴地加以肢解后又摆成荒诞不经的样子，这是在8月的一个早晨，在洛衫矶市仙乐大道10050号一座俯视祝福峡谷的大宅里被人发现的。四个月之后，查明凶手都是死谷边上一个嬉皮士群居村的人，他们还犯过另外两件凶杀案，他们的头子名叫查尔斯·曼森，是一个三十五岁的惯犯，而且根据各方面的报道，是一个强壮的色鬼。凶手们都是他的门徒：一个神经错乱的得克萨斯州青年和三个漂亮的、愿意为曼森做任何事情——真正是任何事情——的姑娘。他们白天忙于驾着用偷来的大众牌汽车改装的架有机关枪的汽车东奔西走。（曼森相信将会有种族战争）夜里他们就探索不寻常的性的活动——当然，除非因他们忙着要把陌生人刺死而没有空。
如果曼森和他的朋友们所代表的是嬉皮士浪漫主义的黑暗面，那么其光明面就是青年人的社会良心。美国的优秀青年都由于人与人之间和人对环境的损害而深感不安。生态学的问题是最少引起争论的问题；这问题需要考虑已再明显不过——污染已发展到肆无忌惮的程度。盖洛普民意测验衷明，百分之七十的美国人已把环境问题列为国内问题中的首要问题。不仅年轻一代，而是社会各阶层的团体都深深感到这一威胁。联合国已宣布召开人类环境会仪的计划，总统已设置了一个环境保护特别委员会。各州州长和市长都委派人组成了生态委员会。路易斯维尔一家设备陈旧的工厂每天向城市空中倾吐的污物达十一吨之多，市民们戴着防毒面具，带着一份有一万三千人签各的抗议性请愿书，列队游行到市政厅去；这家工厂于是装置了新的锅炉，使煤烟的日产量减少到一百磅。
这件事帮助了路易斯维尔，但在全国看来，它几乎算不得什么、在全国范围内，这个问题的规模大到压倒一切的程度。内燃机每年在美国把一亿四千万吨烟灰吐入空中。光是洛杉矶的汽车，每天就要散发出一万吨一氧化碳，二千吨碳氢化合物和五百三十吨氧化氮。升腾到美国上空这个大阴沟里去的其他污染物质有氧化硫，硫酸烟雾，飞灰，煤烟，以及砷、铁、镉、铅、铬和锰的微粒。每年光是在财产方面造成的损失就达一百一十亿美元。烟雾使尼龙袜子分解，剥蚀房子上涂的油漆，使有些建筑物褪色发黄，使人行道蒙上一层绿色的粘液，使橡皮发脆而碎裂，使衣服变色，浸蚀窗玻璃，侵袭牙齿表面的珐琅质，引起肺病，或在其它方面腐蚀、败坏、污染、侵蚀、磨损人的躯体及其工作。
所有这一切都早已存在了一段时间了，但是许许多多事件结合起来迫使生态问题受到全国人的严重注意却是1969年才有的事。人们发现，东海岸赫德逊河、康涅狄格河和西部哥伦比亚河上的一些核动力工厂正在用热核污染物质大量杀死鱼类。滴滴涕也在夺去一部分海味，并使秃鹰这个美国的象征有绝种的危险。据报道，曼哈顿步行者所呼吸的空气中的一氧化碳两倍于联邦政府规定的危险水平。佛罗里达州埃弗格莱兹国家公园和加利福尼亚州塞库亚国家公园分别由于有计划要在那边兴建巨型飞机场和修筑通往滑雪胜地去的通道而受到了威胁。
飞机场的建筑工程由于十九个被激怒的资源保护团体的起诉而暂时停止下来。塞拉俱乐部也从法院弄到一个制止由沃尔待·狄斯奈公司筑路的命令，但这命令只是临时性的，而在其他方面，对这个黄金州来说，1969年是环境污染十分严重的一年。一部分也应该责怪天气，三次暴风雨倾下五十二英寸雨量，接二连三地冲洗了圣加布列尔山的山坡。桥梁都被水冲毁了，数以百计的家宅整个儿滑到山脚下去——光是在卡彭特里亚就有二百九十一家，七千二百人口。圣安德烈斯断层一带，人的生命也是经常处于紧张不安之中，这个断层横贯旧金山市的一角一直到洛杉矶之东二十英里处。自从1906年的大灾难以来，断层一带就一直很紧张；另一次地震已过了预报日期而尚末爆发。加利福尼亚人都不在乎地等者这一可能发生的事。汽车上出现标语说，“加利福尼亚该好好地跳一下，”而1969年当地的一本畅销书名叫《伟大的加州的末日》，这是一本描写地震情况的小说。实际上，现在记录到的较大的震动只有4月28日的一次，而其中心则在无人居住的荒野里。
然而，那一年加利福尼亚人在地质断层方面的经历还不仅止于此。另一条断层带的紧张情况，加上人的愚蠢，造成了1969年国内生态学方面的恐怖。1月下旬，一个已经钻进了太平洋底以下三千四百八十六英尺的高压油气层的油钻，为了要调换磨损的钻头撤了下来。突然间发生了井喷，在钻台附近升起了直径二百英尺的油泡。这时，失去控制的油井所制造出来的压力沿着海底砂石和页岩未经勘侧的裂缝放出去，后果不堪设想，钻井工人花了十一天时间终于把原来的钻孔覆盖住，但油仍继续在一片广大的地区里象沸水一样喷出来。
井台以东六英里处就是圣巴巴拉洁白的海滨，那边的地产售价不下于二千元一平方英尺。在2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圣巴巴拉人所珍爱的白色的沙滩——四十英里长最高级的海滨——开始变黑。几十万加仑粘性的原油使游艇和渔船都蒙上了厚厚的一层浮垢，只有滚烫的蒸气才能把它们擦掉。《体育画报》的一个作者报道说，水面上浮油的“厚度使得波浪都失去了原来的形态；它们不断发出咕嘟声……石油的气味跟着我穿过峡谷一直到离海一英里的家中都不消散……海潮线从空中看起来好象是用黑铅笔在地图上画出的一条宽宽的黑线”。
这个灾祸的最惊人的一个方面是海洋生物的毁灭。淡菜和龙虾立即就死亡了。海豚和海狮也不见了。鹈鹕俯冲到油里去，接着就由于不能展开缠结的翅膀而沉没下去。海滩上密布着死的矶鹞、鸬鹚、海鸥、和潜鸟，它们的眼珠可怕地鼓着，它们的内脏都被石油烧毁了。奥杜邦学会说，“令人看了非常悲痛”；另一个旁观者说“这景象令人作呕。”居民们举行了群众抗议大会，在政府机关的四周插满了要求“取缔污染”的标语牌，并组织了一个叫做“清除石油”的生态学团体。要求赔偿的诉讼案总计达十亿美元。清理费用估计为三百万美元。
发给华盛顿的电报和信件超过一万二千件。起初政府似乎还很在意。内政部宣布，今后在打到二百三十九英尺以下时，钻头外面一定附上管道，这是以前规定的必要条件。最重要的是圣巴巴拉海峡的钻探租约被暂时吊销了。于是，石油工业开始施加压力。因为巨大投资要受到威胁。把太平洋上将近一千平方英里水域的钻探权让出去的租约，是在一年前和十二家公司签订的，它们为取得此项权利己付出六亿零三百万美元。他们要求发回此项权利，9月间，尼克松政府就把它给了他们——尽管地质学家发出了严重警告，还有另一些裂缝存在，同时原来失去控制的钻井仍继续在漏油。
在一切反对环境污染运动中，年轻的参加者十分受人注目，他们在佛罗里达州递送请愿书，大批大批地游行到路易斯维尔市政厅去，并设立“洗刷间”来洗刷和拯教加利福尼亚的鸟类。可是他们的信念到底有多么坚定——还是只不过一时兴起提出抗议——那却是另一个问题。在某些方面，他们似乎是极其自相矛盾的。例如，他们虽然激烈反对环境污染，但由于他们的光顾却热烈地支持另一种形式的污染：廉价饮食业。
售卖空有热量没有营养的食物的快餐摊自二十年代以来一直是美国路旁的一项特色，到了六十年代，它们才成为获得特许经营权的联号营业活动中的一支主要力量，因而几乎使所有美国城市的郊外景色变得千篇一律了。获得特许经营权的联号营业——用一同名商号营业——已成为当时的一个特殊标记。由此而产生的有假日旅馆、米达斯消音器商店、西特哥站和霍华德·约翰逊汽车旅店。可是，如果同烤肉快餐馆和冰淇淋店比较起来，这些还算是合于传统和比较固定的。1969年转让联营权的最高价格是：一个卖麦克唐纳汉堡包的铺子（“供应已超过五十亿份”）九万六千美元，一个A&W摊三万七千美元，一个桑德斯上校的肯塔基炸子鸡摊二万四千五百美元，一个奶房皇后冰淇淋摊七千五百美元到三万美元（视所在地段而定）。另一些吸引着成百万青少年的快餐店都挂着这样一些招牌：邓金炸油饼，博南扎、哈迪、牛排王、明尼·珀尔子鸡、巴斯金一罗宾斯冰淇淋、罗伊·罗杰斯烤牛肉、国际煎饼店。
如果青年人赞成这些，那他们也可能会赞成当时金融界另一种重大现象，即大联合企业，其中最著名的是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它的旗号下，经营着许多旅馆、汽车出租行、人寿保险公司、面包房、通信设备制造厂。但对一些热心政治的青年来说，大联合企业是一个肮脏的字眼，它是和政府合同，从而也和越南战争联系在一起的，而越南战争是甚至比污染更大的敌人。在这里，反战示威者和批评他们的人双方的情绪都极为高涨，而在这里，新生的一代采取了后来以此著名的立场。
那一年抗议的中心是停战。第一个动员日定于5月15日。理查德·尼克松事先就说，“我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受它丝毫影响。”从而引起了大批的人去敲打教堂里的钟、佩戴黑臂章、举着标语牌和蜡烛，尤其是，在成千的美国市镇举行游行，表示一致反对卷入印度支那战争。那个星期三，在波士顿广场集中了九万名抗议者，在纽约有两万，在华盛顿有二万二千。据报道，有些大学有半数学生都参加了游行。代理校长的夫人在惠蒂尔大学点燃的火炬，要到这场战争结束以后才熄灭，该大学的最著名的男校友就是白宫的主人。
11月15日恰逢周末，称为新动员的活动已持续了三天了。这次，焦点是华盛顿。警察局估计群众有二十五万人，新动员委员会则说参加的人有八十万，确实没有办法作出精确的估计，但在美国历史上肯定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群众活动。由于白宫宣布尼克松总统将留在白宫通过电视看足球赛，于是头一批四万个游行者，每人身上都背着一张写有一个越南阵亡的美国人的名字的字牌或被毁于战火的越南城镇的名单，在白宫外面走过。游行的人从阿灵顿走了四英里路到国会山来把这些名单放在几只巨大的覆盖着国旗的棺材里。
一切进行得秩序井然。陆军原来准备了九千人来控制难以驾驭的示威者，但并没有用到他们。总统助手赫伯特·克莱因和共和党参议员休·斯科特、约翰·谢尔曼·库拍等人都表杨了群众的克制精神。司法部长约翰·米切尔则表达了少数人的意见。使这个周末美中不足的有两件很小的暴力行动：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一群人袭击了南越大使馆；一群易皮士试图冲进司法部去。两起人都被催泪瓦斯击退了。看到这种情况，米切尔说，虽然新动员中大多数参加者都是“守法的”，但游行带来了“如此广泛的人体损伤、财产损害和街头对抗，以致我不能认为——总的说来——这些集会可以说成是和平的集会。”
斯皮罗·阿格纽同意这个说法。华盛顿并不感到意外。但现在已经十分明白，不管政府的其他人员怎么说，司法部长和副总统对破坏法律的美国人是不会客气的。
后来将成为美国的利迪策【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村庄，1942年德国法西斯强盗屠杀了该村全部居民并加以烧毁。——译者】的美莱是越南的一个座落在南海之滨的广义省的很小的村庄，它在1968年3月16日星期六那个热而潮湿的早晨成为五百六十七个老人、妇女和孩子的坟墓之前，外省人几乎都不知道有这个地方。即使在当时，这个名字也是它的大多数进攻者，小威廉·卡利中尉指挥的一排人所不熟悉的。他们把它叫做粉红村，因为这个地区在头天晚上排长情况简介会上发的军事地图上染成粉红色。
卡利和他属下的人都是以小弗兰克·巴克中校之名命名的巴克特遣队的成员。巴克中校在三个月之后因所乘直升飞机坠毁而死，使他在3月16日事变中所负的责任永远弄不明白。对方有什么挑衅活动也弄不太清，这在军事法庭上得提出来。这个小队所属的美国师第十一步兵旅的查利连在越南已经呆了三个半月了。在这段时间里，连队的一百九十个人中几乎半数已丧生于饵雷和狙击手的射击。在情况简介会上，中尉获悉美莱已被越共第四十八营所占领。连长欧内斯特·梅迪纳上尉后来说，他不知道那边有妇女和孩子。他叫卡利中尉去把村子扫荡掉。卡利便把这话传达给他的所属人员。黎明时，他们搭上了直升飞机，他们的M－16型自动步枪装好了子弹，作好了准备。
着陆后，他们发现那边并没有越共，只有手无寸铁的平民，据二等兵保鲁·戴维·米德洛说，他们被美国兵赶到“象一个小岛似的”村中心来的。那是在两条小路交叉的地方，中尉命令他的部下射击居民。米德洛是照着做的一个。后来他说：“我向他们射出了四夹子弹——68发。我可能射死了他们十到十五个人。”站在他旁边的卡利举起自动步枪近距离射击那些已被包围的人。接着，士兵们把七八个越南人使劲推迸了一个棚屋，即怨气兵所说的“窝棚”里去，随即扔进了一颗手榴弹。
第三件事是在一个L形排水沟里发生的，在佐洽亚州本宁堡的军事法庭上，这就要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地方。那里的屠杀是以装配线上的操作方式进行的。一个步兵在本宁堡作证说：“那边有各式各样的人——男人，妇女和孩子们。他们被一小批一小批地带上来，然后被推进沟里，按着卡利中尉就向着沟里扫射。”另一个目击者说了排长对付一个和尚和一个婴儿的情况。这个穿着白色僧衣的和尚象在祈祷似的伸展着求乞的双手，不断地重复着说“不是越共，不是越共。”据证词说，卡利用M－16型步枪的枪托猛击和尚的嘴，接着就倒转枪“向着和尚的脸扳机射击。他的半个头都给打掉了。”至于那个婴儿，“卡利抓住他一只手臂把他夺过来，丢进那道水构，就一枪把他射死。”
据一个名叫赫伯特·卡特的休斯敦士兵说，当时“我们走遍全村，看不到一个越共。后来人们陆续从棚屋里走出来，咱们的人就把他们射倒井把棚屋焚毁，或是先放火烧棚屋，等人们逃出来时再开抢打他们。有时候他们把一群人围起来，一起把他们射死。我们整天就这样干着。”
迈克尔·伯恩哈特中士把这种勾当叫做“无故谋杀”，他的同伴们说，他拒绝参与此事。他说，“我们中间只有少数几个人不肯参加。我告诉他们说，见鬼去吧，我才不干这个哩。我认为这不是一项合法的命令。”在二等兵理查德·彭德尔顿到达美莱之前，枪杀平民的勾当绝大部分已经止息，“但是，”他后来说，“有些人仍然在枪杀平民……在场地上、溪谷里和稻田里躺着大堆大堆的尸体。”只有一个美国人是伤员——他是故意开枪打伤自己的脚而拒不参加屠杀勾当的一个土兵。
在目击者中有两个军人，他们对这事的回忆将在今后产生特殊的影响。陆军摄影师罗纳德·黑伯利用三部摄影机把美莱的大屠杀拍摄了下来。一部摄影机是公家的；他把它所拍摄的交了公。其他两部是他的私人财产，因而把它们保留着。第二个军人是直升飞机驾驶员小休·汤普森准尉。他从空中看到了L形的水沟并提醒他的司令官注意。他后来说，“我想那里准定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我无法设想怎么会有那么多尸体倒在那么个水沟里。”汤普森回到那村子里，从那里救出了十六个孩子。陆军部以其“不顾自己的安危”而奖给他一颗“卓越飞行十字勋章”。
这是唯一的迹象，说明官方警觉到美莱发生了不正常的事。十二天之后，巴克中校提出了一份战斗行动报告，把这次进攻说成是“设计周密、执行良好而且是成功的”一次进攻。用其后的国会报告的话来说，“可以合情合理地断定，美莱问题在美国师内部被掩盖起来了。”后来隔了很久，当一切掩盖手段都失败时，该师师长塞缪尔·科斯特少将（他已任西点军校校长）降了级，而且他和副师长都受到了训斥，被褫夺了服务优异勋章。可是这在当时或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是很难预见到的。那天早晨，第一个对美莱向题采取行动的人不在美莱，而且他直到一个月之后才听到这件事。他是罗纳德·赖德诺尔，从前在夏威夷时他曾在查利连；他是从他过去的战友们那里闻悉这作屠杀案的。一年之后，赖德诺尔退伍回国，写出了一篇关于这一事件的传闻的报道，打成二十三份，分别邮寄给尼克松总统、主要的国会议员以及五角大楼和国务院的官员。他控告说，“1968年3月的某一天，在越南共和国的一个名叫‘粉红村’的村庄里，确实发生过某种相当黑暗的血腥事件。”
这信是在1969年3月29日写出的。陆军部在四星期之内对这件屠杀案展开了全面的调查。证据于8月4日被送交宪兵总监；同月，五角大楼收到了摄影师黑伯利的幻灯片。9月5日，即卡利预定退役的前一天，他被控杀死了一百零九个越南平民。被控告的还有另外一些人，包括梅迪纳，但是经过四个月的使全国人为之骇然的审讯之后被判有罪的只有卡利一个人。在该案败露之初，尼克松总统在某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被问到这一事件时说，这“肯定是一次大屠杀”，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没有理由的”。他接着还说：“我们在越南争取的目标之一就是不让把一个以对平民施加暴行为政策的政府强加给越南人民。”
可是，正当卡利于1971年被宣判犯有谋杀二十二个越南人的罪并被判处无期徒刑时，全国出现了一个惊人的变化，而总统敏锐的政治触觉很快就感觉到了。大多数美国人似乎认为这个裁决是不公平的，他们或是认为这个中尉是无辜的，或是认为他只是一只替罪羊。一个评论员挖苦地说，一般人的心情是，“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而且，他们也活该。”维京出版社宣称，它已经付出十万美元买下卡利的回忆录的版权，而在他宣判后最初三天中，大农场牌的唱片“卡利中尉的战歌”就卖出了二十万零二千张。唱片前面有一段甜蜜之极的配音，说到“有个孩子希望长大后成为一个军人，尽力为国效劳，”按下去便是歌词：
『我的名字叫威廉·卡利，我是祖国的一个军人，
我宣了誓要尽我的职责，力争上游，
但他们把我说成是一个坏蛋，
在我身上打下了烙痕，
当我们列队向前行进的时候。』
白宫报道说，人民来信百分之九十九都反对这个裁决和判刑。尼克松总统下令把卡利从本宁兵营的监牢里释放出来，移送到他住的部队公寓里软禁起来。两天之后，自宫宣布说，“昨天总统作出决定，在卡利中尉案最后判决执行之前，总统要亲自复审并最后定案。”后来，尼克松改变了他的主意，但当时他似乎是要利用一个战争罪行玩弄政治手腕，中尉的起诉人奥布里·丹尼尔三世上尉愤慨地写信给总统说，他“听到你在公众一片吵嚷声中决定要干预这件诉讼案，感到十分震惊和沮丧。”
※※※
五星期后，约翰·查菲海军都长宣布政府插手过问另一作战军官——“普韦布洛”号的劳埃德·布克海军中校——的案件。布克在北朝鲜代表美国正式承认进行间谍活动、表示道歉、并答应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以此作为交换系件他才和他船上的全体人员获得释放，一起回到美国。甚至在他在扳门店交出这份材料时，吉尔伯特·伍德沃德少将己说过这一承认是不真实的，他是“为了使船上的人员获得自由，仅仅是为了使船上的人员获得自由才签字的。”可是这个声明仍然在五角大楼里引起不快，海军建议对布克进行军法审判。查菲否决了这个建议。他说，中校和他手下的人“已经吃够苦了。”
以后几年虽然总统换了人，但对军方来说，仍然是多事之年。1968年竞选中，理查德·尼克松还在谈布克丢失一条船的事，他说，“除非美国对这类侮慢事件作出反应，否则你就必然会促使别人更欺负你，那也就会出现更多的“普韦布洛”号事件。在我们的新政府里，我们一定要坚决制止这类事件……根本不容有这种可能。”他进人白宫后不到三个月就遇到了一件类似的屈辱事件，而他在作出反应方面也不过象林登·约翰逊一样的束手无策。这次受辱的是一艘空中的“普韦布洛”号，海军方面叫做EC121的一种改装过的洛克希德超级星座机。EC121没有武装，能载三十一个工作人员和六吨可以用来盗听假想敌的通讯电子设备。4月15日，北朝鲜人把它击落了下来，所有人员全部丧生。这一次出事地点根本不成问题。俄国船只也同意此事发生在离海岸100至120英里的国际水域。
尼克松的第一个冲动是要报复，但他越是考虑应如何报复，就越觉得怎么都不行。除了冒核战的风险，他简直毫无办法。结果他只能说，“今天我已发布命令，继续进行这种飞行。并对它们进行保护。这并不是威胁，而只是说明事实。”
这也是说明无可奈何，而且由于这年在越南发生的事更显得如此。在巴黎，美国谈判者正对北越人说，美国已经打消了在印度支那找到一种军事解决办法的希望；在西贡，阮文绍总统被告知，不论是美国单方面撤军，或是接受一种无异于承认美国战败的条款，都是不能接受的。处在两者之间的办法则是一筹莫展。
以人肉炸弹——把炸药捆在自己身上去炸开铁丝网的越共——打头阵进攻拉塞尔发射基地（那是非军事区正南一个海军陆战队阵地），同时在离西贡十五英里处的美军主要基地边和周围也爆发了残酷的战斗。这年最引起争论的行动是美军对怨气兵称为碎牛肉排山的邑碑山的突袭。陆军继续执行约翰逊年代的战略，使越共经受五角大楼所说的“最大压力”。碎牛肉排山战役开始时是作为一个典型的一面搜索一面歼灭的战斗任务来进行的。在阿绍山谷，这条从老挝方面进行渗透的走廊，由直升飞机运去了九个营。在其后的扫荡中，101空降师第187团的第3营捅了该师师长梅尔文·蔡斯少将所说的敌方的“马蜂窝”。后撤后，该营一面挖壕固守，一面派出一个连去猛攻那座山。
攻势没有得手。于是两个连又去袭击山顶。它们也被击退了。第二天，整个营向守军冲峰，但仍被击退下来。于是调来了另外的二个营。同时美国的大炮和飞机也向山顶轰出二千颗炮弹和一百五十五架次飞机把它完全打成一个秃山。但越共仍然固守阵地，使美国进击部队每次都在步枪射击和手榴弹爆炸的火浪面前退下来。美军连续的十次冲锋都被击退了。第八天，一千名怨气兵和四百名南越人攻下了山头。蔡斯将军把它称为“一帮玩命的小伙子取得的一次伟大胜利。”一星期后，一个美国发言人宣称，碎牛肉排山已被放弃。他说，“我们觉得，我们已经达到了目的，这山已没有什么油水了。”
看过伤亡表——美军四十六人阵亡于邑碑山坡上，伤三百零八人——的参议员们都作常生气。爱德华·肯尼迪把这种进攻叫做“毫无意义而又不负责任的”迸攻。他问道，“我们有什么理由十几次命令士兵冲山去，直到士兵们自己都怀疑采取这种行动是否是发疯？”有些共和党人也被激怒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少数党领导成员佛蒙特州的艾肯建议白宫应“立即”开始“有秩序的撤退”，把战争交给“它的合法的所有人”——越南人。共和党议员领袖宾夕法尼亚州的斯科特极力主张撒出“大量”美军。
这话尼克松一直在听着。在他的第一个任期中，他对国会里的情绪是十分敏感的。在言论上，他仍然是不可调和的冷战战士，坚持他对自由亚洲和多米诺理论等等的信念，但是他的行动则是另一回事。他的一个助手承认，“越南也许可能使我们成功，也许不可能使我们成功，但是没有问题，它一定能把我们搞垮。”约翰逊的战略显然已经破产。到1969年3月，美军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死于朝鲜战争的三万三千六百三十九人。战争的费用每年仍在二百五十亿元以上，不断地造成不可抗拒的通货膨胀压力：1958年的一美元现在只值七十五美分了。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已在提出政治家听来象梦魇的预言：将出现“由通货膨胀引起的衰退”。
现在已经十分清楚，尼克松在外交政策方面最有影响的顾问不是罗杰斯而是基辛格。基辛格在《外交季刊》上以普通公民身分写文章，建议执行两条平行的谈判路线。他建议说，一面让越共和南越人努力寻求一项政治解决办法，一面华盛顿和河内可以安排共同撤军的日程表。现在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访问西贡回来，总统的新战争政策就有了另外一些新成分。莱尔德认为阮文绍军队的战斗能力可以提高到能单独作战的程度。白宫抓住这一见解作为完成越南化的一种方法。尼克松于6月8日在中途岛把这个消息告诉阮文绍后，宣布第一次撤军二万五千人。
同月，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外交季刊》上建议说，政府应“降低战斗的水平”，于1969年底撤军十万人，1970年底撤出“全部地面战斗部队”。克利福德写道：“除了开始撤军，我们所能做的任何事情，都不可能如此有利于或有助于使南越问题在政治上趋于成熟。况且，我认为，我们要指望通过我们的军事力量达到任何目的，是完全不现实的，我们已到了只有设法脱身的时候了。”尼克松感到有些恼火，他对全国电视观众说，“我希望我们能够打破克利福德先生的时间表，因为我认为我们现在做得比他负责国防部时做得稍为好一些。”他的助手们急忙解释说，这并不是一个许诺，但在9月间，总统宣布说，他希望“在1970年底或1971年年中以前”把全部战斗人员撤回。那年年底，《生活》杂志的一位作者说，“从政治上说，尼克松似乎没有什么别的选择。他必须把美国从越南摆脱出来，否则在1972年的总统选举中几乎可以肯定会遇到失败。”
在越南，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将军采用的战术是要降低美国伤亡人数。这种战术和执行大规模的一面搜索一面歼灭的任务不同，以一个有代表性的日子为例，一次派出不下于一千个巡逻队，每队一百到二百人；他们的职责是尽可能歼灭故方的部队和给养，但要避免流血。“最大的压力”已为“保护性的反应”所取代；进攻性姿态已变成防御性姿态。可是，这在华盛顿听来比实际更为动人。两支大军仍然留在战场上，每支都能重创对方，并且各由爱寻衅的司令员领导着。在7月5日结束的这个有代表性的一周中，公布的小规模战斗只有四十六次，美国兵被杀的却有155人。但艾布拉姆斯的保守姿态并不能排除随时爆发大战的可能性。
这场大战终于在8月下旬在著名产米区岘港西南的岗峦起伏的山区爆发了。一架直升飞机在那里坠毁，机上的八个人全都丧命：第196轻步兵旅的两个连奉命去寻回他们的尸体。就在这时候，有一千个北越人正在那里集结起来准备袭击协德的首府。两军无意中突然相遇，共军撤进密布地堡和战壕的迷宫中去。当美军追踪进击时，碎牛肉排山的局面又重演了。经过不断的增援，最后与北越的第二师相对抗的美军和南越军达三千人。双方都争取占领一个叫做102山的沼泽中的高地。这场战斗直到第196步兵旅的怨气兵到达高地顶上时才结束——但故军已全部撤出了。一个美军军官说，“这可是老一套了，五天异常猛烈的战斗，到第六天上，他们轻轻松松把一块地方扔给你。”但是在产米区方面却出现了新的一套，那可是大为不详的。第196轻步兵旅的A连不肯服从上级的命今进入迷宫去把坠毁的直升机上的死者带回来。最后，A连的士兵们还是去了，但抗命的幽灵却就此出现，这使得为越南问题引起的喧嚣又添了一个刺耳的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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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在谈到国内的犯罪率时，把自己的手抬到脖子的高度对记者们说，现在人们“的厌恶情绪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在美国，当时的确已变成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联邦调查局报告说，重罪比上年增多了百分之十点六，偷窃罪增加了百分之十九，强奸罪增加了百分之十六点八，抢劫罪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五，还有一种犯罪行为更是一日千里：空中劫持飞机。在1950年到1967年之间，据报各条航线平均每年发生二点三次空中劫持飞机案件。1969年，发生了71组（其中58起都是飞往古巴的飞机）——为上一年的三倍。约翰尼·卡森在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今夜的节目》上说，“空中劫持飞机案件层出不穷，所以有一家航空公司把它的口号改为‘飞啊，飞啊，好啊。’”
各航空公司也的确尝试过各种办法。在机场设立标语牌，警告说，空中劫持飞机可以判处死刑，旅客持武器上飞机者将判处徒刑，对旅客可以搜查等等。还要求公众提出建议。于是有人提出了下列的一些令人难忘的建议：把女服务员训练来勾引空中劫持飞机者；要求旅客不穿衣服上机；在空中劫持飞机者站立的地方装上活板门；机上人员通过扩音器演奏古巴国歌，然后把每一个站立起来的人逮捕起来。只有一个发明创造起了作用。虽然没有一家美国的航空公司有去古巴的定期班机，但每个南行的驾驶员都带有进入哈瓦那何塞·马非机场的地图。它们经常收到古巴通过瑞士政府送来索取着陆费以及其它各项杂费的帐单。
那一年空中劫持飞机的活动在11月间达到了最高峰，当时环球航空公司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八十五次班机的唐纳德·库克机长接通与地面联系的电话说：“这里有一个人要到某个地方去，他为自己包了一架飞机。饮料是免费的。”此人是二十岁的前驻越南海军陆战队退伍兵拉斐尔·米尼奇洛，他拿手抢对准驾驶员的脑袋。米尼奇洛不肯痛快说出自己要上哪里去。库克后来说，“我马上想到我们大概得往南飞去买几支雪茄了，但结果并非如此。”飞机劫持者命令他飞向东去。
在班戈和爱尔兰的香农加油之后，他们最后来到罗马的达芬奇机场上空。看来米尼奇洛这个出生于意大利的人现在是想家了。他命令指挥塔让他们在机场远远的一个角落上停下机来，接着他说他要一个没有武装的警察作为人质。罗马警察局长自告奋勇。飞机劫持者就叫警察局长开车送他到乡下，然后把他放了。几小时之后，米尼奇洛在一个教堂里被逮捕了。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为什么要干这件事。”他的姐姐说，“我想是战争伤了我弟弟的脑子。”意大利公众似乎把他看做一个英雄——他毕竟开创了飞机劫持的新纪录：在空中经过了十七个小时和六千九百英里——但是他们的政府却抱有另一种看法。他被判处六年零五个月的徒刑。
虽然这个有点儿发疯的米尼奇洛可算得犯罪世界中的一颗彗星，但他还不是那年最著名的犯罪分子。此项殊荣要属一个没有透露身份就离开出事地点，因而遭到控告的汽车驾驶人。这一失检行为后来所以弄得臭名昭著，是因为此人是美国一个出身名门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同时因为这一事故产生了很可悲的后果。在1969年7月18－19日夜间以前，特德·肯尼迪在民主党下届总统候选人提名中一直是领先的，并且可能胜过尼克松和他的少数党。特德在他哥哥鲍勃的葬礼上的那篇悼词感动了全国的人，而他在1月间由于在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一举击败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拉塞尔·朗，代替他担任了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显示了他家传的善于争取人心的手段。这位年轻的肯尼迪似乎马上便将直上青云了。但这时发生了查帕奎迪克事件。
特德从他哥哥们那里承袭下来的许多责任之一是要提高那些忠实地为他家进行竞选活动的人们的士气。7月18日那次野餐就是为此目的而特意举行的。东道主是特德和儿个朋友；他们的客人是六个姑娘，她们上年在罗伯特·肯尼迪的流产的总统竞选中曾自愿在“锅炉房”（慕后）中担任单调而乏味的工作。请客的地点是查帕奎迪克岛，该岛离科德角南塔克特海湾里另一个名叫马撒氏葡萄园的岛只有二百五十码。
根据六个月后肯尼迪在审讯时所作的证词，他和其中一个名叫玛丽·乔·科佩卿的姑娘一起坐着他的克莱斯勒汽车离开大伙儿时大约是下午11点15分。玛丽·乔是一个很动人的二十八岁的姑娘，她的朋友们都称她为“M.J.”。这位参议员后来说，当时他们驶往那里的双车渡船码头，以便回到马撒氏葡萄园去，那边他们已在不同的旅馆里登记了房间，但提审的法官不相信他，许多别的人也不相信。玛丽·乔把皮夹子忘在野餐的地方了。她既没有告诉那边任何一个人说她走了，也没有向她的同房间的女伴要旅馆房门的钥匙。她和特德开车离去时，他们把十个人（包括克莱斯勒车的司机）丢在那里，这些人都是不打算在野餐的地方过夜的，而在大车开走后留给他们的就只有一辆显然装不下他们那么多人的小型出租汽车。最后，最令人不能相信的，还有一个肯尼迪的车子的方向问题。
从野餐处到渡口的那条黑色路面的路是查帕奎迪克岛上唯一的有路面的路。特德没走这条路而走上了一条通往海滨去的崎岖的石子路。他后来说，这是他走错了。但是这个转弯处是一个向右折回的急转弯，其入口处又被灌木丛掩盖着，因此你要不是有意寻找，几乎不知道那边有路，法官坚持说，这位参议员一定是明白这一差异的：他那天已经在这两条路上行车不止一次了。
特德和玛丽·乔所进择的那条崎岖的路叫做戴克路，离它半英里处就是那座狭窄的拱形木结构的戴克桥。这桥在泥路左边，与泥路构成二十五度角，然后升高上去越过坝下一条细长的水渠，它右边海湾里的海水就是通过这条水渠流入和流出波查池的。这座桥正是他们的祸根。特德没有作二十五度的转弯，因此他所驾驶的克莱斯勒车就向桥的右侧猛冲下去，落入十英尺深的渠底，翻了个个儿。在审讯中，肯尼迪作证说，直到“我在桥边翻下去的那个瞬间”我才知道走错了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