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我们谈完邦联军械局再转向邦联的兵站局和军需官员局的时候，就出现了不同的景象。像拿破仑说的那样，如果一个军队饿着肚子进军，那么南军的机动性则是格外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难得有足够的食物。南部铁路很坏、急剧的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经济混乱以及兵站总监卢修斯·诺斯罗普的工作无能(据说他的留任完全是出于戴维斯总统对他的偏袒)，这一切使得食物供应成为邦联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在1862-1863年冬季，李的部队每天定量减少到4盎司咸肉、8盎司粗玉米粉，偶尔有一把米或黑豆。数以千计的人有坏血病，只有春天到来能使士兵们吃上檫树树根和野葱时这种病才会消失。1864年1月李曾写道：“除非有转机，否则我担心军队就不能保持战斗力，也不能确保不遭瓦解。”
士兵可以穿着破烂衣服打仗，许多南军就是这样干的。但是，如果没有鞋穿，要每天行军20英里或在冬天站岗放哨，那是很困难的。可是，邦联方面的士兵也办到了。有些南部士兵几乎是在任何时候都没有鞋穿的。当李的军队在1862年入侵马里兰的时候，有数千士兵掉队落在后面，因为他们不能光着脚在多石的马里兰道路上行进。这些人如果在安蒂特姆的战斗中出现，他们就可能是另一种情况了。
联邦的军队有时也缺乏适量的食物。在1862-1863年间，由于兵站部的腐败和无能，在波托马克河军队中发生了食物短缺和坏血病。但在大部分时间里，北军的供应都是丰足的。兵站总监蒙哥马利·梅格斯是一个出色的官员。北部的工、农业所生产的军服、大衣、鞋子、猪肉和“硬饼干”(联邦的一种3英寸见方大的定量供应的硬面包)和其他物品很丰富，使北军士兵浪费了不少供应的东西。一位联邦将军承认：“用我们浪费掉的东西就足够供应一支相当于我们的军队一半的法国军队。”
最后，北方经济的巨大资源和生产力使联邦军队能够压倒邦联方面在本土防御作战所拥有的优势。从兵对兵来看，北军士兵并不比南军好多少；起初他们可能并不好，但北军比南军人数多，而他们的装备和给养都比较好。
为战争筹措资金：邦联
邦联经济最严重的缺陷是它本身的财政结构。南部由于主要把资金投入土地经营和奴隶买卖方面，所以没有建立起能适应战时经济要求的国家财政体系。邦联不得不印发货币以促使金融发展，但通货膨胀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上升，不可抑制。
这是战争的一种残酷嘲弄，因为邦联的财政部长克里斯多弗·梅明格是主张使用硬币的，他认为滥印纸币是筹集钱财最危险的办法。为战争筹措资金有三种办法——征税、借债和财政部证券(纸币)——梅明格主张采用第一种办法，但邦联议会对增加新的税收又抱谨慎态度。美国人已经有35年不给联邦政府付内部税收了，政府战前有节制的预算资金是由关税和土地买卖提供的。南部的立法人员认为战争的时间不会太长，加重赋税会减弱人们的爱国热情，因此在1861年8月以前都没有通过一般的税收办法。当时征收的少量的直接财产税可通过这样的办法予以减轻，就是只要他们在1862年4月1日以前向邦联财政部交付税收的话，可以减少税收限额的10%。除三个州外，其余州都这样做了，但不是收税而是发行了州债。
比征税更令人惬意的是发行债券，由后一代人偿还，他们可能会享受到战争一代的牺牲而赢得的独立所带来的好处。邦联的第一批债券(1500万元)在1861年的一派爱国热情中完全被认购完了。但是，这一债款吸收了南部的大部分现有硬币，但却支付不了上升的耗费。资金的短缺萌发了一种“产品公债”的巧主意，这将会使农民以收成的部分所得作抵押以购买相当于他们抵押品市价的债券。这种产品公债，在1861年5月第一次批准发行5000万美元；到8月份，增加到一亿美元。但反应是令人失望的。抵押物来得慢，政府要费劲去收取。棉价迅速增长促使棉农拿着棉花等待高价，甚至偷运棉花越境到敌方赚取北方的黄金。邦联的产品公债只发行了3400万元——大部分是在战争后期，这时候货币已经贬值到几乎不值钱了。
为了填补财政上的缺口，国会在1861年和1862年先后发行了11900万美元和4亿美元的纸币。一旦以这样大的规模开始印发货币，就势必如火上加油——印得愈多，达到同样结果的需求就愈大。在由于封锁、联邦入侵和南部铁路状况恶劣造成各种物资短缺的同时，这样发行纸币就使物价指数在1863年达到162（1861年1月为100)。州、市政府在货币泛滥中又印发了他们自己的纸币。印刷粗劣的伪造邦联纸币也广为流传。南方转向物物交换的经济，因为贷方要求用货物支付而不要贬值的货币。农民抱怨说，庄稼被军需官员以大大低于市场的价格强行征购。工资赶不上物价的增长。南部的实际工资在战时最少下降65%。城市居民应付不了扶摇直上的食品价格和房租。在1863年，一些城市都因食品短缺而引起骚乱。
到1863年，每个人都认识到滥印纸币是通货膨胀的主要原因。在1861年曾经反对过高税收的各家报纸却改变腔调，令人奇怪地说什么人民要求纳税。国会对此作出反应，并在1863年4月24日通过了值得注意的综合税收提案。提案包括：消费品8%的消售税，批发商10%的所得税，货物税，商业和专业的执照税(后来的修正案对拥有土地和奴隶增收5%的税收)。累进所得税从收入一千美元和一千五百美元的1%到收入超过一万美元的15%。另一个罕见的特点是对农产品实行“实物税”。农民在留下家庭的定量粮食后，要把余粮的十分之一交付政府。
这些税收是失败的。由于联邦入侵的压力，邦联政府又面临崩溃，因而逃避税收的现象很普遍，而强制征收又难以正常进行。在两年之中，税收款以严重贬值的通货计算只有11900万美元。实物税只有价值6200万美元的产品。后一种税收特别不得人心。靠近战场或铁路的农户发现，他们应交的税额全都被税务官员所攫取，而远离军队或运输线的农户却交得很少或根本不交。当存放在政府仓库里的实物税粮食因缺乏运输工具而腐烂时，农民更痛心不已。
1863年7月邦联在葛底斯堡和维克斯堡军事失利之后，通货膨胀就愈加恶化了。唯一的补救办法看来就是加快印刷纸币。到1864年春，人们要用46美元才能买到三年前一美元的东西。邦联议会为了改变这种趋势，要求把财政部证券变为低息的公债(实际上是一种强迫性借贷)或以三张旧券换两张新券的比率去兑换财政部新证券。这种不公正的赖债方式的确使通货稳定了几个月，但这是以破坏邦联财政信誉为代价的。到了1865年春，物价上升到战前的92倍。
不妥当的财政政策是邦联失败的原因之一。政府靠各种税收占其收入不足5%，靠贷款占收入35-40%，余下60%是靠发行流通券，这种办法是解决灾难的不错的诀窍。但它逐渐削弱了老百姓的信心，使大多数人遭受苦难。急剧的通货膨胀实际上是以一种没收性赋税沉重地转嫁于穷人身上。然而，邦联议会和财政部不应受到各种指责，他们力所不及的种种因素——联邦的封锁、北部的军事胜利、欧洲国家政府拒不承认邦联——也起了作用。但是，主要祸害是南部失去平衡的农业经济，它不能适应现代的全面战争的要求。
为战争筹措资金：联邦
起初，联邦政府对为这场重要战争筹集资金方面似乎并不比邦联有较多准备。在1857年经济恐慌后的萧条已减少了税收的收入。正当经济正在恢复的时候，退出联邦的危机又使它陷入衰退的境地。联邦预算从1812年战争以来，第一次出现了赤字，而且持续了4年。林肯任总统时，国债比以往高，政府公债券以低于票面值的价格卖出，财政部发行的证券几乎全部卖空了。新的财政大臣萨蒙·P·蔡斯的任命不是因为他具有财政知识(微乎其微)，而是他有政治影响。
即使蔡斯是一位财政天才，1861年美国的金融体系也很难调动起来应付战争。虽然，北部的经济是世界上最先进经济之一，但杰克逊的民主党人将一个过时的财政结构强加给联邦政府。1846年独立财政法案曾禁止政府把资金存放银行，并要求对政府的一切支付或政府的一切支付都用硬币进行。这就使15年前已经开始的运动达到了顶点，以致破坏了美国第二银行并使联邦政府脱离国家的银行和金融系统。各州特许成立的银行和作为通货流通而发行的纸币，在信用上有很大差别。在1861年有7000种不同的纸币在流通，其中有许多是伪币，有许多实际上是没有价值的，因为发行纸币的银行已经破产了。在这种金融动乱中，在私营企业已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秩序和实力，因为健全的银行主要是在活期存款体制上起了作用(与现代的支票帐户类似)，即使不甚健全的银行发行的纸币也提供了一种交换媒介，以低于票面值的不同折扣在市面流通。但联邦政府的工作仍然是处于金融的马车时代：“一吨吨黄金还得用大车来回拖运。用马和挑夫花多少小时去做的事，记帐员只需片刻就能完成。”
这样的一种制度可能在和平时期是可行的。在和平时期，联邦政府在经济上起的作用很小。19世纪50年代，政府的年度预算平均低于国民生产总值的2%(现在是22%)。但内战改变了这一切。在战争期间政府的开支跃升到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的15%。南北冲突使政府的金融结构不得不实行现代化。正当南部经济表现出不适应全面战争要求的时候，北部经济的潜在力量使联邦在1865年出现比以前更健全的财政体制。
但是，在战争的头一年，联邦财政部的形象是很不好的。1861年8月国会的确采取了空前的步骤，在收入超过八百美元时征收3%的所得税。但这种所得税到1863年初才征收。同时，财政部不得不主要依靠国会批准的借贷权力。政府按惯例向东部的银行借为日常工作所需的短期贷款。蔡斯想改变这种方法，直接提出向公众发行公债。人民的战争应该用人民的借款去维持。这就成为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发行巨大公债的起源。在美国内战中，这种新奇主张是逐步开始实行的。1861年秋天，银行签署发行第一批公债15,000万美元。费城的杰伊·库克的小银庄成功地促使公众认购这些公债。但是，在别的地方，公开销售的还不多。普通公民从未见过政府公债，更谈不上想去购买了。况且，公债必须用硬币购买，而很少人有多余金币。
钱币的问题也使银行感到困扰。银行的储备可能要下降而低于支承纸币和活期存款所必需的数量。后来，在1861年11月，由于捉住了乘坐英国“特伦特”号船旅行的邦联使者，从而使北部和英国之间爆发了潜在的灾难性外交危机。股票和公债下跌，金银被囤积起来，或流出国外，北部好像又在走向财政危机。“特伦特”号事件的和平解决并没有使这一危机得到缓和。12月30日，所有银行和财政部都停止支付硬币。有一段时间，士兵和政府承包人都没有薪水，银行也没有用金元兑换它们的纸币，从抱着悲观的态度的人看来，好像北方就要因失去信用而输掉这场战争。
美钞的产生
但是，国会用一种办法解决了这一危机。这种办法对国家未来的金融历史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国会辩论中出现三种主要提议。蔡斯提出建立全国性的银行系统，使银行以政府公债为后盾去发行纸币，而政府公债又以国库储备为后盾。这是一种具有远见而最终会取得成果的建议，但它不能及早实施以应1862年早期的急需。若干银行家提出第二个选择的建议：发行在“市场发售”的公债——即不管公债的价格，即使售价低于票面值也行。这就会把硬币从囤集中取出，使它们在市场上流通，从而给政府提供必要的资金。这样可以使银行家和投资者获大利，因为他们将以打折扣的价格买入公债，而最后得到的是票面值的钱加利息。国会否定了这种意见。第三种提议就是联邦已经实行的那种做法——印制法币，这是国会选中的一个提议。国会在1862年2月25日通过“法定货币法案”，批准发行纸币15,000万美元——这就是有名的美钞。
国会只是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制定了这部法律。这部法律符合宪法吗？把美钞变为法定货币去偿付原来签约的债务，这是不是违犯契约？这样做是明智的吗？就像美国独立战争时发行的纸币曾经贬值或者像邦联发行的纸币正在贬值一样，美钞会不会贬值？美钞是正当的东西吗？有一位银行家说：“举国一致认为，金银是价值的唯一真实的尺度。这些金属是上帝为这一用处而准备的。”国会的民主党人以3:1的比数投票反对“法定货币法案”，正如其中一位民主党人所说，因为它把“国家推向一系列的试验，在我们掌握国家权力之前，管理这个国家的明智人士甚至也不会允许进行一系列的试验。”共和党对这种试验更加开放，以3:1对此法案投了赞成票。而大多数都是怀着焦虑的心情这样做的。国会财政委员会主席威廉·皮特·费森登说：“它使我的政治、道德和民族荣誉的概念受到震动。这事情本身是不对头的，但在这危机时期使政府没有资源则是不可想象的。”蔡斯是一位在思想上支持硬币的人，他勉强地支持这种纸币只是因为“马上行动十分重要。国库已几乎空虚了”。
法定货币法案使赞成者的希望得到了满足，但没有使他们的恐惧得到证实。它给政府提供金钱去支付其应付的款项，结束了银行危机，并给硬币严重短缺的经济输入了流通的媒介。虽然美钞与金元相比是逐渐贬值的，但联邦并没有经受过毁灭邦联财政的那种恶性通货膨胀。为什么没有呢？第一，联邦美钞与邦联的纸币不同，它是法定货币，是除了进口税款和国债利息之外公私债务均可接受的货币。银行、契约者和政府本身，除了上述的例外，必须按票面值把美钞作为合法的货币去接受。一些反对这些例外的共和党人提出质询，说公债持有者为什么可以得到用黄金支付的利息而对冒着生命危险的士兵只能用纸币来支付？赞成用金元支付利息的人据理力争，说这一种政策对吸引国内外投资者是必要的，他们可以以票面值去购买1862年2月政府批准发行的占6%的5亿美元的公债。这种辩解无疑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以黄金作为保证去支付利息以反对通货膨胀，这些公债就不可能按票面值售出。要求进口税用硬币支付的要求，就保证政府拥有维持以黄金支付利息的手段。
选定发行美钞时间的偶然性是成功的第二个原因。联邦军队和海军在1862年冬、春的胜利提高了北部的士气，并有助于美钞在新的活泼轻快的气氛中流通。联邦美钞比以前任何流通券较少贬值的第三个原因是国会原先的想法，认为必须征收新的和繁重的战争税。1862年7月1日林肯签署的岁入议案实际上对一切都要征税：它对收入在600美元至10,000美元的征收3%的所得税，对10,000美元以上的征收5%的所得税(1864年作了修正，收入在600美元以上的提高到5%，收入在10,000美元以上的提高到10%)。从烟、酒到游艇和台球要抽货物税；收取执照税、印花税、遗产税和几百种产品的附加税。还提高了关税，并保护生产厂家免去内部税征收的附加费用。在战争的后三年，这些税收提高到6亿美元以上。在这同期还售出了105,000万美元的公债，各种税收吸收了战时经济发生的通货膨胀的一部分压力——尽管后来三次发行了美钞而把通货总额提高到44,700万美元。
战时公债
美国财政部发售了各种令人迷惑的战时公债。最普通的就是有名的“5-20年”公债(偿还期最快是5年，最迟不超过20年)占6%，销售了6亿美元以上。在1862年夏季，这些公债销路不好。邦联在弗吉尼亚的军事胜利抵消了联邦早期在西部所得到的利益。欧洲对邦联的承认看来已迫在眉睫。只要前景不明，公债6%的利息对投资者是没有吸引力的。到晚秋时，财政部几乎面临像1月份时的那种严峻的危机。在此关键时刻，蔡斯指派杰伊·库克作为特别代理人去发售滞销的5-20年公债。库克以高度的活力和技巧解决这个问题。他在报纸上大登广告，宣扬购买公债既有爱国主义，又有实惠。他组织了2500个分销代理处在北部每一个地方销售公债。库克使人们自觉自愿地购买了政府的公债券。差不多有一百万北部人——每四家人有一家——买了战时公债。这就有助于迫使普通人不仅献身于战争工作，而且献身于为战争筹措资金的日益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制度。它也有助于使库克的银行变成美国最主要财政机构之一。
国家银行
根据内战的经验，财政方面创建了国家银行体系，这个体系一直保持美国金融结构的主导地位，直到1913年为联邦储备系统所取代。创建国家银行有几个动机：需要建立一个战时公债市场；具有辉格党特色的共和党人希望恢复被杰克逊派破坏的集中的银行结构；财政界的许多领袖，特别是在东北部，希望确立一种更加稳定的纸币通货。在1863年2月，国会通过了国家银行法案(1864年6月补充了第二法案)，法案规定了一些准则。根据准则，一个银行可取得联邦颁发的执照，并可发行高达其所持有的美国公债价值的90%数额的国家纸币。这种立法是要以统一的国家体系代替过剩的州立银行和其纸币，这得到了78%的国会共和党人的支持，他们勉强地压倒了对法案投反对票的91%的民主党人。
为国家银行颁发营业执照的工作起初进行得很慢，因为许多州立银行看到参加联邦系统没有什么好处。到1864年末，领到营业执照的国家银行不足500家。而还有1000多家州立银行仍在营业。在胜利的民族主义情绪冲击下，国会在1865年3月颁布了对州立银行纸币征收10%的税。这样不久就达到了从流通领域中驱逐这些纸币的目的，并迫使大多数州立银行申请联邦的营业执照。到1865年末，1294家国家银行就拥有多达尚存的349家州立银行5倍的财产。到1873年，州立银行的纸币实际上已不再出现了。 [ 注：但不是州立银行。的确，到1873年，州立银行数目达到1330家，而其财产总额差不多是1968家国家银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国家银行必须购买最少等于其资本的三分之一数额的美国公债。这一要求使许多小银行失去信心，特别是在西部和南部地区，不敢申请国家的营业执照。因此，大部分国家银行集中在东北部。这种事实，再加上把全国纸币限制到3亿美元的数目(后来稍有提高)，就使地区性的纸币分配严重不均，这就伤害了西部和南部的经济，并使这些地区在战后产生了对金融改革的要求和通货膨胀。 ]
邦联靠印发纸币筹集资金的60%，靠税收筹集不足5%，而联邦战时资金包括13%的纸币和21%的税收。正当邦联通货膨胀率超过9000%的时候，北部的生活费约上升80%，然后慢慢下降，到战争结束后趋于平稳。 [ 注：通货膨胀率与黄金超过票面价格的情况不同，是通货贬值的另一标志。前者以一美元可买的东西来衡量其变动，后者则以一美元的价值与黄金价值的比例来衡量其波动。虽然这种波动对国内物价有些影响，但它主要是反映美元的国际地位。随着在1862年停止硬币支付和发行美钞，美国实际上放弃了金本位制，即使它在国际贸易上仍使用黄金。美元的黄金价值随着军事局势的变化而发生很大波动。在1864年7月黄金价格升高到284(即用2.84美元通货才能买一美元的黄金)，当时格兰特和谢尔曼好像是在彼得斯堡和亚特兰大之前处于困境，邦联将领朱巴尔·厄尔利领导部队对华盛顿郊区进行了一次袭击。到战争结束时黄金跌到了127。 ] 作为对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通货膨胀率为80%，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72%。在内战期间，由于工资的上升比物价上升的比率低，实际工资在北部下降约20%，但到1866年恢复到战前水平，随后又继续上升。联邦没有实行配给或对物价实行控制，在克服第一年的缺乏经验和危机之后，就成功地为战争筹措了资金。北部人民除了棉布之外，对食物和各种必需用品并无严重缺乏的现象。北部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既能生产枪炮，又能生产黄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