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蓄奴制与内战：北部的政策 1861年-1862年 .2
大部分涉及黑人的真实材料出自战争的下半期士兵的信函，这些信函多数是由新英格兰人及上北部其他反蓄奴制地区的士兵写的。社会阶级在种族态度上也有差异：受过相当教育的军官和男人比受教育较少的列兵和男人，可能更多是反蓄奴制的。尤其在战争的前两年，后者中赤裸裸的种族歧视是司空见惯的。这些士兵时常残忍无情地对待那些天真地把他们当作“救星”来欢迎的奴隶们。驻扎在弗吉尼亚州的一个骑兵于1861年11月写道：“纽约第47团约有8-10名士兵，追逐几个黑人妇女，但她们逃脱了，于是，他们便抓住一个7-9岁左右的黑人女孩，把她强奸了。”一个康涅狄格州籍的士兵从弗吉尼亚州写信说，他的几个同伴抓获了“两个黑鬼少妇，……将她们头朝下提着，把烟叶、碎木屑、枝条、点燃的雪茄和沙粒塞入她们的臀部。”
把获得自由的奴隶迁往殖民地
总的看来，尽管北方军队终于成为一支解放大军，但它的许多士兵充其量只是勉为其难的解放者。然而，一个赞成解放奴隶的伊利诺伊州士兵却在1862年10月宣称，“我不赞成解放黑人，让他们获得自由，与我们混杂在一起，林肯的意图也不是这样，但是，我们要把他们打发走，让他们移民出境。”当时林肯发表的意图的确是这样。1862年8月14日，总统曾将华盛顿的5名黑人领袖邀请到白宫，并极力要求他们考虑移民出境的主张。林肯对代表团说，蓄奴制是“强加给每个人的最大错误”。然而，即使制度被废除，种族差异和偏见将依然存在。“你们的种族在我们中间生活，他们中的许多人饱经苦难，而我们的种族也由于你们的存在而蒙受忧患。在美国，黑人绝少有平等的机遇。况且他们不愿意你们获得自由，尽管这可能是无情的，我们的民众的有色人种同我们在一起生活，……我的意思不是要讨论这个问题，而是把它作为我们应该处理的一件事提出来。即使我愿意，……我也不能改变它。所以，隔离对我们双方都比较好。”林肯恳求听者召集几百名黑人伙伴研究一项海外移民计划，以证实种族问题这一“解决办法”的可行性。
不出所料，北部的黑人和废奴主义者均谴责总统的建改。30年来，他们一直反对移民，而在胜利的前夕，他们现在更无意罢休。费城的一位殷富的黑人废奴主义者罗伯特·珀维斯直言不讳地写信给林肯说：“你跟我谈到‘两个种族’及其‘相互对抗’，这是无益的。就人权而言，只有一个种族，那便是人类。……先生，这是你们的国家，同样也是我们的国家，我们不愿意离开它。”大多数激进派共和党人，至少在私下流露了同样的观点。蔡斯在日记中抱怨林肯在建议中承袭种族偏见。“坦率地反对肤色偏见该多么好！要作出明智的努力，让自由民在美国建立家园。”
然而，这仍是北方少数人的意见。从托马斯·杰斐逊到亚伯拉罕·林肯，美国第一流的政治家们得出相似的结论：只有把获得自由的奴隶殖民海外，解放奴隶工作才行之有效。否则，南部将忍受种族战争的恐怖，而获得自由的人不是遭到灭绝，就是沦为依靠社会福利生活的堕落阶级。1862年解放奴隶的实际前景，加深了这些忧虑。废奴主义者“可能随心所欲地轻率地说，蓄奴制的终结就是冲突的终结，”波士顿一个保守主义者告诫说，但是，“巨大的困难才刚刚开始！这问题乃是一个意义深远、令人生畏的种族问题。”
不管移民的实际成就如何，但它是上策。林肯决心颁布一项解放宣言，认为最好把这个苦丸药裹上一层移民糖衣。甚至有些激进分子也接受了这一论调。“我实际认为[移民]是令人讨厌的骗人鬼话，”有个人说道，“可是，那将合乎民众的心意。”1862年，国会拨款60万元，作为获得自由的奴隶自愿移民的费用。共和党激进派最初反对此举，但是，当事情已清楚表明这项拨款对保证通过1862年的没收法案是绝对必要时，他们有一半人最后才改变了主意。
海外移民最后变成一个骗局。林肯设法招募了450名黑人，让他们定居海地沿海一个岛屿。然而移民队却遭受天花病和白人承办者胡作非为之害，该人已与政府签订了包揽这一冒险事业的契约。政府于1864年承认此举是错误的，遂派出一艘海军舰船接回了368名幸存者。到这时，战争的势头已使北部舆论摆脱了1862年的保守主义思想，移民的事再也不提了。一个废奴主义者为这个可悲的插曲发表了如下恰当的墓志铭：“由此可见，‘保守主义’吹嘘的明智原来是如此愚蠢，而‘狂妄的激进分子’的‘狂热’以经验证明却是绝顶明智。”
林肯关于解放奴隶的遁词 1862年8月-9月
在决定颁布解放宣言至实际发表日期的10个星期内，谨小慎微和拐弯抹角的战略支配着林肯的公开宣言。在北方士气急剧下降的这段时间，激进分子从左的方面非难他保留麦克莱伦的指挥权，以及拒绝宣布解放奴隶，而民主党人则从右的方面抨击总统，并且指望秋季大选获胜。林肯表面上始终保持镇定自若，态度暧昧。他拒绝过早地透露解放宣言，唯恐把保守分子和民主党主战派推进“铜斑蛇”的怀抱。同时，他还暗示即将发生的事，免得激进分子彻底背弃他。林肯的时机选择观念从未像在1862年晚夏这些窘困的日子里显得那么好。
表现林肯战略的一个例证，便是8月22日答复霍勒斯·格里利发表于《纽约论坛报》的一封公开信，题为《两千万人的呼吁》。格里利抱怨“联邦事业因错误地尊重南方的蓄奴制而受到损失”。他恳求林肯把战争转变为争取自由的讨伐运动。总统在这一不寻常的公开答复中，作了谨慎的解释：“我在这场斗争中的首要目标乃是拯救联邦，而不是去拯救或摧毁蓄奴制。如果不解放任何奴隶能拯救联邦，我愿意那样做；如果通过解放全体奴隶能拯救联邦，我愿意那样做；如果通过解放某些奴隶而不顾另一些便能拯救联邦，我也愿意那样做。”林肯在结束时说，这体现了他的“公务观点；而我无意改变经常表示的个人愿望，即四海之内人人享有自由”。这里给保守分子和激进分子留下某些回味：一个断言是，为了联邦而非解放奴隶是北方的战争目标；但也有个暗示是，为了拯救联邦，解放奴隶可能是必要的。
林肯在9月13日答复一批曾把自由请愿书带到华盛顿的芝加哥牧师时，把赞成释奴和反对释奴同样地加以权衡。总统承认“蓄奴制是叛乱的根源，或者至少是它的必要条件”。他还承认“解放奴隶将在欧洲对我们有所帮助，使他们相信激励我们的是某些东西，而不是勃勃雄心……，到那时，由于撤走他们的劳动者，叛军毫无疑问将受到削弱，而这是有重大意义的”。另一方面，随着邦联军的进攻和联邦军的溃退，由我发布一个解放宣言会有什么好处呢？……我不想发布一份全世界必然会视之为不起作用的文件，好象教皇对彗星颁发训令一样！当我甚至不能在叛乱诸州实施宪法时，难道我的话能解放奴隶吗？”
这里还有使双方回味的事。林肯的声明可看作是一种表态，即他认为一纸解放命令是不起作用的。但是，由于总统讲话时那份实际的宣言就藏在办公桌抽屉里，所以他的真实想法是，宣言只有在联邦军赢得一次重大胜利时，才会起作用。到那时，他可能会在南部实施解放法令和宪法。因为当林肯会见芝加哥代表团时，他的脑海里在考虑马里兰正在展开的一场决定性的戏剧性战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