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军神速的南军再一次从沉闷的北部军队手里夺走了主动权。林肯忍耐不住了。11月7日，他解除麦克莱伦担任的波托马克军的统帅职务，任命勉强从命的伯恩赛德接替他。士兵们感情激动地送别麦克莱伦，而有些军官再次窃议向华盛顿进军，但终成泡影。林肯向私人秘书解释这一决定时说：“我严厉命令他前进，……他[依然]以缺东少西的微小借口而拖延行动。我开始担心他在搞骗术——他无意损伤敌军。我要查看他在通往里士满的路上怎样拦击敌军。我决定把这一命令作为考验。如果他让敌军逃脱，我就将他撤职。他果然这样做了，于是我就解除了他的职务。”
另外一名纵敌逃遁的将领也在10月底被撤职。跟麦克莱伦一样，唐·卡洛斯·比尔是民主党人，此人毫不隐讳其反对释奴的观点。但与麦克莱伦不同，他不为他的士兵们所拥戴，他们知道他们在佩里维尔战役中未受到很好的调遣。当那些筋疲力尽、数量处于劣势的邦联军从肯塔基撤退到查塔努加的时候，林肯极力敦促比尔追击溃逃的敌军，并为了联邦而保证田纳西东部的安全。然而，尽管比尔的俄亥俄军有半数以上并未在佩里维尔作战，但这位将军却认为，在重新发动进攻之前，需要重新装备和整编。这种论调听起来和麦克莱伦一模一样。被激怒的总统“不理解为什么我们不能像敌军那样进军，像他们那样生活，像他们那样战斗，除非我们的军队和将领承认甘拜下风。”因为比尔不愿像林肯所期望的那样进军和战斗，总统遂任命威廉·S·罗斯克兰斯接替他的职务。随着指挥权的变动，军队也更名为坎伯兰军；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它的邦联军敌手也把密西西比军改称为田纳西军。
1862年的欧洲与美国内战
1862年夏秋两季，不时出现外交活动的激浪，其节奏是受军事形势的变化所支配的。李在弗吉尼亚取得的胜利，似乎增强了欧洲的信念，认为邦联军永远不会被征服。当“七天战役”的消息传到法国时，拿破仑三世指示外交大臣：“询问英国政府现在是否是承认南部的时候。”7月18日，英国议会就承认邦联的动议展开辩论。尽管该动议因时机未成熟而被撤销，而那场辩论却使外交大臣罗素勋爵相信“绝大多数人是支持南部的。”财政大臣威廉·格拉德斯通于7月26日写道：“我们确实希望这场流血的、毫无意义的冲突应该停止。”后来，格拉德斯通在纽卡斯尔的一次演说中说道：“杰斐逊·戴维斯和南部其他领袖已建立了陆军；看来他们正建立海军；而且他们已建立的还不止这两者，他们已建立了国家。”这番话由于出自这样一个有影响的人士之口，这就被看作是英国即将承认邦联的信号。美国驻伦敦公使馆沉浸在忧郁气氛中。“这种趋势此间时时刻刻[在]上升，变得比‘特兰特’号事件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对我们更加不利，”美国驻英公使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的儿子兼秘书亨利·亚当斯写道。
第二次布尔河战役和李侵犯马里兰的消息，使承认南部的趋势更快地发展起来。罗素对首相帕尔默斯顿提议，英法两国联合从中斡旋。他在9月17日写道，如果北部拒绝，“我们自己应该承认南部诸州是一个独立国家。”帕尔默斯顿则比较审慎。他想等待这时正在马里兰进行的战斗的结局。“如果联邦军遭到惨败，[北部]可能出现更加理智的精神状态，[并且]会立即接受斡旋，我们就应该趁热打铁。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得胜，我们可以等候片刻，注视事态的发展。”
安蒂特姆会战的结局，使帕尔默斯顿更加审慎。虽然数周以来一直存在斡旋的想法，但这时帕尔默斯顿却反对迅即采取行动。“整个事态困难重重，”他在10月间写道，“只有敌对的两军之间再发生一些决定性事件，……形势才会明朗化。……我们只能继续旁观，直到战争发生决定性的转折。”当拿破仑三世于10月底提议法、英、俄联合提出一项停战6个月和暂停封锁的建议时，倾向联邦的俄国拒绝了。11月份，英内阁讨论一项法英联合提议，但只有格拉德斯通和罗素表示赞成，所以未采取行动。
由于安蒂特姆会战和《解放宣言》的意义已被人们充分理解，反奴隶制度的英国显然不可能承认亲蓄奴制的邦联，而后者的胜利前景看来不再令人乐观。英国发生了戏剧性的亲北部的舆论倾向。1月23日，亨利·亚当斯从伦敦写信给在波托马克军的弟弟说，“《解放宣言》在这里为我们发挥了很大作用，比我们以前的全部胜利和一切外交手段所起的作用更大。它正在引起对我们有利的强大反响。……我们倍受鼓舞，兴高采烈。只要你们在国内不遭失败！我们将要使国外对叛逆分子寄托的希望遭到前所未有的挫败。”
然而，在1862至1863年冬春两季，联邦军确实遭到许多失败。邦联的信心增长了，而北部的士气相应地再次跌落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