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取得最后胜利时]一些黑人不会忘记，他们曾沉默无言，咬紧牙关，目光坚定，手持刺刀，帮助人类完成这一伟大的成就；而与此同时，我担心，有些白人不会忘记，他们心术不正、鬼话连篇，曾千方百计地设置障碍。
尽管有些民主党主和派隐约地觉察到北部舆论的转变，但仍企图一意孤行。用一份民主党报纸大标题上的话说，他们在1863年秋季选举中的政纲是：“不要废奴主义，不要解放奴隶，不要黑人平等。”民主党竞选发言人反复谈论“崇拜黑人的共和党”。在俄亥俄州举行的党的集会上，年轻的姑娘们举着横幅，上面的口号是：“爸爸，把我们从与黑人的平等中拯救出来。”
最重要的秋季选举是在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俄亥俄州。遭放逐的克莱门特·瓦兰迪加姆在加拿大的温泽指挥他的州长竞选活动。宾夕法尼亚的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是州最高法官乔治·E·伍德沃德——一位铜头蛇的同情者。这两个州的选举和其他地方不那么公开的竞争，成了对林肯战争政策的公民投票。据吉迪恩·韦尔斯说，总统对选举结果感到“忐忑不安”。“他对我说，比起他1860年那次当选，他对这次选举结果如何更为担忧。”他的焦虑很快就消失了。这些选举表明是对政府的响亮的支持。共和党在各地大获全胜。特别是在俄亥俄州，瓦兰迪加姆一败涂地，只得到10万张选票。共和党人赢得了俄亥俄州下届议会四分之三的席位。甚至在霍雷肖·西摩的纽约州，共和党人也在近三分之二的议员选区获胜。
和春季选举一样，士兵的选票对共和党人是举足轻重的。有几个州曾安排士兵缺席投票。此外，陆军部再次批准成千上万的士兵休假，前往不准缺席投票的州，特别是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州去投票。尽管此举暂时削弱了波托马克军，但政府认为，政治上的胜利比军事上的风险要值得。作战人员有92%投了共和党候选人的票(而“在家的选民”只有56%投了共和党的票)。俄亥俄州的士兵只把5%的票投给瓦兰迪加姆。士兵的选票似乎进一步证实了共和党人的论点，即爱国主义等于共和党纲领。
1863年秋季选举推进了解放奴隶事业。伊利诺伊州的一份报纸在1863年12月写道：如果早一年就解放宣言举行公民投票，那末“几乎可以断定，多数人会表示反对，而在这之后不到一年，就为压倒多数所赞同”。一位纽约上层人士在1864年初写道：“1860年以后人们对蓄奴制问题的看法发生了转变，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有谁能对此作出预言呢？……上帝饶恕我们在三年前有眼无珠。”林肯在1863年12月提交给国会的年度咨文中承认，解放宣言发布后曾经有过一段“暗淡无光而令人难以捉摸的时日”。但是，从秋季选举以后，“联邦朋友们一度濒于分裂的危机就成为过去了。”
这种变化的一个迹象是，废奴主义者的威望提高了。他们大声疾呼多年而无人理睬，现在却突然发现自己是光荣的预言家。1860年时，废奴主义者曾遭到暴徒袭击，而如今，人们却向他们欢呼。两相对照，《纽约论坛报》评论说：“历史在如此迅速地演变的过程中，并非经常展现出这种强烈的对比。”老废奴主义者刘易斯·塔潘回忆道：“真正的改革者在孤军奋起时无一不被人嘲笑和轻视。比起大多数改革者来，我们正较早地从备受诋毁的境地中解脱出来，因为我们毕竟是活着听到过去的反对者说：‘我错了。’”
也许，巴尔的摩的一位自由黑人的一段日记对1863年这个奇迹之年做了最好的评论：“今年所发生的许多变化，在年初都曾经是或可能是不可想像的。在今年即将结束之际，我成了一位为本种族的事业而战的士兵。我的上帝，请保佑这一事业，使我得以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把它推向前进。”
邦联内部在政治上的不满
如果说，1863年下半年发生的事件在北部使联邦事业和奴隶解放事业得到迅速发展，那末在南部，这些事件却使长期无法摆脱的政治不和的苦难变得更为深重。
过去，老南部一直为其政治领导而自豪，就像他们为其杰出的军事才能而自豪一样。这个地区出了华盛顿、杰弗逊、麦迪逊、杰克逊、卡尔霍恩和克莱(生于弗吉尼亚)这样一些人物，因而它深信它的政治家以及士兵会使北方佬感到自愧不如。由于许多南部人寄予的期望如此之高，所以政治领导平庸的现实给予他们一个震动。除经济资源的动员以外，再没有哪个领域像对政治领导的动员那样清楚地显示出北部的优势了。一些州长的例子颇具启发性。南部的几位州长与其说是起建设性作用，倒不如说是起绊脚石作用。把他们与生气勃勃的北部州长——特别是马萨诸塞州的安德鲁、印第安纳州的莫顿和宾夕法尼亚州的柯廷——相比，适成鲜明的对照。
邦联国会也没有对战争努力作出什么积极贡献。其许多立法不是无足轻重，就是为时过晚。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直到战争进行了一半时，它都未能通过一个全面的征税法案。对有些重要法律，动辄予以废除或修正，因而产生混乱，不可能实施。国会议员们把大量时间和精力花在吹牛皮和满口脏话的演讲上，或耗费在立法程序的细节中，或互相攻讦上。两院经常召开秘密会议，不公布任何辩论记录，于是，一些夸张的和令人不安的有关幕后情况的流言四起。可是，斯蒂芬斯副总统却挖苦说，国会召开秘密会议大概是再好不过的了，“这样可使立法机构的一些最不光彩的场面免得张扬出去”。
这些“不光彩的场面”有许多是因南方人自尊心过强和热衷于使用暴力而造成的。1863年的一天，邦联的两位最有名气的政治家——佐治亚州的本杰明·希尔和亚拉巴马州的威廉·扬西在一次参院的辩论中对骂起来。闹到最后，希尔把一个墨水瓶向扬西扔过去，将其面部打破。田纳西州的国会议员亨利·S·富特同其他议员打了好几次架。他在斗殴中挥舞各种武器，包括他的双拳，雨伞、长猎刀和左轮手枪，等等。1863年4月，众议院记录员在里士满国会广场开枪打死主任记录。更有甚者，几位国会议员在公开场合喝得酩酊大醉，成了里士满生活的臭名昭著的丑闻。1863年，一位有影响的南卡罗来纳人在致参院临时主席罗伯特·M·亨特的一封信中写道：“一些有害影响看来控制着阁下的各委员会。请原谅，多数议员是否总是喝得醉熏熏的？人们在开始这样认为了。”到了1863年，南部国会的威信已经降到最低点，此后便再也没有起色。
南部还未搞邦联闹分离的几十年中，其政治家已经惯于在联邦国会搞防碍议事进程战术，而现在成为邦联时，他们感到旧习准改。一位亚拉巴马人在1863年访问里士满后下断言道：“许多人在搞垮旧政府方面天赋很高，但却不能建立一个新政府。”再者，不是国会而是军队吸引去许多邦联最有能力的领袖人物。1861年，有好几位邦联立宪会议议员和临时国会议员加入了军队，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经验不足的人。曾在美国国会工作的邦联立法人员不足三分之一。与此相比较，战时联邦国会的成员却有一半以上曾在国会工作过。
服兵役更具吸引力这一点，也困扰着邦联内阁。戴维斯最初遴选的两位内阁成员都谢绝了任命，而去接受旅长的职务。另有两人亦于1861年辞去内阁职务而从戎。除朱达·P·本杰明一人成功地历任司法部长、陆军部长和国务卿的职务外，邦联内阁成员在能力和地位上无一人能与林肯内阁的西沃德、蔡斯、斯坦顿和韦尔斯相当。戴维斯政府的批评者将其内阁形容为一出“滑稽剧”或一群“滑稽可笑而一钱不值的人物”。这些说法虽有欠公允，但内阁与国会一样终究都是比较平庸的机构，在解决邦联的当务之急方面没有什么作为。人员调动过于频繁，不利于政府发挥效率。六个内阁职位，先后有十六人任职，而联邦内阁的七个职位则先后有十二个人任职。邦联先后有五人担任陆军部长和三人担任国务卿，而联邦则只有两人和一人分别担任过这两个重要职务。
对杰弗逊·戴维斯的批评
南部人对国会和内阁的批评，比起他们对杰弗逊·戴维斯的肆意谩骂来，就不算什么了。强有力的罗伯特·图姆斯写道：总统是个“虚伪的和伪善的……家伙。”密西西比的一位著名人士认为，戴维斯是个“可耻而愚蠢、暴躁而傲慢的独眼暴君。”戴维斯的头号冤家对头是佐治亚人，尤其是副总统亚历山大·斯蒂芬斯及其同父异母兄弟林顿。林顿·斯蒂芬斯写道：“戴维斯先生是个昏头昏脑的疯子，他心胸狭窄、自高自大、虚情假意、野心勃勃，是个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的无赖和傻瓜。”亚历山大·斯蒂芬斯认为，戴维斯“优柔寡断、怯懦易怒、性情乖戾、固执己见”。他竟声称他“对他[戴维斯]的憎恶”与他对“我[亚历山大]的那条可怜的聋瞎老狗相等”。现代的历史学家避免作出这种辛辣的批评。但他们之中却有若干人同意戴维·波特的见解。波特写道，戴维斯的领导构成了“他个人的失败记录，这对战争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假如联邦与邦联互换总统，那末，邦联就可能会赢得独立了。”
但是，没有哪个人可以单独为邦联的失败承担这么大的指责。南部的许多战时问题都是总统无法控制的。然而，戴维斯作为一个领袖，无疑是有严重缺点的。他严肃、无幽默感，而且随着战时的压力越来越大，他的神经痛和消化不良的痛苦日益严重，使得情绪很坏，时常冷言冷语地冒犯别人，树敌成癖。他作为一个治国者，把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琐事末节上。海军部长马洛里写道：他召集的内阁会议开得很长，“他不由自主地越扯越远，偏离正题，花上四、五个小时都做不出一项决定，而各部部长的桌子上却堆满了需要他过目审批的文件。”戴维斯是西点军校毕业生，他的第一个抱负就是指挥邦联军。因此，他试图亲自抓陆军部的工作。五个陆军部长中有两位，“事无巨细，全都请示”戴维斯。另一位部长未与总统相商就作出决定，于是戴维斯对之否决。事情过后，这位部长就辞职不干了。与林肯不同，戴维斯最关心的是证明自己正确，而不关心结果如何。他不会承认错误；他缺乏林肯具有的与批评者和与那些仅在方法不同而大目标一致的人们共事的能力；他亦缺乏林肯那种政治上的敏锐，那种平易近人的特征，那种与各阶级的人交往对话的天才和那种讲明战争的目的和意义的口才。
到战争的第二年，对戴维斯的重大反对开始表面化。他的政权凭着布尔河大捷所产生的余威，还能平稳地渡过1861年下半年。已经组织起来的政党在脱离联邦的危机中都已无踪无影。出于联合起来反对北方佬的共同考虑，南部民主党人和辉格党人一致同意不恢复各自的党组织。在1861年11月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没有一个候选人反对戴维斯和斯蒂芬斯。在这次选举中，许多地区的国会候选人都是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竞选的。选举运动没有发生问题，投票也搞得很轻松。戴维斯于1862年2月22日冒着暴风雨宣誓就职时(直到那时为止，他一直是临时总统)，政府仍然表现出超党派的一致。
但是，那场暴风雨预兆即将到来的事件。1862年春出现了一个反政府派别，这是军事挫折和政策行动所造成的。戴维斯尚未宣誓就职，亨利要塞、多纳尔森要塞和罗阿诺克岛就已落入北军之手。举行就职典礼的次日，纳什维尔被联邦军攻陷，此后，新奥尔良、孟菲斯和田纳西州的大部分地区亦很快易手。戴维斯本人在密西西比的种植园亦为北方佬接管。通货膨胀开始日益加剧，对南部经济产生致命影响。国会于4月通过了不受欢迎的征兵法。更有争议的是1862年2月27日通过的一项法律，它授权总统暂停实行人身保护法。
邦联的人身保护法和州的权利
和他们的联邦对手一样，邦联军的一些将领在1861年逮捕了有不忠行为的平民，他们无视人身保护法，拒不把这些平民交给法院。对这些作法，戴维斯政府既没有支持，也没有否定。1862年2月，在格兰特即将进入田纳西州、麦克莱伦即将进入弗吉尼亚州之际，邦联国会授权戴维斯“在他认为有遭受敌人进攻的危险并出于保护的目的而需要发布戒严令的城镇和军区”，暂停实行人身保护法。戴维斯随即在邦联的几个地方公布了戒严令。南部一些将军在西部某些地区也根据自己的权限照此办理。戴维斯对他们大加斥责，宣布他们的戒严令无效。然而，在西部遭到入侵并发生战斗的危机关头，里士满下达撤销戒严令的命令是无足轻重的。1862年8月，布雷格将军甚至在远离战线的亚特兰大公布了戒严令，理由是该城作为交通和供应中心，具有重要性。
这些作法激起了南部人的抗议声浪。他们担心，“军事专制主义”将危害他们正在为之奋斗的宪法所规定的自由。副总统斯蒂芬斯说：“让取得独立第一，谋求自由第二的想法见鬼去吧。我们一旦失去了自由，就可能永远无法复得。”斯蒂芬斯敦促州长们“反对并谴责这种恶劣的行动”。佐治亚州的约瑟夫·布朗是首先这样做的，他称暂停公民自由为“武力剥夺”。
由于这些抗议，国会同意该法于1863年2月期满。翌年，有好几位州法官发布命令，释放那些被控开小差、不忠和逃避服兵役的人。这样就使一些地区的邦联官员无法实施征兵。在维克斯堡、葛底斯堡和查塔努加相继战败以后，形势变得危急起来。开小差的士兵增多了，秘密的联邦主义团体在内地变得更为突出。1864年2月，国会应戴维斯请求，同意制定一个新法案，以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法，同时指明该法将于7月31日期满。
戴维斯有权暂停人身保护法的期限只有18个月。他运用这一权力要比林肯用得少。林肯与邦联总统不同，在1863年3月得到国会批准之前，他就行使这一权力将近两年了。然而，这件事在邦联激起的反政府情绪至少不比联邦低。随着征兵和强行征用供应品，此事促使了反对派的出现。这些反对派在战争的后半期使政府无法发挥应有的工作效率。
反对派领袖们
尽管每个州都有反政府发言人，但反对派还是集中在北卡罗来纳州，特别是在佐治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州长泽布伦·万斯唯恐失掉他那个州的特权。在每件事上——从任命北卡罗来纳州的将军直到在偷越封锁线的国营走私船上的载货空间——他都与邦联政府争吵。在佐治亚州，有三位颇有影响的政治家——图姆斯、斯蒂芬斯和布朗——加入了最坦率的反政府集团。图姆斯因未能当选邦联总统而感到沮丧，后指挥部队也未能取得多少战功。他于1863年3月辞去旅长职务，此后即成为严厉批评戴维斯的人。副总统斯蒂芬斯于1862年离开里士满，在此后的战争期间，他很少回去，而情愿呆在佐治亚州，他对每个扩大杰弗逊·戴维斯的“独裁大权”的措施都予以抨击。布朗州长是个持不同政见的人。他对“极权化”的战争措施越来越反感，从而促使他用妨碍议案通过的办法进行抵制。
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戴维斯的反对派总是冠冕堂皇地打着州权的旗号进行反对。布朗在1862年写道：“我的立场就是那些老牌州权领袖从1798年至今所采取的立场。我参加了这场革命，贡献出我的一份力量，以保持各州的权利，并防止加强政府。在达到这一目标以前，不管谁当权，我还是要造反的。”州权在南部是一项如此根深蒂固的原则，即使是出于全面战争的需要，也不能完全克服它。杰弗逊·戴维斯、罗伯特·E·李和其他邦联领导人极力主张征兵、戒严令以及其他一些集权措施是必要的，他们把现实主义置于古老的原则之上。然而，斯蒂芬斯及其同事却不愿这样做。随着邦联的处境在战争的最后几年每况愈下，政治上的不和已发展起来。在危机面前，邦联不但未能同心协力，反而四分五裂了。
无政党政治的不利之处
林肯政府也面临着强烈的反对派。这些反对势力在军事受挫时期变得更为强大。但是，联邦政治与邦联政治在结构上的一个重大的差异，却减轻了北部的分裂程度：北部存在着政党，而南部则没有。南部没有政党，却反常地产生了反对势力。这一势力之所以变成失控，恰恰是因为它具有超政党的性质。由于没有党的机构，这种反对就成为个人的和派别的活动，有时是不负责任的。根据邦联宪法，戴维斯没有再次当选的资格，所以他无意建立党组织，由于不存在一个与忠诚、拥护和切身利益相联系的政党，戴维斯便无法采取组织手段争取人们支持他的政策。1863年11月的国会选举就是在超政党的基础上进行的。戴维斯政府的政绩是主要问题，但候选人对政府政策的支持或反对是以个人身份进行，而不是以政党为基础的。反对意见不是通过有形的组织渠道，而是来自四面八方，很难对付。在国会选举中，公开反政府的候选人在国会选举中取得了重大收获，但他们在众议院以大约十五个席位之差，在参议院以两个席位之差，未能取得控制地位。但是，当戴维斯政府保持了国会的微弱多数时，由于没有一个党组织，政府就很难调动这个多数。
北部则恰恰相反，林肯是一个朝气蓬勃、组织完备的党的领袖。而且组织得同样好的反对势力的存在有助于共和党人在重大问题上的团结。林肯在面临激进共和党人的批评时，战争的势头则推动温和派转向解放奴隶和全面战争的激进政策，从而在历次选举和重要的国会投票中使党团结一致。北部的州长几乎都是共和党人，这就在各州与中央政府之间建立起忠诚和互利的关系。
到1863年，由于战争的影响，北部的经济力量更加强大，而使南部变得更为虚弱。邦联无论是在战场上或是内部战线上，都正在输掉这场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