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李将军最终克服了这些反对意见。李从来不是一个坚强的蓄奴制维护者，他坚信奴隶们一旦获得解放，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为“他们的国家”而战，而不是为北方佬。“我们必须决定，要么让我们的敌人来取缔蓄奴制，并利用奴隶来反对我们，要么我们自己去利用奴隶。”李写道，“我想，我们最低限度也可以像北部人那样去对待他们。北部人对奴隶们的支援给予高度的重视。”罗伯特·李的名望如此之大，(《里士满观察家报》说：“国家不会拒绝李将军提出来的任何请求。”)以致于邦联国会在3月13日还是勉强通过了一项征募黑人士兵的法案。濒临末日的巨大灾难使1861年的反革命转变成1865年的革命——但并不彻底。尽管罗伯特·李提出黑人士兵应获得自由，但法案没有提到这一问题。是否给那些为邦联作战的黑人奴隶以自由的许诺，仍是一个尚待讨论的问题。直到战争结束，任何黑人团也没有建成。
从彼得斯堡到阿波马托克斯
由于波托马克军团最终使北弗吉尼亚军团陷入了绝境，这次战役才告结束。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这两个军团越过一条200英里的狭长战线厮杀，而在西部的联邦主力部队在叛方领土上胜利进军，深入1,000英里，这就使西部军队产生骄傲情绪。这些来自农村和边区的瘦而结实的西部人对那些“纸衬领”的东部士兵极为蔑视。当东、西部联邦部队碰到一起时，他们就互相辱骂，有时甚至大打出手。一位印第安纳列兵在1863年说：“如果这场战争由那些衣着整齐的东部人来打，那么战争将永远不会结束。……他们只打到邦联的一个州，而我们却打遍了五个州。”一位伊利诺伊州的士兵则认为：“波多马克军团只会呆在冬季军营里数钞票。”而另一方面，东部士兵则把西部军队看成是一群武装暴徒。他们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只是由于西部邦联军素质低劣。“西部的叛军不过是一群武装的乌合之众，而不像李军士兵那样纪律严明，难以战胜。”
大多数研究联邦军队的历史学家已同意西部人自己的说法。不可否认，西部军队从多纳尔森到亚特兰大，屡战屡胜，征服了大片的领士。而波托马克军却在弗吉尼亚陷入僵局，一筹莫展。但是造成这一结果，与其说是由于东西部军队的士兵的素质差别，不如说是由于将领们才智的差异，包括联邦军的将领和邦联军的将领。联邦军的四位优秀将领：格兰特、谢尔曼、谢里登和托马斯都是西部人，而邦联的几位战功卓著的将军：罗伯特·李、杰克逊、朗斯特里特、斯图尔特和福雷斯特，只有福雷斯特是西部人。当朗斯特里特在1863年率领他的军团驰援佐治亚时，他指挥了南军在奇克莫加突围。这是田纳西的南军取得的唯一的一次明显胜利。当波托马克军的第11军和第12军一个月以后从弗吉尼亚开到查塔努加后，这些曾被认为是东部军队中最弱的部队，却成了西部军队中的骁勇善战之师。士兵还是原来的士兵，只是更换了他们的指挥官。
西部军队所打的硬仗确实不及波托马克军团多，但是并非所有的同时代人都这样认为。一位参加过谢尔曼远征的威斯康星的士兵写道：“波托马克军团确实打了不少硬仗，不过他们的仗和我们的规模不同，而且他们的仗多数都是在报纸上进行的。”他这句话大错特错了。战争中14场最残酷的血战(南北军伤亡总数在17,000人以上的)中，有10场战役是在北弗吉尼亚军团和波托马克军团之间打的。50次战斗伤亡比例最高的南军步兵团队中，有40个在东部战线作战。联邦军队中50个伤亡比例最高的步兵团中，有41个是东部军队。在7个战斗伤亡率最高的联邦军中，有6个军曾参与波托马克军团作战。这个军团的阵亡总数为全部联邦武装力量阵亡人数的一半以上，新英格兰各州和大西洋中部各州军队的阵亡士兵总数比西部各州阵亡士兵总数高23%。
攻陷彼得斯堡和里士满
虽然格兰特本人是西部人，他还是对波托马克军团的傲慢以及对西部人的优越感的憎恶十分敏感。因此他希望在谢尔曼的军队从李军背后发动突击之前结束这场战争，以取得最后胜利所享有的荣誉。现在格兰特最担心的就是有一天早晨他一觉醒来，发现李军在夜间偷偷溜到北卡罗来纳，与约翰斯顿的军队汇合。李也恰恰是这样盘算的。然而，在撤出战壕之前，他冒险在彼得斯堡东面对格兰特军的右翼进行最后一次进攻，迫使格兰特从左翼抽调兵力支援右翼，以缩短他的包围圈。在3月25日黎明前的黑暗中，一群装成逃兵的南军取得了联军哨兵的好感后，突然捕获了不知所措的北方佬，并率先发动进攻，攻占了联邦军防线上的防御工事斯特曼堡。南军大队人马从突破口一涌而出，很快就占领了差不多一英里长的联邦军战壕。但是他无法顶住联邦军火炮的纵深轰击和步兵的猛烈反攻。到了上午10点左右，南军被赶了回去，伤亡总共4,800人。
现在格兰特掌握了主动权。他派出两个军和12,000骑兵去攻击南军右翼，切断了通向彼得斯堡的最后一条铁路，封锁了李军向西南逃窜的退路。在一个叫作五岔口的铁路汇合处，谢里登的骑兵和第五军于4月1日从正面和侧翼发动进攻，击溃了10,000名南军，使南军伤亡5,000人，而北军仅伤亡1,000人。格兰特得知谢里登进攻得手后，遂下令于次日拂晓向彼得斯堡守军发起全线进攻。残存的南军拼死抵抗，从一个战壕撤退到另一个战壕，经过一整天浴血奋战，打死打伤联邦军4,000人，使联邦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格兰特希望将李军全歼于彼得斯堡，但是南军于夜间渡过了阿波马托克斯河向西撤退。与此同时，邦联政府和在这一地区的所有部队撤出了里士满，他们撤退前炸毁了桥梁、工厂、军火库，烧毁了所有的棉花和无法运走的政府财产。4月3日黎明，整个里士满变成了一片火海。
率先占领这座城市的是第五马萨诸塞骑兵队的黑人骑兵。其指挥官小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他是美国驻英国公使查尔斯·亚当斯的长子，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的孙子。这又和在查尔斯顿一样，占领军的首要任务是扑灭在黄昏时点燃的大火。但是在此之前，里士满的大部分商业区和工业区已被焚烧殆尽。第二天，林肯总统在一队黑人骑兵的护卫下访问了这座已经沦为废墟的城市。他们沿途受到成千上万的里士满的黑人群众的夹道欢迎。一位黑人喊道：“我知道我获得自由了！因为我见到了慈父阿伯拉罕并抚摸了他。”北部一家主要报纸《费城报》的黑人通讯员莫里斯·切斯特坦然地坐在邦联的国会大厦，写了一份描述当时情景的电讯。而对里士满的白人来说，如果需要的话这就是把他们的世界搞得天翻地覆的毁灭性革命的确切见证。
通向阿波马托克斯之路
当里士满发生这一切的时候，35,000名李军正企图摆脱80,000北军的穷追不舍。在他们左侧，谢里登率领的骑兵部队和两个军与他们平行疾驰，阻止他们向南部退却。同时，另外两个步兵军紧跟在李军后面，俘虏了成百上千疲惫不堪的南军掉队的士兵。4月6日在法姆维尔附近的塞勒湾，北军经过一场激战，切断并俘获了7,000南军，而北军仅损失1,200人。李目睹了这场战斗的高潮以后绝望地叫道：“天啊！我的军队瓦解了吗？”4月8日，谢里登赶到了李军剩余部队的前面，在彼得斯堡以西100英里的阿波马托克斯火车站缴获了两列车的军需品。4月9日早晨。当残存的南军准备进行最后突围的尝试时，发现北军骑兵后面的两个军。这时，李才意识到一切都完了。他手下一位炮兵军官建议把剩余的部队疏散到森林里，继续进行游击战，但是李断然拒绝这种建议。他说，游击队“将会变成为一帮帮的土匪，敌人的骑兵将会追击他们，去蹂躏他们可能(或许)从来没有机会去过的很多地区。我们将会招惹灾祸，需要许多年才能恢复过来”。不！李又说，“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去见格兰特将军。我宁愿死一千次。”
李将军投降
但是，他这样做了：他到阿波马托克斯县政府所在地，走进了威尔默·麦克莱恩的农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麦克莱恩在弗吉尼亚的马纳萨斯附近也拥有一所房子，那所房子在第一次布尔河战役中曾被用作邦联军的总部。他迁到这偏僻的角落正是为了躲避交战双方军队的抢掠，成了在这个起居室里唯一目睹这场战争最后一幕的人。李来到时身着华丽的全套军服，而格兰特却穿着一件褪色的野战军服，穿着溅满泥泞的靴子来参加这一历史性的会议。他的司令部马车在一次阻止南军的激烈战斗中被弄坏了。格兰特，这位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分别俘获了三个军团(在唐纳尔逊、维克斯堡和这次在阿波马托克斯)的将军，提出了十分宽大的条件：释放李的全部军队，允许他们带走他们的马匹、骡子去回家“种地”。当这两位将军握手时，格兰特对于这位经历了如此长久的战争，作战如此英勇的对手的失败感到“悲哀与忧郁”，因为“他为一个事业付出了如此巨大的代价，尽管这个事业我认为是人们为之奋斗的最错误的事业之一。”
一些联邦军军官对李投降的消息感到无比惊讶，以致于他们几乎不敢相信这一消息。一位在弗吉尼亚打了三年仗的步兵上校在阿波马托克斯投降仪式签字两周后写道：“即使在李已经投降了以后，我们当中还没有人敢相信这件事。我总有这样一种感觉，好像我们一辈子都要和他打下去。”但是当4月9日投降的消息传遍了联邦军营地时，士兵们开始了欢庆，好像把历史上所有的独立纪念日都汇合在一起来庆祝。一位老兵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帽子、靴子、外套、背包、衬衣、烟盒满天飞舞，整个天空都成了黑压压的一片。人们互相拥抱，时而欢笑，时而哭泣。那些高大、笨拙、满脸胡子的汉子，竟像姑娘那样互相拥抱、接吻。人们欢歌载舞，又嚷又叫，翻身倒立甚至玩起了跳背游戏。”所有的军乐队都在演奏，都试图在精神上和音量上压过对方。当电讯把李投降的消息像闪电般地传遍了整个北部时，那里的人们刚刚从庆祝攻克里士满的狂热中平静下来，一场新的更加热烈的庆祝活动又爆发了。
林肯被刺和战争结束
突然，电报机传来了重大的消息，人们的欢乐情绪接着化为悲痛——但是这消息是可怕的，十分重大的——林肯遇刺了！4月14日，早已积忧成疾的56岁的林肯总统为了松弛一下，来到了福特剧院观看一场喜剧表演。戏演到一半时，约翰·威尔克斯·布思走进了林肯的包厢，开枪击中了他的头部。然后布思跳上舞台(他在那儿跌断了腿)，高喊着：“这就是暴君的下场！”一瘸一拐地溜出了后门，跳上一匹事先准备好的马逃走了。剧院的人未能将他抓住。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是一位著名演员的儿子，他哥哥也是一位著名演员。他本人二十六岁，是一位平庸的演员。他是一位性情反复无常的利己主义者，渴望出名却未能如愿，因而心灰意冷。几个月以来，他一直在策划绑架林肯，用他作人质以迫使联邦政府向邦联让步。为了实现这一疯狂的计划，他从华盛顿的下层社会的流浪汉、邦联的间谍、南军的逃兵中征募了几个助手。里士满的陷落和李军的投降使绑架计划变得毫无意义，因此布思改而决定暗杀林肯总统、副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西沃德。由于派去刺杀约翰逊的同伙惊慌害怕，而未能得逞。西沃德国务卿被刺成重伤，但保住了性命。4月26日，联邦军队终于在弗吉尼亚的一个燃烧着的仓库里找到了这位马里兰出生的布思，并且将他击毙。军事法庭判定其他八名同伙共谋策划了这次暗杀。其中四名被判处绞刑，另四名被判罚苦役。这其中有两个人的判决可能有失公正：玛丽·萨拉特，布思策划绑架行动的那个旅馆的老板，她参加了开始的策划绑架活动，但是她大概对改变后的暗杀计划一无所知。塞缪尔·马德医生，他为布思治过受伤的腿，充其量不过是名事后从犯。萨拉特夫人被绞死了，马德被判终生监禁，但是1869年，他同其他几名被监禁的同伙一起得到赦免。对他们的量刑在一定程度上受了暗杀事件发生后报仇雪恨的公愤和歇斯底里情绪的影响。 [ 注：布思还没有受到审判就被打死了，这同一个世纪以后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一样，这引起了大量的推测，究竟谁是这次暗杀行动的幕后策划者。许多北部人认为杰斐逊·戴维斯同布思同谋策划了这次暗杀，另一些人则认为安德鲁·约翰逊由于某种原因介入了此事。一些同时代的人或稍后的作家试图将布思同邦联在加拿大的特务联系起来。至少有一位历史学家认为幕后策划人是陆军部反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拉斐特·贝克，因为他在组织和领导那次追击中打死了布思。有一位作家则认为，布思已改信罗马天主教，他是为了耶稣而刺杀林肯。大多数当代人推测，是陆军部长斯坦顿为了共和党激进派的利益策划了这次暗杀，他们因为林肯的软弱的重建政策而要除掉他。还有一些作家认为在弗吉尼亚被击毙的不是布思，而是一位和布思长得十分相像的人作了他的替罪羊。最近的一部书和一部电影设法把所有这些观点汇合在一起，几乎把联邦和邦联的重要人物都同林肯被刺的事件联系了起来，因为北部一些银行家在他们身上花了大量的钱。(见戴维·巴尔西杰和小查尔斯·塞里尔：《刺杀林肯的阴谋集团》，洛杉矶，1977)虽然关于暗杀事件是个众说纷纭，永远找不出答案的问题，但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能够证实这些假设。布思和他的一小撮同伙似乎是没有别人指使的。在弗吉尼亚被击毙的那个人确是约翰·威尔克斯·布思本人。关于林肯被刺事件的种种推测见苏埃德·刘易斯的《林肯死后的种种猜测》(纽约，1929年版)第二部分和理查德·柯伦特的《无人知道的林肯被刺之谜》(纽约，1958年版)第11章。 ]
殉难的总统
1865年4月15日，安德鲁·约翰逊在举国震惊与悲痛之中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人们在街上为林肯的殉难痛哭流涕。格兰特将军在4月19日在白宫举行的葬礼上泪流满面。当载着林肯遗体的九节列车从1,000英里以外的华盛顿开向林肯的家乡、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时，千百万人默默地站在铁路边目送列车远去。在这个笃信宗教的国度里，总统在耶稣受难日这天被害绝非巧合。特别是对于黑人来说，林肯恰恰在取缔蓄奴制的斗争刚刚取得胜利之际，阖然受难，与世长辞，这就赋予他以基督形象。这一事件使朱丽亚·沃德·豪的《合众国的战歌》的最后一句，赋予了新的意义：“他为了人类的圣洁而牺牲，我们要为人的自由而献身。”
在林肯被刺以后的一周里，整个北部充满了悲愤情绪。悲惨的复仇的呼声不仅指向刺杀总统的凶手，而且指向了所有邦联的领袖们。人们认为他们不仅要对林肯的死负责，而且也要对在战争中丧生的360,000联邦军将士的死难负责。但是这种复仇的呼声不仅与林肯现在可以与之相比的基督的教义是背道而驰的，而且不符合林肯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动人的结束语所体现的精神。他说：“对任何人都不要怀有恶意，用基督的宽容精神对待一切人。坚持正义，因为上帝使我们懂得了正义。让我们为医治好国家的创伤、[并为取得]正义和持久的和平而奋斗。”
这段话中“博爱”与“坚定”之间的紧张关系既反映了林肯被刺后几个月中北部人对南部的态度，也恰恰反映出林肯战时领导的基本特点。林肯作为总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用这种态度去解决这种或那种紧张关系的能力。他在北部人多次发生猜疑、分裂或失去信心的时刻，都能使他们保持战斗意志。
林肯在情绪沮丧的时候(他称之为“忧郁”)，知道怎样去战胜个人生活中的绝望情绪，就像他领导美国战胜了民族的绝望情绪一样。林肯常常通过讲一些轶事趣闻，不仅像寓言一样把一些重大问题的观点形象地表达出来，并且能在谈笑中使烦恼化为乌有。林肯非常喜欢同他的两个小儿子嬉戏。一个是11岁的威利，一个是8岁的特德。在1862年，两个孩子都生病了，大概是得了伤寒，特德痊愈了，而威利却于2月20日病死了。(无独有偶。这一悲剧在两年后重演。邦联总统杰斐逊的5岁的儿子约瑟夫·戴维斯在里士满总统官邸的阳台上摔了下去，因颅骨破裂而死亡)阿伯拉罕和玛丽·林肯几乎因威利的死而悲痛欲绝。阿伯拉罕很快便振作起来，勇敢地面对奴隶解放问题、政治上的反对和军事上的挫折，并努力去克服它们；而玛丽却从此一蹶不振，她的精神崩溃了，再也没有完全恢复心理上的平衡。林肯任总统的四年零六个月时间里，在白宫中经历的极度痛苦，正是那一时期美国所经历的苦难历程的一个缩影。在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一位总统在任职期间承受了那么大的个人不幸，也没有哪一位总统曾经面临过那么巨大的民族危机。正是由于林肯的仁爱和他的伟大使他能够成功地渡过了这两方面的危机。
内战的结束
在林肯遇刺以后的几周里，约翰逊总统在努力适应他的新职务，而邦联的几支军队仍在作战。陆军部长斯坦顿是美国政府最强有力的人物。粗鲁的和感情容易冲动的斯坦顿担心暗杀是叛乱分子颠覆政府阴谋的一部分，他下令逮捕了数百名邦联的同情者。这些受牵连的人受到了严厉的对待，他们的法定权利全被置之不顾。
在这期间，结束了谢尔曼和约翰斯顿签定投降协议的消息。这个协议的签定引起了斯坦顿的种种猜疑。谢尔曼作为打硬仗的鼓吹者，经常希望一旦叛军被彻底打败，就签定一个条件宽大的和约。他反对武装黑人，不赞成黑人与白人地位平等，反对激进派的重建纲领。按照他对林肯的政策的精神的理解，他与约翰斯顿签的定的和平条约与格兰特和李所签定的投降协定相差甚远。条约规定：一旦现存的南部各州政府的官员宣誓效忠联邦，联邦就给予承认。条约准许被遣散的南军部队将他们的武器存入州武器库，并且保证给南部人以“包括选举权在内的政治权利以及人身权利和财产权”。
一向在复杂的政治事务中机灵和谨慎的谢尔曼这一次却犯了个绝大的错误。他不仅超越了自己的权限，而且他没有看到这个协议可以被解释为对叛乱的各州政府的承认，对奴隶作为私人财产的保证，并且撇开总统和国会擅自决定重建问题。格兰特向谢尔曼转达了内阁对这项协议的一致反对态度。谢尔曼毫不踌躇地在4月26日按照格兰特-李协定的模式与约翰斯顿重新签定一份投降协定。如果不是斯坦顿怀疑谢尔曼的动机，在报纸上发表了对这一事件的歪曲事实的言论，使谢尔曼处于不利地位的话，事情本来就会平息的(民主党开始为他唱赞歌)。斯坦顿的担心是毫无理由的。他的行为虽然是真诚的，但却是不公正的。谢尔曼永远不会宽恕这位陆军部长。 [ 注：斯坦顿的动机和人品往往难倒了许多历史学家的分析力。他的效率高，为人廉洁，勤劳努力，热情地献身于联邦事业，是一位完美的陆军部长；但同时，他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又不那么坦率，对事敏感粗暴，有时还搞小动作，而且往往不考虑别人的感情。 ]
在林肯被刺的几周内，华盛顿所有的人，特别是斯坦顿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虽然李已经投降，但杰斐逊·戴维斯和他的内阁还在逍遥法外。他们乘火车沿着破烂不堪的铁路线迅速地向南逃窜。戴维斯沿途每经过一站，都要停下来鼓励他的人民继续战斗。“到敌人的后方作战”，敌军交通线的延长“必然使我们得到胜利”。甚至在约翰斯顿投降以后，戴维斯还谈到将政府迁到外密西西比诸州继续作战。对于联邦政府来说，这意味着南部要变成另一个爱尔兰，游击战争要长期打下去。但大多数南部人对这些已经厌倦了，罗伯特·李的榜样比戴维斯的动员口号更有说服力。5月4日，在密西西比以东的亚拉巴马，理查德·泰勒将军率南军残部投降。5月10日，联邦骑兵在佐治亚俘获了戴维斯和他的随从。5月26日，埃德蒙·柯比·史密斯准将率外密西西比军队投降。5月份发生的这些事件使华盛顿的上空充满灿烂的阳光。尽管和平问题仍摆在前面，但战争的结束已是无可怀疑的了。
联邦复员军队
战争的两个令人担忧的后果没有成为事实：(1)没有发生血腥的复仇。邦联分子没有试图谋反。杰斐逊·戴维斯未遭审判被监禁了两年，然后被释放了。他过着平静的生活，写着他的回忆录。这种对反叛者不加惩处的情况在叛乱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特别是规模如此巨大的叛乱。(2)军队在美国生活中并没有变成一种权势。实际上一直到1904年，每一位当选总统(格罗夫·克利夫兰除外)都曾在联邦军队中打过仗，并且以其战争期间的功绩而取得政治上的成功。但是他们中谁也没有(包括格兰特在内)成为一名“军人总统”。除格兰特以外，他们都是平民，在1861年的紧急关头毅然从戎。到1865年，他们又很快回归他们的平民生活。
在他们返回家园之前，波托马克军团和谢尔曼的军队于5月23日-24日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大阅兵。整整两天，合众国的武装力量在成千上万欢呼的观众面前列队通过宾夕法尼亚大街。当谢尔曼的大踏步行进的西部人于第二天活跃地通过的时候，看台上的一些观众唱起了《约翰·布朗之歌》。士兵们听到了歌声，立刻，在这座一度到处是黑奴的城市上空，响彻了雄壮的联邦军队进行曲的歌声。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雄辩地证明这场战争所引起的变革。
大阅兵以后，赢得战争胜利的联邦军队平静复员并返回自己家园。联邦军队的复员工作进行得异常迅速，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有641,000人退伍。海军到1865年底已把530艘战舰压缩到117艘。到1866年11月，只有65,000人留在军队里，而18个月以前还有100多万人。大多数士兵似乎很快适应了平民生活，而且显然没有社会和心理上的问题而使这场战争的如此众多的退伍军人受到困扰。一位伊利诺伊州的退伍军人写道：“我回到家后，发现父亲正忙着收割玉米。因此，9月29日我到家后的第二天早上，我脱下陆军中尉军装，换上父亲的旧衣服，向尚未收割的玉米地发起了进攻。我干这种农活的时候，我的感觉十分奇妙。有时候似乎感觉我只离开家一两天，现在又接着干我走时撂下的活儿。”
战争的痕迹
但是事实上，无论是对这位伊利诺伊的退伍军人，还是对这个国家的任何一个人，过去的这一切都永远不会再现了。战争给整个民族意识留下不可磨灭的烙印，一位曾在战争中三次负伤，后来成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的前步兵上尉奥利弗·温代尔·赫尔姆斯在1844年说过：“战争的经历使参加过战争的一代人与其他人产生了一道鸿沟。由于我们的好运气，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心灵就与战火联系在一起，这使我们从一开始便认识到生活是深奥的，热烈的。”南北战争产生了一大批回忆录、团队史、大众文学和学术著作，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都多，也许比所有战争加起来还多。南北战争圆桌会议一直持续到20世纪末。在成千上万的乡镇的广场上矗立的南北战争纪念碑的数量，大大超过美国历史上其他著名事件的纪念碑。在几代人中，南部人用“战前”、“战后”记载他们的历史——但从没有人曾提出这指的是哪一场战争。在20世纪60年代当旧邦联的国旗和军歌《迪克西之歌》成为南部人反对民权运动的一种象征的时候，而《合众国的战歌》却成为民权运动的一支激励人心的战歌。
南北战争之所以产生如此深远影响，是由于它所体现的人的价值，总共有大约620,000名士兵在内战期间丧生(其中包括360,000联邦军和260,000邦联军)，几乎与美国有史以来所参与的所有其它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680,000人相等。在美国，无论是南部还是北部，几乎没有一个家庭不哀悼在战争中丧生的亲戚或朋友。直到进入20世纪许多年以后，在美国的城市或乡镇仍能经常见到残肢断臂的内战伤兵。退伍军人组织——合众国退伍军人协会和邦联军退伍军人联合会，使人们对战争记忆犹新，成为各自所在地区的很有影响的政治势力。一时间，英雄主义的神话和浪漫故事掩盖了战争的严酷现实。但是这些神话本身，特别是在南部，很快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现实——人们通过这面镜子观察他们的世界，它提供了主宰他们生活的一个远景。
南北战争使美国的国家性质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联邦作为各个主权州的自愿同盟的概念已被永远地埋葬了。“联邦”这个词的概念已逐渐被“国家”的概念所代替。“合众国”与其说是一个复数名词不如说是单数名词。战争以牺牲各州为代价加强了中央政府。1861年以前，在联邦的办事机构中只有邮政部门直接同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发生关系。公民们向地方或州政府交纳税金，并在州法院解决他们所遇到的纠纷。说到钱，他们使用经由州立法机关授权的银行发行的钞票。1861年战争开始时，总统首先动员全国的民兵。由州长负责征兵、装备并亲自率领志愿军的团队。但是战争的重压改变了这一切。到1863年，如果各州不能凑足征兵名额的话，陆军部便直接确定各州的征兵名额并将这些州的男子直接征入军队。总统宣布实行军事管制法，在那些拘留权取代州法院权力的州里驻扎军队。联邦政府规定大量征收直接税，并成立了国内税务局去征收赋税。它发行纸币，建立全国性的银行体系，并用征税的方法把州的钞票征得绝迹。政府没收南部人的财产，解放他们的奴隶，并建立了一个社会福利机构——解放奴隶管理局以废除各州管理自由奴隶的州法。最初的第11条宪法修正案限制了联邦政府的权力，而第13条宪法修正案开创了一个先例，以后的六个修正案根据这个先例限制了州权，并扩大了联邦政府的权力。
战争给南部带来的影响最大。解放奴隶使社会秩序得到了很大的改善。70年以后，一些曾经当过奴隶的年老的黑人在会见联邦作家事业局时，生动而具体地追述了他们获悉自己获得自由那一天的情景。那一天对许多人来说都是一生中最重大的事件。其中一位说：“在那一天之前或以后，谁也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时刻。黑人们拍着手又喊又唱，孩子们敲着罐头瓶，叫喊着到处跑来跑去。人人欣喜若狂，他们用这种方式庆祝自己的解放。”这种变化势不可挡，因而当时人们用《启示录》中的语言和革命来描述这种变革。北卡罗来纳的自由民相信：这便是先知所预言的“一个国家将在一日内诞生”。孟菲斯一家报纸在1865年惊呼道：“这五年所发生的事件使整个美国南部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一位占领威尔明顿的黑人团的随军牧师这样描述那些盯着这些黑人士兵的不知所措的白人：“他们现在要么是到了另一个世界，要么就是整个世界颠倒了过来。”一位黑人士兵从他看守的一群邦联战俘中认出了他从前的主人，他走上前大声同他打招呼：“喂，主子，这回咱们可是上下翻了个。”
在1865年，整个世界似乎确实翻了个，但是能否长久保持下去，这就要看重建工作的进展如何了。
第三编 南部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