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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宣传封建复古思想。蒋介石大讲明代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学。用“致良知”的“知”阐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其目的在于宣传他的法西斯反理性的行动主义，即所谓“行的哲学”或者称作“力行哲学”。他还从儒家著作《大学》、《中庸》中搬出了“诚”的观念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政治伦理，拼凑一套复古哲学。陈立夫进一步发挥蒋介石的复古思想，抛出了《唯生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阶级斗争学说。他们不仅在口头上宣传复古思想，而且还在学校强制推行。１９３３年，国民党当局把四书五经编成教科书，先后在湖南、广东等省强迫中小学学生读经。
三是宣传所谓“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论。１９３５年，蒋介石提出“文化建设”的口号，按照他的旨意，御用文人陶希圣、黄凌霜等人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他们说，现在“一派主张模仿苏联，一派主张模仿德意，但其错误和模仿英美的人完全相同，都是轻视了中国空间、时间的特殊性”。他们以第三者的姿态，把中国封建专制主义与舶来品的法西斯主义结合起来，混合成所谓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理论。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我们肯定要继承，问题是他们把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封建专制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结合，作为支撑蒋介石独裁统治的理论，这不是什么文化建设，而只能是对文化的破坏。
２．倡导“新生活运动”。
在思想文化战线进行“精神方面的重大战争”的过程中，蒋介石还发动了一场“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发动“新生活动运动”也是开始于江西，是配合对红军进行军事“围剿”而进行的“精神方面的大战争”。
１９３４年２月，他在南昌行营举行的扩大纪念周上，发表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说。他说：“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地讲，就是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能够养成勇敢、迅速、刻苦耐劳，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惯与本能，能随时为国牺牲”。“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现代的国民”。而提倡“明礼义，知廉耻”，就是“要使全国国民，都能过军事化的共同一致的生活”。他是要用中国封建伦理道德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武器，把人民群众驯化成“顺民”和精神奴隶，以便服服帖帖地接受其独裁统治。
他不仅起劲地宣传“新生活运动”，而且还极力促进这一活动的开展。在他讲话的当天，在南昌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他亲自出任会长。“新生活运动”首先在江西开展，然后向全国推广。１９３４年３月，在汪精卫主持下，南京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各省各县也相继成立了分支会，到１９３６年，全国共有２０个省、４个直辖市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在“新生活运动促进会”里还专门增设了妇女指导委员会，宋美龄为指导长。宋美龄极力帮助蒋介石推行。在宋美龄帮助下，蒋介石推行的“新生活运动”的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以“礼义廉耻”为准则，把灌输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寓于日常生活之中。蒋介石强调：“务使一般国民的衣食住行，统统能合乎礼义廉耻，如此我们的社会才容易进步，国家和民族才可以复兴。”他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这四个字进行了解释，他说，“‘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就是切切实实地觉悟。”他特别强调礼是“四维”、“六艺”之首，是新生活的中心内容。他把“礼”解释为循规蹈矩，是同历代封建统治者崇尚“礼治”的理念一脉相承的。
第二，从琐碎的日常生活入手，驯化俯首听命的“顺民”。新生活运动从改造国民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为实行的起点，提出了相应的要求，蒋介石要求“衣”要“洗净宜勤，缝补残破”，“拔上鞋跟，扣齐钮颗”；“食”要求“食具须净，食物须洁”；“住”要求“乘车搭船，上落寞挤，先让妇孺，老弱扶持”等等。他提出“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的具体标准，说只有做到这六点，“才能是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应该说，这里面的一些具体要求，是一般的公共道德要求，本身并不错，然而，就蒋介石的意图而言，他是要把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寓于日常生活中，磨灭人们改变极不公平的社会现实的意志，做服从独裁统治的“顺民”。
第三，引导人们追求以军事化为核心的三“化”目标，即，军事化、艺术化、生产化。他强调“军事化”，宣称“所谓军事化者并非全国同胞悉数武装偕赴疆场也，只期重组织，尚团结，严纪律，守秩序，知振奋，保严肃，一洗从前散乱、浪漫、推诿、因循苟安之习性已耳。”并且要求人们随时准备捐躯牺牲，尽忠报国。
蒋介石大力推行“新生活运动”，企图以日常生活琐事为切入点，向人民群众灌输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封建伦理道德，对民众实行精神控制，软化人民群众的反抗情绪。因此，这只是又一场骗人的闹剧。冯玉祥在评价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时一针见血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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