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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治国与治党(4)

作者:徐骏华 当前章节:2159 字 更新时间:2026-6-4 1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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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反对共产党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认为,政治以人为本,政治应该由个人对家族、社会和国家完满负责做起。蓄意抹杀阶级社会的阶级存在的事实,以图掩盖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本质。解释国家职能时,抄袭德意法西斯理论中有关国家的论点,把国家这个阶级压迫的工具说成是一个生命体,目的在于掩盖国民党政权对人民、对共产党施行的暴政,要广大民众心悦诚服地做这个生命体中的一个细胞,任其压迫、奴役与宰割。

在组织上,排斥一切进步的、革命的党派,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治资源垄断的理论。他认为中国要在世界上谋生存,没有第二个合适的理论,唯有他的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统一中国,必须确定“三民主义”为中国唯一的思想,再不好有第二个思想,来扰乱中国。他不允许其他党派存在,他说:“以党治国,就是国民党治国”,“在革命没有成功,三民主义没有实现以前,不能允许有第二个党来攻击国民党,使得国民党失败。”

在权力配置与运作上,强调高度集权,宣传独裁合理,强化特务政治,施行高压政治,压制民主和任何越轨的政治行为。他认为,唯有法西斯蒂能保证“最有效能的统治权”。特务组织复兴社的纲领公然宣称在中国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说法西斯蒂是中国唯一的救世主。在陈立夫亲自主编法西斯头子传记中,公开说中国政治舞台上早已出现了一个墨索里尼那样的人物了,这个人物就是蒋介石。

为了向希特勒、墨索里尼取得“真经”,使法西斯主义在中国落户,他还派特务头子郑介民组团到这些国家考察,学习其法西斯统治的方法,并聘请德国高级顾问,直接来华传授他们的理论。与此同时,大张旗鼓地宣传,为法西斯主义鸣锣开道。一时间,法西斯头子的传记、语录、《蒋委员长讲话集》、《法西斯与三民主义》等,泛滥成灾,大有“洛阳纸贵”之势。

评 析:

“主义”是一面旗帜,孙中山创立的三民主义是指引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旗帜。三民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品格,孙中山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断地总结正反经验,吸收科学的理念,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这是经过改组后的国民党的党魂。蒋介石叛变革命,背叛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蒋介石要唤醒党魂,然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和民主精神被阉割,“主义”只剩下个空壳,党魂不存。他从中国故纸堆中,翻出封建政治伦理,移植于三民主义,从西方思想武库中,捡回最反动的、为民主国家嗤之以鼻的法西斯主义,塞进他的三民主义大口袋里,这个“主义”已腐烂变味。用这样的理论治党,越治越乱,越治越糟,指导理论的陈旧腐朽,必然导致受其指导的政党的落后与变质。

派系林立,党基塌陷

巩固党基,是蒋介石念念有词的又一个党建任务。他所说的党基,主要不是讲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因为他是不愿意公开承认国民党的剥削阶级属性的;主要说的是组织建设。这也只能是一个空头支票,因为国民党组织建设的顽症是派系林立,内耗不止。究其根源,固然有历史的因素,但更主要的是,蒋介石带头结党营私,拉帮结派,使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此起彼伏,久斗难了。可以这样说,自蒋介石把国民党领上执政党地位之日起,它的基础就已塌陷;而蒋介石多次搞的“整理党务”,整顿组织,实为打压党内异己力量的手段,结果是越整越乱,越治越散。

事 例:

蒋介石为了攫取更多的权力,实行独裁统治,常常是主动挑起党内纷争。拉汪打胡也好,拉胡排汪也罢,扣胡风波也罢,基本上是蒋介石运用权术,挑起的纷争,而且他一次又一次地从中获得很多政治利益,应该说,派系林立,党内纷争不止的源头在蒋介石身上。他使用权术,攫取越来越多的权力,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实行独裁统治,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的斗争。

派系林立,导致无序竞争,元气大伤。无序竞争,使国民党政治生活中,出现许多怪现象。1931年11月,召开了三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一大怪事。其缘由在于蒋介石急于想当总统,担心国民会议,不会通过设总统一职的动议,抢先发言,称“总统问题不必提,亦不应提”的谈话,引起政敌的不满,元老派胡汉民和太子派孙科联手发难,搞得蒋介石很狼狈,他指使特务将胡汉民扣押起来。由此引发了宁、粤纷争。

胡汉民被释放后,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在上海会晤,表示捐弃前嫌,“握手言和”,在上海举行的所谓和平会议,实为分赃会议,达成妥协,由南京国民党中央和广州非常会议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数量相等的中央委员。于是,宁方国民党四大在南京开幕。滑稽的是,蒋介石在大会上致开幕词的题目却是《党内团结是我们唯一的出路》,他高喊国民党要“精诚团结”,团结是这次会议的两大使命之一。同月,在广州也召开了一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谴责蒋介石、张学良对日本的不抵抗主义,坚持必须以蒋介石下野为宁粤合作的先决条件。由于意见不一致,孙科、汪精卫率领他们的人马从广州的“四大”分裂出来,到上海,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12月,又召开了一个国民党“四大”,这样几乎在同一个月,宁、粤、沪三处开了国民党“四大”,真可谓开了政党会议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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