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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他曾多次表示要同共产党人合作。“三民主义信徒与共产主义信徒非联合一致不能完成国民革命。”“三民主义之成功，与共产主义之发展，实相为而不相悖者也”。“除了共产党之外，其他团体肯定我们本党真正合作革命事业的，就很少了。”“我们国民党只有左派与右派之分，不能有共产党与非共产党之分，更不可能有国民党与共产党之分。”他要求国民党员“不可反对共产党”，“反对共产党，就是背叛了总理定下来的方针和主张。”
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深得人心，蒋介石也高喊这一口号。他多次说，现在我们生在这个乱世，是一个最不幸的事。我们的国家，已经衰落不堪，我们的党，也是积弱不振，所以我们今后要特别努力奋斗，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以雪我们国家以前被人压迫的耻辱。他还说：“中国的革命事业为什么如是延长？乃是因为军阀身后有个牵线之帝国主义者做他的背景。帝国主义宰割中国必须假手于中国军阀，方得肆意残暴，而使中国人民默予敢毒。故帝国主义不倒，中国军阀之乱绝无已时。我党革命目标，与其专革军阀的命，毋宁先革北京东交民巷太上政府帝国主义的命。”
尽管蒋介石在这个时期在一定程度上执行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态度在本质上是偏右的。他在国民党内左、右派之间两面讨好，又两面开弓，以达到个人的目的。周恩来后来在论述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合作时指出：“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他“随时提防和限制共产党”。
蒋介石的表现，迷惑了很多人，当时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对蒋介石很是好感，他说：“现在蒋介石先生手创了有力的党军，用这包打军阀绝不扰民的党军，不顾成败得失地肃清了那些拉夫开赌、税苛捐、各霸一方、历年扰害广东人民的滇、桂、粤各派小军阀，以图广东军政财政之统一，这不但为国民党建立了惊人的勋劳，并且为已死的中山先生出了多年力不从心的怨气。”１９２５年１２月，陈独秀发表文章，把已经是国民党新右派的代表人物的蒋介石列为国民党左派领袖，看成是仅次于党首汪精卫的第二号领袖人物。
不仅陈独秀被蒋介石的假象所迷惑，连苏联顾问也称赞蒋介石“在政治上是个左派，并正往左发展。”即使在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向共产党和苏联顾问发难，苏联军事顾问仍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左派。
评 析：
善于伪装，是政治权术家的看家本领。蒋介石在涉政之初，基本少有伪装，其傲慢加直率，常常导致自己受排斥。经过政坛的磨炼，得势后他比较善于伪装，尤其是，随着权位的增大野心膨胀，更不轻易表明自己真实的内心世界。他内心不同意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却在公开场合大唱革命高调，左右逢源，确实迷惑了不少人。
由于蒋介石伪装巧妙，左右逢源，赢得左派和右派的支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的得票仅仅比汪精卫少一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二届执委第一次会议上，又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他已成了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
借题发挥，一举多得
借题发挥，是说假借某一个事情为题目，用来发表自己真正的想法。这本是文人们的戏法。运用到官场，那则是借用某事为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蒋介石精通此道，最为典型的就是利用“廖仲恺案”，借题发挥，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企求。
事 例：
廖仲恺在辛亥革命时期，是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在国共合作筹备期间，积极协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孙中山逝世后，他坚决维护三大政策，批判右派势力的反共分裂活动，针对广东省内军阀部队中存在的严重问题，坚决主张改组军队，统一财政。因此遭到帝国主义和右派分子的仇恨，于１９２５年８月在广州惨遭杀害。
廖仲恺案发生，激起了广大革命人士的义愤，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和黄埔军校官兵，纷纷要求严惩凶犯。廖案发生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和军委会立即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决定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组成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警察全权，处理廖案。蒋介石假借处理廖案，达到自己的目的。
首先，借廖仲恺案之势使自己摆脱政治困境。蒋介石在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过程中，在他指挥下，革命军取得了两次东征，平定了滇军在广州的叛乱，在国民党内地位一升到第四位。他不仅手握粤军和黄埔军的指挥权，而且高喊革命口号，也得到舆论相当多的支持，他以得胜者和获得工农支持的姿态出现在广州，居功自傲，为了揽权采取一些过激的举措，引起国民党内外一些人的反感，包括国民党元老的愤慨。他们群起抨击，说蒋介石是“新军阀出现”、“宁波拿破仑崛起”、“广州已成为警察国家”等等。使他一时间陷入窘境。蒋介石处理“廖仲恺案”，不仅使自己一下子解了围，而且掌握了权力角逐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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