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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借“廖仲恺案”助汪倒胡。胡汉民是党内的“元老派”，与汪精卫合称革命队伍中的“双壁”。当时人们把孙、胡、汪三人关系称之为“胡汪无先生（指孙中山）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也有人把胡、汪加上廖仲恺誉为国民党的“三杰”。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最高权力出现真空，由誰来继承，成为国民党内一大问题。最有资格的要数这三杰了。廖仲恺已身亡，汪、胡为了取得继承人资格，进行了明争暗斗。
汪精卫在争取继任领袖的过程中，很想利用蒋介石所掌握的军事实力。在北京处理了孙中山的后事后回到广州，便立即专程到东征前线看望蒋介石，信口开河地说，孙中山在病危之际，不断呼喊“介石”这使蒋大为感动，“呜咽良久”。他们“倾谈党事，并谋个人行止”。汪精卫表示今后要按蒋的话作为进退的依据，使他“甚感其亲爱”。他们一拍即合，相互利用。“廖仲恺案”调查进展，为蒋介石助汪倒胡提供了一个契机。
在审理“廖仲恺案”的过程中，发现胡毅生、林直勉等人与此案有牵连。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人们普遍认为暗杀与胡汉民有关系。特委会顾问鲍罗廷断定，胡汉民至少是这一谋杀的“思想上的教唆者”，“不管怎么说，他预先是知道这个阴谋的。”
虽然没有掌握实据，但汪精卫决心倒胡，蒋介石予以帮助。他安排官兵到胡汉民家借找胡毅生之名进行搜查，给胡汉民来个猝不及防。胡汉民知道形势对他不利，感到“无地安身”，先被带到蒋介石的住宅，随后转移到黄埔看管起来。蒋介石对胡汉民说：“大家都认为您与此案有关。可是兄也该明白我们的苦衷，我们也拿不出您无牵连的依据，只好委屈您了。”胡汉民放出不久，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暂派他到苏联“考察”。汪、蒋请苏联顾问鲍罗廷出面找胡个别谈话，鲍罗廷说：“一般人以廖同志的案怀疑胡先生，这是没有的事。不过因此，也不宜在广东，如到苏俄走走，可以考察考察。”于是，胡汉民于９月从黄埔港登上“蒙古”号远洋轮船，“出使苏联”去了。
再次，利用“廖仲恺案”逼走许崇智。蒋介石早有完全控制粤军，排斥一已不合的粤军将领的意图。廖仲恺案给他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时机。就私交而言，蒋介石与许崇智不说是生死之交，倒可以说两人有深交，蒋在粤军中任职虽受到粤籍人排斥，但却一直受到许的信任和偏袒，两人曾结拜为弟兄。许是有恩于蒋的，这蒋介石心知肚明。蒋介石并非是不讲人情之人，但为了排除自己仕途中的障碍，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他一直寻机搞掉许崇智。
借题发挥的切入点，是在审查“廖仲恺案”中发现许的部下和亲信与案件有牵连。由于许的个别将领也参与了暗杀廖仲恺，使许崇智一开始就处在被动的地位。蒋介石不失时机地抓住这一点，以许崇智纵容部下，勾结右派刺廖以及把持财政、侵吞军饷等罪名，大肆宣扬，争取粤军中李济深将领的同情和支持，并对许的部将进行收买。同时以保卫许的安全为由，将许软禁起来。许暗中派人命令驻守在东莞、石龙的两个师前来广州保驾。消息被蒋截获，送到汪精卫手里。蒋介石帮汪倒胡，汪投李相报。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军委会决定，命令广州卫戍司令蒋介石“全权处置粤军”。蒋部署第一师和黄埔学生等，严密监视驻广州城的粤军，并赴东莞、虎门和石龙包围许部，同时派人送自己的亲笔信给许崇智，历数他的“罪状”，劝他放弃职务，暂离广东。许给汪精卫打电话，汪复函：“为先生计为大局计，亦莫善于暂行赴沪。”许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请辞本兼各职，当时乘船离开广州，从此一蹶不振。
评 析：
借题发挥是文人墨官们常用的伎俩，蒋介石如同一些资深政客一样，把其移植到官场，在处理廖仲恺被暗杀案的过程中，借题发挥达到极致。
他通过廖仲恺案，借题作自己的政治文章，获得了很大的政治利益。在倒胡问题上，与其说是给汪精卫一个顺风人情，倒不如说是为自己挤走了一个重量级的政敌；逼走许崇智不仅搞掉了一个竞争对手，也使自己接管了粤军，加重了军权的分量。１９２６年初，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蒋介石以“东征英雄”的姿态，从东江回广州，在庆祝元旦和国民党二大召开的２０万人群众大会上，他“穿着引人注目的斗篷大衣，在主席台上接受欢呼；军事领袖姿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使汪精卫等为之失色。”跃居到第二位，与汪精卫成为广州国民政府一武一文的两大巨头。蒋在廖案上借题发挥几乎达到天衣无缝的程度。难怪李宗仁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国民党改组之初，蒋（介石）先生尚非中央委员，但是在总理北上后两年之内，一跃而为党内最有权力的领袖，其权力增长的过程，实得于权诈的多，得于资望功勋的少。”
不过诈成必以诈损，蒋介石借题发挥，暂时在政治上获得了很多，然而，却严重地损害了自己的政治形象，失信于政界，这种负面影响在当时虽然不太明显，但其副作用是潜在的、长效的，渐进似的量的积累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引发政治地震，蒋介石后来几次被政敌联合倒阁，与此不无关系。
挑起迁都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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