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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也就是更重要的，他们与英美有关历史与现实的密切联系，这种关系通过经济利益紧密联在一起。与江浙财团联手，更易于成事。宋子文家族本是江浙财团主要成员，而蒋介石早年在上海交易所与江浙财团的头面人物虞洽卿有过密切交往，有着一种特殊关系。
就江浙财团的构成而言，江浙财团的主体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它的投资人和主持人，有的是出身于买办或者继续兼任买办职务，有的是北洋时期的军阀官僚，而多数则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上层人物。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产物，既带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一些特性，也具有民族资本的某些特性。其中某些代表人物，曾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政府的斗争。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后，也有人对广东革命政府有过某些联系和支持。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工人运动的空前高涨，使他们感到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表现出动摇性和妥协性，而对蒋介石表示赏识和支持，这也使得蒋介石有机可乘。
１９２７年１月，蒋介石在武汉宁波会馆与江浙资本家以及工商界头面人物会面，明确表示他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和工人运动，同时还含蓄地透露，蒋介石正在策划的阴谋。虞洽卿、钱永铭等江浙集团头面人物，亲自到南昌同蒋介石秘密晤谈，共同策划反共清党，镇压工人运动诸问题。这些人回上海后，在上海总商会之外，组织了一个上海商业联合会，旨在配合蒋介石的行动，为其筹措军事经费。正如该会自己声称，是为“对外应时势之需要，对内谋自身之保障”而成立的。这个商会拉拢了不少资本家入会，包括了江浙财团的主要人物。
评 析：
蒋介石寻求靠山，改弦更张并非即席之作。宋蔼龄对他的游说与其说是开导，倒不如说是，把蒋介石的内心世界点明，实为一拍即合。蒋介石要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必须借助外部力量，寻求靠山，改弦更张只是迟早的事情。随着自己势力的扩大，权力扩张，自恃羽毛已丰，决意背叛革命，而寻求靠山则是反革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精心策划、有组织地实施的：首先，组织自己的班底，形成核心依靠力量，通过这个班子四处活动，打通关节；其次，明确重点，以点带面。在寻求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持方面，以与日本打通关系为突破口，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在中国寻求政治代理人上表现更为迫切；另一方面，蒋介石等人大都曾经留学日本，在日本政界有些熟人，联系起来比较便捷。再次，主动出击，以内促外。在寻求国内力量的支持方面，蒋介石重点放在争取江浙集团的支持上，他派人主动与江浙集团联系，为了得到他们的信任，甚至向他们透露政治底牌。而江浙集团与英美帝国主义在经济利益上有着密切联系，与江浙集团结成联盟，势必促进同英美关系的发展。
由于有了江浙财团的支持，有了帝国主义尤其是英美帝国主义的撑腰，蒋介石有恃无恐地进行反革命叛变活动。就其个人和其所代表的阶级而言，蒋介石改弦更张，寻求新的靠山之举获得了巨大成功，被他所依靠的人们称为“大英雄”。然而对于国家和民族，对于全国人民而言，一个光明的前途因他的叛变而被葬送，蒋介石有负于国家，有负于民族，有负于全国人民，不是什么“英雄”，而是罪人。
以退为进，争取主动
以退为进，转移矛盾和视线，等待机会重新掌权，是我国历史上的官场惯用的伎俩。但论起用此道之频繁，用得游刃有余，那还算只有蒋介石了，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事 例：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遭到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讨伐。国民党于４月１８日下令开除蒋介石的党籍，免去其所兼各职。他在南京作出决定，否定武汉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另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非法建立，举国反对。
此时已回国在上海同意对共产党采取“暂时应急之法”的汪精卫，悄悄回到武汉，以左派领袖的姿态出现，努力适应那里的革命气氛和高昂的反蒋呼声，他题词道：“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起开去。”大唱革命高调，举起“联共反蒋”的旗帜，与南京政府相抗衡，以达到自己重新掌权的目的。随着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某些上层分子对三大政策日渐怀疑，动摇而趋向反对，武汉政府逐渐向右转化。在宁汉对立的情势下，汪精卫企图拉拢貌似中立的冯玉祥反蒋、“分共”。亲自前往郑州与冯玉祥会晤，不惜对冯作出许多让步，终于对“分共”问题“取得了一致看法”；但冯玉祥不同意讨蒋，而是规劝汉方“息争”，主张宁汉联合继续北伐。蒋介石也极力拉拢冯玉祥，给他提供巨额军事援助，冯玉祥大为感动，表示今后“当唯蒋总司令马首是瞻”。在他的斡旋下，宁汉合流。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在武汉举行秘密会议，悍然决定“分共”，七月十五日举行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扩大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
汪精卫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后，国民党阵营形成三个主要派系，以蒋介石、胡汉民、李宗仁为代表的宁派；以汪精卫、唐生智为代表的汉派；以张继、许崇智为代表的沪派（即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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