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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戏不行，只得诉之于武力。１９２９年，蒋桂为争夺湖南，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以“彻查桂军侵湘”为由，调军西上，引起战端。３月，蒋以国民政府名义下达《讨伐令》，指名李宗仁、白崇禧“借革命之名义以消灭革命”，“实为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宣布“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并令前方各军，对桂系所属各军“痛加讨伐”。蒋桂战争以蒋介石取得胜利而告终。
第三，以升迁为名，行调虎离山之计。１９３６年，李、白在陈济棠的拉拢下，发动了事变，再次起兵反蒋。蒋在解决了陈济棠之后，本来想用武力解决桂系。但由于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使之不便对桂系用兵。当时蒋的谋士熊式辉向蒋建议用调虎离山之计，把白、李再次分开。７月，突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免去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正副绥靖公署主任职务，另外任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委员，任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让黄绍竑任广西的主管官，看起来，他们都荣升了，但蒋介石包藏祸心，是为了将桂系拆散。也许蒋介石用意过于明显，也许是与蒋介石长期斗法的桂系已经老练了，不但不领蒋某人的假情假意，倒反客为主，邀请各抗日反蒋的党派，共同反蒋。
评 析：
春秋无义战。通常情况下，在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军事集团之间在军事较量和政坛争斗上，大部分纷争是为了他们各自集团的私利，很难定一个谁是谁非。
国家需要统一，军队应该统编，尤其是在中日民族矛盾加深，民族危机严峻的形势下，尤其应该集中力量一致对外。蒋介石掌握中央大权，提出统一口号，削平包括桂系在内的军事山头，有一定的道理。问题在于他要削他人的军事山头，而自己搞嫡系更大的山头，这是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军阀现象长期存在，桂系始终难以拆散的基本原因。
从谋略角度考察，蒋介石为了解决桂系军事集团，合纵连横，花费了极大的精力，使用了各种手段，有一定的成效，但收效并不很大。这并不是因为蒋介石的权术不比对手高明，而是对手在长期与蒋的斗智斗法中长了见识，始终保持着很高的警惕性，增强了自护自卫的能力。桂系是强打不散，久分不裂，越聚越强，到了上个世纪４０年代末，在国民党政权的大厦将倾时，落井下石，终于把蒋介石从最高宝座上拉了下来，李宗仁过上了一次“总统”的隐，尽管前面有个“代”字。政治权力的游戏天然设定的规则，有时看起来还算是公平的。
巧离间，拉弱抑强
离间计是兵家和政治权谋家经常使用的计策。始处于《周易．比卦》。《象》曰：“比之自内，不自失也。”说的是，如下手下的人顺从统领者，是吉祥之兆。亲比辅助发自内心或内部，不会失去自我。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的常理。兵家、权谋家则加以发挥，将其用之于计谋。其用计的逻辑是，人们通常相信亲比辅助来自内部，便不会导致自己的失败；如果内部出现裂痕，就可能为外部敌人所利用，因此，统治者时刻提防内部生变。兵家和政治权谋家常常利用这一心理，进行离间，搞乱其内部关系和政党的秩序，从中渔利。蒋介石对付各路“诸侯”，也常常使用此计法。
事 例：
蒋介石离间冯玉祥与阎锡山的关系，是一则典型例子。
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有说不尽道不完的恩恩怨怨。他们时而拜把结盟，时而又反目为仇。在冯閰之间，他想方设法离间冯阎关系。拉拢相对弱一些的阎锡山，共同抑制力量强的冯玉祥。
１９２６年，国民党在广东誓师北伐后，冯玉祥和阎锡山分别宣布响应，共同对付北洋军阀。北伐由于这两支“异军”的加入，增加了北方对吴佩孚的钳制，这也是北伐军胜利进军的因素之一。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形成南京政府与武汉政府的尖锐对立。在宁汉对立的过程中，冯玉祥，支持了蒋介石，尽管冯有自己的打算。他是想让蒋介石尽快发兵继续北方，以共同对付张作霖奉系军阀，所以他声称要以武力帮助蒋介石。这对蒋介石是一个不小的支持。
随后，冯以调停人的身份，在郑州撮合蒋汪合流，一致“分共”。此后，虽然宁汉之间兵戎相见，但很快国民党中央政权在南京统一。蒋介石由国民党中央推举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并决定四个分会主席：广州政治分会主席为李济深；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为李宗仁；开封分会主席为冯玉祥；太原分会主席为閰锡山。国民党新军阀四大派别，决定继续北伐，进攻张作霖的奉系。张作霖见势不妙，向全国发出通电，匆匆忙忙撤出关外。至此，北洋军阀长达１６年的统治，宣告结束。国民党第二次北伐取得胜利。
国民党第二次北伐，不同于第一次北伐，第一交北伐是革命正义之师，所依靠的是以工农为基础的全国民众，是以武装为主体的革命群众运动。而第二次北伐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其依靠力量是新军阀，第二次北伐胜利成为了新军阀的分赃闹剧。在旧中国，军阀为了扩张势力范围，最看中的是地盘。有地盘，就有兵、有枪、有钱、有粮、有财，也就有了政治地位，总之，地盘是其赖以割据的基础。因此，北伐结束后，四大军事集团就围绕如何分赃，各自挖空心思，使出浑身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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