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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汉民抵达香港时，一些朋友劝他不要前往南京任职，蒋介石不会给什么好处。胡当时说：“自古文武结合，武人马上打天下，文人动笔治太平。汉高祖时还有叔孙通帮他定朝仪，难道蒋介石就不需要帮助了吧！国民党多年奋斗，还只有蒋介石干出点名堂。过去得失我不想计较，我想扶蒋介石治理天下。”胡的老友邓泽如见他不听劝告，就赠送一个精致的竹笼，内装了一只小黄雀，暗示你到南京将成为“笼中之鸟”。胡汉民明白其用意，但他不相信蒋会如此对待他。
到了南京，胡汉民力排众议，推举蒋介石当了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同各地军阀混战时，胡汉民则在南京指挥国民党所有宣传机构和政治机构，用笔杆对各地军阀进行讨伐。胡尽心力地料理政务。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筹划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约法，准备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蒋胡因此事发生了冲突。胡汉民希望蒋介石把治理国家的大权交给自己。他曾两次考察土耳其，非常欣赏土耳其的基马尔革命。回国后，他多次发表演说，宣传土耳其的经验，说基马尔革命成功后，就长期养病不出，一切政治问题都由内阁总理伊斯墨代行处理。醉翁之意不在酒，这实际上是要蒋介石让权。
蒋介石不仅毫无退意，而且，事无巨细什么都要管，连国民党中央党部说了都不算，一定要他点头。胡汉民感到等待蒋让权是不可能的，他就公开地争，与蒋介石唱对台戏，批评蒋介石独裁。１９３０年１１月，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吴雅晖等人贯彻蒋介石的旨意，竭力主张通过国民议会制定约法，然后依据约法选举蒋为总统。胡汉民会上公开反对，表示不能由国民会议制定约法。
会议之后，胡汉民在国民党反蒋派系中仍然积极活动。１９３１年，蒋介石下令把胡汉民软禁起来。因此，引发了两广事变，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联合反蒋，成立广州国民政府，与南京政府对峙，蒋介石屈服于压力，被迫放出胡汉民。此后，胡汉民淡出政坛。
评 析：
蒋胡之间的关系，正好应了这样一句话，在政治角逐中，没有永久的朋友，也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蒋介石用实用主义处理他与胡汉民这类政客的关系，有用即朋友，利用完，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一脚踢开，毫不客气。蒋介石在利用还是拒绝、抛弃胡汉民的问题上，是权衡厉害再做选择的。
蒋介石用实用主义处理他同胡汉民的关系，的确在政治上占了上风，获益不小。然而“过河拆桥”这类旧官场的为官之道毕竟是没落、腐朽的。常言道，路不平旁人踩。蒋介石羁押胡汉民引起了国民党官场内的极大震动，造成了反蒋派的联合，为平息风波，蒋介石只有第二次“下野”。
恩威并施，弹压抗日反蒋势力
蒋介石用各种各样的权术对付政敌，打压抗日力量和进步势力。文武两手结合，恩威并施是他经常使用的伎俩。
事 例：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激化，全国兴起反对日本侵略的热潮。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国民党内一些政治派别、政治集团纷纷要求最高当局，组织全国军民抗日。而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持反共战争，对日本军的侵略继续实行不抵抗，并且压制一切抗日的行动。成为抗日的最大阻力。于是人们把抗日与反蒋联系起来，在国民党营垒内，逐步形成一股抗日反蒋势力。在这样的背景下，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和１９３６年６月爆发了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
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举起抗日的旗帜，是正义之举，蒋介石不但不支持反而进行打压。根据不同的背景和现实的条件，分别采取不同的手法，压制国民党内兴起的抗日反蒋势力。
首先，用武力镇压福建事变。福建事变的主力是国民党第十九路军。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８日，十九路军在上海奋起抵抗日本军的侵略，进行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威震全国。蒋介石不但不奖赏他们，反而下令将这支部队的３个师分别调离上海，准备进行肢解，遭到多方反对后，改为将往福建“围剿”红军。
１９３３年１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山海关，入侵华北。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军长蔡廷锴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请求抗日并且与桂系联合组建“援热联军”，北上抗日，蒋介石电令他们回师。时任福建省绥靖公署主任的蒋光鼐与蔡廷锴联名通电反对。十九路军在蒋介石催逼下，向驻在闽西的红军进攻，受到严重损失。随后，他们与红军代表共同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从海外回国的陈铭枢积极奔走于港、粤、闽联络各方，组织抗日反蒋的联合力量。在他的联络下，李济深、黄琪翔、陈友仁、徐谦等人陆续由香港到达福建。１１月，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发表了《人民权利宣言》，宣告以“救护国家、保障人权”为大会宗旨。号召全国的革命大众立刻起来，打倒蒋介石御用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人民的彻底民主政权。大会主席团决定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定了政府委员人选，决定废除中华民国年号，设首都于福州。次日，由部分宣布退出国民党的成员联合第三党和神州国光社成员组建“生产人民党”，陈铭枢为书记，随后，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为人民革命政府委员，李济深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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