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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事变在全国及海外华侨中引起巨大反响。福建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讨伐令。国民党召开中常会，决定永远开除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等人的党籍，并交政府严行拿办。
１２月，蒋介石调遣嫡系部队１５万人，亲自坐镇指挥，对福建展开大规模军事进攻。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十九路军将士们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福州、泉州、漳州等地相继失守，内部一些将领哗变。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陈铭枢等人相继离开福建，历时两个月的福建事变终于失败。
蒋介石能够顺利地解决福建事变，主要是由于双方军事力量太过悬殊，也由于蒋介石认识到事变对自己独裁统治的威胁，采取各种毒辣、严厉的手段，在政治上进行反击、军事上大举进攻，再加以从内部进行分化；从福建人民政府自身方面讲，他们主张停止内战，积极抗战，联共反蒋，这些行动反映了社会各阶层民众的强烈的抗日愿望，这是爱国正义的行动，但他们自身也存在着弱点，未能及时提出正确的战略策略，并且公开放弃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旗帜，取消孙中山遗像，使自己陷于孤立，也给了蒋介石讨伐的口实。蒋介石抓住了他们的弱点，结果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平息了这场事变。
其次，打拉结合，搞垮两广反蒋联盟。１９３６年５月，胡汉民突然病故，广东广西实力派一时间失去了重心。蒋介石决定利用机会，采取措施，取消两广的半独立状态。他委派居正、孙科、王庞惠等要员前往广州吊唁胡汉民，趁此机会，向陈济棠提出改组广东省政府等项要求。实际上逼迫陈济棠把广东军政大权交出来。
陈济棠再次被逼上反蒋的道路，与桂系一起反蒋。经过与李宗仁、白崇禧反复商量，陈济棠通电全国，反对日本增兵华北，激励全国反日情绪。西南执行部与西南政务委员会６月举行联席会议，再次通电全国。他们把两广所属的军队改称为“中华民国革命抗日救国军”，出兵湘南，要求北上抗日。
蒋介石用两手，即安抚和武力高压两手，应对两广事变。６月，他致电陈济棠指出：“今日救亡图存，必以整个之国力，取一致之步骤”，若“一隅独标揭于先，则整个国家之尊严，即已丧失于国际之间”。提出两广可派代表到南京相商，力图先行安抚，防止事态扩大。同时提前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讨论内外政策，要两广“踊跃参加，共决大计”，以缓和反蒋情绪。另一方面他在暗中紧急调集军队，抢先控制战略要地衡阳，使两广北上计划受阻。并扬言在必要时使用武力。
在保持武力高压的态势下，还派人带着一大笔钱，收买陈济棠的部下，获得成功。广东空军４０多人驾机投蒋，联名通电谴责陈济棠等借抗日为名反叛中央。一部分高级将领相继率部投蒋，陈济棠陷于众叛亲离的地步。在蒋介石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五届二中全会，免除陈济棠的职务。陈济棠在大势已去的形势下，致电蒋介石表示“遵命下野”。广东落入蒋介石的控制。
广东问题解决后，蒋介石乘势解决桂系问题。电令白崇禧出洋考察，李宗仁前往南京在军事委员会任职。李、白对此举坚决拒绝。蒋见此策不行，又换了一个戏法，要将李宗仁、白崇禧调离广西，由黄绍竑在广西主政。李、白接电后，决定拼个鱼死网破，动员十多万军队备战，同时联络各方人士到广西共商大计。蒋介石立即调大批人马进逼广西，“一时大军云集，自四面而来的不下四五十万人，剑拔弩张，遥遥向广西逼近”。
华北事变发生后，日本加紧扩大侵略，民族危亡加剧，爱国学生奔走呼号，“华北已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更加高涨。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用和平协调解决争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京和广西当局都采取比较克制的态度。李宗仁等人向蒋介石提出和平方案，表示愿意和平解决。经过程潜等人从中斡旋，双方作了让步，终于促成广西问题的和平解决。
评 析：
面对日本的侵略，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妥协、对内“剿共”的反动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国民党内一些政治派别与军事集团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反映了民意，是维护国家与民族利益的正义行动。蒋介石不但不支持他们的抗日的要求，反而采取种种手段予以镇压和破坏，做了亲者痛仇者快的事，举国声讨理所当然。
福建事变在很短时间里，就被蒋介石所镇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蒋介石组织占绝对优势的军事力量，亲自督阵进行镇压，敌我双方的力量过于悬殊，这是最主要的外部原因。中共领导机关实行王明“左”倾关门主义路线，没有采取切实的措施与福建人民政府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从内部分析，福建事变的领导者提出了严重脱离实际的左倾口号和政策，加上一些将领被蒋介石收买，倒戈，使自己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两广事变的发生，是对蒋介石打压不同派别和集团，排除异己的行为的反抗；更主要的是，是对蒋介石坚持反共内战，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抵制。蒋介石采用武力征讨，违背民意；采取和平方式解决，才是明智之举，才能得到广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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