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蜀中无大将 / 369 第一节 蒋汪双簧之谜 / 371 第二节 国共阋墙之故 / 398 第三节 蒋美关系之奇 / 410 第四节 夫人魅力之大 / 424 第五节 毁灭种子之根 / 445 第八章 还都前后 / 453 第一节 吃掉龙云 / 455 第二节 判冈村宁次无罪 / 461 第三节 谁废除不平等条约 / 477 第四节 出卖外蒙古 / 489 第五节 国共和谈因何破裂 / 506 第九章 打不过毛泽东 / 531 第一节 自知之明在哪里 / 533 第二节 老本愈打愈小 / 537 第三节 搞假民主的恶果 / 559 第四节 文胆陈布雷之死 / 573 第五节 杜鲁门不肯出兵保蒋 / 586 第十章 作弄李宗仁 / 599 第一节 我打败，你悔祸 / 601 第二节 怎样谋杀杨虎城 / 612 第三节 从巧取黄金到豪夺黄金 / 620 第四节 非法复职 / 638 第十一章 孤岛上的父与子 / 647 第一节 亡命又亡国 / 649 第二节 老美又来帮忙了 / 656 第三节 思想冰河文化沙漠 / 673 第四节 屈辱的对日和约 / 685 第五节 挡不住的经济起飞 / 690 第十二章 朝代的终结 / 699 第一节 不能兑现的时间表 / 701 第二节 希望渐灭油尽灯枯 / 707 第三节 论定蒋经国 / 719 第四节 扶不起的蒋三世 / 729
第一部分编者的话
台湾历史学家、作家李敖先生，继写出《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蒋介石研究六集》六部专门研究蒋介石的专著，编出《拆穿蒋介石》、《清算蒋介石》、《蒋介石张学良秘闻》、《侍卫官谈蒋介石》四部专门研究蒋介石的专著和策划出版几十种批蒋(介石)的书之后，又与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合作，编著了《蒋介石评传》一书。这部作品“收集了较多的各方面史料，并着力进行了学术考证和批判，对研究蒋介石其人其事，以及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中国国民党党史，有一定的独到参考价值”。作品力透纸背，在诸多评论蒋介石的著作中光彩夺目，独树一帜。
我公司本着“以文会友”的宗旨，以推动海峡两岸文化交流，促进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为目标，接受作者委托在中国内地出版《蒋介石评传》(中国友谊版)，以飨广大读者。
李敖先生久居台湾，汪荣祖先生是海外学人，台湾尚未回归，祖国尚未统一，直接三通尚未实现，由于两岸学者对蒋介石的研究所持的研究资料来源不一，我们对书中部分资料的准确性、真实性尚难以确认。处在不能直接充分沟通状态下，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作者对一些历史事件的分析，如宁汉合流、汪精卫投日、西安事变、国共和谈与内战、抗战时期和之后蒋美、蒋苏关系等，与是中国内地史学界的观点也不尽一致，属作者一家之言。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省)。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49年，国民党逃台后，在台湾出现了国民党当局的“国号”、机构、职位设置。书中沿用这些称谓只是为了阅读方便，并不意味同意其实质性内容。
海峡两岸意识形态不同。在编辑中，本着尊重作者原意不变的原则，对个别文句或段落作了删节。尽管如此，由于编者水平所限，疏漏之处亦在所难免。
编 者 2000年3月于北京
第一部分《蒋介石评传》序 1
李敖和我合写《蒋介石评传》，既属偶然，又有其必然性。
李敖早年第一部传记作品是《胡适评传》，原计划十册，只出了一册，不是写不下去，而是不愿意再把精力花在一个人身上。我自己写完《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一书稿后，也不想再写人物传记。两个人都不想，却又联手，同做冯妇，岂非偶然？
不过，偶然的背后有其必然，如箭在弦，不得不发。天下皆知李敖是蒋家在台湾极盛时期的“异己分子”，因而备受白色恐怖之害、牢狱之灾，自然恨蒋入骨。不过，李之恨蒋有异于蒋之恨共。蒋氏父子痛恨共产党，不仅自己忌讳不谈，而且查禁“匪书”，也不准别人看、别人想、别人谈，完全是避之若吉的态度。而李敖痛恨蒋介石则在牢底读穿《蒋总统言论全集》四十大本，密密眉批，标签犹在。出狱之后，更广事搜罗有关文献，不放过片言只语，将中国内地出版的各类文史资料中有关蒋介石的篇章，网罗殆尽。完全是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态度。
李敖以一人敌一党，全台湾没有第二个，其勇气已经可嘉，当然不能期盼他以文字打倒蒋政权。然而自然规律请走了蒋氏父子，终结了一个朝代。李敖在剃刀边缘批蒋的时代也一去不返，胜利感之余，不无毋须批蒋的遗憾。但是遗憾之余，却又发现无心栽柳柳成阴。那无心之柳乃是为了批蒋而累积下来的大量研究成果，他的“知彼”功夫，早已使他成为研究蒋介石的“学术权威”，对蒋了解之深，已臻显微镜观察的程度，使蒋介石在李敖的研究里，骨肉袒裎，毛发毕举。这种“成果”如果与“朝代”一起随风而逝，未免是学术上的损失。是我主动向李敖提出，何不把这些成果综合起来，写一部评传，亦可谓功不唐捐。李敖甚以为然，但是他于血战玄黄之后，颇有厌倦之感，更不愿独力任此“艰巨”，要我做他的“战友”，我既提议在先，岂能临阵逃却，多年酝酿后，我们终于一九九四年的三月里动笔，洋洋洒洒到同年九月已写下四十余万字左右的初稿。
我们合写得很顺利，在朝代结束以后，大有隔代修史的感受。当我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由史料与证据来做裁判与论断。我们虽远隔大洋(李敖住在太平洋之滨，我住大西洋之滨)，但由于现代电话、电传通讯的便利，确实是天涯若比邻。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时序交替之际，我又飞回台北，在李敖的“金兰大厦”里，夜以继日地并肩工作，做最后的增补与定稿。我们从“故纸堆里”外出散步，呼吸不太新鲜的空气之时，午酌晚餐品尝确实鲜美的佳肴之际，曾分别扮演“魔鬼辩护师”的角色，为蒋试着辩护，但是成绩并不理想，我们只好实事求是，效南董之笔，直叙其事。蒋介石虽一再想以其权势抹杀历史，甚至想把黄埔学生称之为蒋师母的陈洁如，从历史中剔除，成为“无此人”(non-person)，以及用“不立文字”、“专立文字”种种手段，迷惑后人。但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人纵能篡改历史于一时，终难以得逞于久远，毕竟会有人“写如其人”的。
李敖公开宣称，这部评传由汪执笔，他自己只提供资料。这是向来不谦虚的李敖，对老友兼好友的谦虚。有心的读者不难在白纸黑字的字里行间，看到那来自白山黑水间的磅礴气势与深邃的内涵。所谓“执笔”，实系“顺稿”，因为我们两人文体有异。李敖说我“失之雅驯”，我说他“失之恣肆”，为了读者的利益，在二“失”之间，须求一“得”，如此而已。事实上，西方有声誉的出版社对于任何稿件，虽名家巨笔亦不例外，都须经过“定稿编辑”(copy editor)之一“顺”。李敖最忌别人改动他的文字，却主动要我“顺稿”，又见他对老友兼好友的特别“照顾”与“慷慨”了。
我们自知这部《蒋介石评传》必定有其瑕疵、有其缺点，更有挂一漏万之处，但我们自信，就历史求真而言，亦必定较所有已出版的蒋传，更上层楼，有其特色。通俗地说，蒋介石的真面目从来没有这样全面地展示过。我们称之为“评传”，不仅对传主特具批评的眼光，而且意在力求史料的完备、考证的详尽、解释的圆融以及叙事的明晰。全书共分十二章，以时间为序，每章分若干节，以专题为主。我们愿将此书献给下一世纪的中华儿女，于世代交替之后，仍能悉其人、知其事。蒋介石曾在金门太武山巨石上刻有“毋忘在莒”四个大字，其实他刻石之时，人仍在莒，不知如何忘法？今兹书出，恰逢蒋介石成“鬼”二十年，宁波话“鬼”与“莒”同音，此书之出，无乃有毋忘此“莒”之效欤!
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日清晨写于维州柏堡
第一部分《蒋介石评传》序 2
一九七五年四月六日的清早，我在蒋介石的黑狱里朝高窗外望，看到禁子牢头——所谓“班长”们——臂戴黑纱，我心里纳闷：“不知哪个外国元首死了？”那时候我已近五年不准看报，消息闭塞，对外面发生的事，所知有限。偶然听到点新闻，也只能瞎猜，不得其详。两三个小时后，牢门打开，“放风”十分钟，我问秦姓班长：“你们戴黑纱干什么呀?”他面露悲戚，偷偷告诉我：“老总统死了。”我闻之窃喜。回到独居房后，即唱暗号歌告诉难友刘辰旦：“老王八蛋死了!”
我生在一九三五年，今年六十岁。六十年间的一半岁月，都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而这一半岁月，又正是人生中的大好岁月。不幸的是，我却被蒋介石拦住，只能落荒而走，难以大道之行。四十岁生日前夜，我在牢房里，躺在蜈蚣与白蚁出没的地板上，构思我的小说——《北京法源寺》，就想到小说中的主角康有为，正该影射我自己；而另一主角西太后，正该影射蒋介石。《北京法源寺》后来分别在台北、北京出版，其中李十力对康有为的一段话，正是借古讽今的样板：
人们谈西太后的罪恶和她这个集团的罪恶，都犯了一个毛病，就是只谈他们当政后他们自己做的，而不谈他们当政后自己做不出来却拦住别人不许别人做的。……因他们拦路所造成中国的损失，我觉得反倒更值得研究。这就是说，不必从正面来看，而该从反面来看；无须从已成的来看，不妨从假设的来看。这样一看，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根本的问题已经不在他们为中国做了多少，而在他们拦住别人，拦别人路，不许别人做的有多少。
西太后的集团的另一个罪恶，是他们除了耽误中国现代化的时间以外，又拆下了大烂污，使别人在他们当政时和当政后，要费很多很多的血汗与时间去清场、去补救、去翻做、去追认、去洗刷、去清扫、去还债、去平反冤假错。这就是说，他们祸国的现遗症和后遗症非常严重，说粗俗点，就是你要替他们做过的“擦屁股”。他们做拦路虎于先，又到处拉大便于后。……你正好为这一局面做了证人……
这也许是宿业，你命中有这么毒辣的敌人挡住你，她专制、她毒辣、她手段高、她有小集团拥护、她运气一好再好、她长寿、她……一辈子罩住你。……你的整个青春都用来同她斗法，但你一直不能得手。好容易，熬了多少年后，她死了，但你青春已去，你老了……
西太后统治中国四十七年，蒋介石和她一样，也统治了四十七 年(最后二十六年在台湾)，他们的祸国殃民，既长且久，但就深度广度而言，蒋介石实凌驾西太后。蒋介石活了八十九岁，寿比乾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独裁者，他躬逢现代新旧交替之盛，集旧式帮会实务和新式科技统治于一身，为患中国，也就更烈。对这样一个人，理应有像样的专题研究，以至一部好的传记来写他坏的一生。糟糕的是，在他的生前死后，我们都看不到有这样的传记出现。原因在对蒋介石的看法，长久以来，已陷二分，不入于杨，则入于墨，捧之者誉为“民族救星”，并不实史料以褒之；骂之者斥为“窃国大盗”，并想当然耳史料以贬之。蒋介石固然十足“窃国大盗”，但不断以想当然耳史料来对付他，却是违反求真法则与证据法则的。从六十年前左派言论对他的丑诋造谣，到六天前台湾报刊说他二二八时下过“格杀勿论”的手令，都犯了想当然耳的毛病。这样子骂蒋介石，其实骂不到要害。
一年半前，蒋介石的孙子章孝慈，礼贤下士、亲来我家，请我去东吴大学教书，并隐约表示我是蒋家统治时代的受难者、被害人。我听了，对他直说你也是受难者、你也是被害人，甚至比我还有严重的部分——至少我的母亲还健在，而你的母亲却死得不明不白。我虽然受难、被害，但我手写我口，我还说得出来；但你不能“干父之蛊”，一切就只好“为亲者讳”了。章孝慈坦白表示：他一直对记者否认他是蒋家后代，直到他哥哥章孝严先承认了，他才只好承认。这种有苦说不出，岂不是受难之首、被害之尤吗？
我虽然又受难又被害，但我会“自力报复”，报复的方法就是专题研究我的敌人，并且一波又一波的写出真相。十年来，我写了《蒋介石研究》、《蒋介石研究续集》、《蒋介石研究三 集》、《蒋介石研究四集》、《蒋介石研究五集》、《蒋介石研究六集》六本专题研究的书，编了《拆穿蒋介石》、《清算蒋介石》、《蒋介石张学良秘闻》、《侍卫官谈蒋介石》四本专题研究的书，又策划出版了几十种批蒋的书，历来研究蒋介石的人和中外学者，在这一专题上的成绩，自然无出李敖之右者。不过，美中不足的是，尽管在专题研究上如此辉煌，但在一部好的传记来写他坏的一生上，我却始终未能着手，思念起来，不无遗憾。
这一遗憾，终于由好友汪荣祖的倡议、合作，最后得以解决。
汪荣祖比我小五岁，在台大历史系比我晚两班。我在台大毕业后做预备军官一年半，退伍考研究所，与荣祖的太太陆善仪同班。他们后来都去了美国。他们同班四年，止于同学，没有料到在域外缔为佳偶，三十年来恩爱不衰，在学业上更是相得益彰。荣祖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得博士，现在维吉尼亚州立大学(柏堡)做资深教授，曾任师大历史研究所客座教授、美中学术交流会访问学者、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上海复旦大学访问教授等职。他在文史领域内博学驰骋、著作宽广，《史家陈寅恪传》、《史传通说》、《康章合论》、《章太炎研究》、《晚清变法思想论丛》、《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学林漫步》等著作，都是他学贯中西古今的文证。五年前，我在《汪荣祖〈章太炎研究〉序》里说：“台大历史系老同学汪荣祖是我最佩服的历史学者。在我眼中，成为历史学者除了历史在行外，还得有伟大的正义感。环顾中国，两者兼具的，荣祖要列前茅。”正因为荣祖有这些高迈的品质，当他提议与我合写一部《蒋介石评传》，我就欣然追随。
由于我希望在蒋介石死掉二十周年之日出版，借以雷霆万钧之势做盖棺后的定论，因此写作时间，不过一年。而这一年之间，荣祖课余之暇，搁下其他研究工作，全力以赴，本来约好从旁襄助的我，却闪在一旁，看似偷懒，私下的理由也有一二：理由之一是我要荣祖放手去人尽其才，把他推到第一线，榨取出他私下研究蒋介石的全部家当，他多年前曾有写作“THE GEMO UNMASKED：Chiang Kai-shek，1887—1975”一稿的计划，对蒋介石的论定，原亦有成竹在胸；理由之二是本书正文由荣祖执笔，我的主要工作是配图、配史料，但一年下来，正文已近五十万字，已满预定字数，我的配史料工作，决定另成《蒋介石评传补注、引用与主要参考书目及索引》一册，将来并于书后，以期完整。所以，可以这么说：本书论定蒋介石虽已“围标”功成、“钻勘”备至，但在配史料方面，尤其在配新出史料方面，自有待与日俱新。我曾跟荣祖说：“我们的评传出来，完全可做到每一事件都论定出结论的境界，纵使新史料出来，也只能更印证我们结论的正确，而不能推翻我们的结论。”荣祖和我能达到这种境界，也正显示了两人的功力所在。
本书的完成，陆善仪始终其事，功成不居；张锦郎、刘显叔寻访秘本，嘉惠良多；吕佳真独任编校，躬亲细务，荣祖和我特别感谢他们。
最后要特别申明的是，以李敖对蒋介石的憎恨，立论是否客观，或启人疑窦，我的答复是我在《〈蒋介石研究〉自序》中的一段话：
虽然在情绪上，我对蒋介石深恶痛绝——我是伍子胥；但在行文上，我却有历史学家的谨严，全凭证据来“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我是沙尔非米尼(Gaetano Salvemini)。沙尔非米尼是意大利历史学家，他因反对大独裁者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的法西斯政权入狱，但他日后下笔写墨索里尼，却凭证据来说话，教人心服口服。
正因为我有这种情理分明的自信，我才敢与荣祖联手，写这样一部学术著作；正因为我有这种深恶痛绝，我才愿在垂老之年仍不放过蒋介石，写这样一部复仇之作。我在《北京法源寺》里写李十力对康有为说：
你的不幸，是你一生都跟这死老太婆密不可分。你同她好像是一块硬币，两人各占一面……
你们被命运硬铸在一起，这就是说，尽管你们相反，有荣有枯，但你们属于同一个时代，也象征同一个时代、也构成同一个时代，如今她那一面没有了，你这一面，代表的只是断代，不是延续；只是结束，不是开始。
对我说来，这本书的完成，象征的，的确是个全面的结束。——我终于结束了蒋介石，同时也结束了我一生中最快意恩仇的一页。——他死了，但我青春已去，我老了。
一九九五年三月十二日，在中国台湾
第一部分历史天平上的蒋介石 1
蒋介石是民国史上少数几个元首级人物之一，曾一度君临全球四分之一的圆颅方趾，自有其应有的历史地位。然而蒋介石的历史形象却出现不同的扭曲。在国民党统治以及影响所及的地区，由于长年“无限上纲”式的涂脂抹粉、极力抬高、捧成丰功伟绩书不胜书的“民族救星”，连蒋介石本人亦不自觉地自称“民族救星”，向大陆同胞喊话，甚至更有人加以神化，径谓“蒋总统是神”!共产党则把他从神降为魔鬼，视为“人民公敌”、“两手沾满人民鲜血”的“第一号战犯”。近年为了统战，做了一些未必完全恰当的正面描述与肯定，但基调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以及“官僚资本”的代表。似乎是有褒有贬，其实褒贬仍各走极端。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蒋介石早已被论定为失败的负面人物，普遍被认为是一既独裁又无能的政治人物，接受大量美援仍然失去中国内地的常败将军。我们在书中述及杜鲁门晚年对蒋氏夫妇极为轻蔑的批评，可见一斑。这些不同的极端形象，不论正面或负面，都是经过“包装”的蒋介石，见不到蒋介石的真面目。
但是我们从事历史研究，就是要展现过去人与事的真相。像蒋介石这样的人，若真面目不露，许多民国史事亦就难以大明。读者看完这部《蒋介石评传》，应可觉察到作者求真的用心，以及对不少疑难的民国史事起了照明的作用。我们愿意在述论蒋介石真实一生的基础上，进而采宏观的角度，以历史天平为准，再做若干综论性的总结。
在众多的评论中，几乎没有人争议的乃是蒋介石为一革命者，是一爱国的民族主义者，他与他的国民党员在国际上也被称为“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s)。但是根据我们的理解，这样的提法仍有可议之处，并不确切实在。
蒋介石当然自称是革命家，以承继孙中山的革命法统自任，视政敌为反动或反革命。但是革命两字自有其客观的含义，最简单地说，乃是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的政教秩序之谓。当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要推翻的是代表旧社会的军阀与地主势力，以及代表外国利益的帝国主义势力，要建立的则是三民主义的新中国。然而蒋介石却一一与军阀、地主、帝国主义势力妥协，挂三民主义“羊头”的南京政府，实际上是卖一党专政的“狗肉”。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便讥嘲蒋介石执行的三民主义是“卖国主义、党治主义与民不聊生主义”，虽极尽挖苦之能事，却有其真实性，故能引起共鸣，亦足以说明蒋介石的“革命”连虚有其表都没有。蒋介石在短短几年内，从“红色将军”到“白色恐怖”也就不足为奇，更不必徒劳说明他从极“左”到极右的思想转变，因为他的“革命思想”本无真实的内容，原是一种作为政治诉求或赢得政治利益的口号或形式。真正的革命思想必须要能突破既有旧思想的“情结”(emotional evolvement)，蒋介石并没有；如果我们说列宁、托洛茨基、甘地是革命家(参阅Wolfenstein，The Revolutionary Personality：Lenin,Trotsky，Gandhi)，蒋介石根本不是。
当蒋介石下级军官出身的历史学家黄仁宇提倡“大历史”，呼吁从大处与宏观来看待历史事件与人物。其实治史原当如此，不过他从“大历史”来看蒋介石，有意无意之间，以历史之“大”来掩遮个人之“小”，以“非人身因素”(inpersonal factors)来解脱个人因素，个人的历史责任就可推给不可抗御的历史趋势，于是蒋介石的“有所作为”或“无所作为”，都成了历史之“必然”而无可厚非，若加以谴责便犯了“道德裁判”的谬误!有趣的是，黄仁宇既认定蒋介石个人在“大历史”中，身不由己，无可奈何，却又说蒋氏建成“高层建筑”，主持“人类历史罕见”的“群众运动”，以及在“统一的军令之下”，动员三五百万兵力抗战，为“洪荒以来所未有”，为中国现代化铺了路。(参阅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这些论断，且不说在思维上的矛盾，与史实也多有不合。
一九二四年国民党改组，请共产国际的鲍罗廷当军师，的确组织并发动了群众运动，但是自从蒋介石清党之后，已与群众运动“划清界线”，视为暴动，采取敌对的态度与镇压的政策。工会、农会一体解散，工运、农运头目，迭遭杀害。被清除的共产党倒是在“朱毛”的领导下，大搞特搞工运农运学运，与蒋抗衡。足见蒋自执掌大权之后，始终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他虽然“革命”不离口，以革命做标榜，实际行动根本是反革命的，最后也就是被革命暴力所击溃而失去大陆、退居海岛的。一个自称革命的人结果被人革了命，不知是“反讽”还是“吊诡”？至于说抗战时期“统一的军令”，只是蒋介石的“梦想”而非“实际”，那“洪荒以来所未有”的“动员”，悲壮有之，凄惨更有之，几乎毁掉了一个国家，于中国现代化绝对有碍，遑言“铺路”？蒋介石建筑的“高层机构”，无非是说他成立了一个南京中央政府，但此一机构并不比北洋政府更高层，而同样缺乏中下层的基础，何足深论?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最后做这样的结语：“蒋介石不是大独裁者，他缺乏做独裁者的工具。他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民主斗士。纵使他有此宏愿，他也无此机会。”(见前引书，页四二七)事实上，蒋介石并不缺乏独裁的工具，除了直接控制军队外，还有中统、军统等特务机关，所谓“蓝衣社”根本是效法墨索里尼的“黑衣社”(the black shirts)与希特勒的“褐衣社”(the brown shirts)，只是比不过希特勒的“集权”，又因中国幅员辽阔，“魔掌”尚不能涵盖全域耳。正由于独裁心态，他绝无可能有做“民主斗士的宏愿”；若有此宏愿，则绝对有足够的机会。且不论抗战胜利后，在自由民主的潮流下，他仍坚持一党专政，反对联合政府，即使在美国的压力下，完成政协决议而又故意破坏之。至少撤退到台湾后的四分之一世纪中，有足够的时间与环境，逐步推行民主，然而他却以一再违宪连任，严禁言论自由，使反对党胎死腹中终其生。“无此机会”云云，完全不能符合事实，大历史的角度竟把历史铜镜看成哈哈镜了。
第一部分历史天平上的蒋介石 2
蒋介石生长的时代，正值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之勃兴，在空前激烈的内忧外患震荡下，仁人志士们的救亡意识特别强烈。蒋介石身历其境，具有显著的民族主义与爱国情操，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我们细察他一生的言行，这位普遍被认为“深具民族主义”人物的爱国情操，并非如是简单。他的反帝民族情绪很不一致，例如对英帝表现出深恶痛绝，而对美帝却委曲求全，未免势利眼，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他心目中国家民族利益与其个人利益孰轻孰重的问题。我们不难看出，他常把个人与党国的利益，二而为一，他的危机就是党国的危机、他的挫败就是党国的挫败、背叛他就是背叛党国，例不胜举。两者的利益固然也有互相吻合的时候，例如他“绝对反对”台湾独立、美国托管，既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他本身的根本利益，因为无论“台独”或“托管”都将动摇他的权力基础，以及蒋政权的合法性。周恩来于一九五九年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见《周恩来统一战线文献》，页三九七)其实并不尽然，哪里仅仅是“民族立场”呢!蒋介石本身利益与党国利益冲突的时候未尝没有；至此时也，孰轻孰重，便见分晓：在抗战之前，他为了清除异己以稳固一己的权位，一再容忍日帝的蚕食鲸吞；抗战期间，若非日本军阀过于狂妄，不愿意撤军，他已准备承认满洲国，接受长城以南的国土了；抗战胜利后，为了拆中共的后台，不惜牺牲东北权益、出卖外蒙，以与苏俄签订友好同盟条约；他与史迪威闹翻，似乎是因为不愿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外国人，然而当国共内战失利，竟主动要求美国全权主持以救其危亡，惟遭杜鲁门拒绝耳。类此可见，他把自己的重要性明显置于党国之上。他是“皮”，党国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最可表达他的心态。
然则我们又如何来看待这位历史人物?台北的“野史馆”馆长刘绍唐(《传记文学》主编——编注)曾透露一则大内秘闻，说是大陆上大闹文化革命之时，国民党内策士议论纷纭，而蒋总裁一言搞定：“权力斗争是真，其余都是假的!”且不论此一惊人之语是否完全正确或过于简单化，至少透露出此语者的心术，并可从他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得到印证：“政治生活全系权谋，至于道义则不可复问矣!”这种不择手段的以术谋权，原是打天下或争天下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项羽与刘邦，一个说“彼可取而代之”，另一个说“大丈夫当如是也”，都表现出这种野心，而蒋介石在发迹之前，于一九二一年岁暮，自沪赴港海行途中，向他新婚爱妻道出“我很有野心”的心声(见《陈洁如回忆录》上册，页一二九)，所谓“野心”的具体内容，乃是不为他人做“嫁衣裳”，而由自己来开创基业。既然把国事视为自己的基业，何异自古以来的帝王思想?蒋介石终于把基业传给儿子蒋经国，岂是偶然?俗称“蒋家王朝”，并非虚妄，而蒋氏牢固的封建迷信意识更带有传统色彩。
从帝王的角度看，蒋介石的“野心”、“权术”与“际遇”，已使他实际上成为开国之君，他的名义是蒋总司令、蒋委员长、蒋主席、蒋总裁、蒋总统，实质上与操生杀大权的皇帝无异，他手批枪毙实在比皇帝批杀头更无拘束、更可不按程序。但是他马上得天下，枪杆子出了政权，却不能马上治天下，奋斗了一辈子、忙碌了一生，落得二世而亡的结局。我们重读孔尚任的《桃花扇》，能无历史重演的感慨？请看这一段：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来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页一四八)
岂不是又一场金陵春梦？而其兴亡之遽，照诗人史家陈寅恪的说法，古来没有几回，而其亡也，使公(蒋介石)“自我失之”!(见己丑夏日诗)
“自我失之”的原因很多，但主要不在使公的出身。蒋介石少年顽劣无赖，成年混迹帮会、拜老头子、炒股票，以及在十里洋场的荒唐放纵行径，乏善可陈。然而在绵长的国史中，以流氓而成国君者并不罕见，开创两汉四百年江山的汉高祖与大明三百年基业的明太祖，都出身寒微，与流氓少异，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盗亦有道，已故政治思想史权威学者萧公权在口述中曾提及，假如蒋介石有杜月笙拍拍胸脯“闲话一句”的气派，或不至于失败。可是蒋介石早年对付汪精卫、胡汉民；中年处置张学良、杨虎城；晚年整掉吴国桢、孙立人，以及把叶公超打入冷宫不得翻身，在在显示他一贯的、异曲同工的“心胸狭窄”，不仅假公济私，而且以私害公，不仅此也，他还要刻意掩饰他过去不光彩的历史，甚至为了掩饰，对明媒正娶的陈洁如作出违乎常情的不合理待遇。掩饰之外，还要伪装，在官方文书以及中小学的课本中，竟谎称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我们在这本评传中，有专节澄清，证明他不曾进过士官。考证事小，正误纠谬事大，更重要的是，可以小见大，一叶知秋，正如浙儒马一浮所指出，蒋氏之褊狭与矫揉，影响其治国，非同小可。所以就古帝王的标准而言，蒋介石的表现亦殊乏王者博大的气象。
蒋介石的时代毕竟有异于古帝王，作为一国的领导人，基本的现代知识必不可少，而蒋在这方面显然是不够的。经济学家马寅初曾将蒋光头的脑袋比作电灯泡，里面真空，外面进不去，也许失之严酷，但绝非虚构。开罗会议时，蒋介石在国际场合不知“季风”是什么，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领导人本身虽然知识短缺，若能起用人才，以众智为己智，未尝不可截长补短，胡适以“乘势以为本，御众智以为马”祝蒋介石七十寿 (见《自由中国》第十五卷第九期)，就是这个意思，胡适的献言固然来得太迟，而七十翁不仅不与见听，反被激怒。因此终其生，唯凭自身的不足，一味蛮干，以军警特为鹰犬，无人敢于纠正其误，鲁莽灭裂的后果，断非偶然的了。
由于这样的蒋介石操生杀之权、掌党国命运，其影响所及，固不仅止于一群人、一个党，势必波及全国全民。他一个人的决策可以影响到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国家前途、民族根本利益，诸如中原大战、八年抗战、国共内战、中苏以及中美关系等等。这一切的功过成败、代价巨细，都记在历史的账上，这部评传也有所交代。可以更进一步指出的是，朝代虽已终结，他留下的影响并未完全消失。宏大巨硕的“中正纪念堂”仍然高耸在台北的精华地区，留下一个难以视而不见的具体象征。
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当今台湾海峡两岸的现状，就是蒋介石遗留下来的问题。当年国民党仍拥有大陆半壁江山时，蒋引退下野之际，即预先布置将主力迁到台湾，因此朝鲜战争爆发后，形成海岛与大陆对峙的局面，以迄于今。蒋介石的灵柩暂厝于慈湖，显然按照他的遗言，“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蒋经国《守父灵一月记》，页二)“光复大陆”于其生前早成虚愿，更有人讥为“神话”，不过归葬紫金山的遗志，应可于两岸和解与统一后得酬。他的盖棺入土虽尚未尘埃落定，但他的一生足可于其逝世二十周年之际论定。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溪口盐铺之子 1
蒋介石飞黄腾达之后，日理万机，仍不能忘怀传统宗法意识，对寻根认祖，兴趣极浓，以至于一再修谱，甚至于一九四八年，国共内战已打得不可开交、蒋政权已摇摇欲坠时，仍要循例大修特修，聘吴敬恒为修谱总裁，陈布雷为总编纂。此次修谱在宁波找到一个祖宗头，并一直追到公元前十二世纪的周公。毛思诚主编，陈布雷校订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便说明蒋介石“其先出自周公第三子伯龄”。蒋介石颇感高兴，然而如此家谱，不过是后人的“创造”，何异李唐自比陇西望族，以及章炳麟为杜月笙写《高桥杜氏祠堂记》上比望族？其实英雄不怕出身低，蒋介石的列祖列宗里，哪里出过像蒋介石那样天字第一号人物？又何必要从祖宗里去找光显呢？
比较相干的，可从蒋介石的祖父蒋斯千说起，蒋斯千字玉表，生于清嘉庆十九年(一八一四)，到中年时，太平天国起事金田，攻占南京，江浙一带兵荒马乱，蒋斯千勉强苟活，直到晚年才能在浙江奉化溪口镇(亦名锦溪村)上开了一家玉泰盐店，以酿酒卖盐为业，生意不错，营业因而扩大，兼售大米、菜饼、石灰等货色，奠定了家业。
这份家业由蒋斯千的次子蒋肇聪继承，蒋肇聪字肃庵，生于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此人更能经商，玉泰盐店的规模因而益大，于溪口镇上占有三间店面，并设有作坊，雇用经理、账房、伙计、学徒以及临时性长工多人，资本不下二三千银元。经商得意使蒋肇聪赢得“埠头黄鳝”的绰号，意谓其人灵活，旁人占不到他的便宜，俨然是乡里名人。他人既外向，喜欢管闲事，乡人也喜欢他管闲事，无疑是当地一个活跃分子。他的元配徐氏，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去世，继配孙氏，光绪十二年(一八八六)去世。三娶王氏，名采玉，就是蒋介石的妈妈。蒋妈妈的父亲王有则(一八二O至一八八二)于蒋介石出生前五年就已亡故，但后来却把他形容成同情太平天国的革命先驱，并说蒋介石的“爱国主义”是继承他外祖父的(见熊式一英文蒋传，页十五)，未免挂钩得离奇。外祖母姚氏倒是至蒋介石十八岁时才去世，与寡母相依为命。
蒋介石一生中一再颂扬他的妈妈，却很少提到他的爸爸，因他爸爸于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逝世时，他仅九虚岁，完全由母亲扶养成人。蒋母固然是蒋父的第三任妻子，蒋父也是蒋母的第二任丈夫。原来她先嫁溪口曹家田村俞姓为妻，但丈夫不到三十六岁就死了，遂返嵊县葛溪乡娘家，一度曾至乡里尼庵守寡，因堂兄王贤棣在玉泰盐铺当账房，乃介绍给蒋肇聪做填房。后来，蒋介石请人写了一篇墓志铭，称赞印象不深刻的父亲。
王采玉再嫁时只有二十二岁，翌年(一八八七)十月三十一日就生下蒋介石，族名蒋周泰，小名瑞元，后来又生了两个妹妹瑞莲与瑞菊，瑞菊活了几个月就夭折，大妹生于一八九O年，嫁给后竺村的竺芝珊为妻。另有一弟弟名周传，小名瑞青，生在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死在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只活了不到四岁。
蒋周传死的时候，蒋介石只十一岁，从“亡弟瑞青哀状”可知，他妈妈死了小儿子的时候，比死了丈夫更痛苦，痛苦之余，做了两件事：一是硬破“吾家族规”，要蒋介石把儿子蒋经国做蒋周传的后人；一是“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这两件大手笔，都是违反正统中国文化的。
所谓“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就是找到一位王家的早夭女儿，给蒋周传“冥婚”，“冥婚”之后，死人蒋周传就有了被继承人资格，就可以立蒋经国为后，蒋周传这一支就不绝后了。
“冥婚”是中国文化，但却不是正统的。例如曹操的小儿子曹冲死了，因为死时只有十三岁，曹操怜其少子，就想来一次“冥婚”。正好邴原有一个女儿早死了，曹操找到邴原，要把两个孩子合葬。不料邴原却不买账，邴原说：“原之所以自容于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若听明公之命，则是凡庸也!明公焉以为哉？”邴原为什么拒绝曹操呢？他的理论根据是这样做不合于“训典”，他所指的“训典”，显然是指《周礼》这部经书而言。在《周礼》的“地官”(媒氏)一节，有这样的话：“禁迁葬者与嫁殇者。”再按注解，“迁葬”是指“生时非夫妇，死而迁葬之，使相从”；“嫁殇”是指“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谓嫁死人也”。两者统而言之，都是“冥婚”。而这种“冥婚”，不管死者成年没成年，按诸传统经典，都是违背的，在中国正统思想中，对这些是完完全全明明白白禁止的。
从反面角度推测，中国经典中对“冥婚”的禁止，正暴露了“冥婚”的流行。《周礼》这部书，专家结论是战国的作品，所以，书中禁止“冥婚”的话，足以反证当时这一现象的普遍。前面所引曹操的例子，显然曹操是有所本的，只不过他本的，是民俗中的传统文化，而不是经典中的传统文化。这种民俗中的传统文化，走火入魔以后，是很邪门儿的，邪门儿到有这样的怪事：《元史》(列女传)记有一位杨氏，丈夫死后，公公为了给儿子“冥婚”，甚至置在世的儿媳妇于不顾，硬要先给讨个鬼婆!
曹冲的冥婚是中国史第一件最有名的“冥婚”，在曹冲以后，历朝各代都不乏显例，换句话说，历朝各代都不乏有违背经典的人出来，主持仪式，大结其鬼婚。王太夫人为小儿子“冥婚”，并给蒋经国另来一个爸爸，显然属于这一派。有趣的是，她自己不跟合法的丈夫合葬，却把小儿子跟不合法的太太合葬，她大脑中的中国文化，可真是矛盾乱来的了。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溪口盐铺之子 2
中国正统思想是长子继承制，长子是“大宗”，“大宗”一支没有儿子，要找人过继，叫做立后，但这乃指成人而言，不指殇而言。殇是十九岁以下早死了的人，按规矩，殇不立后，除非他是战死的。孔夫子说：“能执干戈以卫社稷，虽欲无殇，不亦可乎？”就是指此。
薛蕙《为人后解》说：“礼之所以立法，曰重大宗也；小宗无子，以为可以绝者也，故不为之立后，大宗无子，不可以绝，故立后以继之。”正因为中国正统思想如此，所以，“大宗”的长支长子都不准过继给他支，要自己留着。一九二三年《中华民国民事习惯大全》记湖南永顺县“长支长子不得出继他支”，就说：“永顺县人民，泥于古来大宗小宗之义，对于长支长子，均不准出继他支，盖恐乱宗法也。”就是显例。不但“大宗”有儿子不得过继给人，“大宗”(长房)没儿子还得把弟弟(次房)的儿子过继过来，这叫“大宗不可绝”。但是，弟弟这边，如果只有一个儿子，过继给“大宗”，自己反倒绝了后，总未免伤感情。于是，聪明人发明出“一门两不绝”的规矩，一个儿子，干脆给两头做儿子，既承长房，又兼承次房，叫做兼祧。祧是继承为后嗣的意思，兼祧就是给两房做儿子。
蒋母王采玉不知道她不该为殇立后，也不该为次房立后。纵使立，也要“大宗不可绝”，至多只能搞“一门两不绝”的兼祧，而不该直接把蒋经国全盘搬到老二家里，这样太危险了，因为极可能使长子蒋介石这一支绝了后!但王太夫人不管这么多，她偏爱死去的小儿子，硬逼蒋介石这样做!
蒋介石文中说“己未岁，吾母为配王氏女合葬之，且为之立嗣。“己未岁”是一九一九年，已在蒋周传死后二十一年，也就是这近四岁亡童冥岁二十五岁之年，王太夫人在小儿子死后二十一年还大搞这一套，显然颇使蒋介石头痛。但蒋介石为了“不忍重违母命，以伤骨肉之至情，不获已，仍以长子经国嗣之”。蒋经国过继这年，蒋纬国只有三岁，蒋纬国的生父不是蒋介石，是戴传贤，他被蒋介石收为次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很可能与王太夫人一直施压力把蒋经国给蒋周传有关。蒋介石头脑很旧，他怕自己长房这支绝后，故抱来蒋纬国垫底，这样在形式上，至少不太难堪。蒋介石在文中故意用“今吾‘生’有二子，以母命长孙经国为吾弟后”的语气，更可印证这一假设。
蒋介石在母爱上，争不过夭折的小弟，印象深刻，甚至形诸笔墨，很可以解释他两方面的强烈反应。一方面蒋介石从小顽皮，自称“六岁就学，顽劣益甚”，害得他妈妈“训迪不倦”。这是在下意识中对母亲偏爱的一种“抗议”，以及为了引起母亲注意或争夺母爱的表现。而这种顽劣又演变成一种“无赖”的性格，蒋介石小名瑞元，“瑞元无赖”久已闻名溪口乡里间，有好几则“口说历史”，为此提供了一些具体的例子。如奉化有旧历新正参拜宗祠后分芝麻糖的习俗，但蒋介石小时候不肯按次序领糖，要抢先。经别人阻止后，竟倒地弄得满身污泥，然后往人群中乱钻，别人只好让他先领。又据蒋介石同学蒋周兰的女儿玉英说，蒋介石在私塾读书，不守规矩，遭塾师打手心，但还未打着，就已倒地打滚哭闹。(参阅汪日章唐瑞福《蒋介石的故乡》，页二十七；毛炳岳《蒋介石的外婆家——葛竹》，页四十一；陈志坚《我与蒋家婆媳曾生活在一起》，页七十三)
这种无赖性格，在其童年时期已定型，然其表现却不限于青少年。即使其飞黄腾达之后，屡次下野作为以退为进的要挟，五十岁以后的西安事变，被孙铭九捉住，坐在地上耍赖，以及六十岁以后对付李宗仁代总统的种种政治手腕，都可在他的“无赖性格”上找到渊源。至于他一生之中，有计划有系统地捏造历史以及掠美，以自光显，更与此一性格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另一方面，蒋介石下意识中争取母爱的强烈愿望，表现于他毕生对他妈妈不寻常的景仰、表扬与怀念。当王太夫人于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去世时，蒋介石葬之于溪口之北的白岩山。夫妻死后要“同穴”，就是要合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项目之一。不但合葬，甚至有的还要同一口棺材呢!古代有一位汴梁儒士孟志刚的夫人衣氏，丈夫死后，她吩咐棺材店老板说，我先生殉葬的衣服很多，请把棺材做个特大号的。结果棺材做好，她说：“吾夫既死，与之同棺共穴可也。”就自杀了。自杀的目的之一，显然图个同棺共穴的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