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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敖当前章节：15175 字更新时间：2026-6-4 17:43

蒋介石没把父母合葬，显然与中国文化不合，也显然是不孝。但是，照国民党的宣传，蒋介石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人，也是史所罕见的大孝子，既然如此，为什么他要这样呢？

这种邪门儿，蒋介石自己在一九二二年十月写《慈庵记》时，提出了解释：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溪口盐铺之子 3

岁次癸丑，吾兄锡侯与中正既安葬先考肃庵公于县北之桃坑，时先慈王太夫人健在，谆嘱吾兄与中正曰：余百年后，不必因袭俗礼同穴，以余墓之工事，重惊尔父之灵，当为余营别圹。每中正归省，无不以此见责，且自置墓碑，以示其意志之坚决。易箦时，又以是为遗嘱于吾兄弟二人者。中正既未能尽色养于生前，复何敢违先人治命，滋厥咎戾!因于辛酉岁，卜吉鱼鳞岙中垄，为先慈安灶穸。呜呼!四明屏列，望之巍然，而母仪壶范，已可仰而不可接矣!淅沥萧飒，泫然泣然，令人入于耳而不忍闻者，其惟墓前潺潺之漪流，而堂上之梵声、庭前之徽音，则邈然不可复闻。永怀鞠育，昊天罔极，触景伤心，徒令孤哀增陟屺之感已，循兆域而东，有蹊介然，可达白崖西祠庙，蜿蜒陂陀，曲折如羊肠，蹑足下行，可百余武，势忽坦夷，仰瞻茔墓，睾如也。用复辟地二亩，鸠工筑墓庐三椽，吾兄锡侯董其事，姊婿式仓宋先生襄成之。癸亥冬日工竣，值先慈六秩诞辰，中正适于是日自西欧倦游归，展墓毕，因得升堂尽礼，以告服阕。翌日，乃奉曾祖祈增公以下至季弟周传之神主于堂之中，标额曰慈庵，以成先慈建庵供佛未竟之志，而又配祀先考肃庵公，权合古人柑庙之义也。中正幼秉懿训，长劳倚闽，曾几何时，星沉露冷，从此白云孤庵，但有凄望心恻而已。呜呼!悲夫!

这篇文章中最重要的一段，是说他妈妈生前，曾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嘱咐过他哥哥和他，死后“不必因袭俗礼同穴”，这是公然违反礼俗的。而违反的原因，只不过是同穴要重新启墓，这样会“重惊尔父之灵”。这种说法，未免太牵强了。事实上，自古至今，夫妻除非同时死的，否则后死的下葬，总未免要把先死的“重惊”一下，纵“惊”也不过只此一次，以后是万年相伴，怎么可以怕“重惊”为理由，严嘱不得夫妻合葬呢？

这个真相，在我们读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蒋介石《先妣王太夫人事略》中，首先得到了脉络。蒋介石写道：

先妣自幼即以智慧称于里闸，课读女红，她姊妹均弗及，故外王父母钟爱特甚。来归吾先考也，乃继先妣徐、孙两太夫人之后。徐太夫人生吾姊瑞春与兄锡侯，先妣教诲鞠育，视之无异己出，婚嫁之事，一身任之。自产中正后三年，而瑞莲妹生，又三年而生三妹瑞菊，菊妹不幸而夭，亡弟瑞青则又后菊妹三年生，其居吾弟兄行为最末，而天赋殊姿，兄辈均莫能及，以故先妣爱之尤笃。先考既弃养，先妣为吾弟兄三人析产，以兄为前母所生，独厚予之。分爨未及二年，而瑞青弟殇。先妣悲痛深至，精神与躯体因之乃大衰耗，而其期望中正自立之心，亦于是益切矣。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用文字道出，在他妈妈嫁他爸爸以前，他爸爸有过太太徐夫人与孙夫人。

现在，一个画面出现了。他爸爸既有亡妻徐夫人、孙夫人，则在“同穴”的排名规矩下，丈夫埋在正中，左右自为徐夫人与孙夫人，蒋介石的生母王夫人若埋在一起，也得靠边站了。不论埋在丈夫左边还是右边，中间都隔了一个女人。这大概是王太夫人不愿意合葬的真正原因吧!

这个想法，当年受命在蒋介石家乡办武岭学校的校长张明镐，在近年写《蒋介石在溪口》一文里，有了权威性的调查与记述。张明镐说：

王氏在生前曾对蒋介石谈起自己百年后的坟地。因为蒋介石的父亲和前妻徐氏、孙氏的坟墓合葬在溪口镇北一里许的桃坑山，如果将王氏棺柩与他父亲合葬，王氏就得屈居徐、孙之下，这是王氏所不愿的。蒋介石当初曾向他的生母建议，将桃坑山父坟迁葬，单独与王氏合穴，但王氏亦不愿这样做。她态度坚决地说：“瑞元(蒋的小名)，你千万要记住，“我将来坟墓不要与父亲合葬。”蒋介石是个满脑子封建迷信的人，他请了广东和江西走红的风水先生在溪口附近到处找寻“龙潭虎穴”、子孙兴旺的好坟地，最后选定在白岩山山岙，作为他母亲的墓穴。

是以蒋介石只是善体母命，不愿与先夫以及两个前妇合葬，位居第三。而特别营建的蒋母之墓又别具风光——位于半山间风景绝佳处，还请孙中山亲题墓碑。一九二一年落成。此后又在墓址另建洋房三间，号称“慈庵”。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大权独揽，形同天子，更扩建“慈庵”，营建坟庄，外门题额“墓庐”，入墓庐大门，即见“慈庵”石碑，然后至山峦间的“蒋母之墓”。另有中西合璧式的住宅。“慈庵”中石碑林立，无非讴歌母子二人的伟大，表示母因子显的光耀。然而“文化大革命”时，蒋墓被红卫兵砸掉，母又因子得祸。蒋介石闻知后“无限悲痛”，于复次孙蒋孝武函中……把母墓被毁的“家仇”等同“国耻”，要他的子孙永铭不忘。

蒋介石这种自称“无限悲痛”的情况，蒋经国在《守父灵一月记》四月二十七日条亦曾提到：

此身居台湾之慈湖，此心则以故乡祖母之慈庵为念。当年父亲闻……毁祖墓之讯，苦痛万分，曾来慈湖角板山小住数日，父亲名此小筑为慈湖，其意即在纪念祖母也。

此则把“蒋母之墓”等同“祖墓”，道出只以“慈庵为念”。他又在台小筑慈湖，其意只在纪念王太夫人。凡此可见蒋介石对他母亲的特殊感情，然而他把自己的妈妈描绘成一个愿意让儿子为国牺牲性命的伟大女性，未免把一个村妇夸张得太厉害，难以符合实际情况。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与日本士官无缘 1

蒋介石去日本之前，先于五六岁时在家延师启蒙，后来又进私塾，读四书五经，接受科举式教育，并于一九O二年到县城奉化应童子试，考中童子试以后，才能报考秀才。结果连童子试都未考取。黎东方于《蒋公介石序传》中说：“他见到试场中种种不合理与腐败的现象，下决心再也不去参加这种考试了”(页十六)，是明显的曲笔。其实义和团之乱以后，一九O一年订立“辛丑条约”，清廷有鉴于国耻与国祸之逼上眉睫，乃决心办新式学堂，派送留学生出洋，并于一九O五年取消科举考试。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种考试”可以“参加”了。蒋介石不过是顺从时尚，不再考试而进了新式学堂。进洋学堂是当时的新出路，并不一定表示要“追求革新精神”。

蒋介石于一九O三年进的洋学堂是奉化的凤麓学堂，筑有楼房教室与操场，大约有一百名学生，总教习(教长)姓竺名鏖祥，当过前清翰林。学堂的课程虽包括英文、算术等西学，但经史旧学仍占很大的比重，几乎是新瓶旧酒，引起学生们的不满，蒋介石参与其中，并被推为代表向校方交涉，由于“情态激烈”，几乎被开除学籍。“情态激烈”正符合蒋介石被同学取的绰号——“红脸将军”，动不动涨红脸孔，与人吵架。此一事件很可能促使蒋介石于翌年转学到同一县城的龙津学堂。过了一年，再转学到宁波的箭金学堂，不到一年又回到奉化的龙津学堂。龙津学堂有两个日本教师，很可能在日本人的影响下，十九岁的蒋介石渴望到东洋去留学。留学在当时早已成为风潮，并不特殊。许多传记作者认为，蒋介石到日本去是为了革命，并且说他于出洋前在宁波剪了辫子，托人送回溪口老家。这是事后聪明。请看张群的回忆：

到日本留学是我生命史中值得纪念的一章。因为我不但在那儿认识了蒋先生，而且遇见了许多后来共倡革命的同志。我本来准备学步兵的，可是与蒋先生一见如故，于是不学步兵而学炮兵，以期与蒋先生朝夕相处，共同切磨。我们当年都是留发(带辫子)出国的，到了日本就把辫子剪掉，这也是从事革命的第一个表示。(陈香梅《张岳公闲话往事》)

到日本才剪辫，不一定是革命示决，也很可能入境问俗。最可注意的是，此已是蒋介石第二次出洋，仍带辫子，可见在宁波剪辫托人带回溪口，都是虚构。

蒋介石第一次到日本是一九O六年的四月，年底前就已回国，原因是他想学军事，但清廷已与日本政府有协议，不准中国学生自费学习军事，只收国家保送的学生。蒋介石遂于回国后进入段祺瑞任督办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保定军校前身)。后来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包括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小学课本中有一则沿用毛思诚所记(见《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一册第三编，页九至十)有关蒋介石的爱国故事，说是日本教官在中国学生面前把四亿中国人比作微生虫，蒋介石反唇相讥，说是日本有五千万人，也像五千万只寄生细菌，日本教官羞愤之余，见到蒋介石没有辫子，指着秃顶就咆哮说：“你是否革命党？”最后一句露出马脚，张群明明说，他与蒋出国时都是带辫子的。这种故事，与华盛顿砍断樱桃树的故事一样，都是政治神话。而北大历史系出身的王俯民在洋洋洒洒的《蒋介石详传》中，仍将此神话当作信史来转述呢!(见上册，页二十二)

蒋介石与陆军速成学堂的六十二名学生，一起于一九O八的春天，到东北的陆军部集合，自大连乘轮船赴神户，然后转往东京，进入振武学校。

振武学校是什么样的学校呢？话说自庚子义和团大乱后，中国统治者脑袋开了点窍，乐见留学了。从清光绪二十七年(一九O一)，到了三十三年(一九O七)，几年之间，中国留日学生数目就冒出了一万多。这种数目，后来一直增加，但增加归增加，素质却大有问题，因为跟不上日本的正式学校课程。于是，专为中国人设立的补习班式学校，便益形必要。这种学校很多，在法政方面，有法政大学；在普通补习与师范方面，有宏文学院；在陆军方面，有成城学校、振武学校。

在振武学校之前，中国留学生学陆军的，都先入成城学校。一九O三年(光绪二十九年)成城停收中国学生，改由振武学校接手。振武学校成立于这年七月，地点在东京牛区河田町(现在是东京女子医科大学所在)。受训期为三年，毕业后分发日本国内各联队实习。所以，这个学校并非如黎东方等人所说，是日本士官的预备学校，而是帮助中国学生学军事的预校，与士官根本无关。蒋介石在振武学校，时间是一九 O七年(光绪三十三年)到一九O九年(宣统元年)，所受教育，还不到三年。

根据一九O四年(光绪三十年)阴历四月的练兵处《陆军学生分班游学章程》当时所选学生要“年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者”，蒋介石进振武学校已二十一岁，年纪不算小了。据振武学校编《振武学校沿革志》，改三年制后，上课总时数如下：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与日本士官无缘 2

对照起振武学校创办时期的《课程概要》(实藤惠秀著《中国人日本留学史》)，三年制的课程，日本语文方面多了一千二百一十二小时，比起没改成三年制以前，改了半天，重点不外是加强日本语文训练而已。综合观察起来，三年期间，除了军事课程外，蒋介石所学的，远在今天高中生的课目以下，甚至是初中生以下(课目中有算术，就是初中生的程度)，足见他的教育程度，只是相当于初高中程度而已。再说，蒋介石入校在一九O八年，按说已是三年制，但从钦定年表核算，他的修业年限，至为可疑，因为明明不足三年。据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说：“中国武备学生接受预备教育的期限，因学校、时期而有所不同。成城学校时代概为十六个月，而振武学校则有数次变更。创立之初为十五个月，一九O五年十月，改为十八个月，次年，再改为两年，旋改为三年，直至该校废止，未再有更动。”蒋介石似是“旋改为三年”时期的三年制，故虽说三年，实在成分不足也。

蒋介石当时叫蒋志清，于一九一O年冬天，自振武学校毕业，时年二十三岁，遂即分配到北海道新潟县高田镇的十三野炮联队实习，此时他身高一六九点四公分，体重五十九点二公斤。(据高田市史记载，见《蒋总统秘录》第二册，页二一三)实习生是二等兵，生活十分艰苦。至于军事训练，主要是喂马，以及替军马“擦热”，使马在严寒中血液流通，并没有真正学到军事科技。据毛思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说，十三联队的师团长长冈外史与联队长飞松宽吾，对二等兵蒋志清“甚优遇”。(见第一册第三编，页十四)但事实上师团长对蒋全无印象，直到一九二七年蒋至日本送照片并赠“不负师教”题词，长冈才知曾有这样一个二等兵。(见坂部护郎《将军长冈外史》页二七八)既不知，何来“优遇”!

但是一九二八年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主席的钦定履历中，赫然有“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最高学历。(见民国十八年《中国国民党年鉴》)一九三七年五月出版的《蒋介石全集》，于《传略》中也赫然有“初入日本振武学堂，继入日本士官学校”字样。(见上册，正文页一)此后宣传顺流而下，公私各家莫不视为事实。邓文仪编著的《蒋主席》，说得最神龙活现：

到了日本，起初是进东京的士官预备学校，那是我国政府专为我国留学生升入士官学校的准备而设的。后来考入士官学校。在士官学校的时候，专心求学，正因为求学心切，谢绝一切游乐，因而无形中和一般娇生惯养、徒事游荡的留日同学隔离开来，竟被人误会为高傲。这是不曾了解他，与其说高傲，不如说他率直。(页八)

邓文仪偷天换日，居然把名不见经传的振武学校换作赫赫有名的日本士官学校了。当然有不少中国学生自振武学校毕业，经实习后考入士官，像士官四期的蒋作宾、第六期的孙传芳、阎锡山、第十期的张群等等，但蒋介石并没有进士官，更无从毕业。从昭和十五年十月兴亚院出版的《日本留学中华民国人名调》中，可知自第四期至第十期，每期毕业生名单中都没有蒋介石。第十一期以后，是何应钦、谷正伦、贺耀组他们了，名单已近“晚辈”，当然更没有蒋介石了，附带一提的是：以上各期中，全部姓蒋的只有四人。其中第四期蒋作宾是湖北人、蒋隆棻是湖南人；第五期蒋国经是湖南人；第六期蒋荫曾是湖北人，都不是浙江人，自然也没有是蒋介石化名的可能。蒋介石早年学名蒋志清，自然也没有另有学名的可能。所以，从士校各期名单中，蒋介石不列名籍，已经证据确凿矣!

其实英雄不怕出身低，士官不士官并无关系，但是蒋介石却是十分在意的，李宗仁有一段有趣的回忆：

蒋先生原名志清，弱冠时曾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因不守堂规而被开除。后往日本进陆军振武学校，接受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回国后，却说他是日本士官第六期毕业生。此次到了北京，乃派曾一度任其副官长的陈铭阁(河南人)到米市胡同南兵马司和士官学生同学总会负责人刘宗纪(士官第六期，曾充孙传芳的参谋长)接洽，并捐五万元，作为同学会经费。那时有些人，像四期的蒋作宾、雷寿荣，六期的杨文凯、卢香亭等，就向刘宗纪质问，哪里出来这个叱咤风云的大同学呢？刘说，捐巨款还不好吗，何必深究呢？(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页五七○至五七一)

这种在意，多少透露蒋介石性格中的自卑感与不安全感。亦由于这种在意，使许多文学侍从，不惜把士官的衔头套在他身上，或尽量把他与士官挂钩。实际上，蒋介石的最高学历是而且仅是振武学校出身，“直接送进联队”的阶段而已，距离士官毕业，还十分遥远。总之，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所得学历只是军士教育程度的训练，阶级只是上等兵。如此而已。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革命神话举例 1

在辛亥革命之前，蒋介石并无明显的革命动作。蒋介石于第一次出洋前就剪辫示决，完全是后人的伪造。蒋生于清朝光绪年间，理论上和习惯上，凡是当时大清子民，男的都要留辫子。留辫子本是清军入关时，检定汉人人心向背的一个形式条件，相习成风后，相对的，日后剪辫子也就变成“革命排满”的一个形式条件，所以，谁先在清廷没倒前剪辫子，谁就值得佩服。不过那时剪辫子，多是在外国的留学生或是在洋人租界的中国前进分子干的事，在清王朝统治地区，剪辫子可就不可思议、大成问题了。据董显光《蒋总统传》说：蒋自日本回来进保定军校，“校中一切学生除蒋总统外皆有辫发”，这一说法，历来蒋介石传记都是众口一词，直到一九八五年出书的《蒋介石传》(国民党军方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德籍远东问题专栏作家施德曼与费德林史坦夫妇合著，国立编译馆主编、辛达谟博士译)，还都这样一路宣传、相沿不断呢!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真的在严格的军校管理中，人人有辫子，唯独蒋介石可以“惟公无辫”(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中语)而不受“制裁”吗？这种逸出常识的说法，真令我们难以相信!

一张蒋介石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同学合照的相片，照中蒋之发型，赫然是留发辫子式的正面发型，可见“惟公无辫”之说，根本是捏造的神话!何况同学张群回忆，一再说当年一起带辫子出国的。所以，蒋于民国前六年(一九O六)就“自剪辫发”，表示革命反满的决心，绝非历史真相。

蒋介石到日本入振武学校读书，从一九O八年八月到十月里，学生抗议校方实施日本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闹学潮，要退学。日方档案对此事有记录，然闹事的学生中有张群，而没有蒋介石，可见他并不很积极。

蒋介石在留日期间，亦并没有加入一个叫“丈夫团”的秘密团体。日本记者古屋奎二写的《蒋总统秘录》中说，蒋与张群一起加入，又说“和黄郛一同创办《武学杂志》，这个杂志，也是留学军事的革命青年们的重要言论机关”，以证蒋当年确实加入了“丈夫团”，掩遮了历史真相，不可不辨。

据《李烈钧自传》稿本所述，可知“丈夫团”为士官学校里中国学生的小组织，由李和黄郛(字膺白)等人发起。

郛学测量，当时颇激昂，常谓众人曰，满洲政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人应起而推翻之，古人尝谓“当仁不让”，又曰，本校人数甚多，良莠不齐，应有严密组织小团体之必要。当时赞同其说者颇众，于是商议命名，众皆默然，郛笑谓众人曰，孟子不云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谓之大丈夫”，我辈既以推翻满清为责任，必须具有不屈不挠之精神、不移不淫之毅力，革命乃克有济。众皆服其说，遂命为丈夫团，而推郛为首，召开成立大会；初本秘密组织，嗣为留东同学同志所知，咸要求参加，团中有持异议者，以我等乃士官学校，所习者武功，若辈所习者文事，文武殊途不宜加入，而成城学校之会员要求者再，于是选其优秀及诚恳可靠者若干人请其参加，遂改名曰“丈夫咸城团”，复开成立大会，故此一组织，有两次成立会，亦佳话耳。

于此可知，“丈夫团”紧接同盟会而成立，应在一九O五年，为同盟会中学军事同志们的盟中加盟，团员人数极少。据《黄膺白先生家传》说“合同志中之尤坚贞者，得二十五人”，阎锡山的《回忆录》则说是二十八人，沈云龙撰《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谓一共三十二人，又据黄郛的太太沈亦云写的《亦云回忆》，团员有三十四人。另一方面，阎锡山提到的二十八人中，有五人不见于沈云龙的笔下，如统统算入，团员可达四十三人，但其中并没有姓蒋的(丈夫团成员表可见于李敖《蒋介石研究续集》)。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革命神话举例 2

张群是和蒋介石同船在一九O八年春天去日本的，“丈夫团”有他的名字，却没有蒋介石的名字，自然反证了“丈夫团”没有吸收蒋介石。因此，所谓蒋介石是“丈夫团”团员之说，不但文献无证，甚至不见于他早期“钦定”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这书只承认他加入同盟会)。可见《蒋总统秘录》中的蒋介石“并且和张群都加入了在同盟会会员中的军事留学生们所组成的一个秘密团体‘丈夫团’”之说，完全是七十年后的追加。

直到一九一一辛亥年的夏天，因四川保路风潮激荡，蒋介石应陈其美之召回沪，“密商举义计划”(见《陈英士先生年谱》，页十九)，后因假满返日，重回十三联队。未久，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又得陈其美电催返国，即向日本师团长请假，然师团长与清廷陆军部有约，非得清方许可，不能擅自回国，遂向联队长请假四十八小时，明知不可能于期限回营，实借此乔装返国，有如逃兵，事实上亦一去不复返营。然而史学家黎东方却把此一仓皇归国，根据靠不住的道听途说，渲染得像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入秦：

蒋公在日本听到消息，立刻约集了在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的十几位中国同学，积极准备回国。联队长飞松宽吾与师团长长冈外史知道了他们的志愿，不仅不加以拦阻，而且置宴为他们饯行，席间按照武士道的礼节，以冷水代酒，表示永别。盛冷水的杯子，叫做“武士誓不生还的辞别杯”。

在蒋公的号召之下，第十三联队以外的很多中国留学生，也都愿意一齐回国，参加革命。他们一共为一百二十人左右，有文有武；他们避开了日本宪兵警察与清廷侦探的监视，顺利搭上轮船，在上海登陆。

这一百二十多位同志，成了陈先烈的一支生力军。他们帮助陈先烈于阴历九月十四日(阳历十一月三日)光复上海。（《蒋公介石序传》页三十)。

此何异写历史小说？师团长根本不准回国，联队长只照例准四十八小时假，逾期即以逃兵论处，何来置宴饯行？还要“按照武士道的礼节，以冷水代酒，表示永别”，更是尽情想像的能事。事实上，与蒋介石结伴回国的仅张群和陈星枢两人。其他有二十余名学军事的留日学生大约于此时辍学回国，但并不同行，所谓“一百二十人左右”云云，毫无根据。而这些学生由于擅自回国，都被学校开除了。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大哥陈其美 1

一九O六年五月间，蒋介石首次东渡日本，虽未能入学，却初识了陈其美(参阅Loh，the Early Chiang Kai-shek，P．121— 122)，于其生平关系至大。蒋氏家谱以及陈布雷编蒋介石年表，都说他于光绪三十三年由陈其美介绍加入同盟会，是错误的。因该年系丁未年，是一九O七年的二月三日到一九O八年的二月一日。整个一九O七年，蒋都在国内，不可能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即使一九O八年之春，蒋第二次踏上日本国土，但陈其美已自日本回国(见姚辉《辛亥革命时期的陈其美》，页二十九)，失之交臂，不可能于此时在日本相见，更不可能于此时由陈介绍入同盟会。陈介绍蒋入会，很可能在上海，因蒋在日留学，于假期经常回国。设于东京的同盟会，自孙中山离日后，已形同分裂，多系反孙一派，而陈其美是属于孙派。说蒋介石参加同盟会，不如说参加孙、陈一派，较为实际。当时加入同盟会的手续很简单，很可能蒋在上海填表由陈其美监誓加入同盟会的。总之，蒋是陈其美的人马，为陈驱驰。蒋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活动，都由陈主动决定，主要于辛亥年参与杭州举事。陈给了蒋三千六百元和一百名“先锋敢死队”，到杭州后于十一月四日攻打浙江巡抚衙门，当时清吏早已风声鹤唳，全无斗志，不攻而下，五日即控制市区，六日抵抗结束。蒋自杭返沪。当时上海亦已光复，宣布独立，陈其美利用上海商团的捐款，组成沪军第五团，任命蒋介石为团长，隶属黄郛的第二师。陈、黄、蒋三人遂换帖拜把，结为兄弟。这是蒋介石生平多次结拜的第一遭。

蒋介石在辛亥革命史上的业绩，不过如此，如果他于杭州举事阵亡，历史名声不会高过王金发。

辛亥革命之后，他为大哥陈其美暗杀了革命元勋陶成章；一九一四年孙中山讨袁，他在上海奉陈命办事；同年七月赴东北，也是奉陈之命。直到一九一六年五月十八日，陈其美被刺身亡，蒋一直是陈其美的人，与孙中山的关系是间接的。

陈其美之死当然使蒋介石悲痛万分，他以义弟的名义写了一篇情见乎辞的《祭陈英士文》，劈头就是：“呜呼!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后来他更爱屋及乌，发迹之后，重用陈其美的两个侄子——陈果夫与陈立夫，以至于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

陈其美死后，蒋与孙逐渐建立起比较直接的关系。但是后来国民党官方又“事后聪明”，总想渲染孙蒋关系，提早孙蒋初识的时间，如黎东方在《蒋公介石序传》中说：

蒋公在光绪三十四年加入同盟会，到了宣统二年六月中旬才有机会与国父在日本见面。原因是，国父在光绪三十二年二月十七日，便已经被日本政府强迫出境，到了宣统二年六月才能够再来。在光绪三十四年介绍蒋公加入同盟会的是先烈陈其美。在宣统二年六月间介绍他谒见国父的，也是先烈陈其美。国父看到蒋公，十分欣慰；当时在同盟会同志之中，军事专门人才极少。国父和蒋公谈了很久，谈到具体的革命方略与军事计划。其后，陈先烈告诉国父说，蒋公不仅是一位卓越的军事学者，而且言语踏实，见解透辟，一定能成为“革命实行家”。是同盟会“真正需要的人物”。(页二十七）

黎东方的“国父”，就是孙中山。孙于一九O七年被日本政府强迫出境，那是光绪三十三年，不是三十二年。至于宣统二年(一九一O)六月，蒋经陈介绍，与孙在东京初识，以及孙慧眼识蒋等等，都是照录国民党官方的说法，目的为使两雄愈早相见愈好，以便建立革命法统相继。黎东方的说法还算含蓄的，贝华主编的《蒋介石全集》中的《蒋介石先生传略》中，竟谓陈在孙面前，盛称蒋，以至于孙在东京，“欣然欲往晤”，最后总算陈其美说他是晚辈，还是请他去看孙中山，于是蒋介石“衣士官学校制服”(按蒋介石并没进过士官学校，详见李敖在《千秋评论》第四十九期所写的《蒋介石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吗？》一文)，“意态雄越，垂手立于总理前”，孙中山“瞪目注视者良久”，乃大喜赞叹，“相与畅论时政，夜深不忍别”。后来任何计划，都要先问蒋介石云云。董显光的英文本《蒋介石传》，更说“两雄相见”场面，恨无艺术家在场传真，而孙居然说出蒋介石是“我们革命的英雄”(the hero of our revolution)(页十三)之言。邓文仪的《蒋主席》一书，更加锦上添花，于“两雄”东京相见一幕，花样又翻新，借孙中山之口，说出“这个士官学生，将来一定是党里了不得的人才”，不知蒋介石根本没有进过日本士官学校。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大哥陈其美 2

其实蒋介石绝对不可能于一九一O年或一九O九年见到孙中山。关于一九O九年说法(就是吴敬恒、陈布雷两人的说法)，其实不攻自破，因为一九O九年全年，照《国父年谱》(增订本)，孙中山根本没到过日本，既然没到过日本，则蒋介石在日本见了孙中山之说，自然无法成立!至于一九一O年说法，照《国父年谱》(增订本)，这一年孙中山在六月十日虽到过日本，但是同月二十五日就被日本人花钱送走，去了新加坡，来去匆匆，十五天中，“行动尤为缜密，即同盟会员亦少晤见”，只见了黄兴、赵声、宋教仁、谭人风。根本无从见陈其美，更遑论陈其美介绍来的无名之辈矣!照徐咏平《民国陈英士先生其美年谱》，一九一O年全年，陈其美并不在日本。陈其美既不在日本，则陈带蒋见孙之事，也就根本不能成立矣!

再从蒋介石自己的说法中，可见严重矛盾与破绽。蒋于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三日，在峨嵋军训团升旗典礼讲《革命军的基本要素》，说“十八岁追随总理”，但是在《三十九年(一九五O)元旦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则说“追随国父”，始于“幼年”。既云“幼年”，则再宽限的说，恐怕也在十岁以下。十岁以下年纪，即“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自然与史实不合。另一方面，一九七五年三月二十九日，他在《遗嘱》里又说：

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

“束发”是古人男孩成童，将头发束成一髻；用以象征成童。这一叙述，或可相当于一九五O年“幼年追随国父”的说法。但是“幼年”也好、“束发”也罢，无奈都与史实不合。即使是“十八岁追随总理”的说法，也是完全失实无据的。因为照任何一种蒋介石年表，他十八岁那年是一九O四年，那年他仍在家乡风麓学堂念旧书，距离所谓“两雄相见”的一九O九年或一九一O年，还隔五六年之久。既然如此，又从何“追随国父，参加革命”呢？

蒋介石初见孙中山的正确日期，无意间自己提供了线索，他在《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二周年纪念告全国青年书》中，明明说他见孙中山的日期，并不在民国前二年(一九一O)，而是在民国后二年(一九一三)，乃“余二十七岁，即民国二年讨袁之役初起之时期”!另外于一九六三年，又一次无意间透露他见孙中山的日期，并不在民国前二年(一九一O)，而是在民国后二年(一九一三)，乃“直到二十七岁，总理才对我单独召见”。旅美学者陆培勇也认为“二人之初见，该在一九一三年三月底到六月中，当孙先生在上海的时候”。(氏撰《蒋介石先生参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载《蒋中正先生与近代中国学术讨论集》第二册，页八十五)足见官方钦定传记中的“两雄相见”，虽然一篇篇写得神龙活现，却篇篇都是神话。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枪杀陶同志 1

中华民国成立不过两周，发生了一件惊人之举，蒋介石暗杀了革命元勋、光复会首领、革命老同志陶成章。

那是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四日深夜二时，蒋介石由光复会叛徒王竹卿陪同，潜入上海广慈医院内陶成章住的病房，将陶枪杀身亡。

这件谋杀案，有心人当然要为蒋介石讳，蒋死后出版的《总统蒋公哀思录》中有一篇《总统蒋公年表初稿》，于一九一二年条下仍记道：

中华民国元年(壬子，公元一九一二年)公二十六岁

总理就任临时大总统，旋举袁世凯自代。陶成章谋刺陈其美，破坏革命，公怒之。遂辞沪军第五团团长，东渡日本，习德文。

所谓“公怒之”，显然讳了杀字。吴敬恒于一九六四年出版的《蒋总统年表》大本线装，并不讳言“公怒杀之”。再对照之下，原来一九六四本乃一九七五本的底本，仅仅是把“杀”字讳掉了。原来“总统蒋公”并非为了一生气就辞了职、去了日本的，而是因为一生气就暗杀了人，才辞了职、去了日本的。其实，毛思诚编写的《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早已不讳言杀陶。今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中正自述事略》残稿，先于一九O八年条下，谓徐“锡麟之死，实为陶成章之逼成”，又谓陶于徐死后，“诋毁先烈”，再谓“自此即甚鄙陶之为人”，诋陶“无光明正大态度，无革命人格”。更谓陶诋毁孙中山，“英士告余曰：陶为少数经费关系，掀起党内风潮……乃知陶实为自私自利之小人”云云，先为杀陶下伏笔，然后转入“正题”，谓辛亥革命后，“陶亲来运动余反对同盟会，推章炳麟为领袖，并欲置英士于死地，余闻之甚骇，且怨陶之丧心病狂，已无救药，若不除之，无以保革命之精神”，于是“不能不除陶而全革命之局”，更为杀陶找莫须有的借口。如果说“除陶”一语还有点含糊，不够明确，则蒋介石的学生，并且做了八年侍从秘书的邓文仪，在所写《蒋主席》一书，第八章标题赫然就是“枪杀陶成章”五个大字。邓文仪来头颇大，他曾是蒋的政工头子和特工头子，而《蒋主席》一书还由蒋氏师保吴敬恒谨题，潘公展背书“主编者”，无疑是蒋介石一方面最肯定的自白。

蒋介石亲手杀了陶成章，已是无可怀疑的史实。但蒋介石并不是主谋，只不过是主谋人的杀手。诬陶成章欲置陈英士于死地，显然是为陈杀陶找理由，蒋于自述事略中也无意中透露，“余因此自承其罪，不愿牵累英士，乃辞职东游”，为陈代罪，已呼之欲出。……陶陈之间固然自辛亥七月以来，已有冲突，如陶拒绝陈的“协饷”要求、陶不满陈在沪军都督任内的作风，以及陶在沪练兵等等，但归根结底，并非二人私下的冲突，而是以孙黄一派与光复会一派的冲突。两派争夺浙督，无疑是刺陶的近因。事由原汤寿潜出任南京政府交通总长后，陶最为浙江各界支持继任浙督，呼声最高，浙东名流更驰电谓：“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自然招敌派之忌。此电见报之同日，陶已被蒋介石枪杀于医院。

其实陶本人并不愿就浙督，只是他个人以及光复会在浙江的声望与实力，使孙黄一派难以抗衡，非除之而不快。知此再看邓文仪《蒋主席》中一段，便更有会心。

这时候，有个假革命，阴谋夺取浙江都督的陶成章，因为阴谋不能成功，准备暗杀陈英士先生，主席知道了这件事后，心想：假使陶成章的阴谋成功，那么江、浙再入混乱状态，势将影响到革命基础的动摇。经过公私利害的慎重考虑以后，便决心先除陶成章。

所谓“假革命”，因陶不属孙黄一系，在孙黄一系看来，“革命”唯此一家，别无分店。你要开分店，当然是“假革命”。陶成章明明推辞浙督不就，偏偏要说“阴谋夺取浙江都督”。倒是“阴谋”地把人家杀死在医院里了!因怕陶成章“阴谋”成功，江浙成为光复会的天下，动摇的不是革命的基础，而是孙黄的基础。陶成章一死，光复会果然是一蹶不振，从同盟会的眼光来看，可说是杀对了人。

陶成章之死既然是为了孙黄一系同盟会的利益，同盟会的“最高当局”不是枪手蒋介石，也不是派遣枪手的沪军都督陈其美，而是临时大总统孙文和陆军总长黄兴。更何况孙陶早自一九O七年以来就已交恶，必为陈所深知。陈于此时此刻，要“秉承领袖意旨，体念领袖苦心”，而要“教训”陶成章，岂非意料中事？事实上，与陶过从甚密，而知孙、黄甚深的当时人章太炎，曾在刺陶后一日，做了一次谈话，由寂照笔述，刊于《神州日报》(一九一二年十月十日三版)，其中透露两件事，其一是：

南京既破，黄兴遽被举为大元帅，浙军不平，反对甚烈，卒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外人颇有疑陶君嗾动军队为此者。沪都督陈其美尝与浙军参谋吕公望言，谓致意焕卿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枪杀陶同志 2

陶骏保是被同盟会枪杀的光复会军官，在刺陶之前，已对陶有所警告。太炎述此时，吕公望尚在，绝不可能是空穴之风。何况在魏兰的《陶焕卿先生行述》中也提到：

当其时，上海谣传已有陈其美欲刺先生之说，先生不以为真。王文庆在南京致书先生，谓得确实消息，先生在沪大不利，先生始避之于客利旅馆。(页四三六)

可见杀陶已酝酿多时，而且“确实消息”来自南京!

……

陶成章也知道危险，所以才移居到广慈医院，即使给他的妻子写信，也十分隐秘。现存一封十一月十一日(阴历)的短笺，成为绝笔：

弟现移居金神父路，在南徐家汇路相近，广慈医院，头等房间第六号。此地僻静，晚间来看不便。如来看视弟，可在上午八九点钟后，下午四点钟前，此上小云姊鉴。

从弟东生白十一月十一日

小云即孙晓云，陶成章的太太，一九O九年在日本结婚。东生为陶成章的化名，曾用起东笔名故。成章死后，有遗腹子，即陶珍(本生)。

……

蒋介石为了将“刺陶”合理化、合法化，一口咬定陶是“叛徒”、是“假革命”，然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刺陶之翌日(元月十五日)，即致电陈其美：

万急，沪军陈都督鉴：阅报载光复军司令陶成章君，于元月十四号上午两点钟，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人暗刺，枪中颈、腹部，凶手逃走，陶君遂于是日身死，不胜骇异。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法界咫尺在沪，岂容不轨横行，贼我良士。即由沪督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切切。总统孙文。(初见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七日上海《民立报》，收入(孙中山全集》第二卷，页二十三)

孙中山明言，陶成章于革命有“巨功”，谓刺陶乃“不胜骇异”、“贼我良士”，并“即由沪督严速究缉”，结果如何呢？不了了之!陈其美与蒋介石原是凶手，孙竟要犯人陈其美去查案，哪会有结果呢？蒋介石逃到日本，孙中山总该知道谁是凶手了吧，但凶徒根本没有缉获归案，明正其罪，反而成为帮手。后来蒋介石还加入“中华革命党”，宣誓效忠孙中山，陈其美至死也一直是孙的死党。……

临时大总统致电陈其美之后，陆军总长黄兴又于一九一二年元月十七日也拍一电报到上海，载于同月二十日的《民立报》上：

上海陈都督鉴：闻陶君焕卿被刺，据报云是满探，请照会法领事根缉严究，以慰死友，并设法保护章太炎君为幸。黄兴叩。霰。(另见《黄兴集》，页一○三)

黄兴更故布疑阵，“云是满探”，但又说要“设法保护章太炎”。为什么满洲的侦探只想杀光复会的领袖们呢？为什么不必保护同盟会的领袖们呢？说到保护章太炎，更有趣的还在后头，因章太炎不断批评南京的临时政府，黄兴又想要杀章。太炎在与黄季刚书中透露此事：

昨闻述黄克强语云：章太炎反对同盟会，同盟会人欲暗杀焉。以其所反对者，乃国利民福也，赖我抑止之耳!咄哉克强，所善者独有恫疑虚竭耶？往者，陶焕卿死，彼即电陈其美保护，今又以斯言见恬，如是伎俩，但可于南洋土生间行之，何能施诸扬子江流域耶？暗杀本与盗贼同科，假令同盟会人诚有此志，则始终不脱鼠窃狗偷之域。克强以此恐人，而反令己党陷于下流卑污之名，亦当戒之，令慎于语言也。

此函未署日期，但曾发表于一九一二年四月十四日的《大共和日报》上，故不可能晚于四月十四日。后又收入《太炎最近文录》。太炎除借此痛骂黄兴外，更立此存照，使黄兴不敢下手。章太炎虽幸免于难，但却不能挽救光复会在江浙一带的惨败。由此可知，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之前十五年，孙黄也曾在同一地区清过党，把光复会摧毁殆尽，而陶成章之死，实为光复会倾覆的先声。

在辛亥革命史上，蒋介石枪杀革命元勋之罪，已不可能湮灭，然而其罪并不能放得太大，当时二十六岁的他，还没有资格“怒而杀之”。他只不过是奉命行事的枪手与杀手。他因杀陶而摧毁光复会之功，亦不能高估，因为他不过是为孙黄一派的大阴谋，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为大哥陈其美尽的把小兄弟的职责而已。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反袁掠人之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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