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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敖当前章节：15279 字更新时间：2026-6-4 17:43

二十六岁的蒋介石谋杀陶成章之后，亡命日本，办了一份《军声》杂志……

蒋介石在日本不到一年就回国，虽避过风头，但仍难以在沪立足，遂返溪口老家，暂时闲居。然而不久发生反袁的二次革命，孙、黄、陈等革命党人积极准备武装活动，不再避陶案之嫌，蒋介石遂于一九一三年的七月里，再度参加了“革命”，帮大哥陈其美反袁。但二次革命并不得人心，陈蒋等在上海作战亦甚不利，败退闸北，被英军缴械，于八月十三日彻底失败，孙中山再度避难于日本，陈其美与蒋介石则躲入租界，寻因袁政府追捕甚急，亦相继逃往日本。蒋于九月一日抵达长崎。

孙中山在日本，召集流亡党人，重组中华革命党，要求入党者按指印、立誓约，并宣誓服从孙中山个人。其目的显然有鉴于过去党纪的不够严密，但是这种对个人的效忠，以及秘密社会的作风，难被稍有自尊心与独立人格的革命党人所接受，黄兴就拒不参加。但是陈其美久已是孙中山的死党，当然是欣然加入。由于陈其美极力拥孙，并对反孙者进行攻击，大获孙心，自然被任命为新设中华革命党的总务部长。蒋介石则于一九一三年的十月二十九日，由陈其美的结拜兄弟张人杰 (静江)做监誓人，填写誓约，加入中华革命党。

就在孙中山最倒霉的时刻、许多老同志纷纷求去的时刻，蒋介石才第一次单独与孙中山见了面，那是民国二年(一九一三)的十月里。蒋孙关系，得力于陈其美的伏线。翌年，蒋受孙、陈之命出任务，从上海到哈尔滨，奔波甚力。固然孙对蒋早有印象，因系其亲信陈其美的爱将，蒋刺陶一案，印象必更深刻，但是毕竟蒋参加中华革命党之后，始与孙直接搭上线。陈其美死后，蒋介石说孙中山“期我以继英士之业”(一九二五年三月三十日蒋《祭总理文》中语)，可以道出孙、陈、蒋之间的关系。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反袁，一九一四年夏天，蒋抵沪从事进攻上海的军事行动，但事机不密，被淞沪镇守使郑汝成侦破，并遭追缉。至于说蒋遭同志王金发出卖，幸而逃脱之说，是不确实的。不过事出有因，王金发企图利用袁世凯招降的投诚令，征得谢飞麟与陈其美的同意，前往北京假投降，但到北京后才知道“免缉的条件，要(王)金发限期拿获韩恢、詹大悲、蒋介石、夏之麟、夏尔玙、陆惠生、姚勇忱等人以自赎”。因此王金发在北京仅逗留一周即返回上海，继续与革命党人来往，这些事实在袁世凯枪杀王金发的电令中，完全可以加以验证。电令说：“去年冬间，为弭乱起见，暂准免缉，以责后效，并派员赴沪监察，讵竟延宕数月，迄未捕获一匪，反与乱党随时往来。陆惠生等由日回沪，匿居其家；迭次饬缉之暗杀犯姚勇忱，亦与朝夕聚处；陈其美亦常通讯，计议乱事。”由此可见，王金发没有出卖同志，也没有出卖革命。(参阅章念驰《蒋介石的早年与王金发》)然而古屋奎二的《蒋总统秘录》依然以讹传讹，说袁世凯“收买了了解革命军内情的王金发”。如果王金发真被收买，恐怕蒋介石脱不了身。

此次军事行动失败后，蒋介石又奉陈其美之召，再往日本，当时风闻东北有军队倾向革命，遂派蒋介石由日本赴东北，但在长春、哈尔滨一带混了两个月，无功而返，闲居无事。直到一九一五年秋，陈其美被孙中山任命为淞沪司令长官，再从事反袁军事行动，才召蒋介石到上海滩帮忙。这一次行动，后来最为国民党乐道的是所谓“肇和起义”。

在台湾国民中学的历史课本里，有这样一段话：

民国四年袁世凯接受帝制以后，国父命陈其美在上海策动肇和军舰起义，发难讨袁，虽不幸失败，但确已唤起了革命精神。

紧接在后面，便是云南起义。在衔接上，好像云南起义是被肇和起义“唤醒”似的，熊式一的英文蒋传亦如是说，然而肇和起义和云南起义都是一九一五年十二月间的事，十一月间云南起义的领导人蔡锷潜离北京的时候，肇和起义还完全没决定呢!因为照蒋介石一九一六年《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一文中追忆：肇和起义原定日期是“年杪举事”，由于忽然听说十二月十三日肇和军舰要开拔广东，乃提前在五日举事。否则既是“年杪举事”，日期当然在十二月二十五日云南起义之后了，又何从“唤醒”云南起义呢？

肇和起义在历史定位上，显然已被国民党带人两个错误：第一、它的历史已被放大，放大到“唤醒”云南起义的程度，事实上，它的地位在比例上实在没这么大(高级中学的历史课本就编得比国民中学的稍胜，它说：“四年十二月五日，陈其美在上海举义，虽未成功，但革命声威为之一振，各地继之而起。”根本不提肇和起义的名字，并且把这件事放在云南“护国军起义”的项目之下，在比例上，就误导得少一点了)。第二、它的人物也被放大，放大到首从颠倒的程度，事实上，有些人的地位在比例上实在没这么大。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反袁掠人之美 2

例如国民党出版的《国父图像墨迹集珍》，在图片说明中，“讨袁时代的蒋公中正”旁边，又有“在上海追随蒋公并肩奋斗的吴忠信”，吴忠信字礼卿，是安徽合肥人。一八八四年生，十七岁时候，入江南武备学校。二十二岁(一九O五年)毕业后，做到管带(营长)级的军官。二十三岁(一九O六年)时候，由杨卓林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搞革命。第二年(一九O七年)，杨卓林谋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不成，被杀，吴忠信密谋日亟，被端方怀疑，不准他再带部队，改任标(团)司令部正执法官。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吴忠信参与光复南京，任总司令部总执法官，兼兵站总监。一九一二年孙文任临时大总统，吴忠信任首都警察总监。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五日，参加肇和起义。一九—七年到一九一八年间，在陈炯明任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任第二军军长时候，吴忠信任第七支队司令兼汀州绥靖主任，当时蒋介石是第二支队司令官。从这些吴忠信的记录看，他早年的风光，显然在蒋介石之上，蒋介石所有的参加肇和起义等事迹，吴忠信都有，而吴忠信早在民国元年就做上首都的警察总监，其革命历史之悠久，更是先声夺人了。肇和起义，据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司令长官是陈英士、参谋长是吴忠信，吴忠信位在蒋介石之上。从一九一六年杨庶堪等联名信上的排名，仍可证实到这一点。如今国民党改写历史，变成了上司“追随”起属下来了。(参阅邵元冲《沪军都督陈公英士行状》与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

更可注意的是，邵元冲所述“战争发动及攻击计划”之中，在十一行负责人名单中，提到的人名是陈英士、吴忠信、黄鸣球、杨虎、孙祥夫、夏尔玙、薄子明、阚钧、沈侠民、朱霞、谭斌、陆学文、姜汇清、曹叔实、杨靖波、余建光、杨沦白、周淡游、邵元冲十九人，却独独不见蒋介石。

事实上，蒋介石的重要性，只是在“策动”、在提出计划而已。可是，细看他所拟定的计划书原文，却发现肇和起义的实行，和计划书根本南辕北辙。计划书中明明有这样的结论：

昨日计划以海军为根据地，再三思虑，终非完全之策。以后海军戒严，及敌军注意防备海军以前比较，不啻数倍已也。且黄浦戒严，其两岸行动不胜其难；况运动水上警察，亦非数日间可以见效也。吾军若注全力于海军，其事甚难，其效非易。为今之计，不如舍此而他图，或不偏重海军而与陆军并重，或先图陆军而以海军为从也。兹以各计划缮述如下：

海军不能防护制造局不过壮制造局之声势而已，而其所持者陆上炮队也，防御工亭也。吾军所缺者，炮队也。以无炮队故不能破坏其防御工亭，即不能陷落其制造局之要塞也。若有炮台为之根据，则制造局无不下之理，而海军亦所壮其威也。惟制造局附近炮队营野炮无几，且敌军防备严重，而地势又在敌军包围之中，即或占领，亦难久持，况无步兵为之掩护，必易为敌军所扑灭也。鄙意以为占领其沪上附近各炮队三分之二，即占领其驻扎炮队地点二处，虽无海军为之补助，亦必可以横行淞沪也……

但是事实上呢？肇和起义却明明是从先拿海军着手。可见《蒋总统秘录》所说，“计划为陈其美所采纳。在后来被称为‘肇和起义’的一页史迹，就是依据这个计划进行”的话，是完全没有根据的。邵元冲《肇和战役实纪》述及“战役真相及失败情形”，两次提到蒋介石，但都排名在吴忠信、杨沧白之后，并且完全没提肇和起义是照蒋介石计划执行的。

邵元冲又透露，肇和起义真正的元勋是杨虎。他说杨虎才是真正上第一线、攻下肇和军舰的人。最后因为其他原因配合不上，“杨君知已无可为，不得已易装泅水而遁。”杨虎在肇和起义后，一九一八年在孙中山手下做大本营参军，后来任湖北军总司令。一九二二年又做孙中山总统府参军。这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逃到军舰上，杨虎一直是护卫者。孙中山由楚豫舰上转到永丰舰是六月二十三日，直到二十九日，蒋介石才到。

杨虎在无情的政坛上出局，竟因而在历史上也出了局，真不可说也，必须要还其历史上的原位。肇和起义的真相是：杨虎是主角，蒋介石只是配角。

一九一六年四月，蒋介石又协助杨虎攻打江阴要塞。《蒋总统秘录》第四册有《总统领导袭取江阴要塞》一节，写“以江苏省为活动重点的中华革命党，在陈其美指挥之下，正争取着发难的机会”。“被列为第一目标的，是在距离上海西北约一百三十公里的‘江阴要塞’。江阴居于长江东流入海、江面陡然宽阔的地理位置：将雄踞在那里的要塞夺取过来，是扼死袁世凯海军活动的战略。”《秘录》所引乃根据一九三三年八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对庐山军官训练营第二期学员的演讲——“革命军官必具的要素”，其中说袭取江阴要塞之役，袭到最后，同志“都纷纷逃跑了，只留我自己一个人在江阴炮台上”，此一说法，跟毛思诚在《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一书中所记不合，亦与杨虎在《肇和兵舰起义事纪》一文所述有异。杨虎明言与蒋介石一道儿离开江阴要塞，并且于离开前还救了蒋介石一命。杨虎在文章最后，殷殷以人当以“义气热情”、“宁稍重感情”为期许，似乎是别有深意的。他说革命党在成功后，“投机分子，力思羼入”，显然是有感而发的。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拜老头子炒股票 1

袁世凯于一九一六年的六月六日去世，孙中山及其党众已无袁可反，但政权仍在北洋手中。中华革命党停止了军事行动，孙中山虽公开声明“恢复约法，尊重国会”，但政治大局上却插不上手，北洋掌实权者根本不理他。在这种局面下，他的党羽蒋介石再次来到上海滩，感到在政治上殊乏出路，决定另谋生计了。

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二年的六年中，蒋介石一直与孙中山保持联系，并且时有来往。在大哥陈其美被袁世凯干掉后，蒋介石虽已直接投靠孙中山，但孙中山本人无所施展，一时之间，亦难有作为。

要在上海滩混，不能不结交头号闻人黄金荣，黄以法租界巡捕，包揽鸦片销售，成为黑社会的头子，杜月笙即出其门下。自民国成立以后的二十年间，正是黄金荣的黄金时代，据黄氏管家程锡文的回忆，蒋介石风闻这位大亨的势力，曾托虞洽卿介绍，拜黄金荣为先生，亦就是投了门生帖子。蒋介石北伐后，以总司令身份回到上海，黄金荣虽退还了门生帖子，但蒋仍亲自登门拜访，以示尊礼，黄亦为蒋军提供十万元慰荣金。到一九四七年，黄金荣八十大寿，蒋介石以总统之尊，在军书旁午之际，于农历十一月初五亲自到黄家花园拜寿，还磕了头，黄金荣急忙起立搀扶。(据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回忆》)足见黄蒋师徒关系，绝非虚传，不惜以国君之尊，履行江湖规矩。

孙中山搞革命，知道没钱不行，他很早就把念头动到开号子、炒股票上面，这一眼光，确比傻乎乎其他革命狂或北洋军阀高杆。杨荫溥在《中国交易所论》第一编《交易所总论》中就指出：“我国之证券交易法，颁布于民国三年。……民国五年冬，虞洽卿与孙前总理鉴于上海有设立交易所之必要，因有组织上海交易所之动议。拟具章程及说明书，呈请农商部核准，而当时部批，仅准证券一项，因未举办。”由此可见，开号子、炒股票，孙中山于此道乃是先知先觉……只是他时运不济，申请经营的证券、花纱、金银、杂粮、皮毛等五种项目，被北洋政府只准了证券一项而已。

照魏伯桢《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与蒋介石》一文的说法，孙中山想开号子、炒股票，“筹措革命经费”，乃是“采纳了日本某政党的建议”而来，这是一九一六年的事。魏伯桢回忆：

过了一年半载，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因为经济非常拮据，共谋生财之道，乃利用前案，进一步与日本某政党所介绍的某企业代表协商关于开办交易所的具体办法以后，即着手进行。首先，他们在上海组织了一个名叫“协进社”的秘密社团谋划其事；其次是拉拢虞洽卿、赵家艺、盛丕华、洪承祁等为社员，以扩大力量；最后又由虞洽卿等再拉拢当时上海工商界中所谓知名人士如温宗尧、闻兰亭、李云书、张澹如、沈润挹、吴耀庭、顾文耀等共任发起人，具呈向农商部申请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

这是一九二O年七月的事。

魏伯桢又回忆：

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理事长为虞洽卿，常务理事为郭外峰、闻兰亭、赵林士、盛丕华、沈润挹、周佩箴等六人。理事十七人，我是其中之一。监察人是周骏彦等。陈果夫当时是第五十四号经纪人，他的老板就是蒋介石。经纪人头上戴白布帽子，帽上各编有号码，以资识别。经纪人卖出买进不拘若干次，成交须经拍板员拍板，以拍定之价格为计算标准，全场均须遵守，不得异议。

当年交易所的理事之一魏伯桢只知道经纪人是陈果夫和陈果夫的老板蒋介石，却不晓得其中内幕。陈果夫曾写了一篇《商业场中》，死后收入《陈果夫先生全集》第五册，文中泄底如下：

在民国九年的秋天，总理命令本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先生把这件事告知了我，并且要我研究这问题，我因此特地到日本人办的上海取引所去参观了两次。不久，蒋先生就要我和朱守梅(孔扬)兄，及周枕琴(骏彦)先生、赵林士先生等商量，组织第五十四号经纪人号，名茂新，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

可见幕后老板不是别人，就是孙中山!

开号子、炒股票，资金哪儿来的？据魏伯桢透露，是“协进社代表戴季陶与日商某企业代表商定办法”而来，戴季陶是蒋纬国的真爸爸、是蒋介石的把兄弟，他们炒作的外援，原来秘密来自日本!

比较起来，“张荣发模式”其实早就被“戴季陶(蒋介石)模式”着其先鞭了，勾结日本人赚中国人钱，张荣发又算老几呢？

魏伯桢说“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共谋生财之道”，当时这群人中，以张静江最有钱，他因贩卖中国古董致富，在上海滩的外国人都知道此一诡计多端的商人，称之为“古董张”(Curio Chang)。日本人石丸藤太在《蒋介石评传》中，述及此一时期“一时被同志认为潦倒的蒋氏，竟在投机事业上成功，做了他将来出世的开端”，说得并不正确。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拜老头子炒股票 2

所谓潦倒，自指袁世凯死后，大小革命党人百般无聊与无奈，经济上也十分拮据，蒋介石并不例外而已。所谓投机事业，乃指由于无聊与无奈，蒋介石与张静江、戴季陶组织“协进社”的秘密社团来牟利。戴季陶的家里原本经商，自小就耳濡目染，亦颇有贱买贵卖的取巧手腕，一入交易所，颇能左右逢源。蒋介石本是盐商之子，也有家传，但此时并无本钱，在交易所里担任经纪人，牌号“恒泰号”，资本三万五千元，每千元一股，共三十五股，由张静江代他认四股。蒋介石很感激，在信中说：“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自反录》第一集第三卷)

以张静江的狡猾、戴季陶的慧黠，加上蒋介石潜在的赌性，三人联手，在投机的股票市场上，大发利市。据魏伯桢回忆，“协进社”开始时，股票仅值三十元左右，然而到一九二O年的春天，每股涨到五十多元，到同年底，再涨到一百二十元。协进社拥有的三万股，张、戴、蒋三人将一万五千股分给其他重要社员，其余一半再卖到市场，另将日商押款七万股赎出，并卖掉三万股。最后每股市价涨到一百二十元，三人的股票一共值四百八十万元，发了大财。

投机生意发得快，大家趋之若鹜，交易所相率而起，如雨后春笋，及至一九二一年夏秋之际，竟有一百四十余家之多，市场既已失控，益之以买空卖空，酿成一九二一年的大风潮，各交易所遂于一九二二年三月宣布停市。蒋介石他们自亦无以幸免，从大富翁一下子变成穷光蛋。

陈果夫回忆这段号子生涯，“好比一场春梦”：

茂新的股本，由一万加至一万五千元，慢慢的又增到三万元。每天开支不到三十元，而每天生意，在最差的时候，佣金收入总在三十元以上，最好则有二千余元，生意的兴隆可想而知。后来我和朱守梅兄又集合了许多朋友，组织一家做棉纱与金银生意的经纪人，号名鼎新，排在第四号，由守梅兄做经理，我做协理，这一来，一门之内，可做花纱金银证券四种大生意，营业更畅旺了。从开始到交易所失败为止，大约做了数万万元的交易，佣金收入总在二十余万元。可惜到第三年，，交易所风潮一起，所有盈余全都倒了，几乎连本钱也赔蚀进去，好比一场春梦。

至于开号子开到春梦一场，显然因过分贪心、经营不当之故。据《虞洽卿事略》(收入《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浙江文史资件选辑》第三十二期)所述：

一九一八年，虞洽卿筹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一九二O年二月开业。虞任理事长，周佩箴、郭外峰、闻兰亭等为常务理事，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国民党人都参加，当经纪人，设恒泰经纪号。交易所本身只居中间人地位，不论买方卖方，都得向交易所缴付佣金，不负担任何风险。孙中山当时因革命经费十分困难，令戴季陶等参加交易所工作，原望以交易所营业所得的一部分，接济东南的国民党人，做活动经费。当时交易所每月支付他们一两万元，倒是尚能如期支付。但后因国民党人想立致巨富，经纪人自己也下手投机，结果失败了，负债二百四十万元，只得放弃了。蒋介石因与虞洽卿是宁波同乡，开始也在交易所做事，这时也负了债，得虞洽卿之助，还清了债务，赴粤投奔孙中山。

陆丹林在《蒋介石、张静江等做交易所经纪的物证》(《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九辑)一文中指出：

张静江、蒋介石等人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牌号是“恒泰号”。恒泰号只是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的经纪人之一，张、蒋等人也不是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东，而是该交易所经纪人恒泰号的股东(或者恒泰号的股东中也有些人是证券物品交易所的股东、监事等，但是蒋介石、陈果夫、戴季陶之流，则只是恒泰号的股东)。他们所干的是这种在交易所的市场上直接做“抢帽子”的投机买卖，纠伙联群、操纵市场的勾当。

陆丹林并寻访出这一票人做投机买卖的合伙契约，上有“蒋伟记”，下签“中正”，就是蒋介石那一股的铁证。

蒋介石蚀光老本之后，从虞洽卿那里取得四万元，跑到广东去，从此以后才死心塌地跟随孙中山。所以，事实上，蒋介石由于投机事业上的失败，才“做了他将来出世的开端”，日本人传记所说的，适得其反。另一方面，这一四万元的取得，也充满了“瑞元无赖”的过程，活像侦探小说，值得大特写。魏伯桢回忆细节如下：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拜老头子炒股票 3

物品交易所监察人周骏彦(奉化人，是我的同学和老友，也是蒋介石的老师)因套利而欠债二十万元，到处被逼受困，再三说情，非二万元不能过门，急得两次跳黄浦被救。某夜，周由陈纪铭(奉化人，大包作头)陪同到我处来，要我设法救他。我自己也是走投无路，只能劝他慢慢想办法。当时大家都穷得叫救命。移时，日本又汇来一百万元，交易所的负责人打算开股东会讨论复业。我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就在这一百万元身上转念头。我的打算是把我所持有的股票先在交易所股东名簿上过了一百个新户头，然后叫庄之盘(字莘墅，奉化人，和我在日本同学)雇一百个人作为股东，在交易所股东开会时到会场去质问交易所负责人，关于交易所五百万元资金和各经纪人保证金及各种交易所缴的证据金到哪里去了等等问题，他们如果俛人出来和我谈判，我就有文章可做了。我把这个打算告诉了周骏彦，以免他再去跳黄浦，哪知他当晚就去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也过不了门，第二天就跑来找我，说他经济上实在没有办法，愿意同我合作。我问他希望得多少，他说希望得二十万元。我一听就当场回绝了。因为日本汇来一共只有一百万元，现在周骏彦想要二万元救他一命还没有把握，蒋介石跑来一句话就要二十万元，这怎么能与他合作呢？不料蒋介石对我来了一手“釜底抽薪”，他暗地贿送了庄之盘一千元，向他拉拢。这样，庄之盘对我的口气就变了。他说：“瑞元(即蒋介石)到你这里来表示合作，你怎么回绝他？”又说，“你初到上海，还不懂上海规矩。虞洽卿不是弱者，在租界上闹起事来。巡捕房不能不管，这就一定要通过法租界的黄金荣。瑞元同黄金荣有交情，你不同他合作，恐怕不容易成事。”我听了这番话，表示同意考虑。庄之盘接着就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他说：如果事情搞成功，拿到的钱先救周骏彦的命，其次给蒋介石做川资去广东之用，然后给我。我同意这个办法。第二天，蒋介石在大东旅馆六楼开了六七个房间，约我去谈。我去后，庄之盘又提出：对这次“战役”，由魏任总司令，蒋任参谋长，庄任前敌总指挥，一切要听魏的命令行事。大家都同意这个提议。交易所股东会开会那一天，庄之盘所雇的一百个人集合起来，我照约定交六十元给庄，蒋介石再给一百元，又加发了每人二角的酒钱。让他们酒醉饭饱后，由庄之盘领进交易所股东会会场，坐满了前几排。虞洽卿一看苗头不对，心知有异，就宣布延会一天。他们当晚请李征五(李在辛亥革命时任沪东光复军统领，他的部下有张宗昌，以后在法租界当“大亨”)商量对付办法，交易所送他五千元。李征五当场拍胸，也找了一百个人来对付。蒋介石看到情况有变，就叫庄之盘“先行退兵”，庄不同意，两个人闹到大东旅馆来。经过谈判，我认为应从长考虑，李征五是熟人，不要紧。而蒋介石却另找了叶琢堂(叶是流氓出身的金融界大亨，他在开赌场时与蒋有交情)，由叶琢堂出面去找虞洽卿，说蒋介石没有法子去广东，要虞帮个忙，开始时虞说蒋搞垮了交易所，还要捣蛋，不能同意。最后谈判结果，虞答应可由交易所拿出六万元，但要在蒋离开上海的那一天才能给钱。事情已经定局，不料蒋介石想独吞这笔钱，又叫庄之盘退兵。庄气得大骂，骂蒋忘记了在大东旅馆说过的话，质问他事情办好为什么不征魏某的意见，又说：“若无魏的命令，我照前约是不退兵的。”这样一来，蒋又不得不到大东旅馆来把他同庄之盘龃龉情形告诉我。我以事既办妥，应请庄退兵。庄到大东后，蒋说预备给周骏彦万把块钱，同时给庄之盘几千块钱。正在这时，邵力子为了《民国日报》也到大东旅馆来分了几千元。其余四万多元的钱都在蒋手，不仅对我什么也不提，而且蒋趁送客之便，一溜就离开了大东。第二天，庄来告我说，蒋介石已密同周骏彦等去广东了。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拜老头子炒股票 4

看了这段文字，蒋介石“瑞元无赖”的流氓性格，可真跃然纸上。

魏伯桢回忆中提到的叶琢堂，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据祝世康《关于国民党官僚资本的见闻》(《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所述：“叶琢堂不仅是蒋介石的奉化同乡，蒋在上海交易所里跑进跑出，也是通过他的关系。蒋在交易所里失败时，生活一度穷困潦倒，常常向叶琢堂告贷。每当交易所散场后，总可在叶家看到蒋。叶同朋友打牌时，蒋老是毕恭毕敬地站在背后，有时还替叶端茶拿烟，伺候客人。叶也以对待学徒的态度对蒋。使唤蒋时就叫‘阿瑞’(蒋的乳名)。蒋到广东投奔孙中山先生时，叶还赠送了三百元旅费。由于蒋叶有这一段历史，蒋就把叶看成一个生死患难的恩人。”可见蒋介石在去广东前颇为狼狈。

可怪的是，在流出的这一时期钦定史料中，对蒋介石开号子、炒股票之事，都讳莫如深，《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在一九二一年一月十日条下收入《与张人杰书》，原文在“七日教言，领悉一是”与“关于弟以后之处世行事，请兄随时指教”之间，加上删节号，经查原文删去的，正是“代认恒泰股份，甚感!请为签字”十二个字!显然居心隐瞒炒股票这一段历史，显然认为“伟大领袖”有此洋场逐利行径，实在不够体面也。这种钦定的书，固然页页都是救国救民的革命大业，但不经意间，仍可找出蒋介石怠于革命的成分。例如该书同年同月二十日条下《附节戴传贤书》中，就泄漏了当戴季陶劝他南下时候，他不但盛怒，还说出“促我出去做事，是促我之寿命”之言，可见他在上海牟利心切、乐不思粤，什么孙中山、什么革命，在号子股票当前，又算什么啊？直到最后玩票成空，才不得已投奔老孙、革他一命去也。

至于开号子、炒股票这两三年的大量盈余怎么朋分的，也是天知道。据单行本《陈果夫年谱》一九二O年《先生二十九岁》条下：

秋，国父为筹措革命经费，策动创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参与筹划者，有蒋公及张静江(人杰)、戴季陶(传贤)诸先生。蒋公嘱先生组织茂新号，担任五十四号经纪人，以其盈余为救济革命先烈遗族之用。

事实上，有否“救济革命先烈遗族”，也无从征信。据与先烈之一林觉民遗族相识的王翼樟（小痴)面告李敖：林觉民的遗族，竟有饿死的惨剧发生!先烈又算老几啊？

《伊索寓言》中有一体例，就是故事讲完了，加上尾巴为读者上一课、加上一条“教训”。蒋介石从开号子、炒股票到搞革命的故事，给人们的“教训”是：人大可以去开号子、炒股票：成功了，可做资本家；失败了，可做政治家。成功了，可做商场大亨；失败了，可做“民族救星”。——成败之妙，原来如此哟!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爱上陈洁如 1

一九一九年的夏天，仍在上海做投机生意的蒋介石，在张静江家里初识一个十三岁的小女生陈风，而一见钟情。由于《陈洁如回忆录》的出版，我们得知这一段恋爱的详情。近人黄仁宇指出这本回忆录中有最基本的资料都不能掌握，“此书之可靠性可想而知”。(见《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二十五)黄氏似不知陈洁如既未直接参与党国大事，间接道听途说以及事后追忆，当然可能有误，岂能遽疑为伪作？最近陈立夫出版的回忆录《成败之鉴》，未能掌握基本资料处多矣，何况陈洁如？陈女这部回忆录最可信赖的部分，应该是她与蒋介石之间的儿女私情，以及两人之间的房笫间事。这些私事陈洁如不仅亲自经历，而且刻骨铭心，不但事实上不会出错，而且最具权威性。

陈洁如原名陈风，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时，在场的还有孙中山与戴季陶。蒋介石当时已三十岁出头，见到十三岁的小女生，即坠入情网，除了异性相吸的原因外，显然由于那天在张静江家中的客厅，孙中山特别夸奖了这位小女生，使蒋介石对“我们总理嘉勉的女孩”，别具青眼，乃穷追不舍。

陈风之所以会在张家出现，乃因比她大五岁的好友朱逸民嫁给张老头子做续弦。与张静江有密切关系，以及被孙中山看上的女孩，在蒋介石心目中当然会有很高的分量。于是表面看来甚是严肃的蒋介石，居然亦会嬉皮笑脸，追起小女生来，并且故意制造狭路相逢，逼女孩子表态的镜头。甚至于约会时，骗不太懂事的陈风，到上海颇有名望的“沧州饭店”，英文名称叫“布林顿旅馆”(Burlington Hotel)，幸而尚能自制，想要强奸而未遂。(参阅《陈洁如回忆录》上册，页二十三至二十八)

陈风惊魂初定，避不见面，蒋介石展开情书攻势，表示拜倒裙边的决心。当陈风的父亲因心脏病骤发，于一九二一年九月七日逝世，蒋介石穿孝服来吊祭，再由朱逸民从中拉线，最后由张静江正式说媒，使陈风的母亲感到为难。有趣的是，陈母仍不放心，雇佣了上海私家侦探调查蒋介石。调查报告乃发迹以前的蒋介石，乏善可陈，更何况此时蒋介石已有一妻一妾，乃决定谢绝，哪知张静江亲自登门拜访，说明蒋妻毛氏已皈佛门，与世绝缘，蒋妾姚氏已同意离异，并强调蒋介石追求的坚定心意。在张静江的大力说合之下，陈母才答允婚事，再劝说女儿下嫁蒋介石。两人订婚后，蒋介石为陈风改名陈洁如。结婚时，张静江为证婚人，戴季陶则为蒋介石主婚，婚礼半西式半旧式，毫无疑问是明媒正娶。

结婚以后，陈洁如才发现，蒋介石在婚前醇酒美人，常逛窑子，生活十分荒唐，并且得了性病，还把性病传染给她，以至于此后两人都无法生育。蒋介石为之悔悟，发誓愿终生只喝白开水，不喝其他饮料，以自我惩罚，陈洁如也只好原谅了他。(参阅《陈洁如回忆录》之记载)蒋介石与陈洁如结婚前，确实是他一生中最荒唐堕落的时期。

蒋介石的元配毛福梅，奉化岩头村商人毛鼎秋之女，生于一八八二年，比蒋介石大五岁。一九O一年结婚时，她十九岁，他只有十四岁，仍然是个顽童，这种奉父母之命的婚姻，当然谈不上什么感情，不过婆媳之间倒处得相当不错。一九O四年春，十七岁的蒋介石带着妻子毛福梅到宁波读书，开始独立的家庭生活，但不久蒋介石要到东洋去，又把妻子送回娘家，再度失去培养感情的机会。一九O八年，蒋介石从日本回上海度假时，毛福梅也来沪团聚，他却嫌乡下老婆土气，无法对答应酬，常大发雷霆，只过了一个暑假，又劳燕分飞。然而毛福梅回到家乡，即有了孕；生下蒋经国。生了儿子，该是毛福梅对蒋介石的最大意义，而毛福梅有了儿子，亦有了寄托，对丈夫的冷漠也日趋淡泊。

辛亥革命那年，蒋介石纳出身寒微而容貌出众的苏州女人姚冶诚为妾。姚氏的身世可见之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八日天津《益世报》的记载：“女出身寒微，当南北和议告成时，蒋随陈英士居沪，陈每过北里，蒋亦偕往，在筵席间见蒋氏，刻意奉迎，终至以身相托。”则所谓“寒微”者，实系出身北里的妓女。蒋介石公然把小妾带回老家，长久以来空闺独守，以及深受传统影响的毛福梅也不以为意，认为男人娶小老婆，早已见怪不怪，甚至待姚氏如姊妹。很多人称赞毛氏的宽宏大量，但毛氏不大度又如何？只是说明毛氏还聪明和识相而已。蒋介石也乐得在家有妻之外，尚有一妾相侍。

毛福梅生了蒋经国之后，一九一六年十月六日又出现了一个蒋纬国，纬国既非毛氏所生，亦非姚氏所出，是哪里来的呢？原来王采玉一定要把经国承祧已故的小儿子，蒋介石得了梅毒不能再生，于是把戴季陶的儿子抱来，取名纬国，又名建镐，与经国的别名建丰相对，自小就当作自己的儿子，我们又何必不把蒋介石视为蒋纬国的父亲呢？不过，纬国虽然有父，仍然无母，蒋介石遂要纬国认姚冶诚为母，由姚氏扶养。纬国原非蒋姓似难确定；然观乎《总统蒋公大裹长编初稿》，一九三O年十月三十一日记毛氏常提及营救经国自俄回国事，引蒋介石日记曰：“余为国何能顾家……宁牺牲一切，虽至灭种，亦誓不承认也。”(见第二卷，页三三五)可知牺牲经国即“灭种”，否则尚有纬国，何至于“灭种”？

第二部分：发迹以前爱上陈洁如 2

另外，我们看到孙淡宁记录的蒋纬国谈话录原稿，更确定纬国与经国原“非血统关系”，并得知纬国系日妇所出，曾于抗战后“独自一人悄然赴日”，见到八十岁的山田纯一郎，找到“青田公墓”，在荒凉的墓园里，向母坟“就地跪拜、默祷念诵之后，才黯然离开”(最后一段引文似由蒋纬国亲笔在原稿上增写)。至少以纬国而言，他早已自知身世。事实上，他在谈话中亦已透露，他自德返国，蒋介石曾亲口告诉他，他不是蒋家的孩子。他的生父乃是他称作“亲伯”的戴季陶。他也不讳言自己有两位父亲。

毛氏为蒋介石侍奉老母，教养经国；姚氏为他扶养纬国，一妻一妾皆职有专守，然而蒋介石于一九二O与二一年之间的日记，不时抱怨一妻一妾，如民国十年四月三日记道：“余于毛氏，平日人影步声皆足以刺激神经……决计离婚，以蠲痛苦，”又如民国九年元旦日记道：“甚恨冶诚不知治家法，痛骂一场，娶妾之为害，实不胜言!”大有出妻休妾之态。《参阅《蒋介石日记中有关陈洁如及家事的记载》，《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六期，页二十四至二十九)按诸时间，此时蒋介石正在上海狂恋陈洁如，可见事出有因。陈洁如毕竟是身家清白而且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子，不可能做第二个小老婆，免不了明媒正娶。北里出身的姚氏，原是侍妾之身，容易打发。但是元配毛氏，既是他唯一儿子的娘，又得蒋母欢心，难以狠下心来。然而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蒋母王采玉死了，年仅五十八岁。蒋介石于办完母丧后，在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晚上，当着经国、纬国，宣读事前写好的文书，与妻妾脱离家庭关系，全文如下：

余葬母既毕，为人子者一生之大事已尽，此后乃可一心致力于革命，更无其他之挂系。余今与尔等生母之离异，余以后之成败生死，家庭自不致因我而再有波累。余十八岁立志革命以来，本已早置生死荣辱于度外；惟每念老母在堂，总不使以余不肖之罪戾，牵连家中之老少，故每于革命临难决死之前，必托友好代致留母遗禀，以冀余死后聊解亲心于万一。今后可无此念，而望尔兄弟二人，亲亲和爱，承志继先，以报尔祖母在生抚育之深恩，亦即所以代余慰藉慈亲在天之灵也。余此去何日与尔等重叙天伦，实不可知。余所望于尔等者，唯此而已。特此条示经、纬两儿，谨志毋忘，并留为永久纪念。父泐。

说穿了，蒋母死了，蒋介石已无顾忌与毛福梅离异，与相爱的陈洁如正式结婚。蒋介石献身革命，需要一个新女性做老婆，毛、姚两氏实在也上不了台面，他休妻出妾自然也就理直气壮了。

然而几年之后，蒋介石的场面更大，爱上了更新而又更出众的女性宋美龄，又要与陈洁如离婚，也更理直气壮了。奇怪的是，他不向陈洁如提出离婚要求，而骗她出国，然后不承认跟她结过婚。蒋陈之间的明媒正娶既可否认，则因蒋陈婚约而与元配毛氏离异一事也不存在，于是一九二七年蒋宋联姻，又必须兴师动众与发妻毛福梅再离婚一次。土里土气又是小脚的乡下人毛氏，除了让风风光光的总司令任意摆布之外，又能做什么呢？

第三部分：粤海波澜多向孙中山讨价还价 1

史家常易受“事后聪明”的干扰，导致意识上的时代错误。蒋介石后来因孙中山的提拔而走运，更一再把自己与孙挂钩，俨然是孙中山最合法、最自然的接班人。史家从事后看往事，受到“后事”的蒙蔽，看不到“前事”的真相，不免误解以及渲染了孙蒋关系。

从孙中山的观点看，蒋介石当然是“自家人”，是他亲信陈其美的小兄弟……是肯打指模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忠诚党徒，但是表示忠诚的党徒不止蒋一个，更何况还有一大帮亲信的“广东帮”，于是在芸芸“自家人”之中，蒋介石不过是一个可资传呼的年轻军人，绝不可能“三千宠爱在一身”。后来国民党剪接照片，凸显孙蒋一对一的形象，只是一厢情愿的“反历史”(A-historical)做法。

再从蒋介石来看，自陈其美死后，他已直属孙中山。孙之地位虽远高于陈，但陈其美那种同乡大哥的亲密关系，绝对无法取代。既然无法在孙中山心目中取得主导地位，蒋介石自一九一六年陈其美遇刺身亡到一九二四年正式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八年之中，对孙的态度是欲迎还拒。他对孙中山交给他的任务，很不热心，经常开小差，甚至在电催之下，仍然游山玩水，姗姗来迟。这种行为自可解释为一种以退为进的心术，甚至意含要挟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然而同时也可洞察到，在这八年革命消沉的岁月中、在孙中山并不得意的时期中，蒋介石的“势利眼”行径。在紧要关头，他情愿回上海玩股票，或登宁波天童寺去散心。让我们来摆史实，以明真相。

一九一七年，北洋“督军团”造黎元洪的反，孙中山乘机南下护法，同行的有章太炎、朱执信、陈炯明等人，并没有蒋介石。孙到广州去筹组军政府、称大元帅，但他是个空头大元帅，除少数卫队外，没有一兵一卒。所依靠的广西军头陆荣廷、云南军头唐继尧并不买大元帅的账，最后气得孙中山又跑回上海，痛斥南方的军阀与北方军阀，都是一丘之貉!

唯一的收获是陈炯明从广东省长朱庆澜收回于反袁战争结束后交出接管的三十个营。(朱氏改编为省长警卫队二十营，见陈定炎《怎样为陈炯明在民国史上定位》，《传记文学》第三七八期，页一二三至一二六)由此一支武力成立了“援闽粤军”，由陈炯明做总司令。这是孙中山手中唯一的枪杆子，也有意将这支军队扩大，在广东建立根据地，于是又派许崇智做第二支队司令，带四个营，邓铿做参谋长。第二年(一九一八)，在总司令部还来了个三十二岁的作战科主任(一称中校参谋)，不是别人，蒋介石也!

当时陈炯明为了培育孙中山唯一的枪杆子，艰苦备尝。虽然如此，陈炯明还是苦撑下来。相对的，许崇智、蒋介石、邓铿等人，在苦撑待变之际，反倒不无动摇。孙中山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三日写信给许崇智、蒋介石，勉以“不可遽怀退志”；同一天写信给邓铿，认为“闻兄颇有离去之意，文意以为不然。……若兄行，则竞兄(指陈炯明)失有力之臂助，将来愈形困难”，就是证明。

“援闽粤军”于一九二O年八月十六日漳州誓师，全军回粤，替孙中山抢广东做根据地。四天以后(八月二十日)，就进入了汕头。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这唯一的主力进军广州之际，蒋介石本人并不在军中。八月十六日，陈炯明在漳州誓师之日，蒋介石本人正在家乡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载这天行踪说：

薄暮，公在飞雪亭畔，倚崖侧乔松，鸟瞰千丈岩瀑布。会大雨，树杪重泉，溅珠喷玉，光色甚奇。登妙高台，南向突出，三面凌空，惟见众山之小、诸流之细，亭下(村名)屋舍俨然。(第三册，页五)

八月十八日，陈炯明在大埔、潮州、梅县作战攻下汕头前，蒋介石本人仍在家乡游山玩水!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明载这天行踪说：

公探隐潭。第一潭幽暗，在峡谷，圆径不过丈余，而深度莫测。潭前涓流一脉，经第二三潭而入大溪。第三潭为一大岩穴，宽约二丈。上有覆盖。峭壁回合，前面开，高可百米突，右有澄湍冲泻。叹为观止。(第三册，页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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