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饭TXT > 军事历史 > 《蒋介石评传》作者：李敖【完结】 > 蒋介石评传(李敖).txt

729.7

作者：李敖当前章节：15741 字更新时间：2026-6-4 17:43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抗命中央 2

据俘虏及百姓均称：蒋中正在南昌附近受伤甚重，闻系子弹中其腹部，因而致亡。俄人鲍罗廷、加伦等亦受伤，均抱头鼠窜而去云云。(《晨报》一九二六年十月七日载《孙军总部捷报》)

其实，蒋介石麾下将士虽死伤惨重，其本人却毫发无损，只是受到惊吓，颜面上更不好看，被第八军军长唐生智瞧不起。俄国军事顾问塔罗夫(Tairov)于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日写给鲍罗廷的密报中有这样一段话：

据我所知，唐生智自与蒋介石在长沙见过面之后，即藐视蒋在军事与政治上的重要性。当蒋目击两个师被击溃后，确实显得不知所措，张皇失措。（Wilbur and How，Missionaries of Revolution 文件六九，页七七三，另参阅页三二四)

唐生智虽没有低估蒋介石的军事能力，但显然小看了他的政治手腕。俄国顾问证实唐确有取总司令一职的野心，但认为唐之“革命性”不够，尚不能称为一革命将军，哪知蒋之“革命”乃虚有其表，一旦反革命起来，俄国顾问只好吃不完兜着走了。蒋介石尚未被揭穿的“假革命”，无疑是俄国人至此仍然支持他的主要原因。

由于江西战场失败的后果，可以威湘粤甚至会导致整个北伐的垮台，所以各方注目。俄国军事顾问加伦亲往武汉求援，中共也调动组织，集中力量拆孙传芳的后台。终于张发奎率第四军十二师自武昌东下，李宗仁则率其第七军自赣北南下，连战皆捷。蒋介石虽于十月十五日制订了“肃清江西计划”，但肃清的兵力还要靠诸侯，左路由李宗仁与张发奎协同作战，右路由朱培德的第三军负责，中路则由程潜指挥，而蒋介石嫡系的第一军一、二师仅为预备队。俄国军事顾问还调派飞机来助战。

这次反攻显与蒋介石的硬攻战术有异，不急于夺取南昌，而把主力用于歼灭敌军主力，并切断九江至南昌的南浔铁路，以绝后援。十一月一日拂晓发动总攻击，次日左路李、张军击败赣北孙军，于三日占领德安。中路程潜部肃清南昌西面敌军，右路朱军兵临南昌外围。十一月四日，孙传芳遣师自乐化来援，朱军左翼阵地动摇，蒋介石急命增援，但加伦将军认无必要，镇定自若，使他“甚惭自信力薄弱”。(见《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五日)阿基莫娃在《中国大革命见闻》一书中，对蒋介石当时的失态有生动的描述：

蒋介石焦躁不安，知道对他来说成败在此一举，一旦失利，他的整个前程就将成为泡影。蒋介石三番五次地当着总军事顾问的面，真正地大发歇斯底里，搓手、哭泣，喊着“一切都完了”，说要开枪自杀。布留赫尔(Blucher，即加伦将军)每次都是好不容易才让这位神经脆弱的总司令平静下来。(页二○四至二○五)

在加伦将军的镇定下，阵地不但未乱而且稳定下来。十一月五日贺耀祖率部攻克九江，孙传芳知败局已定，返回南京。八日进攻南昌孤城，孙军寻即投降，退出城外。九日蒋介石进驻南昌。江西战役获得全胜，虽多赖第七军与第四军的骁勇善战，然而总司令的威信不仅得以挽救，而且加重了他的政治筹码。

江西初胜，蒋介石才命驻守汕头由何应钦指挥的第一军进兵福建，孙传芳的主力既在江西被歼，闽浙实甚空虚，但第一军行军仍然迟滞，至一九二六年年底不战而入福州。至此国民革命北伐军已占有粤、桂、湘、鄂、赣、黔、闽七省，革命根据地亦由珠江之滨，延伸到长江流域，颇似当年太平军北伐的声势。然而不免也像太平天国一样，拥有半壁江山以后，发生剧烈的内斗，而导致国民革命阵营内斗的主角便是蒋介石!

蒋介石借中山舰事件搞政变，削弱了国民党左派的权力，但第三国际方面当时不愿相信蒋之反共反苏，只认为是人事纠纷，依然把他视为“革命将军”，并予以支持。不过包括中共在内的国民党左派，对蒋已有戒心，彭泽民早于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在中常会上议请汪精卫同志早日销假视事(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页五四九)，各省党部纷纷响应，于右任等更电请中央催促，以主持北伐大计。(见同书，页五七五一六○○)七月七日蒋就总司令职，左派迎汪更切，显然欲以汪制蒋。蒋表面上欢迎汪回国主持党务，但私底下认为“迎汪”的目的就是“倒蒋”，并在日记中写道：“从中必有人操纵，绝非大多数之真意，自吾有生以来，郁结愁闷，未有甚于今日也。”(《蒋介石日记类抄·军务》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并怪罪共党从中捣乱，恨得“切齿”。(见同书一九二六年八月三十日)蒋在内心中不容汪，绝无可疑。蒋虽于十月三日发出迎汪电报，实因俄国军事顾问加伦相劝以及形势所逼所致，并非心甘情愿。以蒋而言，权力斗争正来日方长。

国民党中央又于一九二六年九月，决定召开中央及各省区联席会议，开会六次，意在统一党的领导权，选出十三人政治委员会，涵括左、中、右三派，借此罢免蒋介石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以及张静江的代理国府主席，但遭张全力抵制，卒以前方战事紧张要挟鲍罗廷而未果。然而山雨欲来之势，已在眉睫。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抗命中央 3

广州既又成左派重镇，蒋介石乃提出“中央党部移鄂”之议，且于十月二十二日驰电张静江、谭延，力陈“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十八册，页一O五)最后国民党中央于十一月二十六日决议迁都汉口，主要还是由于张作霖与日本起冲突，迁都已无奉张之虑。中央委员与国府委员遂分批北上。十二月二日，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鲍罗廷等一行十余人，途经南昌，蒋介石设宴款待，报告北伐情况，对革命前途充满信心。并于六日晚开始做庐山会谈，讨论政治、外交、财政、军事各问题。蒋于取消主席制以及迎汪回国，均表附议，更积极主张迁鄂，且谓待军事稍定，即赴武汉。(见蒋介石复武汉各界团体电，载《广州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但是当鲍罗廷等一行抵达武昌后，有鉴于广州之党部与政府既已停止办公，遂于十二月十三日决定先组织临时联席会议，以徐谦为主席，暂时执行最高职权。蒋于事后始知，虽于十二月二十日复电赞成，但心中已大为不快。他原以为可以赴鄂出掌大权，孰知鲍罗廷与那批中央委员并未对自己如此重视，甚至连联席会都插不上脚，乃蓄意有所行动。

当中常委代主席张静江与国府代主席谭延闿等一行北上，于十二月三十一日途经南昌，被蒋介石留下，并于一九二七年一月三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会后通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以利政治与军事的配合。同时决议将于三月一日在南昌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再定迁移问题，又拟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等。至此蒋介石已公然以南昌的中央政治会议向武汉的临时联席会议挑战，以争夺“执行最高职权”。武汉方面此时正因占领英租界进行外交交涉，恐影响大局，乃由宋庆龄等致电蒋介石，告以武汉情势，嘱蒋“苟非有军事之急变，不宜变更(迁都)决议，坐失时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四辑，页三七五)，并电请南昌同志莅鄂。

蒋介石不得已于一月十二日偕加伦将军、彭泽民、顾孟余、何香凝等抵达武汉，受到盛大欢迎，催促迁鄂，然而蒋仍执意迁赣。鲍罗廷刻意讽劝，蒋竟视为侮辱，已存决裂之心，未遑多留，即于一月十八日返回南昌。二三天之后，即与张静江、谭延闿联名，以中央名义命令取消联席会议，立即成立政治会议武汉分会，已成公开对抗之局。鄂方发动舆论压力，但更主要的是宋子文控制军费，诚如蒋之军需处长徐桴于一月三十一日电文中所说：“我军命脉，操在宋手，请总座迅电慰勉之，先救目前之急，再图良法，万不可操之过急，致生重大影响。”所以当宋于二月四日亲赴南昌斡旋，不到几天南昌方面就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迁至武昌，至于中央全会则俟东南底定后再开。鄂赣虽未真正分裂，然不过是推迟了决裂的时日，终不免后来的宁汉分裂。

宋子文“说服”蒋介石之后，于二月九日自赣电鄂，谓谭延闿等数日内可莅鄂，但迟迟未见驾临。此时更要求撤销鲍罗廷的顾问职务，鄂方终于领教了“瑞元无赖”的专制与跋扈，遂由徐谦等五人组成行动委员会，拟“从事党权集中”，即想把枪杆子控制在党权之下，形成一种恢复党权运动。此一运动针对蒋不言可喻，如孙科所说：“蒋介石这样把持着党，终有一天要做皇帝了。”(陈公博《苦笑录》，页七十三)但是恢复党权运动虽轰轰烈烈，如二月二十四日武汉有一万五千人集会，却一直没有公开指名抨击蒋介石，一方面有所顾忌，另一方面则是盼望“浪子回头”!虽如此，蒋介石在南昌已公然反唇相讥，声言：“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蒋之演讲载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六日)他已把革命作为权力的代名词了。但是此时他的财政问题尚未解决，只能动口，还不敢动手，表面上仍表拥护武汉中央，呼吁团结，只要求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延至三月七日召开，当然获得中央的同意。

然而当南昌方面谭延闿、李烈钧、何香凝、丁惟汾、陈果夫于三月七日前到达武汉开会，蒋介石却未来，借故与朱培德去阅兵，须至三月十二日才能来开会，并扬言他们如能等我，“就相信他们有诚意，假使提前举行，其虚伪可知。”(《陈果夫的一生》，页一O七)他把准时举行竟说成提前举行，何况三月七日原是他要求的日子。他的蛮横，原想测验一下自己一身举足轻重的分量，但到会人数既足，自无再延的必要，还有不少人讨厌蒋之独裁作风，更不愿为他延期，与会的吴玉章明言：“革命是共同工作的革命，不能由一二人的意思来指挥，不可使蒋同志因此而生错误，若一展再展，诚属非计。”(《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话虽如此，会中当然有帮蒋说话之人，造成紧张气氛，遂以三月七日为预备会。二届三中全会到三月十日正式开幕，十七日结束，仍不见蒋介石出席。全会肯定临时联席会议，决议恢复并提高党权、坚持革命路线与政策、否定非法选举、改选中央常务委员以及各部会委员。蒋介石仍被选为常务委员、军委主席团委员、国民政府委员，但绝非他所期望的独霸地位。新的国民政府虽于三月二十日在武昌宣誓成立，似乎是功德圆满，但蒋介石已恨之入骨，必欲去之而后快。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抗命中央 4

李宗仁已注意到，蒋介石在南昌建立总司令部之后，新客极多，最瞩目的有黄郛、张群。(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八四)这些新客原与革命无关，之所以成为总司令座上的新客，并以张群为其驻沪代表，乃是私人关系。黄郛字膺白，浙江人，迭任北洋政府要职，且曾一度出任内阁总理，在革命党讲来，应是北洋官僚、军阀走狗，但与蒋不仅是同乡而且拜过把子，照样引为亲信，“设宴款待，欢然道故。”(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页二六七)张群则与蒋有同学关系，虽与北伐无涉，即被任命为南昌总司令部的总参议。上海商会主席虞洽卿以及帮派头目黄金荣亦到南昌，表示支持。(见 Wildur,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P．84—85)陈布雷亦于此时到南昌见蒋，成为蒋之文胆。其实于北伐之前，蒋已在广州接待过商界要角王晓籁等人。凡此已见蒋正大肆建立私人的班子。同时还到上海、奉化召引亲戚或同乡，供侍卫、参谋、秘书等职，有如皇帝身边的太监群。黄埔学生此时亦竞相奔走校长之门，蒋也不客气把他们当自己的鹰犬差遣，当然学生中的CP(共党)分子，他是绝对当敌人看待的。(参阅苏文钦《我在蒋介石身边的点滴回忆》页二三九至二四○)帮蒋介石监印的姜辅成，更指出北伐军总司令部的编制非常庞大。 (姜辅成《我为蒋介石监印的岁月》)蒋介石到南昌后，已决心组织自己的权力中心，诚如孙科所说，“自设总司令以来，党国大政无不总揽于一人，党与政府等于虚设”，指蒋在南昌所为，“开个人独裁之渐，启武人专横之端。”(见《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宣言及决议案》)蒋介石想要把党政军一手抓的图谋，已昭然若揭。有趣的是，早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蒋于日记中自谓：“余迩来行动，已近于军阀，尚能负革命之责耶？惩之。”(《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十三册，页四十二页)他显然没有“惩之”，兵至南昌，别开新府，抗命中央，已经实同军阀矣。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喊着革命反革命 1

国民党的二大三中全会在蒋介石拒不出席的情况下，没能真正解决问题，强调“恢复党权”，欲以党来控制枪杆子也徒托空言。不过至少暂时掩遮了波涛汹涌的政潮，以及蒋总司令悍然抗命的威胁，军事行动得以继续进行，然而随着军事的发展，蒋介石权势的上升，政潮与威胁反而与日俱增。

国民革命军继续军事行动，兵分三路，西路唐生智任总指挥，与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夹击河南，中路由蒋介石担任总指挥，李宗仁率江左军，程潜率江右军，沿长江而下，进掠南京、安庆等地。东路白崇禧于二月十日即已占领杭州，等待何应钦自福建北上的纵队，会师后向淞沪挺进，于三月二十日入据上海附近的龙华。稍后于三月二十三日，程潜江右军占领南京，由于革命军之反帝，英美帝国主义于翌日炮轰南京城以示威，死伤约千余人。李宗仁江左军于三月中已达安庆，守军陈调元“附义”，不血刃而定安徽，北洋长江舰队亦于三月二十三日“起义”，北洋军队遂退守徐州一线，至此长江中下游尽入国民革命军之手。夺取长江下游如此神速，鲜遭抵抗，固然由于革命风潮澎湃、民心归向，令敌无斗志。然而同时还有别的奥秘。据于此时访问南昌的俄国汉学家卡沙宁(Marc Kasanin) 探知，蒋介石在南昌发动攻势之前，已用威迫利诱手法，逐步赢得京、沪归顺，因其十分渴望与长江下游的资产阶级结合，然后与革命分道扬镳。(见氏著China in the Twenties，P.196)

蒋介石此时已与军阀、资本家、帝国主义勾结妥协，但绝不肯与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合作，他已决心抗争到底。他于三月十六日临行之前下令解散南昌市国民党党部，直接向“恢复党权”的诉愿挑战，同时又解散南昌学联以及查封《贯彻日报》。十七日抵达九江，枪毙市党部与工会负责同志四人，又于二十三日捣毁设在安庆的省党部与总工会。

蒋介石以枪杆子对付党的行径，武汉中央颇为震惊。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就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愤然说：“(蒋)现在愈闹愈不像话，好像是他总司令的世界，为所欲为，把党的威权弄得扫地，我们如果再不下决心，何必还革什么命!”但是武汉中央政府犹如遥控脱缰之马，难以着力。而蒋介石又玩弄两面手法，骨子里一意孤行，表面上服从中央，如三月三十日还发电请示军事外交方针，以至于连鲍罗廷尚欲“爱惜蒋同志”，帮助他不受反革命包围。(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速纪录》)当然武汉中央也想到过解除蒋介石的兵柄，不仅仅是鲍罗廷与中共党人，国民党中重要人物如谭延、徐谦、顾孟余、邓演达、张发奎等人曾经一再劝说战功甚高的李宗仁，取而代之。(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二八九)但李宗仁以洪杨同室操戈为鉴，不肯答应。三月下旬武汉中央还草拟了一个伺机逮捕蒋介石的密令，由国府代主席谭延闿亲笔写在绸子上，交给在南京的程潜执行，但程潜虽然拥护武汉三中全会决议，但不愿因执行密令而导致国民党的分裂，却没有想到程潜离宁以后，他委托卫戍南京的杨杰与贺耀组竟倒向蒋介石，蒋遂下令调程之二、六两军北上，使整个南京城完全在蒋控制之下，卒令沪杭甬尽成蒋氏天下。(参阅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二六至五二七；另参阅Wu T’ien-wei，Chang Kai-shek’s April 12th Coup of 1927 P．154)

蒋介石于三月二十六日自安庆抵达上海，了解到中共与工会的实力，颇感惊异与不安。缘自三月二十一日，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兵临上海城郊，因怕帝国主义军事干涉，不敢遽攻，然而市内总工会组织第三次大罢工，发动五十万人，终于克复上海。周恩来与顾成章指挥下的武装工人纠察队，约有二千七百余名。蒋抵沪后，立即受到右派分子以及买办、帮会、帝国主义者的包围与支持，实力亦属不小，何况还有包括桂系在内的武力后盾。三月二十八日吴稚晖就提出“请查办共产党”呈文，拟断然结束孙中山的容共政策。

吴稚晖是个进了大观园的刘姥姥，“一贯以插科打诨的丑角姿态出现”，以博取主子的欢心。自中山舰事件以后，一直为蒋开锣喝道、保镖帮腔，此时在沪倡议清党既是奉命办事，也是善体君意。蒋介石蓄意清党已久，到上海后更感“吾道不孤”。但是清党分共牵涉到国民党根本政策的改变，不仅兹事体大，而且影响到整个革命的前途，更不必说因分裂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了。

就在此紧要关头，国府主席汪精卫返抵国门。汪氏不是悄然返国，而是在国民党同志们千呼万唤始归来，尤其是由于国民党内部危机四伏，切望汪能复职扭转乾坤。即使是蒋介石，虽然在心中或私下不愿汪回(见陈公博《苦笑录》)，但在表面上仍然是函电恳请，甚至要派张静江、李石曾到法国去迎驾，说是“非兄速回，不能补救；望兄之切，无由表示，请以兄念弟爱弟者，而测弟孺慕之情为何如”，甚至假仁假义地说：“如兄不来，则弟唯有辞去一切职务，以谢国人。”(引自蔡穗金《汪精卫评传》，页一一五)汪精卫终于绕道俄国，自海参崴回到了上海，那天正好是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愚人节。汪氏回国后的遭遇，确有不少“愚人”的意味。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喊着革命反革命 2

蒋介石亲往码头迎汪，移樽就教，辟室密谈。蒋之意旨十分明确，即要汪跟他一起清党反共赶走鲍罗廷，采取断然措施。这当然也是蒋支持汪“主持一切”的条件。但是汪精卫是国府主席，虽称病出国，主席一职仍由人代行，而三中全会继续被选为党的最高领导人，总不能跟在一个总司令后面擅自做重大的政策改变，否则何异吴稚晖之投靠，更置武汉党中央同志于何地？即使要改变政策，亦应从长计议，召开党的四中全会来决定，诚如汪氏致函李石曾时所说，联俄容共政策，“绝非不可更改，然更改必须依据党的纪律，非可以个人自由行动，亦非武力可以迫成。”(《汪精卫全集》，页一八四)汪之不能应蒋之求，留沪“清党”，是必然的。

蒋介石及其“清党”的附和者显然在汪面前，力数共产党的“阴谋”，要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以及制造恐怖、引发外交冲突等等。这种指控如果属实，当然有违当初国共合作的原则、破坏了合作的基础，于是汪在上海两次往访中共总书记陈独秀，欲探明真相。陈力言绝无此事，亲笔作书，并表之于《汪陈联合声明》之中，以昭公信。阴谋既系谣言，则蒋介石用武力“清党”的主张便无着落，汪自无不维护联共政策之理，故汪陈于联合声明中说：

两党合作，本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重要之点，是在两党大多数党员，双方以善意的态度，解决此问题，方不违背合作之根本精神。中国国民党多数同志，凡是了解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及对于国民党真实态度的人，都不会怀疑孙总理的联共政策。(载《时事新报》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

如果胸怀善意，面对此公开的宣言，自应尽量祛除误解，再谋合作，以完成尚未成功的革命。孰料联合声明公布之后，吴稚晖立即无理取闹，破口大骂，甚至讥嘲陈是中共的总书记，而汪之国府主席恐怕有名无实，暴露出吴氏有恃无恐，甘愿充当蒋介石的打手。足见蒋等“清党”，纯粹为了反共而“清党”、为了巩固一己的权力而“清党”，其他种种看似光明正大的理由，不过是借口而已。事已至此，汪精卫留沪若不顺从蒋之意志，势必纠缠不清，理性解决问题唯有回武汉中央处理。汪于行前致书蒋之亲信张静江，明言赴汉之必要，若谓：

党事至此，以铭之愚，唯有提议开四次会议于南京，以解决纠纷，舍此实无出路。欲达此目的，不得不往武汉一行。(汪精卫一九二七年四月五日致张静江书)

翌晨，汪即乘船溯江而上，于十日舟抵汉口，复职后成为国民党中央与国府的最高领导人，并立即与谭延闿、孙科等协商到南京去开四中全会，以求解决问题，又于十三日，抵汉口的第三天，驰电蒋介石告知，“中央已经决定迁都南京，不日即可来宁开会”，要蒋耐心等待。哪里知道蒋已于四月十二日在上海发动血腥镇压，史称四一二事件。蒋显因汪离沪赴汉而老羞成怒，悍然单干，以示决裂，他虽身为中常委，既没把汪精卫放在眼里，也没有把国民党中央与国民政府放在眼里，更无参与四中全会和平解决纠纷的诚意。

四月十一日晚，蒋介石命投诚的军阀周风岐派兵严守闸北，当晚杜月笙将总工会会长汪寿华骗到家里，尔后杀之。翌日清晨五时二十分，黑社会控制的中华共进会开始向在商务印书馆的工人纠察队攻击，直到上午十时，三百五十名纠察队被缴械。在浦东的纠察队抵抗最烈，死伤也多。同日下午群众集会市体育场抗议攻击工人，南市聚集了五十万人，海员工会宣布罢工。但是上海的商会却通电庆贺镇压，并歌颂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三大流氓头子，摧毁了总工会与纠察队，更希望其他各地效法上海，杀尽共产党。(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页五二八)在租界内的外国势力也颇合作，搜捕共产党员和工人千余人，交给蒋介石。然而上海工人仍不知蒋是幕后的黑手，当日还致电南京蒋总司令，电文曰：

蒋总司令勋鉴：本月十二日晨四时，本埠闸北、南市、浦东、吴淞各处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同时被白总指挥命令二十六军派遣大队悉数追缴，各处均死伤多人。查上海总工会领导全上海工人，数年来与帝国主义者暨军阀不绝的奋斗，最近又不惜重大牺牲，数次武装暴动，响应北伐军，消灭直、鲁军，其功绩灼然可见。其有今日之地位，实以无量数之热血、头颅换来。是以钧座奖赐旌旗，题曰“共同奋斗”。上海收复以来，协同军警维持秩序，毫无轨外行动。彼帝国主义者及反动派，虽百计挑拨，造谣中伤，卒无间隙可乘入。万不料同隶青天白日旗下者，乃有横肆摧残之举，先总理出生入死，从事革命者，全在解放被压迫民族，而临终遗嘱，无念念不忘于唤起民众。钧座为总理忠实之信徒，对此有组织、有纪律、富有牺牲革命精神、有着伟大功绩之工人群众，方保护奖励之不暇，绝无横施摧残之意，伏祈迅赐严命，彻底查究，将所缴枪械悉数发还，并予确实保障，此后不再发生此类事端，庶不致愧对先总理在天之灵，并有自解于普天下之民众，且免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破裂，而为帝国主义所求。党国前途，实利赖之。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引自司马璐《中共党史及文献选粹》第五部，页二十八)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喊着革命反革命 3

蒋迟至四月底五月初，仍公开地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甚至曾于四月六日赠“共同奋斗”锦旗一面给总工会。(见上海《申报》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九日、四月六日)我们只有说，工人群众太不够警觉，竟不知蒋介石早已于四月十一日在南京密令“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并镇压群众运动。要他来“彻底查究”，何异与虎谋皮？不尽此也，四月十三日，工人群众更天真地去周风岐的司令部请愿，但请愿队伍到宝山路时，即遭机枪扫射，时降大雨，血与雨水齐流。同时南市游行工人也遭射击。此日约六十六人被杀，三百一十六人受伤。闸北名流七人当天驰书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谴责屠杀市民。(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页五二一至五二二)蔡、吴、李早已附从“清党”，只有心里窃笑而已（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于三月三日在沪举行“清党”前会议，到会者有蔡元培、吴稚晖、张人杰、古应芬、李石曾，蔡为主席，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续编[二]，页三十七至三十八)，直至四月十五日，死了三百余人，被捕五百余人，逃亡与失踪者五千余人。总工会在淫威下屈服，取消罢工，唯有向武汉中央报告蒋介石罪行。蒋于四一二发动之后，两个月内，声言对共产党须用“决绝手段”，大举捕杀，上海尤成为恐怖世界，主其事者杨虎、陈群被称为“狼虎成群”。屠杀又从上海扩及蒋介石控制下的其他城市。至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于南京召开时，仍然要求各地党部继续“（一)厉行清党(二)重新登记”。(见记录原件，页六)陈独秀的儿子延年固然被捕杀，李宗仁表弟李珍凤也被捕杀。据当时《中国周报》(China Weekly Review)记者斯诺(EdgarSnow)估计，被杀害的“左”倾分子在五千人以上。(见 Powell，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p.157)后来中共说，蒋介石双手沾满了革命人民的血，这应该是最大的一笔血债。然而历史学者黄仁宇却说：“用道德名义解释不足以答复这样的一个历史问题。”(《从大历史的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页八十一)

但此举使武汉国民党党中央大为震惊，四月十三日下午政治委员会开会后，即致电蒋介石责问：

现本党驻沪军队，竟有用武力令上海纠察队缴械之举，显系违背命令，甘为反革命，在党纪上万难宽恕，望即将此次胆敢违犯党纪之部队官长，即刻停职拘捕，听候国民政府查明事实，依法惩办，总司令及总指挥未能事前防范，亦应依法严重处分，并应饬令将已缴枪械，退回纠察队。(《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四日)

十五日国民党中常会又开第七次扩大会议，讨论惩蒋问题，最后一致决议：“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革命生活》第五十八期，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九日出版)但是蒋介石羽毛已丰，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于四月十八日在南京另立中央，制造一党两府，导致宁汉分裂。二十一日汪精卫、谭延、孙科、宋子文等四十人联名发表通电，谴责蒋介石由反抗中央进而自立中央之行为，并号召民众与同志“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败类、民众之蟊贼”。(见《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二日)

通电虽严正，然口诛笔伐于实无补。武汉方面虽有军队，但北方军阀未除，多数倾向北伐讨奉。徐谦甚至说：“反革命蒋介石，用不着出兵声讨，就是用党制裁，开除党籍，免去军职，在东南的革命力量，不久会把反叛的蒋介石，拿送中央惩办的。”(转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五三五至五三六)未免过于天真，结果反被“叛徒”“制裁”了。不过，由于武汉中央急于先击溃北方之敌，东征讨蒋一役得免。蒋介石闯了决裂的穷祸之后，却幸免一场国民党自家兵戎相残的悲剧。

武汉中央痛责蒋介石为反革命叛徒，是合乎事实的。“反革命”好像是一项空洞的政治罪行，但当时所谓“革命”，有其具体内容的。那个革命的渊源是一九二四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精神是联俄容共，方策是发动工农等群众运动，目标是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统一中国。然而蒋介石到上海后立即清党反共驱俄，明显反“革命之精神”：镇压工人，明显反“革命之方策”。据英国的纪录，蒋在上海清除共党与工人，其大胆远远超过北方的军阀(引自Lsaacs，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P.181)，所以一九二七年四月汪蒋上海密谈，汪即以不可牺牲革命的精神、方策、纪律相劝，但蒋置若罔闻，一意孤行。后来的国民党史官辄以共党暴乱，蒋介石讨赤有功为说(如李云汉之《从容共到清党》)，殊不知北洋军阀如孙传芳等自称讨赤军，而蒋正是北伐赤军的总司令。赤军总司令成为讨赤元勋，岂不是革命的最大讽刺？还不足以被称为“反革命”吗？至于勾结军阀与帝国主义，更是反“革命之目标”而行。蒋介石在上海与资本家、买办、地主等结合，固与革命不搭调。暗通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等帮会头目，引为内助，则与革命更加风马牛不相及了。蒋介石平生以革命自诩，实际上却为喊着革命反革命提供了最佳的例证。

上海帮会流氓分子原与共产党也有关系，所以汪寿华才会上当。但蒋介石与他们的关系更加深厚，与黄金荣且有师徒之谊。蒋又用六十万元收买流氓，到各地去打总工会。(参阅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上海区委各部委书记组织会议》)蒋甚至许诺张啸林、杜月笙为江苏水上警察厅正副厅长。(见一九二七年四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日报》)上海流氓势力既然反共清党有功，自然成为蒋介石的党国新贵、地方政要，后来杜月笙成为南京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也就不稀奇了。(参阅苏智良《上海流氓势力与四一二政变》，《近代史研究》一九八八年第二期，页二一二至二二五)李宗仁在回忆录中也提到了上海流氓，由于国民党的提携而登上大雅之堂，颇不以为然。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下野为晋身之本 1

宁汉分裂，蒋介石无疑是“罪魁祸首”，因实由其一手主导，双方剑拔弩张，大有短兵相接之势，幸北洋军阀未除，孙传芳残部与直鲁军主力犹在，意图卷土重来，若宁汉阋墙火并，势必同归于尽。于是双方因情势所逼，各自北伐，同仇敌忾，将内斗暂时搁置。宁方北伐由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分三路于一九二七年五月向陇海路挺进，连战皆捷，六月二日克复徐州。约略同时，武汉北伐之师由唐生智、张发奎指挥，亦抵达陇海一线，进驻郑州。冯玉祥则由潼关攻占洛阳，逼迫奉军北撤，促使山西阎锡山响应。此情此势，原可齐心协力，直捣燕京，卒因宁汉分裂“党”痛未消，各自为政，难以一致，最后各自班师。

武汉方面最初由于蒋之反共而联共，然而由于共产党组织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国共间的利益冲突，亦在所难免，而适于此时，共产国际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强调土地革命，欲动员中共实行土地革命，筹建红色武力。共产国际代表罗易(Roy)并将决议副本送交汪精卫主席，汪感到有违一九二三年孙越宣言，共党有取而代之之意，遂决定“分共”，解除鲍罗廷职务，且于六月六日率团北上，与冯玉祥会晤于郑州，商议“分共”反蒋事宜后，再班师回汉，南下防共，以及部署东征，可见武汉国府于“分共”之后，仍要以武力制裁南京伪府，声讨叛徒蒋介石的。

然而蒋介石却釜底抽薪，于六月十七日面晤冯玉祥于徐州，盛宴款待，结为金兰，并大加利诱，于六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打电话给冯玉祥，“请派兵直捣武汉”，为冯所拒。(见《冯玉祥日记》第二册，页三三七)冯力主宁汉调停，并电武汉促使宁汉合流(见《致武汉汪谭等电》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以完成北伐大业。冯玉祥的态度至少也不助武汉东征，多少于蒋有利，而蒋仍欲回师西攻，解决武汉，只因李宗仁反对，坚持北伐而作罢。(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三一五)不过宁方虽不西攻，汉方仍欲东征，虽因分共延误，精锐确实已向下游移动，蒋介石遂召回李、白鲁南之师。直鲁军乃乘机南扑，于七月二十四日攻陷徐州重镇，南京震动，蒋介石乃亲自出马指挥，反攻徐州，并于出发前的纪念周上，声称不打下徐州不回南京。二十五日专程北上，亲率五军两师，会同白崇禧部，与直鲁军战于淮河、徐蚌之间，蒋以统帅亲至前线，竟被敌人诱之深入以至中伏，使全线溃败，敌军乘胜追击，大败亏输，狼狈不堪，于八月六日仓皇返宁。如此惨败，羞愤可知，更何况誓言在耳，实难以下台，竟枪杀前敌总指挥王天培以泄愤遮羞。

蒋介石原想一举夺回徐州，歼灭孙传芳残部，然后解决武汉。不意徐州未得，却败北如是，幸白崇禧压阵有方、指挥若定，得免全军覆没，然敌炮已临浦口，隔江可闻，颜面何存？而武汉东征之师已沿江而下，步步进逼，可谓左右受敌、内外交攻，实非引退不足以藏败绩之耻、非下野不足以消武汉之怒。武汉国府主席汪精卫早于七月二十三日便公开宣称蒋介石“是党国唯一的敌人、是国民革命军唯一的敌人、是国民党唯一的敌人”!(汪撰《中国国民党告国民革命将士书》，载《民国日报》)武汉既已分共，倒蒋非因其反共，乃因其违纪，此亦蒋自知在兵败之余，非下台不可的原因。

蒋介石自徐州败归之时，即告李宗仁其下台已不可免，并以军事相托，故引退绝非猝然。“辞职宣言”由陈布雷起草，到八月十三日于蒋离宁后才见诸报端，其间两个月，尚须做复出的准备工作以及修改文稿等等。这篇宣言无疑经陈布雷精心包装过，我们必须拆开来看，以见真相。蒋介石首先说：

中正自薰沐总理之教训，即以二义自矢：一、认党高于一切，在党的利益之下，党员个人绝无呈主观、用感情、计利害之余地。二、认捍卫党基为党员最大之天职。苟有逞智弄巧，阳奉阴违，篡夺吾党基础、剽易吾党主义，使吾党名存而实亡者，必竭全力以铲除之(《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卷，页五十二，另参阅《国闻周报》第四卷第三十三期)

他必须下台，即因自南昌以来，以个人之“主观”、“感情”“利害”，抗命党中央，甚至别立中央。武汉中央呼吁“恢复党权”，即针对他而来。他原想以武力解决武汉党中央，无奈兵败，两面受敌，只好引退以解困，而竟以“认党高于一切”为说词，显然欲以“黑白讲”来混淆视听。至于他于宣言中护党的振振之词，从他日后一再“铲除”异己视之，直把个人的权力基础与“吾党基础”画等号，以责成党员为他个人效忠，已藏其机。

他于八月十四日在上海发布的“辞职宣言”中又说：“昔日以党之命令不能不进者，今若认中正一退，可解纠纷，中正固无时无刻或忘归隐也……今既咎戾集于一身，即应自劾而归去，解除职权，以谢天下。”(同上，页五十二、五十七)此话才透露一点天机，已不是假设性的要他退。

第四部分：枪杆子出政权下野为晋身之本 2

李宗仁于蒋下野后赴庐山与汉方会晤，始知唐生智乃欲挥师下芜湖，实如吴稚晖所说：“照唐生智那种气势汹汹，我们两面受敌不了，蒋先生暂时歇一歇也好。”(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页七六二)因蒋之“歇一歇”，汉方才肯派孙科与谭延为代表与李宗仁返宁议和，益知蒋在当时情况下，是非下台不可的。李亦因而体会到蒋下野这着棋下得高明，因一下野即失武汉东征的借口(参阅《李宗仁回忆录》，页三二五至三二七)，至少可为缓兵之计。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还提到，蒋故意散布桂系“逼宫”的谣言，后来无论正史野史竟多以此谣言之成理而信之。李曾要蒋辟谣，蒋笑而不予理会，李怀疑蒋借此打击桂系。(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三二○至三二一)其实“逼宫”之流言，无非想把蒋说成是一“受害者”，而混淆了他下野的真正原因。

接着蒋介石又在宣言中说：

幸赖主义之照临、同志之用命，曾不数月，湘、鄂、赣、闽全告复，此非中正所敢贪天之功，实中央执委会付托之专，用能集中号令，团结内部，不虞牵制，以克奏斯绩也。何图包孕本党之共产党徒，奉鲍罗廷之发纵指示，造作种种蜚语，提出军阀、独裁等口号，冀直接打倒中正，间接打倒国民革命。而本党本军之一部分同志，不悟其奸，竟被所惑，遂以为中正有企图军阀及个人独裁之倾向。(《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三十卷，页五十三)

由此可见，他于下野前夕，已想改写历史。他说“非敢贪天之功”，实把“克奏斯绩”之战功，归诸于己。其实湘、鄂之战，战功属李宗仁、唐生智，底定江南的首功是白崇禧，蒋仅具总司令之名，并无直接关系，而他亲自指挥的南昌之战与徐州一役，却是整个北伐战争中最最惨败的两次。他之下台亦即因徐州丧师的后遗症，竟以“克奏斯绩”来掩饰。此时武汉已分共，他仍以反共来转移视听。他痛骂鲍罗廷，但若非鲍助孙中山改组、若无俄援，广州革命根据地何从建立？北伐何从开始？若非中共大搞群众运动，何能四处响应，不数月而达京沪？他为了掩盖“兔死狗烹”之事实，竟反咬共党一口，予其清党以合理化，并以“打倒中正”与“打倒国民革命”混为一谈，且故意颠倒“打倒中正”之因果关系。至于其“个人独裁之倾向”，在当时即未彰著，亦为其后来行事所证实，还不止是“倾向”而已，日益见诸具体行动矣。

他最后要求“武汉同志克期联袂迁移来宁，共同集合于南京，而谋党国大政之进行”(同上，页五十六)，则不得不承认武汉中央为正统，由汉迁宁，其自立之南京政府自须撤销后并入。他于发表此宣言之后，又于八月十九日发电辞总司令职权。但他并非真正归隐乡里，实继续在幕后策动，并于离宁前便已安排亲信姚琮的警卫师与孙星环的宪兵团，驻守南京城，以及密令何应钦掌握其嫡系部队，其伺机再起的意图已十分明显。既欲再起，时局不能搞得太糜烂，否则覆巢之下无完卵。李宗仁终于八月底九月初赢得栖霞龙潭之役，击溃孙传芳意图南渡之师。但龙潭之战是险胜。若失败，南京固不守，整个江南亦难保，就可到全局溃败的地步。李宗仁指出，紧要关头偶然发现何应钦想收兵保存实力，幸及时制止。(见《李宗仁回忆录》，页三三五至三三六)何若无蒋命，何能出此？但同时蒋亦雅不欲时局太稳定，让汪精卫迁都成功，统一党权，否则将扼杀再出之身价。总之，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借下野以金蝉脱壳，然后见机效“哪吒闹海”，于政潮迭起中脱颖而出，造成“斯人不出奈天下何”的局面，以达到集大权于一身的目标。

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即于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六日电告汪精卫，请将武汉中央政府尽快迁往南京，汪于翌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四十七次会议上，宣称：

迁都南京是中央四月初旬就决定了的议案，何况现在南京政府已经无人负责。据今天所收的报告，也说南京政府已经停止办公，事实上已不存在，那么我们应决定到南京去的方式。(见该次会议速记录)

遂复电李宗仁，决定迁宁。于此可见双方议定迁都南京，表明南京方面自立的中央已经撤销，以武汉中央为惟一的国民党中央，亦为宁汉由分裂而合流的主要前提。汪乃于九月五日率领顾孟余、徐谦、陈公博、朱培德等中央委员，乘舰抵达南京。汪一到就力述，要宁汉合作、党内统一，必须召开二届四中全会，以承续武汉召开的三中全会，亦借此显明武汉中央的正统与合法。但汪到之后，发现宁方中央委员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已经避居上海，很可能受蒋之嗾使，不与汪合作筹开四中全会。汪为了表现合作精神，派谭延闿、孙科两人赴沪沟通。但为胡等所拒。汪遂偕谭、孙以及朱培德、李宗仁、李烈钧、程潜、于右任等要员联袂去上海劝驾。不意不仅胡汉民等不愿合作，而且聚集上海的极右西山会议派老国民党也来搅局。盖因蒋介石于四一二上海屠共之后，即恢复西山会议派林森、邹鲁、张继等党籍，密谈统一党务，早已合流。故沪宁沆瀣一气，刻意在法统问题上大做文章，抵制汪坚持召开的四中全会。如张静江竟声称，武汉政府并非正统政府，前所召开之三中全会乃联共会议，也属非法，故根本没有召开四中之资格，而主张重新召开三中，以衔接二届二中。且不论有违宁汉合作之前提，若以联共为非法，则孙中山联俄容共之一届即应否认，根本要重起炉灶。以张与蒋之亲密关系，此横蛮刁难之语显由蒋之授意。更可注意者，后来蒋再出夺权成功，径自召开四中全会，就不管合法不合法了。更可见张之目的，就在捣蛋，使话谈不下去，无从沟通。

设置

手机

书架

书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