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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蜘蛛的人(一份关于文革的个人记忆)(杨瑞)
1北大荒的纪念
1981年我离华赴美之际,直想把我们这代人昔日做过的梦通通抛却脑后.这些我们从父辈那儿禀来的梦,当年曾使我心血翻涌,热泪长流,而今却已化作一堆恶魇.踏上美国的土地,我发誓要翻开生活的新篇章,让旧日的恐惧、愤怒和锥心的悔恨随风飘去,化解人我之间的防范与隔阂,在麻省这座美利坚的文化大熔炉中再造一个新我.但不久我就发现:这愿望不过是另一场美梦.
往事殊难忘怀;就像我在凌晨3点会不由自主地醒来,那是我70年代初在东北养成的习惯.梦回时,我浑不知身系何乡.空气中的寒意使我想起了北大荒.慢慢地,惨淡的夜色渗人帘拢,涌上心头的是阵阵忧虑.
我离开中国时被迫无奈改换了J－1签证,因此我毕业之后必须回国工作两年.这规定使我根本无法和世界各国来的留学生平等竞争,在美国谋个好职业.
我还听说不久前中央情报局曾派人来麻州大学调查我,当时我们系主任是位浪漫的左派诗人,他不但拒绝回答特工人员的问题,而且指着对方鼻子让他们从大学滚出去.听了这话,我不胜懊恼,又不便对人言说我其实私心希望这位教授能为我美言几句,好让我从此免受中情局的青睐.
在社交和文化上我觉得自己简直是格格不入,在此后的岁月里,任我多么努力,也永远难以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只能做一个孤独的边缘人.
一向心高气做的我有时简直对自己全然失去了信心,甚至怀疑我的头脑是否天生不如别人.
连绵不断的忧思明白无误告诉我此时此刻身在异国他乡.再造一个新我谈何容易!前途既如此渺茫,过往的回忆,尽管时时使我愧悔,倒又显得实在.
于是我任思绪回返故国,回到北大荒我打夜班的养猪场.对一个在伯尔尼、日内瓦和北京娇生惯养长大的17岁的女孩来说,打夜班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头天我先得跟其他人一样干足10小时的活儿,把猪群赶到草甸子上去放牧,回来再喂它们饲料,清扫猪圈.天擦黑,同伴都放工回村吃饭休息了,等最后一个人一走,我就只能孤零零与几百头猪为伍.我的任务是保护它们在夜间的生命安全,外加把它们打起来三次——午夜一次,凌晨3点一次,天亮又一次——逼它们在圈外"方便",免得这帮家伙把自己的"卧室"弄脏.
在这样的夜晚,我手中的马灯织出一个昏黄的光环,闪烁晃动在北大荒无边无际的黑暗里,四面都是大片的沼泽.天风呼啸,月色惨白,有如一个鬼魂在漫游.猪号周围的草到夏天长得有一人高,觊觎猎崽的饿狼常常躲在草丛里伺机进犯.窗外,我的狗在夜半会象狼一样地厉声嚎叫,引得村里其它狗和它们遥相呼应;又或者呼应的根本就是驰过荒原的狼群,我着实分不清究竟是狗群还是狼群在这磐石般的黑夜里引颈长嗥.
冬日来临,长夜漫漫了无尽头.下午4点我就得点起马灯,直到次日9点.户外的平原积雪茫茫,总有二尺多深.第一场大烟泡刮过之后,猪场茅屋的南边就会形成一面坚硬的雪坡,坡顶几齐屋檐高,整个冬天都不会完全融化.午夜后的气温往往降到零下40度,只要一出屋门,朔风扑面,妈妈给的那件厚实的羊皮大衣立刻变得像一张薄纸.
有时暴风雪笼罩着整个地区,我就会想起老乡们讲的故事:有些人在风雪里转了向,恐惧使得他没命地狂奔,跑着跑着终因体力耗尽倒在雪地上,长眠不起,他们的尸体被冰雪封存,颜色如生.来年4月,如果狼群未曾光顾,人们还能在荒原上再度见到这些失踪者的遗容.
还有更倒霉的.有时遇难者距家门仅数步之遥,但因漫天狂风暴雪打得人睁不开双眼,辨不清东西,这些人明明觉得在往前走,其实却在一个地方打转,当地人称之为"鬼打墙".此时,若无他人及时援手,迷途者难免死路一条.
我独自打夜班的时候,脑子里闪过的尽是这些怪异的传说,耳边猪群的鼾声气势恢宏,此起彼伏.我右手持鞭,左手提马灯,在猪圈间巡行.贴身的衣兜里还藏了把锋利的剪刀,这是用来防身的最后一着.
当时我虽只有门岁,也还没天真到居然相信一旦被袭击,剪刀就能救我一命或保我清白.但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别的法子呢?我曾经想过放鞭炮,这倒是个高招,但如何保证既不让鞭炮受潮,又能在情急之下点着它,我实在想不出个好办法.
猪号茅屋的墙上不知谁留下一面锣.我冲着这面锣开心了一阵,琢磨它能派上什么用场.村子里离猪号最近的房子起码也有一里多,由于天气寒冷,这儿的人即使在大夏天睡觉也关着门窗.严冬时节更是把木屑填在两层玻璃窗中间保暖,也就是说冬天的屋子几乎处于全封闭状态.要是夜里猪号真出什么事,敲锣打鼓放鞭炮都无济于事.所以我最好面对现实,别抱什么幻想.
其实我若一开始不主动请缨,谁也不会让我来猪号打夜班,我也就用不着伤这份脑筋了.在我来猪场以前,这儿从没人想到女人还能在猪号打夜班.到了1969年,不知怎么一来二去男劳力不够了,我便向猪号的陈头儿自告奋勇说我也可以参加打夜班.这话开始他听了也没当真,后来他弄明白我不是在闹着玩,便上下打量我,好像他以前不认识我一样.
说起来这也不是我第一次自告奋勇了.1968年夏我就自愿不留北京而来到了北疆.当时我之所以决定这么做,是觉得城乡差别对千千万万的人太不公平,为什么我和我的同学们生来就享受中国所能提供的一切上佳待遇,包括在大城市生活,进重点学校,用一流图书馆,逛各类书店,参观博物馆,以及假日去公园游园和观看各种歌舞戏剧演出,而另一批年轻人只能在穷乡僻壤自生自灭,永远得不到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新中国理应人人平等.我们若真立志改造社会,便须先从自己做起,放弃我们已有的特权,把进城上大学的机会让给贫下中农的子女.至于我们自己,则应到农村去艰苦磨炼,一如革命战争曾经磨炼了我们的父母.最终我们定能消灭中国的城乡差别.我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来到乌苏里江边一个叫做凉水泉的小屯.
来凉水泉不到3个月,我又自告奋勇了一回,要求去最脏的猪号工作.这回我是打算向自己溺战,因为从小我就习惯住整洁的房子,用干净的盥洗设备.我所做的恶梦中最让我恐惧的莫过于被劾稠腥臭的粪便所围困.一脚踩下去,热烘烘的大粪渗透鞋帮,蒸腾的臭气令我几欲晕去.惊醒时,周身都是鸡皮疙瘩.
在我看来,这种折磨比革命先烈所受的严刑拷打还要可怕一百倍.我知道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属于剥削阶级无疑.中国的农民历来以大粪为肥料,喜欢它还来不及.所以我认为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去猪号工作是最好的办法.
打夜班是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自告奋勇.此后我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快的规律:不论在哪个单位,当你第一次站出来自告奋勇时,领导会惊讶地表扬你,但随即,自愿便成了义务.他们觉得这是你分内之事.更糟的是领导会利用你的榜样,对别人施加压力,让人人都成为"自愿者".几个月后,猪号里所有女职工都"自愿"参加打夜班了,可我知道她们中好些人是出于无奈.我开始后悔,觉得我这么做实在有点对不起大伙儿.
事实上我真正悔不当初是在1971年夏,老眯子打夜班出了事的时候.老眯子是当地老乡给猪号的一名哈尔滨女知青取的外号,意思是说她的脑子颇有些迷糊.像多数北方姑娘一样,老眯子长得高大丰满,18岁已发育得很好.一天晚上她在猪号打夜班,事后谁也不知道那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知道第二天老眯子对村里的人说老陈把她给强奸了.
出事时正赶上我第一次回家探亲.等我从北京回村时,老眯子已经调走,调到一个极远的农场去了.当时领导常采取这种做法,说起来还是为她好.不过因此我一直都没机会听她本人讲起这件事的本末.
我听到的都是些不胚而走的流言.猪号的其他女知青告诉我,老眯子那几天哭得很伤心,一边哭一边反复叨叨:"这我可怎么办呀?我没脸见人了.我把我爸我妈的面子都丢光了,以后还怎么做人呢?我不想活了!"
村里的老乡们则说这事不可能是强奸,老眯子准是当时半推半就而事后又反悔了.理由呢?老陈的又不是陌生人.他是猪号的头儿,平日里手把手教她干活哩.晚上大伙儿也常见她去老陈家吃个饭,用缝纫机补个衣服什么的.
这固然不假,不过猪号的女知青谁没跟老陈一起干过活,向他学过手艺?晚上我们也都去他家串过门儿,吃过饭,这在当时叫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正是领导大力提倡的.老陈出身贫农,又当过志愿军,堪称我们"结合"的首选人物.
后来,村里又传开另一种说法,说老眯子忒傻.头一件,她不该跟老陈发生关系,老陈有妻有子,岁数恐怕比她爹还大;再说了,就是有了这事,也犯不着逢人就说老陈把她给强奸了.看看结果好了,领导把她调哪儿也无济于事,这种事一传十,十传百,早晚会传到她的新单位.将来谁还要娶她?她将来名声扫地,没脸见人,也怪不了谁,只能怪她自己不聪明.
事发之后,老陈也曾让村里的第一把手赵指导员盘问了一番,后来他就被调到基建队盖房子去了.有人见此便评说赵指导员袒护老陈,因他俩都是扬州人,是老乡.又有人不以为然,说你还能把老陈怎么着?在中国,一个臭农民你能怎么惩罚他?开除党籍?可他又不是党员;降级撤职?他本来就是平头百姓一个;吊销城市户籍?也不可能;干脆开除国籍,哪个国家又会要他呢?正应了一句俗话:死猪不怕开水烫.
于是老眯子事件就这么不了了之.最后人们把她的闲话说腻了,她也就渐渐被遗忘了.也许这正是她所希望的吧.她离开后再没回来过,也不给任何人写信,完全从我们的生活中匿迹销声了.但她淹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几年之内,时时出现在我的梦里:红扑扑的脸蛋,粗手大脚,一个初长成人的妙龄姑娘.她飞红了脸在笑,开开心心的,我确实从来没见她哭过.
除了这场风波,另一件事也让我对打夜班颇为懊丧.此事起因极小:猪号没有闹钟.这对别人似无大碍,但对我来说,半夜3点让我醒来真比登天还难.
有时一睁眼发现已是红日当窗,这种睡过了头的惶恐我至今记忆犹新.结果所有猪圈都一塌糊涂,其他人得在低矮的棚顶下忍受着蚊子的袭击和臭气的熏蒸,数小时才能把猪圈都清干净.唉,这红着脸向同伴连连道歉的滋味真不好受.即使大家嘴上不说什么,他们的眼神却让我无地自容.这种场合,解释是于事无补的.
可是闹钟哪里是说买就能买得起的?当时,我一个月32元的工资得应付所有的日用开支:伙食12元,剩下的需要拿来买衣服、鞋子、劳动手套、邮票、牙膏牙刷、肥皂洗衣粉、手纸卫生纸、蜡烛电池,再加几听令人绝难抗拒的水果罐头.这还不算,两年内我还得攒下至少30元作为回家探亲的路费.我掐指算算,10块钱一只的闹钟还是买不起.看来我得像别人一样不用闹钟自己醒.
日复一日,有志者事竟成,我终于把自己训练得能在半夜3点准时醒来,就像有谁在我脑袋里装了一只看不见的魔钟.开始我对这一成就兴奋不已,但很快我就倍尝苦果:不管我打不打夜班,这只魔钟准在半夜3点把我闹醒.3年后我离开猪场下大田干活,可我不知怎样才能将此消息通知这永不停摆的魔钟.
又过了两年,我离开北大荒回父母身边读书,仍旧甩不掉这个该死的习惯;80年代,我发现即使远渡重洋,到了地球另一边,这习惯仍像一个幽灵跟定了我.无奈,我只好接受北大荒送给我的这件推辞不掉的纪念.
多少次半夜醒来再也回不到渴望的"黑甜乡",恼得我掉眼泪.1973年我开始自学英文,这之前有整整7年时间我没摸过课本,当时我已经22岁了,重整学业对我殊非易事.我实在不愿夜里失眠,缺了觉我第二天准保头重脚轻,脑袋成了一桶浆糊.这种时候,我真想和上帝也好魔鬼也好达成一笔交易:宁愿少活10年,只要有谁让我不再受此煎熬.
如今我重温旧事,尽管有着酸涩的无奈,却也觉得半夜3点醒来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梦回之时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醒来前的梦境.回想它以及我平生做过的许多白日梦,我开始思考,我不会再遗忘.
在农场,白天干活干得晕头转向,几乎无暇回味梦境.晚上,我们的宿舍是十人一屋,南北两张大通铺,各睡五人,中间隔条四五尺宽的走道.在这样的房间里要想点自己的心思,只能是半夜三更梦醒时.
此刻周围没有警惕的眼睛和竖起的耳朵,我尽可以在夜色保护下们心自问:我到底是什么人?是奶奶那样顽固不化的旧贵族,还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有文化的新农民?是共产主义的可靠接班人,还是骨子里极端反动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否只有为人民服务,做革命的螺丝钉,人生才有意义?生活的目的究竟在哪儿?为了理想,我情愿作出哪些牺牲?又有什么是我几经反复才明白,即使为了父辈和我们的理想,我也决然不能放弃的?为使梦想成真,我们做了多少蠢事?作了多少孽?如果是为了想解救天下受苦人而铸成大错,上天是否会宽恕我们?纵能逃过报应,一个人又如何面对自己良心法庭的审判呢?
2老猴子精
说到梦,谁能不想起那梦蝶的庄周?彩蝶翩然,舞蹈春风,游戏花丛,饮浆吸露,憩息于绿叶之下,其乐也融融.俄然醒来,依旧是庄生,身着青衫,头戴方巾,冥坐书斋,神游北海,玄想天地万物之本性,自问"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我回头打量自己走过的人生路,亦不免时时陷入迷茫.记忆中的景象历历如新,却是连贯不起.昨日的我,何者为真,何者是幻?
50年代,日内瓦湖畔有个黑眼睛黑头发的中国女孩.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忠心耿耿的保姆寸步不离跟随其后.一袭粉红色的纱裙,白色皮鞋,漂亮的发夹,矜持而又不乏友善,令游客啧啧赞叹,一个个将她摄人镜头.
1966年她是一名叱咤风云的红卫兵,跳上火车,南下千里去广州传播文化革命的火种.她曾当面批评省委第一书记是资本主义的保护伞,眼见豆大的汗珠从这位高级干部的脑门上渗出、滚落,心中暗自好笑.她和战友们一纸通令,如飓风席卷,全市几千家私营小店顿时关门.
70年代初她又变作养猪姑娘,面色黝黑,筋骨强壮,头发焦黄像晚秋的干草,十指粗糙有如挫刀.她孔武有力,一肩能扛二百斤的麻袋.说话高声大嗓,最爱就是和着生蒜吃狗肉,连于数杯烈酒而面不改色.虽然衣服和鞋子又脏又臭,她干的活儿却干净利索,而她也弓似为荣.
到了90年代,她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并取得了终身职位.她的爱好是听古典音乐,写作和到世界各地旅行.在美国人眼里,她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在中国朋友看来,她又西化得可以.有人甚至怀疑她是个女权主义者,盖因她过分独立.离婚之后,她并不急于再嫁,而是自己抚养儿子,广交朋友,生活一样过得有滋有味,许多人觉得实在难以置信.
以上这几张肖像画的可能是同一个人么?这个人难道是我么?这些图画中,哪些是本真的我,哪些是粉墨登场的我呢?有时我简直怀疑自己的记忆.然而我清楚记得,早在少年时代就分明感到,我这个人天生矛盾重重,将来肯定不会一帆风顺.
我于1950年12月1日在北京出生.父亲40年代就离开辅仁大学跑到晋察冀去参加革命;母亲在4D年代末毕业于燕京大学,那时她对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也是满腔热情.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她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实现男女平等,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经济,控制通货膨胀,解决知识分子的失业问题.因为这个党的干部都那么廉洁奉公,朝气蓬勃,跟腐败、专制的国民党真有天渊之别.
我小的时候,大人总爱说我们这一代最幸运,因为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到了我身上,情形却有些不同.我的确生在新中国,但刚一岁,父母就把我带去了瑞士.我也是长在红旗下,却不是革命的五星红旗,而是红底白十字的瑞士国旗.这也许是我日后颠颠倒倒,命运多舛的滥觞.
在瑞士我们住过伯尔尼和日内瓦,均为恬静舒适之地.那时家里有4口人:父亲、母亲、二姨和我.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很少见到父母,他们都在中国领馆忙于工作.一清早他们就匆匆离开,到了晚上,未完的工作、会议、宴请使他们一样难以脱身.等他们到家,我早睡熟了.星期天,母亲会睡到中午,而父亲更要睡到下午两点左右.那些年,只有亲爱的老二姨从早到晚陪伴着我.
后来我才知道二姨并不是我家亲戚,而是我的保姆.我出生前不久奶奶把她请了来.从我出生的第5天,也就是我从医院回家的当日,母亲就把我交给她了.此后日日夜夜,都是二姨给我喂奶、洗澡,把我抱在怀里轻摇,我在她呢喃的曲调中入睡.我儿时的记忆充满二姨的音容笑貌.母亲生下我不到一个月即飞回瑞士继续工作了.至于父亲,等到他回国述职第一次见到我时,我已快满一岁了.后来父亲给我在北京过了周岁生日,就把我和二姨都带去了瑞士.
甫至新家,父亲便说:"现在新中国人人平等,今后咱们在一块儿生活,就是一家人,让我们的小瑞叫您二姨吧."
就这样,我学会了叫二姨.对我说来,二姨两个字真比父母加起来还亲.而二姨也把我当成她自己的女儿,5年、10年过去了,渐渐地我居然真的取代了她自己亲生女儿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不知道我的父母什么时候才发觉我和二姨之间竟变得如此难舍难分;也不知道他们发觉后作何感想:他们献身革命,多年来勤于职守,到头来却让一位保姆赢得了他们唯一爱女的心.
当然也不能说我不爱父母;我爱他们.不过这种爱是理性的爱,跟我和二姨血脉相连、魂魄相依的关系完全不同.我和二姨之间有一种神秘的感应,假如一人在千里万里之外横遭不测,另一个人立刻会觉察一种不祥之兆,变得心神不定,恶梦缠身.这种预感难以言表,但在1978年果然应验.而我母亲1976年猝死,我却并无预感,直到第二天父亲拍电报来,才得知这一噩耗.
1957年,我回到北京上小学,才发现我对二姨的依恋不是个别现象.我就读的西苑小学中有不少高干子弟也都跟我差不多,他们对保姆、阿姨,对奶奶.姥姥的感情远胜过父母.有时做父母的受不了,就把保姆赶出家门.也有些为了孩子把老太太留下.这些人后来不少得益匪浅:"文革"中父母受牵连的,孩子却让好心的保姆带回家中当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抚养长大.
二姨对我的宠爱使她盲目,对我的一切缺点视而不见,总觉得天底下谁家的孩子,也比不上她的小瑞.我弟弟小炼当然也挺棒,但说来说去,最聪明最漂亮心肠最好的是我,永远是我.我的一切所为,无一不使二姨容光焕发地为我骄傲.据她说,我记事特早.可这些早年的记忆都是一幕幕孤立的情景,悬浮在我的脑海中,像散落的岛屿,其间联系被忘泉之水淹没,待我提及,便有二姨和父母为我补充并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
在凉水泉,最常在我眼前闪现的是我们在伯尔尼的公寓.晨光透过大扇的玻璃门窗长驱直入,我一睁眼就感到暖洋洋的温馨.见我醒来,二姨脸上绽开温和的微笑,眼角漾出层层细密的鱼尾纹.我知道她一会儿就会去附近的法国面包房买我爱吃的"小老鼠面包"了.
她出门那短短几分钟是我一天中最兴奋的时刻,我想方设法找地方藏起来,藏在衣柜里、阳台上或哪扇门后,等着二姨回家把我找出来.剩下的时间就没有什么好玩的了,我虽有整整一屋子的玩具:洋娃娃、布猴子、八音盒、小房子、大皮球、绕着房间跑的小火车……,但问题是没人跟我一起玩.
有5年时间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倒是有邻居,但我父母从不和他们来往.是外事纪律不允许,还是当地居民害怕赤化,不得而知,总之我童年几乎没有朋友.于是,孤独的种子早早在我心里生了根,日后那幼苗破土而出,长势凶猛,任我怎样奋力锄砍仍枝繁叶茂,终成参天大树.多少年,我曾为此烦恼、自责.直至不惑之年,方知此树为我命中所有,不可去除.我不妨在此绿荫下逍遥自得,修身养性,远离尘世的去来纷争,忘却那错综复杂的人情恩怨.
其实撇开孤独不论,我的童年不可谓不快乐.父母和二姨都爱我,我也爱他们,特别是二姨.那时二姨已年近半百,鬓边有几缕银丝夹杂在满头黑发之中.每天早晨我都在一边瞧她梳头、抹头油,她的头油带着一股淡淡的甜香.抹完头油她便开始盘头,发髻用卡子固定住,再套上一个细细的小网,看着真是又典雅,又古朴.二姨说,自打她出嫁,她就梳这样的发式,已经梳了快30年了.
二姨的穿着也很传统.在我记忆中,似乎总是一袭棉布旗袍,有时银灰色有时深蓝色,因她亲手剪裁,极其合体.在瑞士5年,她对欧洲的时装无动于衷,唯一的洋服是件短裘皮大衣,这也还是我父母送给她的礼物.
像大多数旧式女子一样,二姨没上过一天学.她来我家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可是她却有一肚子故事,讲也讲不完.有些故事是她听戏剧听来的,也有些是她奶奶、姥姥那一代传下来的.我从二姨的这些故事中得知远隔重洋的中国是我们祖辈居住的地方:那儿农民和他们的老牛亲如一家;书生们要进京赶考,考中了状元可以招驸马;皇帝出行要用黄土铺路;一般人家逢年过节都要祭拜祖宗;孝子贤孙有苍天保佑,做了坏事要遭报应.
我百听不厌的是老猴子精的故事,至今我仍记得真切,二姨怎样绘声绘色讲这个故事:
"从前呀,大山里住着一只老猴子精,山下的村子里住着娘儿俩: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和她的妈妈.有一天,老猴子精在村里见了这个小姑娘,看上了她.这老猴子精呼啦啦起了一阵狂风,一时间刮得到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村里人眼睛都睁不开,这会儿功夫,老猴子精卷起小姑娘,腾云驾雾,回到大山它那又黑又深的猴窝.
"老猴子精想要小姑娘嫁给它,小姑娘不答应,说那可不成.老猴子精生气了,他把小姑娘关在山洞里,不让她出来.
"一天早上,老猴子精出去采野果了.小姑娘的妈妈找到了山洞里头,她是跟着老猴子精的黑风一路追了来的.娘儿俩见面,抱头痛哭一场.做娘的然后教女儿等老猴子精回来后如此这般,教完她就躲了起来.
"不一会儿老猴子精驾着云回来了.它一走进洞来,就四下闻了又闻,说:'怎地有生人味儿?可别让我逮着,不然我非扒皮吃了他!
"小姑娘开口道:'别胡说,今儿是我妈来看咱们来了.你不是眼睛红红的老爱流泪吗?我妈她可是有个秘方,专治你的烂眼呢!
"老猴子精一听,心里这个高兴!它的两只眼睛多少年了,一直又红又烂,总也治不好.于是它急忙间小姑娘:'你妈呢?她在哪儿?快叫她出来?我不吃她,我让她给我看病!
"听到这儿,小姑娘的妈妈就走出来了.她一路来时采了不少树胶,现在放进一口大镬里熬得黏黏稠稠的,然后把胶涂在长长的裹脚布上.她叫老猴子精坐好,两只眼睛都闭牢,上药时可不能睁眼.好啦,她用布把老猴子精的眼睛一圈一圈缠个严严实实.
"'你得就这么闭着眼,三天三夜一动也不许动,要是你不听话,你的眼睛就别指望治好啦!'说完后,娘儿俩手拉手赶紧逃出了山洞,平平安安回到村里.三天后,老猴子精想睁眼了,它哪里还睁得开?树胶早干透了,跟布呀毛呀粘在一起,粘得紧紧的!老猴子精用手撕,怎么也撕不开,它的眼睛彻底没治了.从此,小姑娘和她妈妈在一起高高兴兴生活了很久很久."
我喜欢听这个故事.每次听起来,二姨的声音总让我感到危险降临,吓得大气不敢出.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小姑娘,被老猴子精一阵狂风活活攫了去.但我知道我没事儿,二姨在身边呢!她用两只手臂把我搂住,我相信二姨爱我一如小姑娘的妈妈爱自己的女儿,二姨也是智勇双全的人物,比小姑娘的妈妈毫不逊色.将来不论遇到什么神通广大的妖魔鬼怪,二姨也能把我给救出来.
儿时岁月留痕的另一景是伯尔尼郊外的人行道.春雨绵绵时节,路面上蚯蚓爬出爬进,我不敢伸脚往下踩.遇到这种情况,父亲就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我真喜欢这种感觉!父亲当年三十才出头,高高瘦瘦,衣着考究,我很为他自豪.他大步流星,轻快地走在人行道上,三下两下便超过其他行人,还不时地将我左右晃动,我挺怕,死命搂住他的脖子.
我怕的东西,除了蚯蚓,还有很多.大人们在家冲厕所都得事先发出警报免我受惊,二姨更是得看清楚我不在厨房才敢将菜下到热油中炒.小公园里的滑梯我是无论如何不敢上到顶的,对秋千也退避三舍;翘翘板还能尝试,但也只能很慢很慢地升起,且决不能让我的脚离地太远.唯一令我感到安全的地方要算房前草坪上的沙坑了,我每天做的沙糕比对面马路法国面包房出炉的还要多.
雪霁的冬日,母亲有时会带我去屋后一个小斜坡玩雪撬.我穿一件小巧的白色毛皮短袄,母亲则穿墨绿色的羊绒长大衣,新下的雪松松软软,地上留下母亲和我一大一小两行脚印.我们经过一棵树,红透了的苹果还挂在枝头,树叶却落光了.玲珑的小鸟啄着这些果实在玩儿,母亲向鸟儿打一唿哨,鸟儿竞也喳喳作答.我们这就走到了斜坡,雪橇开始滑动,凉风扑面,我紧闭双唇,敛住呼吸.害怕的眼泪不由自主淌了一脸.
二姨说我4岁那年我们真的有过一次大难临头."5月的一天,"二姨说,"你爸你妈带了我们去山上的湖里划船,那天天气真没得说,有太阳,又暖和,你爸打起了瞌睡,小船就自个儿飘呀飘的.突然你爸看到一块警告牌,写着下游是瀑布.他这下醒了,猛地坐起使劲往回划.但这时已经很难了,湖面已经变窄,像条大河,水流得很急.你妈也起来帮着划.太阳慢慢下了山,周围看不到一条船,我们都怕极了.
"我紧紧抱着你,心想要是我们真掉下那瀑布,我就跟你死一块儿了.那一刻,我真后悔离开家乡北京跑到这么远的外国来,要是咱们死在这儿,可成了回不了家乡的孤魂野鬼了!
"那会儿,你妈也沉不住气了,她不停地骂你爸,你爸后来也不耐烦,两人吵了起来,而且越吵越凶.但他们嘴上吵架,手上还是同心协力拼命加劲把船往回划."
"后来怎么样了?我们掉下去了吗?"我问.
"当然没有,你这傻丫头!一艘汽艇来把我们的船拖了回去."
"二姨!我那个时候很害怕么?"
"你倒没有,"二姨说,"你那时呼呼大睡呢,我没把你弄醒."
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到了真正危急的关头,我是唯一一个不感到害怕的.我倒乐意听到这个结果.后来我父母带我去的地方渐渐多起来:公园,餐馆,戏院等等.这些地方我都爱去,倒不见得是我长大了,有了品味,而是我感到外出时别人喜欢我.多年后我们谈起往事,母亲也认为当时的我人见人爱.
"大家喜欢你是因为你那时候特别乖,"她说起来不由得生了气,"想不到回国以后你简直变了一个人,变得连我都不认识了.究竟为什么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无言以对.到了7岁,我的脾气的确开始变坏.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想再做乖孩子了.
我是5岁那年随父母回国的.我们一家包了火车的一个软卧包厢,爸爸.妈妈、二姨和我各睡一个卧铺,我的弟弟小炼还不满一岁,睡在二姨铺下的摇篮里.白天,我整天贴着车窗看风景,欧洲繁华的大城市一个个离我而去,冲上前来迎接我的是西伯利亚和满洲里一望无际的荒原.荒原上有黄色的花,蓝色的湖,六月飘雪,莽莽林草延至天的尽头.旅途用了整整半个月,火车最后在北京的永定门火车站嘎然停下.
我们回到了王府井的奶奶家住下.爷爷早一年已死于肺癌,现在奶奶成了一家之主.其实即使爷爷在世时,奶奶也早已是这个大家庭实际上的当家人了.
3奶奶的故事变成了恶梦
在我记忆里,奶奶的家一直是1956年时的模样,那时我们一大家人——奶奶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媳妇、四个孙儿孙女——都住在这儿.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奶奶家的旧貌已荡然无存.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六户自称"革命群众"的人家未任何人许可,强行搬了进来.他们把患糖尿病卧床不起的奶奶赶到了一间连一扇小窗都没有的储藏室去住,在旧社会,那是连下人都不会住的房间.5年多时间奶奶就一人躺在那儿,直到最终孤独地离开人世.
而那六家人却大模大样瓜分了奶奶的家.一住进来,他们就砍倒了奶奶种的牡丹红,铲了姑姑栽的月季,把游廊封了堆杂物,在院子中间搭起简易厨房,信手拈来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水泥、半截子的砖、三合板、油毛毡.整个院子丑陋得不堪入目.
时光倒流到1956年我们刚从瑞士回国那会儿,奶奶家仍未失其古典美.院落中,四排平房都用青砖灰瓦和上漆的木柱建成.平房前面有廊子,晴天可在此纳凉,雨天则赏雨景.廊子两头连着游廊,游廊的横梁上的花鸟山水,还是太爷爷活着的时候请高手画的.岁月的刻蚀已使雕梁画柱大褪其色,倒是栏杆的扶手被人坐得光溜溜的.游廊之外,灰色的砖墙围住整个院子.老北京城里,这种被称作"四合院"式样的建筑无处不在.
奶奶的四合院里共有三进,第一进中临街的平房是"下房",这排房比宅中其它房子略矮,窗户面北,冬天晒不到太阳,夏天吹不到凉风.听说我太爷爷在世时,此处住的下人有十几口,除了佣人、门房,还有司机、裁缝、园丁.有位从扬州雇来的厨子颇让众人眼红,因为他一个月能拿一百块银洋,这在20年代的北京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扬州厨子烧得一手色香味俱佳的菜肴,父亲却不欣赏.父亲上大学时就偏爱在下房就着咸菜吃窝窝头.他和佣人一起吃饭聊天,从他们那儿学到许多在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他了解到旧中国劳动人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社会是如何毫无公正可言:富人花天酒地,挥霍无度;穷人当牛做马,潦倒一生.很多人累死累活,还是填不饱自己肚子,养活不了一家老小,到上了岁数,血汗被榨干,就只有倒毙街头,连一个亲人,一口棺材也没有……
父亲在下房吃了两年窝窝头,思索着他所目睹的不公.最后他决定:坐而思莫若起而行.他毅然离开北京到了晋察冀,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打败日本、建立新中国而斗争.在父亲的憧憬中,新中国自由平等,人人有其尊严,没有剥削压迫,没有主人仆人,大家亲如姐妹兄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奶奶家遣散了所有的佣人.只有两位老太太例外,一位我们都叫她老奶奶,是姑姑的奶妈,另一位是奶奶陪嫁的丫鬟,是奶奶的父亲早年从南方买来的,她们都坚称自己生是奶奶家的人,死是奶奶家的鬼,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奶奶只得让她们留下.我见到她们时,已都是70开外的人了,白发苍苍,脸似核桃,背驼腰弯,尖尖的小脚.家里谁也不让她们干活了,但她们总闲不住,包揽了洒扫庭除家务种种,而她们还真是帮手,所以那时奶奶只须请一个壮年女佣,日间给这一大家子人买菜做饭即可.
奶奶家另外三排房屋算"上房",高且向阳,冬暖夏凉.第一进的上房是客房,近街,也近佣人房,既方便客人,又不碍着主人家的私隐.虽然过去中国人的字典里找不到私生活这类词,奶奶家的房屋格局使我相信国人嘴上不说罢了,心仍系之,只是这种主客空间上的疏隔迹近奢侈,非大户人家不能尽情享受.
1956年我的外祖父母从上海搬到北京,就住了奶奶家的客房.当时我的舅舅考上了北外的俄语系,外祖父母想住得离两个孩子近些.俄语在50年代的中国红极一时,人人都想学,连我父母也赶时髦学了一阵.可此景不长,几年之间,老大哥成了修正主义者,贸易中断,专家撤走,俄语失宠.舅舅的很多同事找不到工作,只好改行,英语又热门了起来.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世事升沉,殊难逆料.
第二进院子由奶奶自己带着未嫁的姑姑住,姑姑是医生,当时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工作.据说她在从业前读了整整8年的医科大学,读这么久的书真令我难以想象.1956年姑姑30多岁,肤色白皙,面容和善,言语温柔,男女老少朋友众多.每逢星期日朋友们就来看她.有些是她的同行,有些则是她妙手回春的病人.他们就在游廊里坐了啜茶,高谈阔论.说笑的声音,隔老远都能听见,那是人们还没学会关起门来轻声密谈的年代.
没人上门时,姑姑则穿上蓝罩衫,在院里忙她那些花木.她和奶奶都喜欢莳花弄草,两人把最宽敞的第二进院落辟成一个大花圃,从早春到暮秋,花圃里迎春、丁香.紫燕兰、牡丹、月季、菊花等流芳溢彩,常开不败.
家里的饭厅也设在这一排.饭厅很大,朝南有一排窗,北墙还隔出一小间,这一小间房没有窗,顶上吊了盏15瓦的灯泡,白天晚上都是黑黢黢的.1949年以前这间房用来储藏食物.那些年,市面上米面时时因战事突发而告缺,随之价格暴涨.北京的大户人家因都存了粮油以备不时之需.到了50年代,粮价稳定,储藏室遂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若非文革时发生在奶奶身上的事,我压根儿就忘了家中还有这么一间小房存在.
我家和叔叔家合住最后一进院落.我家住东头,叔叔家住西头,中间是颇为幽暗的过堂问.
我有两个堂兄弟小牛和小强,小牛比我大一岁,小强比我小一岁.我对小牛极其佩服,因为他是个攀爬太湖石的好手.太湖石产自南方,几千年太湖的浪蚀风化使它们千疮百孔,具有一种独特的病态美.过去人们不惜千里迢迢将它们通过大运河运至北方,装点皇家园林和大户人家的庭院.奶奶的院里就有若干这样的大石头,其中三块最有味道,瘦皱露透兼备,放在第二进院落的游廊外,其余的则堆砌在第三进院落中间一棵老槐树下.太湖石因其多孔,使我很容易就跟小牛学会了由此爬房上树的秘诀,也使捉迷藏玩出许多花样来.从此,我就告别了那个只敢在沙坑里扣沙蛋糕的安静而腼腆的旧我,变得胆大妄为起来.
奶奶家房间里,所有的家具都是硬木制的,柜子高及屋顶,桌面床侧镶嵌了大理石,石板上自然形成的黑白斑驳的纹路看上去就像一幅幅传统的山水画.床栏、条几.圆桌、方椅四周的木头经过精心雕琢,其图案有的状若云霞,有的状若波浪,又有的状若松枝或蝙蝠.奶奶房间中有一面香樟木雕成的隔断,我曾久久站在这木壁之前意会出花瓶、画扇、香炉、挂轴等等图案.听说这面墙是前屋主溥雪斋设计的,博是一位晚清艺术家,沾点皇亲国戚.夜幕降临,木料的幽香,总被奶奶供养在瓷瓶中大把雪白的晚香玉盖住.
晚香玉的清香于是常使让我回忆起奶奶讲过的故事和灿烂的夕晖在奶奶家的庭院中投下的长长的影子.奶奶早年跟塾师读过书,我在她的床头不时见到像《唐诗三百首》和《红楼梦》之类的书.但奶奶讲的故事都是真事儿,不是书里看来的.
听了奶奶的故事我才知道她的祖先是蒙古旗人,原本生活在东北.他们世世代代都是牧民和好猎手,在马鞍上生,在马鞍上长,在马鞍上死.广袤的草原任他们的烈马驰骋,他们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他们一诺千金,不惜为朋友两肋插刀.而一句侮辱,他们会让对方白刃进,红刃出.
1644年,旗人一路杀向南方,长城也挡不住他们的铁骑,不久便饮马南海.奶奶的祖先必是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因在清朝建立之后,他们的后人世代高官厚禄,并与皇室通婚.又过了两百来年,奶奶家不再有骠勇骑手降生,他们鲜红滚烫的血液日渐稀薄,脸色也变得苍白起来,家族不再尚武,男儿成了文官,女儿成了闺秀.
奶奶的祖父官至刑部尚书,官居一品.但奶奶说饶是这样,老人家日子过得并不舒坦,因为他是个老迷信,坚信所有的人死后都会变鬼,善终之人变无害之鬼,或呆在阴间,或投胎转世,与人无犯,横死的则变为厉鬼,早晚会回到阳间找人雪恨.
这一迷信使得老人常年提心吊胆,在秋审时节格外坐卧不宁.秋风肃杀的日子,全国的要犯都会递解到京,进行最后一轮审讯.讯毕,即将男女死囚拉至城南菜市口当众行刑.奶奶的祖父此时身不由己,只得到场监斩.
刑场上,奶奶的祖父身着官服,高高在上,正襟危坐.众将官如狼似虎,侍立两旁.他每出一言,士兵们都山呼响应,他手握朱笔,刽子手将人犯提至堂前,他只须验明正身,朱笔一点,以示最后判决.笔落之际,犯人的命数算是到了尽头.刽子手一拥而上,犯人顷刻间身首异地,鲜血狂喷,痛苦而恐怖的尖叫被利刃拦腰截断.
刽子手杀头杀红了眼,四周则里三层外三层围满看热闹的男男女女.有人扯着嗓子高声叫好,有人则面色苍白直犯恶心.黄土地将血当酒饮,最后连土地都吸得烂醉了,血积成塘,其色玄黄,微风徐来,腥气弥漫.
施刑过程中,奶奶的祖父俨然是大清帝国的化身,令人敬畏,可谁知他内心正经受着剧烈的煎熬.刑部的职位是太后和皇上赐的,欲罢不能.左思右想,没有退路,唯寄望有朝一日太后和皇上将这一思典转赐他人.此时他被即赴黄泉的男犯女囚怨怒的目光牢牢盯住.这些目光有的祈求,有的绝望,有的被泪雨遮蔽,有的被怒火烧红.在狂乱和苦痛中,偶尔也有一两双异常冷峻、锋利如刀的眼睛,奶奶的祖父不禁为之震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