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这儿我忽然记起,江的对岸是苏联.我的白日梦仍是肥皂泡,跳出油锅又落入火堆.就算我渺如尘芥,也不愿意死成这样.
我品咂着各种自杀方式,渐渐回忆起了我在听奶奶的故事时感到的那种锥心的悔恨.在那个形势下,我别无选择,城池沦陷,若不想落入敌手,受尽凌辱而死,惟有自刎.但眼下,何苦匆匆?真想死,哪个晚上、哪种方式都是现成的,在这个世界上,我本是无名,J、卒,生死不在他人眼里,又何必非死在今天不可?拖到明天再说.过去我太冲动,欠思量,一错再错,形如覆水,我不能再犯致命的错误.
来北大荒就是个致命的错误.如果砍了我的一只手,让我回北京重头来过,我也干.当时我就这么想,我的三个知心朋友,方、丽雅和老宋,也都愿做这笔交易.
我和丽雅成为朋友是因为方的缘故,她俩在上海读中学时就是亲密朋友.丽雅与方不同,她出身于资本家家庭,1949年前家道富裕.丽雅从不说起她的父母,我想他们一定像丽雅那样,很高傲.在我所有的朋友中,丽雅是最有天分的.她会弹钢琴、画画、写诗,而且她长得非常漂亮,月牙眼,亮晶晶的,红润的双腮有两个深深的酒窝.她在人前总是笑,人后才流露其它的情感.我也喜欢这样,在众人面前谈笑风生,不让别人看见我的眼泪.
所以丽雅和我不必用语言表达彼此感受,我们心有灵犀,我可以轻易地透过她的假面看出她的志向、她的孤高、她的自卑和积在心中的悔意,我看她就像看我自己.在我们之间,言辞是多余的,只会给感情的交流带来妨碍.我和丽雅见面时,我们只说些无关紧要的琐碎事儿,但我常常想别人为什么觉察不到隐藏在丽雅满面春风背后的辛酸.她来北大荒的故事不是什么秘密,村里的每个人都耳熟能详.
1968年秋天,上海第一次送知青到北大荒.北疆的生活激发了丽雅和方的无穷想象,她们双双报了名.几天后,方接到了批准的通知,而丽雅没通过政审:她的父母是资本家,到边疆工作政治上不够可靠.
得知这个消息,丽雅搬出了父母家,还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声称和他们划清界线.但这还不行,后来她又写了大字报公开谴责她的家庭,到了这个分上还是没得到批准.方和其他人离开上海的那天,丽雅到火车站送他们.她溜上火车,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呆了四日三夜,车到虎林站时,她走了出来,呈上一份血书,发誓扎根北大荒.领导被感动了,终于让她留了下来.
4年过去了,丽雅前途渺茫.其他知青的父母都疼爱自己的孩子,想方设法把孩子弄回城,而丽雅和家庭断绝了关系,她离开上海前的举动令她父母大失颜面,现在她又怎么能出尔反尔,回过头去求他们呢?再说,即使他们愿意帮忙,也苦于力不从心.
结果,丽雅在凉水泉呆了整整10年.她是1979年和最后一批知青一起返沪的.后来她老觉得腰酸背疼,不知道患上了癌症.再后来她动了几次手术,吃了很多苦头,终在1993年永远离开了人世.对她来说,去北大荒名副其实地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另外一个朋友老宋面临不同的难题.她那年已经26岁,是我们村里年纪最大的知青,比方、丽雅和我都大4岁.村民背后开始叫她老姑娘.她在北京的父母对她的终身大事愁得要死,但老宋对我们说,她绝不在北大荒嫁人.老姑娘就老姑娘,她不在乎.
事实上,方、丽雅、老宋和我,我们四人在一起发过誓,只要人还在北大荒,就决不言婚嫁.我还清楚记得我们说这番话时的情景:那是8月末一个晴朗的下午,早些时候一阵暴雨洗刷了大地,整个天空一尘不染.我们四人手拉手走出村,路边野花成行,收割过的麦地绿茵茵的,一望无际.南风乍起,温暖而湿润,抚摸着我们的脸颊,吹乱了我们的短发,我们一路走到小南山.
在路上我们畅谈未来,扬言不结婚,4个人终身做最好的朋友.只要不结婚,我们就可以每两年享受24天的探亲假,其余的时间我们拼命攒钱,制定计划,盼望下一轮休假.一年又一年,到我们再也走不动了,我们就说好一齐去见上帝.
正说着,一道彩虹梦幻般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个好兆头!飞越天际的七色桥,你要把我们引向何方?即使我们时运多艰,你是不是在告诉我们,有些欢乐还是可以享受得到的?想想:如果我们还能活40年,那么就有20次的探亲假,总共有480天哩.差不多一年半时间我可以活得像个人样,即使剩下的日子得累死累活,也不算太坏.不管怎么说,这儿有彩虹,有我最贴心的朋友.这种生活也许值得过下去,谁知道?
小南山就在眼前,它使我想起几个月前一位军官对我们训的一番话.他咬牙切齿地说:"你们知青做梦都想离开北大荒,偏不让你们走!只要你们活一天,就是三连的人,你们死了,也是小南山的鬼!你们别想再回城,记着我的话吧!"他的话在我们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他对我们似有一种无名之恨,为什么?想到这些话,我决定不能让他的预言在我身上应验.我不能这就自杀了,因为我不想做小南山的鬼!
老宋和我的友情却是在非常情况下一夜之间发生的.有一天已经半夜了,我一个人在猪号干活,宋跑来找我.我吃了一惊,因为过去我们几乎没有说过话,虽然我们都是北京来的,她家在远郊的门头沟.这会儿她走得气喘吁吁,一进门就大声冲我说:
"嘿!杨瑞!你的日记真棒!我特喜欢!每句话都是从我心窝掏出来的!我说不出来,你帮我说出来了!你表达得好极了!真没话说!"
我瞠目结舌地看着她.
"什么什么?我的日记?你在说什么呀?"
这下轮到宋迷惑不解了.
"你到这会儿还不知道这件事吗?告诉你吧,村里至少有50个人已经看了你的日记,其他人明后天也会看到的."
"这怎么可能?日记在我枕头下面.我昨晚还见来着.""我说,你这么这么天真?严指导员那儿也有一份你的日记.就在刚才,他还在动员知青批判你.明天要开大会,你最好先做点儿思想准备."
后来我才知道,老宋也是严要动员的人之一,所以她在头天就听严读了我的日记.我想她大概受毒不浅,于是才跑来通风报信,告诉我一切她所知道的消息.
我怎么也没想到高,一个跟我同院长大,小学和中学都是同学的女孩子,会乘我在猪场干活时偷看了我的日记.看了也罢,她还把我给告了.于是严也看了我的日记,他看完后,还叫高抄了一部分下来.今天召开班排干部会,把我的日记读给这些人听.这些人大都也是知青,老宋是其中之一.老宋说,严读完我的日记后,全场静默良久,很多人若有所思.老宋说她本人被我的日记搅得整个下午都心神不定,到了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过了半夜,她一骨碌从床上跳下,跑到猪号来找我.
听了她的话,我不免东想西想起来.我当然有所警惕,知道自己又惹下麻烦了.同时我极为感激老宋,患难见真情,我真高兴又寻到一个知己.接着我开始气恼,恨自已被人愚弄.看这些人在我背后,在我浑然不觉的情况下,都干了些什么勾当,哪天他们在背后把我脖子抹了,我还一点都摸不着头脑呢!
我更憎恨高的行为.她不但未经我同意偷看我的日记,还为了讨好领导把我给卖了!她怎么这么卑劣?背后捅我一刀.为什么?就我所知,我从来没有得罪过她.严指导员也够可恶的,他怎么能鼓励知青做这号事!还动员大家批判我!他应该批判高才对!教训她一下什么是做人应有的诚实和礼貌.现在倒好,他就因我这本该死的日记判我有罪,我连申辩的权力都没有,只能老实认错儿反省.一切都颠倒了.公理何在!是非何在!
老宋走后,我又把整件事想了一遍,还是不明白高为什么对我这样.我的日记中没什么真扯得上反动的思想.而且一开始是一个革命英雄的日记,到后来我觉得呆在这儿没前途,希望能离开,如此而已.更何况这些话我也并未直说,全是用的隐喻.我其实只把当时聚集在我脑子里一连串的左道旁门和不吐不快的想法,选了百分之十最不具危险性的放在了日记里.
唯一的解释是高想在她上大学的道路上搬掉我这块绊脚石.她知道我在这儿的贫农中间小有威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应该可怜她,而不是恨她.她比我还傻,她于嘛不和袁过不去?她才是赵的心腹党员们的红人儿.至于村里的贫下中农,难道她看不出连他们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仅仅几个月前,虎林县弄出一起"特大反革命事件",一夜之间,这个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搜查了一遍,天知道多少贫下中农受了牵连.单在我们村,就有十好几个人被捕,我的朋友花儿和她母亲季大娘都不幸卷入其中.她们的罪行是用针刺毛主席的脸和身体.而她们自己却对此一无所知.那时毛主席像铺天盖地,报纸上天天都登.村里人用旧报纸糊墙,而女人们又爱在墙纸上临时插一插针.谁一不小心把针插错了位置,便大祸临头,贫下中农立马也成了反革命,得拉去关几个月的牛棚.
花儿关起来后,偶尔我会在远处看到她,我们谁也不敢和对方讲话.她见了我,总是眼圈红红的.真可怜!这孩子已是三分像人、七分象鬼了.她蓬头垢面,衣冠不整,长了一身虱子.对"犯人"的惩罚是:在拘留期间,不让他们洗澡,不让他们梳头.
现在看来轮到我了,牛棚、审讯、虱子……我当然担心啦,无产阶级专政可不是随便闹着玩儿的,3岁孩子都晓得.但这次不知怎的我绝没有上次笔误被赵抓住小辫子那么惊惶失措.
姓严的!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判我个反革命,把我送上刑场?那又如何?倒省了我在自杀的问题上伤脑筋."死猪不怕开水烫",此言不虚.再说,你也不见得真能把我逼上绝路,没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我会跟你周旋到底,玩玩刺犯和黄鼠狼的游戏.即使走到山穷水尽,我也不过就这条性命.但你就不同了,我会叫你这个生全村第一把交椅的人丢尽面子.姓高的,我也得叫你自食其果,从此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不能那么便宜了她.鱼死网破,咱们走着瞧.
严能猜出我的心思么?或者他担心我的日记会在知青心中引起巨大共鸣,就像老宋的感觉一样?我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批判我的群众大会往后推了.他又酝酿了一轮,还是没能如期举行.到了最后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他把我叫到他家,说因为我思想有严重问题,不适宜再做养猪场的班长.现在领导决定,由方来接替我的位置,我去拖拉机队干活.他又说在未来日子里,我必须更认真地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自己云云.
原来不过尔尔!闹了半天他只是把我撸下了原已对我毫无意义的位置.多年后回头再看这件事,端的是因祸得福,盖因那些天我突然发现有人欲置我于死地,我便本能地奋起自卫.镇日预料我的对手下一步要出什么招儿,走哪步棋,倒把自杀这件事远远抛到脑后去了.我不想在"敌人"面前示弱,更不想让他们说我畏罪自杀.那时因为我感到自己蒙受冤枉,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我对于在"文革"初期冤枉他人而受到的良心的重责.别人跟自己过不去,总比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要好过些,不过最好别让他们置我于死地.
这件事的确给我造成了伤害.它摧毁了我的自信,使我神经紧张,这是显而易见的.打这以后,我在日记本里一个字都不敢写了,我的日记在老宋夜访的那天划上了句号:1972年4月30日.在这以后,不论什么不速之客叫我的名字,我都会突然头皮发麻,总觉得最坏的事情就要降临.我常常提防着突如其来的灾难和打击,再也不想被暗处的冷箭射中.这样一来我少不了失眠,少不了做恶梦.
除了日记,信件也是定罪的依据,如果落入一个想整你的人之手.我每收到一封信,读完后马上小心翼翼把它烧了.这也是我父母再三关照的.当时我不觉得有什么可笑,现在想来真令人啼笑皆非.父母的来信每一个字都无懈可击地浸透了革命的词语,用放大镜也找不出任何暇拈,而信的结尾无一例外写上豆大的一行:读完此信,务必立即烧毁.切切!
我在屋门外的走道里烧信,往往并不孤单.其他知青也戒心重重,做这档子事儿实繁有徒.这种场合,彼此心照不宣,只当别人并不存在.每个人都面壁而作,专心对着一小堆火,一张纸一张纸往火里送.烧完后还得用火钳搅一下,确保每一页信都被焚尸灭迹.这一情景使我经常联想到我们是在坟墓上烧纸钱:阴沉的脸,鬼火跳跃,纸灰像黑色的蝴蝶随着旋风飞舞.是谁死了呢?为什么要祭他们?我了无头绪.
22我的初恋,大错特错?
我把所有的钥匙和帐本交给方后,长长舒了口气.4年来我起早贪黑在猪号改造社会和改造自己,到头来落得跟老陈同样的下场.而老陈是我当年想与之一试锋芒的人,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好在所有的恩恩怨怨终于告一段落.
我于是去了拖拉机队十班报到.老隋是班长,李和周是师傅,香和我是助手.
老隋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和我心目中的英雄还真有些距离.他40岁光景,个头矮小,身材瘦削,干活时总一副兴味索然的样子.我后来听说他在机务队以嗜睡闻名,只要手一碰到操纵杆,他立刻就打瞌睡.助手叫醒他,他便索兴把拖拉机交给他们,自己在地头躺下呼呼大睡上几个小时.
李和周都曾当过隋的助手,现在他们成了师傅.他俩对香和我都很好.李对我们的拖拉机了如指掌,他远比隋要精通业务.如果我们有问题解决不了,总是第一个去找他,有时他只要听我们把问题讲完,就分析出症结所在.和他在一起干活是件有意思的事.他心灵手巧,从他那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有时我也感到拘束,因为他百般小心,自己的事他守口如瓶,别人的事也讳莫如深.当然这都可以理解,他虽和我们一般年纪,却不是知青,而是困难时期从四川来的盲流.人们还说他的父亲是地主.
我们的另一个师傅周,则是北京来的知青.1968年他还演过肖继业,当时我们选中他是因为他热情肯干,和戏里的主人公肖继业一般无二.这出戏演过之后,城里来的年轻人唱歌跳舞的热情已成强弩之末,谁也无心再排演第二出戏了.大家各忙各的,我在猪场干活于得晨昏颠倒,周开拖拉机春种秋收,大家逐渐相忘于江湖.
现在我们忽然得以朝夕相处,有很多时间交谈.整个夏天,我们干的活就是在大豆和玉米地里中耕.漫长的白昼,亮丽的太阳,中耕机白色的帆布雨檐下,凉风习习.我们的拖拉机在大豆和玉米的幼苗中穿行,闪亮的犁铧翻起层层黑土,将野草埋进地里.我们镇日像是航行在广袤的绿色海洋上,船尾卷出千堆波涌.
那段日子,我对周充满好奇.我想知道为什么别人说他父亲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但这个问题实在太敏感,提出来肯定尴尬.同时我想周也是听了我的日记的,不知他作何感想.当然他对日记这件事三缄其口.我们只好聊别的.
我记不太清楚那年夏天我都对他说了些什么,零零落落,我讲的不外乎二姨、瑞士和机关大院这类事.他也对我讲了他家的情况:一家六口,父亲在起重机厂工作,母亲是家庭妇女,他是家中老大,三个妹妹还年幼,上小学和中学.
闲聊中,我还了解到他离开北京前家境相当不好.六口人挤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屋子是他父亲的单位50年代分的,那时只有周一个孩子,而且他还小,所以不显得太拥挤.后来,其他孩子相继出世,房间越来越逼厌.他们又在屋子的南头搭了一间简易房.简易房占满了院子的地,还挡住了大房间的阳光,但他们总算又多得了几分空间.邻居们也都这么做.他们的简易房白天是厨房,晚上就成了周的卧室,他在这间小棚里一直住到离开北京.
周的父亲是四级工,每月挣54元,当然这不足以养活六口之家.他家里的人必须到邻近的工厂揽点活儿来:晚上他们全家常在一起糊火柴盒.中国的火柴盒由匣子和小盒子组成,周一家人得分工合作,有人糊匣,有人糊盒,等两者都吹干了,才能将小盒子套到匣子里.每一步都是手工操作的,如此折腾才做成一只火柴盒.
后来我到北京探亲时去他家拜访,坚持要试一试糊火柴盒.整整一个晚上我们5个人紧赶慢赶,才做了200来只,工厂每11只付8分钱,也就是说,整个晚上我们才挣了不到两毛钱.做到后来,我越来越心浮气燥,心想要我于这种活儿糊口,我宁愿饿死!周却说有火柴盒糊就不错了,工厂并不保证供这份活给他们,其他工人家庭也一样困难,愿意干这活儿的人多着呢.
听了这话,我一时语塞.突然我想起小时候,到了夏天,母亲每天都给我5分钱买冰棍儿.我也觉得理所当然,就这么点小钱.我的同学都有零花钱买冰棍儿.现在我才意识到这是多么奢侈的事,对周家来说,5分钱意味着糊63只火柴盒,一瓶一毛五的汽水差不多等于糊200只火柴盒.周和我虽然同住北京,我们却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也许周听了我的童年故事后,对我也一肚子怜悯.又或者他心地好,并不单止乐于帮助我一个人.到天气转凉时,我们得一天两班、一班12小时日夜翻地,赶在地上冻之前将它犁一遍,为的是不误来年的春耕播种.这样我们得在地头吃饭,有时送过来的饭不够吃,周总是让香和我先吃饱.有时变天,我们没带足衣服,他会把外衣脱下来技在我们身上.他有几分幽默,看见我们精疲力尽,他会编出几句笑话,逗我们开心.轮到上夜班,他往往在子夜时分把我们打发回去,自己一个人干到天亮.
我实在愿意与周一起干活,连里100多男青年,谁也比不上他挺拔秀逸,光彩照人.自他扮演肖继业后,他削瘦了几分,越发于练.24岁的年纪,他怎么看怎么舒服,即使穿着臃肿的黑卡其工装.那时,拖拉机手被人叫做油耗子,周也是一只油耗子.但他就是与众不同.他比普通人略高,浓密的黑发也比别人略长,他的眉毛黑而直,皱着眉头看人时,眼睛还透着几分笑.我的眼睛总难从他身上移开,当然那是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时候.我们目光一相遇,我的心跳就加快.
很快到了11月.一个下午,周和我派工派到了一片刚收割完的玉米地,干下去风变得冰凉刺骨,冻雨噼噼啪啪打在车窗上.地里一片泥泞,玉米的秆和根常常把我们的犁给塞住.每当这时,周二话不说,抓起一根铁棍和他油腻腻的棉衣就往车下跳,他得把泥团从犁中间撬下来.而他交给我的任务则是坐在驾驶室里升降和转动犁耙.不一会儿,他的棉衣就全湿透了,裤子和鞋子也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看着他嘴唇变色,牙齿打颤,我几次吵着要下去替他.他只是不依,说他是师傅,我得听话."再说,两只落水的油耗子并不比一只强."他说这话的时候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冲我一笑,我们继续耕地.但到了第二天,他病倒了.
老隋说周发了高烧,三天三夜还不退.那几天,我满脑子全是周的病情.不知他的病有多严重,担心他不能得到合适的药物.过去几年,老陈教给我大量的医药知识,中医和西医我都粗通原理.村里老乡的孩子病了,他们的父母常带着孩子来让我瞧,而不去看赤脚医生.我那时居然就敢给他们拿药,有时甚至给孩子打抗生素.现在想想实在后怕,幸亏没出什么乱子,要是有人一针下去过敏而死了怎么办?话又说回来,不给他们打针,他们也有可能病死,谁说得准?
周生病的时候,我很想去看他,给他带点药.但我不敢去他们宿舍,他们10个男生住一间屋,我怕飞短流长.那时连里流言蜚语纷纷扬扬,像乍起的一天风雪.
到1972年,北大荒的领导总算开了窍,意识到留住知青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他们恋爱、结婚、生孩子.这样一来,他们再想返城真是难上加难.于是一夜之间,红灯变成了绿灯.领导对知青谈恋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知青便乘势结起对来.当然也有不为所动的.
这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20好几了,自身的发育已经成熟,传统与社会家庭也都给我们压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凉水泉村里,捕风捉影的消息一日三传,男女绊闻总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当事人无一例外坚决否认有此等事,有些人是由于不好意思,有些则说的是大实话.个中真假旁人永远也别想闹清.
就在我坐在那儿痴心挂念着周,希望下一餐饭能在大食堂碰到他的时候,我的3个好朋友,方、丽雅和宋出现在我面前.她们要我坦白我是不是爱上谁了,我尴尬之极.听着听着我才觉出她们说的是我和文的关系,显然有人制造了另一段待月西厢的故事.
我暗暗叫声惭愧,舒了口气:"决无此事!我们不过是一般的朋友罢了,绝不是你们说的那种朋友!"
我尽一切可能解释文和我仅仅是同学,彼此借借书,有时也说说话.但我们谈论的事从不涉及个人问题.不管我说得有多真诚,我的朋友们仍向我射来狐疑的眼光.
如果连我的知心朋友都不相信我的辩白,那我还怎么说服村里其他人?这里的人认为婚姻必须门当户对.他们看来,文和我是天生的一双.各自的父母都是教授,我们以前又都是一零一中的学生,等等.但我觉得两个人的背景太相似了,反而容易滋生厌倦.相对无言,看到的不就是镜子里的自己?这倒不是我自有的想法,而是从一本俄国小说中批发来的.
如果我要找男朋友,我愿意找一个与我性格经历完全不同的人.当然我现在根本不想找男朋友,因为我不想陷于这个圈套:结婚生子,扎根边疆,荒度余生.所以连这个"如果"都不成立.
尽管我想得明白,晚上我还是鬼使神差地去了老隋家.我和他妻子江闲扯了很长时间,让她的4个孩子在我身上爬来爬去,最后人家快睡了,我才鼓足勇气,嗫嚅地开口问江有没有可能给周带些药.听罢这个请求,她眯缝着双眼朝我意味深长地一笑,似乎看穿了我的秘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最后她说:
"好吧,香也托我捎药给周,我当然可以把你的也捎上.你们俩对师傅可真关心,嗯?"
我把药放下,脚底抹油地逃走了.暗地里我在想周会吃谁的药呢.他痊愈后,答案很清楚:他故意冷落我,和香说说笑笑,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到了这时,地已完全冻住.6台拖拉机都回到村里检修,昼短夜长,机库外冰天雪地,夜班也不用上了.我抓紧机会向李学拖拉机的有关知识.学的时候,周的一举一动悉数在我的眼中耳中,虽然我没在看他,也没在听他,但我眼前晃动的尽是他的身影,满耳听到的无非是他的声音.有一个念头越来越难以抗拒:我也许应该跟周解释一下,关于文和我的传言是毫无根据的.两个星期以后,我对周作了表白.
从那一刻起,周和我就须臾不可分了.我是说我们的心紧紧联在了一起,而在现实中我们几乎没机会两人独处.白天,众目睽睽之下,我们最多在瞬间交换一个眼神.我们不敢多说话,手当然更不敢碰.晚上,我们也一无去处,大食堂自然是不能呆的,宿舍里一切活动都让别人尽收眼底.其它地方,比如我们的拖拉机驾驶楼或机库,又没有取暖.零下三四十度,在对方手臂里不消叨分钟就冻得浑身发抖,得马上跑回宿舍拥抱火墙.
我回到宿舍,痴痴念念还是想着和周在一起的情形.我开始为他打一双毛线袜.本想为他打件毛衣,怎奈我没钱买这么多的毛线.在这之前,我的手从未碰过针线,也不会使用缝纫机,这一切都是在老隋家向江学的.我为周补衣服时,江在旁边看着我,善解人意的样子.我常被她看得脸红,但我还是很感激她.
周则亲手为我做了一把镰刀,用又轻又结实的黄杨木做柄,这是当地能找到的最好木材.他从木匠那儿借来了工具,先在木头上划线,设计好长度和弯度,再锯出形状,修整打磨细部,使柄端手握之处的弧度正合我手的大小.刀刃是请方圆几十里有名的铁匠师傅打的,周去打这把刀,来回花了整整一天时间.
后来我用这把镰刀在雪中割大豆,感觉与过去我使的镰刀真有天壤之别.恐怕只有连续割过八九个小时大豆,了解这样不断重复、永无休止的弯腰收割会给人的手臂和肩背带来何种痛楚的人,才能懂得为什么我会深受感动并如此珍爱周的礼物.
这就是周和我彼此表达爱情的方式:毛袜和镰刀.没有红玫瑰,没有小夜曲.我亦没有怨艾,和这个地区许多真正的农家青年比起来,我们算颇为幸运的.按本地习俗,婚前男方家庭要给女方家庭许多彩礼,这一风俗60年代中止过一阵,到了70年代又流行起来.彩礼包括至少2000元钱,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邻村就有一位男青年为此发了疯.
我从花儿那里听来这件事.（花儿秋天从牛棚里放了出来.）有个小伙子爱上了同村的一个女孩子,但男方家很穷,满足不了女方家中索要的彩礼金额.女方家也曾给他宽限,要他筹足这个数目.他千方百计,东挪西借,几乎愁白了头发,眼看期限又到了,怎么都还缺一点.于是对方把女儿嫁给了付得起彩礼的人家.小伙子心痛欲绝,不久就精神失常了.我听了这件事非常难过,当时我正与周陷入爱河,我能体会那位小伙子的感受,也在为那位女孩子叫屈.
与这样的悲剧相比,周和我没有这方面的烦恼,但我们的关系从一开始亦困难重重.比如他父亲的历史问题,如果说从前还能回避,现在则不得不放上桌面.70年代,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举足轻重,它关系到这个人一生的命运.
周对我说他的父亲在1949年前是国民党的一个下级军官.他最初在一所普通学校学的无线电技术,毕业不久正值日军人侵,于是他从军抗日,一心想把日本人赶出家园.我不由想到他的初衷亦正是我父亲的初衷,所不同的是我父亲投的是共产党,他父亲投的是国民党.
周说,在抗战中他父亲的无线电台驻扎在云贵一带,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位异族姑娘.她是白族人,为了爱嫁给了汉人,从此背井离乡,跟着丈夫走南闯北.战争还在继续,条件很艰苦,但她用勤劳、节俭和充满爱心的双手把小家安排得尽可能舒适温馨.婚后一年,他们有了一个聪明伶俐的男孩.但这孩子5岁时被手中的爆竹炸伤后不治.孩子的死使母亲悲伤不已,也就在这时,周降临人世.
后来我从周的口中得知他父亲其实在1949年有过一次参军入党的机会,那时解放军中无线电技术人员严重短缺,北京和平解放后,政府曾动员他父亲参军,并答应给他与过去相当的级别,他父亲拒绝了.我听到这里大吃一惊,忍不住说:
"你父亲可真反动!"
周顿时脸色苍白,他定睛看着我,嘴张了张想要说什么,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然后他别过头去,不再置一辞.很长一段难堪的沉默之后,他向我解释说如果他父亲接受了这份工作,就得去和南方的国民党部队打仗,他父亲觉得自己实在难以面对.为此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丢了职业、社会地位、钱财.朋友……
"否则他现在也是革命干部了,"好一会周发出一声微叹.他认为他父亲走错了路吗?他为此而恨他么?我倒恨起他父亲来.过去21年受到的教育告诉我,所有的国民党都是恶棍,杀他们也不为过.更重要的是他这么做对周太不公平.就因为他走错一步,周从出生起身世就如此悲凉.真是一着不慎,后患无穷.
但这一切当真都是他的错么?多年以后,我对周的父亲改变了看法.他拒绝那份工作是出于义气,他宁愿放弃荣华富贵也不肯去屠戮昨日共事的伙伴.也许他不知这么做后果有多严重,还以为像他那样的人走到哪儿都能凭技术吃饭.他过于天真了,1949年后,无线电通讯这么要害的部门,怎么可能雇用他这样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呢?他若用电台联系台湾特务,搞谍报工作怎么办?所以50年代他曾远去内蒙想找一份技术性工作,都没能如愿,悻悻然回到老家北京后,死了心,做了一名工人,出卖体力.
除了他父亲的问题,我们亦难在前途问题上达成共识.我的意见很简单,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我们俩双双自杀,割脉,服毒,迎着暴风雪走出村去,冻死在荒原上,种种死法不一而足.我可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此时的周和我韶华正盛,我们的爱纯洁而热切,远离铜臭和俗趣,赏心悦目,这近完美.自此往后,我们只会走下坡路.尤其在这么个缺乏正义,满目残忍、狡诈、人们互不信任的世界中,经过三四十年的艰苦劳作和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生活,到头来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凡人难免一死,也许到我们肉体死亡时,我们的爱情早就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周听了我的高论,思索良久,最后摇摇头说:"不行,我不能自杀.我死了,我妈会活不下去的.我不能伤她的心,要她的命."
闻罢此言,我着实有些失望.但我也不能怪他,我知道自己的念头大违常理,周不像我,他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三位女朋友听我坦白之后,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你们两人根本不是同一类人!"
"你们的性格完全不般配!"
"你的选择大错特错!"
我明白周和我是两路人,我喜欢他就因为他是他,我是我!我在优越舒适的环境中长大,他却备尝贫困和歧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却依然坦坦荡荡.我的良心上有那么多污点,理应受到天谴;他什么坏事都没做过,生活却对他如此不公.仅仅因为他摊上了那么一位父亲,不论他本人有多优秀,不论他作出了怎样的努力,还是被打入另册,横遭白眼.永远没有机会,永远没有前途,甚至得不到他人的同情.他感到愤怒么?我愤怒!
尽管我对周父亲的历史问题很头疼,但我还是喜欢周,也许我爱上周是因为我想象他的身上会有一股子叛逆精神.但我真想找到这股叛逆精神时,又不见其蛛丝马迹.我们相爱后,周一心希望能结婚成家.我倒是想和他结婚,但我一点都不想在北大荒成家.我试图向周解释,他感到难以理解.
"看看这里的贫下中农,这种日子他们能过,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大家都是人,两只眼睛一只鼻子,你没听当地的老乡说,一个人没有享不了的福,也没有受不了的罪么?"
眼看这话说服不了我,他又换了种办法,援引毛主席语录和报上的社论,说知识青年就应该扎根农村.这话真把我惹恼了,我定睛凝神望着他,弄不清他说这话是出于真心,还是想用宣传来迫我上钩.若是前者,他是个头脑简单的顺民,若是后者,他是个卑鄙无耻的伪君子.
他不是伪君子,我不觉得他像这类人.那么难道他真地相信报上宣传的那一套?也许他只是现实一点罢了.在他看来,领导已经发话,说决不让我们回城,那么我们只好考虑怎么在这里安家.干嘛为了一些不实际的念头而跟自己过不去呢?
不管怎么说,我的朋友真是旁观者清:他和我纯粹是两种人.我后脑长着反骨,他则是个顺民,服从领导,崇拜权威,连谎言都真诚地相信.他逆来顺受,剥削压迫之下仍能心平气和.尊严?也许没有尊严他也可以活,我可做不到!无人格,不自由,毋宁死!
其实这样说对周是有失厚道的.这种种想法都是气话,我知道在他看来,北大荒的生活不赖,他的童年比这更为艰辛.至少目前他能自己养活自己,每个月还能寄10元钱回北京补贴家用.对这种状况他颇为知足,而我却感到不能忍受.
仔细想想,也许在中国本来就有两类人:绝大多数人在正常情况下都服从权威,安分守己,因为生存对他们说来乃诸事之根本.只有一肝部分人,这些人吃穿不愁,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有条件东想西想,挑战权威,不受势力束缚.我父亲曾是这一类人,我或许能属于这一族群?要我脱胎换骨,从此逆来顺受,我实在做不到,我知道这种犟脾气只会给自己添更多的麻烦.
入乡随俗.为什么我不能像周希望的那样过农民的生活?我也不懒,能吃苦耐劳,但我一看到老隋夫妇和他们4个孩子,气就短了.如果周和我在这里安了家,我们一定步他们的后尘.江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周在14年后则会成为另一个老隋.这些念头让我心寒.
其实我很感激老隋夫妇,他们待我们真没话说.那个冬天,看到周和我没地方可去,他们几乎隔天晚上就请我们上他们家吃晚饭,这样晚饭后我们可以坐下来聊天.当然这种场合是不能说悄悄话的.周和隋坐在炕的一头,江和我在另一头.4个孩子在我们之间爬来爬去,翻上翻下.但至少我们可以眉目传情,而老隋夫妇则在一旁有意无意地看着我们微笑.
是不是我们让他们回忆起14年前的一些情景呢?我听说江当时是村里最漂亮最活泼的闺女,好几个小伙子都爱慕着她,最后她嫁了老隋.没收彩礼,也没靠媒人,全是她和他自己的主张.所以他们挺平等,至少结婚那会儿是这样.两人都是国营单位的职工,又都年轻勤俭.
到了饥荒的年月,江丢了铁饭碗,成了"臭家属"老隋却还能在上班时间打打瞌睡.后来我看出,他嗜睡不是因为懒惰或脸皮厚,而是因为有4个小孩,生活又桔据,在家得干很多活儿:打水,劈柴,打草,垛草,种自留地,喂猪,起猪圈,出炕灰,秋收过后去田里始大豆,捡土豆,架栅子,盖苞米楼等等.
老隋被家务缠身,累得半死,他有时也拿江出气,骂她,指责她跟别的男人有染.这些周和我都看在眼里.有人还说他打老婆,我们没看见.但倒霉的事躲是躲不过的,第二年春,老隋查出得了喉癌,后续治疗在100多公里外的密山市进行.长途跋涉,加上生理反应,他苦不堪言.即使享受公费医疗,单是来回的旅费就很可观,使这个小家庭不久就债台高筑.
当老隋在医院为求生而苦斗时,周和我竭尽所能帮助江,她快被生活重压拖垮了.现在她得一人管4个孩子的吃喝拉撒,还得下地干活,不然她根本没有收入.其实她自己也带着病拼命干,她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妇科病,腰肌劳损,但家属没有医疗保险,她连病假都不能请,逞论看医生和买药了.
她在地里刚干完活,接着就得做饭、洗碗、洗衣.补鞋,没完没了,常常顾不上梳头洗脸.看江和其他家属这等狼狈,我仿佛看到了将来的自己.知识青年?只要我们是女人,保不准哪天国家也会让我们退职,像江和其他"臭家属"一样.这样的前景使我胆战心惊,我死也不想跳进这么个泥潭!所以我真开不了口对周说我要嫁给他.到北大荒已铸成大错,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千万不能一错再错,否则我的命运就一了百了,再没人能帮我救我了.
与此同时,看着周难受的样子,我的心隐隐作痛.我做了他的女朋友,给他的只有烦恼.他已经掉了好几斤肉,往日的幽默也难觅踪影,即使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可眼里全写着深深的忧伤.我看他的眼神,真想大哭一场.
因为他父亲的历史问题和他自己童年的经历,周比我要内向和敏感得多.他也许早听到了村里人的闲言碎语.开始时大家都不信我俩会相爱,而后他们似乎不太喜欢这个事实.他们背地里说周是于连,斯汤达的名著《红与黑》中的主角.
这太不公平!周根本不是于连,他清楚我的家道中落,我的父母既没权又没钱,有的只是没完没了的麻烦:老革命是麻烦,知识分子也是麻烦.周是在我坦言相告这一切之后才成为我的男朋友的.他知道的事,别人不知道,他懒得解释,反正说了也没人信.现在,大家等着看好戏,看我怎么把他甩掉.
为什么这些人会有如此邪恶的念头?周又没得罪他们中任何人.也许对他们来说,周生而属于社会底层,他应该明白他的地位,莫作非分之想.按此推想,我一旦嫁给了周,我也应该知道我的地位.我不再是老干部的女儿,而是国民党军官的媳妇,我的孩子是国民党军官的孙子.
初恋使我大开眼界.遍地陷阱,漫天网罗,口蜜腹剑,笑里藏刀.晚上,我一遍遍读曹雪芹的《红楼梦》,对林妹妹和宝玉的爱情产生了共鸣.我开始理解为什么他们要哭、要病、要疯、要死.他们是以心相许的一对,只求厮守在一起度过此生.但在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他们空怀其想,万般无奈.他们做的每件事,都与本愿相违;说的每句话,都刺痛着对方的心.传统和权术,虚伪和嫉妒,情人的血泪斑斑,这就是古往今来的中国!情势比人强,有志者事难成.纵然有铄金的热望,到头来只能是抱恨终天.真叫人欲爱不能!欲生不能!
一如书中的女主人公,到了1973年夏天,我发现自己已经山穷水尽,除非说谎,无论说什么别的,都会伤周的心,唤不回他的欢颜.于是一天晚上,我对他说:
"周,我不能和你结婚,我们相爱就是一个错误!你应该和香结婚,我知道她想嫁给你."
"不!我一点也不爱她!我爱的是你!你怎么能对我说这种话?"
我哽住了,眼泪涌了出来.一开了头,就再也止不住,只觉得天地间除了愁苦充盈,再无它物.悲怆竟无边无涯!我的心沉到了苦海的海底.中文里有"伤心"二字,我这下才算是尝到了伤心的滋味.我的心在淌血,一阵阵疼痛难忍.周过来劝我,他根本劝不住,后来他便只能搂着我,和我一起哭.我们强忍了这么久,苦涩的眼泪泡着心,现在这泪水终于决堤而下,任什么也挡不住.在此之前,我从未有哭成这样的时候,此后也再没试过.至于周,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见他流泪.
那天晚上,我反复问自己:
——你爱他么?
——当然爱!
——如果你不打算和他结婚,就不应该爱他.
——但我做不到,他也做不到.我们就这么彼此相爱.
——那么为什么你不能和他结婚?毕竟这是新中国,没有包办婚姻,不像书中的恋人,你们可以生死厮守,共度余年.也就是说,只要你改变主意,说声行,你还是能给他带来快乐,而不是痛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