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可能么?我是说如果我非常不幸福,我能使他幸福么?
——谁知道,也许能呢.
——好吧.既然我愿意和他一起死,我想也许我能够和他一起生.牺牲我自己,成全他的梦.说到底,我也不能叫牺牲,我反正是没有出头之日了.何况我们真的相爱.为什么我们的爱这么辛酸,这么艰难,爱不是如糖似蜜的么……
脑子来来回回转着这些念头,我决定给我父母写封信,信里没有一句口号和大话,我单刀直入对他们说,我想永远离开这个地方,问他们能不能帮我.如果不能,或者不愿,也罢,我告诉他们我和周正在谈恋爱,我打算嫁给他,我们就在这儿过一辈子.
信只这么三言两语,直截了当,我根本没打算费笔墨去解释.他们或者能理解,或者不能理解,我倒想看看我的命运究竟如何.发出这封信差不多像是玩俄罗斯轮盘赌,我扣下了扳机,单等一声轰鸣.
11天后,传来了响声,是父亲回的信.他说他和我母亲对我信中所言感到意外,他认为,我扎根农村的决定是对的,知识青年应该……至于我的婚姻,他说他和母亲尊重我的选择,但似乎我不必这么匆忙,我才22岁,还可以等上一两年.
这就是说他们还是不理解.我早就料到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有这个结局,只是不愿意认命罢了.现在我是彻底没戏了.
起初我并没有对周说我给父母写信这件事,现在是如实道来的时候了.我本想当天晚上就跟他讲,但到了晚上,我突然不舒服,完全没胃口,一整天粒米未沾.干完活回来,我倒在炕上,实在懒得动弹.我想那就拖到明天再跟他说吧.反正余生既定,也不在乎早一天晚一天了.
第二天,我还没来得及找机会对周说我准备嫁给他,忽然来了一封电报.是父亲打来的,电文寥寥五个字:母重病,速回.
我从严的手中拿到这份电报.严作为指导员,每人的电报总是他第一个拆来看.我问他能不能请几天假,也轮到我体探亲假了,可他说不行.团里刚发了通知,麦收开始,除非知青的父母病危,否则一律不准请假.
既如此,我别无他法,只得星夜又给我父母写了一封信.结果他们并不需要,3天后,我的信显然还没到他们手中,又一封电报飞来,还是父亲的名义,不过电文改成:母病危,速回.
这下严说领导会研究一下我的请求,在中国人人都知道,研究一下可能需要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我无计可施,只能耐心等待,不知父母出的是什么招儿.母亲真的病了么?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更大的可能则是他们想出了帮助我的办法.
我又喜又怕,心里直恨父亲为什么不在电报里给我一点暗示.当然我不怪他,那些年,谁不知道电报是"公开的秘密".
又过了两天,我再去找严,这次他说领导批准了我的探亲假.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喜过望.正在这时,又一份电报接踵而来,我注意到严的脸色突然一变,过了一会,他把电报递给我,仍是出自父亲之手,这次赫然写着:母亡,速回.
很快村里人人都听说了我的不幸,个个都来安慰我,这使我大窘.我不知自己是否应当受到此类同情,也不知该哭还是该笑.当然我不能笑,但我也哭不出来.若事实是我欺骗了这些好心人,我会感到难过;若事实是我没有欺骗他们,我会更加难过.最好是避开众人,赶紧走.于是我紧着打点行装,方、丽雅和老宋一起帮我的忙.
当晚周送我到最近的火车站,那也在十几公里外.我们得穿过大片沼泽,风刮得正紧,草甸子上的高茅草伏倒又挣扎着站起,远处传来狼嗥.新月在云山中出没,我们周围的世界因此也忽明忽暗.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5年过去了.那梦想当英雄的女孩已不复存在,而一个和她同名同姓的女青年正从战场上落荒而逃,这场征战如今在她看来败局已定,并已完全失去了意义.梦想幻灭,她的内心一片空虚.明晚后晚的月亮在异地他乡是为她熠熠生辉呢,还是为她黯然失色?她和她的恋人什么时候才能再共婢娟?
火车开动前,周跟我说我应该尽力说服父母,让他们想办法调我回城.不过这事说起来容易,办起来难,所以他会在这儿等我3年.如果这段时间我办不成,随时都可以回来,他会娶我.即使这里的领导把我批得狗血喷头,他不在乎.火车开动的瞬间,他把一张10元钱的票子塞在我手里,嘱我多多保重.说罢他转身离去,又一个十几公里的沼泽在等着他一步步往回走,这次他是孤身一人.
我零零丁丁坐在黑黢黢空荡荡的车厢里,望着窗外一轮远月飞度关山.我寻味着在北大荒度过的这5年光阴,从门岁到22岁,这是我一生中的青春岁月,最美好的时光.我洒下了成吨的汗水,流过了成桶的眼泪,感到受了欺骗,我为之而愤怒.但同时我又有说不出的惭愧:我就这样开小差溜了号,跳离了一条正在下沉的大船,把朋友和恋人统统抛在身后.还有那些善待我的老乡,我也一并背弃了他们.
我死的那天,如果灵魂还在,我大概也会有同样的感觉:一丝不挂来,两手空空去,一生的挚爱和投入全都成为身后之物.爱情、友谊、雄心、愧疚、怨恨,种种情愫都化作过眼烟云.此生已休矣,来世未可知.我失去的无法估量,而前途又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唯有这一刻,我敞开了一个自由的灵魂.
23我何所得?我何所失?
刚迈进家门,母亲就冲出来迎接我.她的脸仍是又黄又肿,此刻却洋溢着快乐,写满了关爱.我觉得她就像童话里的母亲,一下看见自己在森林里迷途三天的小女儿回到家中.看到母亲这样,我很感动,一下释然了.父亲随后告诉我他们那头的故事.
父亲说他开始完全没有注意到我那封短信的弦外之音,他平时在家中还算比母亲更善解人意呢,但这次他却疏忽了,只把这当成一般的信,径自回复,用的是惯常的那种令我痛恨的官腔.而母亲却感到不安.她不断地在琢磨我写的那几行字,不久她就恍然大悟,意识到我遇到了麻烦,很大很大的麻烦.
她对父亲说:"听着!小瑞一定碰到了麻烦.你知道她那个倔性子,以前她从未抱怨过北大荒,总说她过得很好.这孩子特别好强,若非山穷水尽,她不会向我们开这个口的.她真的需要我们帮助!她一定是走投无路了,这封信是她最后的一线希望!"
父亲一听之下,觉得大有道理,不由得也着急起来.他们于是马上行动,电报都是出自母亲之手,父亲只是代母亲跑腿.当他第三次去邮局,所有的员工都停下手中的活,从柜台后走出来拉住父亲的手,向他表示对母亲的哀悼.父亲猝不及防,万分尴尬.
这时父母的干校搬到冀县县城一年多了,在这么个小县城里,人们彼此稔熟,而且平时多是母亲去邮局给3个孩子寄信寄包裹,邮局的工作人员都认识她.这之后,她再也不敢上邮局了.她说她可不想吓着那些好心的工作人员,免得他们以为大白天撞到鬼了.
虽然我和父亲都觉得母亲的第三封电报写得太过分,我还是大为感动.母亲!谁能想得到在我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她反而是唯一理解我的人呢?这令我感到过去我对她有欠公允.我一直把她看作父亲的应声虫,我们两人从来不曾将心比心地好好交谈过.我错看了她,但得出这个结论使我无比欣慰.
这么说事情既没我想象得那么槽,也没我想象得那么好.父母把我召回来仅仅是出于他们对我的担心,他们对怎么把我的户口从北大荒调进城完全一筹莫展.
"先不去想户口的事吧!"父亲说,"只要你母亲和我有一日吃的,就饿不着你.你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户口,而是你的年龄!你已经22岁了,连初中都没念完,时间一天天过去,如果你再不赶快学点儿东西,你一辈子就完了!"
"幸好,"他接着说,"这段时间我们正闲着,又不能走.我们也不像其他人没事就做家具、养鸡什么的.从现在起,干脆我们来教你英语.两个教授对一个学生,你听说过这个比例吗?如果你集中精力学,把你教出来是十拿九稳的."
母亲和我对他的理论将信将疑,但我们也都支持这个计划,因为似乎别无它路可走.于是在接下去的两年半时间里,我按一个很严格的作息时间生活:清晨6点即起,跑步半小时,背单词1小时,吃过早餐,跟父亲上3小时的语法及课文,下午跟母亲做3小时的练习及对话,晚上或写大字或跟着听美国之音播放的英语九百句,这档节目在那个小地方居然并未受到干扰.
我最喜欢的活动还不是这些,而是黄昏时的漫步.晚饭后,我们常沿着冀州古城的残垣断壁慢慢散步,这些城墙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的三国时期.当时冀州是北方军阀袁绍据守的重镇,城墙高且厚,护城河宽且深.要塞纵然固若金汤,袁绍还是被曹操打败,吐血而亡.此后,城墙失修记塌,护城河也被填平了.现在城墙的两面种了冬麦,因持续干旱之故,冬麦长得又矮又细,只有尺把高.
父母发现这古城墙是个谈话的绝妙场所.在家他们不敢随便说话,门窗紧闭仍不能放心,生怕隔墙有耳.邻居中的一些人"文革"伊始就成了父母的死敌,这些人擅长刺探情报,投书告密,堪称世界级谍报人员.
我的父母亦是不弱,居然想出了城墙这一高招儿.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土城墙上,他们可以任意高谈阔论,即使偶尔有人走过,他们在城墙上也能早早看见.我一到那儿,就把这几年郁积在心头的想法统统倒了出来.
"你们不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但劳民伤财,而且制造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间悲剧!不过我倒因祸得福,的的确确学了点东西,长了点儿见识,只不过这并不是领导所期望的.比如说,我同意毛主席说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存在,但这不是地主和贫农或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而是官僚和平民百姓之间的斗争.从上到下的干部都专横跋扈,滥用职权,不管是腐败透顶的,还是尚不太腐败的.而且一向封锁消息,制造谎言,其结果我们变成了白痴,变成了跳梁小丑.现在我看到了真相,开始觉醒,我失去了信心!这些年来,诚实正直、有能力、有才干、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一批批被清洗,在历次内部斗争中稳坐钓鱼船的都是些八面玲拢的平庸之辈.结果现在的干部只知道讨好上级,溜须拍马,老百姓的甘苦他们哪里会放在心上!这些人全是伪君子!……"
"住口!"母亲气急败坏地吼道,"你的想法极其危险,怎么像一个反革命分子在说话?"
我真的住了口.早就料到我的父母会暴跳如雷,他们毕竟是多年的党员.我也不是故意刺激他们,我只想让他们知道我在农村接受了什么样的再教育.
父亲倒还沉得住气.他眼中掠过一丝微笑?恐怕是我的幻觉.但几天后,父亲和我单独在城墙上散步,他对我说那天我说的话,他一多半都有同感.甚至早在1949年以前,解放区的干部已经开始滥用职权了,党内斗争向来残酷无情.种种问题如果那时还只是潜伏在体内的癌细胞,现在则早已四处扩散了.
他给我讲了件事,似乎想证实这点.说的是他自己的初恋.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事情的结局不是这样,就会有另一个人取代我的位置生活在世界上,她或他会长得什么样?父亲会不会更喜欢这个孩子呢?
1942年,父亲是辅仁大学的学生,他迷恋一位女同学,爱她爱得神魂颠倒.起先父亲怎么也不肯透露这位女子的姓名,但后来我还是知道了.（在这我姑且把她称作丁香,当然这非其本名.）
他们的爱情一开始就受到祖父的反对,他认为女孩家不够有钱（虽然她的父亲还是一位银行的经理）.这对恋人却压根儿没把老头放在眼里,他们不久先后离开北京,几个月后他们又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会了面.
在那儿他们进入华北联大成了同学,并在此时订了婚,领导和同学都祝贺他们.就在婚期临近时,父亲却调去了延安,丁香则被派回北京做地下工作.之后这一对恋人失去了联系.3年中,父亲无从得知他未婚妻的生死.因为个人生活必须服从党和革命事业的需要,父亲也无话可说.
终于到了1946年,父亲有机会作为共产党的和谈代表返回北京.在那儿他见到一位老朋友,说起她参加过一场婚礼,新娘的举止颇为怪异,她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整个婚礼反复折腾,弄得客人都不知所措,只好中途纷纷告辞.这位朋友觉得新娘大概精神有点问题.
说着说着,父亲发觉她说的这位怪异的新娘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未婚妻丁香.他心中充满了痛苦,一脑子全是问题.几天时间里,他茶饭无思,夜难成寐.最后他决定去见她,当面问个明白.
他们真的见了面.丁香告诉父亲,她嫁的人是一位地下党的负责人.始而她是他的助手,继而她受委派照顾他的生活,终而她被迫说服了,同意与他结婚.领导一再强调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和党组织的希望,作为党员,她应该把"党的事业置于私人情感之上云云.但婚后她发现不管如何尝试,她仍没法爱她的丈夫,这位丈夫年纪比她大很多,文化水平也不高.她婚后一直郁郁不乐,她丈夫也被她搅得心绪不宁,看出丁香对父亲始终不曾忘怀.最后丁香要父亲原谅她,他确实也这么做了.此后,他再也没见过她,虽然他们生活在同一城市,他也有她的住址.
"原来你早就知道这些领导是多么虚伪,多么自私!你早在40年代就有了切身体会,居然成天对我说党永远是正确的,我必须事事听党的话!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把实话告诉我?却让我独自在暗中摸索,四处碰壁,心虚胆寒,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
"因为我不想让你倒霉.大名鼎鼎的书画家郑板桥说什么来着?'难得糊涂',这话在今天仍然是至理名言.另外,当然了,我自己也不想因为你而倒霉,如果我对你说我早就对这场革命不再抱有幻想,尽管我们怀着良好愿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到头来我们只成就了一所坚如磐石的大型监狱.如果我在60年代当你还是个激进的红卫兵时对你说这些话,你会作何反应?你难道不会举报揭发我?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内心又会怎样?我不愿让你生活在心灵的重重矛盾中!"
他说得对,我不得不承认这点.1967年,他即便没有对我说这些,我的思绪已经混乱不堪.他若真的和盘托出,我难免不变成另一个张黑黑.其实我和父亲在1973年谈的这番感想,我们都不敢在母亲的面前流露.母亲属于50年代的人,对他们这代人而言,国民党腐败到了极点,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所谓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到政府部门.由于他们的地位特殊,视野局限,他们对中国的严峻现实了解得不很透彻.又或者他们在反右和"文革"中吓破了胆,所以他们不但服从权威,而且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认同权威.他们和我们之间有着明显的代沟.
父亲和我之间反而找不到这种代沟,我们说话百无禁忌.有时我们的话题涉及个人感情生活,一次父亲甚至对我说和母亲结婚是他犯的一个大错,把我听得目瞪口呆.他说他求婚后不久就意识到他的个性与母亲极不相合.但他还是完了婚,一方面是觉得不应毁约,另一方面乃是由于绝望,觉得他再也不可能找到他的梦中情人.婚后他郁郁寡欢,曾想过离婚,但看在孩子的分上,打消了这个念头.当然也是看在母亲的分上,他知道她还爱他,她不会愿意离婚的.在中国,离婚对女人的伤害比男人来得大.
虽然听后吃惊不小,我知道父亲说得都是实话.我也能看出他和母亲性格上的巨大反差.父亲这段表白使我回忆起孩提时期他们的风风雨雨,有一晚睡到半夜,我突然被隔壁房间的吼叫声吵醒:
"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我们离婚吧!"
"好!离婚!离婚!离就离,我也不想过了!"
原来我是父亲多年前所犯错误的产物,后来我又成了他没有爱情的婚姻的一道枷锁.怪不得那些年他常常对我发火,用戒尺打我的手心,说我是坏女孩……13年后他终于向我道了歉,我也原谅了他.我的童年毕竟不算太糟,尽管父母的婚姻有问题,他们对孩子还都付出了爱心.此外我有亲爱的老二姨照拂!家中风起云涌时,她永远是我的避风港.奶奶也是.我还奢求什么?
我从北大荒回来后,发现父亲好像变了一个人.我们的关系也随之变了,过去5年里,我长大成人,父亲看到了这点,他开始把我当成年人对待,平等相处,我们成了好朋友.这种父女关系在中国是不多见的.我很喜欢我们晚上在残垣断壁旁散步谈心,看夕阳西下,我在心灵深处对他的孤独感受得一清二楚.看得出他也很脆弱.从前,我被他的权威唬住了.
而这段时间,我和母亲的关系尽管已经有了一个崭新的开端,却仍时时陷入僵局.为此我烦恼不已,现在我对母亲爱我这点毫无疑问,她不是我想象中那狠毒的后妈,相反,她已尽其所能帮我走向成功之路.那为什么我们会吵架吵得这么频繁这么凶?说来也都是为些鸡毛蒜皮的事,如发音发不准啦,用错了一个介词啦,菜做得太咸啦,我买的鸡价钱太贵啦,诸如此类,什么小事都能成为导火索.母亲是一桶炸药,我则是一枚地雷,我们俩谁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火爆性子.
几年来我一直想弄个明白.我知道自己为什么烦躁,但我搞不懂母亲为什么也烦躁.不过有一点,她身体很差:更年期,高血压,骨质疏松,失眠,种种症状不一而足.母亲倒从不呻吟,她忍得住病痛,我们也不清楚她到底得了几种病.冀县没有一所像样的医院,只有一个卫生所.两三排砖房,空荡荡的几间屋子.看不到试验室,X光仪器或任何其它现代设备.
母亲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她比父亲更要强,雄心勃勃,总想与人一比高下.过去,父亲的光荣历史和她自己的党员身分,加上受了高等教育,工作勤奋,她在别人眼里生活得很成功.特别是60年代,我考人了一零一中学,小炼在小学成绩也好,其他做家长的都羡慕她.却说眼下我们的家庭,一落千丈,父母陷在干校,3个孩子前途未卜,一个都没能参军,也上不了大学,甚至连在工厂做一份工的机会都没有.如果说我的弟弟们还年轻,我肯定已经令母亲大失所望了.她也同样令我大失所望,70年代那会儿,父母有义务帮孩子走后门,找一份好工作.母亲又焦虑又觉得没面子,父亲对这一切却无动于衷,他不在乎别人在背后如何议论我们.
我和母亲一样焦虑,一样觉得没面子.一零一中的好学生,那是7年前的往事了,现在我学习时常常心不在焉,尽管我极想证明自己不但不差,还远比有机会上大学的那些人学得好.
在所有使我心猿意马的事情中,最难堪的恐怕要数我对周的思念了.我也知道,中国的现状一日不变,我们的爱情便一日无望,我们不可能结婚,不可能生活在一起.我应该死了这份心.但每念及此,阵阵痛楚就传遍全身,令我泪如泉涌,夜难交睫.
晚上我总是梦见他.那些梦七彩俱全,洋溢着欢乐.无怪乎人们说梦是反的.在紫罗兰色的天幕下,一地金灿灿的百合花极目望不到头.周和我手拉手,跑呀笑呀,气都接不上,但还不肯停下来.起风了,我们像是插了翅膀,翱翔在天空.大地离我们越来越远,亿万颗星星在我们身边旋转闪烁.月亮是那么圆,发出柔和的光,我快活得发晕……
梦醒时,四周一片漆黑,我孤枕独眠,周的爱抚和温存消失在千里之外.我身边是个空洞的冰冷的世界,他周围的世界更要冷上百倍.虽然他在信中只字不提面临的煎熬,我又怎么可能感觉不到?他所受的煎熬都是由我一手造成的.
户口是我终日为之烦恼的另一块心病,没有户口,我走到哪儿都是一个黑人（非法居民）,不能进工厂,不能上大学,衣食住行全都困难重重.有时我简直怀疑学了英语有鬼用,我的户口丢在了北大荒.
干校的其他子弟大概也这么想,尼克松访华及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席位后,有20多个年轻人回来跟着他们的父母学外语,但几个月后只有两个人还在坚持,其他都不了了之.两个人中我是其一,另一个男生在家庭大学坚持了4年,英语学得炉火纯青.
母亲也为我的户口发愁,她比父亲实际.开始我们两人设法说服父亲,让他活动活动,把我的户口弄回来.但每次我们开口提这件事,父亲就直皱眉,他边摇头边说他对如何去活动没半点主意.此外,他还会说,国家的形势一定得变,不变就要亡国,过不了多久,一个人就得凭他的真才实学吃饭,找工作要靠一技之长.他的话像是天方夜谭,我们都不敢太拿它当真.
母亲和我渐渐不再求他了,我们觉得这事恐怕只能靠我们自己.但我们也完全不知从何着手,只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首先必须找关系开后门.我们得找到一个肯帮我们的人,这个人有心不够,还得有权.我们开始四下打探,这中间还得提防着邻居破译我们的计划,坏了我们的好事.
几个月下来,终于有了一丝线索.姑姑提到她有个同事是这地方的人,他父亲是个退休的县长.不过这老人既非共产党,又非国民党,乃是所谓的"民主人士".起先听来希望并不大,但母亲说不妨一试,死马当作活马医.于是她买了礼物,乘上公共汽车,直奔老人家中.
夜幕降临,母亲回来了,精疲力尽,却喜上眉梢.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揉着发胀的腿,说我们踏破铁鞋,这下算是找对了人,老人几乎认识当地政府的所有官员,有些是工作关系,有些则是私交.亲朋戚友,老上级,旧下属,没有他不熟的.这种"地头蛇",强龙都压不过.
地头蛇?后来我拜访了老人,他其实慈眉善目,他帮我们完全不是为那点儿礼物,实在是出于同情.但其他那些在我回城文件上盖章的大小官员就不那么好说话了,即便有老人出面,母亲还得不断地送礼求情.她的健康出现问题时,便由我出马,她在幕后当顾间.
就这样,我上了两年的家庭大学,倒同时学了两个专业.英语是其一,如何跟官员打交道是其二.等到我把所需文件盖满了章,一切打点停当,我已然是一个娴熟的后门专家了.
现在我面临最后一道关卡.我得回到凉水泉,将户口从严的手中拿出来.我超假不归,严曾多次威胁说要好好惩办我.但我这会儿对付他,已是成竹在胸.以前我对严这类人是又恨又怕,现在我却用知识武装了头脑.知识就是力量,我的知识可归纳为以下几个要素:
对付有权柄的官员,你必须耐心,察言观色.说话进退留有余地,动之以情.最关键的是记住这些官员也是人,而不是神.他们看上去也许咄咄逼人,但他们都有自己的软弱之处.你得因人而异:对君子只需据理陈情,吁请他们高抬贵手.但这还得辅以关系,即使是正派的官员,也不愿得罪上级和同事.对小人则需动用"大炮"和"手榴弹",他们才会缴械投降.70年代,送给官员最普通的礼物便是烟和酒.人们把烟戏称为"大炮",把瓶酒叫作"手榴弹".
于是我带了最精良的"武器"上路了:中华牌香烟和茅台酒.这还是一个亲戚帮忙给弄来的,他新近从秦城监狱放了出来,虽然还未官复原职,已经享有一定优待了,包括在北京那些特别的商店里购买商品.
我到得村里,决定先把严当小人来进攻一番.否则他会打官腔,摆架子,给我上纲上线,这就可能把事情搞糟,前功尽弃.要一步到位,我得把中华牌香烟送给他,这个牌子在中国是响当当的.事实上,抽中华牌在当时是身分的一种标志,只有少数高级官员才有机会抽上这种烟.我几乎可以肯定严以前从来没有碰过中华牌,且看他如何抵挡这一诱惑!他拿了这烟可以在别人面前摆谱,如果需要,他也可以转手当礼物去办他自己的事情.
天擦黑,我敲开严家的门.几句寒暄之后,我拿出两条大中华,放在炕上说:"这是我从家带来的一点儿心意,请别见外."我脸上挂着笑容,把烟向他面前一推.
他在瞬间犹豫了一下,我看得出来.随即他便恢复了村里一把手的威严:
"你这是干什么?我不能收.拿回去!"
我当然不能就拿回去,但我也不能强迫他收下.一时间,场面变得尴尬起来.我只得转身给孩子们发一些糖果,这没关系.
然而这当口外面却传来敲门声,又有几个知青上门来了.我不由得一阵紧张,像是把手伸到别人口袋里的小偷被逮了个正着,浑身冒汗,满脸通红,脑子一片空白.
知青进屋后坐了下来,严笑着和他们打招呼,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一样,我也只得陪着笑脸同他们打招呼.再偷眼望望炕上的香烟,那是我最糟的一场恶梦,嚯,它们不见了!严用被子把它们盖了个密不透风.谢天谢地,我得救了!过了一小会儿,我站起来和他们说再见,这回笑得很轻松.这之后,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严不但同意给我转户口,连两年前探亲假的路费都给我报了销.我大喜过望,终于把事情办成了.等我回去,我的户口就会迁人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现在我父母都刚刚调到那里工作.下一步我们再想办法打回老家去,不管大炮还是手榴弹,能用上什么用什么.加上父亲的关系,母亲的指点,我自己的努力,以及现在得心应手的一套理论和实践,我想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官员都不在话下.我心中自有一把万能钥匙,不论走到哪儿,我都能找到后门,打开它,昂昂然登堂人室,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如鱼得水,无往而不利.
这时我忽然想到了袁,我最看不起的人.现在我又比她好到哪儿去呢?瞧瞧我自己!为了达到目的,我什么卑劣的事不愿千?哭也好,笑也好,天真或坦诚,愤怒或喜悦,什么表情做不出?甜言蜜语,送礼行贿.如果我有先见之明,料到日后我会变得这般俗不可耐,我何必当初不走袁那一步,直接回北京呢?当我为学到这可恨的逢场作戏的"知识"而暗暗得意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我失去了我的纯真,失去了二姨教给我的志气.我放弃了道德原则,放弃了做人的尊严.我变得面目全非.一旦走到了这一步,想回头都不容易.如果说这是我为了在这个世界上进取必须付出的代价,也许真有些不值得.然而如果社会就是一口大染缸,谁又能披一身白纱从里面走出来呢?
半个月过去了,我即将永远告别凉水泉.不期然而然,我的心头掠过一种莫名的留恋.我会一连数小时四处漫步,试图把这儿的一草一木刻在记忆中.朋友们则没这么好的心境,他们讨厌这鬼地方.老宋一如既往,坚决不谈朋友.丽雅爱上了一个上海小伙子,他们相爱了好几年,直到他上大学才分手.
方有时和我一起散步.她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和上海郊区崇明县的一个农民结婚.这是她父母的主意,籍此调回上海.但崇明毕竟不是上海,方又不愿和一个全然陌生的人一起生活,我们左右盘算,究竟是留在这儿还是嫁陌生人,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我认为她既然声称不再会爱上这儿的任何人,莫若横下心来选择后者赌一赌.她果然这么做了.
方的户口于是转到了崇明,后来她进纺织厂当了工人.80年代她给我来信,说她这辈子陷于这样的婚姻,做这么一份工作,再无其它奢望,唯一的想头就是将来儿子会有出息,过得好些.我读了信,不由责备自己为最好的朋友出了个馊主意,谁料得到3年之后所有的知青都能返城呢?方也许能在上海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嫁一个心爱的人.
我的男朋友周对我的一去不复返又能说什么?他说他为我高兴,也许是真心的,也许不是.怎么说都已经无所谓,我们彼此的爱与不爱也无所谓.俗话说"情势比人强",我们所处的情势决定了我们的爱情只能是当地人说的"谎花儿",鲜艳一时,不久就被风雨无情地吹落,结不出一点儿果实.
其实凉水泉大部分知青的爱情故事都以分手告终.1979年,大批的知青返城,上山下乡运动土崩瓦解.恋人们挥泪道别,劳燕分飞.即使是同一城市来的知青最后也分道扬镳.有些人进了大学,其他的做了工人、营业员,或干脆在家待业.在农村,我们大家都是知青,一般命运,回到城里,便高低立现.
周在我离开凉水泉后一年后和香结了婚.知青回城潮涌来时,他们留了下来.这使我最终相信周是真心认为知识青年应该扎根农村.在他告诉我香对我们的联系不能释怀之后,我们不再通信,我渐渐失去了他的消息.
离开凉水泉之前,看到江和老隋我总是心戚戚然.他们对我和周的关系知根知底,过去他们为了撮合我们,费了不少心机,到头来还是帮了周的倒忙.因为他们的生活和不幸擦亮了我的眼睛,我又怎么能对他们说这些话?而这个家庭的艰辛今我十分难过,老隋的病没有治好,医院也无能为力了,只能让他出院呆在家里.我去看他时,他似乎认了命,而最担心的是他的4个孩子.有一次他问我:"我死了以后,江要改嫁,孩子们怎么办?"我又能拿什么话来安慰他呢?
花儿和她父母为我饯行.开始时大家有说有笑,可是到了说再见时,花儿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她痛哭了很久,似有满肚子怨愤要宣泄.我默默无言,任何劝解都显得虚伪.我走了,她还得在这里呆下去,呆一辈子.她的才华终被湮没,心梦难圆.过去我把这些梦想灌输给她,这也同样是我的梦想,我想和她一起流泪,但又怕这成了鳄鱼的眼泪.
在中国,人就这么不平等.城市居民剥削着农民,剥夺了他们几乎所有的机会.便是这样,城里人对农民也没有丝毫感激!城市居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对他们享受的种种特权视而不见,其实这些特权都是户口制度赋予他们的.他们却真的打心眼儿里相信他们睁眼来到这世上,就比农民高.我们这一代也许是唯一能打破这种偏见的一代,因为我们自己也曾身为农民.但最近几年,我看到即便我们这代也已把亲身经历抛诸脑后,他们一样把城市犯罪增加、空间变小等问题一股脑儿怪在农民头上.我只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忘了在凉水泉我是什么人,不要忘了当时我心中所感到的不平.
24尾声
一星期后,我回到家中,父母直把我当成凯旋的拿破仑.母亲觉得我已青出于蓝了,一定要我答应将来用同样的方法帮助弟弟们,我自是满口应承.我们随即搬迁到石家庄,我在那儿继续我的学业.
12月,父母回北京和小炼、小跃及二姨一起过元巳,我则留下看家.其实当时我家没有任何东西值得盗贼光顾,我这么说不过想为父母节约些车费罢了.这段时间内我完全自学.在农村的那些年我开始相信"老天有眼"、"善有善报"之类的老话,所以我得好自为之,这样父母也许很快会给我带来好消息.母亲说了,她这次到北京要想办法把我们全家都办回去.
10天后,我接到父亲拍来的一份电报.一如过去几次的电文,简简单单,上面写着:"母亡速回".我毫不怀疑母亲发现了什么迁户口的捷径,她要我过去帮忙,去打通某个关系,走某个后门.她太棒了!她真是个天才!好吧,妈妈,我来了,我们一起打一场攻坚战,快把这件事做成功!
我冲回北京,准备大显身手,但母亲不在家.父亲告诉我,母亲前天,也就是1976年的1月7日,心脏病突发,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停止了呼吸.我愣愣地半天不相信这个消息,但父亲和二姨都在流泪,小炼和小跃也在哭,我只得迷迷瞪瞪地信了.
很快我在医院的停尸房里见到了母亲,我摸了摸她的脸和手,又冷又硬,和一块石头差不多.她的脸消了肿,眼睛却永远闭上了,她再也看不见、听不见我们喊她了.我这才开始哭出声来.
接着几天,我们戴了黑纱悼念母亲.街上的行人看着我们,以为我们在悼念周总理.那个星期,北京有无数人为总理一洒热泪.我们哭,别人只当我们在哭总理.可怜的母亲,她生前没过上几天太平日子,健康被饥馑所毁,学业因"文革"荒废殆尽,即便是死,也被一位伟人的死淹没得了无声息.可怜事还在后头.半个月后,父亲开始和一位老友重叙旧情.她是父亲与丁香分手后在1948年结识的,前几年离了婚.一个月后,父亲居然和她结为夫妻.所有人都为此震惊不已,我还算有思想准备,知道父亲这些年的苦恼,以及他无法使自己爱上母亲这样一个事实.我不能怪他,但我还是生了他的气.他在母亲去世后仅一个多月就再结婚这一举动深深地伤我的心.
父亲怎能这般无情无义?难道天下所有男人都这么没肝没肺?毕竞母亲爱他爱了27年,为他生了3个孩子,默默地尽其所能维持这个家.到头来她得到什么回报了呢?什么都没有!
我突然为母亲感到冤屈.在石家庄我们的新家里,我一个人幽幽地坐着垂泪:这间屋不久前还充满了希望,现在母亲撒手人寰,父亲新婚住在天津,这里人去楼空,到了停电时分,尤显冷清.坐在和我一样垂泪的素烛前,我无法集中思想学习,一任思绪飞回冀县,飞回北大荒,飞回北京我的童年时代.
父亲看不懂我求援的信,而母亲却看懂了.这么说究竟谁更关心我爱护我呢?后来的电报又是一例,母亲拟了那些电文.凉水泉的农民是决不会这么做的,他们相信说话要吉利,咒人的话早晚会应验.他们会说是那些电报咒死了母亲.
那么母亲自己呢?她是否也相信这些老经验呢?也许不会,她受过高等教育,又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但她骨子里也是中国人,过去我说小炼活不到5岁,她浑身发抖,脸色煞白,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当时我被她突变的神情吓呆了.这么说她其实也相信这类事,即使她永远不肯承认.然而为了把我从北大荒解救出来,她不顾自己的病躯,拟出这么几封电报.就因为她是我的母亲,她爱着我!
我也想对她说我爱她,可是现在太迟了.她在世时,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对母亲怀了这么一份爱心.我从未跟她交过心,否则她也许会像父亲那样和我成为朋友.母亲其实非常孤独,我感觉得到.回过头想想,我当时为她和父亲疏远还有点幸灾乐祸,我回家住,也许我母亲感到更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她老和我吵架的原因吧.
现在我好想对她道歉,可惜她听不见了.即使我走遍天涯海角,也不能再见她一面.过去我从未拉过她的手,更别说拥抱她或亲吻她了.而我想当然认为她应该在我需要她的时候出来帮我,初闻噩耗,我不还有点生她的气?觉得挺失望.我怎么能这么自私?我和父亲一样没心没肺,而母亲却一直默默地忍受疾病的折磨,从不抱怨.她为了这个家没完没了地操心,直到一头栽倒在地,再也醒不过来.
母亲去世使二姨也蒙受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过去她们两人的关系相当微妙,在二姨这边,多年来她对我外祖母想用一个上海保姆把她撵走这件事耿耿于怀,后来发展到对所有的上海人都抱上了一种偏见.而母亲这边,小炼、小跃和我表现出对二姨的发自内心的亲情刺激着她,使她心意难平.暗地里,两人较劲较了许多年,同时两人又肩并肩支撑着这个家.母亲在世,二姨觉得这种暗地里的较劲蛮有味道,母亲去世,二姨整个精神从内心开始崩溃.
一个月我都能感到二姨的身体每况愈下（二姨和我之间有着一种神秘的交感）.过去几十年间她赖以支撑的勇气和信心一点点在消弥,没有了这些精神力量,二姨虚弱得不堪一击.她需要有人来帮她一把.我是她唯一能倚赖的人.小炼和小跃都还小,父亲呼之不应,沉浸在迟来的蜜月喜悦中.我必须尽快调回北京,如果我来得快,也许能把她从悬崖边拉住.我已经失去了母亲,我不能再失去老二姨!我一定要去救她!这次我清楚地意识到危险迫在眉睫,二姨时日无多,我心急如焚,日日夜夜我用心香向上苍祈祷.
那时我已开始在石家庄华北制药厂上班——父亲再娶之后,我不想再靠父亲养活自己.这家药厂的设备在当时还算先进,是苏联专家50年代设计的.1976年,这家厂的工人虽说有700名之多,工厂却是一个盈利单位.工人们穿着白大褂坐在操作台前,大玻璃窗和高高的天花板使车间显得明亮宽敞,这种工作环境是每个中国工人梦寐以求的.我是通过后门进的这家厂,否则以我的性别,厂方决不会收我.我一进得厂来,便抓紧时机和在北京工作的一名复员军人谈对调.
这名复员军人的妻子和孩子都是河北省的农民,他想把他们的户口弄到首都,想了各种办法还是徒劳无获.最终他放弃了努力,决定和我对调,这样我可以取得他的北京户口.当然我得先满足他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条件,这花了我整整两年的时间.
1978年6月我终于办齐了一切手续,作为一个合法的北京市居民回到了首都.我搬进了二姨的房子,可是她没能迎接我.我回得太晚了.二姨就在这年早些时候离开了人世.
她刚开始得的只是一般的感冒,两星期后发展成了肺炎,住进了医院.我赶回北京照顾她,医院的环境很混乱,没有关系的病人受到医生护士的冷遇,护士说她们活儿太多,危重病人得有亲属陪床,亲属本来是帮助照看病人的,但到后来,除了注射之外,什么活儿都由亲属包揽了.
一个月时间里,小炼和我轮流在医院陪二姨,一班12小时,一人值日,一人值夜.小跃还小,父亲不在北京,没有第3个人来替换我们了.小炼和我咬牙一天天挺着,夜班尤其难熬,我们得睡在二姨床边的水泥地上,一间10来米见方的病房里有3张病床,我们和其他两位病人及其家属挤在一起.白天,尽管我们疲惫不堪,满心焦虑,还得强打精神去和医生护士周旋.
这一段日子自是艰难,却最终把小炼和我绑在了一起.在二姨的病榻旁,我平生第一次发现我原来是可以喜欢他.信任他的.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在十数亿芸芸众生中,有些事仅限于我们两个人才能分享,比如对二姨的爱和对母亲的思念.我们的关系非比一般,毕竟是同胞手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