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神话归神话.现实生活中,叔叔和婶婶复婚后并不那么和谐.也许是长时间的分离已经无法唤起婶婶对叔叔的爱?在这个归来的老人身上婶婶丝毫看不到她记忆中年轻的叔叔的影子.他是个陌生人,甚至比陌生人还不如!这些年他给她带来多少屈辱!她无法化解,无法宽恕.
另一方面,我怀疑叔叔心中究竟还存留着多少对婶婶的温情,也许他跟她复婚只是个权宜之计,而实际上他对婶婶怨艾难消,终究她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弃他而去,无异往他伤口上撒盐,使他的处境雪上加霜.20多年间盐场劳改的蹉跎岁月使他倍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叔叔对婶婶的爱很可能早在那时就已经彻底绝灭.
他们复婚后争吵不断.丈夫和妻子一个比一个暴躁,两人都像蓄势待发的火山,每时每刻都有岩浆喷薄的危险.孩子们呢,他们其实都已长大.小牛的性子牛一般倔强,这些年他一直拒绝跟父亲划清界线,为此单位里屡屡找他的茬儿,批他,差一点连他也被打成了反革命,但他对父亲仍忠心耿耿.其实他对父亲的爱只是一种反抗行为.他是否真正了解他的父亲,并将他视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呢?
小强则对父亲充满怨怼.也许他当时太年幼,记不得叔叔曾带我们去逛街和为我们表演武术时我们的惊喜,他所记得的全是他父亲的过失:他小时候受别人欺负,父亲从没在身边保护过他.稍大一点,学校又不让他入团、当红卫兵,因为他是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婶婶的离婚于事无补,小强仍被同学叫成狗崽子.再往后,到了找工作的年龄,他不但没有一个可以帮忙"开后门"的好爸爸,而且父亲的政治问题使他什么好单位都进不了.
他爱父亲如何爱得起来?小强认为老头糊涂一时,害得他半生困顿.即使后来他明白了父亲的无辜,而已发现父亲是爱他的,这认识为时已晚,他的积怨根深蒂固,感情无法听从理智.芝麻绿豆的小事都会让这父子俩暴跳如雷,然后家中分成两派,唇枪舌战,旧伤未去又添新痕.奶奶没能活到80年代目睹这一场面,也算幸事.
我不由怀疑起破镜重圆这种说法,美满的重逢怎能用此意向来隐喻?镜子既已破碎,拼凑起来,裂痕仍在,玻璃的边缘锋利如刀,碰一小下都会鲜血淋漓.话虽如此,叔叔和婶婶的二度姻缘仍在维持之中,有朝一日也许他们敌意耗尽,便会冰释前嫌,一家人重新生活在和睦之中.
7机关大院
1957年我们家搬到了北京西郊,很快我就忘掉了奶奶和叔叔面临的烦恼,新的环境充满新鲜刺激,也带来种种不惯.我们的新家在一个大院里,这个大院不知比奶奶家的院子大多少倍.人们管这个地方叫机关.后来我才知道我们住的机关大院其实是某某部,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
当然了,大院里的一切都具有一种神秘感.记得有一次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满脸严肃地对我说不许跟任何外人提谁谁在这个大院工作,其它事更不能提,"这些都是国家机密",父亲的语气完全不是在开玩笑.
这真令我兴奋.我为父母骄傲不已.在我心目中,他们可以跟电影里看到和故事中听到的那些英勇机智的地下工作者媲美.他们知道很多重要机密,却对敌人守口如瓶,哪怕严刑拷打,甚至面对死亡都不能使他们屈服.只有令人不齿的叛徒才会害怕,出卖同志.
但机关大院看上去可不像电影中那么阴森恐怖,既没有刑具,更看不到血迹斑斑.在我记忆中,大院是一方恰人的天地.我们刚搬进去时,院内还遗留着旧军阀的兵营,它们成了此地沧海桑田的见证.古柳的垂枝梳理着阳光,粉红的玫瑰盛开在低矮的柏树丛中.米色的办公楼很有俄罗斯风格,人们给它们起了别号,诸如飞机楼、马蹄楼等等.这些楼的后面,西山像是梦幻世界中的布景,蓝殷殷的山峦倚着蓝殷殷的天.
大院外,一方方稻田、荷因连成片.二姨告诉我:红花莲蓬白花藕.至于荷叶,二姨拿它代替锅盖熬粥,她熬的粥带了青青的浅绿,清香扑鼻.
虽然大院中风光旖旎,但它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一天24小时在此巡逻把守,凡进出大门的人都必须出示通行证,孩子也不例外.
而我们常常忘带通行证.这时我们就混在人群中或绕到门卫的身后走,有时也能溜进去,一旦被抓住,卫兵就把我们领到岗亭后的传达室,看传达室的老人很和气,他认识所有孩子的父母,我们被发到那里,他便问我们父母近来可好,然后按铃,卫兵也只好让我们进去.
那些年,我们这些孩子给卫兵制造了许多麻烦.如果哪儿的铁丝网坏了个缺口,或墙头哪个地方可以翻得过去,这类秘密总是不胫而走,大家肆无忌惮地抄起近路,一般都是去颐和园游泳滑冰.
1957年秋,我进了西苑小学读书.这儿的大部分学生来自机关,其中不少高干子弟,有些同学的父母在附近的中医研究院工作,我的班上50个学生,工人家庭的孩子极少.
那时候大院里的同学已经多多少少具有一种朦胧的优越感,但这种感觉远不如后来的干部子弟对自己父母地位的意识那么强烈,也许这是因为50年代国人还相信毛泽东所说"我们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记得一次班上一个女同学被人取笑,她的父亲是位驻外大使.班上的男生们起哄,追着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叫:"喔喔,某某的爸爸是'大屎'!"一直闹到她大哭,拼命否认自己的爸爸是大屎.弄得老师不得不出面把几个男生狠狠叱责了一通,着他们赔礼道歉.
这事只是无聊,另一个女孩遭嘲弄的事则更为令人不安.这个女孩出身工人家庭,父母收入低微,冬天家里没有足够的钱买煤,她只能去学校附近的垃圾堆拾煤渣.拾煤渣的活儿很辛苦,冬天早上6点半户外仍是一片漆黑,西北风刮在人脸上跟刀子似的.在垃圾堆里,她得把别人家头天用过的煤球一个个砸开,看看还有没有能再烧的煤核.风不时把灰扬到她眼里,她伸手去揉眼睛,脸上黑一道灰一道.她穿着破旧的衣服,为的是省下稍好一点的上学时再穿.捡到一家够用的煤渣要花很多时间,她这么在寒风中苦干的时候,同学们都还在拥装而眠,暖气开得足足的.
偶尔有一天她拾煤渣被一个男生看见了,他忍不住四处张扬,很快全班都知道了这个"新闻".男孩子齐齐喊:"灰姑娘!捡煤核!"这女孩脸涨得通红,但她既没哭,也不吱声,坐在位子上嘴抿得紧紧的.从此她见班上谁都不搭理,下课转身就回家.第二年,没见她再来上学,不知是转学还是辍学了.我想辍学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就近没有其它学校.同学中没人打听她的下落,她跟班上谁都不是朋友.
这一小插曲不久就忘了,1958年大家的脑子里尽是些宏伟的蓝图,诸如赶超英美、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之类.什么是共产主义呢?按我父母的解释,共产主义是人类的理想社会,每个人都大公无私,因此可以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并且,按他们的说法,似乎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一样东西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简直太妙了!我向往美好的共产主义,因为我非常渴望得到糖啦、冰棍儿啦,还有很多很多的小人儿书!
小人儿书不贵,一两毛钱就能买到,但父亲每星期只给我一本.星期六是大家伙儿都高兴的日子,吃过晚饭,我便尾随父亲到他房间,眼巴巴看他打开书橱门.橱里放着一大摞簇新的小人儿书,这些书绘图精美,内容有趣,每一本父亲都亲自挑选过,每一本都让我爱不释手.看了这些小人儿书,我开始认识孙悟空和猪八戒,诸葛亮和刘关张,108位梁山好汉,还有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等等.我真想一股脑儿把父亲书橱里的小人儿书和好些我在书店里看到的小人儿书通通据为己有.为这个原因我也要举双手赞成实现共产主义.
大人自然也有他们的奔头,要不然他们为什么废寝忘食,于得这么玩命?当时有个词儿叫"连轴转",更有一句口号,叫"一天等于二十年".
这就是大跃进,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如潮水般涌来.人人兴奋万分,晕头转向.先是大炼钢铁,全国各地,上上下下,每个单位都建起了小高炉,土法上马.我们小学生则四处搜集废铜烂铁,在大院里挖地三尺,这里刨出几枚锈迹斑斑的钉子,那里捡到一只穿了底的破脸盆.有同学怕自己的小组落后,便偷了家中的铁锅铁壶来充数.我没干这事,因为我知道二姨准不乐意.饶是这么折腾,大院的高炉也没炼出什么像样的铁来.
另一个叫做"除四害"的运动倒还见点成效.连续三天学校不上课,我们坐在教室楼的房顶上,敲锣打鼓,把铁盆和铝锅拍得山响,同时挥舞小旗,可着嗓子叫嚷——这是一个统一的行动,全北京所有的人都在这么干,为的是轰麻雀.三天下来,麻雀们精疲力竭通通上西天.无数的其它鸟类也受到池鱼之殃.当然啦,革命就得有牺牲嘛,比起共产主义天堂来,牺牲几只鸟儿又算得了什么?
后来,连二姨也卷入运动了.1958年整整一夏天她没睡过午觉.天天夹着一把苍蝇拍,提着一只小板凳,捧着一个火柴盒,到机关花房假山后边的一个地点去打苍蝇.这个地方以前孩子们大概常在这儿撒尿,有点儿臭烘烘的,不时引来些苍蝇出没,把二姨也引来了.日复一日,她在这儿耐心等待苍蝇.每打到一只,二姨便把它小心地放进火柴盒里.她这么做可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而是为了我,我们学校正进行消灭苍蝇的竞赛,各人以火柴盒里的死苍蝇数目见输赢.不消说,我在比赛中常常名列前茅.
二姨总是尽心帮助我.到了1958年,她突然发现自己闲得要命.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每个单位都匆匆忙忙建起了大食堂、洗衣房、幼儿园.我父母坚持让全家去吃大食堂,以便习惯过集体生活.而我们全家的衣服则要拿到新开的合作洗衣房去洗,那里的洗衣工人毫无经验,二姨常常抱怨他们把我们的毛衣绸裙洗得一团糟.我父母费了不少口舌对她解释说这是新生事物,开始虽出现些小问题,我们还是应该支持,不要泼冷水.
后来我父母又决定把我的弟弟小炼送去上幼儿园,让他从两岁时就开始培养集体主义精神.他去的幼儿园只收机关的孩子,人人都说这个幼儿园很棒,一切全学苏联,有一个占地不小的游戏场,外加一个颇具规模的儿童嬉水池,池中有蘑菇状的喷泉.还有抽水马桶、浴缸和许多价格不菲的新玩具.
除了设施齐备,幼儿园的老师也年轻,又有知识,每位老师都受过正规训练,不像街道里弄托儿所的老大娘,孩子们做什么都放任自流.小炼的老师们特别强调纪律,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厕所都有固定的时间,一切安排都合乎科学依据.
可惜小炼在这样科学的幼儿园里却度日如年.星期一早晨,他必在家磨磨蹭蹭,赖着不走,熬不过就哭,像只可怜的小羊羔就要走进大灰狼的血盆大嘴一样.父母和二姨必得横哄竖哄,又是糖果又是新玩具,这才勉强上路.
到了星期六,二姨和我去接他.我们总能看见他抓住铁栏杆,眼巴巴望着大路,一旦瞄到二姨的身影,便挥舞小手,兴奋地又跳又叫.一离开老师的身影,炼就开始求二姨:"下星期让我呆家吧,我乖,我帮你干小事儿."二姨作不了主,只得一次次说不行.
小炼3岁生日那天,二姨早早就起了.她煮了好多鸡蛋,把它们染红.按北京的风俗,红蛋会给"小寿星"带来健康和好运.二姨做的红蛋真漂亮,我恨不得把它们都拿来吃了,但二姨只给我两只,剩下的放在小篮子里,提着上了幼儿园.没过多久,二姨回来了,眼圈红红的,原来幼儿园有规定,星期一到星期五家人不能探望孩子,更别提送吃的东西了,生日亦不例外,规矩就是规矩.二姨求情不成,失望得差点当着老师的面掉眼泪.到头来,所有的鸡蛋果然都归了我.
二姨觉得拿了我父母的工钱不干活儿,心里正是过意不去,扫盲运动又开始了.母亲建议二姨学识字,二姨求之不得,连连答应.于是每个晚上,母亲都在书桌边教二姨几个方块字,二姨则在第二天照葫芦画瓢,一个个记住它.
1958年二姨虚岁56,在以前的人看来,她已经步入老年,可她连自己的姓名都还不会写.在这个年纪再让她像小学生那样一笔一划学写汉字,真真是为难她了.但她咬紧牙关坚持不懈,我从没听她抱怨过课程太难或母亲教得太快.不久,她已能参加专为扫盲开设的夜校了.在夜校里她每次测验都能"放卫星",拿到老师嘉奖的小红旗.二姨给我看这些奖品时,眉开眼笑,像个孩子似的.可惜一年之内,扫盲运动也像其它运动一样有头无尾,那时二姨已认了一千多个字了,可以读报和写点简单的书信了.
10年后,这件事真成了我的一个福音.说真的,我认为扫盲运动是大跃进年代做的唯一一件好事.1968年,我去北大荒,在养猪场工作了几年之后,越来越觉得孤独和迷们.似乎整个世界都行色匆匆,乘着时代列车,满怀豪情奔向前方,惟有我原地徘徊,坐井观天,寻不到理解,找不到知音.连父母都形同路人,他们的来信和报纸的社论一个腔调,大谈什么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大有作为.再加上我对自己往日的所作所为悔恨交加,一时间,万念俱灰,只觉得四面楚歌.
幸好还有老二姨不断给我写信.她的信总是很短,很简单,说她想念我,日夜盼望我回来,母女们能再团圆.这些信错字连篇,却温暖着我的心,赋予我继续生活的勇气.我简直不敢设想如果二姨当年那阵子没学会写信,我还能不能有今天,也许孤独和绝望早逼我走上自绝于人民的不归路了.
8饥馑之年
1959年,天灾人祸席卷大地,大跃进不了了之.然而也有很多人把大跃进看作是这场灾祸的诱因.且不论孰因孰果,到了是年末,粮食突然严重短缺,猪肉、鸡、鱼、糖、点心、干果鲜果、罐头食品、菜蔬……,一句话,凡是可吃的东西,全都从货架上消失了.很快食物开始凭五花八门的票券供应,粮票、油票、肉票、鸡蛋票、豆制品票.糖票、烟票、布票、棉花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每一票证对城市居民的生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些票券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钱不再是万能的了,我的曾祖父要是地下有知,准得气得再死一回.如今是没有票证,即便有大把大把的钱,照样什么都买不到.那么票又从何而来?是从人们的城市户口来的.一时间,派出所颁发的这张小小的白纸片儿,突然变作了无价之宝,城里人没有它简直没法生存.而农民却什么票也领不到,他们种了粮食除了养活自己,还必须向政府交售公粮.
全国各地的票券还不一样,河北省的粮票到了北京就不能用.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得人口流动越来越难,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调还相对容易,要想从农村和小城市调往大城市,特别是调进北京和上海,简直难于上青天.这样一来,小老百姓就只好"安土重迁",而各级政府官员则有了比以前更大的权力.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什么权力,什么自由,大家一时且顾它不上,怎样才能填饱肚子,成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饥荒的年头,大伙儿的胃突然变作了无底洞.吃得越多,饿得越厉害.饥肠辘辘,共产主义的美梦也搁浅了.
有粮票在手,北京的成年人一个月能平价买上约莫30斤粮食,儿童的定量因年龄而异.除粮食之外,每人每月还能摊上小半斤肉、几只鸡蛋、4两油和若干豆制品,这些定量大多还得看供应的情况.
有些时候某些鱼和猪下水不凭票,到货就卖.这种消息在大院里通常传得比野火蔓延还快,邻居朋友奔走相告,人们抓起竹篮,一路小跑,马上店里店外就排起了几百人的长龙,长龙慢慢儿蠕动.二姨和我先轮流排,待得转了几个圈子,过了两三个小时,快到柜台时,我们俩便都加入进来老老实实排着,这样我们便能买双份儿.
排队我倒不在乎,即使是烈日炎炎,或是寒风刺骨,我最恨的是眼看就要排到二姨和我了,东西却卖完了.这时后边的人们都会懊丧得大呼小叫:"哎呀,怎么没啦!"他们会一个个走上前来,亲眼看到一只只筐子里的确空空如也,这才悻悻然离去.好在这种失望有个铺垫,食物快要卖完时,营业员往往会发出通告,让顾客有思想准备.这种场合,我会远远站在柜台外,估量一下剩下的货物,数一数排在前面的人头,只要有一丝希望,都会坚持到底.这时大家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决不让人插队.一有人动这个念头,我就嚷嚷:"自觉点儿,不许加塞儿!"没人会责备我不礼貌,我也觉得这么做没什么不对.
那时,我家已经不在大食堂搭伙了.食品供应这么紧张,在家二姨精打细算,自己做要好得多.其他人大概也这么想,往日熙熙攘攘的大食堂如今门可罗雀.邻居和朋友在大院里见面,常常交换关于饭馆儿的信息,哪家店炒菜的油水足些,哪家店的饭蒸得干些,吃了可以更耐饿.
"去莫斯科餐厅!他们卖高价蛋糕,不用收粮票!"
"上紫竹院活鱼餐厅!这几天那儿有活鱼!"
"清真馆更好,他们的牛羊肉给得多!"
"颐和园那儿有家小吃店卖人造咖啡,喝着跟真的一样,尝尝怎么样!"
下一个周末,父亲就会带小炼和我去其中的一处打牙祭,二姨和母亲总说她们得留在家里看小弟弟,不和我们一起去.那些年,餐馆的莱价贵得惊人,食品质量则每况愈下.一碟没两片肉的炒菜从前最多卖1块钱,现在卖10元,人们还跟不要钱似的抢着买.父亲一向把钱财看得很轻,他的钱来得容易去得快.有了钱给孩子们买点吃的,增加点营养,总比在银行里放着要来得强些,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父母在瑞士存下的四五千元很快就告罄.到了60年代他们连个银行存折也没有了,每逢月末,父母还得向二姨借上10块20块的应应急,几天后发了薪就把钱还上,可是下个月底又得再借.
那三年,身体吃了大亏的是母亲,她总是心甘情愿默默省下食物给我们.母亲属牛,她常说:"我是一头老牛,身体壮,吃点儿草就能从早到晚地干活儿,你们别为我担心."现在想来,母亲真的很爱我们,可惜她生前我却一直没有意识到.
有时我兀自琢磨为什么母亲从不像二姨或别人的妈妈那样搂我抱我,亲我吻我,叫我的小名儿,她甚至羞于对我们说任何表达温情的话.也许她是职业女性,国家干部,这么做会使她感到尴尬?又或者她的儿时别有一段情怀形成她日后刚硬的性格?1960年,母亲生了第三个孩子,产妇比普通人多了一些鸡蛋和鱼肉配额.母亲不顾自己还在哺乳期,硬是不声不响地将这些食物全部推到了我们的碗中.几个月后,母亲由于营养严重不足,全身水肿,血压升至二百多,脸色由昔日的红润变得蜡黄.用手指在她额头上压一压,陷下去的坑半天都弹不回.见到她的每个人,特别是父亲和二姨,都吓一跳,觉得她的健康大成问题,于是母亲被重点照顾.但她的血压一直居高不下,喝海宝、打鸡血都无济于事.她的体质从此再也没有复元.
父母为襁褓中的小弟弟取名跃,这个名字今天听来着实具有讽刺的意味.但在60年代,许多城里人不了解大跃进和饥荒之间的联系,了解实情的人又不敢说话,各级地方干部谎报成绩.农民因忙于修水库或大炼钢铁,很多地方稻谷烂在田里.不科学的深耕密植破坏了土质.少数几个敢于直言、为民请命的,如彭德怀将军,得罪了毛泽东,不免被罢黜.
结果在60年代北京市民只能相信报纸的宣传:饥荒是因为天灾,再加上苏修的背信弃义,逼我们还债,但困难是暂时的,有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报上又说:这么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都没饿死一个人,如果这种情形发生在旧社会,还不得饿殍遍野?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北京居民的定量比别处高些,这些话哄哄北京人还听不出多大的破绽.至于这个机关,在西北有工作站,那里的士兵可以开车出去打黄羊,然后用大卡车直接拉回北京在院里分给干部.即便如此,我翻开相册,仍惊讶地看到自己1960年前后一下子变得很瘦,我说"惊讶",是因为我没有印象当时感到过饥饿.除了母亲的自我牺牲,父亲也"勒紧裤带".作为高干,父亲享受每月多两斤肉的特权,是谓"肉干部";而母亲作为普通干部,每月只得两斤大豆,是谓"豆儿干部".父亲的"肉",有如母亲的"豆儿",最后都进了小炼和我的肚子.
如果说在困难时期父母唯一的办法就是花钱,那么二姨,一个旧社会过来的穷寡妇,则远比他们足智多谋.好几回,我跟二姨去历险,我们在黄昏时分偷偷潜出大院,手提包里藏着米袋,到当地农民那里买黑市米.
我们来到村里,天色已晚,二姨轻轻敲一扇门,有人从里打开,我们便快步溜进院子,一声招呼都不打,也没人发问.人得里院,农民便拿出一袋米给二姨看,二姨将手伸向袋底,抓出一把,摊在掌心细细看过,挑出毛病,然后双方压低嗓门讨价还价.几个会合,价钱谈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最后农民还会从他的园里给我们弄上些黄瓜扁豆以示友好,希望我们下次再去光顾.
大人们忙于交易,没人留心到我.这种方式买东西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平日见到的国营商店都是明码标价,而这里则是"漫天要价,落地还钱",而且二姨对农民的米挑出越多的毛病,他们倒似乎越开心.有时二姨会说:"拉倒吧,你开的价儿这么离谱,我不买了!不买了!"而对方也就作些让步,于是成交.争归争,不伤和气,也谈不上什么交情,完完全全是一桩生意.
我们回家的路上,米袋沉甸甸的.二姨背大袋,我背小袋,得走好长的一段路.尽管我浑身透湿,却不敢放慢脚步.二姨见状,便说真高兴看我长大,成了她的好帮手.走着走着,她又叮咛不让我把刚才看到的事告诉任何人.她的话使我感到责任重大:我当然不会告发她,给她惹麻烦,她是为我们全家着想,甘愿冒这个险.我已经10岁了,这些事儿岂有不懂之理?
我想父母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为了面上的原因,他们还是得对二姨表明立场,指出买黑市米是非法的.作为党员、国家干部,他们不赞成这类行为.
"我一不是党员二不是干部,"二姨申辩,"觉悟不高,也不怕犯错误,反正我不能眼看小瑞和小炼吃不饱.再说了,现在机关好多人家都从农民那儿买米,领导不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么?"
这倒是实话,我父母此后也不再提这事儿了.我们的定量一到快用完,二姨和我便又在天黑时溜出去找农民.父母只是每月多给二姨些钱,对钱的去向则不加闻问.二姨也不报帐,彼此心照不宣.
有时二姨会起个大早,挎上竹篮出门,我知道她是去大石桥买回鸡腿.60年代大院周围环绕着大片大片的水田和荷塘,无数青蛙在这些池塘里安家.早春时节,我最爱看小蝌蚪在清澈的溪流中穿梭.一连几天它们都一个模样,突然有一个早上它们的身上长出四条小腿,皮肤也由黑而绿,变作了可爱的小青蛙,蹦蹦跳跳,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游开去,一路狐狐唱着歌.
星光夏夜,青蛙们在水田这个如沸如羹的露天剧场大显身手.清凉的微风裹着稻香和荷香,将蛙鸣送出很远很远.整个世界似乎都在侧耳倾听,月亮也从柳树梢后渐渐探出头来,小草挂了感怀的泪珠.夜复一夜,我就在这既嘈杂又平和的催眠曲中入睡.
如果说1958年北京的鸟儿绝了踪迹,那么饥荒岁月青蛙也跟着遇了大劫.农民的孩子每个晚上都带了钓竿捕捉这些小歌手.日出前,它们从竹编的囚牢中被拎出来活活剥去皮,在溪中冲洗一下,然后用竹签串起.顾客陆续登门,很多是像二姨那样的老太太.五只一串的田鸡约卖两元,相当北京一个熟练工人一天的工资.
买卖有利可图,露天剧院日渐空旷.夜间,零星的几声蛙鸣令人感怀此地昔日的繁华.不过坦白地说,那几年一见到二姨提落着一包滴血的荷叶回来,我的兴奋远远盖过了怜恤.桌上到底有一盘美味佳肴了,那可是肉类!吃的时候,我不但大嚼其肉,连小骨头都不放过.
困难时期,二姨除了四处发掘购买食物的途径,还自己动手养鸡、种自留地.这使她变得忙碌不堪,连读书识字也让了位.有父亲和我做帮手,二姨在大院内开了两块荒地,加起来不到半亩,周围竖起栅栏,与邻家的神圣领土秋毫无犯.接着我们便讨论地里该种点什么.二姨决定种上玉米,因为玉米产量高,且无病害.玉米抽芽后,她又在垅间点下豆子,以期最大限度利用土地.豆子也长起来,二姨更是闲不住,每天施肥灌溉,兼看青防盗.
离我们地块不远是一排用残砖破瓦和油毛毡搭成的鸡舍,其中有一小间是我们的.看守这些能飞会跑的家禽比看庄稼又要难上一层.有天一只名叫风头的芦花母鸡不见了,二姨和我满大院寻找,"咕咕哒,咕咕哒,"二姨直喊得声嘶力竭,就是听不到半点儿回应.
二姨很是惴惴不安.搜索了3个小时,两人无功而返,累得精疲力尽.二姨刚坐下不到10分钟,又跳起来冲了出去.这次她孤军作战,挨家挨户的自留地都看了一遍,连别人的鸡舍也偷眼瞧了一轮.天黑下来,二姨两手空空,悻悻然回到家,沮丧得就像丢了个孩子.
二姨的母鸡确实有点儿像她的孩子.小鸡是她从农民手中买来的,刚孵出的鸡小得连雌雄都辨不清楚,饥年灾月的,养大一只鸡有多不容易!二姨和我常常在大院里左寻右觅,挖些可以吃的野菜,带回家洗净、剁碎、煮烂,小心翼翼地拌上些许玉米面给它们吃.二姨还常挖了蚯蚓来喂它们.饶是这样,也只有四只母鸡长大.二姨分别给它们起了好听的名字.这四只母鸡还算争气,为二姨忠心耿耿地下蛋.现在有一只突然失了踪,八成已经炖在别人的锅里,就等端上桌被那些家伙美美地品尝.念及此,二姨义愤已极,茶饭不思,整个晚上都咬牙切齿地咒骂偷鸡贼.
9坏女孩
大跃进和饥饿像两场洪水,浩浩荡荡,殃及全国几亿人.而这段时期我自己的生活则是水下的潜流,充满了烦恼和焦虑,不可救药.
烦恼源于我的弟弟小炼.小炼活泼可爱,3岁的他闪着两只深褐色的大眼睛,一头柔软的黑发衬一张红扑扑胖乎乎的脸蛋.他笑的时候,嘴角有对深深的酒窝.大人们都喜欢孩子脸上有酒窝,可惜我没有.小炼的俏模样使他从小自信过人,什么时候都大大方方的,人来人往的交际场合表现尤为出众.无论在公共汽车中,在路上,或是在百货店,在幼儿园……他走到哪里都招人喜欢.
父母的同事,也是我们的邻居,只要一来我家,准逗小炼唱歌,让他背唐诗,或跳一段舞,小炼求之不得,总是欣然从命.我不得不承认他的表演确实出色.这种场合,对他的赞扬声不绝于耳.他是舞台上的小明星,唱主角,我则被冷落在一旁.为此我心里老大不快.
这简直太不公平!我唱歌跳舞绝不比他差,诗词知道得也比他多,还能背诵好多篇古文.怎么没人请我表演呢?也许他们认为女孩子不会背诗,就知道玩洋娃娃,过家家,但父亲呢?他应该了解我呀.我才不是那样的女孩儿.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亲自教我诗词,母亲也教了我很多歌曲,为什么他俩不提议让我也来上一段?连他们似乎也忘了我的存在.当那些讨厌的客人一个劲儿为小炼鼓掌叫好的时候,他们忍不住含着笑为小炼得意.过去让他们得意的可一直是我!
当然,我在那个年纪不可能了解中国社会一向重男轻女;我更想不到这些客人,虽然他们嘴上大谈共产主义,骨子里却还守着老规矩.恭维人家的儿子,这样才是识相的客人.而恭维人家的女儿有时会适得其反,小心眼的主人会误认为这是客入有意挖苦.女儿大了总要嫁人,赞美她等于说主人在做无益的投资.世故的客人都避免这种尴尬.
如果当时有人对我讲明,即使我不能全懂,多少会知道小炼的受宠与传统文化有关.但我满耳听到的却是新社会妇女解放啦,男女平等啦,妇女能顶半边天之类.所以我认定别人赞扬小炼而冷落我,必是我有错,要不就是小炼的错.可不是?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我能有什么错?
从此,我们姐弟之间的持久战拉开了序幕,从顶嘴发展到了拳脚相加.在我看来,小炼既虚荣又狂妄,根本不把我这个当姐姐的放在眼里.我总想教训他,让他懂点规矩,可是父母偏偏并不想树立我的威信.
父亲有个理论:两个孩子打架,姐姐比弟弟大5岁,不消说,错一定在大孩子身上.她应该哄着小弟弟,照顾小弟弟,得理让三分.小炼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秘诀,并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
有父母作后盾,小炼有事没事向我挑衅,扯头发,从背后撞我,翻我的东西,恶言恶语,这些都是他的看家本领.我奋起反抗,他又踢又打地还击.然而只要听到父母中任何一个的脚步声,他的眼泪说来就来,真是天生当演员的料.（197年北京头牌剧院"人艺"只面试了一回,就决定要他,可惜父亲极力反对.父亲哪儿知道小炼演戏的天赋!）就凭这,他使父母深信:他是一只可怜的羔羊,就快被我这头凶恶的老虎撕成碎片吞进肚里.（无巧不成书,我属虎,他属羊.）
只有我清楚他的花招,但我懒得向父母解释,说了也白说.反正他们有成见在先,惩罚就惩罚好了.我不会向他们求饶!我变得越来越固执,破罐子破摔,我就是要招他们讨厌!不再想做日内瓦湖畔的乖女孩儿,我甚至恨自己是女孩儿.从此我喜欢跟男孩们一起爬房.上树、弹球、打弹弓这类游戏.我玩得比大多数男孩都野,跑得比大多数男孩都快,可惜我仍然不是个男孩子.
记得有一回我和一帮男孩在大院里捉迷藏,轮到我捉人,找呀找,找了好久怎么一个人影也不见?最后我才醒悟过来:他们全躲在男厕所里."好啊!这帮臭不要脸的!这么狡猾!欺负我不敢进男厕所?非教训你们一下不成!"我回家找出一把锁,把男厕所从外面锁了个严实.真痛快!出完这口恶气,我潇洒地回家吃饭.也不知后来他们怎么逃出那个臭烘烘的鬼地方.我不问,他们也不提,这毕竟是他们没面子.但我真正的敌人还不是他们,而是小炼.日复一日,我肚子里窝着一把无名火,小炼成了我的眼中钉、肉中刺,我饶不了他!
星期六又到了,小炼从幼儿园回来,一家人坐下吃饭.一见到小炼,二姨做的菜再香,到了我嘴里也味同嚼蜡.瞧他那德行!他又在臭显摆谱了,故意在饭桌上对别人有说有笑,眼睛也不朝我翻一下.我默默吃着碗里的东西,让他们把我晾在一边.突然,我站起身来大声宣布:"小炼一定活不过5岁!"
这一来,语惊四座,片刻的死寂.随后一声霹雳,母亲跳起来,喝住我:
"你说什么?你敢咒你弟弟?想让他死?你这么黑心!你这个恶毒的孩子!……"
她气得声音发抖,脸扭作一团.过去有种迷信,说不吉利的话会应验,原来母亲身为党员,口口声声信仰唯物主义,到头来也还免不了迷信.轮到父亲,他用拳头砸着桌于,碗碟乱颤.他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把我拖离饭桌.拉到另一间房间,他用力把我的手掰开,在我的掌心狠狠地打了一巴掌.
这一巴掌把我吓坏了.虽然不疼,但疼不疼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第一次扬起手打我!过去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父亲连一个小手指头也不曾碰过我.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巴掌是我生活的转折点,是我不幸的发端.无论如何,这是我自讨的.
从那以后,父母打我一发不可收拾.有时打我是因为我不听话做了坏事,有时只是他们臆断我心怀恶意,在动歪脑筋.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是怎样冤枉我的.一天晚上,父母在外边开会,深夜始归,这段时间我躲在他们的房里看书,看着看着睡着了.大概一阵风把门吹得锁上了,父母到家时,径直走向卧室,但发现门是锁着的.
他们一定是敲了半天门才把我叫醒,我打开门,还没来得及张嘴说话,父亲就一把抓住我的手,边打我手心边呵斥:"你现在怎么越变越不像话?竟敢把我和你妈关在门外?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家!下次你要再干这事,我非狠狠揍你不可.你给我好好听着!"
我当然知道这个家是他的,是妈妈的,是小炼的.这个家就是不是我的!想想自己还是太小,没法养活自己,只好依赖父母,吃他们的饭,穿他们的衣,受他们的气,简直窝囊死了!
平心而论,我对父亲并不太怨恨.他每次打了我的手心,便会到我房间来和我讲理,为我提供一个辩白的机会.如果我讲得在理,证明我是被冤枉的,父亲会向我道歉并说他态度不好,太急躁了,下次一定注意.只有这一刻,我的眼泪才会扑簌簌地落下来.这些眼泪都是滚烫的,因为我忍了很久很久.我下定决心不在我的敌人面前掉一滴泪.
如果我不能使父亲相信我的蒙冤,他便开始教育我,让我知道做错了什么什么事.讲完之后,他多半会加一句自责的话,说他自己不够耐心,打人总是不对的,他只是气不过;其实他和母亲都很喜欢我云云.
每次我听他这么说,总有一阵感动.但我已不再相信他和母亲都喜欢我这句表白.母亲,我早就对她彻底失望了,我发现她绝少有自己的主张.虽然她的学历比父亲高,她只是一味崇拜父亲,把父亲的每句话当作金科玉律.父亲若说我是个坏孩子,她便说我简直不可救药.父亲打我,她说应该,我是自讨苦吃.父亲对我抱有什么成见,她便对我抱有什么成见,休想指望她来帮我说服父亲.在我们家,什么都是父亲说了算,母亲惟有言听计从.
回首往事,我感到我那时亦如一头纸老虎,外强中于.表面上看,我锋芒毕露,人人都说我是个假小子,疯玩野跑,没心没肺.又有谁看到我的内心?我的内心深处充满困惑和悲哀,无所适从.
夜深人静时,我会拥着被子掩面而泣,把自己想作是可怜的灰姑娘.早些年,我是个小公主,父亲母亲全都那么爱我;现在我是在后母的淫威下,灰头土脸,辛苦劳作,而我那丑陋的姐妹们却满身绫罗绸缎,在皇宫翩然起舞……我遭受这样的苦难是因为我的亲生父母已不在人世,他们在九泉之下,爱莫能助,他们也在为我流泪……
我在脑海里一次次排练着这一个悲惨的故事,既苦涩又带点儿甘甜.八九岁的年龄就怀疑自己是件很糟心的事.谁知道大人们会不会不幸而言中,我真是那样一个坏心眼的女孩?为什么我会这般痛恨小炼,以致把整个世界分为两大阵营:那些喜欢他的人与我不共戴天,那些不喜欢他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我的盟友?此外我还有其它烦心事:是不是我的确没有小炼聪明?所以在校成绩平平,三四年级的语文课本一点儿也提不起我的兴趣,我写的汉字丢三落四,这儿一竖竖少了,别字连篇.父亲笑我是"花盆脑袋",盖因花盆的底部有个洞,盛不住东西.
我的书法更是一塌糊涂.想想也奇怪,两年来,不论我怎么刻苦练习,就是没得过一个四分,最好的分数是三加,幸好老先生手下留情,最差是三减,让我勉强及格.我于是得出结论:我就这点天赋,再练也白搭.
如果说我写不好汉字还可以自嘲一番,那么数学上的窘境使我只想躲起来大哭一场.那时我们在学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同学们驾轻就熟,老师一出题,大家都举手,抢着在黑板上写出答案.而我却丈二和尚,一脸茫然.
一堂课接一堂课,情形始终不见好转.时至今日我还清楚记得在课堂上的感觉:又恐慌,又羞愧.缩在同学背后,避免与老师的目光接触.哪怕闪过一下老师会叫我回答问题的念头,我都会紧张得心狂跳,脸通红,50分钟的课在我看来简直像100年那么长.
二姨是唯一向着我的人,她从不说我坏,也不说我笨,可我那时确实有点失去理智了,不但不思感激,还专跟二姨过不去.其实我是在跟自己过不去,想方设法让二姨相信我就是大家想的那样一个坏女孩.我一天到晚对二姨粗声粗气;把刚穿上的干净衣服弄得一塌糊涂;她给我洗头时,也不肯好好坐;到点了不肯上床睡觉.诸如此类还嫌不够,我开始偷她的钱.
偷东西,我知道真正的坏孩子才干这种事,可不知为什么,我却偏要这么做.第一次,我从二姨的大衣口袋里拿了1块钱,下一轮,我拿了3块.我并不是想买什么东西,我拿了钱,一点儿用都没有,随便就把它花了.记得我买过荔枝,那是南方来的鲜果,很贵,但我根本不爱吃荔枝,把它们都给连朋友都算不上的同学分吃了.我买的其它东西更是莫名其妙.
然后我就一心等雷霆爆发,电火从天而降,等二姨也加入讨伐我的行列.那时我心里充满恐惧,我知道只要二姨也开这个口,我便彻底没救了.但日子一天天过,风平浪静,二姨一如既往疼爱我、信任我.
渐渐我悟出来了,尽管那时我还说不出所以然:二姨对我的爱与父母对我的爱是很不一样的.如果我是个失败者,或为社会所不齿,诸如成了右派或反革命分子,我父母早晚会面对现实,承认我的确不成器.尽管这对他们来说很痛苦,因为他们也是爱我的,但他们对我的评价建立在我是否真正优秀的基础上.
二姨对我的爱全然不同.哪怕我命途多舛,哪怕我被法庭判罪,哪怕我遭全世界唾弃,她对我的爱不会稍有动摇.甚至,她会比从前更怜惜我,以补偿我在别人那儿受到的冤屈.她只听信我的一面之词,从不起二心.世上没什么能让她相信我不是最杰出的.她对我的爱是盲目的,简直不可理喻.人们会说这种溺爱足以宠坏一个孩子,但实际上,正是她的这种爱拯救了我.她对我有这么高的期许,我如何忍心让她失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