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明白了这点,就像一个在惊涛骇浪中行将灭顶的人突然踩到了一片坚实的陆地,恶梦逐渐消退,宁静重新回归.我不再因别人的幸运而心怀妒忌.他人纵有金山银山,我自有我的一方永不沉没的小岛,在她绿色的港湾里,静静停泊着我的心灵之舟.在她的甘泉滋润下,我可以放松休想,恢复信心,获取力量.以前我也许失去过一个家,如今我又找回了自己的家园,这么安全,这么美好.我知足了.
后来我向二姨坦白了偷钱的事.父母若是闻知此事,那还了得?他们非大发雷霆不可,二姨却平心静气地听完,对我说了朴朴素素的一段话:
"你需要钱,拿我的去用.不过你得记住:将来要是你不得已跟别人借钱,千万不能忘了,而且你得尽早还给人家.过去我们家很穷,我对这种事特别当心.一个人受穷是她命不好,那也没什么.可一个人要是没有志气,不要强,那她就没出息,一辈子完了."
二姨说这番话时轻声细语,毫无造作,却在我心中镂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成了我此后安身立命的指针.其实,真正教我如何为人处事的还是二姨自己前半生的故事,这故事我从小耳熟能详,它在不觉中教我什么是自强,什么叫志气.除了自尊自爱,这故事还向我灌输了不少别的东西,比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还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作为女子,贞节操守比眼睛更珍贵.
10二姨的名字叫贞
二姨姓田,名奚贞.一个贞字,暗合了她的品格.她生于1904年,那一年光绪帝还在位,大权却牢牢握在慈禧太后手中.二姨娘家上几代都是皇家工匠,他们祖传的手艺是搭席棚.夏季来临或有重要的活动,比如红白喜事,大户人家都要搭棚.在老北京,一家的席棚是否气派,显示了这家有无经济实力.对这类门面上的事,人们可津津乐道了.得了夸奖的人家洋洋得意,被比下去的则会感到颜面大失.
御用的席棚,勿庸置疑,一定是首屈一指的,这里也寄托着二姨家祖先的骄傲."席棚奚家"在老北京遐迩闻名.满清时期,奚家隶属内务府,住在皇城外筒子河西边,那一带当年住着许多这样给皇上家当差的手艺人.
二姨小时候,邻居肯定短不了在背后嚼舌头,说奚家祖上不积德.所以一连生了5个女孩,到最后才得了个男孩,男孩长大了没什么出息,反是奚家这五千金,受了她们母亲的调教,个个心灵手巧.
她们的母亲也是手艺人家的女儿.跟奶奶家不一样,他们不是旗人,无权无势,唯有一技傍身.祖传的手艺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本,光宗耀祖之源.只要后辈肯学,家中就不愁没饭吃.在这个意义上,手艺便是这些匠人们的"铁杆庄稼".
二姨的母亲多才多艺,她擅长的并非琴棋书画,而是些居家度日的技能.她有心把这些技能通通传授给几个女儿,但俗话说,"五个指头不一般齐",二姨的5个姐妹各各只领得了母亲的一招两招.
二姨的大姐长大成了烹饪里手;二姨排行第二,和四妹一样精于女工;二姨擅长裁剪,四妹擅长刺绣;二姨的三妹三十而殁,我还没出生;最小的妹妹做出来的点心则堪称一绝.
回过头看,二姨母亲教给女儿的手艺就是一份无形的嫁妆.若是她们嫁得个好人家,丈夫有身分有才干,那她们就安安分分做家庭主妇,这份嫁妆备而不用;若遇不测之风云,就像二姨的苦命,至少她们还能凭一双手养活自己.
二姨唯一的弟弟鹤立鸡群,从小受父母骄宠,又有五个姐姐将他伺候得无微不至.他去学堂读了几年书,因为日后要肩负承接香火和祖业的大任.而女孩则早晚是别家的人,替他人传宗接代.
二姨长到17岁,便许了人——父母将她许给"饽饽田家".这家世世代代在宫廷里制造糕点,跟奚家可谓门当户对.男家着媒人前来提亲,二姨的双亲心中愿意,于是纳彩下定,单等择了吉日完婚.到这时,二姨未来的丈夫长的什么模样还全然不知,也没人觉得这是个问题,中国的旧式婚姻一向如此.作女孩儿的就该听父母之命,否则便数不孝.当然二姨也可以默默地祈祷上苍赐给她一位品行端庄的良人.
到了二姨的"大喜日子".依照古风,新娘出嫁时要痛哭,以示对父母的孝心.二姨上轿时泪如泉涌,想到她从此背井离乡,去与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厮守,她把眼睛都哭肿了.
也许上苍听到了二姨的默祷:她的丈夫果真是个正人君子.他受过几年教育,不算文化人,至少觉得自己不能一辈子做糕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慎微而守法的人,不喝酒,不赌博,也不打妻子.
他和二姨结婚时,宣统皇帝已经退位,内务府自然也瓦解了.二姨的丈夫在国民政府找了一个差事,虽说他只是教育部下面一个科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职员,挣一份微薄的薪水,却仍被很多人羡慕.那时要谋一份公务员的职务殊为不易,年轻人的出路只有当兵,盖因军阀割据,混战连连.但二姨的丈夫显然不是当兵的料,他能谋到一份赖以糊口的职业真的很走运,至少让他和家人过了几年太平日子.
二姨因此也做了几年传统的贤妻良母.她先是生了个儿子,3年后又生了个女儿,丈夫的收入维持四口之家捉襟见肘,端赖二姨勤俭持家,量人为出.她自己一手把孩子带大,操持一日三餐,买最便宜的菜蔬,管大小所有人的缝补浆洗,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二姨从没在商店买过衣服和鞋子,一家四口的衣服和鞋子全是二姨亲手做的.
几十年后,她的手艺仍那么纯熟,在我父母花完了他们的积蓄之后,二姨就也为我们制衣纳鞋.我还记得二姨戴了老花镜,中指上套着银顶针,就像一只闪光的戒指,她在布上飞针走线,针线在她手中似乎都有了生命,像一条小银鱼在溪流中奋力向前游.她时不时将针在头发上刮几下,润一润,针于是穿得更欢.
二姨一生都没碰过缝纫机,在瑞士时,母亲提出为她买一架.
"千万别!我不用那玩艺儿."
"这能省不少功夫,试试看,一学就会的."
"学得会,省功夫,是不假,可死机器怎好跟人比?你瞧这针脚,我缝的针脚外边一点也看不见,机器能行?"
于是母亲放弃了买缝纫机的念头,二姨仍对机器做活儿比她快这一点耿耿于怀.过去她的邻里姐妹谁也不敢夸口说比她做活儿快,二姨很为这事得意.受她影响,若干年后,我也喜欢用手穿针引线的感觉,我做的针线活儿慢,但感觉在那儿.一针一针,和着心跳的节奏,做针线时心总是平的.我倒是有一台美国产的缝纫机,能缝出各种针脚,我却几乎不用,偶尔借给从国内来的朋友,但多数时候,它坐在阁楼上招灰.
二姨和她丈夫住的房子很普通:灰色的砖墙,小小的院落,三间北房,一个厨房.房顶的瓦隙长出了一蓬蓬的草,雨天常常会渗漏.窗上没有玻璃,用高丽纸糊着.不管怎么说,这房子归二姨丈夫所有,这一项简直帮了他们的大忙,他们不用交租.二姨还能在小院中种几畦菜,养几只鸡.二姨勤俭持家,几年下来,她居然还为孩子的教育攒下一小笔钱.别人家孩子去上学,她决不会让自己孩子呆在家里变成文盲,这是二姨的志气.
二姨的儿子长到6岁、女儿3岁时,一夜间国民政府要迁都南京,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二姨一家面临两难的局面.如果继续留在北京,丈夫要失业,他上哪儿再找一份工作呢?中央政府也搬了,僧多粥少,故都就业机会何其渺茫!
若搬到南京,丈夫的工资又哪里够一家的开支?他们首先得租房,首都的房价怎么也不会便宜.再者,二姨和她丈夫谁也没离开过北京,他们想都不敢想将要生活在一个远离家乡的城市,没了老邻居,街道和店铺又都那么陌生.举目无亲,缓急有点事谁给帮忙?"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既没钱又没权的人,有人愿意帮你才怪呢.
二姨的丈夫愁眉苦脸,似乎一下子老了20岁,走起路来弯腰驼背.二姨也没了主心骨,她想到家庭面临的窘境,只会急得伤心落泪.最后丈夫决定还是留在北京另找工作,却是四处碰壁,一无所获.
就在他失业的日子里,一家人坐吃山空.二姨攒下的那一小笔钱很快就用完了,继而是卖家具.二姨的细软,计有几只银镯子和玉耳环,加上几身体面点儿的衣服,悉数迸了当铺,再也没能赎得回来.紧接着他们便不得不向亲戚和熟人告贷,过不了多久,这些亲戚熟人开始躲着他们,亲戚们也都不是富得流油,可不能把钱扔在水里只图听个响声.
真是祸不单行,在这节骨眼上,二姨的丈夫又病倒了.这时他们家已穷得揭不开锅了,哪里还有钱请大夫给丈夫治病呢?只几星期,丈夫就撒手人寰,留下一个年仅25岁的寡妇,一双未成年的儿女,和一间一贫如洗的空屋.
这对二姨来说无异当头一棒,上天招走了她的男人,从今往后谁来支撑这个家?谁来养活孩子?二姨日夜饮泣,也想一走了之.千百年来,殉夫赴死对于未亡人不失为一条光荣的出路,使二姨为之心动.但她还是放不下两个可怜的孩子,他们可怎么活呢?他们既已失估,母亲便成为他们唯一的倚靠.她理应守在孩子身边,不管生活有多艰难,一定要把孩子拉扯大.
此时二姨要养育孩子,一个办法便是再嫁.这当然脸面上不大光彩,却是切实可行的.二姨还年轻漂亮,父母公婆都不会责难,因他们也无力帮她.然而,她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决意为死去的丈夫守节.直到二姨在74岁去世,她的生活中不曾有过第二个男人.
一次我读完一本爱情小说,忍不住问她:"二姨,你很爱你的丈夫吗?"
"你说什么?尽瞎说八道.我压根儿都不记得他了."
"那你为什么不再嫁?"
"我不想让人指着脊梁骨说三道四,指桑骂槐,我受不了这些.何况我也怕再嫁的丈夫对我的孩子不好,打骂他们,给他们吃残羹剩饭,穿芦花絮的棉袄,就像我给你讲的京剧《鞭打芦花》那狠心的后娘一样.这种故事听得真是太多了,我不敢冒这个险."
这就是二姨为丈夫守了50年寡的原因.后来我发现,二姨根本就不爱她的丈夫."他真窝囊!遇上些难处,他一个大男人,半点办法都想不出,就这么死了!留下我们孤儿寡母自己熬日子.过了多少年!看看你的四姨五姨,她们过得多松心滋润.我还爱他?做梦吧!谁会爱这样的男人?"二姨说这番话时一脸不忿,好像她丈夫之死也是他的过错,是他没能耐的证明.
正因为男人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坚强,二姨决定靠自己.她必须想法谋生,挣钱养家,抚育儿女,她不能像那不争气的父亲一样让子女没着没落.
从那时起,二姨开始为别人做裁缝.虽然她的手艺没得说,但仍得克服羞怯,主动找客户.慢慢地她学会了与陌生人周旋.揽活的时候,她得十二分小心,因为她的身分是寡妇.男人可能想占她的便宜,而女人则总要对她捕风捉影.但她又不能闲呆在家,她得靠主顾们过日子.生活中左右为难的事多了,可二姨处理得无懈可击.这么些年,她的门前无风可捕,无影可捉.她终于使街坊们相信她是一位满身志气的贞洁自爱的女性.
二姨做裁缝生意的价钱合情合理,交货准时,最吹毛求疵的客户对她的手工也难挑出毛病.日复一日,她在街坊有口皆碑,主顾日多.
能做到这一步是不小的成功,命运给了二姨重重的一击,但她没有趴下,反而变得更为坚强.她爬起来,站稳脚跟,不再依赖丈夫的力量,或是乞求亲戚的施舍,这些看人脸色的事实在让她感到难堪,她完全可以靠十个手指养活自己和孩子.
二姨第一次上奶奶家便是去做裁缝的,我曾祖父去世时,二姨来帮着奶奶家的裁缝一起赶制孝衣.那时候,大户人家的服孝期得持续七七四十九天,这段时间内,家里上上下下都得戴孝:白衣、白帽、白鞋.不惟如此,连峙慢、窗帘、桌布、椅套、床单等等都清一色是白的.几天内要赶出这么多针线活,二姨没日没夜地做,她的实诚、本分和手艺给奶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奶奶的大度和善良也赢得了二姨的敬爱,这就是为什么几年后母亲怀上我,奶奶要找帮手时,老二姨一推荐二姨,奶奶当下就同意,两人一拍即合.
二姨这次赶做孝衣收入甚丰,但类似机会千载难逢.老北京多的是穷人,做不起新衣裳的人家比舍得大把花钱做丧事的不知要多几许.再说,大户人家自有专用的裁缝,除非遇上急事,是不会去找二姨的.所以更多的时候二姨没有做新衣服的客源,只能为普通人改改旧衣服,收费很少.有时甚至连改旧衣服的活儿也找不到,二姨就得帮人洗衣服勉强度日.
传统方式洗衣其实非常辛苦,数年后二姨向我娓娓道来,倒显得别有一番情趣.二姨用一个大筐装满了脏衣服拿到溪边,将它们一件件浸湿,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铺开,用木样轻轻地敲打.溪水潺潺流过石面,摇动衣杉,漂净浮尘汗渍.不用"洋肥皂",也没有怪味儿,衣服洗净后在太阳下晾干,闻上去一股太阳的香味.对二姨来说,这样洗出来的衣裳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
二姨的怀旧,并未使她忘记严酷的现实.而我也正是从二姨的故事里,最先了解到旧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这比后来一度风行中国的"忆苦会"要有效得多.面对那些捶胸顿足的人,我总感到别扭压抑.二姨讲她的身世时,却是平平淡淡的,讲的人,听的人,都自自然然进入角色,我不必装出一副咬牙切齿痛恨阶级敌人的样子.
二姨说,对她而言,北京的冬夜寒冷而漫长.蒙古吹来的西北风,呼号着在人们的屋顶掠过,穿透了薄纸糊的窗户,从木门的缝隙长驱直入.二姨有时为了赶活儿,不得不做到深夜.油灯黯淡的光嗦嗦发抖,炉子剩的一点儿余火眼看就要熄灭,二姨的十指冻得僵硬,双脚像两个冰索.她低头干得太久,肩膀和脖子热辣辣地发疼,但她连揉一把或动弹一下的功夫都没有.
夏天也一样难捱.手上出的汗弄得针涩涩的,干活速度要慢下好多来.二姨的货要交不及了,每晚邻居在院子里乘凉,她只能在油灯下苦干.月亮升上枣树稍儿,外面夜已凉了,但屋里仍像大蒸笼似的懊热难当.二姨身边放着一把大葵扇,可她又哪里腾得出手来扇上一把呢?
千针万针,千千万万无数针,二姨养家的钱真是来之不易,每一分钱都得用在节骨眼上.二姨告诉我过去北京的炒花生很便宜,一个铜板便能买一包,用旧报纸包成三角形,又香又热又脆.她的儿女们多少次求她买一小包来解解馋,多少次二姨都得狠狠心回绝他们.
一年到头,一家人靠棒子面窝窝头度日,只有在生日和过年才吃上白面.夏季蔬菜便宜,二姨就在小贩们收摊贱卖时多买点腌起来,一年余下的时间就吃腌咸菜.肉更是难得吃上,春节那几天才开开斋.
就这么千省万省,二姨不但把子女拉扯大了,还送儿子进了学校.后来又在儿子的帮助下,送女儿读中学.像所有中国旧式母亲,二姨把全副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儿女也很争气,即使家境贫寒,他们既没有结交损友,又没有沾染恶习.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二姨所说的志气.由于她的榜样,儿女不单诚实知礼,还很孝顺.两个孩子都盼望将来能找一份好工作,有足够的收入,让二姨不再劳碌,晚年能安享子孙带给她的清福.
最后二姨的女儿也中学毕业了,使二姨欣慰的是,女儿在海关找到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后来又跟一位年轻的同事结了婚.1949年女儿怀孕了,二姨迫不及待地等着她的外孙出世.然而就在婴儿躁动于母腹时,共产党的军队从东北打了过来,国民党的海关将迁往台湾.如果二姨的女儿女婿不走,两人都得失业,当时国内的失业率比20年代更甚,达到历史最高点,谁也不知要过多久他们才能再找到一份工作,也许几个月,甚至几年,而婴儿即将呱呱出世……
在中国,历史总在轮回,恶梦不断重现.对年前二姨和她丈夫曾进退维谷,现在同样的难题再度摆在二姨和她女儿面前.不过这次二姨必须作出决定.事不宜迟,她得立刻选择,以她的亲身经历,二姨深知这是生死攸关的抉择.
过去她丈夫死于穷困和绝望,这幕家庭悲剧一定不能再次上演.经过几个不眠之夜,二姨眼圈红红地跟女儿说:她应该和丈夫一起去台湾.女儿和女婿听她的话走了,不久大陆和台湾断绝了往来.二姨直到1978年去世,再也没有得到她女儿的片纸只字,既不知她女儿的生死下落,又不知她外孙如何来到人世,她那无比疼爱、做梦都想抱着亲他的外孙.
二姨送走女儿后,整个心便放到了儿子身上.儿子初小毕业14年来,一直竭尽全力帮着二姨撑起这个家.他先是做报童或给人当差,后在一家自行车铺当学徒,几年后又在一家照相馆做事,虽然上下班得走很远,只要薪支好一点他就于.最后他在北京动物园找到一份工作.
从1937年到1949年,中国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抗日烽火紧接着内战狼烟,经济萧条,物价飞涨.原先粮食和日用品的价格月月攀升,后来发展到上午和下午都大不相同.失业者不计其数,许多人无家可归,冻馁街头.二姨一家不但挺过来,而且女儿还读完了中学.二姨清楚,这一切如果不是儿子作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简直难以想象.
1949年后,内战止息,通货膨胀得以控制,人们的生活逐渐回复正常,二姨的儿子却差不多过了成家的年龄.他28岁,还没一个女朋友,虽然他长得不难看,但这些年他简直没有积蓄,要想赢得女孩的芳心并不容易.二姨知道,才子佳人的浪漫爱情只能出现在戏剧里,在舞台上,而现实生活中的婚姻考虑的问题要实际得多,她深为儿子将来的幸福担忧.二姨决定要帮儿子挣钱娶亲.
于是她答应跟着我父母去瑞士.她和我父母的协议上写明,一旦他们带她出国,二姨要为我们做满5年.这其间她的收入,按中国当时的生活水准会相当可观.但二姨若非为了儿子,她是不会接受这份工作的.
过去她从未离开过北京城,飞机的声音能把她吓得半死,火车、汽车、轮船等等都会让她着晕.现在她要去到一个她根本不知道在哪儿的外国,跟洋鬼子生活在一起,吃他们的饭,住他们的屋,看他们骇人的白脸,闻他们刺鼻的膻味,听他们叽哩咕噜讲话,不知所云,他们也听不懂她说的中文.除此之外二姨还顾虑在瑞士被人当下人,支使她,呵斥她,那时她又不能辞职回家.但所有这一切担心都抵不过成全儿子幸福的决心,二姨义无反顾地辞别儿子飞往欧洲.
到了瑞士,她拼命干活,一个子儿都不花.四载寒暑,她在银行的存款达到了近2000元人民币.攥着这些票子,二姨幻想着返家后幸福的一天.她要如数将钱交在儿子手里,他会兴高采烈地拿来娶媳妇.儿媳妇准是一位温柔贤惠的姑娘,刚过门,她大概还有点儿羞答答的样子,很快她就会像蜜糖溶在牛奶里一样,完全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二姨想着想着,竟喜欢上了这个未来的儿媳妇.第二天,二姨到商店为这个虚构的儿媳妇买了一块名贵的瑞士手表,浪琴牌的,和她早些时候买给儿子的作对儿放在一起.
就在二姨沉浸在这美好憧憬、等待我父亲即将工作期满之际,命运再次和她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二姨的儿子在北京得了一种奇怪的热病,后来听说是从动物园的动物身上传染得来的,医生无法确诊,对他的病情发展束手无策,得病后他根本没活几天.
部里的领导闻知此事,竟没把消息通知二姨.他们怕二姨听了噩耗,无法再工作,那就得万里迢迢派人过去替换她.
几个月后二姨回到北京,发现她家空无一人,当她问起邻居和亲戚关于儿子的去向时,他们都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向她说出事情的真相.于是他们东拉西扯,推说她儿子去了东北出差,走得很急,会很快回来的.
当然她的儿子永无归期,也没有片言只语的来信.二姨一个人呆在家中,越来越不安,不祥的预感有如一条巨蟒缠住了她.阒静的屋子显得这么空旷,这么阴冷,住了几天,二姨决定搬到奶奶家,一边帮奶奶干活,一边等儿子回来.为了安慰自己,她替儿子寻了好些理由.
终于二姨在一个晚上获知了儿子的死讯.告诉二姨这个消息的是奶奶家新雇来的帮厨女工,二姨几乎不认识她.这位女工完全没有料到二姨竟会不知自己儿子已经不在人世,这路人皆知的事实本不是秘密,她无非想好心安慰二姨一下罢了.但这个消息对二姨来说不啻晴天霹雳.
犹如一道眩目的电光划破黑夜,一切都变得雪亮.不再有任何疑惑,也不再有任何希望.不用说他已成了阴间一鬼!如果他还活着,怎么可能不立时扑进老母亲的怀抱?那是怎样的一位慈母呵:千针万线、千辛万苦地一手将他带大,背井离乡,操劳五载,为的是帮他娶亲.只有死神的力量才能阻止他来与老母团聚!她早就应该想到了!
也许她儿子在弥留之际也曾作过拼死挣扎:他怎么能不见母亲最后一面就魂归九泉?至少他得对母亲道别,请她老人家好生珍重,颐养天年.他得请求母亲原谅,恕他不孝,未能如他所许诺的那样为母亲养老送终.现在他不能再照拂母亲了,那么母亲年迈体衰时谁会替他尽孝?他死不瞑目.无奈死神威力无穷,他已气若游丝,母亲远在万里之外,他坚持不住.绝望弥漫在他心头,使他意志崩溃,灵魂随一阵风飘出了躯体,翻越关山重洋,去与母亲在梦中相会.但是路途实在太遥远,人们的梦就像亿万只漫天飞舞的萤火虫,他捕捉不到它们,他不得不走了.就这样二姨一直没能得到儿子托来的梦.
我仍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的情景.奶奶家所有人都赶到二姨房间,设法劝慰她.二姨面白如纸,嗓子沙哑,头发从小圆髻里散落出来,她在床上来回翻滚着,撕心裂肺地嚎啕不已.我那时还不太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二姨为什么这样大哭,我吓坏了,因为在此之前,我还从没见过大人哭的样子,所以我对这个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等我长大些,从二姨自己和其他人那里知道了她的遭际,我的心也为此变得沉重起来.在中国,人们常说"养儿防老",二姨含辛茹苦养大了一双儿女,而到了垂暮之年,竟没了可指望的亲人.虽然我父母答应为她养老,我知道二姨不敢大把这话当真.
从1958到1966年,我和二姨睡在同一房间里,有时半夜醒来,我会听见二姨轻声长叹.她一定又被心事所扰,无法成眠.二姨的忧伤每每使我动情,但我找不到合适的话去安慰她.终于有一个晚上,我摸着黑,走到她床前,用手臂搂着二姨的头轻轻说:"二姨,别难过,等我长大了,我会挣很多钱,你老的时候我会养活你,照顾你.我就是你的女儿."
二姨听了这话,止不住涕泪纵横,她一把抱住我,喃喃地说:"我的好女儿!我的亲女儿!"她以前从没说过我是她的女儿,此后在别人面前她也不敢这么叫我,但我知道自打那一刻起,她在内心深处已经把我当作了她的亲生女儿.这种母女间的骨肉深情哪怕天崩地裂,海枯石烂也不会泯灭.
11北京一零一中学
小学五年级对我来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11岁那年,某天我睁开眼睛,突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惊喜:曾是滞重混浊有如泥浆似的思维忽地变得清朗起来,像一道小溪在山间流淌.金色阳光跃然其上,紫月清辉蕴含其中,五彩星、七彩虹缭绕四周.这是个美妙绝伦的时刻.我像睡美人般醒来.按二姨的说法,是我的心"开了窍".中国人相信智由心生,情与智就像孪生姐妹,都是在心中孕育而成的.
从那以后,数学成了我最喜爱的学科,成绩几乎保持满分,所有的题目都迎刃而解,我直纳闷过去怎么会觉得数学这么难.至于语文,尽管汉字写起来还是会出错,但眼下写字已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做作文,而作文靠的是一个人的思路和品味.
意识到这点后,我的语文老师便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他常在全班50个同学面前抑扬顿挫地朗读我的文章,还时不时加几句激赏的评语.每逢这种时候,我心跳加剧,满脸绊红,低着头,敛住笑,耳朵却如天线般竖起,一个音符接着一个音符地接收那美妙的韵乐.
我到底不笨,在春风得意的自信中,我踏入了12岁的少女时代.我身高日增,胸部隆起,初潮降临.在过去,这意味着我已到了论婚嫁的年龄.也许好几个媒人已经登门拜访过我父母,在背后议论我的终身大事.
再不然就是早在我出生前,父亲已为我"指腹为婚"了.几杯浊酒下肚,一时兴起,他便会对老朋友说:"我们两家不论谁生姑娘,谁生小子,日后都让他们结为夫妻,我生女孩是你家媳妇,我生男孩是你家女婿."这种朋友间的诺言比契约还管用,倘使日后有一方背信弃义,他便有辱祖先,为众人所不齿.
幸亏我生在新中国,到了12岁时,既不必做针线来准备嫁妆,也毋须祈祷上天赐我以良人,我自有另外的目标:在即将来临的入学统一考试中夺魁,考上一所尖子学校.当时北京市有二百多所中学,其中四所收分最高:城里的第四中和师大女附中,西郊的一零一中学和清华附中.西郊的两所中学离我家都不算远,但我们班的同学和他们的家长都把眼睛盯在一零一中学上.
听人说,一零一中不但在北京数一数二,乃至全国都颇有名气.学校的老师是从几千名中学教师里遴选出来的,他们教学经验丰富,工作极端负责.学校的设施也是一流的.至于学生,他们不限于西郊,而是全北京的学习尖子,八成的学生是住校生.
如果一个人能考上一零一,他的前途无疑一片光明,三年初中足以使二流三流中学的学生望尘莫及,这样又可以在接下去的高中入学考试中稳操胜券.再过三年,大学之门将为你洞开.这么说是有依据的:历年来一零一中学百分之九十几的学生考上大学,许多人考上了全国最有名的几所大学,如清华,北大,哈军工等等;而在二流学校,升学率仅为百分之二十;到了三流学校,不少学生干脆不参加高考了.
小学六年级时,满耳朵听到的都是这同一种论调,我周围的人,包括我的父母、同学的家长、小学校长、老师和所有的邻居都这么说.渐渐地我也觉得即将到来的升中学考试于我生死攸关,我一生的命运都由它决定.如果我考不上一零一中,我便完了,上不了大学,前途无望.一切让人艳羡的职业,如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教授、外交官等等,全都与我无缘,我只配卖卖杂货、扫扫大街.补补臭鞋.这叫自作自受,怨不得旁人.从此我的脸上便刻了羞耻二字,一辈子都洗刷不掉.
这种预期给我造成很大压力.随着夏日的迫近,懒散而颇为自负的我也开始刻苦用功了.每天早上天蒙蒙亮,不用人叫,我就跳下床,草草吃几口二姨做的烙饼,便来到校园背书.通常我6点半到的时候,大部分同学已经到了.每人都有一方自己的风水宝地,我喜欢在秋千上闭着眼睛大声背诵.我们的琅琅读书声汇成一条大河,在清凉的晨风中淌得很远很远.一个半小时后,火热的骄阳普照大地,校园铃声响起,8点钟正式上课.
7月中,关键时刻终于来临,我豁出去背水一战,不成功,便成仁.接下来是一个月坐卧不安的等待,有时我信心十足,陶醉于远大前程的憧憬之中,突然一阵阴影掠过,我的心会哆嗦一下,似乎从云间跌落深渊.晚上我睡不踏实,白天也免不了情绪低落,这种心境真可谓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我父母貌似镇静,其实比我还焦急.终于有一天来了一封信,是录取通知书!多么不可思议,这么重要的文件原来是这么小,这么不起眼.然而我一生的命运就维系在这张纸片上.母亲急切地撕开信封时我几乎透不过气来,"北京一零一中学!"母亲兴奋得流出了眼泪.此刻,压在我心头的千钧巨石顿时化作了千枚彩蝶,在屋里欢快地起舞,飞向高远明媚的蓝天.当我回过神来,才发觉我已经走在去同学家的路上.
那天我看到了几多幸福的笑脸,也目睹了不少苦涩的眼泪.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学生考上了一零一,这也算差强人意了.校长笑逐颜开,我们要感谢的老师反过来感谢我们,因为我们为母校争了光.
好消息传开后,邻居们纷纷来祝贺.不少家长趁机将我听到的那套理论灌输给他们将要在下一年参加统考的孩子.二姨又倒茶又端点心,脸上洋溢着开心的微笑.晚上,二姨拿出一个漂亮的铅笔盒,那是她早买好了藏起来的,这会儿给我一个惊喜.第二天,父母带我出去吃饭,父亲还奖励了我一套盼望已久的一百二十回《水浒》.此后的整个暑假,我又成了家中众人瞩目的明星,父母和二姨都引我为荣,炼黯然失色,退居下风.太可惜了.但他又能如何?他得等5年才有机会和我比试,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考进一零一.
9月1日,我去新学校报到.入学时我们得到一枚校徽,白底红字,锃亮锃亮的,从此我走到哪儿都戴着它.校徽总是招来不同人的或赞许、或羡慕的目光,这些目光颇让我受用.
不久我便发现一零一中与我过去就读的小学极为相似,大部分学生来自革命干部家庭,其余学生的父母也多是科学家、教授、作家和艺术家,因为中科院和几所著名的院校就在附近.有些学生的家长甚至大名鼎鼎.就我所知,这些人的子女都是高分考人一零一的,60年代初,走后门还不大时兴.虽则是公平竞争,班上50个学生中只有两个女孩来自工人家庭,另有一个男孩来自附近的农村.那个男孩姓靳,有一年多我和他同桌.慢慢地和他熟了,不能算好朋友,至少比别的同学了解得多一点.他在班上似乎没有很好的朋友.
不知是因为他比我们稍大还是其它什么原因,他有点儿像羊群中的骆驼.他的衣服是家里做的,不是在商店里买的,样子自然不会时髦,还打着补丁.有些高干子弟也穿打补丁的衣服,那是故意显示自己家多么艰苦朴素,这两种补丁味道就是不一样.我还听说他家经济困难,付不起5元钱的学费.每年他都要申请免缴学费.
除开这些,靳很聪明,脾气也好.有时我们俩觉得课上得没意思,就在桌子底下偷看闲书.我们一目十行,比着看谁读得快,课间休息时才讨论书里的内容.做这种事还得防着老师的突然提问,得保证问到我们头上时我们都能回答得上来,这给我们带来冒险的刺激和不小的乐趣.因为我们的座位靠后,老师从来没有发现我们.
却说到了初二,有一天,靳告诉我他要退学了.他说他父亲身体不好,家里需要他下地干活挣工分,也许他是家中老大.我没问.我有点儿茫然,也有点儿难过,不知该对他说什么.靳才15岁,一零一中可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进的.他在地里又能干什么!他家需要帮手,人民公社为什么不管?为什么非得让他辍学呢?但靳说这事他爸爸已经决定,明天起他就不来上课了.第二天他果然没来上学,也没给我或其他同学留下地址,从此便断了联系.
班上其余的学生照旧上课.一零一中的课程与外校无异,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渐渐悟出了一零一中到底是与众不同.这种不同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却无处不有,弥漫在空气中,每天我们呼吸着它.它融入了我们的血脉,浸透我们的潜意识.要说明这一点,也许我得先从我们的校名谈起.
一零一这个数字是校长王一之特意挑的,王校长年届70,向来备受学生爱戴.（其它学校可没这个特权,它们的校名是市教育局按次序排的.）王校长选这个数字,我听说,是为了让学生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即使我们得了100分,也不能固步自封,还得向更高的目标努力.这就是一零一的由来.
学校的老师常对我们说,这所学校不是培养一般学生的,它要把最可靠、最无畏、最优秀的青年培养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和艺术家."你们本来就是出类拔萃的,但我们还要逼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你们培养成尖子中的尖子."这类勖勉使我们自恃才高,不可一世.我记得当时有三类人最为我们所不屑.
第一类是外地人,常遭我们的讥讽,他们操一口滑稽而难懂的地方话,衣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显得土里土气.他们的想法尤其单纯幼稚,对于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的大小事件一无所知,不像我们这所学校里的学生,总能从高干子弟那儿听来很多的小道消息.
第二类属"小市民",虽然他们生长在北京,但他们的家庭毫无背景,父母既非干部,又非知识分子.这类人小鸡肚肠,鄙俗,胆小,自私,油滑,奸诈,最爱搬弄是非.他们就知道要小心眼儿,争点蝇头小利,有时还白忙乎,什么都捞不着.他们从早到晚鸡毛蒜皮,什么中国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他们根本就不关心.
第三类是我们的同龄人,那些考不上四所尖子学校的学生.他们显然是竞争中的落败者,与我们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须说了.即使另外三所重点中学的学生也没有我们幸运:也许学习上他们尚可与我们一争高下,但我们学校的光荣历史可以上溯到解放战争时期,那些学校岂有此殊荣?况且一零一中还和那么多的名人有关联.
我们的校长王一之是张太雷的遗孀,张太雷是赫赫的革命先烈,他在1927年发起著名的广州起义并在起义中牺牲.王校长本人早在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是国家主席刘少奇.1957年周恩来总理亲临一零一中视察.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上学时一零一中尚未成立,但毛的侄子毛远新却在我校上了整整6年学,后来"文革"期间毛远新与"四人帮"联手,弄得身败名裂,但在60年代初我们却为有他这样的校友而着实得意了一阵.我们学校的校歌是郭沫若作的词,当时郭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大名鼎鼎的诗人.这张名人录还可以接着往下开很长,这一切无不使我们感到极为自豪.
在我日间醒着的时候,我深为自己能人一零一中而庆幸.但在睡梦中,我却常为同一个梦所苦恼:一开始,我无忧无虑地飞跑在一条宽阔的大路上,四面鲜花似锦,绿草如茵.我踏出一步,就在我的脚离地的瞬间,突然失去了重力,整个人离开了地面,飘浮起来,飘到有两人多高.我怕极了,全身绷紧,幸好此时我上升的势头减缓,有一两秒钟我悬在半空,然后开始下坠.
我的脚才刚一踏到地,反弹的力再度把我送上天空.这次我升至一棵大树树梢之上,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吊在那里.我的心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想大叫救命,却发不出半点声音,极目处人影鬼影都不见一个.我死死盯住地面,像中了邪.这个高度足以令我丧胆.
上升的速度又一次减缓,我落回地面.下落时我瞪大眼睛,拼命搜索,想在地上找一件可以抓得住的东西:一块石头,一茎植物,一眼鼠洞,任是什么都行,偏偏什么也找不到.我第三次被不可抗拒的反作用力托起,越飞越高,树木从眼前消失,蓝色的地平线半隐在薄暮中.我心知这次摔下去,准得粉身碎骨.惊醒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心怦怦狂跳,不可抑制.
我很不解那些年为什么会频频遭遇这种梦境,古语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我却记不得白天有过类似的经历.那么是否只好将之归结于当时我心中隐隐感到的不安?我的周围是一群志向高远的青年,在新中国他们每个人都是鹏程万里,而我呢?虽然在学习上我仍名列前茅,但政治上我却对自己少有信心.回想起来,有三件事令我尤为自惭形秽,这就是雷锋叔叔、劳动课和忆苦会.
雷锋叔叔在60年代初是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伟大的普通一兵,他爱党爱毛主席胜过爱被旧社会夺走生命的亲生父母,时时处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同志春天般温暖.他生活异常俭朴,部队发的一点儿很少的津贴被他一分一分积攒下来,匿名捐给遭了水灾的人家,一捐就是几百元.类似的好事不胜枚举.雷锋还写过一本光辉的革命日记,如果把他当作一百分的话,我永远也达不到一百零一,和他相比,我八十九十都做不到.一事当前,下意识地我总是先为自己打算,然后才有可能顾及他人.此外,如果我说话不欺心,我怎能保证我爱党爱领袖胜过爱二姨和父母?于是我不免对雷锋叔叔暗暗怀恨,他那么完美无缺,使我无法不辜负老校长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除了学雷锋,一零一中还有一门必修课,叫"劳动课",每个星期整整一下午.上这门课的目的,据说是培养我们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因为全体工人农民都热爱劳动,只有地主资本家才好逸恶劳.我不敢怀疑这种理论,但这门课却使人觉得无聊之极.整个下午,我们将煤渣从校园的前操场抬到后操场,几星期后,也许又将这堆煤渣再折腾回来.这叫什么事儿!干完活后,整个人灰头土脸,别提有多不舒服.劳动课的那个下午长得漫无尽头,等下课时,我已是精疲力尽.结果连晚上也搭了进去,看不了书,干不了其它事.到头来这门课教给我的只是对体力劳动心生反感,进而怀疑自己.我总想知道我的同学们是否真像他们表现出来的那样热爱这门课.但这种问题,我不便问他们,他们也不便问我.
在校园里劳动不算,每个学期我们还必须下工厂或农村去劳动两周.开始时我很是兴奋了一阵:过去我从没机会接触工农大众,现在我可以生活在他们中间,同吃同住同劳动,跟他们谈心交朋友.多有意思!但事实证明我在一厢情愿.
每次我们下工厂或农村,总被安排住在会议室或小学校,白天还是跟本班学生一起干些基层单位硬为我们找来的杂活儿,晚上谁也不准离开住处四处闲逛.其实老师大可不必担心,我们还能闲逛到哪里去?在当地连一个朋友也没有,谁会邀请我们去作客?晚上的时间真是闷极了.
到了后来,一听说要去工厂农村我就反胃,觉得这种活动劳民伤财,有百弊而无一利.从学生方面来说,我们得中断学习,离开家,天天睡在潮湿的地上,听凭蚊子跳蚤大肆吸血,临时伙房的饭菜难以下咽,无处洗澡,厕所也臭气熏天.而在接待我们的基层单位方面,我们帮不上他们的忙不说,还让他们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有时他们只好让本地的小学停课,让出教室给我们住,又得小心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对当地人简直是个大包袱,但下边谁敢抱怨?接待我们是政治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