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滔滔不绝地说呀说,尖锐的声音驱走了每个人的睡意,不但我班上的同学听到,其他五个平行班的学生也都听到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外面坐着,所有的人都将目光投向我们.300双眼睛!我无地自容,只感到脸颊在发烧.我真想为自己辩解,想对林老师说她的话虽然听上去有道理,但我从来没经历过地震,根本想不出地震是怎么一回事,我只是困得实在支撑不住,想让整件事早点过去,而且我说话的时候半睡半醒.我根本不是盼望地震!
其实我最想对她说的是我看穿了她的用心,我这句随便发发的牢骚话像一片轻烟,本可一下散在晨风中无影无踪,现在却被她揪住这么大惊小怪地做文章,她无非想在其他老师同学面前显示她的政治觉悟,将来好借此作为政治资本来兑现.也就不管我有多么难堪,多么下不来台
当然如果我作如此顶撞,我大概是活腻了.这样一来我的麻烦还有完吗?我把转到了舌尖的话强咽回肚里,低下了头.热泪直欲夺眶而出,那是忿怒的眼泪,委屈的眼泪.我狠咬嘴唇,将它们忍住.林老师,咱们走着瞧,有朝一日我会跟你算这笔帐,你等着吧.
现在轮到受压迫的人扬眉吐气、伸张正义了.我当即拿起毛笔,蘸饱了墨汁,写下一张长长的大字报.用了林老师教我们的一些修辞手法,控诉她对学生缺乏无产阶级感情,与学生为敌,用高压手段抑制不同意见.我写完后给班里的同学一看,他们大表支持,纷纷签名.随后我们就将大字报拿到林老师家贴在她屋里,让她白天晚上读个仔细.这当然不能算作泄私愤,这只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如果林老师为此有几个晚上睡不好,那她也该!这场革命不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么?不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尤应"触及灵魂".
林老师虽然算不上好老师,但她还不是最坏的.平空搞出个暴露第三层思想的政治老师比她更坏!过去学生中盛传他能看穿别人脑子里的想法,所以做起思想工作来百发百中.现在真相大白了:有位初三学生贴出了一张惊人的大字报,揭露他怎样会有这种特异功能的,那真是让我猜一万年也猜不出,原来他趁我们出去做课间操的当儿偷偷翻看学生的日记!写大字报的同学这天突然身体不适,提前回到教室,他亲眼看见政治老师将一本学生的日记从课桌里抽出来大看特看.这个学生当时不敢声张,政治老师正是他们的班主任.
这位老师的所谓"政治思想工作"原来如此!它除了教人卑鄙和虚伪,还能教我们什么?过去我们那么尊敬他,他竟为我们树立这么一个榜样!想想他给我制造的那场恶梦,义愤油然而生.拿起笔作刀枪,我也给他来了一张大字报.
几天之内,大字报像雨后春笋遍布校园.学生、老师、行政人员、工人,人人都投入了写大字报的热潮.埋藏得很深的隐私和污垢统统都挖出来曝光,每天都有令人震惊的新闻传出.教师头上神圣的光环,原可上溯到2500年前的孔子,现在消失殆尽.老师必须放下臭架子,向他们的学生请教;连父母都得向子女学习.当官的以前高高在上,现在须得洗耳恭听老百姓的意见.天地颠倒了,美猴王横空出世,法力无边.一场大革命已经发动,山雨欲来风满楼.
回想起来,"文革"开始时我感觉相当良好,体验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和优越感.但就在这些新鲜的自由和热闹之下,我也遇到了使我深为不安的情形.
7月的一天,我去学生食堂吃午饭,快走到喷泉的时候,远远瞥见那儿围了一群人,便走近看看发生了什么.喷泉过去是我们学校的一景,飞溅的水花飘忽在风中,背后映衬的是摇曳的绿色垂柳,周围空气洁净清新.在北京,这可不是普通中学能够享受到的奢侈."文革"开始后,喷泉的水源被关闭,水池底部积了厚厚的一层淤泥,夹杂着乱抛的纸屑和玻璃碎片.
此时我看见一位中年教师正在喷水池里,衣服泥迹斑斑,头部鲜血淋漓,周围有一些学生在向他扔砖头.他左闪有避,在泥浆里爬来爬去,不觉中,绕着喷泉转了一圈又一圈,像动物园里关着的野兽.目击此景,我一阵强烈的反胃,如果不是立刻掉头走开,我差不多要当场呕吐出来.我没心情再去吃饭,一丁点儿食欲都没有.
回来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我暗自思忖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六神无主: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文革"中打人,被打的而且不是生人,就是我们中学的老师.我是不是在同情他呢?也许有一点,也许根本没有.毕竟我对他毫无了解,万一他是反革命或坏分子呢?万一他真犯了什么弥天大错,因此罪有应得呢?所以还不单单是这位老师的遭遇使我忐忑不安.那么究竟是什么?
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对刚才一幕的丑恶不堪忍受.就是这么回事!从前我读小说,看电影,里面讲到英雄受难时,总是那么壮烈,那么崇高,给人以浪漫和美的遐想.但是在现实中,在我眼皮底下,这种折磨竞表现得这么肮脏,这么卑劣.我真希望我什么也没看到,以免破坏我心中的英雄梦.
这位教师大难不死,但另一位教美术的陈老师却没这么好运.陈老师瘦高个,黄皮肤,留着长发,那是颓废的标志,所以有人说他像电影里的间谍.他总是神情忧郁,抽烟抽得很凶."如果一个人不是心怀鬼胎,不是对新社会不满,他干嘛这么一天到晚不停抽烟?"一个同学这么问我,期望着我的由衷附和."更别说他过去还让学生照着裸体女人的石膏像画素描,分明是毒害我们青年!"就为这些"罪名",他被一群高年级学生活活打死.
我听到这个消息,再次感到极度困惑.整件事简直就像一个拙劣的玩笑,可这却不是玩笑!陈老师头一年还在教我们,他不像林老师,爱做什么政治思想工作,更不曾与学生为敌.他彬彬有礼,为人宽容,如果学生显出一点绘画天分,他会非常高兴,但即便学生没有艺术细胞,他也不会为难他们.就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竟莫名其妙地成了文革中我认识的第一个死于非命的人.
住在陈老师旁边的蒋老师教地理,陈老师高高瘦瘦,蒋老师却矮矮胖胖.两人都是单身汉,又都教辅课."文革"前,蒋老师有两个特点广为人知,一是他的不修边幅,二是他上课从来不带讲义,只带一支粉笔.然而,很多同学都认为他是一零一中最有学问的教师,他的大脑袋里装满了地图和书籍.如果说蒋老师从前就颇得学生敬佩,那么"文革"开始,陈老师被打死,蒋老师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到了1966年8月,红卫兵开始在全国大串联.出发前,人人都想从蒋老师那里讨得几条锦囊妙计,回来后,我们去找他聊天,回赠他几段路途的见闻,能借机在蒋老师面前显露一下我们的见识总让我们得意非凡,这样在8月到12月这段时间里,蒋老师的来访者络绎不绝,欢声笑语隔着宿舍楼的池塘都能听见.晚上,他房间的灯光总要亮到一两点.艺术给陈老师带来灾难,地理却给蒋老师以福祉.
1966年间,与那些对自己生命都把持不定的老师们比起来,我们学生突然威风了许多.即将来临的入学考试取消了,现在时间完完全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一转变非同小可,过去总是老师.家长、领导叫我们做这做那,学校的课程门门都是必修的,时间排得很紧:一天6节课,一星期上足6整天.将来上大学也自由不到哪儿去.大学毕业后,国家会给每个人分配工作,人人有只铁饭碗.不论你喜不喜欢,往往一干就是一辈子.
一夜间,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老师、家长、领导居然通通靠边站了,现在我们自己说了算,自己定计划,自己来执行.那么我们在学校该做些什么呢?课自然是不上了,就围在一起讲家史.当然在会上发言的全是干部子弟,其他人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吴的女生所作的发言.1942年日军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当时吴的哥哥只有几个月大.他长得可爱极了,白白胖胖的圆脸,跟他妈妈一样有一双深棕色的大眼睛.他妈妈管他叫宝宝.宝宝的妈妈日盼夜盼,就盼孩子的爸爸早点从前线回来看看他的第一个孩子.
爸爸未进门,日本鬼子先来了.吴的妈妈抱着孩子跑进了大山,跟其他人一起藏在一个山洞里.日军在搜山,越逼越近.这时孩子醒了,张嘴就要哭.他妈妈情急之下,只能用手捂住婴儿的嘴,若被鬼子发现,所有的人都性命难保.
孩子急了,本能地使出全部力气反抗.他的小脸憋得通红,然后发青.他的小手紧紧抓住妈妈的手,想把它推开,呼吸自由空气.他两条胖乎乎的小腿拼命乱蹬.他母亲万箭穿心,但她不敢松手,直到日本兵离去.而那时,孩子已经在她怀里变凉了.
吴哭了起来,我们也都掉下了眼泪.
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我能理解,还不是为了她哥哥.他死得这么冤,这么惨.他是父母的心肝宝贝,这么个白壁无暇的孩子,竞也被父母奉献给了革命.吴和其他兄弟姐妹也许都很聪明可爱,但怎么都比不上这个死去的孩子……
当然这不是那天我们和吴一起哭的原因.我们流泪是因为被父兄们的英勇奋斗、壮烈牺牲所感动.这样的家史故事我们听得越多,就越坚信:倘若我们允许革命倒退,国家变修,万恶的帝国主义和豺狼般的国民党就会卷土重来.就像30年代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把我们统统斩草除根.那时他们不但会杀害我们的父母,连我们也不会放过,以绝来日复仇的后患.
我突然觉得这些同学比我的亲兄弟姐妹还亲,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今天我们在教室里一起流泪,明天我们在战壕里一起流血."文革"前,我对他们毫不信任,把他们一个个都看成竞争对手,如今我却愿为他们中的任何人牺牲性命.
其实使我们热血沸腾的不是对死的畏惧,而是一种自豪感和使命感.毛主席说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担在我们肩上.苏联和东欧已经改变了颜色,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还坚持马列主义.若我们拯救了中国的革命,我们就创造了人类的历史.我们要铲除官僚和腐败,取消一切剥削和特权,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党政机关……总之我们要让中国变得更加纯洁,更加民主,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为人类历史开创一条崭新的道路.
除了讲家史,我们每天就是骑自行车到北京各大中学校看大字报,参加群众集会.在这些集会上,林彪、周恩来、江青都曾露面作演说.我第一次听到"红卫兵"这个词是在6月下旬的清华附中,比大部分中国人听说这个词要早近两个月.一个多么教人为之神往的字眼!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的自行车越骑越慢,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新概念.后来我们干脆把自行车停在一条小河边,当时我们三下五除二就把红领巾撕开,把撕出来的红布条缠在左臂上,像20年代的工人纠察队一样.这样我们就算造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工作组的反.打这一刻起,我们不经任何人批准就把自己变成了红卫兵.
街上行人很快注意到了我们的新装束:父母穿过的褪了色的旧军装,红袖章,帆布军皮带,绿军帽,女孩也像男孩一样把帽舌压得低低的.人群中有向我们微笑的,也有向我们挥手的,他们的眼神透着惊讶、新奇、激动和羡慕.我想我没有在他们脸上看到恐惧 那时还不曾有.
行人向我们微笑,我们也报以悦色,感到神采飞扬.我们的眸子闪亮,目光清澈,脸颊红润.每人都骑着一辆锃亮的新车,飞驰而过,军装、袖章被风吹得噗噗作响.当时自行车算是奢侈品了,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父亲送给我一辆新车来表示他对"文革"的支持,他是个理想主义者,相信,或者毋宁说是希望,"文革"能纯洁党的队伍,挽救中国的革命.）
时不时地我们同时按响车铃,散发出一长串的叮吟声.我们不是要行人让路,也不一定是想引起人们注意,仅仅想听那悦耳的铃声.铃声直上云霄,清脆欢快,像一群带哨的白鸽在蓝天上盘旋.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这铃声竟成了一曲前奏,不久便引导出一场吞噬全国的暴风骤雨来.
1966年8月18日,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头天晚上午夜过后,我们从一零一中徒步出发,拂晓前到达天安门广场.在黑暗中,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毛主席究竟会不会来,是悬在每个人心中的大问题.星夜璀璨,我们唱起了歌: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我们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在歌里,毛主席爱人民,他一定能听见,这可是我们的肺腑之音.
也许他真听见了,凌晨5点,东方将明,像奇迹般他突然走出天安门,走向广场,和他周围的人握手.广场顿成欢乐的海洋,所有人都在叫"毛主席万岁!"我身边的女孩哭,男孩也哭,我热泪奔涌,视线模糊,看不真切.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城楼太高了,我们在下面的观礼台看不清楚.
于是我们热切地齐声呼喊:"我-们-要-见-毛-主-席!"他听到了,走过来站在天安门一角,向我们挥手.这下我可看清楚了,他一身绿军装,戴着红袖章,和我们一模一样.我热血沸腾,和广场上百万人一起雀跃欢呼,那一刻,小我不复存在,一切人我之间的障碍都不复存在.我像一滴水终于汇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奔腾澎湃,永不止息.我不再孤独.
当晚,我们自发地在一零一中狂欢庆祝.篝火旁,人人都扭起了秧歌.没人害羞,没人怕自己跳得不好.到这会儿,我们已经40多个小时没合眼了,我却仍感到精力充沛,别人也毫无倦色.跳了几个小时的舞,我又一路骑车回家,跟父母分享这巨大的幸福.这些日子他们也不怕半夜三更被我吵醒了.事实上,他们还叮嘱我不管什么时候回家,都要叫醒他们,告诉他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新动向.
见到毛主席极大地鼓舞了我的革命热情.第二天,我们几个红卫兵伙伴在一起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如果我们热爱毛主席,光叫口号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得采取点儿行动.可是采取什么行动呢?到了这会儿,一零一中的老师都已批过了一轮,有的进了牛棚,连老校长王一之也被拉下了马,因为她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有牵连.在校园里我们已找不到什么对象可供造反的了.于是有许多红卫兵冲出校门到社会上去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我们怎么办?破"四旧"吧,可是得先找到目标.我建议去附近的饭馆儿移风易俗,大家都说好,一行人跳上自行车,绝尘而去.
饭馆里的食客见一彪红卫兵突然闯了进来,不由一阵紧张.到了8月,人们开始害怕这些呼风唤雨、到处制造红色恐怖的年轻人了.饭店里顿时鸦雀无声,一双双眼睛都盯在我们身上.
我向前迈了一步,煞有介事地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接着我就开始即兴演说了:"同志们,今天的世界上还有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吃不饱,穿不暖,所以我们不能浪费粮食,我们尤其不应该像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那样让人伺候.从现在起,想在这个饭店吃饭的人必须遵守新的规则:一、自己去窗口拿饭菜;二、自己端到桌上来;三.自己洗碗洗碟子;四、要的饭菜必须吃完.否则,不准离开饭店."
我一边说,有几个顾客一边开始变色,额头都渗出汗来了.他们点了大多菜,现在他们得在红卫兵众目睽睽之下吃完所有的饭菜,这可不是什么让人羡慕的事儿.不过顾客们没人敢跟我们争辩.顶撞一群霹雳火似的红卫兵,那他真是活腻了.于是他们个个埋头猛吃,肯定有人为此得了消化不良,但我觉得他们活该,谁让他们在饭馆儿摆谱,点了饭菜吃不完,浪费劳动人民的血汗.这下给我们逮住,让他们丢丢丑,下次接受教训!
就在我和战友们在饭馆儿破"四旧"的同时,其他红卫兵正在全市范围内进行着声势浩大的抄家活动.一时间捷报频传:红卫兵抄出了枪支弹药、变天帐、金条外币、黄色书刊等等.听到这些消息,我那个小组的同学坐不住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对抄家怎么也提不起兴趣.我也没往深里分析,只道:"我们在饭馆儿闹革命,不也有很多事干么?"
后来有一天,我们在大街上被一个老太太拦住,她叫我们跟她一块儿去一户大资本家的家中破"四旧".对此我们却也不好拒绝,于是跟她去了一位知名华侨的家里,原来她所谓的"四旧"只是一些花花草草而已.
我们走进一个偌大的院子,庭荫蔽日,碧叶飘香,芋绵婀娜的竹子倚着太湖石,鹅卵石曲径通幽处,兰菊丛生.回廊边,有一架藤萝,古色古香的鱼缸里,金鱼在睡莲下悠游……
奇怪!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来过,为什么似曾相识?难道我在梦里到过这个院子?……
我进而恍然大悟:这个院子十足像是奶奶家的格调.奶奶的家恐怕早被人抄过了,可能还抄了不止一次.还在那儿住么?有没有被赶出去呢?现在不知她身体怎么样了,还有那些花,她和姑姑种的那些牡丹月季……想这些又于事何益!我现在反正也帮不了她的忙,她是资本家,我是红卫兵,得跟她划清界线.
眼下的问题是拿这些花草怎么办?砸烂它们!连根儿拔了它们,再踏上一只脚?花鸟鱼虫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未来的新世界里没有它们的容身之地.我的伙伴们都已经动手了,我可不能落后.
于是我举起一个花盆,朝太湖石摔过去,乓!声音震得我心一跳.别怕!万事开头难.乓!乓!其实也没什么.我这不就砸起来了,我还可以再砸下去.说真的,摔花盆原来这么解气!以前谁又会料到呢?……
摔了一会,我们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于是我们勒令花园的主人在三天内自己把剩下的花草处理完,并保证几天后一定会回来检查.就这样我们扬长而去,身后是一片狼藉,破瓦碎砾,落英残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回家的路上,钟馗遇上了捉鬼的:我被一路不认识的红卫兵迎面拦住,他们指着我的长辫子说这也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我环顾四周,当街两边的红卫兵手里都拿着剪刀.任谁留了长发或头发带了卷儿的,都被他们一一喝止.随即操起剪刀,在周围看热闹孩子的嘘笑声中,当场三下两下把头发剪短.我不由涨红了脸,在街上被人剪头发真是太丢丑了.我于是求他们,保证一回家马上就自己剪.他们放过了我.作为权宜之计,我当即把辫子盘在头上,用军帽遮得严严实实.
我生怕走在街上还可能碰到其它事,便径直回了家.一进门,见二姨一脸晦气,原来她也在街上看见红卫兵剪别人的头发,吓得她不敢出门,眼看家里的青菜萝卜就快告馨.
"叫我怎么办呐?"她问我,"我要是剪了头发,不成老妖精啦!一头的老白毛扎煞着,还不吓死人?"她一脸愁容使我想到二姨自小就留着头发,婚前是一条油光水滑,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婚后改成盘在脑后雍容典雅的发髻.即使在瑞士,她也从未变过发型.可是眼下,她和我似乎都别无选择.如果我们不想在街上丢脸惹事,还是在家里自己处理为妙.
就在二姨和我相互剪头发的同时,父母则在厕所忙着烧东西.想法都是一致的:与其被人抄出来,既惹麻烦又没面子,不如自己先把"四旧"除掉,防患于未然.于是他们把几本旧书烧了,还烧了一些过去的信和照片,灰烬从厕所冲了下去.这叫未雨绸缨,实为明智之举.谁也说不准下次抄家会挨上什么人,作最坏打算大抵是不错的.
我家似乎突然人人自危起来.连11岁的小炼都陷了进来.他的麻烦是我们家养的一只猫.小炼3年前在一个堆放木材的货场地里玩捉迷藏时发现了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猫,它小得连牛奶都不会喝,二姨教我们将牛奶倒在瓷汤匙里,让牛奶沿着匙柄的槽慢慢流进小猫的嘴,它尝了尝,还行,于是往下咽.日复一日它长成一只大猫,黄色的毛间杂了黑色条纹,前额有三条横线,活像汉字里的"王",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虎子.
虎子的生命现在受到了严重威胁,因为宠物也被列入资产阶级范畴.那天早上,炼收到了邻居家孩子的最后通牒,通牒说我们若在三天内还不把虎子处理掉,他们就要采取革命行动了.这下我们慌了神,虎子是我们家的一份子,我们总得给它留条生路吧.
二姨建议我们将它装在布袋里,带到很远的地方,把它放了,让它变成野猫算了.这个主意不坏,但我可不愿被人看到一个红卫兵偷偷摸摸在书包里藏只猫.我吩咐小炼去干这事,自己回了学校."文革"伊始,我便在学校宿舍弄了个铺,晚上几乎都呆在那儿.
几天后我回家,二姨告诉我虎子的悲惨下场,小炼躲在一边,不理我.当小炼提了布袋出门,被那几个下最后通牒的孩子看了个正着,他们见布袋在蠕动,猜到是猫藏在里边,于是他们抢过布袋,水流星般地转了几转,狠狠地砸在砖墙上."喵!"虎子惨叫一声.男孩们开心极了,他们一次次将布袋砸在墙上.小炼哭丧着脸求他们住手,没人肯稍加理会.虎子的血把布袋染得斑斑点点,墙上都留下了深色的印痕,它还活着,叫得一声比一声弱,一声比一声可怜.猫有九命,算它倒霉了.顽强的生命力只能延长它的痛苦,给这帮男孩增加几分快乐.嘭!嘭!虎子终于没声没息了.小炼跑回家趴在二姨身上哭了好久.
我家的猫被恶作剧地弄死后一星期,一个我唤她作姑妈的邻居自杀了.那天我正巧在家,忽听得一阵喧闹,探头看去,楼下站了许多人.我一下楼,清清楚楚看到姑妈把自己吊在厕所的水管上.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印在我的记忆中再也抹不去.
她为什么自杀?没人知道.死之前,她是学院的打字员,本本分分,不惹是非,既没有历史问题,也没人和她过不去.人们猜她的死是为丈夫的缘故.
她与丈夫的爱情故事颇有戏剧性,我听母亲说一位作家曾经采访过他们,想为他们写本书.姑妈的丈夫,我称作姑丈的,是法语系的教授.我过去很喜欢他,因为他举止斯文,涵养极好,藏书又丰.却不知为何,最近查出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他年青时在法国参加过共产党,但后来脱了党,远离政治,因此他被指控成变节分子.后来我听到了一个关于姑丈的故事,使我觉得他果然有几分像我在革命小说和电影中看到的那些贪生怕死的叛徒.
故事说就在姑妈自杀后,姑丈也动了轻生的念头,他去了颐和园,一头扎进湖里,可是他跳的地方水太浅,不一会便爬了上岸,说这儿的水实在大凉.学院的人把这事传为笑柄,连二姨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姑妈这么个弱女子,决心恁地大,而姑丈这么个大男人,连这点子勇气都没有."
这话有些不祥之象,说真的,我当时就有所觉察.几天前,附近的农业大学里一个保姆自杀了,她可是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那她又为哪般?
她可以说死于破"四旧".近日来这场群众运动又揭开了一个新篇章,其实这倒有点合乎我的想法:过去资产阶级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让别人伺候.新社会这种生活方式应该彻底破除,劳动人民不应再受资本家的剥削.于是定下个新规则,规定资本家不准雇保姆,而不是资本家的实际上也雇不成保姆,因为雇了保姆就意味着你成了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少爷小姐.这样一来等于说什么家庭都不允许雇佣保姆了.
结果就逼死了那位老太太.她没了工作,又没孩子赡养她,就算存下一点儿养老的钱,另一个新规定又把这些钱冻结在银行里.
二姨也面临着完全同样的窘境.她来我家时才46岁,现在她62岁,儿子死了,女儿又音讯全无,按说她已步入老年了.目前她所有的钱都冻结在银行里,能不能、什么时候能取出这笔钱,都是未知数.红卫兵定出的要所有保姆走人的期限却越来越近,二姨教我感到不安,我怕看她的眼睛,它们看上去一下子离我非常遥远,似乎存在于另一世界,我捕捉不到她的目光,而且她还总说些奇怪的话,诸如决心什么的,她不是也……?
二姨走的前一晚（幸而她还留着老房子,不致无家可归）,父亲把全家召集在一起,十分严肃地向二姨保证,只要她活一天,我们就赡养她一天.虽然她现在不得不离开,但她永远是我家一员,她不必为老来无靠担忧.
这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至今我仍为30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夜父亲说的这番话叫好.那时北京就有成千上万名保姆被赶出雇主的家门,全国就更不计其数了,但能作出父亲那番慷慨承诺的雇主能有几人?
二姨虽然什么也没说,但她很感动.此后她便一心一意把我家当成了她自己的家.她不是负担,而是支柱,在我家风雨飘摇的10余年中,为我们苦苦撑着它,直到耗尽全部精力.
14红卫兵不言性
二姨走后,我回家次数愈见其少.家,不再是我一度流连不舍的避风港,却成了是非丛集的烦恼巢,许多事我都爱莫能助,住在这儿往往还一夕数惊.既然如此,何不抽身远避呢?有道是眼不见,心不烦.
从8月起,红卫兵可以免费乘车,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了,我们的任务是煽风点火,把这场革命推向全国.我们是火种,毛主席是春风.春风猎猎,笛声长鸣,只待找到一个目的地我们就要启程了.
我选中了广州,一个亚热带城市.珠江两岸,椰子树高高成行,棕榈叶迎风沙沙作响.一百多年前,道光皇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此销毁外国人的鸦片烟;其后,为推翻清帝制,志士起义,七十二先烈为一个共和国的梦想捐躯沙场.对我来说,广州的魅力主要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它在祖国的南端,远离北京,我在那儿闹完了革命,回家的路上,可以尽情饱览沿途风光.
决心已定,我问我的红卫兵伙伴都打算去哪儿,有人说去上海,有人要去湖南,去四川,还有人去东北.一个女孩说她准备去西藏,那得花一个月时间才能到达拉萨.也有说想去云南,看能否过境去越南打美帝.最后,一零一中有将近30人打算去广州,我们编了一个战斗队.
过了一晚,车票便弄到手了,我们准备好了第二天出发.这次出门行程四千多公里,我们却全部轻装上阵.我带的全部物品是一本小红书、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两套内衣裤、一条毛巾、一把牙刷和一支牙膏,再就是父亲给我的30元钱.一只绿色的挎包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儿全装进去还绰绰有余.
我们不是观光客,出门又不是去游山玩水,我们是一群战士出征,向旧世界宣战.事实上,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这次征程将成为我们人生道路的转折点,是我们"职业革命家"生涯的第一步.
从今往后,我们不必只是羡慕父辈在革命战争中的英雄行为,不必再为自己出生太迟而遗憾.像我们景仰的革命先烈一样,我们奔向黑暗势力猖獗、危机四伏的地方,我们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挖出隐藏的敌人,为文化革命的最后胜利不惜流血牺牲.
火车在傍晚时分驶离北京,我们弄到的是硬卧票,在车上睡了一夜.次日黎明我即醒来,大兴奋了,不想再睡.我凭窗而坐,左手支着窗沿,清凉的晨风扑进车厢,拂动着我的红卫兵袖章,把它变成了一小团熊熊的火焰.我摘下军帽,任风吹乱我的发梢.
这时我的头发已经剪得很短,头顶上约莫寸把长,下边更短,而我还不算一零一中最激进的女将,我知道有几个女孩把头发剃光,她们很以此为骄傲.我佩服她们的勇气,自己却实在下不了这个决心.
头发短了不算,我的脸也晒得黝黑,四肢结实而灵活.我骑车在北京大街小巷穿行了两个月,炼得一身紧绷绷的肌肉.我的衣服成天散发着汗味,指甲藏垢,脱下球鞋来臭气熏天,不比男生逊色.我知道如果母亲和二姨见我这副模样,她们一定大惊失色.但我偏就喜欢这副模样!
过了一会,10岁光景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走到我跟前,我给了他们几块糖,他们管我叫"红卫兵叔叔",连他们的妈妈坐在我对面,也没有注意到我不是"叔叔",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我没有纠正他们的误会,甚至无缘无故地喜欢这两个孩子这么称呼我,尽管我只比他们大四、五岁.
广播说开始供应早餐,队里的3个红卫兵自告奋勇去餐车为大伙买盒饭.后来我们问多少钱,他们却说:"免了吧,钱算什么,私有观念已经过时,你我的钱不就是大伙儿的?既然咱们是战友,就是一家人."我们都认为这主意不错,之后大家便轮流买饭.
两餐之间没什么可干的,只好望着窗外的风景出神.旅途漫长,40多小时后才到广州.就这么干坐实在无聊,我们决定在车上闹一番革命.
我们的计划是在卧铺车厢调查旅客的出身和阶级成分,叫那些成分不好的旅客让铺位给坐硬座的工农兵旅客.说干就干,而今我们不需要浪费时间征得任何人同意.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他老人家的"红小鬼",他把大权交给我们,我们只听他的号令.
不到一小时,我们就把卧铺车厢清了场,至少是基本清理干净了.原来旅客中几乎一半都有问题,我们勒令他们离开,他们也不争辩,拿上行李走人.但有5个上海男女青年却很刺头.
因为这几个人不理解我们革命行动的意义,我们决定和他们论论理.
"工人、贫下中农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旅行的时候就应该像一个主人的样子,而不能只当二三等公民.你们想想,这辆火车上有年纪大的,有身体不好的,有拖儿带女的,你们年轻力壮,让他们在硬板凳上坐两个晚上,你们却舒舒服服躺着,这应该么?"
"话可不能这么讲,"其中一人反唇相讥,"我不觉得现在这样有什么不对.他们想舒服,也可以买卧铺票睡到这儿来,他们想省钱,这才买硬座.既然他们要省钱,你们就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至于我们,我们就是想旅行得舒服一点,我们的权利受法律保护,而法律是神圣的."我们开始在已经空了一半的卧铺车厢里辩了起来,红卫兵在过去两个月没学别的,就学如何辩论.我们都喜欢把事情争个水落石出.
"你说法律是神圣的,这并不全对,"我针尖对麦芒地反驳道,"不是所有法律都能称得上神圣,我们得先作一番阶级分析.如果为保护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权益而制定的法律,对革命人民来说就谈不上神圣二字.我们应该反对它们!废除它们!这是革命的宗旨!否则旧的制度怎么能够推翻?工人农民怎么能够当家作主?新中国又从何诞生?我们又怎么解放全人类?……"
唇枪舌剑就此展开,我认为我们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如果对方不接受,那是他们缺乏无产阶级感情.毕竟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现在他们没话说了,但他们并不打算让步.过了几分钟,其中一个突然说:
"既然你说了让位给工人农民是革命行动而不是受惩罚,那你们自己怎么不让?为什么光勒令别人这么做?你们比我们更年轻!你们也不需要睡卧铺.红卫兵应该对工人农民怀有最深的感情,红卫兵要做其他人的榜样.要让你们先让!"
听了这番话,我们个个义愤填膺.这些人真无耻!他们已经不是辩论了,简直是寻衅!这算不算阶级报复?我们要提高警惕.谁听说过有这等事 红卫兵居然被一群资产阶级狗崽子撵出车厢?我们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决不让步!
就在我和几个战友准备以更猛烈的炮火反击时,火车驶进了一个大站,武汉或长沙,我记不太清了.车门一开,才发现原来硬座车厢也有红卫兵在闹革命.他们也调查了旅客的身分,查出了一批地富反坏右,现在正把他们赶下火车.
这些牛鬼蛇神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被革命群众赶出北京.所有人都已经在火车上遭到过毒打,他们经我们的车窗在站台上走过时,一位老妇人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她是中国所谓长得很有"福相"的人.而今她这微肥的身躯和一双小脚使她步履蹒跚.从她一头银白的头发下,鲜血像小溪一样流着,把她的白衬衣染得一片狼藉.她似乎马上就要倒下,从此不起,而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女红卫兵还在拿一条带铁扣的军用皮带狠狠地抽她的头.
我不忍看这类惨象,却又不甘将目光移开.尽管从理论上讲,我也明白暴力之于大革命是无可避免的,也是必需的,内心深处我对那位老妇人怀了极大的恻隐之情,我觉得应该帮她一把."这位可怜的老太太,"我想,"已是山穷水尽,大概活不成了.她在北京的家人和在农村的亲戚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悲惨的结局,不过这样其实更好.那个女红卫兵怎么这么心狠手辣!"
铃声一响,火车继续前行,我不由长吁一口气,回过神来再想与我们的辩论对手交锋.不曾料,他们几个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概是看到站台上的一幕后溜出了卧铺车厢.那么还是我们赢了,我们似乎战无不胜.但这次好像不太过癌,我们还没逼得他们认输呢,而且辩论最能打发时间.
今天我写这一段,真不敢相信1966年中国老百姓会这么的老实.在火车上陌路相逢,谁又知道谁的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大部分旅客都是单个儿出门,根本无从稽查每个人说的是不是实话.我们甚至都没想过要去核实,只是他们说什么我们便信什么,然而这么多人说了实话,我们竟以此来惩罚他们.10年以后,这类情景全然是匪夷所思的.人人都学会了圆几句谎,有时假话说得充满自信,说得激情澎湃,开始是为了保护自己,后来则习惯成自然了.当今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相互欺骗,一点儿也不脸红地在那儿重复大大小小的谎言,为了利益,为了吹牛,为了愚弄对方.谁应该对我们道德的退化负责?文化大革命吗?资本主义的影响吗?我们这些当年的红卫兵应该负什么责任?我自己应该负什么责任?今天的年轻人不会相信中国人曾经那么诚实那么傻,每每想到我对这些年轻人的亏欠,心中便生出许多的内疚来.
我们到了广州,临时驻扎在一所中学里.我们认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应先花几天时间考察形势,然后再谈动员群众.白天我们分头去中学、大学和各类单位看大字报,找人谈话问情况.
9月初,广州仍又问又热,像个大蒸笼.当地人穿的是汗衫短裤,大多还不穿鞋,便是穿得少,他们还都喜欢在荫凉处摇着大葵扇.老人们喝午时茶,那是一种极苦涩的饮料,小孩则吃赤豆刨冰来驱暑.
我们外出,总是穿戴着红卫兵的全副行头:长袖军装,长裤,军帽,帆布腰带,红袖章,军球鞋,帆布包,小红书.当地居民带着同情的惊讶打量我们的装束.汗珠从我们额头上大滴往外渗,衣裳全湿了,但我们还是不穿裙子、衬衣和凉鞋.任何使女孩显出女孩风韵的打扮都是资产阶级的.我们把自己严严实实包起来,我常常忘了自己的性别.我是一员红卫兵小将,其他人也是红卫兵小将,就这么简单.
这副"捂"装有一次差点儿让我当众晕倒在一所中学的运动场上.这天我对着上千人作形势报告——那年头人人都是演说家,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党内党外斗争,征引历史教训,分析国内外形势,讨论政策与战略.把听众鼓动得热血沸腾,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我的长篇大论持续了3个多小时,听众还不断提问题:
"打人究竟对不对?"
"是不是除了毛选外所有的书都是封资修的?要不要全都烧光?"
"是不是所有干部都属于走资派?"
诸如此类.
午后3点,太阳有如一个大火球,简直像民间故事中描述的,太阳有一包又热又长的针,这些针扎在我的头上,突然我耳朵嗡嗡叫,天地变色,呼吸困难.我连忙一屁股倒在地上,算是没当众大出洋相.
晚上,一行人回到住所,睡在同一个教室里.这队人马有男有女,最大的18岁,最小的14岁,男生睡一边,女生睡一边.中间既没有屏风,也不拉帘子,没有这个必要.我们都是和衣而睡,没人动什么歪脑筋,我们根本不曾想到性的问题.
毫无疑义,性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在我看来.性又肮脏,又下流,而且危险之至.在我看过的书和电影里,只有坏人才对性感兴趣,革命者与之秋毫无涉.革命者的爱情是崇高的、浪漫的,只能用心灵去感受,他们连手都不碰一下.
当然那时我从来没想到过,如果我们的革命父母没有性生活,我们这些革命后代又从何而来?事实上当时我这方面知识的匮乏使我根本问不出这样的问题来.学校从不开教这类科目,家中也不谈论这类话题.所以其实我并不真懂性究竟是什么意思.只是隐约从二姨的故事里,从书上或者新闻中知道女人会为它自杀,男人会为它判刑,10年、15年、20年的都有.最近更有许多领导干部为它颜面扫地.因此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与之沾边,就像红卫兵不能抽烟喝酒一样道理.
当时我的理想就是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些闪亮的词儿出自他的名著《为人民服务》,我们早已熟记于心.几年后,我才知道这种对性的态度放在女人身上还有另一个词,即贞洁,那是我亲爱的老二姨的名字.女人要守身如玉,这种观念显然是"四旧",奇怪的是我们这伙女红卫兵不但不想去破除,还竭力维护它,好像它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到广州后第5个晚上发生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那天晚上,两个高三女生到了9点多还没回来,我们正有些着急,突然看到她们押回来一个30来岁、又粗又壮的"俘虏".原来当天下午两位女红卫兵在市里走迷路了,她们向这个男人问路,结果走到了郊区一座废弃的教堂附近.暮色降临,两位女生在废墟边一路琢磨怎么回事,怎么才能回到驻地,周围风摇树影,野草丛生,虫声一片.突然她们听得身后一阵嘈杂,一群当地居民抓住了一个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