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这一会战并没有代表性。常常是，指挥官将其骑兵配置在重型步兵的前方，就像1176年在莱尼亚诺一样。当时，腓特烈一世皇帝这位勇敢而又经验丰富的统帅率军快速前进，以其骑兵发起冲锋，驱散了他当面的骑兵，尔后攻击意大利的长矛兵。正当他徒劳无益地与“盾牌紧靠、手持长矛”的步兵纠缠在一起之时，意大利骑兵又集结起来，向皇帝骑兵的翼侧发起冲锋，并赢得了会战。不应攻击优势之敌的腓特烈居然在整个会战中根本没有动用其步兵。 [ 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448页。 ]
在后来于意大利南部发生的会战(1266年的贝内文托和泰利阿克佐会战)中，双方军队都只有骑兵，并分为三个师，一个师配置在另一个师之后。那不勒斯的查理一世国王，一位能力卓越但残酷无情的统帅和君主，赢得了这两次会战。在每一次会战中，他都是最后投入第三个师。但是在泰利阿克佐会战中，查理将其第三师隐蔽起来，等待时机。无论交战按其预计发展，还是由于战斗出乎其预料，敌人将其前面的两个师赶出战场，他都没有动用第三师，直至敌人分散追赶其他两个师，并劫掠其营地时，他才运用第三师向敌人发起了突然攻击。
中世纪的指挥官不是位于能够控制整个会战的位置，而通常是在行列中战斗，因此他们对自己所在部分以外的部队影响十分有限。在布汶会战中，法兰西国王和皇帝两人都在战斗中被打下马来，勉强得以逃生。由于军队指挥序列不完善，协同性也很差，所以中世纪指挥官缺少汉尼拔和西庇阿所拥有的那种能够影响会战的机会。甚至在拥有那么多重型骑兵但缺少协同的情况下，也很少有人真正理解指挥官的作用和预备队理论。由于骑士注重个人技能和运用长枪、短剑格斗的表现，擅长乘马持枪比武竞技，因此这些学校的指挥官们常常认为会战只不过是这一系列格斗的组合，并往往使骑兵战斗转化为更像竞技比武的格斗。这样一种文化意味着中世纪指挥官们置色诺芬关于“聪明的将军向敌人的弱点连续攻击”的理论于不顾。这类指挥官都非常刚强勇敢，但好像他们的头脑都是用同一种物质构成的。两次小行动显示了中世纪指挥官的特性，并进一步展示了中世纪战术的变化。
公元1119年，法国肥胖的国王路易六世率400名骑士入侵诺曼底。他首先劫掠乡村，而不是围攻城镇或城堡。当英格兰国王亨利一世率500名骑士出而迎战时，路易国王这位有能力而且经验丰富的统帅却极不聪明地决定进攻。亨利无愧于是征服者威廉的儿子，具有军事天才。他令400名骑士下马，另100名配置在已经转变为重型步兵的部队的前面。法国3个师的第一师驱散了亨利的骑兵，并突入了比其数量多得多的下马骑士之中。这些下马骑士成功地将法国骑兵一个个拖下马，将他们俘虏。在法国第二师发起冲锋并遭到同样下场之后，路易国王便率领第三师在亨利重新上马的骑兵追赶之下逃走了。
沃利兰伯爵是一位亨利国王的背叛者。当他的部队被国王拦截，并被封锁了道路之后，他也上演了一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为将之道。国王的一部分重型骑兵下马，并跨越道路列成防御阵形。国王的指挥官还有40名乘马弓箭手。他命令弓箭手下马，沿路配置他的左侧。在此位置，他们可以向沿路进攻的没有盾牌、手握短剑的任何敌人射击。沃利兰伯爵如果仅仅采取袭击战法，本可以轻而易举地返回去，但他却决定向这些鲁莽地封锁了他的道路的“雇佣兵和乡野村夫”们发起冲锋。他的骑兵发起冲锋后，国王的下马骑士的战线阻止了他们，而弓箭手则向他们的战马射箭。接着，国王的士兵俘虏了沃利兰伯爵和跌下马来的80名骑士，这是莽撞地发起冲锋的部队的大部分。 [ 注：奥曼，《战争艺术》，第390页。 ]
与沃利兰伯爵的小规模冲突中，失败一方的伤亡惨重，这一特性与古代会战相同。但是，骑士中的伤亡大部分表现为被俘的形式。虽然擦伤主要是由于受到打击或从马上跌下造成的，并且常常造成重伤，但是由于全身都穿着锁子甲，所以中世纪骑士很少在战斗中死亡。失败的重型步兵失去凝聚力之后，由于胜利的骑兵大肆残酷屠杀，使得他们大部分被杀。全副武装的骑兵常常在逃避被俘命运而逃跑时遭受惨重伤亡：在许多情况下，逃跑的骑兵在横渡河流时被淹死。比如，在刘易斯会战中，西蒙·德·蒙特弗特击败了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之后，国王的一些士兵试图在高潮时乘马渡过一条泥沼遍地的河流。第二天低潮时，河岸上满目皆是那些仍然骑在马上，深陷泥沼之中而淹死的骑兵。
但是，失败者惨重的损失并没有阻止那些无能指挥官继续实施鲁莽交战，或在失败后毫不抵抗便试图夺路而逃。相反，他们常常受到尽早作出决策的强制性压力，因为他们必须在其士兵服役期满或付给雇佣兵的佣金花完之前作出决定。许多中世纪的指挥官如果谨慎从事而不是勇敢地发起正面进攻的话，那么他们就会被人看作无能，被认为是过高估计了困难、夸大了敌人力量或是为迟缓甚至不采取行动寻找借口。虽然长期以来一直有可供模仿的良好榜样，但大多数中世纪将军们缺少关于亚历山大、汉尼拔和恺撒等人会战的记录，而不得不依靠他们自己去重新发现。而且，在那个战争不断但会战很少的时期，他们具有较多的战略实践，并发展了根据古代理论而形成的僵化实践。
中世纪战略：伊夫舍姆和布汶战役
12世纪战略家注意利用围有宏伟石制高墙的城市和城堡防御所提供的绝对优势。虽然摧毁乡村有时可以迫使敌人走出要塞，但进攻者通常不能对防御者造成严重伤害，因为防御拥有对付进攻可用手段的条件。入侵者可以袭击一个地区，但若未夺取要塞便难以控制这个地区。围攻要塞将会消耗攻城军队整个会战季节，尽管攻城者可以在一地获得足够的补给，但也常常受到防御者解救部队的干扰。这种战略形势和方法与对付袭击者的防御有许多共同之处，但并非因为对付袭击者的经验使这些方法渗入了中世纪战略思想之中，而是因为在野战部队的支持下，要塞提供了最好的防御手段和防止地域征服最有效的途径。小型部队在广阔的空间内活动，又面临可怕的要塞，要运用持久性战略几乎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困难。
战役的焦点经常是对交通线的控制权。1265年的伊夫舍姆战役，就是说明交通线在中世纪作战的战略中的重要性的最好例证。这是英格兰内战中的一次战役。这次战役是在国王的儿子，具有天才的王子爱德华殿下与岁数比他大得多的政治家和前十字军战士西蒙·德·蒙特弗特伯爵之间进行的。在威尔士边界上，机敏而绝顶聪明的德·蒙特弗特发现魁梧健壮的爱德华王子已经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配置在他的东方，阻断了他与伦敦的交通线及其与控制地盘内的主力的联系。在伯爵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之前，爱德华王子的部队便已夺取了塞文河上的城镇，破坏了桥梁，掠去了河上的所有船只，挖深了浅滩河段。不过，德·蒙特弗特甚至连抵达塞文河也存在着困难，因为他难以渡过怀河。他虽然已经夺占了城堡，但发现敌人的部队面向河上的桥梁掘壕防守。伯爵并没有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作战，而是向南进军，夺取纽波特，并准备运送其部队渡过布里斯托尔运河向东进军。但是，王子的部队分为三个舰队由格洛斯特沿塞文河顺流而下，一举攻占了布里斯托尔，并进入纽波特港口。他在那里击沉或俘获了伯爵的运输船队。
地图2.1 伊夫舍姆地区
接着，伯爵向北进军。他的士兵们在人口稀少的威尔士乡村行军，吃尽了缺吃少喝的苦头。此外，他们习惯吃面包，而当时却按威尔士以羊肉和牛奶为主的饮食习惯供应饭菜，使他们感到味道极差。但是，伯爵激励他的士兵，并且让部队休整，准备再次向东方进军。此时，他得知他的儿子正从伦敦地区向西进军，并集中了庞大的军队迎接他的到来。当德·蒙特弗特向塞文河上游运动时，他发现爱德华王子已经在那里了，并再次阻止其渡过塞文河。但是西蒙已经获得了一些相当大的船只，准备在一处未设防的河段渡河。与此同时，他儿子的军队在经过一端非常轻松的行军之后，已经到达了凯尼尔沃思，距其父亲仅30英里。但是，具有洞察力的爱德华王子利用其内线作战的条件迅速机动，抵近小西蒙。这位年轻的公子举止高雅，对他的部属很有吸引力，能够像伯爵一样激励他的士兵。因此，爱德华连夜行军，并于黎明时分突进凯尼尔沃思城中。城里的敌人军队认为敌军尚远，非常安全，还在睡大觉。除杀死了少数企图抵抗的睡眼惺忪的士兵之外，爱德华王子俘虏了小西蒙的大多数部队，只有那些位于城中城堡内的人幸免。
王子置城堡于不顾，只顾确保被俘人员的安全，体现了与其战略上先见之明相匹配的能力。他立即转向伯爵，伯爵此时已终于渡过了塞文河，正向其儿子靠拢。伯爵并不知道凯尼尔沃思遭突然袭击的情况，便令其饥饿的部队在一个叫做伊夫舍姆的小城中休息。伊夫舍姆位于一条河流的弯曲部，三面环水。爱德华得知西蒙到达伊夫舍姆的消息后，又实施了一次夜间行军，并再一次达成了突然性。清晨，伯爵发现该城惟一的桥梁被敌军一支强大的部队封锁，感到自己已经陷入陷阱之中了。他说：“现在上帝已经宽恕了我们的灵魂，因为我们的肉体已经置于敌人的掌握之中了。”接着，他采取了听天由命的惟一选择，率领自己的小部队出城，与王子的大多数军队交战，因为王子的军队封锁了该城通往陆地的惟一出路。敌我兵力对比超过3:1，伯爵与其大多数士兵一样，徒步持剑在敌人的重围中战斗，最后战死，还有许多人在企图渡河逃走的过程中淹死在河里。 [ 注：奥曼，《战争艺术》，第438页。 ]
年轻的爱德华王子取得了与恺撒在伊莱尔达会战中几乎完全一样的胜利，只是会战的名称不同，敌人的结果不是投降而是战死。这种陷阱式态势以及王子聪明而充满活力地提出实施再一次夜间机动，是中世纪将军抓住敌人军队的惟一途径。而恺撒由于拥有有利地形、能够削弱敌人后勤的优势骑兵、较大的兵力空间比、庞大军队以及能够快速行军、机动和便于占领有利防御阵地的协同良好的重型步兵，所以能够实施通常比较困难的迂回运动。特别是，中世纪军队的数量绝达不到在没有类似伊夫舍姆河湾那样障碍物情况下，封锁敌人退路所要求的兵力空间比。
实际上，中世纪在实施迂回运动方面所遇到的困难与古代相比区别不大。在大多数条件下，无论古代或中世纪的军队，没有一支能够封锁住成分与自己相似、机动能力与自己相同的敌军。桥梁、浅滩或其他狭窄地域均不能长期迟滞那些与障碍物和会战空间相比相对较小的军队。由于进军有许多可用的选择路线以及与此相当的补给能力，因此一支军队可以轻而易举地避开另一支军队，就像在象棋中，如果对阵的两个国王在一个扩大许多的棋盘上都拥有独占的领地一样。两支在一特定地域内对垒的军队，将会遇到与对付维京人袭击相同的问题：处于广大空间的一支小部队难以阻止另一支小部队忽东忽西的无序机动，并最终到达他们的目的地。
爱德华王子通过巧妙利用河势，兜住了狡猾的伯爵，就像庞培军队在伊莱尔达利用他们的阵地长期困住恺撒一样 [ 投笔从戎注：应为恺撒困住了庞培军队 ] 。爱德华王子成功地阻止了伯爵与其儿子会合，也成功地防止了伯爵对英格兰不确定的政治形势产生影响。成功地封锁了伯爵，还为爱德华王子提供了内线作战的机会，他极其巧妙地利用这一态势，分别对被其分割的敌手发起了两次作战。不过，如果兜住一个对手的行动遇到了无法克服的困难，那么实践证明，要迫使一个不愿意战斗的敌人进行战斗将是不可能的。处于内线的态势对于王子来说，有利之处并不在便于实施夜间突然进军，而是他先抓住一个正在熟睡的敌人，又陷另一个背水之敌于灭顶之灾。
在伊夫舍姆战役中，双方都表现出对战略的透彻理解，而实践的整个过程则显示出控制交通要道的重要性。这类作战还表现出在意大利北部城镇密集、人口稠密地区作战的特点。英格兰的约翰国王是一位著名的个性复杂的天才。在一场精心策划的对付法兰西的较大规模作战中，他也同样表现出对战略的透彻理解。在这次作战中，他和他的侄子，年轻的奥托皇帝，故意采取外线作战。在约翰国王这一方面，他于1214年2月在法兰西的西南海岸登陆，尔后向北进军，以控制其宣称拥有权力的领地。法兰西的腓力二世国王奥古斯特是一位果断的组织者和天才的政治家，已经实施了动员，并率军向南机动，以切断约翰国王的退路。但是约翰已经巩固了在西南部的阵地，并引诱法兰西国王向南，向其城堡基地退去。此时，谨慎而狡猾的法兰西国王判断来自北方奥托的威胁更严重，因此派遣其儿子路易，这位勇士和未来的国王率领一部分部队抵抗约翰，同时，自己率领主力向北方的巴黎进军，抵抗奥托。
奥托领导着一个低地国家 [ 译者注：指西欧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国 ] 王子联盟。在战役期间，由于面对该联盟的习惯性麻烦，比如与一位结盟王子的女儿结婚，以致耽搁了如此之多的时间。这样，腓力国王在奥托向巴黎进军之前返回了北方。在腓力国王向北进军的过程中，约翰又再次向北进发，但是，阻止法兰西国王集中兵力对付奥托的企图失败了，并遇到了路易的抵抗，就在1214年7月的布汶会战腓力与奥托交手并将其击败之前，约翰撤退了。
约翰的战役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奥托皇帝没有利用对手分兵南方之机进军巴黎，接着又因为腓力在南方仍然留有一部分部队，而没有把全部兵力带向布汶战场。约翰之所以计划一次外线战役，其主要目的是为了分散腓力国王的兵力，使其将兵力集中于与主攻方向相反的方向。约翰国王在外线作战，可以不必顾虑必须与较强的敌人交战，因为他知道怎样运用其军队的后撤和避战能力。在战役过程中，约翰国王把很大的注意力集中于不让法国国王出其不意地抓住他，或迫使其背靠障碍地形。
以持久性进攻战略对付袭击者的战例
中世纪统帅曾经运用精心设计、结构合理的要塞，成功地对付了维京人和马扎尔人的袭击。要塞赋予防御者对进攻者的绝对优势。中世纪的战略家们还运用要塞征服了敌对或好战民族占据的地区。英格兰对爱尔兰的入侵展示了应用持久性战略的途径。未被罗马人征服的爱尔兰人利用其人口稀少的国家沼泽、森林密布的防御特性保护自己，抵御维京人。在沼泽中，他们横跨道路挖掘壕沟，并被覆起来。虽然爱尔兰人没有护身盔甲，也缺乏使用弓箭的技能，但他们依托这种正面筑有壕沟，且进攻者无法避开的狭窄阵地，以逸待劳地坚守。在茂密的森林中，他们以树枝设置鹿砦，既可划分界线又可封锁道路，这给装备不充分的防御者又增加了有利的条件。这些防御限制了维京人的入侵，但当1169年英格兰人的重型骑兵到达时，爱尔兰人犯下了在开阔地迎战的错误。爱尔兰人既没有盔甲长矛，也毫无排成密集队形的概念，因此其步兵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不久，爱尔兰人就被英格兰骑士赶到沼泽和森林中去了，而入侵者则建设城堡，控制地形开阔的乡村。这样，双方各以要塞控制了自己的乡村，谁也压倒不了谁。这种僵持状态一直持续了400年。
在威尔士，盎格鲁诺曼人在对付坚决抵抗的人民时却经历了完全不同的过程。这些人民已经投降了罗马人，却成功地抵抗了撒克逊蛮族人。群山连绵、崎岖不平、密林四布的地形保护了威尔士；而且威尔士气候潮湿，年降雨量经常超过80英寸，也使入侵者陷入困境。威尔士庞大的田园牧歌式经济也没有给入侵者提供多少后勤支持，因为威尔士人撤退时连人带畜群一起撤走，使敌人军队能够得到的食物很少。
地图2.2 威尔士
威尔士人很少依靠骑兵作战，主要依赖装备盾牌、头盔和铠甲的步兵。在南方，步兵使用一种很长的强弓，而在北方，大多数则只有长矛。这种几乎全部依赖步兵的做法，是因为步兵比重型骑兵更适应当地的地形，而重型骑兵在威廉的诺曼征服之后的英格兰作战系统中，曾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在对付狂放不羁和好战的威尔士人时，英格兰人经验丰富的合成军队却占有优势。这支军队拥有轻型和重型步兵以及相当数量的重型骑兵与威尔士步兵对抗。此外，英格兰人可利用威尔士人政治分裂的缺陷。这种政治上的分裂不仅阻止了他们联合起来共御外侵的努力，而且在其东部边境还见到威尔士人相互之间而不是与入侵之敌战斗的情况。
英格兰新的诺曼政府的第一项任务是保护边境，使其不被寻机虏获战利品的威尔士人入侵。英格兰人不仅在边境上修筑了星罗棋布的城堡，而且像罗马人抵御蛮族人那样，修筑了相当数量的较小的筑垒要点，有时各要点之间的距离不过几百码。这样，英格兰人就封闭了他们的边界，可以对付小规模的侵袭；当对付规模较大的袭击时，防御者则通常能够拥有足够的预警时间集中起一支较大的军队对付敌人的进军，因为英格兰人对道路交叉点和河流汇合点的筑垒控制措施，对入侵者的行动起到了一种必要的迟滞作用。
威廉征服之后不久，在威尔士南部边境上，有能力的威廉(赫里福德伯爵)有效地运用这种方法防御进攻。威廉利用其对手政治上的不和，以及当地首脑权威过小，无力与其对抗的有利条件，在其短暂的统治期间获得了对大约400平方英里地区的控制。伯爵建设城堡控制这一地区及其交通要道。这些城堡对控制被征服乡村的作用，与在保护英格兰人边界，使其免受威尔士人袭击方面所起的作用一样大。英格兰人的战术有时使他们能够控制低地，这迫使威尔士人进入不太肥沃的地区，从而给入侵者的持久战斗战略中加进了后勤因素。
英格兰人一旦控制了一个地区，并建立起他们的城堡，这些城堡反过来常常变为城镇区域和扩展英格兰人经济、文化以及军事和政治影响——即综合影响的工具，因为威尔士人感到这些城镇的市场非常具有吸引力。
由于建设和守卫城堡需要的劳动力和额外士兵较少，所以城堡的重要性超过了要塞。这些城堡以最有效的方式——将滚石、擂木、箭矢投掷到威尔士人的头上——发挥其防御效能，而在战略防御中，当需要夺回被敌人夺走的原来已为伯爵占领和驻守的领地，以免永久丧失时，这些城堡还要承担战术进攻的任务。以这些城堡为基础的有效的持久性进攻战略，使得威廉利用对手政治分裂和指定其领导人的政策的效能成倍增加，并使其能够在3年之内完成对这一小范围地区的征服，扩大了盎格鲁诺曼人统治的地区。
赫里福德伯爵的成功，例证了英格兰人应当用以征服威尔士人的方法。经过局部而不是全国性的努力，威廉的继承人在南部逐步向前推进，扩大版图，什鲁斯伯里伯爵在边境中段也采取了相似的政策。在北部边境，腰围粗大到难以乘马，精力充沛却含而不露的切斯特伯爵“胖子于格”将其领地扩展到威尔士北部。在黑斯廷斯会战后长达20年的时间中，英格兰人在威尔士中部、北部扩展的领土与赫尔福德伯爵在南部拓展的领土一样大。在这些地区中，什鲁斯伯里和切斯特的伯爵采取与南部的赫里福德伯爵同样的方式，在其领地建筑了城堡，以巩固他们的统治。
但接着，英格兰人快速向前推进。到1094年，他们已经到达爱尔兰海，比他们统治的地区面积的三倍还要大。威尔士人对此作出反应，多次对分布广泛的英格兰城堡发动成功的攻击，甚至进入英格兰本土进行袭击。看到其广大的领域受到如此威胁，继承了其征服者父亲某些军事天才的红脸国王威廉二世进行了反击，率领一支庞大的军队侵入威尔士。英格兰军队知道威尔士人避免与英格兰人战斗，但善于伏击，便缓慢地实施机动，以伐木人作先导，深入那些可能有敌人埋伏的茂密丛林。但是据其同时代的人说，他们的敌人早已驱赶着畜群“进入深山和荒野，根本不可能来迎击他们”，结果使国王进行了无谓的进军，直至他由于“这个国家难以驯服和天气恶劣”而极不愉快地放弃进行一次战役的企图。 [ 注：约翰·比勒，《英格兰战争，1066-1189》(纽约州，伊萨卡，1966年版)，第314页。 ]
威尔士人阻止英格兰人在最后夺取的地区内获胜的企图取得了巨大成功，但由于诺曼征服后20年来英格兰人的精心巩固和这些地区的逐渐屈服，终于归于彻底失败。暴动难以夺取在较长时间建立起来的城堡。而且，在威廉二世失败之后，英格兰人逐渐开始并坚持不懈地重建城堡，在南方尤其如此。在此后的40年间，入侵者在威尔士南部的爱尔兰海沿岸严密部署，以致新获得地区内达到了平均每100平方英里就有1个主要城堡，大体相当于他们早先控制地区的比例，而相当于英格兰本土平均数的两倍。
英格兰边境上的伯爵们是如此执拗，而威尔士人政治上的不和则使得南部的征服趋势不断推进。英格兰人的征服模式是，控制一小片地区后，便立即建筑城堡，接着便不断提高该地区的兵力空间比，从而使其获得了执行持久战略的能力。英格兰人一旦组织起对新地区的控制，便充分利用当地的税收和军事人力资源执行扩张任务。在这种系统性推进的压力下，敌人的数量迅速减少。这样，他们的持久性战斗战略在其他后勤因素的支持下，大大增强了自身，削弱了对手。
发生在1134年的威尔士人另一次大规模反击，阻止了英格兰人这种渐进性的征服。威尔士人除了政治团结有所加强之外，还有了一些重型骑兵，军事方法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此次会战中，他们迎战人数为3000的英格兰部队。当英格兰人逃跑时踩塌了一座桥，淹死许多人之后，威尔士人的胜利演变为一场歼灭战。此后，威尔士人又烧毁了一座城镇，藏身其中的许多幸存者被烧死，至此，这支英格兰军队实际上被全歼了。城堡纷纷落入威尔士人手中，因为他们那时已经装备了攻城器械。至少一次英格兰人的救援部队被迫返回。救援部队面对的是被伐倒树木阻拦的道路和进军沿途的不断伏击。威尔士人在最新征服的地区取得了巨大胜利。比如，在一个地区，9座英格兰人的城堡只有一座未被夺取。
就在威尔士人的政治团结不断增强之际，英格兰人则陷入了为期10年的为争夺王位继承权而进行的内战之中。1154年，英格兰又在勇猛而精力旺盛的政治家亨利二世国王的统治下联合起来。亨利二世国王是一位有能力的统帅，发动了几次突入威尔士的重要战役，但在军事上均无功而返。一次，其部队穿过森林，越过荒野之后，发现威尔士人占据了牢不可破的阵地；另一次，亨利亲征，而且不仅从英格兰本土发兵，还从王属法国境内发兵。他的大军运动缓慢，进军中不断清除灌木和树木，以免遭敌伏击，并击退威尔士进行袭击和抢掠的小股部队。当登上海拔2000英尺的高原，来到比较开阔的乡下时，英格兰人除了遭遇连绵阴雨之外，未遇到敌人的任何反击。连绵阴雨冲毁了道路，将国王的军队陷入泥沼之中。道路泥泞，无法机动，有着过多骑兵的大军难以获得足够的补给，不久便被迫撤退，再次重蹈了初期战役失败的覆辙。
边境地区的伯爵们缺乏缓慢夺取胜利的耐心和时间，便采取其他办法。造诣颇深的外交家亨利表示出准备妥协的意向。在英格兰人强大力量和陈兵于盎格鲁诺曼帝国广大范围内庞大军队的威胁下，广为人知并深受尊重的南威尔士首领里斯勋爵也持相同观点。里斯了解亨利的权威，曾帮助他镇压过叛乱，甚至在他与法国国王的战争中派人援助过他。亨利国王在他控制的威尔士南部地区任命勋爵，但英格兰人的勋爵和城堡控制的地区更大。不过在北部，威尔士领导人欧文(无论在战争中还是在政治上他都是一把好手)拥有对国王来说十分强大的力量，足以对那些尚未完全征服的部分产生重大影响。于是，欧文给予国王名义上的效忠，而实际上却保持着独立。
英格兰人持续达百年的战争证明，由赫里福德和切斯特伯爵倡导的渐进方法是有效的。这种方法建立在耐心、坚韧之上，依靠建筑城堡和英格兰中世纪经济文化的影响，与罗马人征服不列颠和其他蛮族人地区所运用的原则大同小异。亨利国王的入侵与以前威廉二世的入侵一样失败了，至少是部分地失败了。其原因既是由于威尔士人熟练地运用了防御战略的后撤能力，也是由于英格兰人缺少足够的兵力空间比，难以执行快速持久性战略，以对付那种虽然缺乏政治统一却坚决抵抗外敌控制的敌人。只有执行缓慢征服，逐步加强的持久性战略，通过不断集中兵力，然后修筑城堡的方法，才能达到征服所必需的兵力空间比和政治力量，以克服威尔士人的抵抗。
接下来的将近一个世纪相对比较稳定，尽管其间曾有断断续续的战争，但英格兰人的影响控制着南部，与此同时，一位威尔士王子(理论上说是英格兰国王的诸侯)统治着北部。当英格兰人巩固他们在南部的统治时，北部威尔士发展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诸侯国政府，它致力于获得与君主国和欧洲公国相同的权力。
英格兰人征服部分威尔士尽管进程比较缓慢，但相对于西部欧洲对维京人和其他以后勤为目标的袭击者的防御来说还是顺利的。这两场持久战争的比较说明，进攻性袭击战略比与之对抗的防御更强，而实际上以防御对付持久性战略却要更优越一些。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袭击战略使防御的两个主要性能无效——防御对付武器系统相当或较弱的正面进攻具有优势，以及防御者撤退比追击具有优势的战略能力。由于袭击者避免与强敌作战，并依靠撤退行动，所以防御的两个主要优势无法发挥。
防御者要对付袭击者，就必须努力在各个地方加强自己，因此他们要运用筑垒和民兵，并通过构筑桥头堡和在道路交叉点驻守等方法，切断袭击者的交通线，以便实施战斗战略去追击袭击者。罗马人和拜占庭人也曾努力将劫掠后满载而归的袭击者诱至背靠河流、城墙或山隘的地方，以便消灭他们。但是，即使使用了庞大的兵力，数量较少的袭击者在攻势上仍然是胜利者。
但是，英格兰人以攻势行动对付采用游击战的袭击者，使袭击者的特性无从发挥。袭击者避免战斗和依靠退却的做法，对付进攻性持久战略毫无用处。实际上，这种做法反而有利于英格兰人按部就班的进军。在将领土放弃给敌人时，威尔士人将其劣等地域 [ 投笔从戎注：译者理解有误，“劣等地域”应为“低地区域”。下同。 ] 让给了英格兰人，而英格兰人迅速将这些地区转化为自己的领土，甚至征募当地的威尔士人参加武装部队。这样，进攻性后勤持久战略就比防御性袭击战略占了上风。偶尔发生的英格兰人进军，很少使用超过边境地区的兵力去实施实质性的征服。这一事实起码表明了实施持久性进攻的英格兰人与依靠游击战的威尔士人相当。英格兰人还把他们对威尔士的胜利归功于在其征服的小块地区集中兵力。当然，威尔士曾采用游击战，因为他们缺少执行持久性战斗防御战略和在战斗中迎击英格兰人的军事实力。
在以防御对付维京人以及其他袭击者和以进攻突入威尔士的这两个战例中，所采用的筑垒和瞰制交通要道的方法都是一样的。但是，英格兰人突入威尔士劣等地区的进攻战役与其早先作为防御者对付维京人和其他袭击者的入侵却是有区别的。对付这类袭击者，以战斗战略实施防御使维京人能够运用撤退方法，甚至能够抵抗正面攻击；而作为威尔士的征服者，运用持久性后勤战略，表明比对付袭击的防御更为有利。然而，侵入特定地区寻找战利品的袭击者所追求的是一种后勤战略，它可以增强进攻者的力量，削弱防御者的力量；而作为威尔士持久征服者，所采用的后勤战略则能够削弱对手的力量，增强自己的力量，而且比战利品所给袭击者的力量增强得更大。
这种执行持久性战略渐进方法的作用，在西班牙本国基督教教徒逐步压缩穆斯林教徒控制地区的过程中，也得到了证明。在那里，基督徒控制地区的每一次扩张，都明显地增强了基督徒的军事和政治力量，同时削弱了其对手的力量基础。虽然在征服居住同情基督教人口的国家时，西班牙人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加进了精神因素，夸大了征服的好处；但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地区征服的持久战略与后勤战略相结合的有力例证。
这种筑垒方法的效能及其后勤重要性，在另一场不太重要的冲突中得到了生动体现。杰弗里·德·曼德维尔反叛斯蒂芬国王，藏身于英格兰东部的广大沼泽地区。他和他的追随者们以此为基地，掠夺和恐吓邻近的乡村。照一位编年史学家的话说，杰弗里致力于“对人群和畜群贪得无厌的抢掠；凡属于保皇党人的所有东西，他都要抢走、用光、破坏掉”。他甚至袭击了剑桥城，烧杀掳掠。凭借难以通行的地形条件，杰弗里轻而易举地避开了亲率大军出征的斯蒂芬国王的庞大军队。 [ 注：约翰·比勒，《英格兰战争，1066-1189》，第138页。 ]
但是，当国王转变为后勤战略时，他的阴险狡诈便无计可施了。被斯蒂芬建立起来的筑垒哨所线封闭在沼泽地形之内不久，杰弗里便无法供养他的追随者们了。他的袭击在给国王造成烦恼，并使他和他的追随者富足的同时，也枯竭了曾是他后勤基地内的资源。于是杰弗里及其追随者们不得不转而对付他们的支持者们。“成千上万的人被饿死，”同时代的人记载道，“他们继续增加城镇的赋税”，而“当这些可怜的人们再拿不出什么的时候，他们便掠夺和烧毁城镇。……接着是谷物、奶酪、黄油的价格暴涨，因为田地已成为不毛之地了。可怜的人们饥饿而死；一些人到那些曾经富裕的人那里请求施舍”。不仅其军队的后勤需求远远超过了当地的产出，而且由于杰弗里抢走了拉犁的耕牛，生产力也遭到了破坏。不久，杰弗里迫于饥饿，逃出了被他抢掠一空的地区，并在一次对斯蒂芬城堡不成功的进攻中受了致命伤。杰弗里的追随者们由于失去了他的领导，很快就向国王的军队投降了。 [ 注：约翰·比勒，《英格兰战争，1066-1189》，第139-140页。 ]
斯蒂芬国王的成功战役展示了当时的战略的复杂性，同时也展示了筑垒在中世纪战争中的显赫作用。战略和筑垒攻防中的实践，使得中世纪的统帅们在战场上常常不需要什么技巧。尽管中世纪的统帅可能拥有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好的重型骑兵、足够的轻型步兵，以及虽然协同不好但状态甚佳而且坚定的重型步兵，可是，他们在战术上却经常表现出笨拙，而且缺少机会制定类似马其顿人、罗马人和安息人那样的，用于战场的成熟条令。如果他们的战略陷于僵化的话，那么既是由于防御者的战略智慧，也是由于筑垒比攻城器械占优势。中世纪的军事家在将城堡运用于进攻目的方面，也表现出他们的天才。必要的耐心和彻底的工作，在西班牙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变化；而在威尔士和爱尔兰，相似的方法则为后来的迅速征服奠定了基础。部分是由于宗教狂热而激发起的十字军东征巴勒斯坦的战役，清楚地展示了中世纪战争艺术中真正优秀的因素。
十字军的合成军队作战
最初，当十字军向巴勒斯坦前进，由君士坦丁堡经安纳托利亚向叙利亚行军时，表现十分笨拙。这些国土中的许多地方自曼奇刻尔特会战之后，就一直被穆斯林土耳其人占据着。那次会战发生在基督教徒开始其第一次进军之前26年。十字军不仅对土耳其轻型骑兵的作战方式缺乏了解，而且对自己的重型骑兵极端自信，认为他们能够击败任何对手。第一次出乎他们意料的事情发生在1097年，当时第一支基督教军队正从君士坦丁堡进入土耳其苏丹的领地。他们分为两路纵队行进，纵队之间大约相距6-7英里，以便更容易找到补给品。土耳其人集中兵力对付其左路，于一天清晨突然出现在十字军的面前。十字军停止前进，安营扎寨，并将步兵大部队留下防守营地，而把重型骑兵列成阵形，对付土耳其人乘马的骑兵弓箭手。
当然，土耳其人并不靠近，而是沿着十字军的阵形驰骋，发射弓箭，并注意不形成值得十字军骑士冲击的集团。十字军发起小群冲锋，土耳其人就立即后撤，并继续发射弓箭。十字军的盔甲足以保护人员免受箭伤，但战马却被射死不少，而当冲锋的小群脱离主力时，土耳其人就将其完全包围，因而人员也伤亡惨重。数小时后，十字军收拢在一起，向营地退去，而毫无组织的步兵已被土耳其人突破。一位同时代的人描述了当时的情景：骑士们被“挤得一个紧靠一个，就像关入羊栏的羊群，毫无希望又惊惶失措，我们四面八方都遭到土耳其人的进攻”。 [ 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275页。 ]
好像又要发生一次曼奇刻尔特会战。就在这时，十字军右路的骑兵突然出现，并向土耳其人的翼侧和后方发起冲锋。看到这种情况，原先精神沮丧、被围攻的左路骑士们也发起了冲锋。土耳其人惊恐万分，夺路而逃，其中一些人从战场上一直逃到战马跑死，尽管并没有十字军追击他们。不过，由于土耳其人机动能力强，伤亡相对来说并不大；实际上，全副武装的十字军损失的人更多。十字军之所以能够避免曼奇刻尔特会战的再次发生，是由于他们的右路纵队接到了战斗开始时左路所派出的信使的通知，因此能够在战斗开始后将近5个小时的时候从战场南方7英里外的阵地赶来；相反，土耳其苏丹既不知道十字军右路纵队的位置，在其成功的战斗正酣之时又忘记了该纵队的存在。突然性以及重型骑兵的两翼攻击，打垮了土耳其人的轻型骑兵。
此次失败对土耳其人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以至于此后数个星期都未再骚扰基督徒的纵队，而且在剩下来的进军途中，也再未给其造成严重的伤害。但是，土耳其人的暂停攻击并没有缓解十字军的其他问题——补给问题。十字军本可以轻而易举地乘船到达圣地，因为拜占庭海军和意大利沿海城市的舰队控制着海洋。然而，海洋使十字军的领导人感到不舒服，因而他们选择了陆路，穿过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开始其对付波斯帝国战役的国家。不幸的是，十字军的领导人不仅没有亚历山大的天才，而且缺少其计划能力和后勤组织。除了土耳其人的对抗之外，他们还面临着马其顿征服者所没有的其他困难。不像亚历山大，十字军背负着沉重的非战斗人员的负担，其中许多人是去圣地朝圣的。更有甚者，他们缺少地理知识，因为十字军总是忽视拜占庭人的劝告，常常断言他们的消息时过境迁。正如一位当时的人解释的：“在这块土地上，一旦大地硕果累累，就会立即遭到土耳其人野蛮的掠夺，以致要走很长的路才能见到一小片被开垦的土地。” [ 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272页。 ]
十字军在行军沿线发现的补给资源很少，而且土耳其人在防御中把后勤战略与战斗战略结合起来运用，以对付胜利了的基督教军队的进军。他们破坏十字军行军道路沿线的城堡，烧毁野草、农作物甚至村庄。这是波斯人曾用于削弱亚历山大军队的有效战略。
实践证明，土耳其人结合运用这两种战略，给十字军造成惨重伤亡。土耳其人消灭了由君士坦丁堡向东运动的一路纵队，其中只有极少数人在黑海边上的一个拜占庭人的港口找到了避难所，得以生存下来。另一路纵队有700名幸存者，这些徒步的骑士是因为隐藏在一座土耳其人轻型骑兵难以追击的大山里才得以生存的。第三路纵队由于返回，才得以保存。只有一路纵队徒步到达了目的地，因为土耳其人已经把他们的马匹全部射死了。一支非常庞大的军队也成为后勤困难的受害者。该军在到达一条河流时，大多数人几乎渴死。于是看到水后，其队形大乱，所有的人都扑向河流痛饮，但此时土耳其人发起了进攻，结果只有很少的幸存者到达附近的山里。还有一路纵队把马吃掉而免于饿死，徒步到达了目的地。
包含有轻型步兵的十字军与土耳其人作战，在战术上困难并不大，但是这一武器系统对于解决补给上的困难却毫无用处。由于土耳其人更喜欢避开行军纵队先头的骑兵，因此他们总是集中兵力攻击纵队的后方。十字军纵队的后部一般是弓箭手、弩箭手和徒步的骑士。徒步弓箭手以土耳其人及其马匹为目标射箭，具有优势，因此可以压倒土耳其人的骑兵弓箭手，而徒步骑士可以保护弓弩手免受土耳其乘马弓箭手的持剑冲锋。那些听取了已经进军部队劝告的部队，就发现这些优势武器系统的有机结合，足以对付穆斯林轻型骑兵。
幸运的是，在叙利亚的十字军很快接受了这一战术上的经验教训，并将其应用于与那些前拜占庭省份的穆斯林主人的战斗。但是，在他们与乘马弓箭手的第一次交战中，基督徒缺乏弓箭手，不过以勇敢弥补了缺陷。在得知敌人已经集中了庞大军队，准备发起对安条克的围攻之后，十字军决定迎战。由于在进军叙利亚途中损失了过多的马匹，因此只好仅以700名骑士攻击至少有12000名士兵组成的穆斯林部队。不过，十字军占据了安条克以东7英里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他们这支小部队可以得到起伏地形的遮蔽，而穆斯林军队要通过那里，则必须穿过一条河流和一个湖泊之间宽仅1英里的间隙地。当敌军在黎明时分通过这个间隙地时，十字军突然发起了冲锋。将其掩护部队赶入了同样感到突然的主力部队之中。敌军仍处于行军队形，于是十字军对没有盔甲的轻型骑兵大肆砍杀，给其造成了巨大伤亡。这些敌人两面临水，拥挤在一起，根本无法逃跑。在穆斯林军队撤出由于其军队数量众多而无法运用其骑兵弓箭手战术的狭窄地域之前，已有2000余人被剑砍死或淹死。又出乎意料的是，由于十字军重型骑兵的后方有障碍屏蔽，因而使其能够压倒潜在战斗力更强的穆斯林轻型骑兵。
在下一次交战中，十字军将其数量较大且编成得当的部队排列在新夺取的安条克附近。由于害怕在城外迎击敌人，但因缺少食物而又不得不这样做，所以基督徒便采取有利的方式组织其步兵，并以徒步骑士增强其力量。从将重型骑兵配置在步兵之后这一点来看，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以轻型步兵对付轻型骑兵的重要性。他们展开战线，一端临河、一端靠山，以保护翼侧，并迫使土耳其骑兵弓箭手采取正面攻击的战法。在正面，十字军排列着长长的步兵战线，正面配置了弓箭手，缓慢地逼近土耳其人，并在向前运动的过程中不停地发射弓箭。虽然乘马的土耳其人作为弓箭手的技能无疑更为熟练，但步兵毕竟是站在地面上射箭，而且弩箭手强有力的机械武器大大弥补了技能上的不足。
土耳其骑兵被连续不断的如雹箭雨压迫得渐渐后退，最后终于溃逃，与另外一队骑兵会合到一处。另一队骑兵此前曾深入基督徒部队的后方，击败了十字军的预备队。土耳其人之所以得意忘形，部分原因就是因为穆斯林的胜利使他们没有认识到徒步弓箭手对乘马弓箭手所具有的优势。为了与此优势相对抗，穆斯林曾改为突击战术：他们轻型骑兵发起冲锋，以短剑攻击步兵。然而，尽管此种行动取得了一定进展，但当部队看到主力已经离开战场之后，他们还是撤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