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次战役的两个阶段，穆斯林骑兵的损失微不足道，但当主力放弃营地而不与基督徒交战时，徒步人员便无法逃跑或抵御重型骑兵的攻击。十字军的徒步弓箭手赢得了主要的正面战斗；骑兵只是在此后的行动发展中才处于主导地位。
在到达叙利亚的一年内，西欧统帅们已经发现了击败土耳其人的最佳方法，那就是运用徒步弓箭手的固有优势对付骑马弓箭手。其间，他们还曾运用恰当的合成方法对付所用战术系统完全不同的，来自埃及的穆斯林阿拉伯人。
在1099年进军巴勒斯坦和围攻并夺取耶路撒冷的过程中，十字军曾侵入属于埃及的地区，这里的穆斯林政权控制着巴勒斯坦，并常常与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穆斯林政府发生战争。埃及人的军队组织与其北方和东方的轻型骑兵对手完全不同：他们继续依靠早期阿拉伯重型骑兵的传统，并在与拜占庭人的冲突中进行了改进。现在，为使他们的战术系统适应与其乘马弓箭手对手作战的需要，他们首先使用大量轻型和重型步兵，其中一些装备弓箭，一些装备钉头锤；在这些步兵之后，部署拜占庭式的装甲重型骑兵，两翼则部署少量非装甲长矛骑兵。埃及人采用这种均衡的武器系统，并以弓箭手部署在重型步兵的前方以保护他们，将骑兵作为预备队，显然拥有了非常适于对付乘马弓箭手的队形。但是，就在土耳其人的轻型骑兵战术使得十字军不知所措之时，十字军的战术也使埃及人大吃一惊。
当1099年十字军在阿斯卡隆与埃及人相遇时，双方都有一翼靠海岸。基督徒还是按照与轻型骑兵战术系统战斗的方式组织自己的军队，在前面部署了9个轻型与重型步兵合成的师，并在每个步兵师后面部署了1个重型骑兵师。会战是以没有盔甲的埃及骑兵企图迂回十字军暴露翼侧的行动开始的，但是，位于翼侧的十字军重型骑兵师轻而易举地就将其驱散了。与此同时，双方的步兵也以互相射箭的方式开始接触，并开始转变火力。此时，十字军的重型骑兵通过步兵师的间隙发起了冲锋，践踏埃及人的弓箭手及其重型步兵。装备钉头锤而不是长矛的穆斯林重型步兵对十字军的冲锋毫无准备，因此根本无力进行有效的抵抗。接着，冲锋的十字军重型骑兵抵近埃及人的重型骑兵，其中许多人在静止中就被抓住了。但是，即使埃及人发起反击，恐怕也难逃最坏的结果，难以抵挡比他们盔甲更重、技能更熟练的法兰西骑士。由于步兵和骑兵遭受了惨重的伤亡，埃及军队彻底崩溃了。一翼靠海使许多人淹死，也有一些逃亡者成功地游到海岸外面的战舰上得以逃生。后方的城镇提供了避难所，但是狭窄的城门意味着许多人在等待入城时被杀死，还有许多人在城门附近惊惶失措的人群的拥挤中丧生。
十字军的能力并不总是像这些早期会战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高。有两次，同样的指挥官表现出荒谬可笑的过分自信，竟以几百人冲进一支完整的穆斯林军队，在第二次尝试中损失了绝大多数人。一个世纪之后，十字军与骑兵弓箭手相遇，并在一座有着不吉利的名字“卡雷”的城市附近将其击败，尔后仅以重型骑兵追击了12英里。但是，穆斯林并没有真正失败，而是要吸引十字军过来。十字军的轻型骑兵对手消失在地平线上，于是他们决定宿营过夜，而不是令人困马乏的部队返回卡雷。当他们下马，许多人已经解掉盔甲之际，穆斯林手持短剑和弓箭发起了冲锋。在基督徒在一座小山上找到避难所之前，穆斯林攻击者杀掉了他们大约1/3的部队。十字军的大多数之所以能够逃脱，一方面是由于利用了夜暗，但更主要的是由于穆斯林在瓜分从十字军营地获得的战利品时发生内讧。这次由于不顾后果的追击而引起的灾难，正好发生在安息人骑兵杀死克拉苏的儿子及其部队，包括高卢骑兵的几乎相同的地方。
在1119年的海布会战中，基督徒按照他们新近制定的原则对付骑兵弓箭手，将步兵和骑兵配置在一起，“两支部队之间可以进行有效的支援，徒步弓箭手保护骑士，而徒步弓箭手则受到骑士长矛的保护”。但是，穆斯林也掌握了基督徒的要领，他们的轻型骑兵也以短剑和长矛冲锋。虽然这些没有盔甲的弓箭手对重型骑兵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与基督徒的弓箭手相比，他们的人数太多了，既没有组织，而且装备也不适于突击行动。只有在十字军指挥官有效使用重型骑兵预备队的情况下，才能避免失败，并安全撤出双方都宣称获得胜利的会战。 [ 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329页。 ]
将近12世纪末，建在巴勒斯坦的小小的基督教政府面临着复活了的埃及帝国强大的力量。当时，埃及在精明的统帅和政治家萨拉丁的领导之下。他已经征服了叙利亚，正向巴勒斯坦进军。他统帅着军队中，除了传统的埃及重型骑兵和步兵之外，还有更加强大了的轻型骑兵。他轻而易举地攻陷了位于加利利海边的太巴列，但基督徒的大本营仍然坚持着。为了抵抗如此强大的入侵之敌，基督徒们集中了王国内的所有军队，实际上，连坚守散布在国土内的城镇和城堡的驻军也集中起来了。他们将军队集中在太巴列以西16英里的一个叫做萨发里亚的村庄，但其领导人却对如何作战发生了争论。在他们的军队与萨拉丁占据的太巴列之间是一个人口稀少的地区，而且萨拉丁的军队已经掠光了该地区内的补给品，并破坏了水井。在炎热的夏季，在无水条件下行军是一个严重的障碍。
争论的一方主张采取后勤战略。他们认为，补给品的缺乏势必迫使萨拉丁很快撤走。如果穆斯林统治者希望战斗，那么就让他们向西进军，来找十字军好了，只要他们能够在炎热和缺水的条件下穿过荒凉的乡村就行。如果基督徒必须冒险投入王国的全部军事部队来进行战斗，那么他们应当尽可能地保留一些部队驻守。但是主张战斗战略的一方赢得了争论，他们认为荣誉要求他们减少大本营的驻守力量，而且一定会取得决定性胜利，因为萨拉丁的背后是加利利海。
在十字军进军太巴列的途中，穆斯林的骑兵弓箭手不断袭扰，降低了十字军行军的速度。下午，在距太巴列6英里的一座小山上，他们看到了萨拉丁的主力部队。敌人轻型骑兵的攻击已经迫使后方警戒部队停止下来与其战斗，而疲惫不堪的主力部队已经在炎热的行军中耗光了饮用水。于是，指挥官决定宿营过夜。这一夜是在无水条件和对方持续不断的弓箭射击下度过的。萨拉丁的人还在上风处的草原放火，使烟雾遮蔽了十字军的营地，这更增强了他们对水的需求。第二天清晨，疲惫不堪、饥渴难耐的士兵和又饥又渴的马匹不得不与萨拉丁的整个大军作战。但是，就在两军接近时，基督徒的步兵却逃到了一座小山顶上，他们说他们要渴死了，而且疲劳得无法作战。穆斯林骑兵弓箭手进攻十字军的骑兵，其余兵力则向毫无锐气的基督徒步兵发起了冲锋，步兵很快就被消灭了。在如雹箭矢的打击下，十字军骑兵不久也投降了。穆斯林的弓箭伤了许多人，但只有一小部分受重伤，被射死的更少，因为他们的盔甲提供了良好的保护。
由于忽视后勤而导致失败。但是，十字军还缺乏一起战斗的经验——这也是中世纪军队的特点。特别是，驻守城堡的步兵缺乏编组、指挥链、团队精神或凝聚力，也缺少能够使他们实施机动的任何协同。缺乏饮水和食物对精神崩溃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没有任何组织，则使步兵变得与乌合之众差不多。没有了徒步弓箭手，重型骑兵就无法对付对方的骑兵弓箭手。萨拉丁的精明管理使他获得了大多数优势，在弓箭射程之外避免了战斗，而让饥渴严重削弱了敌人人员、马匹的体力和精神；而且，萨拉丁这位经验丰富的帝王和统帅对其部队的补给也组织得很好。
消灭了基督徒军队的大部和要塞、城镇的守军之后，萨拉丁迅速夺占了耶路撒冷以及巴勒斯坦内地的大多数要塞。基督徒们仅剩下了几个港口，那里的坚固筑垒和意大利舰队的支持，使他们保留了这些不稳定的立足点。但是，萨拉丁又面临一个严重的威胁。1191年夏天，一支新的力量强大的十字军渡海而来，并在海岸站稳了脚跟。在法兰西腓力二世国王奥古斯特和英格兰理查一世国王的统率下，基督徒军队计划在进攻内地之前，先沿海岸向南进军，企图夺取耶路撒冷。萨拉丁则打算再次在敌人进军途中打击他们。他计划仍采用早先获胜的模式，使用骑兵弓箭手在途中袭扰和疲惫敌军，尔后再以主力进攻被削弱的敌人。
但是，果断的萨拉丁所面对的理查国王是一位可怕的对手。此点，从理查所拥有的“狮心”绰号即可感觉到。他在军事方面所表现出的才能和热情比民事方面更胜一筹，实践证明他是一位精明而又谨慎的指挥官。这位年轻的国王在巴勒斯坦时，曾组织过一支小部队抵御骑兵弓箭手的攻击，从这次战斗中可以看出其对战术真谛的把握。在战线的前方，他配置了长矛兵，让他们单膝跪地，矛柄插入沙地，矛尖与对方的马胸平齐。在两个长矛兵之间，配置1名弩箭手，并在其后方配置另一名弩箭手，拉弦安箭；尔后，后面的弩箭手再站到前面，将原来站在前面的弩箭手换到后面拉弦安箭，如此不断轮换。几乎所有的战斗，敌人的骑兵弓箭手都在如雹弩箭面前后退，而且由于畏惧长矛战线，也不愿意靠近以短剑攻击。理查也以少量骑兵出击，但是他富有想像力地结合运用两种武器系统的战术，解决了白天的战斗。
理查国王在准备他的战役时，不仅充分运用了他的战术经验，而且汲取了向太巴列进军灾难的教训。在他自己的军队向南机动时，他将骑兵和步兵各分成12个战斗群，将两个兵种的部队成对使用。接着，为了使两个兵种的部队达到较高的协同水平，他将12对战斗群编成5个大小不等的师。由于他的军队早在6月初就登陆了，而直至8月下旬也没有开始作战，所以有时间相互熟悉，并适应这种组织形式。他计划紧靠海岸行军，以便由意大利海军控制的海上可靠地获得补给。萨拉丁的部队早已将理查国王军队行军道路沿线的食物和饲料横扫一空。理查国王打算部队以比较宽松的时间机动，每天行军不超过12英里，以便有较多的时间休息。萨拉丁所要面对的将是一支补给充足、休息充分、组织合理的军队。理查国王命令补给纵队紧靠海岸机动，其外侧是12个骑兵战斗群，再外侧是步兵战斗群，如此形成一个绵延不断的行军纵队。弓箭手都穿着轻便、便宜的防护服，就像骑士平常穿在盔甲下面的衬垫服。
行军刚一开始，敌人就开始了攻击。当时的一位人士描述道：他们“不像我们的骑士那样装备有重型盔甲，但在速度上总占优势”。国王的表现就像一位指挥官一样，不停地沿着行军纵队前后巡视，禁止任何冲锋。据当时的人解释，这是因为“当你冲锋时，他们就逃跑，而他们的马匹比世界上的任何其他马匹更加敏捷；人们把它们比作灵巧飞行的燕子。当他们看到你停止追击时，他们便不再逃跑，而是返回来打击你；他们就像令人讨厌的苍蝇，你只能把它们赶走一会儿，而只要你一停止拍打，它们便立刻飞回来了”。 [ 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308页。 ]
由于后部是军队最薄弱的部位，像翼侧一样暴露在对方的进攻面前，因此萨拉丁将那里作为主要攻击方向，希望以此方法造成受攻击部队停止，从而形成这些部队与主力之间的间隙，逐步分割理查的军队。但是，这位经验丰富的统帅在队形的后部不断巡视，以保持行军队形。当然，他也派了一些弓箭手朝后走，以便在运动中向敌人射箭。当时的一位穆斯林人解释道：“敌人按照战斗序列机动；他们的步兵在我们与其骑兵之间行进，就像一道平行的坚固的城墙。每一名徒步士兵都穿着厚厚的毡袍”，就是那种垫在盔甲下面的衬垫。这种东西“如此坚硬，以致我们的弓箭在上面连个印记也留不下来”。这位穆斯林观察者还看到“许多人背上插着1-10根箭杆，但他们仍然按照正常的速度行进，没有一个人掉队”。于是，骑兵弓箭手瞄准远处的骑兵，“企图激怒骑兵，引逗他们脱离步兵壁垒。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那些骑兵毫不为其所动”。 [ 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309-310页。 ]
然而，这种无休无止的攻击开始使越来越多的马匹失去战斗力，而十字军骑兵也由于其被动和出于从属地位而变得越来越不耐烦。萨拉丁的部队也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来自对方弩箭手的箭矢“射倒了穆斯林军队的战马和人员”。最后，当理查的军队接近行军的终点时，要通过距海边仅3英里的一片森林。正如他所预料的，萨拉丁在此隐蔽了部队。但是理查国王早已做好了在这类地点战斗的准备。当萨拉丁的所有部队，包括步兵和骑兵弓箭手以及位于他们前面的重型骑兵突然从森林中出现时，理查国王把自己组织良好、充满活力的军队紧紧地掌握在手中。萨拉丁打算沿整个战线作战，但把主攻方向放在敌人的后方；理查国王则计划在萨拉丁集合了他们的全部部队之后再以重型骑兵发起冲锋。虽然担任后方警戒的骑兵穿过了步兵队形，并在国王发出命令之前就发起了冲锋，但总体来讲，会战的进展基本还是按理查国王的计划进行的。在经过3次连续不断的冲锋之后，基督徒的骑兵把萨拉丁的军队赶进了森林。由于战场上的穆斯林步兵与骑兵互相挡道，致使骑兵与步兵的损失一样惨重。在意识到理查对战术非常精通之后，勇敢但又非常聪明的萨拉丁在基督徒军队恢复行军之后，未再进行新的战斗。 [ 注：奥曼，《战争艺术》，第1卷，第309页。 ]
但是，理查的胜利并没有使他得到耶路撒冷。在向位于内陆的耶路撒冷进军途中，他发现萨拉丁已经破坏了沿途的所有庄稼，烧掉了牧草，水井被下了毒或被填死。虽然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但无法克服萨拉丁后勤战略所造成的困难，理查国王只好撤回其饥渴难耐的军队，打消了夺取耶路撒冷的念头。
由于中世纪的所有军事领导人均来自骑士阶层，所以指挥官均不重视步兵，不了解除攻城以外的步兵用法。不过，十字军时期把轻型步兵与重型骑兵成功结合的做法说明，这些指挥官能够克服他们的偏见，并解决了夺取胜利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由于他们受自身训练和骑兵行动重个体轻群体这种性质的束缚，中世纪指挥官们使他们的步兵处于相对无组织状态。不管怎么说，步兵总是分散配置作为城堡驻军，或作为乡村民兵，也妨碍了他们进行成建制的训练；而且，中世纪的军事领导人对训练重要性的认识远不及希腊市民民兵，比罗马的职业军队就差得更远。然而，对西欧来说，十字军对结合运用武器系统的理解，比与蒙古骑兵的短暂交战所取得的经验要重要得多。
成吉思汗和蒙古人的战争
蒙古人拥有一支非常类似安息人的骑兵部队，其中大约3/5是轻型骑兵，2/5是重型骑兵。他们的轻型骑兵带有备用弓和3袋箭，并且至少有1匹备用马。大多数重型骑兵以皮质盔甲防护，能够跟上轻型骑兵。蒙古人按照十进制将他们的军队组织成具有严格纪律和周密协同的系统。最基层的组织有9名士兵和1名领导，其上级单位共100人，10个这种单位组成一个1000人的单位，再由10个这种单位组成一支10000人的单位。他们的将军不直接参加战斗，而是位于预备队的位置指挥战斗。他们拥有组织严密的军粮供应部门，并从其已经征服的中华帝国那里学到了久经实战检验的攻城器械。在一位年轻王子成吉思汗(他凭自己的能力已经统治了亚洲西伯利亚部分的乘马牧民)的领导下，蒙古人已经冲出了他们位于亚洲平原东北部的祖国的所有疆界。
他们对花刺子模帝国的征服充分表现了他们作战方法的特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就推翻了这个由美索不达米亚一直延伸到印度，并且包括了曾给亚历山大大帝造成很大麻烦的大夏和粟特的君主国。而且，蒙古人在完成他们的占领，建立起他们的统治之后，就立即有了与亚历山大相同的经历。虔诚的穆斯林人民奋起反抗他们的征服者，而占领部队的行为则强化了这种敌意。城镇人民起义，本地人暗杀蒙古官员，屠杀小哨站的驻军。
蒙古人以派遣大军进行灭绝战役来报复。军队连续不断地对这个国家进行系统的再征服，他们神速围攻并占领了每一个城市。蒙古人拥有运用攻城器械的丰富经验和相应的装备，一次攻城就可以使用4000架云梯和4000部攻城机械，其中包括一些适于向被围攻城市的城墙之内投掷燃烧油罐的机械。
蒙古人克服了兵力与控制庞大国家的空间和人口不成比例的困难，因为他们从不在被夺取的城市留下驻军：他们将所有人口全部杀掉或驱逐，甚至连“猫狗都不留下”。他们把囚犯、工匠和达到从军年龄的人随军携带，从而增强了蒙古军队下一次攻城的力量。他们让这些人从事必需的挖掘、建造以及辅助进攻的工作。尽管在攻击中面临严重危险，但这些非自愿被征入伍的人们仍比较配合，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战斗失败，他们就必死无疑。这些囚犯在战斗中伤亡极大，只有很少的人能够幸存。 [ 注：米切尔·普罗丁，《蒙古帝国的兴起和遗产》，埃登和塞达·波译本(伦敦，1967年版)，第191页。 ]
蒙古人曾经饶恕了赫拉特这座大城市的居民。但是军队离开不久，当地居民就发动了起义，杀掉了蒙古官员。宽恕的错误危险地在这座城市中蔓延。成吉思汗质问军队的指挥官道：“起义为什么会发生？怎么会发生直至赫拉特人民集中起来，屠刀都没有发挥作用的情况？”接着，他指示指挥官返回去：“由于死人又活过来了，所以我命令你必须把他们的脑袋从身体上砍下来。”指挥官确实如此做了，他再次夺取了城市，杀掉了城中的几十万人。最终查明，幸存者仅有40人。 [ 注：米切尔·普罗丁，《蒙古帝国的兴起和遗产》，第192页。 ]
在与被俘的花刺子模王子谈话时，成吉思汗希望了解他的恐怖战役是否能够永久征服花刺子模帝国的人民。他问道：“你认为这种血流成河的场面能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吗？”王子答道：“如果成吉思汗继续这种屠杀战役，那么将不会有一个活着的人保留这种血腥的记忆。” [ 注：米切尔·普罗丁，《蒙古帝国的兴起和遗产》，第195页。 ]
这种交谈清楚地展示了蒙古人方法的两个因素：恐怖的政治战略和屠杀平民的极端的后勤战略，而平民则是潜在的支持他们的士兵和生产者。政治战略发生了作用，人民受到了震慑，即使是单个蒙古士兵驰入村庄，也能够将老百姓吓住，可以拿他任何想要的东西，或杀掉他想杀死的人，而不会受到哪怕是轻微的抵抗。就是这样，成吉思汗很快地制服了一个庞大伊斯兰民族对异教徒统治的联合抵抗。
东欧缺少兵力面对如此无敌的军事机器。俄罗斯依靠重型骑兵和重型步兵，波兰人仅依靠重型骑兵，而且也没有足够的徒步弓箭手抵御蒙古人的轻型骑兵。在1238年毁灭俄罗斯，烧掉他们木制城墙围挡的城市和城堡之后，蒙古人置位于森林和沼泽之间的城市诺夫哥罗德于不顾，掉头开走了。就像安息人一样，蒙古人在茂密的森林中难以施展。击败波兰人之后，蒙古人集中兵力对付匈牙利。匈牙利人有伟大的统帅，并有许多骑兵弓箭手。蒙古人虽然缺乏占优势的武器系统，但还是击败了匈牙利人，因为他们的将领出色，并且拥有协同密切、经验丰富的正规军队。接着，蒙古人分兵向南、向西突进，直至到达亚得里亚海。实践证明，这项任务完成得并不轻松，因为当地人在山里伏击他们，切断他们的补给。骑兵部队在山区就像在林区一样，面临许多困难。
由于罗马教皇和皇帝极力动员欧洲抵抗异教徒蛮族人的入侵，蒙古人比他们来时更快地消失了。远在亚洲的成吉思汗之死，为结束这场为期4年的战役提供了契机。前面征途上的高山、森林以及石砌城墙环绕的城市和城堡，也必然提供了额外的撤离理由；而且多林国家牧场和谷物很少，与全部是骑兵部队组成的蒙古军队的巨大需求相比，差距太大，因而这种明显的后勤障碍，也是他们撤离欧洲的原因之一。于是满载战利品的侵略者返回了他们的家乡大草原，在他们身后留下的是一片废墟。但是，这次撤退或许并没有使全部西欧摆脱像俄国一样的命运(它仍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但毕竟使他们免除了更多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中世纪战术和战略总结
中世纪战争既强调四种武器系统的不同功能，又注重它们之间各自的优势。马镫增强了突击骑兵的作战能力，其专业化倾向也更加明显，虽然拜占庭骑兵携带长矛和弓箭，但双重或全般功能的骑兵在很大程度上被废弃了。尽管下马的骑士能够像在马背上一样熟练地进行徒步战斗，抵抗重型骑兵的攻击，但是大多数情况下，还是需要步兵迅速站成密集的静止队形用长矛抵抗骑兵的冲锋。虽然较强骑兵的威胁彻底排除了士兵间隔较大、挥舞短剑的罗马队形，然而中世纪军队的权力分散使形势更加恶化。未经训练、毫无协同可言的步兵排成盾挨盾的队形，除了防御什么事也干不了。中世纪重型步兵的机动能力甚至比不上马其顿人的方阵。此外，士兵们常常缺乏经过训练和一起生活而形成的士气和凝聚力，而且通常没有长期在熟悉的领导人手下战斗所产生的那种默契。
由于骑兵和投射武器部队作战时更多的是作为个体而不是集体战斗，所以中世纪军队武器系统的质量很少(如果有的话)受到影响。事实上，他们的重型骑兵可能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好的。在射箭术方面，以弩箭替代弓箭，补偿了欧洲许多地方射箭传统的不足。尽管有少量的骑兵弩箭手具有相当的作战能力，但欧洲人对轻型骑兵所表现出的兴趣不大。
由于重型步兵专门用于对付重型骑兵，轻型步兵在攻城作战中的作用无可替代，并且是在战场上对付轻型骑兵是最有效的兵种，所以1200年代的战争艺术具有如下区别鲜明的性能：(用“>”代表优越于)重型步兵>重型骑兵，重型骑兵>轻型步兵，轻型步兵>轻型骑兵，轻型骑兵>重型步兵和重型骑兵。这些关系清楚地概括在在图解2.1中。图中，A表示攻击能力胜于箭头所指的兵种，D表示防御能力胜于箭头所指的兵种。攻击包括迫使被攻击对象战斗的能力；防御仅指成功抵御进攻的能力，而不包括部队行动的能力。本图所概括的情况是指在平坦地形上。
图解2.1 武器系统的战术能力
骑兵下马后的能力将有所不同。当重型骑兵下马作战时，它就变成了重型步兵。徒步作战士兵的总体能力肯定优于乘马作战的士兵，相同武器系统对抗时，防御一方的能力较强。轻型骑兵下马作战，也可以获得相对优势。在任何情况下，下马作战的骑兵在防御中更便于利用地形或人工障碍等有利条件，而乘马作战就不太容易做到。中世纪统帅掌握并经常利用下马重型骑兵的这种价值，但是，由于缺少轻型骑兵，所以总是不能很好地运用这种变换。他们确实偶尔让弓箭手乘马，使其拥有轻型骑兵的战略机动能力；但他们更少采取相似措施，让重型步兵乘马，这大概是因为重型骑兵后备力量充分的缘故。然而，让重型步兵乘驽马或许比骑士习惯于徒步战斗更要合算得多，因为这将节约培养健壮战马，训练昂贵但无用的乘马战斗技能所需要的可观费用。
中世纪战争及其战术安排的不同成分对战术学的贡献比这种对各种成分作用的严格区分本身还要小。在战略方面，尽管重型骑兵的进攻能力有所改善，但防御仍占据主导地位。木制及石制的城堡和城墙压倒了进攻。中世纪战略再次表明，如果两军构成基本相同，要迫使敌人在对已有利或对等的条件下作战，仍然是一个棘手的战略问题。如果两军在适宜地形上的机动能力都比较好，那么是否进行战斗的决定权在机动能力更强的一方。正因为如此，蒙古人可以迫使或拒绝与任何欧洲军队作战。但是在欧洲，一位指挥官不能迫使一个具有相当警觉的敌人作战，除非他能像腓特烈皇帝在莱尼亚诺那样做。那次，他把自己的步兵留在后面，以骑兵实施攻击；在这种情况下，当他不能攻克意大利人的步兵时，就只能遭到失败。不过，中世纪的防御者不是运用撤退，而是经常运用防御的另一资源——防守坚固阵地，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们高墙围绕的城市和城堡提供了最好的依托。进攻者所面临的选择要么是实施袭击，要么是实施通常难以成功的攻城，所以他们很少能实施持久的决定性会战。
玛格雅人 [ 正版松鼠妖注：马扎尔人，下同。 ] 和维京人的袭击者们主要是交替运用袭击和撤退战术，因此对付他们主要采用纵深防御的持久战略，结合运用追击和在城市、交通枢纽筑城的方法。这些筑城城市和城堡还可作为平民的避难所和阻止敌人机动的障碍。实践证明，对付袭击者，这种要点系统比追击更为有效，特别是当玛格雅人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维京人具有战术优势的重型步兵面对赶上来的重型骑兵时更是如此。中世纪的征服者也把筑城系统应用于进攻性持久战略中，法兰克人的统治者查理大帝就曾建设要塞控制被他打败的撒克逊人。通过在他们的新臣民中间建立要塞，控制了交通要道，法兰克人就有了影响全国的可靠措施，特别是这些要塞不仅具有强大的防御力，而且其驻军还可以实施进攻。在西班牙和威尔士，入侵者把敌人的地区分割成一个个小块，通过在每个小块地区建立城堡的方法巩固其统治。无论在进攻性还是防御性持久战略中，筑城方法都是所要应用的重要措施。
筑城还意味着采用战斗战略，一种极端的情况是占领有利阵地，利用防御力量抵抗敌人的正面进攻。此外，由于筑城体现了重型和轻型步兵的双重属性，因此这些筑城构成了防御中具有优势的武器系统，并确保了战略防御的优势地位。一位中世纪后期的军事作家强调把依靠筑城抵抗入侵作为在战斗中迎击敌人的一种替代方式，当时他建议统治者“向边境上最重要的地方集中和补给粮食、火炮和人员”，并“对那些未实施防御的地方进行破坏”。许多地区的城堡数量使得此种战略相当可怕。在当今法国东部的一个地区，不足3000平方英里的地域内就有70座城堡，平均每50平方英里一个城堡。
这种强有力的防御常常能够降低入侵者通过破坏增大战争代价的袭击来获得政治让步的筹码。此类袭击的破坏性激励防御者增强其在城堡纵深实施可怕的防御战斗，采取防御性后勤战略。因此，同一作者竭力主张防御者“从国家边境及其以内的一个宽阔地带撤出所有的家畜，并将乡村所有的食物补给品放置在隐蔽安全的地方，致使敌人进来实施攻城和四处窜扰时找不到任何东西”。毫无疑问，中世纪战略防御以此作为要旨。 [ 注：菲力普·康塔曼，《中世纪战争》，米切尔·琼斯译本(伦敦，1984年版)，第220页。 ]
为了进攻目的而运用筑城(使逐步侵入敌方领土成为可能)也能够实施进攻性后勤战略。持续达数世纪之久的基督教征服和在穆斯林统治下的西班牙连续不断的筑城，就具有这种后勤效用。每一块新的基督教属领土，都使基督教政府的军事人力得以增强，同时相应减少了穆斯林帝王军事资源的数量。由于战略中几乎所有的后勤方法都需要战斗去实现，所以，如果不是为了即时目的，那么基督教徒在西班牙的战略可以体现基本后勤效能的特点。因此，持久性战略可以逐渐取胜，并作为后勤战略而获得胜利。当然，为了确保迅速获胜，如果侵略者的目标非常有限，或者防御者的抵抗意志非常薄弱，那么也可以采用战斗战略。
通过在边境上抗击英格兰凯尔特人、西班牙摩尔人以及东部的斯拉夫人，中世纪统帅和政府对如何征服敌方人民的方法都了解得非常透彻。当然，土耳其和蒙古系统达成这一目标更为快速。杀掉凯尔特和斯拉夫民族的人员，以恐怖和剥夺其用于抵抗的人力资源而制服其抵抗。在一个场合，一时恢复使用这种措施的罗马人曾实施杀光政策，以达成其后勤目的。当时，非洲的一个叫做纳萨莫尼斯的小部落反叛，于是罗马指挥官“攻击并消灭了他们，甚至连所有未参加战斗的人也都杀掉了”。皇帝“图密善对此胜利得意洋洋，对元老院说道：‘我已经禁止纳萨莫尼斯存在下去。’”但是，欧洲的基督教统治者们通常采用比较人道的方法(如果说这种方法比较慢的话)，也就是通过筑城以渐进征服和绥靖的方式来达到征服敌方人民的目的。 [ 注：迪奥，《罗马史》，第62卷，第5页，第6行，转引自厄尼斯特·凯利译9卷本《迪奥的罗马史》(剑桥，麦斯出版社，1914年版)，第8卷，第327-329页。 ] 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中世纪结束也没有改变，无论在哪种地形对何种敌人所进行的特殊战争都是如此。这对于地域性和国家性战术系统的再生产生了很大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