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战获胜的部队也会出现次序混乱现象。这也是部队在会战胜利后不可避免的现象。如果部队间本来缺乏必要的联系，次序混乱现象就会加重。其实，部队间原本缺乏必要的联系，也正是困扰着会战失利者的一个重大问题。尽管如此，军队伤亡人数不相称的情况也会出现。获胜的军队即使没有完全耗尽人力物力，也经常会出现与失败部队同样的巨大消耗和混乱局面，缺少自我保存力量的意识，经常在追击中表现出不如撤退者更精神。获胜部队经常会因为会战的胜利而得意洋洋，放松对敌反败为胜的警惕，也不会好好地组织部队去追击在会战中失利的部队。
一次普通的会战胜利会产生较大的战术效果。一次强有力的追击行动毫无疑问将提高双方损耗的对比。会战也会产生战略上的影响。这种影响开始于会战失利一方的撤退行动。胜利一方通过战略追击可以扩大战果，或者是迫使对方延长撤退时间，或者迫使对方再次交战。战斗的损耗将打破双方力量上的平衡，使之更有利于胜利一方，胜者将占有会战前所没有的数量优势。假定16世纪的一次普通会战前，双方军队的人数皆为10000名。会战后，胜利一方将还有9400人，而失利一方将只有6200人，双方都包括一些受伤人员在内。这样，双方的力量对比率就成了3:2。
会战也会带来心理上的影响。失利一方部队的士气低落，可能会造成过激的反应，导致与新的力量对比不相称的更惨重的失败。心理影响还可能左右政治环境，引起对改变战略态势的过高反应。
会战的实际影响是不完全相同的。在法兰西内战期间，勇敢而富有进取精神的国王亨利四世，在一次会战胜利后，即向巴黎挺进，而在另一次会战胜利后，他却放松斗志，利用战争的间隙去会他的情人。法兰西人在意大利的一次会战胜利后，占领了米兰公国，而在另一次会战胜利后，他们却撤退了。因为，对方得到了大量的增援部队。荷兰军队一次在击败了企图阻止围攻尼波特城的西班牙军队后，荷兰军队指挥官利用这次有影响的胜利得来的声誉却打道回府了，而不是开始他本不同意进行的围攻行动。然而，没有一次会战胜利能从根本上改变战略态势。在1513年，诺瓦拉会战失利后，法兰西人放弃了入侵意大利的企图。但是，对于法兰西人来说，要想征服意大利这么一个广大且又相对不容易进入的半岛，是不现实的。首先在政治上，这一要求就不是很有力，况且对方还有帝国联军以及西班牙舰队和陆军。会战即使是胜利了，这对于要占领如此广大的领土同样是无效的。一位16世纪法兰西小品文作者说道，一次会战的胜利“不是胜利，除非它结束了这场战争。”按这个标准，实际上，16世纪发生的所有会战，也包括其他时期的大多数会战都没有真正的胜利，因为，都没有因此结束战争。 [ 注：杰弗里·帕克，《弗兰德军队和西班牙道路：低地国家战争中西班牙的战争后勤》(剑桥，1972年版)第20页。 ]
有一次，查理五世这位很有权威的皇帝，利用他军事上的优势，在庄稼成熟之季越过阿尔卑斯山脉入侵法兰西南部。但是，法兰西国王实施后勤封锁战略，赶走了所有的家畜，将所有的庄稼都烧毁在田野上，毁坏了面粉厂。查理五世皇帝一方面缺乏后勤补给，另一方面则面对着一支强大的军队在防御，迫于无奈，不得不撤军。还有一次，帝国的军队与法兰西国王的军队相峙三周，双方都认为不需要花多大的代价就可以击败对方。结果，两位君主耗尽了所有可支付士兵的钱财后，不得不都撤退了。
因为，当时的社会在维系生存之外所剩产品不多，再加上低效率的税收体制和金融机制，使态势不断恶化，使得任何一个对手都不能征集足够的军队，去控制敌国的全部领地空间，征服反对他们的人民群众，夺占它国的筑城堡垒。在回顾英格兰人在15世纪对法兰西的征战时，法兰西的德·蒙吕克元帅写道：“如果法兰西团结起来，就不会因为十几次会战而被征服的。因为，法兰西绅士们都有着爱国精神，法兰西还有大量的堡垒。我始终坚信，那种认为失去巴黎就意味着失去法兰西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进一步补充道：对于一个筑有堡垒设防的国家，还有忠诚的绅士，除了巴黎以外，“在法兰西这片领土上，还有许多其他城市和堡垒，这将需要30支军队来占领并守卫它。要想守住所有已占领的城市，入侵者就得将征集其国内的所有人参军，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入侵者占领这片地方，他就得失去另一片地方，因为他不可能提供这么多的人来驻守占领地。” [ 注：查尔斯·奥曼爵士，《16世纪战争艺术史》(纽约，1937年版)第221页。 ]
德·蒙吕克元帅清楚地看到，为什么英格兰人在百年战争初期要采用袭击战略，以及为什么在没有得到比亨利五世国王更多的政治支援情况下，他后来的持久战略也失败了。在意大利和荷兰北部的小片城市地区，入侵者因为有相对于地理空间而言足够的兵力，因而，能实施持久战略。然而，在荷兰情况就不一样了，入侵者遇到了自己难以战胜的更多的对方部队。除了要击败对方的将士们外，入侵者还得克服大量的筑垒城镇和强固支撑点。
被占国在自己国土空间上有更多的部队，可以在多个地区分片击败入侵者。他们有足够的资源以支持抵抗，有城镇民兵协助防御，有先进的筑城技术实施城市防护。正因为有了上述这些有利因素，荷兰人，现在的荷兰各省，顶住了不仅数量规模大而且素质较高的西班牙军队的入侵。在西班牙人取得了一次重大会战胜利后，一位英国观察家就指出，这些会战的胜利在荷兰这么一个具有良好筑城防护的国家来说，几乎没有任何战略意义。要想利用会战胜利的优势，西班牙指挥官就得“一个城镇接一个城镇地占领，要占领够最起码数量的城堡，就得不少于半年的时间，而这必将造成其部队减员、名声丧失、前途暗淡，因为，只要一个防御严密的城堡就足以拖垮一支原本强大的部队。”在尼德兰，西班牙人最终调集的33000名士兵去驻守208个地方，一个地方少至10名士兵，多至1000名士兵，平均每个地方要用160名士兵驻守。荷兰人也在构筑城防设施，驻守其余城镇。用当时一位人士的话说，他们之间的绝大多数战事尽是一些“小规模战斗、遭遇战、小分队间冲突、伏击战、偶尔的一两次会战、小规模的攻城战、袭击战、用云梯登上对方城墙捕获俘虏、偷袭对方城镇等行动。”正如罗马人早期所做的那样，荷兰人也在不断地进行土工作业，以加固未被占领的领地。 [ 注：杰弗里·帕克，《弗兰德军队和西班牙道路：低地国家战争中西班牙的战争后勤》(剑桥，1972年版)第10、12页。 ]
在有大量筑城设施的地区，会战对战略全局的影响不大。其重要程度也赶不上其他无筑城设防地区。由于失败者也会给战胜者带来较大的伤亡损耗，因此，越是有经验的职业军人越是要避免发生会战，除非自己有很大的胜利把握。这一点不足为奇。更进一步说，由于会战对战略全局的影响不大，因此，仅从战略的角度考虑，就不好要求部队不要一味地避免会战。在1568年和1572年，驻守尼德兰的西班牙指挥官阿尔巴公爵先后两次击败荷兰人的进犯，不是通过会战，而是设法避免会战，直到冬季降临，等他们的钱花光了，物资耗尽了，荷兰人自己也就撤退了。然而，尽管阿尔巴将军可以在战场上通过会战，或者甚至不通过会战就赢得荷兰人，但是，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战胜荷兰人的大量堡垒要塞。他的天才继任者也没能超过他。因此，西欧的会战类似于汉尼拔在意大利时的会战，而不像亚历山大征战亚洲时的那些会战。面对坚固的要塞堡垒、强烈的政治反抗，另外，还有大片的领土需要控制，征服者即使在战场上给失败者以大量的消耗，最终也不能产生相应的战略结局。
发生在法兰西北部的自1590-1592年的大规模战役，清楚地展示了指挥官们的高超指挥艺术。这种指挥艺术产生于意大利战争时期的雇佣兵作战中，成熟于16世纪。查理五世皇帝的孙子帕尔马公爵，这位接受西班牙教育的意大利公爵，从尼德兰率领驻守在那里的西班牙军队，前去援助法兰西内战中的天主教徒。当时的情况是，在1590年，天主教徒占领了巴黎城，新教徒亨利四世国王前来镇压，双方于是摆开了战场。亨利四世国王有着鲁莽的性格，阻碍了他自己从法兰西内战中学到的战术才能的充分发挥，同样，他那娴熟的战术才能却又往往妨碍了他对战略全局的把握与理解。实践证明，他是一位开明的君主，他体贴普通百姓的故事被人们传为佳话，他通情达理、平易近人的作风更增添了他的威望。他不仅有高超的战争指挥艺术，也有精明的治国才能，因而，他牢固地掌握着国家和军队的统治大权。而帕尔马公爵在20岁时，就已是一位勇敢的骑兵指挥官。他非常清楚有雇佣兵参加的作战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况，因而，被公认为是在他那个时代中最优秀的将军。亨利国王尽管从没亲自率领骑兵进行过冲击，但是，他有过成功的军队高层指挥经历，因此，他与帕尔马可谓是棋逢对手。
他们两个第一次相遇是在1590年夏季。亨利国王封锁了巴黎城，断绝了天主教徒们的粮食供应，终于迫使帕尔马公爵从尼德兰率西班牙军队前来解救。帕尔马公爵的作战目标就是使巴黎城能重新实现自我供给。亨利国王尽最大可能召集了更多的人马，在帕尔马军队正向巴黎东面挺进途中与之相遇。帕尔马军队于是停了下来，摆开阵势，邀请亨利国王首先发起攻击。法兰西内战应该说是一场专业水平不高的战争，正是在这种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亨利国王，在他勘察了帕尔马军队的堑壕之后便也明白自己遇到了一位新的对手。亨利国王并不真想去攻击有筑城工事的防御军队，他只是对帕尔马军队采取了一些威胁行动，帕尔马果然又占领了一道新阵地，并又开始工事构筑。正当亨利国王在寻找帕尔马军队的弱点而徒劳无获之时，西班牙军队的一支先遣队占领了一座桥，打开了通往巴黎的通道，这样，巴黎城很快地获得了重新补给。帕尔马公爵的确使巴黎城恢复了原样，而他自己的军队虽然就在大城市附近，却找不到任何可吃的食物。因为，亨利国王的军队已在此呆了4个月，几乎消耗尽了这附近所有的粮食。由于军队没吃的，钱也花完了，帕尔马公爵便率军返回尼德兰，其部队的一些掉队落伍者被当地敌对的老百姓杀了。这样，帕尔马公爵的这次小小的干预行动，以微小的代价救活了巴黎城，达成了他在这场几乎不流血战役中的预定目标。
1591年，亨利国王为了加强他在法兰西北部的统治，在秋季开始围攻塞纳河河口附近的城市鲁昂。西班牙国王又一次派帕尔马公爵率军前去解救。帕尔马公爵于1592年1月中旬率军出发。其实，他并不愿意离开尼德兰，因为，那里也即将开始新的一轮战事；再者，帕尔马也与其他将军们一样，不喜欢冬季战役，因为，寒冷的气候给部队造成的非战斗减员几乎相当于实际战斗减员。例如，在法兰西内战期间，发生在12月份的一次冬季战役中，因寒冷的天气和持续不断的雨雪，不少士兵因此生病，也有一些士兵开小差，部队的非战斗减员人数达1/3。
亨利国王已经清楚了帕尔马公爵的罗马式作战方式，因此，这次他不想再在战场上去面对西班牙军队的堑壕防御，而是率7000名骑兵去追击行军途中的西班牙军队。但是，亨利并不期望通过追击能达成多大战果，只想骚扰一下西班牙军队，抓获几名掉队者，拦截西班牙军队的先遣支队和辎重队，以此阻止帕尔马公爵率军向鲁昂开进。尽管亨利率领的大部分是重骑兵，但他也带了1000名骑马的火枪手。从国王采取的战略行动，以及他在追击中带上部分轻骑兵这点可以看出，亨利国王非常了解轻骑兵的战略地位与作用。类似于伊莱尔达战役中的恺撒和意大利南部战争中的贡萨洛，亨利国王也计划使用骑兵去实施当年费边对汉尼拔时采用的战略。
由于法兰西骑兵是一支较优秀的部队，而且，以往的战争实践又表明，行军途中的部队比较脆弱，因此，帕尔马公爵在率军行军途中采取了一种并不稀奇的预防措施，即他不是将部队部署成行军队形，而是采取了战斗阵形。他将步兵排成长方形阵形，重骑兵摆在阵形当中，让轻骑兵担任行军侦察任务。由于阵形较大，部队并不能完全沿路行进，这就影响了行军的速度。正像当时一位人士解释道：“部队始终处于临战状态，因此，只能在非常好的天气条件下才能行军，而且部队行军前方的地形必须经过严密的勘察，每天下午又得准时停止行军，以保证有时间在部队营地周围构筑好堑壕。”就这样，帕尔马的部队在行军中几乎没给法兰西骑兵留有任何打击的机会。帕尔马公爵以这种罗马时代的作战方式挫败了亨利国王的费边战略。 [ 注：查尔斯·奥曼爵士，《16世纪战争艺术史》(纽约，1937年版)第517页。 ]
西班牙军队这种蜗牛式的不停行军始终也没能到达鲁昂城。正当亨利国王设法对付帕尔马公爵时，鲁昂城的天主教徒指挥官也成功地从城市中突围出来了，炸毁了围攻部队的弹药仓库，填平了他们的堑壕，打开了鲁昂城与外界的联系。由于不再需要继续向鲁昂城开进了，再加上天主教徒们也希望自己的事情不要有太多的外国军队参与，帕尔马公爵就停止了行军，并希望亨利国王也能像他一样停止行动。
而在4月中旬，亨利国王又调集自己所有的部队到鲁昂，在鲁昂城恢复相应的自我补给能力之前再次围攻该城。帕尔马公爵又迅速赶往鲁昂，亨利国王觉得自己实力不如对方，因此，自觉地解除了对鲁昂城的围攻。于是，帕尔马公爵便率军绕过鲁昂城，向西围攻起一个小镇来了。一向小心谨慎的帕尔马公爵，这次却低估了亨利国王的能力和智谋。亨利国王很快又从远处调集部队，并请回了因躲避冬季战役而离开部队的贵族绅士，在短时间内就又集中了一支较大规模的部队，切断了西班牙军队与鲁昂城之间的联系，将其逼到塞纳河边。这样，西班牙人就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正面攻击法兰西人的构筑有堑壕的阵地防御，要么撤到勒阿弗尔港。该港早已被法兰西的盟友——英国人和荷兰人的舰船所封锁。
亨利国王通过自己的能力和战术技能，实现了16世纪任何一位指挥官都想达到的目标，即迫使敌人要么进行一次无望的会战，要么最终甘愿投降。然而，足智多谋的帕尔马公爵，撤到塞纳河边的一个筑垒阵地后，他利用夜晚时间架起了一条由许多小船连接起来的浮桥，并让其部队在法兰西人赶来之前全部渡过了河。然后，帕尔马公爵便展示了自己因在战役作战中总是小心谨慎行事而不易被人觉察的潜在指挥能力，以每天18英里的最快速度率军赶到巴黎附近，加强了那里的防守，尔后，回到荷兰，开始对付荷兰人新的攻势作战。
亨利国王和帕尔马公爵所具有的这种熟练驾驭战役的能力，展示了他们这些16世纪后期的将领们在战略上的成熟。他们不进行会战，因为，他们都清楚会战的可能结果。好战的亨利国王本可以很容易地向尚未到巴黎城的掘壕据守的西班牙军队发起攻击，或者在西班牙军队向鲁昂城开进途中实施攻击，以求对整个战役带来一些微不足道的可能影响；同样，多谋的帕尔马公爵在渡过塞纳河之前也可以正面攻击法军部队，当然，其选择会战的结果将没有别的，只能是一支受创的部队。然而，正像不轻易会战原则的创始人一样，无论是亨利国王，还是帕尔马公爵，在明显知道会战结局的情况下，谁都没有贸然实施会战。
在欧洲，随着战争的不断发展，随着更多年轻人成为指挥官，并长时间地呆在军队指挥位置，许多经战争锤练的成熟老练的将军们将指挥着一支身经百战的老兵队伍，拉开三十年战争的序幕。他们将从战略的高度把握战争，采用西班牙陆军的战术方法，主宰着三十年战争的第一个10年的军事行动。
海军战术及其后勤保障的革命
在地中海，中世纪的海战与古代时期的海战没什么大的区别。海战舰队仍然是由单层甲板大帆船组成。然而，在大西洋和北欧地区，由于海上风暴较多，海浪较大，窄形的单层甲板大帆船容易损坏，因此，在此区域不便使用。这样，稳定性较好的风帆船成为海军的主要舰船。随着海上航行技术的提高，水手们学会了尽可能将船保持顺风的方向。这样，单层甲板大帆船可以不依赖海风进行航行的优势也就不明显了。逐渐地，在北欧地区，单层甲板大帆船的地位与作用就越来越小了，尤其是中世纪北欧各国政府也无力维持大规模专门用于作战的舰队。海上战船就越来越主要依赖于风帆航行，同时以船桨作为辅助的航行设施，越来越多的商船加入到了海军行列中。
这一变化意味着海军舰队不再是靠舰船相撞决胜负了。海战通常就是一场混战，士兵们先跳到对方的船上，尔后再是短兵相接以决胜负。海战战术不再是决定于舰队的航行阵形。当然，要保持一定的舰船阵形在当时这种原始的航行技术条件下也是有一定困难的。这样，海战实际上是由船队运载着步兵，尔后，步兵在弓箭手的支援下实施冲击。为了防止对方步兵上船，舰船的四周用绳子搭起了防护网。这使得敌方士兵得设法先割断绳子。这样，士兵在割绳子时就容易被对方的抛射武器及打击武器所杀伤。同时，在船头和船尾还建造了高层阁楼，也叫船楼，为船上弓箭手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防御位置，便于其射击对方船上士兵和那些企图跳船士兵。如果敌方士兵跳到己方船上，且控制了船上两头船楼之间的甲板时，船楼上的弓箭手们也可以很好地支援己方的轻重步兵与之战斗。船楼也可为跳到敌方船上的己方士兵提供抛射武器类的支援行动。
尽管使用笨拙的帆船不如单层甲板帆船方便，既不便海上机动，也不能实施有效的撞击，翼侧攻击战术已不再有效，舰队不能再指望在合适的时间、地点使用预备队了，但是，海风并不影响集中兵力这一战术要素。一支处于下风位置的舰队，要么回避战斗，要么设法航行到对方的上风位置。由于顶风航行比较困难，处于下风位置的舰队就没有战斗的主动权。因此，海军指挥官都设法寻求上风位置，率领自己的舰队去攻击对方舰队的一部分船只，在对方舰队的其他船只顶风艰难地赶来解救之前击败它们。总之，即使这样，舰队经常是一群没有很好组织的船队，作战时，它们航行到对方船只旁边，跳到对方船上进行格斗。
有一次，一支英国舰队在海上拦截了入侵的敌方舰队。英国海军舰长充分利用了上风位置的双重效果。在他顺风航行靠近对方满载人员的敌方旗舰时，他让手下的士兵向空中抛洒石灰。石灰顺风吹进了敌方船上，迷住了对方士兵和舵手的眼睛，这样，英国士兵就轻而易举地靠近对方的船边，跳上去俘虏了对方船上人员，缴获了船只。
因此，在中世纪，两种海战方式同时存在。一种是地中海地区的大型单层甲板帆船撞击战，另一种是在北欧和大西洋的帆船战。加农炮的出现，并没有给陆战带来长期的影响，但对海战的影响却意义深远。它使得普通帆船比单层甲板大帆船更有利。刚开始，海战将士们只是简单地以黑火药取代弓箭。在一些商船的船楼上以及一些专门建造用于作战的船只上，安装数门小型的加农炮作为杀伤人员的武器。这些加农炮为船上重步兵的作战提供了很有力的支援，因为，这里的加农炮不必是便携的，而且在通常情况下，它们的威力大于火绳枪和西班牙人的滑膛枪。
这些变化，类似于陆上发生的一切，其对海战方式的变革也没超过陆战场上的火绳枪取代十字弓弩时所带来陆战的变化。然而，将加农炮带到海战场上，就像当时将加农炮用于围城作战一样，其的确带来了海战方式的一场革命。这些大炮可用于攻击船体，并严重毁坏船体结构，就像它可以炸毁中世纪城堡的砖石城墙一样，为海军提供了一种具有类似于单层甲板大帆船撞击效果的武器系统。大炮不仅可以摧毁船体，降低其浮力，使船下沉，损坏船的帆缆，而且当加农炮弹穿透木制的船体，其裂片还会伤到船体内的人员，包括水手和船上运载的士兵。
在一艘船的每一侧可以携带20或30，甚至更多门加农炮。所有的火炮都可以发射重达9磅、甚至更重的炮弹。在海军战船上配置必要的加农炮，改变了船对船的交战方式。原来的单层甲板大帆船是船首对船首的对撞，现在则是船侧舷的火炮列阵对火炮列阵。尽管航速缓慢的帆船侧舷易遭单层甲板大帆船的撞击，但是，这种新的安装有加农炮的帆船却可以战胜地中海地区的单层甲板大帆船。20-30门火炮的一次齐射通常就可以对结构灵巧但容易损坏的单层甲板大帆船造成极大的损坏，因此，只要一侧火炮的打击就基本可以使大帆船丧失战斗力。
这种新的海战方式出现，不仅意味着单层甲板大帆船的末日已到，也在很大程度上废除了海战中将船锁定在一起，以进行士兵与士兵、水手与水手之间的步兵格斗方式。一次能很好地展示了海战已经开始向海上炮战转变的主要战役是，西班牙庞大舰队与英格兰舰队的一次海战。
在1588年的夏季，100多艘西班牙舰船来到了英吉利海峡。其目的是掩护由著名的帕尔马公爵率领的、驻守在荷兰的西班牙陆军入侵英格兰。由于一支与英格兰舰队协同作战的荷兰舰队封锁了公爵的陆军部队，西班牙舰队派出的一支分舰队前来救助，却未能起多大作用。一支规模更大的英格兰舰队早已等候着西班牙舰队的到来。
西班牙海军指挥官梅地纳·西道亚公爵与帕尔马公爵不同。他之所以成为西班牙舰队的指挥官，是因为他是当时欧洲最富有的人之一，也就意味着他可以支付这次行动的花费。因此，尽管他明确地说过，自己对海战一无所知，还借口自己经常晕船，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还是任命他为舰队指挥。
英格兰海军舰队由贝朗·霍华德指挥。霍华德是一位能干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也是一位骑兵指挥官和训练有素的水手。他不打算与西班牙舰队展开一场列阵交战。霍华德有着作为一名海员的丰富经历，曾经在许多名人手下干过，比如，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一位精干的私掠船船长；马丁·弗罗比歇，一位探险者；约翰·霍金斯，曾经是一位私掠船船长，后来成为一位内行的海军行政长官等。
西班牙的舰队运载着18000名士兵，其船体较大，有一半船只的排水量在500吨以上；而英格兰舰队只运载了5000名士兵，船体较小，几乎所有的船只的排水量都不到500吨。从这些区别就可以看出，西班牙舰队仍然指望以传统的士兵跳船格斗战术取胜，而英格兰人却已经是强调依赖船上火炮的火力交战了。这就意味着英格兰的舰船比起高大的西班牙舰船，具有更好的机动灵活性。
英格兰的舰船上携带有1972门火炮，而相比之下，庞大的西班牙舰队却只有1124门火炮。几乎所有的英格兰船上的火炮都是卡尔维林炮。这是一种长炮身火炮，发射一种重为17磅的金属弹。西班牙人的炮更大，大多发射一种效果较差的重达25磅的石弹。西班牙人在火炮方面的优势是有163门重型加农炮，而英格兰却只有55门这种重型加农炮。这种重型加农炮能发射重达50磅的金属弹。这种金属弹可以在短距离上迅猛轰击船只，但射程不如卡尔维林炮远。然而，西班牙人的海军战术主要是依靠大量的优秀步兵实施跳船格斗，有1000余门主要安装在船头和船尾的船楼上的反步兵小炮支援步兵跳船格斗。
当两支舰队相遇时，英格兰舰队处于上风位置。他们利用这一位置优势，以一列纵队的编队形式接近西班牙舰队。当经过西班牙舰队时，他们以船侧舷的火炮炮击西班牙船只。而西班牙舰队的编队仍然是大甲板帆船作战时的并列纵队，因而，对此未能作出有效的反映。但是，英格兰人的舰队也并没有给西班牙舰船以多大的毁坏。因为，他们惧怕西班牙人的重型加农炮，因而，不敢过于靠近西班牙的船只，而与对方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卡尔维林炮的火力精度就较差，而且炮弹到达对方船体时的速度也很慢了。然而，英格兰人没有受到任何打击，相反，却给西班牙人一定的人员伤亡，削弱了其士气。
机动灵活的英格兰舰船很好地贯彻了霍华德关于不让对方舰船靠近的策略，这样，西班牙众多装备精良的步兵就不能登上英格兰人的舰船，实施其近距离格斗战术。这次交战很类似于灵活机动的标枪兵对重步兵的成功攻击行动，标枪兵也是不让对方靠近，使敌人无用武之地。
此次海战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直到西班牙人通过了英吉利海峡。双方舰队都已耗尽了各自的弹药。然而，英格兰舰队很快又回到港口补充了弹药，并且了解到，西班牙舰队的火炮已经没有50磅的重型炮弹了，这样，英格兰人就敢靠近西班牙舰船，也不再担心西班牙人登到自己机动灵活的舰船上来。随着英舰船靠近了西班牙舰船后，英舰船上的高速炮弹不断地穿透西班牙人的船体。在这次近距离战斗中，西班牙人死亡600人，伤800人，许多舰船丧失了航行能力。
为帕尔马公爵率领的西班牙陆军打开通道的计划遭到挫败后，梅地纳·西道亚公爵既不想逆风而上，也不想再冒与英格兰舰队交战的风险，他率领西班牙舰队以及那些已损坏了的船只，在一个有风暴的天气里，在缺乏补给的情况下，绕经英格兰和爱尔兰回西班牙去了。在航行中，西道亚公爵丢失了一半多船只。由于此次海军战役的紧张压力和返回西班牙航行途中的艰辛，使年仅38岁的西道亚公爵愁白了头。
英格兰人在此次海战中的成功，主要依赖其船载火炮的火力威力。这标志着一种新的海战方式的出现。这种海战方式在16世纪缓慢地得到了发展。船载火炮的火力战已取代了海战中以船相撞和以步兵格斗的交战方式。
海军舰船由船体较窄、吃水较浅的单层甲板大帆船过渡到船体较宽、吃水较深的帆船，对海军作战中的后勤保障也带来了较大影响。由于对海的控制依赖岸边基地，舰船必须在基地得到物资补充和修复船体，这样，采用更结实、运载力更大的帆船明显地对海军舰船的活动半径产生极大的影响。这种新的具有较大运载能力的帆船极大地扩大了舰船距基地的活动半径。例如，当时一艘大型的帆船战舰可以在海上停留3-5个月，而不需要回到基地补充食物和淡水。这种舰船可以相对独立于港口行动，其续航时间的加长增大了海军部队对所控制海域范围的比率，即用较少的海军兵力就可以控制较大的海域面积。
然而，采用风力推动的帆船航行速度较慢，且速度不稳定，这就意味着这样的舰船还需要在作战地带的附近要有海军基地。这是因为，舰船要返回港口进行物资补充和维修，再回到原来的编队位置，这其间所需的时间较长，而且时间往往还不固定。由于供应基地距作战海域较远，这样，只有相对较少的舰船可以用来控制预定的海域。
因此，海军仍然需要在作战海域附近有能提供食物、补充淡水、维修船只的己方港口。在与力量规模不如自己、又不愿离开自己基地的舰队作战时，远离自己基地作战的大规模舰队可以放弃与之作战，或者迫使对方只能断断续续地控制那片海域。与单层甲板大帆船舰队相比，新的风帆船使海军的后勤保障能力发生了巨大变化，其战略控制范围也大为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