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战争中的军队后勤
从1618-1648年，发生于德意志的三十年战争，为各种新的作战方法提供了广阔的实践舞台，也为新的线式战术崭露头角提供了场所。三十年战争还鲜明地展示了，先前几个世纪中欧洲战争的特定军队后勤保障方式。这种方式可以说从最早时期开始，就一直程度不同地为战争提供基础。
此次战争中的政治因素与军事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不能不说几句。当然，只需简短的一段话，就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与战争相关的几个主要政治因素。在德意志，新教徒与各天主教公国进行了一场国内战争，德意志因此分化为许多自治公国。加尔文派与路德派两派新教徒有思想分歧，难以达成统一意见，而所有天主教的红衣主教们在天主教权威领袖，神圣罗马帝国教皇的协调下，在各个方面都能形成统一的意见。最早介入德意志战争的外国势力是罗马帝国教皇在西班牙的哈布斯堡亲戚。他们前来援助教皇。后来，丹麦、瑞典、法国也逐渐地加入到战争中来，使德意志也像上个世纪的意大利一样，成为欧洲的战场。三十年战争的经验对后来的战略、战术和军队后勤都有着显著的影响。
战争于1618年爆发于波希米亚。在波希米亚，新教徒们反抗哈布斯堡天主教徒的统治，推选新教徒王子莱茵伯爵为自己的国王。天主教联盟的军队和西班牙军队因此进行干涉。这些军队采用西班牙的军事体制，拥有一批训练有素、能征善战的指挥官，如提利、斯皮诺拉、巴奎依、丹皮尔瑞等，充分展示了当时世界军事的水准。面对更高明的指挥官、更职业化的军队，波希米亚人很快就失败了。哈布斯堡帝国和天主教势力推翻了莱茵伯爵，蹂躏了他控制的领地。丹麦国王为了支持新教徒而介入战争，也被罗马帝国教皇和天主教徒的军队击败。罗马教皇和天主教公爵的军队因此劫掠了丹麦，将丹麦国王驱逐出了战争。经过10年的征战，交战各方于1629年暂时停止了敌对行动。这第一个10年的战争，充分展示了三十年战争中的军队后勤保障方式。这一时期也是雇佣兵军队承包商的军队体制发展到了其顶峰的历史时期。
相对于新教徒所控制的地域来说，天主教势力力量强大，因而，很容易就处理了新教徒们的反叛。然而，天主教势力的目标仅限于对付丹麦国王。在对付刚执政不久的新教徒势力的战役中，天主教势力在波希米亚领地得到了广泛的政治支持。
当时的军队习惯于将掠取敌人的财产作为战争的一个目标。他们即使不想专门进行会战、去削弱敌人的后勤补给或者迫使对方作出政治上的让步，他们也设法寻求在对方领地实施战役，以获得后勤资源补给，这样，他们就可以依赖花费敌人资源来维持自己军队的供给。在三十年战争中，各政府机构往往雇用超出自己经济支付能力的军队，这也就导致了军队将中立国，甚至是己方友好国家的领地作为掠夺的目标。
曼斯菲尔德伯爵的军事生涯，鲜明地展示了军队是如何依赖从自己作战地区的老百姓那里榨取钱物维持生存的。曼斯菲尔德是新教徒在波希米亚的指挥官，是一位军事经纪人，也是一位专业水平很高的、足智多谋的军事指挥官。当波希米亚的新教徒伯爵失败后，曼斯菲尔德率领他的军队离开了波希米亚公国，向莱茵公国开进，到其雇主——莱茵伯爵领地去了。由于军队没有自己的专门后勤基地，曼斯菲尔德出色地进行了临时补给。他通过各种渠道获取钱财、食物和饲料，为自己军队的士兵和马匹提供给养。黑柏、纽伦堡、威芬等城镇，有的是为避免曼斯菲尔德的军队经过他们的领地，有的则希望军队在通过他们国土时不要洗劫老百姓，因而，都为曼斯菲尔德军队提供钱物。然而，曼斯菲尔德还在其他4个城镇通过征收战争特别税的方式搜括了更多的钱财。各城镇所支付的钱物，有一部分是为了避免遭受像黑柏等其他城镇所承受的极大毁坏而交的保证金，还有一部分则是为维持战争而强行征收的特殊税收，即战争特别税。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军队指挥官们往往从己方友好国家、中立国，以及敌对国家的领地强行征收战争特别税，如果哪个国家不交，那它就可能遭受军队的抢劫与毁坏。所征收的战争特别税可以是部队吃的食物、支付士兵的薪金，还可以是其他供应物资。指挥官们捞走所搜括全部钱财的1/3左右份额。因此，有时军队承包商还向一些城市放发贷款，使之以此支付军队强行征收的战争特别税。
曼斯菲尔德公爵通过上述各种手段搜括到的钱财，再加上一个被其从西班牙军队围攻中解救出来的城市自愿赞助的钱，维持着其军队的供给以及支付士兵部分酬金，保证军队穿过德意志，并在莱茵河附近作战。在这期间，曼斯菲尔德曾答应转变自己的战争立场，条件是天主教派为其军队提供资金，并向他个人支付一笔奖金。但是，天主教公爵们的领袖——巴伐利亚公爵未能同意。这样，当新教徒解雇了他以后，曼斯菲尔德就成了一位没有雇主的军队指挥官。
后来，曼斯菲尔德除继续与自己原先的对手协商外，还与其他雇主协商，希望再次被雇用。这些人包括：法兰西国王，因为当时法兰西的一位公爵正在策划一次推翻他的战役；在尼德兰的西班牙统治者和正与西班牙人作战的荷兰人等。在与荷兰人签定了3个月的合同后，他就率军到荷兰，击败了正在行军途中的一支西班牙军队，解救了一座被西班牙军队围攻的城镇。当3个月的合同到期后，曼斯菲尔德率军队去了靠近荷兰边境附近的一个德意志海滨小国——奥斯特芬兰。曼斯菲尔德的军队洗劫了这个国家。在所抢掠的财物中，有18桶正准备装船运往维也纳的金子，这是一位富翁打算给其女儿的嫁妆。后来，奥斯特芬兰政府给了他很多钱，请其离开了该国。这样，曼斯菲尔德便付清了雇用士兵的工资，解散了军队，暂时离开了经营雇佣兵的职业。当他再次重操旧业时，支付士兵的工资已不成问题，因为，他的军队现在只有5000名士兵，比起他到奥斯特芬兰时有19000名士兵的大军要小多了。他的军队人数之所以大幅下跌，是因为军队的抢劫行为使得士兵不仅有了开小差的动机，也有了大量的开小差机会。比如，一名士兵拿走了一件值钱的金银器具后，他就不再会回来拿他的那份工资了，骑上一匹偷来的马，就可以跑回家去购买农场了。曼斯菲尔德自己不久便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再后来，曼斯菲尔德又征集了一支新的军队，以开始反对罗马帝国皇帝对奥地利统治的战役。他率军进入匈牙利。他的对手最后又迫使他再一次解散了自己军队。然后，他到了威尼斯公国，并于1626年死于达尔马提亚海滨。
曼斯菲尔德军队的短暂历史，充分展示了当时军队的后勤保障方法。这种方法成为三十年战争中军队后勤的显著特色。曼斯菲尔德本人没有任何官方的政治背景，也得不到官方的支持，却能够维持其军队，并实施后勤袭击，这也显示了军队承包商的能力和自身独立性。曼斯菲尔德军队的后勤保障方式，一方面是依赖他人的捐赠，另一方面则是依赖未领取报酬士兵的掠夺。军队所处的这种不理想条件，以及军队所做的对社会生产的破坏活动，一直是以往战争所具有的特色，只是表现程度不同而已。三十年战争就像一幅讽刺性漫画，将以往欧洲战争中士兵的这些令人讨厌的破坏性行为加以放大，形象地展现了出来。这次战争的实施，也以一种夸大的形式，将通过签约而招募雇佣兵军队的军事体制所固有的缺点暴露无遗。
士兵每到一个村庄，先是将能吃的都吃了，吃不完的东西，比如，鸡、猪、牛，还有马，则统统带走。他们也抢掠平民百姓的家，拿走床单做成口袋用来装掠夺来的物品。还有像铜壶之类的东西，则打成碎片以便携带(因为，士兵所感兴趣的是铜的价值，而不是成品的铜壶。)他们还经常拷问老百姓，迫使他们交出藏东西的地方。这样的暴力行为导致了对社会财产的挥霍浪费，如砸碎家庭用品、烧房子等。部队军官对未支付工资的士兵的这些破坏性行为几乎不加制止，而且还认为，放纵士兵的这些行为可以带来他们对军队的忠诚。
一位在三十年战争中服役的苏格兰军官，曾清楚记载了士兵对一个新到地方的抢掠行动。他写道：所有士兵“都没有空手而归的”。军队的掠夺行为富了部队官兵，却毁了军队的纪律。“一阵疯狂的抢掠过后，街上就会挤满装着各种财物的马车和运货车。这些财物包括：金银餐具、珠宝、金子、钱、衣物，骡子和马则用来拉马车和运货车。所有的士兵现在根本不去考虑自己的职责，而一心扑在抢掠财物上了。我从来没见过士兵还有比这个时候更不听指挥、不尊重自己军官的。我很清楚，在抢掠风暴结束之前，有些团已经没有士兵再佩带着他们徽章了。有些人则干脆整个晚上扔掉徽章，直到第二天才又捡回来戴上。在我们部队中出现如此混乱的局面，完全是由于贪婪的缘故。” [ 注：弗里兹·雷德利希，《掠夺与抢劫：德普雷达的军事史(1500-1815年)》(威斯巴登出版社，1956年版)第61页。 ]
士兵不断掉队，这一直在削弱着部队的实力，还因此形成了一批以抢掠为生的士兵群体。“如果一名骑兵的马丢了，或者一名滑膛枪手身体不行了，或者士兵的妻子或孩子病了，而必须呆在部队的后面，”他们就成为暂时的掉队者。这位苏格兰军官将他们比作吉普赛流浪者。他在书中写道：“有许多村庄就是被他们有意或无意烧掉的。”他还有些夸大地说：“他们抢掠军队行进途中前后左右所有能找到的东西，而且，还是能消费的就消费掉了，不能及时消费的就糟蹋掉，因此，当团队到达营地时，甚至连一口能喝的水也找不到。” [ 注：弗里兹·雷德利希，《德国军事经纪人及其劳动力：对欧洲经济和社会历史研究》，第2卷，威斯巴登，1964年版，第473页。 ]
在有行军部队经过或部队掉队者活动的地方，所征收的战争特别税只是他们花费的一部分。除了抢劫东西和进行一些无缘无故的、蓄意的破坏活动外，他们还经常干一些其他的犯罪行为。强奸妇女则是经常发生的事。一支人数不过250名士兵的西班牙部队，在一次算是比较平静、纪律还算好的行军途中，在某地呆了不到两天，就有被指控的犯罪人次达43次之多。单是军士长一人，就占了6次。所有的犯罪行为都属于暴力行为。由于士兵和部队的到来所犯下的严重罪行，致使他们所到之处，无论是己方国家、中立国，还是敌对国，紧张的军民关系经常会导致持续不断的战争冲突，且经常是不分敌方部队还是己方部队。
在战争爆发的同一时间里，天主教统治下的奥地利新教徒村民也开始了一系列的反抗行动。然而，他们的天主教统治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先是烧了他们村庄，而后让士兵们将所有能发现的村民都杀了。天主教统治者用这种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的残暴方式来对付反叛的异教徒，倒是很快就将反抗行动镇压下去了。然而，随着天主教统治者号召他的部下杀了所有反抗力量，他们与农民间的关系也因此更为紧张，以至出现敌对状态。例如，在1625年，村民们在自己的伯爵号召下，与提利率领的可怕的天主教部队展开了激战。村民们袭击了部队营区，将营地内所有的部队士兵，以及随队的妇女、小孩统统杀绝。士兵们自然地对村民进行残忍的报复，烧了他们的村庄，杀了所有能找到的村民。
在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村民们一直对士兵所犯的抢掠以及其他暴力行为进行反击。他们零星地，但却是相当广泛地伏击部队的掉队者，袭击小股部队。前面提到的那位曾评述士兵抢掠行为的苏格兰军官也经历过与老百姓为敌的场面。他称这些村民为乡下土匪，村庄为匪窝。他写道，在一次行军途中，“鲍斯威尔上尉落在团队的后面，结果被一群经常与士兵为敌的乡下土匪给杀了。……部队对此没有什么报复行动。当然，那些乡下土匪跑了，匪窝也被烧了。”还有一次，他记载了村民们是如何残暴地对付士兵的。“这些乡下土匪残忍地对付我们那些出去抢劫的士兵。他们割了士兵的鼻子和耳朵，挖了他们的眼睛，剁了他们的手和脚。当然，我们的士兵以其他各种同样是残忍的手段，对村民们也进行了应有的报复。在行军途中，部队烧了许多村寨，杀了所有能发现的村民。”他甚至还描述了一段农民对驻守部队的屠杀行为。当驻守部队被围而投降时，士兵从驻守的镇中走出来，身上没带武器，“一贯残忍地对待士兵的这些乡下土匪，看到没带武器的士兵出来时，想起了这些士兵们在冬季曾残酷地对待他们的情景，便疯狂地对士兵施行了暴力，将士兵们一个一个地击倒在地。”“对这些可怜士兵们的屠杀行为”，一直持续到这位苏格兰军官的上司下令，让他派兵进行干预，“镇压这些村民”以保护自己士兵。他的士兵照此做了，“抢走了这些村民从敌人那里得到的各种财物，尔后，则统统将他们击倒在地。” [ 注：弗里兹·雷德利希，《德国军事经纪人及其劳动力：对欧洲经济和社会历史研究》，第2卷，威斯巴登，1964年版，第524-525页。 ]
在与那些经常处于分散状态的村民们的斗争中，士兵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然是赢家。但是，随着战争的进行，士兵们已经很难再找到足够的食物了。因为，一方面，士兵自己在抢掠，另一方面，当地政府还得向军队提供战争特别税，这已耗尽了德意志的资源。军队的破坏行动不仅耗尽了劳动产品，也严重阻碍许多地区发展生产。比如，在1618年战争刚开始时，某地区有1717间房子，到1649年只剩下627间，有316户家庭幸存下来。原来的4616头绵羊已经不见了，原来的1402头牛也只剩244头。像这种地区已不可能再养活军队以及数目庞大的军队其他随队人员了。例如，一支只有480名士兵的步兵部队，还带有74名佣人，3名随军小贩，314名妇女和儿童，160匹马。1635年，摇摇欲坠的罗马帝国将军，嘉拉斯伯爵率领他的部队准备到一块资源枯竭的地区过冬。虽然部队已尽全力进行抢掠，但是，这一带已确实没什么可抢的，士兵很快就不断地死去。部队每天得焚烧士兵的尸体，以免发臭。只有几匹奄奄一息的马和几头牛拉着部队在向前挪动。最终，随着冬季的到来，嘉拉斯伯爵只得带着他的部队到了另一块还能为部队提供给养的地方过冬。在这次雪天行军中，有1万到1.2万人死去，妇女们干脆将婴儿扔了，因为，不想看见自己的孩子被活活饿死。可见，有关在战争中存在人吃人的各种说法，现在看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实施战役也会拖垮一支部队。巴伐利亚伯爵在描述他的部队在一次秋季战役中的情景时说：“绝大部分骑兵只能是徒步行军了。那些不幸的士兵破衣烂衫，衣不遮体，饥肠辘辘，穷困潦倒，疲惫不堪，让人一看顿生同情之心。像这样的部队，如果明年春天还想再使用的话，必须有一段时间进行休整。”驻守部队的日子更不好过，因为，政府不能给他们发放津贴。一位曼斯菲尔德军队的上校，竟然将他驻守的城堡卖给了敌人，用换回来的钱发给士兵工资。后来，曼斯菲尔德还肯定了这位上校的做法，又重新给他安排了一个指挥职位。
当然，这只是一个个别的事件，许多指挥官还是守着他们的城堡，但是，他们通过向驻守地区人民征收特别税来维持生活。经常有一些资源匮乏的乡村，不能为部队士兵提供足够的食物。一位小说中的驻守士兵，在谈到他每天的口粮时说：“每天早上，当我拿到我那份口粮时，我就开始担心。因为我知道，我得用这份一餐都不够吃的口粮来维持一天肚子。一些‘精明善赌的士兵’则以赌博来弥补自己收入的不足，他们通过掷骰子从自己战友那骗取钱财。”会一点手艺的士兵就在镇里找点活干，其他大多数士兵则“让自己妻子找点所谓的妇女活干，比如缝纫、洗涤、纺纱，还有卖旧衣服、讨价还价，还有的甚至去偷东西。”一位与助产婆结婚的士兵，他的日子就过得好一些，而另一位士兵的妻子没有手艺，因而“只能在野外采集野生果菜来过日子，在冬天采集蜗牛，春天采集生菜，夏天掏鸟窝，秋天采集各种水果。” [ 注：弗里兹·雷德利希，《德国军事经纪人及其劳动力：对欧洲经济和社会历史研究》，第2卷，威斯巴登，1964年版，第475页，第507-508页。 ]
部队官兵与地方老百姓之间的敌对关系，大多是由于未领到工资的士兵从老百姓那掠取口粮和工资造成的。未领工资的官兵还干了许多破坏性的事，降低了农产品的产量。表面看起来，他们通过对老百姓的掠夺改善了处于半饥饿状态的守军的供给，但实际上，这却是在毁灭嘉拉斯伯爵的军队。士兵之所以去抢或偷老百姓的粮食和日用品，根源还在于统治者雇用了总数超出自己经济承受能力的士兵。由于不能支付士兵酬金，这就带来了军队这种低效率而且往往是破坏生产的后勤保障体制。尽管统治者还欠着士兵的工资，但军队的抢掠行为带来了部队出现掉队和开小差现象。这些现象不断地使部队的规模在缩小。由于不能给士兵支付工资，部队就难以控制士兵的抢掠行为，也影响着部队的纪律。而军队的纪律，是指挥官们公认的决定战术成功的关键因素。
另外，士兵的抢掠行为还激起了老百姓的敌对情绪，阻碍了官兵的行动，导致了军队兵员的小规模持续外流，使得当地村民要么藏起来，要么与部队展开斗争，以保护他们自己本打算出卖的货物。统治者尽管自己难以抵挡招募过多士兵的诱惑，但是，还是想摆脱这种有害军队自身的后勤保障体制。这种后勤体制不仅降低自己领地的价值，同时也减低了自己希望得到的敌对领地的价值，相反却有益于增大对方军队的力量。这种后勤体制不仅不能用于维持军队作战，相反却暗中起着破坏性作用。
在战争初期，一位波希米亚军队承包商——阿尔伯特·冯·华伦斯坦看到了现有后勤保障方式对后勤和战术的不利影响，因而，引进了一种更有计划、管理更好的后勤体制。
华伦斯坦出生于波希米亚的小贵族家庭。由于与一位比自己年长但很有钱的寡妇结婚而成为富有人士。在三十年战争初期，他是罗马帝国皇帝的一位法定的军队承包商和财政家。当皇帝将从新教徒手中夺来的庄园作为回报送给华伦斯坦后，他便成了皇帝的总军事签约商。在1626年，他用自己的钱负责为罗马教皇招募整个军队，并答应提供全部财政支出。教皇则授予他任命自己手下的所有军官的权力，同时，准许他征集维持军队的战争特别税，以偿还他招募军队的初始费用。
华伦斯坦在自己领地内是一位有胆有识、有魄力的统治者。当筹建起他的军队后，他将作为自己军队后勤保障基础的战争特别税扩大使用范围，用来维持新招募的军队。在早些时候，曼德菲尔德就指出，“如果不支付士兵薪水，而光靠军队纪律是难以保证将士兵们留在军队的。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他们的战马，都不是光喝西北风就可以生存的。他们使用的武器、身上穿的衣服，都是会不断磨损、消耗和破裂的。如果他们还想再购置一些，那就需要钱。如果他们想要这些东西，而又不能为之提供，那么，他们就会自己在哪看到，就从哪儿拿。这不光是他们个人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供给他们。” [ 注：弗里兹·雷德利希，《德国军事经纪人及其劳动力：对欧洲经济和社会历史研究》，第2卷，威斯巴登，1964年版，第512页。 ]
华伦斯坦也认为，不支付士兵工资会坏了军队一切大事，士兵会因此不守纪律。他通过征收战争特别税来筹集钱财和粮食，以及时支付给他部队的士兵。他通过几乎近似残酷的强制方式征收到了一笔数量可观的税收。这种以战争税收养活军队的方式对于提高后勤保障效率是有益的。由于他定期地支付士兵工资，士兵的抢掠行为相对减少了许多。他的这种后勤保障体制减少了社会资源的浪费，为军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装备，加强了部队的纪律，提高了部队战斗效能。华伦斯坦既是一名出色的商人，又是一名军事指挥官。他强调，他的士兵不能去扰乱地方老百姓，相反要小心地保护当地的村庄和居民，以保证农业生产能正常进行。他也从地方购买食物以供应部队，但是，大多数这方面的生意是他与自己在做。他一般从自己波希利亚庄园购买谷物和烤面包，他还在自己庄园内为部队生产服装和加农炮弹。
华伦斯坦和提利的天主教联盟军队成功地击败了丹麦人，获得了一大半丹麦国领地，同时占领了德意志波罗的海沿岸的大片领地。这一大片领地的资源很好地养活着他们的军队。因此，罗马皇帝几乎都未动用那本已是空虚的国库为华伦斯坦军队提供给养。华伦斯坦那兴旺的商业军事事业，收回了他招募军队时的投资。这也可以说是对他出色管理能力的有力回报。这巨大成就促使他萌发了要改组罗马帝国的不切实际的想法。华伦斯坦在生活上的铺张也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例如，他外出旅行时，光他自己和随身侍从就用了50辆6匹马拉的马车，他的其他私人服务人员又占了另外10辆6匹马拉的马车，他的厨房工作人员和保障人员又占了50辆4匹马拉的马车。另外，还有50名马夫赶着100匹马以供他个人使用。他成功地击败了丹麦军队，消灭了对手，这使得他的势力大增，连他的天主教雇主们都感到不安。最终，天主教皇削减了他的部队规模，并于1630年解雇了他。华伦斯坦因此回到了波希米亚，过着国王般的豪华生活。然而，实践证明，罗马教皇于1630年解雇华伦斯坦并不合适。
古斯塔夫·阿道夫对荷兰战术体系的改进
华伦斯坦自击败荷兰后，他的威望大长，行动更加独断，引起了帝国诸公国君主们的不满。他们向教皇施加压力，终于迫使教皇于1630年解雇了华伦斯坦。然而，战争远没有结束。教皇颁布法令，要求新教徒归还所有自1552年以来夺走的天主教徒的土地。此举利害关系重大，且牵涉到多方面因素，教皇先是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后来又运用武力以实现其更大的战略目标。许多德意志的新教徒们则早已做好了再战的准备。正是在这个关节点上，瑞典的新教徒们介入了战争。即使不考虑其他潜在力量的支援，光是瑞典新教徒就将是教皇的一个强劲对手。因为，瑞典人有一支依据新的战术思想体系而组建起来的陆军，有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
古斯塔夫的新战术来自于对荷兰军队战术的改革，又经受了与波兰、俄罗斯人的战争实践的检验。荷兰军队战术形成于16世纪末的一场荷兰人与西班牙人的战争中。在荷兰新战术形成不久，一名荷兰军人到了瑞典，帮助瑞典人组建陆军，因此，将这一新的战术带到瑞典。荷兰人认真研究了古人关于古罗马军团的各种记载，对现行步兵部队的结构进行了根本性的变革，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荷兰新的军事体制。荷兰的开明领导莫里斯认识到，古罗马精巧设计的步兵队形，将所有部队成三线部署，每个部队成一线展开，这样，可以具体体现出预备队作战的思想。这种部署正好有利于击败成集团部署的西班牙步兵方阵。莫里斯取消了以3000人为一个集团的固定编制，取而代之为很小的战斗编组，并将它们部署成一线。刚开始时，每个线式队形编为10列的纵深，后来则变为由50人正面和5人纵深的长矛兵阵形。在一线部署的部队两侧，莫里斯各配置3个小组的火绳枪兵，他们4人为一排，前后共有10排。另外，他还留出60名火绳枪兵作为散兵火力队。他将这些有500人组成的步兵营部署成三线，这样，指挥官就可以根据战场态势的需要，将兵种搭配均衡的步兵部队作为预备队使用到相应的地点。这样一些规模较小的部队编组，也为下级指挥官发挥主观能动性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为更好地发挥这种部署的优势，满足指挥官对部队高度机动性的需要，莫里斯在部队中配置了较高比例的军官和专业军士，以控制部队的行进。
由于战斗队形的纵深较浅，更多的荷兰长矛兵可以同时面对敌人作战，不再有人呆在阵形的中央，像是战斗的局外人似的。火绳枪兵战斗编组的纵深较大，主要是为了保持连续的火力。前一排士兵射击后就退到队形的最后装填弹药，紧跟其后的一排士兵前进接着射击，而后又退到阵形的后面装填。这种新编制的营，其长矛兵队形的纵深较浅，在战场上要想保持这种浅纵深的队形部署，维持长矛兵与火绳兵之间的固定支援关系，发挥小编组部队应有的高度机动能力，就要求长矛兵进行反复的练习。因此，为解决线式队形的战场机动问题，莫里斯采用了罗马军团的训练方法，甚至连指挥官的训练口令也照搬使用。这就使得荷兰军队成为有史以来第一支训练有素的采用线式战斗队形的军队。为使士兵遵守必要的纪律，达到训练要求，要定期地给士兵发放军饷。因此，莫里斯不得不改变以往军队的不定期发放军饷的做法，而采用定期发放军饷的做法，这种做法是有支付军饷能力的荷兰政府所进行的一种革新。这样，莫里斯在其步兵部队实行定期发放军饷，士兵年复一年地服役。这支部队军事素质较强，纪律严明，凝聚力强，有较强的机动力，这些是西方军队自罗马时代以来所不曾有过的。
要发挥荷兰军队新的战斗部署方式的作战优势，需要的不仅仅是严格的训练和定期发饷。这种正面50人、纵深5人的长矛兵线式阵形，其侧翼和侧后较为脆弱，缺乏瑞士方阵所具有的抗冲击能力。以骑兵冲击一个瑞士步兵方阵的侧翼或侧后，步兵方阵就可以停止前进，形成全方位的防御，然而，如果以同样的骑兵冲击荷兰步兵线式部署的侧翼或侧后，荷兰军队就将遭到打击。另外，由于军队部署成许多小的战斗阵形，这样，便于在战场上灵活机动地集中兵力对付进攻者的强点，或者对敌人弱点实施打击。但是，这却不便于整个军队的战场机动。尽管500人的步兵营比3000人的部队更容易机动，但要使这些步兵营在前进中保持整个军队的线式部署则不太容易。指挥官的指挥控制跨度相当于以前的6倍。这不仅意味着同一命令要传送6遍，而且要认真制定机动计划，以保证各营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会在机动过程中被打乱。相比之下，指挥官要调动3000人的士兵集团部署成一个新的队形，往往要比将500人左右规模的线式队形调整为一个新的部署容易得多。非线式集团部署，可以采用瑞士方阵的有效做法在机动中保持队形不乱，而线式战斗部署，就像伊巴密农达在留克特拉会战中的纵深阵形，就很难在前进中始终保持其队形在一线，防止在其翼侧出现间隙。当然，士兵们如果都能及时地拿到自己的薪水，又能得到很好的训练，同时，指派更多的军官在前面引导，那么，军队就可以克服新的线式战斗阵形在战场机动不便等困难，其优势就可以得到发挥。
在尼德兰战争中，会战的次数不多，因而，莫里斯针对西班牙步兵方阵战术而提出的新战术体系，没有在战争中得到全面的检验。但是，年轻的古斯塔夫国王还是接受了荷兰人的战术思想。这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国王，多才多艺，精通德语、意大利语、荷兰语等数国语言，熟读古典著作，认真研读了古罗马和荷兰作者关于军队训练和线式步兵部署的有关著作。然而，在实践中，他对荷兰步兵的线式部署也作了较大的改进。他将长矛兵部署为正面36人、纵深6排的长方形阵形，在长矛兵阵形的两侧各配置96名火绳枪兵，也是纵深为6行。这种浅纵深的部署反映了古斯塔夫想提高火力射速的愿望。由于采用了纸壳弹药筒，事先量好火药，这样，提高士兵在战场上的射速便成为可能。后来，他又以重量更轻、使用更方便的滑膛枪取代了火绳枪，并给士兵配发军服。总之，他组建了一支很有战斗力的军队。
为提高部队火力威力，古斯塔夫在滑膛枪兵中采用了并排齐射技术，缩小士兵之间的间隙，以若干排交替射击以保持连续火力。当所有的士兵装填完毕后，他将以往的纵深为6行阵形减少为3行，后面的士兵填补在前面士兵的间隙处。由于以往使用火绳枪时，士兵的手中都要拿着一根点着的火绳，同时，在装填火药时，还要避免另一名士兵手中的火绳靠近自己，因此，在战斗队形中，士兵间要保持一肘以上的间隙。这样，即使是原先安排最紧密的队形，士兵间也有足够的间隙空间保证后面的士兵可以前来填补士兵的间隙。由于使用了滑膛枪，士兵可以肩并肩挨着，原先的6行纵深变为了3行，第一行士兵跪着射击，第二行士兵弯下腰射击，第三行站着射击，这样，所有士兵就可以同时进行一次齐射了。按照古斯塔夫的战术思想，士兵的一次齐射就可以为经严格训练的长矛兵实施冲击作好充分的准备。用一位英国专家的话说，这样的一次齐射，不仅可以给敌人“更大的杀伤”，而且“还可以对敌人造成3倍于以往单排射击所带来的恐惧和震惊效果，可极大地挫伤敌人的勇气。道理很简单，对于一般人来说，一声持续时间长的惊雷所带来的震憾和可怕效果，会比10个间断的雷声的震憾和恐吓效果之和还要大。” [ 注：迈克尔·罗伯特，《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2年瑞典历史》，(伦敦，1958年版)第2卷，第261页。 ]
古斯塔夫的战术变革不只是引进了荷兰的战术体系并加以改进，而且，他在步兵营中编设了一门小的加农炮以加大火力。这种加农炮可以发射三磅重的炮弹，更多的时候是发射一种葡萄弹或者是霰弹。这些葡萄弹或霰弹与滑膛枪弹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是三磅重的加农炮弹一次发射就可以产生有两打多的子弹。一匹马就可以拉走这种加农炮，在战场上，两至三人就可以搬走一门炮。
古斯塔夫没有改进骑兵的武器，但是，修改了骑兵的战斗条令。古斯塔夫在17世纪20年代与波兰人的一次战争中，学到了不少有关骑兵作战的有益经验。在此次战争中，古斯塔夫尝试了他的新战术体系，而他的骑兵则是装配短手枪，作为轻骑兵使用。然而，他却发现，波兰的老式重骑兵，手持长矛实施冲击撞倒了他的轻骑兵，刺死他的长矛步兵，致使他的步兵营成为以轻步兵的火绳枪兵为主。古斯塔夫并没有因此让骑兵重新使用长矛，而是将骑兵部署成线式的冲击队形，指示他们以前面一排利用手中火枪进行一次射击，而后再持马刀实施骑马冲击。骑兵自有了火枪以来，变得过于依赖手中的火枪进行火力战，每射击一次后则退回装填。尤其在德意志，骑兵不再像以往那样，手持马刀向步兵或其他骑兵实施冲击行动了。然而，根据古斯塔夫的新一代骑兵战斗条令的精神，战场上的轻重骑兵又将在相互对冲战斗中决胜负了。这应该会使德意志的骑兵感到意外，就像当年波兰的长矛兵曾使瑞典人感到意外一样；还有当年的波斯骑兵，他们本来计划在前进中停下来投掷标枪，以避免被冲散，结果还是被亚历山大的部队打晕了。当然，古斯塔夫最后还是满足了他的骑兵们愿望，要求在战斗中有抛射武器的支援。他给骑兵部队编设了一些滑膛枪兵，以配合骑兵作战。
古斯塔夫的持久战略和机动诱敌战术的应用
古斯塔夫率领其按照新的体制组建的1.3万人的部队，于1630年7月4日在德意志北部海岸登陆。10年战争的经历，使得这位身材魁梧、年龄仅为33岁的瑞典国王成为一名老练的指挥官。虽然，他有时喜欢亲自率领侦察分队深入敌后，有时甚至亲自参加突击行动，但是，应该说，他还是一位很出色的指挥官。他不仅精通各种战争艺术，并能在实践中很好地运用自己所掌握的各种作战技能。就在他17岁生日前夕，他当上了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自13岁起，他的父亲就让他参与一些国家的事务管理，因此，他对自己担任国王充满信心。古斯塔夫不仅善于指挥打仗，而且也善于治理国家，他在自己的臣民中有较大影响，在他不在的时候，他可以指使一位相当能干的大臣管理国家事务。
古斯塔夫率军队在德意志北部登陆后，就像当年征服者威廉初到英格兰一样，加紧在登陆地点构筑阵地工事。古斯塔夫的部队每到一处，就加紧构筑野战工事。在这方面，他实际上是继承了自200年前意大利雇佣兵军队就开始有的传统做法。几年前，古斯塔夫的对手，愚笨的波兰人曾这样抱怨过古斯塔夫：与他简直没法打仗，他“像个鼹鼠，总藏在地下。他的骑兵较弱，但他却总以堑壕和堡垒工事作为掩护。” [ 注：迈克尔·罗伯特，《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2年瑞典历史》，(伦敦，1958年版)第2卷，第200页。 ]
地图4.1 德意志
初到德意志时，古斯塔夫的军队中没有骑兵，这限制了其行动。因此，古斯塔夫决定在部队向前推进之前，应首先建立一个牢固的前进基地。两年前，波兰军队曾打败过古斯塔夫，所采用的策略就是控制其后勤供应，避免与其进行决定性的会战，在古斯塔夫军队前进的道路前方进行破坏，实施焦土政策，致使其军队有1/3的减员率。因此，古斯塔夫这次作好了与敌打持久战的准备，一方面，确保自己军队的后勤供应，另一方面，设法剥夺敌人可能得到的后勤资源。
古斯塔夫刚开始占领的一片领地是被华伦斯坦彻底洗劫过的地方。古斯塔夫就从瑞典本土通过海上运送军队所需的后勤物资。后来，他逐渐地沿海岸线扩张，同时加大岸边桥头堡的纵深，这样，他就可以在这片较大面积的土地上搜集到足够的粮草，然后，才将自己的骑兵派到德意志。他的对手则显得软弱无力，眼看着古斯塔夫扩大所占的领地。波美拉尼亚的公爵，虽然还想保持中立，但还是将奥得河口北部附近的什切青让给了古斯塔夫。这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
古斯塔夫利用夏季和秋季时间加紧在波美拉尼亚公国巩固其所占地盘。这期间，他没得到其他新教徒领袖们的支持，因为，他们中有许多人对古斯塔夫还持有怀疑态度。马格德堡城的新教徒倒是对罗马帝国进行了反抗行动，但却陷入了非常窘迫的境地，对古斯塔夫没起到帮助作用。因为，古斯塔夫相信，自己此时还不能深入内地过深。由于他的介入所收到的是一种怀疑态度，因此，他既不敢冒险前进，也不能进入敌占区过深。
古斯塔夫即使真想前去救援马格德堡，也得穿过保持中立的勃兰登堡和萨克森选帝侯的领地。古斯塔夫始终对政治较为敏感，他到德意志后也想多结交朋友，既不想冒犯天主教的选帝侯，也不想得罪其他新教徒公爵们。假如，他想将自己军队开赴去救援马格德堡，那就会对其他诸侯们构成威胁，因而疏远了相互间关系。再者，罗马教皇用于围困马格德堡的军队数量并不多，古斯塔夫想，马格德堡的新教徒们可以独立坚持下去，除非可怕的提利伯爵率领他那具有较强战斗力的天主教军队东行去加入围攻作战。随着1630年底冬季的来临，提利的部队行动迟缓，而在东西海岸线上，古斯塔夫的其他对手们也死气沉沉，包括驻守在奥得河上游、离什切青城不远处，已构筑了良好阵地工事的嘎知城敌人也一样。
后勤保障问题一直困扰着古斯塔夫，因为，他在波美拉尼亚所能征收的战争特别税，以及从瑞典带来的钱已不足以保证维持其部队的生活。结果是士兵们洗劫老百姓村庄，这又使情况更为“糟糕”。用他部队的一位士兵的话说，“部队处境还不如在敌对国领地。”这样不仅破坏了军队的纪律，也疏远了军队与波美拉尼亚新教徒们的关系。这位军人还沮丧地写道：“群众的情感已经有了极大的转变。”然而，古斯塔夫还是想尽办法为其部队提供吃的和穿的，同时采取行动削弱敌人的后勤保障能力。1630年12月24日，古斯塔夫调集了1.4万人的部队，通过步行和乘船沿未结冻的奥得河南下，去攻击驻守在嘎知的敌人。该敌是一支同样遭受饥饿、纪律涣散的罗马帝国部队。后来，古斯塔夫将部队规模减为4000名精干步兵和大部骑兵，南下搜集粮草，嘎知的守军只作了象征性的抵抗，守军指挥官就率领守军快速向南撤退。在撤退过程中，守军指挥官放慢速度，焚烧了沿途所有的村庄，给古斯塔夫军队的追击行动制造了困难。古斯塔夫并没有紧随尾追，而是依赖水路供应，向奥得河上游推进，直逼法兰克福，在奥得河边构筑了营地。 [ 注：迈克尔·罗伯特，《古斯塔夫·阿道夫：1611-1632年瑞典历史》，(伦敦，1958年版)第2卷，第446页。 ]
古斯塔夫的这一行动解除了罗马帝国军队对马格德堡的直接威胁。提利因为担心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可能进攻法兰克福，进入西里西亚帝国领地，于是，他率领帝国军队的主力向东进行一次冬季行军，绕过只有少数帝国部队围困的马格德堡进入法兰克福地区。提利军队的行动意图是阻止古斯塔夫军队入侵西里西亚。因为，一旦古斯塔夫军队进入西里西亚，就可以征收到战争特别税，这就富了瑞典军队而穷了帝国臣民们。古斯塔夫尽管也知道这次行动的巨大作用，知道进入西里西亚，或者甚至更远些延伸到波希米亚，再向维也纳挺进，这其中可能带来巨大的好处。但是，他不想通过这样一次远程奔袭实现自己的战略目标。他想通过有条不紊的持久战去征服这个国家，占领并驻守各城市。这样，他就可以将新教徒们的领地稳稳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并修筑城防工事，派兵驻守。通过这种方式，他就可以开创一片真正属于自己的根据地，以供养他不断扩大的军队。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当年在阿金库尔会战胜利后，曾采取持久战略，一片一片地蚕食法兰西国土。古斯塔夫也效仿这一做法，其目的是要永久地占领土地和资源，为新教徒和瑞典人民提供可靠而有力的支持。事实上，被占领领土上的新教力量已对这位外国国王的入侵提供了政治上的支持。
作战略图4.1 古斯塔夫的第一次机动诱敌行动
嘎知城的沦陷果真促使提利定下了增强法兰克福防御的决策。他以特有的旺盛精力，率领部队在10天内行军200英里，根据态势的需要以最大速度去实现自己的决心。现在，古斯塔夫所面临的是一支由杰出将军指挥下的罗马帝国的一流军队。提利将军个子不高，身材偏瘦，长着个长鼻子，15岁就作为雇佣兵开始服役，至今，已有60年的现役兵龄，当了27年的将军。他曾在帕尔马公爵的指挥下打过土耳其人。多年来，他几乎成为一个常胜将军。然而，年轻的瑞典国王已经赢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因为，他举兵攻击嘎知城，牵制了提利将军的注意力，在别处造成了弱点。尽管提利本不打算举兵给马格德堡施加压力，但古斯塔夫的行动已吸引提利的部队进至他的环形防御阵地东侧，这样，古斯塔夫就可以改变原先的防御计划，而乘势发起进攻。而且，古斯塔夫正处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还可以再进一步吸引、分散提利的注意力，在内线进行西征，拓宽自己根据地的正面，扩大领地面积，以征收更多的战争特别税，供应自己的部队。
古斯塔夫向西朝着代明的梅克伦堡城进犯，开始了他与对手斗争中的第二回合较量。整个斗争持续时间长达一年半，古斯塔夫在此遇到了两位精通17世纪战争艺术的高手。他们所实施的那些漂亮战役，展示了军队在当时战场条件下作战应采取的正确的战略方针。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筑城技术和地形障碍虽然重要，但还不足以降低作战中的兵力密度。当两支成份相似的军队处于这种环境中，往往谁也不能迫使不愿交战的对方实施会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