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战术和战略变化(1791-1815) .4
随着英国人的介入，法国人面临着又一个困难，因为英国人向西班牙人提供了各种支援，并将自己指挥有方的部队也部署到了那里。约米尼看到了英国人通过提供“一支相当规模的正规军并以它为核心召集当地群众”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他还特别注意到这些部队抵消了法军所拥有的在单位空间内的兵力优势，他问道：“什么样的部队才能够有充足的兵力以便在所有地方达成优势和确保面对无数敌人的漫长交通线的安全？”亚历山大不必面对这些问题，英国人在长期的、有条不紊的征服威尔士当中也没遇到这些问题。 [ 注：约米尼《战争艺术概论》，由G·H·门德尔和W·P·克雷格希尔译(费城出版社1862年版，1971年重印)，第31-33页。 ]
于是，英国军队及其支持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军队迫使法军士兵集中在一起，使法军缺少足够的兵力去实施军事征服的问题更加恶化，也更无法胜任政治绥靖的任务了。英国指挥官的指挥技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威灵顿公爵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也熟知撤退的优长并了解在自己的后方有一支舰队的价值。
法国人面临着与中世纪的征服者相似的问题。英国人在威尔士也面临着同样的障碍，他们通过一小片一小片地征服其领土并通过构筑城堡来稳固其统治的循序渐进的做法克服了这些障碍。但这一过程几乎持续了近两个世纪，所以它不是迅速巩固约瑟夫国王统治所需要的方法。土耳其人和蒙古人通过大肆杀戮当地居民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们采用将消除敌人参战人员的后勤战略与政治恐怖相结合的方法。但法国人接受这种战略还有一定的困难，这也不仅仅由于他们还是名义上的基督徒。尽管基督徒对屠杀非教徒或异教徒并不在乎，但西班牙人两者都不是，而且法国的文化传统也不允许全部采纳土耳其-蒙古人的战略。
所以法国人采用一种持久作战战略，并打输了这场战争，它表明袭击战略对持久防御战略的优势。法国人最初想占领其整个国家，后来却不断地产生动摇，他们果真对游击队的袭击采取了防御态势。而英国人在征服威尔士时，入侵者却通过集中兵力于一个小地区、将其平定之后再向前推进的做法，实施了持久进攻战略。在统治这些接连不断的地区时，英国人也采用了一种后勤战略方法，将一定数量的威尔士人赶出他们的基地地区并控制他们的所需资源。法国人只是表面上把西班牙游击队赶出了他们的基地；但法国人的表面上的控制实际上却把该国的大部分地区拱手让给了他们的对手。
如果在单位空间内有较多的兵力或是再多一些重要的政治基地，法国很可能取得胜利。通过法国士兵和当地招募的部队长时间的耐心工作和小心谨慎的举止，很有可能最终使约瑟夫国王的统治合法化。但是由于有指挥有方的英国军队和葡萄牙及西班牙军队，加之急于完成此项任务，法国人坚持实施了十分浅薄的持久战略。伊比利亚半岛的面积和如此众多的西班牙人的不可调和的敌对情绪注定了法国的失败。
法国征服的基础
由于几支大军进入法国实施了一次协调一致的战役作战行动，使战争于1814年结束。为对付这些军队，拿破仑调动了大批的军队，试图通过利用他的中央阵地来阻止联军的进攻，但没有成功。双方参战士兵的数量虽然很大，但却与以前的作战行动，特别是路易十四时期的法国军队与英国、荷兰和帝国皇帝的作战行动，没有什么区别。但法国各军团间和盟国的各支军队间的协同配合，以及双方军队在同一战场上所发挥的作用如同一支部队的各个分队一样，使得这些作战行动与以前那种相互分开的部队受领不同的任务并大部分依靠独立作战来实施的作战行动有了很大不同。
这些部队的分散兵力和迫使对方交战的能力与以前的战役行动有了明显区别。所有部队经常在不连贯的正面上和轻松地在战场上调动步兵分队所表现出的战术灵活性，也与过去的作战行动有了明显不同。但双方军队如果组织结构相似、都协调得很好，那么当法军不再垄断这些方法时，进攻就丧失了它所需要的力量。例如，在1813年5月的鲍岑战役后的第二天，拿破仑便在战场上集中了两个军的兵力，将其派遣到俄国-普鲁士军队的翼侧和后方。一个军与保护联军翼侧的部队进行了交战，而另一个军则到达了联军的后方。但被包抄的部队实施了反击，并实施了有效的自我保护，从而避免了重大损失。不过这次攻击尽管实施得很糟糕，但普鲁士人还是取得了像腓特烈在洛伊滕打败奥地利部队那样的胜利，这是因为普鲁士军队发挥出密切协调和战术机动这些长期以来法军所具有的特长。
作战双方如具有相同的战术和战略能力，那么在组织结构相似、都运用持久战略的时候，防御的传统优势便再次显示了出来。新的战略通过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利用将会战强加于敌的能力来迫使其撤退。于是单独的会战变得重要起来，其发生频率也是以往所闻所未闻的。但是会战在战术上并不能给对手造成严重杀伤，作战伤亡的比率也仅仅比胜利一方的12.5%、失败一方的21.9%上升了1%，而这些数据在刺刀时代的前60年中的作战中是具有代表意义的。甚至在法军拥有较优秀的指挥官和拥有具有明显优势的战术系统时，胜利者一方也无法对军纪严明、配合密切的常规军部队造成更大的伤亡。得到提高的法军密切协同方法的扩散传播也只能是对被击败者一方的恢复起到支持作用。因此指挥官不再拥有像汉尼拔在坎尼或是亚历山大在伊苏斯和阿伯拉那种取得胜利的机会——胜利一方的军队训练有素、协同密切，且交战双方均没有在亚历山大作战时的重型骑兵所提供的那种重要的武器系统。
不像一些古代交战那样要造成重大消耗，因此会战的频率加快了，但这并非由于战术重要性的结果，而是由于亚历山大和汉尼拔正确而成功地给予它们所发挥的作用。也并非由于某一场单独的作战政治意义有多么重要。会战的影响力增强，是因为它们在执行传统的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的夺取敌方领土并加强对其控制的战略中成为该战略的主要工具。通过加强配合而使失败的效应降低之后，将军们便更愿意冒会战的风险，而会战频率的加快也有助于给胜利者增光添彩，给失败者增加耻辱。
新战略的确依赖于敌对双方适当的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对比率。在一个较大的空间内，像欧洲的俄罗斯，即使像拿破仑在1812年那样集中庞大的重兵集团，也无法迫使敌人与之会战。在如此广阔的地域内，即使是庞大而分散的军队所占领的土地也不过比蒂雷纳和蒙特库科利于1673年沿美因河机动时所占领的地域仅仅多一点点，甚至连拿破仑的军队于1800年在意大利通过阻止米拉斯的撤退时，在摘取其迂回的胜利果实时也遇到了很大困难。在乌尔姆战役中由于拥有更高的单位空间内的兵力对比率，使拿破仑在阻止奥地利军队的撤退上更为容易。正如拿破仑1805年在奥地利的战役中所显示的，假如奥地利再稍微有一点不愿意求和或是拿破仑的要求再多一些，正如他在俄罗斯的行动所戏剧般证明地那样，占领土地如得不到政治上的支持，则需要更大的单位空间内的兵力比率。
在法国大革命初期的那些日子中，法军在荷兰的城市地区、德意志的莱茵河地区和意大利北部拥有政治基础，并为其征服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他们在荷兰的成功，包括对整个荷兰的侵略，与1706年英国皇家军队在拉米伊战役击败维勒鲁瓦元帅之后侵略西班牙属荷兰十分相似。众多筑有大量堡垒的地区向那些代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者的胜利者投降。同样，18世纪90年代法国的政治自由和平等纲领的确对中产阶级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帮助法国克服了有史以来难以攻破的尼德兰和荷兰的坚固防御。这一政治因素同样也在意大利对他们起到了帮助作用，并帮助他们占领了德意志的更大面积的领土。
但由于法国人像三十年战争中那样放纵其部队去搜集粮秣和进行抢劫，他们丧失了这一优势。正如从前一样，西班牙属尼德兰人由于对其新的统治者大失所望，他们把法军作为西班牙新波旁国王的代表而予以欢迎，但被法国人占领的地区由于法国征服者的恶劣的举止而对其产生了憎恶情绪。
法国临时拼凑的部队由于军纪涣散和缺少军费来购买部队的给养，导致了士兵们只能靠掠夺来维持生计。经过一个世纪对个人财产抢掠的禁止，法军士兵的抢劫行径使公众产生了一种特别的敌对反应，特别当盟国军队坚持遵守那些已经成为传统的政策时更是如此。例如，当在尼德兰爆发战争时，迪穆里埃将军就曾评论道：“我非常畏惧在一个由于我们的抢劫和纪律涣散而引起居民反抗的国家里进行撤退时的可怕后果。” [ 注：林恩《共和国的士兵》，第113-114页。 ]
当时甚至在法国国内，这些部队也将平民与新的自由与平等的政府对立起来了。在指出这一结果时，有位士兵报告了许多法国农民对他的诉说的情景，“他们眼中充满泪水，说他们对旧政府的喜爱程度要比对我们的政权多一千倍，因为那时至少没有人掠夺他们的财产。”政府曾试图控制部队，但面临着与三十年战争时期同样的困难。伟大的拉扎尔·卡诺曾负责共和国的战争事宜，他强调指出，他和“将军们发现根本无法阻止这种混乱现象；喝醉了的士兵什么都听不进去，犯罪人员数目太大，根本无法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法执行惩罚。”当试图将这些部队调往前线与敌人作战时，卡诺发现“他们或多或少，几乎都是醉熏熏的……士兵的包裹里装满了偷来的东西，这些包裹重得他们都几乎背不动”。 [ 注：林恩《共和国的士兵》，第113-114页。 ]
看到由于重蹈覆辙而导致的上述军事弊端，卡诺总结道：“如果一名士兵在偷盗一根针之后没有被立即枪决的话，那么你将一事无成。”但士兵们仍然继续浪费共和国的政治资本，并大大削弱了他们征服的重要基础。正如叙利亚的安条克七世将对美索不达尼亚的欢迎转变成厌恶一样，法军也同样疏远了他们的支持者。 [ 注：林恩《共和国的士兵》，第115页。 ]
1796年拿破仑军队的举动在米兰引起一场起义，这便是法军具有代表性的行为。同一年一位法国将军从德意志报告说：“我在尽我的最大所能来控制这种抢掠行为，但部队已经有两个月没有发放军饷了，食物供应支队跟不上部队的快速行军；农民们已经四处逃散，士兵们便毁坏掉他们空荡荡的房舍。”另一位将军也从德意志发回报告，称“士兵对该地区的肆虐达到最为恶劣的程度；我得知一支部队竟会采取如此卑劣的方式时羞愧地脸红。” [ 注：德尔布鲁克《现代篇》，第410页。 ] 当普鲁士军队1814年入侵法国时，他们对这种法军早些时候的劫掠进行了报复。结果是：普鲁士军队开始时是面对颇为无动于衷的法国老百姓，但后来却使得他们转为进行积极地反抗。但这场战争结束的太快了，以至于这种敌视态度还未来得及影响到军事行动。由于军饷的匮乏、纪律的涣散、有效管理的不足而导致的法军纵容其士兵采取这种行为，极大地损害了低地国家 [ 译者注：指荷兰、比利时、卢森堡 ] 、意大利和德意志对法国人的好感，浪费了宝贵的政治资本。
开始时，公众的支持是早期法军攻克那些公然反抗法国统治的地区而取得胜利的重要先决条件之一。但在拥有广阔农村地区的奥地利帝国，法军将无法找到自己的盟友，还将在分派驻守部队和进行有效统治上面临着严重困难。在俄国，他们的战役行动也不过只相当于一次壮观的袭击。在西班牙，法国人看到，要对付全国性的敌对情绪，他们将需要更多的时间，如果他们想要迅速征服该国而又不对其大部分人口进行屠杀的话，那么将需要更充足的部队。
在单位空间内保持适当的兵力使得新的以会战为目标的战略能够迅速攻占敌方领土。但即使是在面积很小、可以运用这一战略的地区，如果入侵者面对着严重的政治反抗时，这仍然是要导致失败的大问题。那么入侵者或是需要一个政治纲领以赢得支持，或是增大单位空间内的兵力，以作为对政治需求而非军事需求的反应。在西班牙，法国军队遇到了太强大的政治反抗，他们所面对的形势与汉尼拔在意大利和亚历山大在大夏和粟特所遭遇到的颇为相似。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作战形式的转变，加之投入到相关地理区域的兵力对比率，对法国的胜利大有帮助。当再加上影响到战败者一方对征服者一方的统治的接受能力的政治因素在内时，这三个因素提供了一个便捷(即使是过于简单的)理解法国这种史无前例的(即使是暂时的)扩张其领土和影响的方法。法国成功地征服尼德兰、与德意志的相邻地区和意大利证明是这三个因素在发挥作用。在西班牙，他们用军事手段进行了征服并派兵力把守诺大的一个国家，但由于缺乏政治基础而导致了失败。在俄国，他们仅仅拥有军事优势，拿破仑的进攻只是变成了一次袭击行动，持久战略超出了军事手段本身。
人们在探索拿破仑及其革命前辈的成功因由时，发现有些理由颇为不妥。一些人认为拿破仑军队的行军速度比过去政府的军队要快许多。他的部队有时行军的确很敏捷，但并不比诸如蒂利和古斯塔夫的军队的行军速度快。拿破仑的正常行军速度与自古以来的军队每天行军12英里的特征并无相异之处。他的确比前几个世纪的将军们更为经常地以比这一速度更快的速度行军，因为新的分散兵力和集中兵力的战略创造了更多的快速行军的机会。他在长途行军中表现出的更大的机动性，如在乌尔姆和奥斯特利茨战役行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使得观察家们相信，在行军途中进行粮秣的征集上他与前辈有所不同。他依赖当地生存，而他们则需要从后方运送补给。但古代的军队除了在进行包围行动时，也主要以同样的方式靠当地生存。土豆播种面积的扩大为士兵们在战役实施的地区寻找食物提供了很大帮助。土豆几乎与面包一样有营养，但却不需要磨成面粉或是在炉中进行烘烤便可以食用。
当然，大革命的军队，有时还有拿破仑的部队，获取食物和进行抢劫的方式让人联想起三十年战争中的士兵也是事实。但法国人为重复使用这一陈旧的补给方法付出了沉重政治代价，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面对着游击战，在其他地方也牺牲了真正的当地人的政治支持。
但对部队进行补给保障的方法却一点也没有改变；惟一的区别是征集补给品的方式。这一时期的军队与战争史上的所有军队一样，通常都依靠当地维持生活。由于拿破仑较少采取包围行动，所以对支援一支固定不动的部队的弹药和补给运输队的依赖性较小。他继续依靠军税，在他统治的前12年中，其他国家承担了他的战争费用，正如萨克森由于进行七年战争而支付腓特烈的费用一样。
观察家认为，拿破仑因为对其方法或目标没有限制，所以收获也颇丰。由于其无人可及的军事天才、由于18世纪法国改革家的努力而创造的新型军队以及布尔塞特和吉贝尔的思想，他的确取得了很大成就。他所创建的新型军队和首创的军事战略给他赋予了他的先辈们所无法掌握的军事方法。他拥有非常远大的政治抱负，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宏大目标扩大了其军事机器更高的工作效率。曾经一时，他统治了老神圣罗马帝国的非奥地利的那部分地区，并使奥地利成为不情愿的盟友。这一目标超出了路易十四的能力，其军队也缺乏拿破仑军队的作战能力；另外，该国王也没有能够使帝国内各州顺从其统治的政治基础。但拿破仑利用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成果，政治自由与平等的理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使他能够拥有一个脆弱的政治基础并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了后来证明是十分短命的欧洲帝国。如果没有亚历山大大帝所面临的软弱的政治反抗，拿破仑也不会再造马其顿一样的超级胜利。
拿破仑在对待奥地利的问题上采取了适当的和传统的做法。但当他提高了他的政治目标、推翻了西班牙的统治阶级并引进了法国的革命思想之后，他发现他所确立的政治目标，如同在俄国一样，超出了他的军事能力。也许他的政治目标比自查理十三以来的所有法国君王的都要宏大，都不切实际，而他的继承者们则将意大利作为征服目标，但他比他们拥有更多的军事手段，因为法国的战争艺术走在其他国家的前列。尽管如此，拿破仑没能利用他所支配的所有手段。虽然法国拥有巨大的财富和征兵制度，但从军人数的比例很小，比如说小于英国，而且法国的盟国、附属国和卫星国承担了他的战争费用的大部分。
拿破仑时代的军事遗产
1792-1815年的战争变化并未影响到战术的本质。装备了投射武器的步兵仍然使用重型步兵所运用的传统的线式部署，火力上的优势仍然在军事较量中起决定性作用。刺刀仍然在阻挡骑兵冲击方面起到威胁作用，有时还被步兵用于战斗。在步兵队形中用一支纵队的冲击力量来恢复18世纪的突击思想已经少有踪迹，能够取得成功的更是寥寥无几。在粉碎使用刺刀对步兵实施突击行动中，防御者一方享有在停止状态进行火力齐射的优势，他们在选定的地形上进行弹药的装填而又不至于使士兵在行进中发起攻击时产生混乱。纵深队形证明并未对这些防御一方的优势有何化解作用，后方多余的士兵并未对前沿的部队产生任何推动力量，而前沿的士兵在到达敌人的火枪线和刺刀线之前则必须面对着敌方的齐射火力。
因此在拥有相同武器系统的军队间作战时，防御一方要占有优势。骑兵的手枪被滑膛枪所压制、其利用军刀发起攻击又被装有刺刀的滑膛枪手的作战线所压制，因而是一个低劣的武器系统。尽管炮兵更为灵活的机动使之能够更加经常地随伴进攻，但它在防御中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在进攻中所发挥的作用。用大口径弹丸打击远距离之敌，霰弹筒的小弹丸覆盖400码或更近的距离，这大大增强滑膛枪手的齐射火力。因此武器系统的相对火力并未有大的改变，如图解6.1所示，其中D代表成功防御的能力。
图解6.1 步兵与骑兵的作战关系
但骑兵可以拒绝会战，如果说要退缩的话，其更大的机动性保证了它在陆军中一贯的战术地位，而且采取线式队形的步兵对骑兵向其翼侧和后方的攻击仍然显得很脆弱。就像训练有素并有高超射击技能的英国部队与那些试图替拿破仑的兄长攻占西班牙的法军相遇时一样，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会战证明了这些战术的多变性。例如在阿尔布埃拉战役中，大约有2.2万人的法国部队在能力非凡、经验丰富的战役指挥家苏尔特元帅的指挥下，与一支由英国独眼将军贝雷斯福德统领的由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军队组成的3.5万人的部队相遇，贝雷斯福德还是一位葡萄牙元帅，曾卓有成效地重组了葡萄牙军队。苏尔特元帅派出一支小部队攻击联军正面以吸引其注意力，而他自己则指挥主力于己方左侧包抄联军的阵地。但在法军攻击联军的翼侧和后方之前，警觉的贝雷斯福德对其大部分兵力重新进行了部署并形成了一条新的战线以抵御法军的攻击。
实施进攻的法军有4个营，一个营在另一个营之后，每个营都呈纵深50列、横队9排的队形。在这些营的两侧，法军师长以线式队形各部署了一个营，以150人成3列横队。为了保护其师免遭敌骑兵的攻击，他在已部署了的各营的两翼又各部署了一个营的兵力，每横排25人，共18列。师的两翼各有12门火炮用以支援进攻行动，向500码以外的西班牙部队进行射击；而西班牙一方拥有10门大炮。法军师保持其混合队形推进至西班牙队形前60码，之后停下来还击顽强的西班牙步兵的齐射。此时，一支由4个英国营组成的部队在西班牙部队的右侧进行集结、向前推进、向法军翼侧进行射击来对其提供支援。
在这个时刻，一阵突然的狂风暴雨遮蔽了整个战场上空。法军一支骑兵部队向仅仅有两列横队呈线式队形的英国各营的翼侧发起攻击并完全击败了其3个营，只有1个营由于采取方阵队形并保护了自己而没被击败。于是双方又对战场进行了增援，6个英国营接替了西班牙部队，法军也投入了第二个师的兵力。当该师与第一个师混合在一起时，形成了一个正面400人，纵深20行的密集队形，这并非法军的典型方阵。呈两条线式队形的3,000名英国士兵中，约有2,100名可以向法军射击，其射击范围从法军方阵正前方60码的距离到翼侧200码的距离不等。法军宽达400人的横队中只有前两排约800名滑膛枪手投入战斗，因为要使第三排兵力射击历来是困难的，拿破仑后来很快取消了这种队形，因为它通常情况下只是在作为前两列的预备队而并非在提供火力。法军的炮兵可以发射一些炮弹，但由于配置在步兵后面，射击距离增加，所以能够提供的支援也很少。英国则有7门火炮可用于向法军射击，它们对拥挤在一起的易受打击的步兵产生了巨大的杀伤效果。
这场会战持续了45分钟，以法军撤退告终。英军一方伤亡1500人，占其兵力的一半，而法军8000人的部队损失了3000人。英军的炮兵给法军造成的伤亡占其伤亡人数的1/3，法军炮兵也给英军造成了三四百人的伤亡。剩下的伤亡都是由滑膛枪造成的。如果英军由于其中央部分遭受损失而压缩其线式队形，那么在整个交战过程中他们平均有1850名滑膛枪手在一直射击；如果他们未收缩其翼侧部队补充被法军在中央造成的伤亡空隙的话，则只有1350名枪手在射击。如果法军的第三排士兵不射击，他们可能始终保持有800人在不停顿地射击，后排的士兵则对前两排士兵倒下后的空缺予以补充。射击的结果是，双方的老兵均射击50次，打死打伤敌人约一个或一个半士兵。 [ 注：以B·P·休斯的《火力：1630年-1850年的战场上的武器效果》为基础，并做了适当修改，(纽约出版社，1974年版)，第115-127页。 ]
这场会战的伤亡大致符合兰彻斯特的论断。假设英国军队始终保持其线式队形，不给法军的密集方阵提供空隙，他们便有1850人向法军的800人射击。那么由轻型武器所造成的英军1150人的伤亡，而法军则要伤亡2000多人。这一伤亡人数与火器的射击数量基本一致，但并不反映出英军部队在滑膛枪火力上的优势，而法军没有战斗经验的士兵分散使用滑膛枪，加之前面死亡士兵的尸体所提供的保护，很可能是造成数量不相符的原因。但是如果法军继续坚持战斗，即使是仍然采取其作战效能很差的方阵队形，他们也将会最终大大压缩英军的线式队形，拥有更多的士兵进行射击，因而他们可能会很快消灭其对手。但他们作战效能低下的滑膛枪方阵给法军造成的伤亡可能要比兰彻斯特法则所指出的大得多。法军妨碍了其众多士兵的射击可以解释这一问题。
这场会战在许多方面都具有代表性，以苏尔特的迂回行动为开端，这一行动至少在指挥其随后对敌阵地的正面攻击方面是成功的，在这些地方当时贝雷斯福德元帅没有做好迎击他们的准备。法军纵深方阵利用刺刀进行搏斗的失败说明了其对手的突击行动的正确性，同时也证明了对纵深队形能够增强进攻动力的怀疑的正确性。当面对敌人的齐射时，队形的前面几排会停下来进行还击，后面的各排士兵则停止不动，由前面的人为其遮挡敌火力。在西班牙和葡萄牙战争中，当英国军队的火力阻止了法军纵队的前进之后进行冲锋时，密集的法军方队顿时变得一片混乱，士气也十分低落，其很大的纵深一点也起不到作用。
在西班牙的许多战斗中，法军都没有以线式队形而是以纵队向敌发起攻击。在有些情况下是指挥官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更经常的是被迫采取这一队形，因为他们错误判断了敌人的方位，常常也由于采取守势的英军将其部队以线式队形部署在远离法军的山坡上。在这种情况下，当法军机动纵队到达山顶的时候，他们便立即处于英军齐射火力之下。于是法军指挥官就会发现，他等待了太长时间，已无法将部队部署成线式队形，倒不如放弃在敌人的火力之下将机动队形转变成线式队形的作法，而以纵队队形投入战斗。
骑兵虽然是一个较弱的武器系统，但法军骑兵部队成功的攻击行动却清楚地表明了骑兵仍能在行军中利用其机动性和作战能力，攻击敌人步兵薄弱的翼侧。
人们目睹了许多会战重复了“阿尔布埃拉会战”，双方作战队形之间仅间隔40码并向对方射击，直至一方退却。在几乎所有情况下，纵队队形都没能与敌人进行搏斗，尽管它通常拥有更多的部队数量和在重要的接触地点上集中了更强大的力量。但这些战斗的确证明了使用射击武器的部队运用线式队形进行作战时，拥有数量上的优势的价值，它可使该方能将更多的人投入战斗。
随着延绵不断的线式队形的被抛弃，在法军当中最初在线式队形中使用射击武器的步兵所采用的训练和射击练习方法经常出现效率低下的现象，轻型和重型步兵的界线趋于模糊。轻型步兵学会了采用线式队形作战，而采取线式队形的步兵也学会了传统上由装备了射击武器的士兵所运用的散兵战术。到拿破仑战争结束时，轻型和重型步兵可以相互替代了，并形成了可以运用两种不同战术的通用步兵。
拿破仑最初是一名炮兵军官，因此他不断给炮兵增强进攻性作用。炮兵们更好地学会了如何将其火炮运送到战场上并在距敌人步兵仅300码的距离上做好射击准备。在这一距离上敌滑膛枪火力对炮手们无能为力，但他们却能够向敌步兵有效地发射霰弹或更大一些的炮弹。运用这种作战方法，炮兵火力可对敌步兵造成极大的破坏作用，以至于步兵所能做的只是扩张炮兵的胜利战果。在一个地点集中大量的火炮方便了在进攻中对炮兵火力的利用，而且当将军们利用法国大革命之前制定的炮兵条令时，他们如同步兵指挥官指挥他们的步兵营纵队一样，集中利用了炮兵的力量。
这些坚韧不拔的炮兵通过将更多的火炮运到战场上，大大提高了机动投射武器的价值。这些由马拉着的火炮可以发射比古斯塔夫·阿道夫斯发明的小型步兵火器大得多的炮弹，与手持的滑膛枪相比更增强了重型、威力巨大的机动投射武器的优势。例如在1807年的弗里德兰会战中，法军有30门大炮与一个师一同前进，向俄军进攻。开始时，法军炮兵在霰弹射击的最大极限距离上有效地利用火力效果，之后分阶段向前推进，首先到达120码的距离，最后到达60码的距离，在俄军的步兵线中撕开一个个血肉模糊的缺口。这一会战的高潮，是在一个25分钟的战斗中法军炮兵给敌人造成了4000人的伤亡，迫使果敢勇猛的俄军士兵退却。当俄军骑兵从翼侧向法军炮兵发起攻击时，法军指挥官及时对其炮兵进行了重新部署，并利用两次齐射阻止了俄军骑兵。之后法军炮兵跟随步兵渡过了一条河流，进入一个村庄，给拥挤在狭窄的街道里的俄军步兵造成了极大的损伤。
尽管这些炮兵经典的运用，充分地显示了炮兵在进攻作战中所发挥的作用，但炮兵仍然在防御中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因为在防御作战中炮兵能准确地找到更适当的目标。炮兵的威胁使得指挥官们，特别是精明的英军指挥官威灵顿，将其步兵部署在山顶的后面，在这里既可从远距离上防御炮兵火力，又可将山顶置于己方的滑膛枪的射程之内，以便当进攻的步兵出现时使其处于火力打击之下。除包围作战外，炮兵仍然是一种十分有效，但机动性不强的基本的投射武器系统。
各小型旅、旅和师之间的更多的协同行动以及营在机动中的灵活应用和部署仍然是这一时期永久的战术遗产。在这些发明创造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战术机动基础之上的，是步兵能够在战场实施集中和分散对敌阵地实施迂回和包围的这一新的能力。这些变化也解释了防御者一方所具有的改变防御正面并将其延长以抵御来自翼侧和后方的攻击的能力、步兵得到增强的与骑兵协同的能力以及步兵在防御中所具有的更大弹性的原因。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对军队的供应补给方法几乎没有任何改变；但向军队所提供的人员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英国外，义务兵役制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军队也越来越国家化了。军事承包人，像国外招募的士兵，除在广大的法兰西帝国还有许多不同种类成分存在的军队外，已经逐渐减少，没有了实际意义。在法兰西帝国中，形形色色的领土和附属王国提供了国家的各种小分队。特别是在普鲁士和法国，民兵在投入作战的部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为军队提供了人力资源。在不同程度上，在所有的军队中，国家感情和对皇朝的忠诚对鼓舞士兵起到了一定作用，许多士兵作战勇猛是因为他们的团队和他们军官的领导才能所提供的凝聚力。法国革命的模式得到了实质性的传播，当然也有许多士兵是被迫入伍的，但更多的是受到国家事业的激励而参军的。
战略上的革命，更主要的是依靠战术上的变革，大大改变了战争的面貌。它是通过关注战斗的方法或这种方法给由相同的武器系统组成的双方军队所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威胁程度实现的。分散兵力和集中兵力打击敌人的薄弱环节给战略环境增添了活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方执意会战而不是双方都愿意，会战一定会发生，除非不情愿的一方撤退。这为推动采取战略进攻行动的决策提供了资源和能力，而且会战的地位十分突出，使得许多成功的战役行动能够攻陷或占领敌人的大片领土。就传统意义上的领土战利品和作战地域而言，规模较大的军队与这些更大的征服密切相关，但新的作战战略对战略上取胜的速度和规模均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并相应地减少了赢得战争所需的努力。
海上战争中的战术行动
英国与法国海军之间的海上争夺延续了上一个世纪所形成的模式。英国封锁了法国的商船和海军舰船，而法国海军同英军相比则继续处于劣势，这主要是由于法国海军的各个中队始终被围困在自己的港口内，军官和士兵缺少海上作战的经验。法国海军在完成其战略目标时，总是力求避免会战，或是使会战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大革命战争中第一次重要的海战发生在1794年5月下旬，法军英勇善战的海军舰队司令维拉雷德·德·乔约斯率领布雷斯特舰队的26艘军舰出海，为由130艘舰船组成的、装载着小麦、糖和咖啡的运输船队顺利到达法国去护航。当双方相遭遇时，法国海军占有上风的有利阵位，将英军舰队司令豪这位有着50多年航海经验的老水兵和他的26艘英国战舰困在港口整整两天。而当豪取得了上风的优势时，又遇上了暴风雨天气，将战斗拖延了两天。
6月1日，当天气好转后，英国舰队以惯用的方式投入了会战，将其呈线式队形的每艘军舰都转舵向着平行航行的法国舰队斜行进。富有创新精神的豪显然是试图将其军舰从法国军舰之间的间隙穿插过去，从下风的一侧与之交战，并阻止其逃跑。但只有8艘军舰完成了这一机动。而这些军舰大部分也遭到了法国军舰的打击，法军将一些军舰驶到英国军舰的下风一侧的位置上，对英国军舰进行夹击。尽管如此，英军还是取得了胜利，这主要归功于英国海军官兵的熟练技能和法国军官素质太差——由于大革命，法国失去了许多最优秀的军官。
法军舰队在1艘军舰被击沉、6艘被俘的情况下逃跑了。英军将这一会战称作“光荣的6月1日”，因为这一伟大的战术上的胜利给敌人造成了巨大损失。法国人也对他们在战略上取得的胜利进行庆贺，因为他们的运输船队完好无损地到达了。
1797年在西班牙沿岸的圣维森特角附近爆发了另一场海战。西班牙地中海分舰队的24艘军舰进入大西洋，为一支前去与法国的布雷斯特舰队会合的运输船队护航，布雷斯特舰队试图掩护法军运送兵力与大不列颠作战。这位西班牙海军舰队司令虽然拥有精良的军舰，但却没有足够的水兵员，具有丰富航海经验的水手寥寥无几。他也知道自己所率领的舰队不适合于作战。而英国舰队司令杰维斯虽然只有15艘军舰，但这位严格的清教徒却对西班牙海军的弱点了解得一清二楚，向敌舰发起攻击时，他发现对方的舰队分为了两部分，其中较小的一部分由8艘军舰组成，在后方组成了一个单独的舰队。英国军舰从西班牙舰队这一阵形的间隙穿行而过，并向西班牙分舰队前面部分中最后面的几艘军舰进行不间断的弦侧炮轰击，之后英国舰队没有转向西班牙舰队的那支小的部分，而是打击西班牙舰队前方的主力的后部。尽管西班牙后面的小舰队赶来支援，而且前面主力也调转了船头，但英国舰队仍然制服了4艘西班牙军舰并确保了其投降。获胜的英军舰队司令突然停止了战斗以保护这些被俘的军舰，因为数量占有很大优势的两部分西班牙舰队最后集中在了英国舰队的两侧。
为了穿过西班牙舰队两部分之间的极为重要的间隙，海军将领杰维斯对所攻击的西班牙军舰集中了2:1的数量优势的军舰。于是他运用了很像罗德尼的方法，所取得的胜利可与他在维森特角面对一支力量几乎比他大一倍的敌舰队的情况下所取得的胜利相媲美。英国海军一流的水兵对战胜西班牙舰队起到了很大作用，西班牙军舰近一个时期很少有航海经历。受过良好训练的英国炮手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英国一艘装备有72门大炮的军舰与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拥有4层甲板、装备有130门火炮的巨型军舰“圣蒂斯玛·特立尼达”号相遇，不仅得以生还，而且还给其造成创伤便是一个例证。
对敌舰队阵形进行成功地穿插为1797年在堪姆波唐取得胜利做出了贡献，当时富于进攻性的舰队司令邓肯所率领的16艘英国军舰与数量相同但却小一些的荷兰舰队相遇。由于担心荷兰人逃跑，英国舰队分成两部分，没等到布好阵形便急速地冲向荷兰舰队，一些英国军舰占据了下风的位置，阻止了荷兰人的撤退，并从两侧向荷兰一些舰队发起攻击，形成了两个独立的战斗，在激烈的交战中英国海军俘虏了9艘荷兰军舰。
1798年，英国舰队司令霍雷肖·纳尔逊率领14艘军舰在埃及的阿伯克湾向毫无准备、所有13艘军舰都处在抛锚状态的法国舰队发起了攻击。英国舰队以2:1的方式打击法军阵形前面部分的军舰，另外还有额外的优势，因为法国军舰上的水兵上岸取水，人员奇缺，每艘军舰只有一侧弦侧炮能够开火。由于英军舰队司令纳尔逊用2艘军舰对付法军舰队前面部分的1艘军舰，但没有把一艘法军军舰包括在内，至使装备有74门火炮的英军“柏勒洛丰”号军舰不得不面对装备有120门火炮的法军旗舰“东方”号。尽管“东方”号上威力巨大的弦侧炮击倒了“柏勒洛丰”号上所有的桅杆并给其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但胜利还是倒向了英军一边。“东方”号起了火，并且当大火漫延到火药库时发生了爆炸。“柏勒洛丰”号仅用一张帆驶离危险地域。其他法国军舰虽然受到猛烈的攻击，但处境毕竟好一些，不过还是先后投降了。于是英国舰队集中兵力逐渐占领了法国军舰的锚地，只有2艘军舰逃脱了。这次会战的胜利既没有缴获运输船队也没有阻止法军的入侵企图，不过却通过消灭法国地中海舰队的重要部分而改变了海军力量的平衡态势。
这场战役显示了纳尔逊作为战术家和对其舰长及水兵的激励才能。他20岁时便被提升为舰长，靠的不是权势，而是个人魅力和才能。在为其祖国效力时，他早已失去了一只眼睛和一只胳膊，由于在圣维森特角会战中发挥了卓越的作用而获得了在地中海的指挥权，这为他率领舰队在阿伯克湾取胜提供了机会。也使他后来有可能在与维尔纳夫将军的会战中表现出自己对海军战术的熟练运用的才能。部分由于法国海军因为阵亡或移居国外而失去了太多的军官的缘故，维尔纳夫在33岁时便晋升为海军少将。他参加了阿伯克湾的战斗并率领2艘军舰逃脱了。
从圣维森特角战役开始的并在这些会战中所展示的战术趋势，在1805年的特拉法尔加会战中达到了高潮。纳尔逊将军率领的舰队由于有6艘在补充淡水，所以在与维尔纳夫率领的34艘法国-西班牙军舰的联合舰队相遇时，只有27艘战舰。纳尔逊将舰队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军舰由他自己指挥，直指敌舰队阵形的中央；另一部分较多的军舰则攻击敌人舰队的后部。纳尔逊利用其上风的有利位置，不等两部分舰队各自列好队形，便试图在敌舰队队形的前方军舰调转船头投入战斗之前率其舰队冲入维尔纳夫舰队的阵形，集中优势兵力对其中央和后部军舰实施打击。于是纳尔逊投入了所有27艘军舰来对付敌人的23艘军舰。由于所有军舰都可以相互开火，按兰彻斯特的理论，英国军舰的火力优势为272:232，或者为729:529。由于经验丰富的英军具有优秀的水兵和炮手而具有的优势，使双方之间的优劣之差比兰彻斯特的增加法所表示的还要更多地朝着有利于英军一方倾斜。 [ 注：兰彻斯特在特拉法尔加战役中详细地解释了他的思想。参见他的著作《战争中的飞机》第62-66页。 ]
所以，敏锐的纳尔逊能通过运用罗德尼在圣维森特角战役初期所采用的垂直攻击而不是试图从传统的平行作战线上实施突破的方法，完善了突破敌战线的理论。他对邓肯在堪姆波唐会战中即兴发挥的作战方法进行了精心设计。但与邓肯不同的是，他指挥其分舰队集中优势的军舰用于打击敌人的后方。通过放弃对其舰队的两部分进行横队排列并用的同样队形接近敌人，纳尔逊从舰队必须以弦侧面对敌舰的队形进行机动和作战的理论中解脱了出来。他还实施分散控制，给其下属执行作战计划的全部权力，并给其各军舰舰长完全的决定权，来执行其到达敌人作战线的上风一侧、并击沉或俘获尽可能多的敌舰的进攻计划。当到达维尔纳夫舰队队形的下风一侧的远处并阻止了法军传统的战术退却的线路时，纳尔逊完全成功地并系统化地发展了海上战术体系，它与陆上包围和迂回行动有共同之处。由于军舰在防御中无足轻重，因而只要集中较多的军舰便可以比陆上正面作战中集中兵力更能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所以海军将领们无需实施翼侧攻击——因为除了队形的先头部分和尾部过于暴露外、舰队确实没有易受打击的翼侧——也无法实施任何翼侧攻击。
在纳尔逊放弃以舰队航行的横队形来向敌发起攻击的这一作战阵形的同一个时期，陆上作战也存在着许多变化。通过向舰队分散后的分舰队指挥官和各军舰舰长下放指挥权，他保留了法国陆军颇具代表性的那种协调权。正如法国陆军以营纵队为单位实施机动但作战时则将其部署成横队队形一样，英国军舰也是分散且直接地向敌舰队前进，但在交战时它们将弦侧转向敌人。在穿过敌战线时，军舰利用了航行中的舰船的类似于翼侧攻击的战法，利用弦侧炮打击对它们掠过的敌军舰的船首、尤其是其易受到破坏的船尾进行攻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