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希腊人赢得了战争，而且后来波斯人也在其军队中组建了自己的重型步兵，但希腊人的战术系统并没有显示其任何真正的优越性。尽管波斯弓箭手失败了，但很明显，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避开突击战斗，注意保持距离，充分运用投射武器的话，轻型步兵是能够打败重型步兵的。不过，马拉松和普拉蒂亚两次使用轻型步兵与重型步兵进行正面战斗的尝试说明，当轻型步兵缺乏骑兵帮助，不能利用其机动优势避开重型步兵冲锋时，他们是很脆弱的。
波斯骑兵展现了利用较大机动性避开重型步兵和有效使用投射武器的能力。但当骑兵试图以突击行动对抗重型步兵时，步兵则显示出它的优越性。队形中的徒步士兵在交手搏斗中比无蹬骑兵占据优势，因为地面提供了更好的作战平台，他可以集中精力战斗而不必分心。希腊徒步弓箭手与波斯骑马弓箭手作战的成功也有力地说明，在运用相同战术方面，轻型步兵同样比骑兵拥有明显的优越性。
与希腊重型步兵战斗的希腊轻型步兵
在与波斯人的战争结束1个世纪之后，希腊的战争系统一直持续未变。重型步兵仍是希腊人有力的武器系统，虽然在一些场合轻型和重型步兵各自显示了他们的相对价值。一个例子是，雅典人的重型步兵入侵埃托利亚人(Aetolian)起伏不平的国家。埃托利亚民兵通常装备标枪。这些标枪兵被称为皮尔塔斯特(peltast)。由于他们不穿盔甲，便可以利用其快速机动避免直接交战，摆脱雅典人的重型步兵。埃托利亚人与波斯弓箭手不同，他们不进行交战，而是以标枪攻击敌人，尔后迅速撤退，以避免与向标枪投手冲锋的重型步兵交战。
一开始，有弓箭手分遣队伴随的雅典人很容易在海湾抓住埃托利亚人。但是，脆弱而没有盔甲的埃托利亚标枪兵在对方弓箭手羽箭耗尽之前，始终与其保持弓箭的最大射程距离。一位希腊历史学家描写了埃托利亚接着是怎样实施他们的标枪攻击的：“当雅典军队前进时，他们就后撤，而雅典人后撤时，他们又跟上去。持续很长时间的战斗除了一系列的追击和撤退以外，什么都没干；而在这两种行动中，雅典人均处于劣势。”最后，雅典人“对这种漫长而沉闷的战斗厌倦了。埃托利亚人则越来越靠近，同时一刻不停地向他们投掷飞镖。最后，他们转身溃逃……埃托利亚人轻装徒步，紧随其后，投掷飞镖，雅典人很多被飞镖投中、杀死”。 [ 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第3卷第97、98页，转引自本杰明·周伊特翻译的《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728页。 ]
另一位历史学家阐释了轻型步兵与重型步兵作战的效能，他说：“阿卡迪亚人(Arcadian)的重型步兵绝对拒绝在战场上面对轻型步兵，这是他们从这些轻型步兵部队那里所得到的极深的恐惧。可以作为补偿的是，轻型部队本身对雷斯戴芒人(Lacedaemonian)也怀有深深的恐惧，从不敢冒险进至他们重型步兵标枪的射程之内。这一教训来自于他们曾在此距离内遭到一些年轻重型步兵的冲撞，被抓住并死于短剑之下。”雷斯戴芒人对其对付轻型步兵皮尔塔斯特的能力充满自信，对那些害怕轻型步兵的人充满蔑视，认为他们“对这些皮尔塔斯特的敬畏，就像那些将其保姆视为怪物的孩子”。 [ 注：色诺芬，《希腊史》，第4卷，第4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100-101页。 ]
这些自信的雷斯戴芒人很快就与装备标枪的皮尔塔斯特相遇了。皮尔塔斯特打算在雷斯戴芒人开进的路上抓住他们，在那里，“他们将被如雨的标枪歼灭”；并且，如果雷斯戴芒人“冒险发起攻击的话，那么所有轻型步兵中最灵敏的皮尔塔斯特将很容易溜走，避免被抓住”。当皮尔塔斯特实施攻击时，“这里一个人受伤，那里一个被杀”。接着，斯巴达人指挥官吹起了冲锋的号角，“命令年轻人发起冲锋，赶走进攻者。但是，冲锋除了得到痛苦以外，毫无所获——在标枪射程之内，他们一个人也追不到。当重型步兵面对轻型部队时，在其接近敌人之前，就听到敌人指挥官一声令下，“后撤！”抓不到任何皮尔塔斯特，雷斯戴芒人的重型步兵便开始“以各人所能的速度”撤退，此时队形因刚才的全速冲锋而陷入分散状态。于是，皮尔塔斯特便“立即返回来，重新开始标枪攻击”。在首次攻击中，皮尔塔斯特“已经射倒了9或10个人，而这一胜利鼓舞了士气，激起了勇气。据说，这些进攻是如此猛烈，以致重型步兵不得不再次命令(这次用的年轻人更多)冲锋。此命令被迅速执行，但在后撤时，他们损失了比第一次更多的人……一次又一次，除了他们的队列越来越单薄，士气越来越低落以外，这种单调的过程一再重复着，而进攻者的士气却越来越高涨，人数也越来越多。” [ 注：色诺芬，《希腊史》，第4卷，第5页第9-17行，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二卷第104-105页。 ]
如果能够不在道路上交战，轻型步兵比重型步兵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在广阔无垠台球桌似的地形上，如果拥有足够的投射武器和耐心，并坚持其避开突击行动(重型步兵的特长)的战术，轻型步兵是能够击败重型步兵的。大多数希腊小国继续主要依靠重型步兵，但是，如上所述轻型步兵的胜利，使得重型步兵承认了轻型步兵的存在，并开始以皮革或硬布取代金属盔甲，有时还使用毛毡代替金属做头盔。这样，重型步兵既削弱了轻型步兵在速度上的优势，又保持了相当充分的与其他重型步兵作战所必需的盔甲，当然，在与轻型步兵进行近战时也拥有足够的防护。
希腊人也发展了一些骑兵部队，虽然这种武器系统昂贵而又受到地形的限制，但是，骑兵从来也没有成为作战主力，一直处于辅助系统的地位。在会战中，主要重型步兵倾向于与其他重型步兵交战，而辅助的轻型步兵和骑兵则在分离的战场上相互作战。不过，当伊巴密浓达在留克特拉会战中击败斯巴达人时，就是把较好骑兵部队的行动与其纵深排列的步兵以及“神圣分队”的翼侧攻击结合起来运用的。骑兵虽未证明其是决定性因素，但在击败处于次等地位的斯巴达人骑兵之后，它的攻击对破坏斯巴达人的翼侧机动起到了作用；并且，骑兵的行动也有助于“神圣分队”对斯巴达人实施翼侧攻击分队的翼侧攻击。
亚历山大以完全合成的军队所进行的征服
希腊人既没有进一步发展步兵机动，也没有继续发挥在留克特拉被证明了的骑兵的作用。其他国家却有了发展，创造了合成军队的作战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超过了老希腊人，也超过了最初波斯人的战争方式。马其顿人北希腊王国的菲利普国王喜好这种系统，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则运用这种系统征服了希腊和波斯帝国。抽象地说，马其顿人的战术方法综合了希腊人和波斯人的系统，非常依靠骑兵，但以希腊人的重型步兵代替了波斯人的轻型步兵。马其顿人信赖骑兵，不仅是因为有波斯人的实践，而且是因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更适合养马的国家，具有看重骑兵的传统。
菲利普给亚历山大留下了一支重型骑兵部队。与希腊和波斯人骑兵使用标枪、弓箭和随时准备投掷标枪或轻矛的做法相反，一些马其顿骑兵主要依靠突击行动。就像重型步兵一样，这些骑兵也穿着盔甲，携带盾牌和短矛(一种骑兵用的矛)。这种短矛长约9英尺，重约4磅，两头都有利刃。虽然骑兵没有马镫，但由于训练有素，使他们能够在近战中相当稳固地骑在马背上。当骑兵用短矛刺击时，在刺中敌人之时或之前即放手，以避开刺中敌人所产生的冲力影响自己。这样，他们就可以避免被摔下马来的危险。
插图1.4 重型骑兵
与希腊骑兵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马其顿骑兵纪律严明，经过在编组内协同作战的训练，并且服从指挥。因此，除了主要依靠突击行动之外，他们具有更好的协同、训练和技能。骑兵依靠标枪，很少靠近敌人，这一原则使得他们在突击战斗中，具有与希腊重型步兵在与轻型步兵作战时所拥有的相同优势。骑兵不准备进行决定性突击行动，因此不能抵抗冲锋；而重型骑兵却同样拥有重型步兵与轻型步兵作战时所具有的压倒优势，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那就是轻型步兵难以逃脱。只有身着盔甲、手持长矛的重型步兵队形，才能抵御重型骑兵的冲锋，并在交手战斗中击败他们。
马其顿重型骑兵是一支规模较小的精锐之师，被称为禁卫军。马其顿军队还有人数更多的传统的混合或普通骑兵。他们主要依靠投射行动作战，主要是投掷标枪。而马其顿军队的大多数仍然是步兵。其中轻型步兵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战斗中，他们部署于重型步兵的前面，运用其投掷石头、射箭和投掷标枪等传统战术打击敌人，同时防范他们的重型步兵对手。在重型步兵交战之前，这些轻型步兵便撤至危险距离之外，至此，其作用就结束了。这种战术是最早发挥了以轻型步兵掩护重型步兵作战时所具有的内在优势的战术。
马其顿人也改变了重型步兵。他们把所用长矛加长了两倍，即后排的长矛至少是前排所用长矛的两倍。较长的长矛使后面若干排的矛能够超过前排，从而使后面更多排的人发挥了作用，这样使其方阵的进军确实更强有力了。如果前排使用短矛，而后排人的矛逐次加长，那么若干排的长矛就能同时刺击敌人，因此几乎总是能够逼迫对手后退。加长的长矛还使护身盔甲的重要性减小，后排则可以完全不需要，从而节省了装备的费用。更多地依靠编组战斗，也降低了对士兵个人技能的要求。由于马其顿人进行了加长长矛、将方阵训练成职业士兵等战术改革，所以他们的方阵就具有了部队的功能。此外，他们将军队细分，使原本笨拙的队形具有了一定的协同和机动能力。不过，较长的长矛反映出一种精巧的变化，战斗中更多的是依靠“矛墙”的进军，而较少地依靠前排士兵的个人努力。
这支军队的缔造者，机敏的菲利普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把四种武器系统结合起来，组成了一支相互支持的战斗部队。重型和轻型步兵、重型和轻型骑兵各有其自己的作用，禁卫军的突击行动用于实施决定性的打击。没有一种武器系统独占鳌头，也没有一种武器系统仅仅充当配角；所有武器系统都在这支军队中占有重要地位。
在亚历山大统治下的希腊人，以这样一支按照马其顿模式组织起来的职业军队入侵亚洲。他们拥有先进的战术理论和亚历山大这样无可比拟的天才领导人。除了这位年轻国王具有与生具来的高超能力以外，通过训练，士兵们也具有智慧和丰富的经验，其中许多老兵都是在年轻国王的父亲麾下战斗过的。在他的组织下，合成军队与波斯人对阵了。但亚历山大所面对的波斯战术系统也已经过改进。波斯人不仅有骑兵和轻型步兵合成的军队，也有了重型步兵，而且大多数都是希腊雇佣兵。虽然他们惯用将轻型步兵配置于坚固的重型步兵战线之前的方法，但他们对这支较强步兵基础的运用并没有改变依靠骑兵攻击实施决定性战斗的传统。
但是，波斯人没有能与亚历山大禁卫军相匹敌的重型骑兵。虽然波斯骑兵也穿了盔甲内衣，携带短剑，但他们仍主要依靠弓箭、标枪战斗，并没有与亚历山大挥舞长矛实施突击行动的禁卫军交战的准备。第一次会战发生在格拉尼卡斯河。作为决策者的年轻国王并没有畏惧波斯人强大的阵容，命令其禁卫军越河向波斯人实施防御的骑兵发起冲锋，迎接他们的是“可怕的如蝗飞镖；但马其顿人以长矛战斗……尽管他们是在马背上作战，却更像步兵战斗；由于他们为征服而战，马与马贴在一起，人与人打得难解难分……最后，由于力量占有优势，军队纪律严明，亚历山大军队开始占据了上风。之所以如此，还因为希腊人使用山茱萸木制造的长矛战斗，而波斯人仅仅使用标枪作短矛。 [ 注：阿利安，《亚历山大的远征》，第1卷，第15页，转引自爱德华.J.钦诺克译《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20-421页。 ]
波斯骑兵由于装备落后，缺乏突击行动的训练，在马其顿人的冲击面前，终于难以坚守其阵地。“投掷标枪或熟练地驾驭马匹”，一直是波斯“骑兵战斗中的共同技能”，以它对付突击战术没有优势。由于亚历山大的重型骑兵打垮了敌人，他就可以把他们用于决定性的战斗。在格拉尼卡斯河会战中，亚历山大迅速带领取胜的重型骑兵去支援正在进攻波斯重型步兵的步兵方阵。他命令“重型骑兵从四面八方掩杀过去”。他满意地看到骑兵们“不久就完成了包围，开始砍杀敌人。最后，除了藏匿于尸体之中的人以外，竟无一人逃脱被杀的下场”。重型步兵虽然能够抵御重型骑兵从正面发起的直接冲击，但当身披盔甲的骑兵对其毫无防护的翼侧和后方发起冲锋，以长矛进行近距离交手战斗时，只能导致任其宰杀的结果。 [ 注：阿利安，《远征》，第3卷，第15页；第1卷，第16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80页，421-422页。 ]
这次辉煌的胜利显示了亚历山大及其父亲为王位和战争所做的充分准备。亚历山大自幼年时代便得到了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悉心教诲，从而磨砺了君主的智慧，培养了对科学和文学的兴趣。除了良好的精神素质和王者风范以外，这位风度翩翩、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在格拉尼卡斯河会战中还表现出敏锐的判断力以及身体和精神上的勇气。同样重要的是，他的合成军队和重型骑兵禁卫军也表明，它们确实为其实现雄心勃勃的征服计划提供了强有力的手段。
在伊苏斯，亚历山大面对的是波斯人能干的国王大流士三世指挥的军队。波斯人占据了有利的位置实施防御，该地位于一条浅河入海口之后。马其顿人将其骑兵用于两翼，步兵方阵“排成紧密的队形，迈着谨慎的步伐”缓慢地向敌人靠近，“以免轻率的进军导致方阵的任何部分偏离战线，与方阵的其余部分分离”。 [ 注：阿利安，《远征》，第2卷，第10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88页。 ] 当到达波斯人的战线时，以方阵越过浅河，向波斯人雇佣的希腊重型步兵占据的对岸攻击。由于大家都希望以相似武器系统对抗，因此，占据精心选择阵地的防御者获胜。“马其顿人发现，河岸的许多部分水深岸陡”，或者有波斯人的栅栏防护，因此“在同样的战线上，马其顿人根本无法对自己方阵的前方进行保护。于是，这里的战斗陷入绝望”，而无组织的进攻只能归于失败。但在内地，也就是波斯军队的左翼，亚历山大已经率领其重型骑兵跨过了同一条河，发起冲锋并打垮了据守河岸的轻型步兵，“并转向大流士的雇佣兵”。被称为“西帕斯皮斯特”的马其顿重型步兵可能身穿盔甲，手执传统长度的长矛，紧随骑兵前进，不久就加入到向大流士一直成功地坚守河岸的重型步兵翼侧和后方进攻的行列之中。波斯人的重型步兵开始动摇后退，看到战斗失败不可避免，波斯国王也不得不撤退了。 [ 注：阿利安，《远征》，第2卷，第10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89页。 ]
精锐骑兵部队的机动能力和密切协同，以及“西帕斯皮斯特”的良好训练和协同，使亚历山大在伊苏斯可以不必依靠预先计划的列队机动(像斯巴达人所做的那样)，就能实施包围行动。包围，需要压倒优势的兵力，或者能够绕过敌人的翼侧，并在翼侧和后方攻击其战线的其余部分。由于实施比较困难，所以要求要么能够实施成功的正面进攻，突破对方的战线，要么能够迂回绕过敌人的翼侧。在突破波斯人左翼薄弱的延伸阵地时，亚历山大在包围行动中同时运用了这两种手段。迂回敌人翼侧的行动耗时颇多，除非骑兵能够按时完成包围行动，否则决定性战斗难以取胜。骑兵优越的机动速度，使之成为实施这种运动的理想部队。
包围行动，还需要由行军队形快速转为战斗队形的能力。骑兵能够很容易地完成这种转换，因为无论组织得如何好，骑兵仍然是依靠个体战斗，而不像队形中的步兵那样依赖战友的行动。骑兵依靠其较快的机动速度，可以很快地由行军纵队展开成战斗队形，而且其战斗队形没有步兵那样紧密、整体性那样强，使得队形转换更加简便。骑兵依靠其较高的机动和快速展开能力，可以在行军至很近的距离时投入战斗，而且是如此具有进攻性的部队，因此人们发现，骑兵用于实施包围行动是最佳部队。
亚历山大的“西帕斯皮斯特”是使重型步兵适应执行包围任务的成功代表。较轻的装备提高了他们行军的速度，而高水平的个人技能训练，使得这些正规军能够较少地依赖队形。同样无疑的是，他们进行了更细的兵力区分和战斗编组，因而执行命令更灵便，展开部署更容易。通过减少精心整理队形的必要性，改进了协同和机动能力，马其顿人拥有了一支适于战场机动和执行包围任务的新型重型步兵。亚历山大的“西帕斯皮斯特”能够包围希腊方阵，并能进行近距离突击行动，帮助骑兵确保击败敌人，说明战争艺术自希腊人的方阵和伊巴密浓达笨拙的一翼排成50排的阵列以来，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在艾贝拉，亚历山大进行了他与波斯人的第三次主要会战。此次，又是与大流士相遇。大流士这次集中了一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庞大军队，甚至包括战车和几头大象。为了挽救其摇摇欲坠的帝国，大流士在会战中迎战希腊入侵者。他聪明地选择了平坦的地形，以便于其骑兵和战车作战。由于其军队虽然力量强大，但缺少较多的重型步兵，所以他把乘车马的部队部署在步兵阵列的前面。亚历山大在右翼的先头，指挥其军队向前运动，攻击波斯军队。他可以清楚地看见大流士位于中央，“引人瞩目地站在卫队中间一辆高耸的战车上。他是一个高大而漂亮的人，由很多最好的骑兵保护。这些骑兵排成密集有序的队形，做好了迎敌的准备”。 [ 注：普鲁塔克，A.H.克劳编辑的《杰出人物普鲁塔克的人生》(波士顿1901年版)，第488页。 ] [ 投笔从戎注：此处注解翻译有误，应该是普鲁塔克《古希腊罗马名人传》（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上卷）。下文中的《人生》亦应为此书的简称《名人传》。 ]
当两军开始近距离交战时，亚历山大率领他的禁卫军和重型步兵方阵直逼敌人的中央，禁卫军“直扑波斯骑兵，以长矛刺击波斯人的脸面”，终于击败了波斯骑兵，打垮了波斯军队的中央。大流士看到“一切全完了，那些部署在前面保卫他的部队崩溃了，向后直向他退过来。他的战车既不能转弯，也不能轻易摆脱，因为在成堆的尸体中战车的车轮受到羁绊。这些死人堆积成山，不仅难以移动，而且几乎覆盖了马匹，因而使战马暴跳起来，越来越难以控制，以致惊恐万状的驭手再也无法驾驭它们了”。被打败的波斯统治者骑马逃跑了。亚历山大率领他的人转向去支援受到很大压力的左翼，赢得了这场决定性的胜利。 [ 注：阿利安，《远征》，第3卷，第14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80页；普鲁塔克，《人生》，第488页。 ]
没有亚历山大的天才，希腊人就不可能征服波斯帝国；但是，亚历山大对突击骑兵的出色运用，对征服行动所依靠的战术成功做出了重要乃至决定性的贡献。通过出色运用四种基本武器系统，亚历山大击败了强大的波斯人，而波斯人久经考验的战术系统所欠缺的就是重型骑兵。马其顿人这一重要的创新，完成了对持续许多世纪的基本战术系统的发展。亚历山大还以他的灵活性发展了战争艺术：他既不依赖单一的军队战斗部署，也不依赖精心制定的计划，而是使计划和部署适应条件。此外，在破城槌、机动塔楼和对攻城技术的掌握及有效运用等方面，他也使希腊人的战争艺术达到了亚洲人的水平。
但在战斗中，亚历山大依然遵循亲自参与的陈规，带领他的骑兵战斗，在关键性的地点实施指挥。事实上，战斗一旦开始后，这种做法妨碍了他对部队的控制。虽然在艾贝拉会战中，亚历山大指挥其骑兵实施了由右至左的运动，但实际上，会战的初始部署通常决定了会战的整个战法。因此，在亚历山大的各次会战中，对变化做出反应主要是依靠其下级的主动性，而不是依靠亚历山大的全局指导。因此，能够在作战过程中指导会战，并重新部署军队的指挥官还没有出现。甚至在拥有了四种武器系统的灵活性并大大减少了战斗的刻板性之后，控制上的困难仍然使像亚历山大这样技能娴熟的指挥官也不能驾驭整个会战。
指挥官们还缺乏等待战机或保留部分军队用于应付紧急情况或利用战机的观念。部队并没有全部投入交战，完全可以将他们在战斗中重新部署或者组成预备队。但是，当时的指挥官既不知道何时、何地，也不知道是否将有足够的未交战部队去应付紧急情况或利用战机。不过，战前建立一支预备队，用于在战斗中执行非预定任务，将为指挥官影响战斗结果提供一种确有保障的资源。亚历山大大帝既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部队的价值，也没有能够实行之；同时，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产生过指挥官不要亲自参加战斗的想法。
罗马人的战争艺术
在马其顿人正以他们的方式完善战争艺术的同时，罗马(意大利的一个城邦小国)军队则沿着不同的方向发展自己的战争艺术。像希腊人一样，罗马人以重型步兵方阵在轻型步兵和多用途骑兵的辅助下作战。但是，罗马人早就不以长矛作为他们的主要武器，而采用了多用途进攻性装备。为了防御，他们极为倚重一种宽2.5英尺，高4英尺的大型凸盾。这种木制盾牌先是用布，后又用小牛皮覆盖，并在盾的中央以铁加固，可以“挡开所有较有威胁的石块、长矛和重型羽箭的打击”。当时的人解释说：“它的上部和下部边沿以铁边加固，当放在地上时，可以防止由下方袭来的打击和伤害。”由于罗马人进行了许多攻城战，需面临希腊人的长矛或短矛的袭击，并要与善于使用双手砍剑的凯尔特人作战，因此最终设计出一种能够有效抵御所有对手的盾牌。他们的全套防护装备包括头盔、铜制胸甲，或者大多数人所穿戴的锁子甲。 [ 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6卷，第23页第2-16行，转引自W.R.巴顿译6卷本《历史》(剑桥，麦斯出版社1966年版)第3卷，第319、312页。 ]
为了进攻，罗马人依靠短剑实施突击战斗，“由于剑刃非常坚硬，这种短剑用于刺击相当优异，而且剑的两面均可有效砍击”。这种短剑在与双手砍剑或长矛能被盾牌挡开的对手进行近战时，证明了它的价值所在。多数步兵还携带两支叫做“皮留姆”的标枪。这种标枪的尖在碰到坚硬物体时会弯曲或破碎，因此“敌人不能将其再投回来。如果这种武器不能奏效，还可以从两边射箭”。这与罗马人的战术相适应。其战术是，首先向敌人投掷标枪，尔后快速接近敌人，以短剑和盾牌与敌人近战。 [ 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6卷，第22页第4-23页第11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3卷，第319-321页。 ]
实践证明，罗马人使其独特的组织走向成熟，要比他们使用短剑更具基础性。他们把军队分为三条战线，每条战线有6排纵深；他们还把这些战线细分为支队，每个支队有两个由60人组成的百人团。这种较细的区分编组提供了基本的协同，并保证了一定的机动性。罗马人通过在每条战线各支队之间保持间隙的方法来运用这种组织；第二条战线的支队错开位置，从而弥补了第一条战线的间隙。第三条战线与前两条不同，因为它的支队只有前面两条战线的一半，只有60人而不是120人。第三条战线的士兵都是比较老的公民，仍然使用长矛作为其主要武器。第三条战线的支队配置在第二条战线的间隙后面，使得整个队形有些像一个棋盘。这是基本队形。罗马人就是以这种队形前进并投入战斗。由于每条战线在进军中几乎必然产生间隙，所以罗马人索性有系统地安排其间隔。战斗中，在罗马人的战线靠近敌人之前，第二条战线以百人团或整个支队为单位，补进第一条战线的空隙。第三条战线则靠上前去，填补第二条战线的空白，与第二条战线剩余人员一起，如果不必去帮助补充第一条战线的大缺口的话，就作为预备队。这种组织赋予罗马人战线一种方阵所缺乏的灵活性和反应性。
行政组织是罗马人系统得以增强的另一个要素。10个第一和第二战线的120人的支队、和10个第三战线60人的支队组成一个称为军团的行政组织。加上一定比例的传令兵、支援、搬运工等等(他们中的一些人兼作轻型步兵，也有一小部分骑兵)，军团总人数超过4000人。当罗马人扩充其军队时，就增设军团，这样就为任何大型野战军队提供了良好的管理和组织。
罗马人军事实践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们构筑堑壕的狂热。没有一支罗马野战部队在行军宿营时不按标准计划的规定首先构筑堑壕。每天夜晚，部队都要掘壕筑堤，并以栅栏防护。由于其正规部队已经习惯于这种作业，所以罗马军队把这件对其他任何军事组织来说都是令人沮丧的负担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情。这种掘壕筑堤的行为意味着，罗马军队随时准备应付意外，并准备在战斗中一旦失利，能有一个筑垒地域作为避难所。
罗马人从马其顿人那里学到了关于挖掘堑壕的知识；马其顿人则是从希腊人那里衍生出自己的掘壕实践，但希腊人只有在一地驻扎一段时间时才构筑筑垒地域；而亚洲人则更是一贯地在营地挖掘堑壕。比如，波斯人在普拉塔亚失败后，就是退居一个精心构筑的筑垒营地的。罗马人对挖掘堑壕的革新包括以正规军挖掘他们的营地，以及按标准计划构筑，以确保每个士兵和分队在营地中总是有相同的关系位置。
罗马士兵必须是有经验的行军者，因为，除了盔甲、短剑和标枪以外，他们还要携带铲子、斧子和架设营地栅栏的木桩。但是，每天都要很早停止行军，以便有时间在营地挖壕。
像他们的行军宿营一样，罗马人实践了一种缓慢但可靠的战略，罗马人逐步统治了意大利的大部分。由于政治上的精明再加上军事上的技巧，所以他们与其控制地区结成了坚定而又心甘情愿的盟友，并将罗马人的组织和作战方式扩展到了这些盟友之中。在亚历山大大帝时期，罗马已经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做好了与其他地中海国家进行军事接触的准备。
罗马人面对皮洛士和汉尼拔的亚历山大系统
马其顿系统被亚历山大运用后，成为东地中海地区和古老波斯帝国大部分地区的标准。马其顿系统与罗马系统之间的不同之处主要的不是在于罗马人用剑，而马其顿人用矛；其区别是更加微妙的。罗马军队依靠他们的剑术，以及重型步兵与充当配角的轻型步兵和骑兵之间的部分协同。在由方阵向步兵中队阵列变革的过程中，他们改善了步兵，但没有沿着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系统的方向发展。马其顿系统依靠的是所有兵种的合同作战，包括受过实施真正突击战斗训练的骑兵部队。
在罗马人与马其顿或亚历山大系统的第一次主要作战中，合成军队取得了胜利。这些关于与伊庇鲁斯希腊王国的皮洛士国王战斗的描述晦涩难懂，但有一点是明白的，罗马人所面对的皮洛士，绝非仅是亚历山大大帝的亲戚和弟子，而且是一位在很多会战中赢得最尊贵声誉的将军。罗马人把皮洛士的胜利大部分归因于使用了大象。这位亚历山大的继任者在亚历山大在印度迎战大象之后，就把大象引进了马其顿系统。其实，大象经常不可靠，当遭到标枪和其他投射武器攻击时，它们会突然在自己的步兵队形中惊跑起来；实践证明，大象对付骑兵最有效，因为它们可以吓唬敌人的战马。其实，皮洛士战胜罗马人的基础并不是建立在大象之上的，他是依靠骑兵(大象可能起到了辅助作用)打败了罗马人的骑兵，并由翼侧和后方攻击了罗马人的步兵。不过，在击败罗马人的战斗中，皮洛士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伤亡代价，以至于他评论说，如果再多几个这样的胜利，他就不得不只身返回希腊了。
在与罗马人的第一次作战中，非洲强国迦太基照搬了马其顿人的战争系统，甚至还保留了一位希腊将军在会战中指挥其军队，将入侵非洲的罗马人赶了回去。像通常那样，迦太基人将比较强有力的重型骑兵配置在翼侧，击败了位于翼侧的罗马骑兵，并向罗马步兵的后方攻击。罗马人三线系统所固有的协同意味着，他们后面的支队可以转身挡开对方的进攻，但这种有效的防御战术并没有挽救罗马人：迦太基人赢得了突尼斯会战，并俘虏了罗马指挥官。
在与迦太基的第二次战争中，罗马人面对的是汉尼拔(Hannibal)。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之一。在入侵意大利的战争中，年轻的汉尼拔仅有30岁，所依赖的也是马其顿系统。防御中的罗马人继续将其步兵作为合成军队的主角。在公元前218年特雷比亚的第一次会战中，汉尼拔使罗马人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在数量上，两支军队旗鼓相当，但汉尼拔在骑兵兵力上占有5比2的优势。一支胜利之师席卷了罗马军队的两翼，并在轻型步兵的辅助下，攻击罗马人步兵的后方。虽然后面的支队转身迎击进攻，但汉尼拔仍然打败了被包围而且不能机动的罗马军队。
公元前216年的坎尼会战，不仅是一个著名的军事战例，而且展示了马其顿战争艺术在一位大师手中的最后发展。出于对汉尼拔的恐惧，罗马人以超过80000人与汉尼拔的50000人作战。但是，汉尼拔有10000骑兵，而罗马人只有6000。迦太基人还有另外一个优势：罗马指挥官太伦提乌斯·瓦罗不仅缺乏军事经验和技巧，而且刚愎自用和好斗成性。瓦罗计划采取加大队形纵深的方法，利用其人数上的巨大优势。他虽然仍保持三线部署，但让每个支队缩小正面，直至每条战线的纵深达到通常纵深的3-4倍，企图以此压倒迦太基人的步兵。
同样出于对会战的担心，汉尼拔运用其所精通的久经考验的马其顿合成军战术系统，并对该系统作了重要改进，以保障其战斗必胜和进攻性。除了像通常那样将重型步兵排列在中央，骑兵配置在两翼之外，他留下了部分重型步兵，然后将其成纵队部署在重型步兵战线的翼侧。这样，这些面对罗马人纵深队形的重型步兵浅薄战线中抽调出来的部队，就可以用于增强中央部分的稳定性。
这样，汉尼拔就拥有了一支能够支配的真正预备队。但是，如果步兵坚持住了，他打算将这两支由最好的步兵组成的纵队用于实施包围。汉尼拔自己与面对罗马人纵深队形、可能首当其冲的浅薄步兵战线的士兵们站在一起，以此来增强该防线。然而，与亚历山大大帝不同的是，悟性极高的汉尼拔在战斗中并不是带领部队作战，而是以自己的存在增强其薄弱步兵战线的信心。而且由他所在的位置，仍可以观察整个战斗，并控制其预备队。
正像在他先前的会战中一样，他的轻型步兵在双方战线相遇之前，在重型步兵的前面起到了前哨战的作用。汉尼拔计划将其轻型步兵后撤至两翼，以便能够用于他计划之中的包围行动。他可以肯定，通过集中全部重型骑兵于一翼的方法，一定能够取胜。
交战开始后，一切均按汉尼拔的计划发展。虽然罗马重型步兵迫使纵深较浅的迦太基人持剑步兵的阵列后退，但汉尼拔的重型骑兵却立即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迅速绕过罗马军队，在相对的一侧向罗马骑兵的后方发起了冲锋。接着，轻型步兵也从两翼发起冲击，迦太基人的轻型和重型骑兵则向罗马人步兵的后方攻击。与此同时，按照计划，汉尼拔使用他的预备队步兵完成了对罗马军队的包围。预备队成纵队，在其战线的两端通过罗马人的翼侧，然后，面向敌人，向罗马人的两翼进攻。他的这种方法很像斯巴达人，使纵队与敌人的战线垂直，然后面向敌人发起攻击。
遭到全方位围攻的罗马军队被挤压在一起，其巨大的数量此时除了使迦太基人的投射武器随便一射便能射中一个目标以外，任何用处也没有。罗马人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军事灾难——3/4的兵力被杀或被俘；同时，也有40%的迦太基人伤亡：要想使罗马军队遭到永远难以翻身的失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此后14年，罗马人一直避免与汉尼拔作战。当他们再一次与他对阵时，他们拥有了自己的统帅——西庇阿。西庇阿是一位精明的将军，虽然刚刚三十出头，但已经是久经沙场。在参加了特雷比亚会战和坎尼会战之后，他又在西班牙指挥军队作战，通过4年的战斗，他从迦太基人手中征服了西班牙。战斗的胜利使他赢得了许多西班牙首领的效忠。后来，西庇阿在西西里指挥军队，并在那里建立起一支精锐的军队。尽管生活奢华并具有希腊文化背景，但西庇阿很容易地逐步在其部队中树立起威信。接着，他率军进入非洲，而稳如泰山的汉尼拔此时尚在意大利南部。这次，罗马人不再使用民兵。西庇阿所指挥的是一支斗志旺盛、训练良好、沉着镇定、纪律严明，由参加过许多会战的老兵组成的军队。公元前202年，西庇阿与汉尼拔在非洲的扎马会战中相遇，在那里，他们各自展示了自己的天才。这两位大师之间的竞争促进了战争艺术的发展。
加上盟军努米底亚人的兵力，罗马军队在骑兵兵力上占有决定性优势，而这一优势通常是在汉尼拔一边的。但是，西庇阿并不把骑兵作为胜利的惟一依靠。他以在西班牙发展起来的一种方式运用步兵。他不再让第二、第三战线的支队靠前并掩护第一战线的间隙，而是把他们往后靠，与前一战线保持大约数百英尺的距离。他正确地相信，当六排纵深的第一战线与敌人步兵交战时，那些老兵们后面即使没有更多的排，他们也能措置裕如。一线队形之后各排组成了西庇阿的预备队，在西班牙时，他曾用预备队包围敌人步兵的两翼。
但是，西庇阿还不得不对付迦太基军队的80头大象。因此，他放弃了罗马人通常一开始所要排列的棋盘队形，而是将第二、第三战线的支队直接排列在第一战线支队后面。他以轻型步兵填充第一战线的间隙，“命令他们放开行动，如果被大象的冲锋迫使后撤，那么那些来得及后撤的人就直接后撤至整个军队的后方，而位于两翼的部队则在战线间隙的右翼或左翼打击敌人”。 [ 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5卷，第9页第7-9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4卷，第485、487页。 ]
汉尼拔意识到不能依靠骑兵取胜，于是也在步兵战线的后方部署了一支能够使用的预备队。与在坎尼一样，这支预备队仍由最好的部队组成，但是他改变了预备队的配置位置。在坎尼，他把预备队成纵队配置在步兵战线的两翼，随时准备前进，从翼侧攻击罗马人。但是，要与西庇阿对阵，这样做就太明显了；因此他把预备队配置在战线之内，主要步兵战线之后并与之平行的位置。由于步兵占据优势，所以汉尼拔打算通过使用预备队包围罗马步兵战线的方法获胜。
战斗开始后，当两军战线之间的轻型步兵前哨战打响时，“汉尼拔命令大象驭手向敌人发起冲锋。就在刺耳的喇叭和号角在四面八方响起之际，一些大象受惊，并立即转动尾巴拍打”迦太基人的后背。但也有一些不知所措和不知危险的牲畜确实直抵罗马人的战线，面对勇敢的罗马轻型步兵所投掷的标枪，“最终，在恐惧的驱使下，从西庇阿深谋远虑设置的罗马人战线的间隙逃了过去。”其他大象则逃往两翼，从而腾出战场，使两军步兵和骑兵进行惨烈的交战。 [ 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5卷，第12页第1-5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4卷，第491、493页。 ]
接着，罗马人和迦太基人的重型步兵被迫参加战斗。与此同时，正如汉尼拔准确预见的那样，罗马人和努米底亚人的骑兵已经将汉尼拔的骑兵从战场上赶走了。他们不是转而与步兵交战，而是远离战场去追赶敌人的骑兵。这种情况在战斗中经常发生，指挥官不能控制他们的骑兵，骑兵们则自然而然地去追赶被打的敌人。在坎尼，汉尼拔纪律严明、领导坚强的职业骑兵立即转回来攻击罗马步兵的后方，但在扎马，罗马人及其盟军的骑兵则缺乏纪律、约束和领导，因而不能实施这种关键性的机动。
所有骑兵全部离开了战场，汉尼拔开始进行纯步兵的战斗。他迅速运动，以利用其步兵数量上的优势和预备队老兵所提供的良好协同条件。他将后方步兵队形运动出来，伸展其战线，准备包围罗马步兵的两翼。但西庇阿及时发现了这一机动，并使用其后方战线的预备队，同样伸展其战线。这样，两军的步兵只得交织在一起，进行结果不可预测的正面交战。后来，当步兵战斗进入决定性阶段之前，罗马人及其盟军的骑兵返回战场，并开始攻击迦太基人步兵相对薄弱并正全力进行战斗的战线的后方。这一行动决定了战斗的胜负，罗马人和努米底亚人事实上全歼了迦太基人的军队，战场上覆盖着“仍然浸泡在鲜血之中的散落尸体和尸体堆成的小山”。 [ 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5卷，第14页第2-3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4卷，第497页。 ]
扎马会战中罗马人骑兵在夺取胜利中的作用，显示出罗马人已经接受了马其顿系统。但是，双方都运用了预备队，并以卓越的协同使之得以实现，表明此时的战争艺术已经超过了亚历山大时期。无论汉尼拔还是西庇阿都没有直接参加战斗，两人都位于能够指挥整个作战和在关键地点、时间使用预备队的位置。这是超过亚历山大预先计划性战斗的主要进步的标志。同样，专门而不预先赋予任务的预备队的概念，以及改进了的步兵协同，使预备队能够在战场上机动等，也是亚历山大之后的进步。罗马军队优异的协同非常重要。它使西庇阿能够指挥战场上的全部军队，而不是像亚历山大那样只能指挥部分军队。
数年以后，当西庇阿在一个亚洲帝王的皇宫拜访流亡在那里的汉尼拔时，他请汉尼拔给大将军们排个序。汉尼拔把亚历山大排第一，皮洛士排第二，自己排第三。对于西庇阿所问，如果汉尼拔在扎马会战中获胜该怎么排序，这位迦太基人的回答是，那么他就应排在亚历山大之前。汉尼拔和西庇阿的伟大以及他们对协同的改进、对专门预备队的使用以及将自己位于能够调度整个战斗的位置等，使他们两人均无愧于汉尼拔所排列的位置。这种排序无论是明确表述的也好，暗示的也好，确应如此。
罗马人以亚历山大系统取得的胜利
当罗马人在希腊和亚洲作战时，他们与马其顿战争系统对抗。虽然罗马人也使用合成军队方法，但是他们仍然倚重重型步兵，从未将其骑兵提升到像亚历山大所认为的那样的质量或重要性。但是，他们也从未像亚历山大那样，利用被分割帝国的联军从事战争；他们几乎总是在当地盟友的帮助下作战。在他们与最难忘的对手安条克大帝(Antiochus the Great)(叙利亚及其以东的大部分亚洲地区的统治者)所进行的主要作战中，他们就得到了来自盟军的关键性帮助。公元前190年，在小亚细亚的马格内西亚所发生的冲突中，他们面对的是安条克大帝亲自率领、汉尼拔作顾问的令人生畏的军队。这次会战的详情不太清楚，但有一点是清楚的，那就是罗马人的盟友——帕加马(Pergamum)的国王——的强大骑兵，在罗马人的胜利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罗马人越来越依靠其盟友提供骑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