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德茨基胜利中的拿破仑传统
尽管重大的技术进步改变了射击武器和后勤，但19世纪的战争仍然保留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主要特征。配备了装有刺刀的滑膛枪的步兵仍然是重要的武器系统。骑兵在作战中也继续发挥其作用，主要是用军刀实施突袭行动，并继续执行其侦察和袭击交通线等战略任务。从战法上看，在拿破仑的战役行动中所表现出的诸多新的能力，如战术系统的部署、相互协调、分散兵力和军团的强大战斗力仍反映了19世纪初的战争方法。
1848年和1849年的意大利战役便清晰地反映了这种一贯性。一大部分撒丁王国的正规军和一些仓促征集的意大利志愿兵所组成的军队试图利用奥地利的动乱趁机将奥地利军队赶出米兰和古老领地威尼斯。面对米兰和其他地方广大民众的反抗，奥地利军队退回明西奥并等待来自奥地利的增援部队。撒丁国的意大利公国国王查尔斯·阿尔贝特，一位优柔寡断且能力平平的人，指挥着意大利军队。除了年轻时在一次围困行动中表现出超人的英勇之外，这位国王几乎没有任何军事经历。但他的部队却训练有素，而且他所率领的所有部队都将对奥地利军队赶出意大利这一广受欢迎的使命抱有巨大的热情。由于得到了那不勒斯和教皇所提供的大部分未经训练的志愿人员和部队的支援，他在部队数量上超过了奥地利军队。
意大利人面对的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奥地利正规军队，这支军队由一位被其部属尊称为“拉德茨基老爹”的指挥官率领。拉德茨基参加了自1792年以来的所有战争，他于1813年和1814年曾出色地担任施瓦岑贝格的参谋长。1834年他担任了意大利部队的司令官，两年后在他70岁时，被晋升为陆军元帅。他曾经非常内行地对其司令部进行训练并培养了参谋人员的士气；当时他已经年满82岁，他也面临着其军事生涯的巨大机遇，并表现出他的智力并未受到任何削弱，他的体力仍然很充沛，以至于他的参谋人员要骑马赶上他都很困难。这位陆军元帅有一个出色的参谋部为其服务，将要向世人显示他未曾忘记拿破仑的战争传统。
当查尔斯·阿尔贝特国王率领大军在高托渡过明西奥并向维罗纳推进时，拉德茨基此时已经等到援军，阻止了他的前进。于是这位陆军元帅向西北的维琴察行进，在那里他利用两支敌军之间的内线，集中了3万人的部队将2万名天主教和那不勒斯人的部队打退了。拉德茨基此时就可以集中其得到加强的部队来对抗查尔斯·阿尔贝特了，他利用了撒丁王国军队长达45英里的战线，集中兵力打击其中央部分，在库斯托扎将其击败，并将撒丁军队赶回边界地区，重新占领了米兰，结束了当年的战役行动。施特劳斯为庆祝库斯托扎的胜利，创作了“拉德茨基进行曲”。
1849年3月，查尔斯·阿尔贝特在诺瓦拉附近集中了军队，准备渡过提契诺河，试图重新占领米兰。这位陆军元帅应在帕维亚以东集结兵力，给人一种他准备再次撤退的印象。拉德茨基拥有7万人的军队，而他的对手也有6.5万兵力。双方大规模的军队将在沿提契诺河35英里长的战线上展开行动。
由于撒丁国的军队集中在战场的北面，而奥地利的军队则集中于战场的南面，双方如果通过绕过对方的翼侧并在对方的后方占领阵地的话，则都有迂回对方的机会。双方都有大规模的部队，足以阻止其对手的撤退并迫使他采取战术进攻行动，以便恢复其交通线和基地地域。虽然对于双方来讲，谁抢先采取行动、行动更迅速，谁就更有可能迂回对方，但拉德茨基却占有更为有利的位置，因为即使是不包括他在波河南侧的撤退路线，他在撒丁军队和他的交通线及撤退路线之间的距离，比查尔斯·阿尔贝特的后方同奥地利军队之间的距离要更大一些。这位陆军元帅计划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机会，一直将其军队强大的兵力隐藏在提契诺河以东的左翼，以免引起那位国王的担忧。
撒丁王国军队第一个师渡过提契诺河后向米兰进军，未遇到抵抗。拉德茨基率部队快速向帕维亚前进，并用浮舟架起两座浮桥，迅速渡过了该河。撒丁王国的一个师被留下来，一旦奥地利军队在帕维亚渡河，就对其进行迟滞作战。该师师长拉莫里纳将军却突然违背命令退往波河以南。(战争结束后，撒丁王国的军队对其进行了军事审判并将其枪决。)由于奥地利军队的向南推进给撒丁军队造成的威胁远远大于查尔斯·阿尔贝特在北部给拉德茨基所造成的威胁，于是撒丁军队迅速向南移动，组成对抗奥地利军队的战线。双方军队在维杰瓦诺和莫尔塔拉之间的8英里的战线上展开了时断时续的接触；查尔斯·阿尔贝特的军队一直不出战，直到奥地利一个军的兵力占领了莫尔塔拉。撒丁军队的阵地被包抄，于是它向诺瓦拉撤退，在该城南面主动会战。
尽管向北朝诺瓦拉推进，拉德茨基还命令一个军向韦尔切利前进，以切断撒丁军队的退路。在诺瓦拉，奥地利军队4个军中的3个在一次与撒丁军队的主要的正面作战中相遇，当战役结束之时，指向韦尔切利推进的那个奥地利军还未到达指定地点完成对撒丁军队的包抄。胜利属于奥地利军队的官兵们，因为到那时为止，他们已是久经战斗考验并经受过了全面的训练。胜利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士气——也大大增强了他们对自己的陆军元帅的信任。
作战略图7.1 拉德茨基的迂回行动
而查尔斯·阿尔贝特的军队则被打败，被赶出撤退路线并被赶到阿尔卑斯山山脚下，他也退位，将王位让给自己的儿子。新国王为准备议和而停止了作战，而为意大利的自由表现出了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的老国王却在3个月后死于一个葡萄牙的修道院。取得胜利的拉德茨基9年之后才去世，当时虽然年老体衰但却仍在服现役。
拉德茨基的战役行动与拿破仑时代的战役行动并无区别。1848年他就曾利用内线击败与他交战的两支敌军中的一支。之后对另一支采取了迂回行动时，他利用了对方兵力的过于分散，将其打败并将其向西赶过了意大利北部。1849年他实施了一次迂回行动，在该行动中当他取得了将敌人赶出其交通线会战的胜利后，他将自己的部队横向部署到撒丁王国军队的退却路线之上。这一决定性的胜利和在一个小小的王国里所占据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位置，确保了奥地利在和平条约中所提出的诸多条件的实现。
19世纪中叶的新式步兵武器
拉德茨基的会战行动所造成的伤亡很小，胜利者一方的损失只有4%，失败者一方的损失也只有6.5%。主要的武器系统仍然是可靠性得到了提高的、由发火帽代替了燧石的滑膛枪。但各国陆军均已拥有了适用于军事用途的线膛枪。线膛枪使用一种比枪筒略小一些的椭圆形子弹，装填子弹相当容易，因为弹丸的直径比枪筒小。这种简单的“米尼埃”子弹后部是空心的，以便于当火药爆炸所产生的压力能够进入这一空心时，子弹的后部得以膨胀，使得子弹从枪筒中运行时能够紧扣膛线。这将产生一种密不透气的配合，使膛线得以向子弹传送一种稳定的旋转力。与传统的滑膛武器相比，密闭和旋转所产生的射程和射击精度比滑膛枪有成倍的提高。但由于子弹很容易从枪筒中滑落，所以线膛枪的射击速度与非线膛枪相同。
1859年当法国与奥地利作战时，法军对奥地利的线膛枪部队采取了进攻行动。而法军在这场基本上属于正面作战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因为双方指挥官都没有表现出拉德茨基的那种能力和敏锐。法国的正规部队受过良好的训练并拥有十足的信心，按照其作战条令，通过尽可能迅速地接近奥地利部队以弥补其武器上的不足并将奥军打败。
1859年的法军条令与拿破仑战争后各国陆军所形成的制度化的战术实际上并没有太大改变。由于认识到线式步兵和轻型步兵之间的可以相互替代，经过修改的战术条令大大提高了散兵的重要作用。以前散兵只是略优于线式步兵；到该世纪中叶，散兵在其后方梯队予以支援的情况下，承担了进攻的重任。单个士兵和小分队指挥官的主动性便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而经过专门训练并信心十足的法军执行起此项任务来可谓轻而易举。
虽然经过激烈的会战而且奥地利军队还拥有致命的杀伤武器，但作为胜利者一方的法军只损失了10%的兵力，而被打败的奥地利一方也仅损失了不到17%的兵力。考虑到法军采取的是战术攻击行动，其伤亡人员与奥地利军队相差无几，只是在战俘的数量上才能看出双方损失的差别。在这些职业军队的作战中，伤亡率已降至18世纪和拿破仑时期战争的水平以下。良好的训练和严格的军纪，加之协调和战术的提高，无疑是伤亡或被俘数量继续下降的原因。随着后膛线膛枪的采用，步兵的射击速度提高了一倍。士兵们始终把一个战士的射击速度看得比其射击精度要更重要。由于缺乏适当的制造工艺使枪管不能容纳爆炸后所产生的气体，所以经过很长时间的研究，普鲁士才生产出了一种令人满意的后膛装填的线膛枪，并于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装备了其部队。除了更大的射击速度之外，后膛线膛枪可使士兵以卧倒姿势进行射击，因为他再也不需要使用送弹棍，也不需要用身体的重力来帮助装填火药了。他可以将整个定装药筒放入枪筒，击铁和撞针将引爆发火帽并点燃一体化的装药。可以以卧姿射击使防御者自动取得了对进攻者的巨大优势，因为他们不再需要野战堡垒以防护来自进攻者一方的火力了。
呈卧姿的部队无法利用其刺刀来对付骑兵。但由于后膛线膛枪比前膛滑膛枪的射击速度、射击精度以及射程都至少提高了一倍，所以线膛枪手仅仅利用其火力便可以自我防护了。骑兵的突袭行动对这一步兵火力上的革命束手无策。长期以来相对于装备了刺刀的滑膛枪手来讲便是一种较弱的武器系统的骑兵，在士兵们装备了后膛线膛枪后便失去了其绝大部分战术价值。
这一新式线膛枪还降低了炮兵的作用。炮兵再也不可能在距敌步兵300码的距离上，在不受到伤害的情况下从牵引车上卸下火炮、准备射击了。不仅线膛枪可在1,000码的距离上瞄准炮手射击，而且士兵们呈卧倒姿势也使对方的霰弹射击失去目标。但榴霰弹却为炮兵提供了一种恢复类似于霰弹在拿破仑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的手段。这些炮弹里面装满了小弹丸，包含一个由定时引信引爆的装药。爆炸将炮弹炸开，使小弹丸向四下散射；炮弹的向前飞行带着小弹丸一同前进，使小弹丸从天空向下面的地面上一个相当大的地域散射。但19世纪榴霰弹的引信缺少精确度，不能保证榴霰弹在炮手瞄准的敌部队的上空爆炸，即使是炮手已经准确地测量出了距离。
法国发明了一种新式武器——后膛机关枪，它加强了进攻火力，弥补了炮兵及其霰弹无法提供、而榴霰弹的误差又造成很不可靠的缺陷。这种后膛机关枪是在拿破仑三世的指导下制造出来的。作为火炮的另一种发明创造，它由一捆25支线膛枪枪管安装在火炮托架上组成。该机枪以机械方式快速而连续不断地进行射击，并由一个班组的士兵同时快速装弹，其枪筒每分钟可发射125发子弹，所射出的经过瞄准的火力可到达2英里的距离。1870年该机枪被用于为步兵冲击开辟通路，但它对卧倒的部队没太大作用，而且拿破仑三世一直对它严格保密，没有给陆军配备此武器。炮兵对这种武器的运用方法也不熟悉，而敌人的炮兵则将其作为特殊目标。另外一种类似的武器，格特林机枪 [ 译者注：由一组枪管组成的转管机枪 ] 也曾被使用，但其作用仅仅是对步兵早已令人生畏的火力的加强。
到1860年，技术的变化已经增强了那些随着燧发枪和刺刀的引入而产生的变革。新的武器系统巩固了射击步兵的最重要地位，并进一步降低了作为一种武器系统的突袭骑兵的作用。炮兵需要有膛线的后膛炮筒，但这些改进只是抵消了使用后膛枪的卧姿步兵的新的防御力量，使炮兵仍然是一种强大的但却相对来讲不大灵活的投射武器系统。虽然在围攻行动中它必不可少，但其在防御中所发挥的作用要比在进攻中更为令人可畏。
普鲁士的参谋机构和兵役制度
正如1791年法军的条令对战术和战略上所产生的意义深远的变化做出了贡献一样，在人力资源的利用上有两项根本性的变革对19世纪的作战规模和军队管理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是指挥官的参谋部得到完善，大大提高了对军事行动的指挥效率。经过数个世纪的发展，参谋部的质量和重要性在拿破仑的军队得到了很大的改进。这一改革的又一个飞跃发生在普鲁士军队。到18世纪时，军需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谋军官，负责军队的补给和调动。在普鲁士军队，这一职责使得军需官实际上完全承担了行动指挥的重担。
双方大规模的军队在相当大的地域分散展开，需要对军队进行比以往旧的编制体制所能提供的更好的管理。一个集中了4万兵力的军队指挥官对参谋部的需求，与对20万人的军队散布在一个广阔的地域里的需求是有很大不同的。普鲁士军队发展了更大规模的参谋部，由一些受过军事训练的人组成，以便于他们使用相同的条令和词汇。服务于集团军司令和野战军军长的参谋部的这些参谋军官，可以很容易地彼此间相互理解，并向其指挥官不断提出建议。参谋部由一位代表他们向指挥官报告他们的观点的参谋长进行协调，负责提出建议和执行指挥官的命令。作为顾问和执行者，参谋部便代表指挥官并以他的名义发布命令。由于各个不同级别的司令部间的参谋部可以协调一致并保持联络，所以协调和管理能力得到了提高。
到19世纪中叶，普鲁士军队参谋部全面运用了这些原则，一些经过专门训练的、轮流担任过参谋和部队指挥官的军人，很出色地完成着参谋部的职责。参谋部负责制订作战计划、发布命令、监督其执行情况，并管理集团军及其下属各分队的所有方面的事宜，包括作战、情报、人事、补给和机动。普鲁士军队的参谋部的卓越不凡，虽然并不完全是以其军需官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体制，但却成为世界范围内各国军队竞相仿效的榜样。到20世纪，欧洲所有国家的军队都拥有了一个由经过训练的、能够胜任的参谋人员组成的管理小组，以协助作战指挥官完成其传统的拟制作战计划、作战、行军和管理人员及马匹的工作。
正如普鲁士的参谋部代表了一个巨大的进步一样，普鲁士创建的兵役制度也是一个重要创举。普鲁士的体制有如此独特之处，以至于它与许多国家所采用的民兵或类似的体制有着本质上的而并非程度上的不同。
腓特烈大帝的普鲁士军队中包括许多外国人，这样可以避免将从事生产工作的普鲁士人抽调走，但它也从其农村人口中选拔一些公民，他们在经过训练之后便回到自己的村庄上去休假。这些士兵被定期地召回以进行额外训练，并使他们的连队齐装满员以参加各种军事演习，他们虽然缺少长期服役的正规军的训练和机智，但却以实实在在的方式为国家节约了资源：他们在休假时不拿军饷，而他们的村庄也没有失去其所有的劳动力。
当拿破仑打败普鲁士国王并迫使其求和之后，他将普鲁士的军队限制在4.2万人之内，还不允许拥有预备役。但普鲁士却偷偷地每月让每一个连的一部分士兵回家休假，同时用一些未受过训练的人员来填补这些位置。在1808年和1813年间，有3.6万人的未服现役的人员得到了军事训练。当战争再次来临时，这些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重新回到其连队，给普鲁士带来了战争的实力。这些士兵与民兵及那些由为与拿破仑作战而招募的大量新兵所组成的普鲁士的大部分军队有着明显的不同。这3.6万名受过训练的人员被召回后，就在他们曾经接受过训练的正规分队服役，并在那些早就属于该分队一部分的、与士兵并肩作战的职业军官和军土领导之下。另外，这些预备役人员由于曾在这些分队受过训练，并熟悉其绝大部分军官、军士以及许多曾与其共同服役的列兵，所以他们能够充分共享这些部队的文化。因此，这些平民士兵在不必明显降低普鲁士军队质量的情况下，使其正规军的规模几乎增加了一倍。
在拿破仑战争的后期，普鲁士从根本上改变了其陈旧的长期服役的职业军队的体制，只保留军官和军士作为终生职业。取而代之的是，军队每年征招4万人，步兵服役3年，骑兵和炮兵的服役期要更长一些。每年军队都要同时征招新的士兵，与此同时那些已经完成其服役期的人员立即退役。
应征士兵退役之后，将进入预备役部队2年。他们每年夏天要被召集在一起参加军事演习，使其分队保持战斗力，与1808年至1813年间受训的预备役人员所具有的特征一样，他们也同样具有熟悉其指挥官和战友们的优势。普鲁士还通过给每个团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的办法来进行征兵，以便于这些士兵拥有共同的凝聚力以保障其士气和作战动力，进一步加强团队精神。普鲁士为与拿破仑作战而有条不紊、广泛运用的这一计划，最早起源于给普鲁士本国的士兵休假的古老体制。
普鲁士也有一种民兵组织，称作“后备军”，需要那些已经服满2年预备役的预备役人员再在后备军中呆7年。后备军和现役部队以及预备役部队便构成了普鲁士的陆军。除了职业军官和军士为现役部队、预备役部队提供干部并领导后备军外，如果所有人员均服役3年而且不计士兵死亡、移民或残废的话，那么普鲁士军队的实力如下(见表7.1)：
表7.1 普鲁士初期骨干部队、预备役和民兵力量
服役年限×拥有人数＝总数 服役年限 拥有人数 总数
现役部队 3 40,000 120,000
预备役 2 40,000 80,000
现役和预备役总数 -- -- 200,000
后备军 7 40,000 280,000
陆军总数 -- -- 480,000
普鲁士还有另外一种编制组织，吸收从后备军中退役的人员再服役8年。他们并不指望这些年龄较大的人员去上战场，而是希望他们防守要塞、协助抵御入侵并为长期战争提供一个可用于补充部队的、受过训练的、可集中待命的人力资源。
这一预备役体制为现役军队增加了40%的士兵，由于这些预备人员回到了他们曾经服过现役的部队，所以并不会太大削弱部队的质量。因此，这支陆军保留了一支长期服役的力量，因为职业军人担当了所有的领导职务。从另一方面来讲，这支陆军也颇具民兵或平民部队的特征，是由正规干部领导的、由受过全面的训练人员组成的部队。
除了现役军队和预备役部队的职业化领导的优势之外，普鲁士兵役制还有许多长期、不间断的优势。尽管并非所有的人员都曾在一起服过役，但有许多是这样的，加之在本地征招士兵，使许多士兵在未参军之前就彼此间相互认识。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普鲁士各部队拥有长期服役的职业士兵所具有的士气、集体主义精神和凝聚力等绝大部分特征。虽然普鲁士军队运用预备役人员失去了一些部队的灵敏和反应能力，但它却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在数量上的大大增加。这种方法还节省了财政预算，因为政府不必向征招的新兵支付工资来将其从地方工作岗位上竞争过来。当然，经济与抽调现役士兵是有关系的，不过由于预备役人员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在从事平民的职业，从而使经济和预算均未受到严重的损失。
后备军提供了另外一半野战军，它还有在和平时期花费很少的优势。作为一种军事组织，后备军由于其成员都曾经受过很长时间的现役军队的训练，所有拥有很强的战斗力。后备军军官是从受教育的阶层中选择出来的，作为民兵军官在上任之前都要进行为期1年的训练。尽管在实际运作中可能与这一模式有些出入，但普鲁士的确以较小的代价为自己提供了一支近50万人的经过训练的军队。虽然与欧洲大陆其他军事强国相比它面积小、人口少，但普鲁士依靠其体制拥有了一支可与其强大的邻国相媲美的军队。
但到19世纪中叶，当普鲁士动员军队以面对国内和国外的危机时，其后备军却表现得极其令人失望。由于缺少和平时期的继续存在，后备军简直就是一群乌合之众，军官们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士兵们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于是普鲁士得出结论，只有在和平时期继续存在、并以职业军官为骨干的部队才能在战时有效地投入作战。1861年他们对军队进行了改革，根据人口的增长率将每年的征招新兵的数量增加到6.3万人，更为重要的是，将预备役服役期延长到5年。他们只赋予了在后备军中服役的人员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普鲁士军队的新模式几乎全部是以骨干为基础的部队(见表7.2)。
表7.2 普鲁士骨干部队和预备役部队
服役年限×拥有人数＝总数 服役年限 拥有人数 总数
现役部队 3 63,000 189,000
预备役 5 63,000 315,000
现役和预备役总数 -- -- 504,000
后备军 4 63,000 252,000
这一改革的结果是，现役部队及其预备役部队在数量上持平，而质量上则远远超过过去现役部队和后备军两者之和。另外，普鲁士通过向后备军派遣正规军军官并用被动员到了现役部队中的职务较低的预备役军官来替换他们的方法，改进后备军。在其现役和预备役部队中，普鲁士成功地以较小的代价将职业化军队的特征和民兵的庞大数量相结合并保留了两种体制的大部分优点。通过给其现役部队发展一支高效的预备役部队，普鲁士广泛地影响了其自身人力资源的后勤，在如此庞大的规模上，以如此高的效能，独自地运用了这一体制。
但所有国家都立即感受到了电报和蒸汽铁路的影响。由于比沙佩的可视信号杆通信造价更低廉、速度更快和可靠性更高，到19世纪60年代，电报已经将欧洲各国的所有主要地点连接在了一起。这一结果意味着军队和指挥官及其司令部之间可以达到几乎是即时的联络。如果预备役或民兵团体一旦拥有这种通信方式的话，电报也能加快动员速度。到19世纪60年代，蒸汽铁路为西欧所有主要城市之间提供了便捷的交通。它不仅方便了军队的动员和集结，而且得以从基地向军队提供后勤补给，这在长期以来一直是由水运来单独承担的。
插图7.1 蒸汽铁路与电报线路
1850年奥地利人用铁路将7.5万兵力运往了波希米亚，也许再加上陆军元帅拉德茨基紧急赶来实施指挥，使得普鲁士放弃了让其军队和不能较好地发挥作用的后备军与奥地利经验丰富的正规军和其令人生畏的陆军元帅的对抗。几年之后，在一场法国与奥地利的短促战争中，在3个月的时间内用火车运送了60多万人的军队和12.9万匹马。但同电报一样，铁路也有很大的脆弱性，对于一支入侵到敌对国家的军队来讲，当对方军队撤退时破坏了铁路和电报系统后，它们便无法立即为其利用了。
普鲁士新军与奥地利的对抗
当1866年普鲁士在波希米亚与奥地利作战时，其兵役体制得到了全面的考验。认真筹划的普鲁士预备役部队的动员工作实施得很顺利，军队利用铁路得到了迅速而高效的集结。出色的普鲁士参谋部精心地计划和监督了其战略的执行情况。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很明智地选择了他儿子的副官赫尔穆斯·冯·毛奇为总参谋长。这位出色的军人是在和平时期的普鲁士军队里一步步提升起来的。他任少尉12年反映出他仍未对自己失去信心，他的上司送他去军事学院学习3年，并将其分派到了总参谋部。颇具学者气的毛奇出版了好几部历史著作和一部小说，曾在土耳其军队中服役的经历也拓宽了他的阅历。他沉默寡言的举止和近似完美的社交风度掩蔽了他对军事行动的深刻理解，这些理解是他通过良好的教育和坚持不懈的自学来获取的。威廉国王作为拿破仑战争后期的一位老兵，如同他在政治和外交上依靠其最优秀的首相俾斯麦一样，他将大部分军事行动交给了其参谋长去完成。
毛奇所面对的奥地利军队基本上是一支比普鲁士军队服役时间要长的职业部队，其和平时期的作战能力也要高一些，而且不太需要通过动员来加强其力量。由于强调动员速度，普鲁士参谋部集结了3个军团的兵力掩护从西里西亚到奥地利的协约国萨克森的边界地区200英里的正面。所以普鲁士军队只得从外线进入波希米亚，而奥地利军队正为后勤补给的困难和拙劣的参谋工作所困扰，根本没有努力去对这一形势加以利用。奥军指挥官贝尼德克虽然在1859年奥地利与法军的作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此时却表现得缺乏活力，并对此次战役表现得有些心灰意冷。
普鲁士最西部的2个军团会合很快，在两个星期内两支部队便到达可以相互进行支援的距离。之后它们分别采取行动打击奥地利，又在克尼格雷茨的战场上共同作战，在那里一支部队从正面阻止了奥地利军队，而另一支部队则进攻其翼侧。但奥地利这支军队由具有丰富作战经验的老兵组成，相互配合十分默契，它很有秩序地、成功地实施了撤退，最终撤向了维也纳，在那里与来自意大利的援军汇合。如果不是国内政治危机和最初的失败促使奥地利国王接受由普鲁士及其盟国意大利所提出的十分有限的政治让步的话，那么战争还会继续下去。敌对状态仅仅持续了7个星期。
这场战争证明了由正规军军官作为骨干所领导的由应征新兵组成的普鲁士军队的作战效能。尽管在作战中没有经验，并面对着最少也已经服役7年的奥地利有作战经验的老兵，但普鲁士军队的作战还是很出色的。其参谋部卓有成效地组织了动员行动并恰当地指挥了各军团及其各军和师的行动。虽然普鲁士军队的后膛枪还不如奥地利军队的前装填枪，但也证明了其价值。尽管只有奥地利前膛枪射程的一半，加上其枪尾部的密封性很差，所释放出的火光可能会致盲射击士兵的一只眼睛，但其射击速度快，加上又能进行卧倒姿势射击可以隐蔽自己，实战证明它对前装填枪和不得不站立着进行装弹的奥地利士兵拥有决定性的压倒优势。
在法国和奥地利之间的早期会战中，散兵线成为进攻部署的主流，并最终为成建制的部队所采用。普鲁士军队采用以连为单位来代替以营为单位的纵队进行机动，他们发现自己做出了一项明智的选择。但即使是这些很小的、相对来讲散布很广的队形，他们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士兵都对向前行进并与可以找到掩蔽物并向敌人还击散兵线会合表现出很大担心。后膛枪使这一发展简单化了，因为它使普鲁士军队的散兵在无法找到掩蔽物时可以卧倒在地。
炮兵在防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克尼格雷茨会战的后期，当奥地利的炮兵摆脱了其困难境地时，熟练的炮兵为其军队提供了极好的防护。
普法战争中的决定性迂回行动
在1870年的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同法国军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尽管双方军队都有丰富的作战经验，但普鲁士军队拥有后膛炮，对使用前膛炮的法军占有优势。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讲，法国人将普鲁士战胜奥地利的原因归功于使用后膛枪，于是也给其士兵装备了更为先进的后膛线膛枪。法军的线膛枪由于具有更大的射程、枪后膛部分密封也要好得多，所以法军士兵并不想仿效普鲁士士兵扭头射击以保护其眼睛。法军虽然也有一些预备役，但同奥地利一样，仍然保留着一支服役时间较长的职业军队。
除双方的武器系统和兵役体制外，两国军队间还有无形的差别。普鲁士军队不仅拥有一个无比优秀的参谋部，而且其成员均得到了能够对大规模作战行动的实施给予足够重视的教育。法国军队不像前一个世纪那样机智多谋和积极灵活，而是强调勇气和小分队的领导艺术。军事教育的质量有所下降，进入各种军校学习的军官更少了。法军从士兵中提拔了许多军官，而这些人当中有一些人是文盲且提升后仍是文盲。由于长期以来在殖民地战争中取得胜利，法军十分强调那些在殖民地作战行动中所需要的战法，而忽视了对实施重要的战役行动所必需的后勤和战略的掌握。法军在克里米亚对俄国作战和在意大利对奥地利作战的胜利，是在其参谋工作十分拙劣、其战役行动也没有什么创造力的情况下取得的，这却使得其绝大部分领导人都坚信这样一种观点，即法军还是一支有效的部队。加之拥有更为优良的线膛枪和高昂的士气，法军和法国都确信训练有素的法国职业士兵会赢得未来的胜利。
当普法战争真的来临时，法军对突然发起战役行动缺少相应的组织机构和计划。它已将其各个团分散到了全国各地，与本来就很少的预备役分离开来，并将其补给品集中在了很少几个主要的军供补给站。为了采取进攻行动，法国平庸的参谋部同时集结了现役和预备役部队，将它们混合编入各师、军和军团，向其分配补给，并将这些士兵集中起来实施此次战役行动。即便有一个完美的计划，这种做法也将证明是实际上不可能成功的，而且法军参谋部又缺少适当的计划。
在普鲁士，每个军的司令部都控制着一个地区，并在该区域内动员其部队，同时该军就近招收其预备役人员。由于人员、物资和补给品都在同一个地区并受该军控制，动员迅速得到实施，每个军都根据陆军总参谋部制定和指导的计划进驻到自己的地域进行集结。铁路和电报保证了这一过程在普鲁士及其德意志盟国各地的同时和相对顺利地进行。
普鲁士军队与4年前同奥地利军队作战时相比规模扩大了许多。在这4年里，普鲁士有额外的4个年度的6.3万人退出现役转为预备役的兵力，使新兵役体制于1861年得以全面实施。因此，在莱茵河和卢森堡之间的战线上，普鲁士国王威廉和毛奇将军集中了超过45万人的兵力；而法军在拿破仑三世的率领下，只有这一数量的一半的兵力可用于阻止普军向没有受到莱茵河或者孚日山区保护的法国边界的部分地区推进。虽然对军事事务很感兴趣，但病魔缠身的法国皇帝对军队指挥丝毫不感兴趣，也没有指挥才能，还缺少高效的参谋部和一位聪明的参谋长来指挥战役行动。法国皇帝虽然是位聪明的政治家，也具备许多优秀的品质，但却不具备领导军队的气质和体魄。不过由于拿破仑的地位使其必须与军队在一起，所以他仍然亲自上战场，为其工作的下属无能，效率低。
在沿梅斯河以东的边界地区集结了大部分兵力之后，拿破仑三世发现他的后勤补给一片混乱，他的部队也没有做好进攻的准备，于是等待普鲁士军队首先采取行动。而毛奇的部队相互间距离较近，而且部署得同4年前在波希米亚战役中一样，希望以自己的中央军团抵挡住法军的进攻，而另外两个军团则用于包围法军。
由于法军没有能力进攻和不得不首先采取行动都没有使毛奇改变他的基本思想，他试图通过将其较大规模的部队进行分散配置来促进这一思想的实现。但8月6日，位于普军右翼的兵力较少的第1军团司令、过分富于进攻精神且不太听从命令的施泰因梅茨将军，在斯皮彻雷向法军发起攻击。在该地法军不仅有坚固的工事，而且在战场周围也拥有数量更多的部队。在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里，普鲁士的进攻惨遭失败，法军指挥官弗罗萨德将军都没有请求紧急增援。但最后当一支迂回的普军纵队出现时，弗罗萨德已用完了手中所掌握的预备队，被迫撤退。
德意志人虽然遭受了严重伤亡，仍然对这次胜利进行了庆贺，尽管它与冯·毛奇的战略目标没有关系。法军的士气也相应受到了影响，因为虽然他们成功地抗击了敌人的正面进攻，但他们还是撤退了。在边境小镇维斯曼堡的一次小规模行动中，普鲁士3个军的兵力总共5万人对法军进行了突然袭击并将6,000名法军打败，此次行动也对双方的士气产生了同样的影响。两次作战行动都证明了在防御行动中后膛装填武器的战术效能，也证明了普鲁士线膛炮及其撞击后爆炸的炮弹在进攻中的价值。
但在8月6日的斯皮彻雷会战进行的同时，普鲁士的王储所率领的普军左翼第3军团由于各军军长违背王储的意愿，在弗拉斯切维勒实施了一次会战行动，强行突破了孚日山山区。在这崎岖的边境地带的山区中，法军元帅麦克马洪率领的法军占领了十分有利的位置，因他深信普鲁士人不会对其发动进攻，因而没有指挥其部队进行掘壕作业。麦克马洪作为参加过阿尔及利亚、克里米亚和意大利战争的老兵，是法军一位坚韧不拔但并不聪明的元帅。但在违背双方指挥官意愿的情况下，一场会战行动开始了。普鲁士军队一个军接一个军地向法军发起攻击，王储不得不介入，去组织一场由下属擅自决定的会战。
由于数量上的优势，最终使得普军在连续实施没有成功的正面攻击、与法军的中央部队进行作战的同时，还以2个巴伐利亚军的兵力与普鲁士右翼的法军师进行交战并对其实施了翼侧迂回。普军在其左翼集中了整整1个军的兵力，渡河向占领了很不便于防御的地形的法军发起攻击。很快法国人就看见“黑压压一大片普军冒出来，乱哄哄地从冈斯泰特大桥跑过来。好像变魔术一般，这尤如蚁群的密集人群迅速组成了一个个连纵队，并毫不迟疑地形成了一个正规军作战队形”。很快，法军的右翼为避免包围而采取了撤退行动。 [ 注：米切尔·霍华德《普法战争：1870-1871年德国对法国的入侵》(纽约出版社，1962年)，第111页。 ]
麦克马洪元帅费了很大力气才将其受到威胁的部队解救了出来并向东南方向撤退。在他4.2万人的步兵当中，死伤1.1万人，9,000人被俘。而普军的8.9万人的步兵当中，只有1.05万人的伤亡。按照兰彻斯特的理论，占数量优势的普鲁士军队给其弱小的对手造成了很高的伤亡率，尽管防御给法军一方提供了很多有利条件。
这一场重要会战行动显示了法国职业军队的许多优点。例如，法军有一个最初兵力为2,200人的团，它一直坚守到有1,775人伤亡之后才开始撤退。普军步兵虽然由于其低劣的步枪而处于不利地位，但却在机动和以连纵队实施攻击方面表现出了很高的训练水平。但普军的攻击纵队很快就分散成了散兵线，士兵们卧倒在地或是寻找到掩蔽位置进行还击。在拥有了后膛装填的线膛枪之后，士兵们不再需要以站立的姿势在100码的距离内相互进行射击，直至一方撤退。但由于无法使士兵保持作战队形，军官们也无法在攻击中实施队形控制。为了发展与奥地利军队的膛线枪部队作战的战术，法军改变了其战术，更加依靠士兵个人的主动性，越来越少地依靠由上级指挥官控制的作战队形，这样就要求下级军官和军士要在战术行动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普军在其作战队形变为散兵线之后也得到了这同一个经验，将主动权和领导权交给了下属。
防御力量的增强使得炮兵在进攻中的作用进一步提高。普鲁士由于其炮兵在4年前同奥地利军队作战中表现很差而对其火炮加以了改进，并完成了对其炮兵用钢质、后膛线膛炮进行重新装备的工作。普军炮兵的炮弹在着地后爆炸，证明比法军的铜质、前膛膛线加农炮在射程和射击速度上都要强一些。不过法军炮兵的主要缺陷是因其选择弹药不当造成的。他们开始只用榴霰弹炮弹，而这种炮弹使用的是定时引信，除了不稳定的性能外，它在1,700-3,300码的距离上还不会爆炸。虽然后来法军改用了使用撞击引信的炮弹，但这些缺陷已使普军炮兵得以压制法军炮兵，并给未挖堑壕便进行防御的法国步兵造成了严重伤亡。
双方的骑兵都没发挥什么作用，普军的骑兵绝大部分时间都呆在由步枪控制的战场之外。法军的骑兵实施了两次攻击行动，都是在不利的地形条件下作为掩护撤退的最后手段来实施的。第一次攻击在开始时看上去似乎锐不可挡，但普军的步兵早已隐藏在篱笆、墙和树后，对骑兵实施了快速而准确的射击。这次试图穿过一个村庄的街道的努力以失败告终。第二次尝试，所处的地形比第一次还差，至少不比那次好，普军步兵也是从掩蔽物后向法军骑兵射击。马刀也许没有砍到一个步兵，步兵也没有机会用刺刀来进行自我防卫。传统观念上的突袭行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而骑兵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目标，而且还无法进行掩蔽，所以已经失去其战术价值。
随着后膛线膛枪得到采用，只有一种武器系统在战场上得到生存，即轻型(射击)步兵，他们甚至不再需要刺刀，也不需要站立着组成方队以抗击骑兵。步兵的战术越来越像长期以来轻型步兵所采取的战术。士兵们像散兵一样离开他们的队形，在不削弱其火力的情况下增强了他们的安全性。
在战争爆发之前毛奇就曾写道：“毫无疑问，那些在射击时不晃动的士兵要优于在前进中射击的士兵。如果一方在地上找到一个防护之所，那么对于另一方来讲也就是发现了一个障碍。如果最富有锐气的一方发起猛攻遇到了沉着而坚定的抵抗，那么将由当今变得如此强大的火力来决定战斗的结局。”最初的交战证实了他的判断，因为使用相同武器系统的双方的战术的结果，展示了防御一方在交战中的传统优势。虽然炮兵与步兵在战场的上作用相似，但却不如步兵那么灵活机动，经过改进的炮兵仍然证明在防御中比在进攻中的作用更为强大。我们没有用作战图解来展示步兵对骑兵的优势，而图解7.1则最有代表性地展示了19世纪70年代的战术现实。 [ 注：J·柯林《战争的转变》L·H·R·波普-亨尼西译(伦敦出版社，1912年)，第33页。 ]
图解7.1 轻型步兵的优势和防御
但战术现实并不能决定战役行动。卓越的才能与全面的无能之间的对抗的胜负取决于战略。8月6日当拿破仑三世得知了其部队失败的消息之后，他完全失去了勇气。他原来就被肾结石所困扰，现在又面对可能导致他原本就摇摇欲坠的统治垮台的事件，他表现得十分软弱，不堪重负，在这一个时期与他接触的军官们将他描述成一个“十分苍老、极其虚弱的人，不具备作为一支军队统帅的任何素质”。他首先指挥部队向西撤退到沙隆，后在他认识到这种撤退的政治影响时又中止了命令。因为他对放弃对巴黎的掩护感到不安，所以这位皇帝反对向南运动与撤退下来的麦克马洪的部队以及位于贝尔福的部队会合，如果法军在这一翼侧的位置上集中了兵力之后，便可以对任何向筑有防御工事的巴黎城进军的军队构成威胁。于是从边境上退下来的部队便撤往了梅斯要塞。 [ 注：霍华德《普法战争》，第133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