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许多作战部队，是由在反坦克炮和防空炮支援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式的步兵和炮兵组成。坦克和摩托化部队在总兵力中只占很小的份额，空军有时在某些国家中占较大的比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队中的摩托化部队比例不断增加，徒步步兵部队实际上已经消失。同时，军队中还加大了坦克的数量，几乎每个师都有一定数量的坦克。与此同时，火炮和防空炮成了自行式武器，步兵成为乘车步兵，当他们有了装有防弹装甲和自身武器系统的履带输送车后，他们和以往的骑兵相类似。装有机枪和火箭的直升飞机也可以输送步兵，有了完全机械化的师。装备着便携式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的步兵使这种武器系统的机动性可以与古代长矛兵和十字弓兵的机动性相比，通过装甲输送车和直升飞机输送部队，在战术上和在战略上都十分迅速。
随着轻骑兵以直升飞机和空军飞机的形式再次出现在战场上，使得欧洲战后的军队具有了某种安息军队的特性，但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的存在却使它们更像拜占庭军队。军队在不断采取更为昂贵的机械化战争方式的同时规模在不断缩小。在这方面它们也与几乎完全是骑兵的拜占庭帝国军队和中世纪的西欧军队相似。对坦克的运用也遵循西方中世纪的模式，军队主要依赖坦克部队的冲锋。与此相一致，坦克越来越沿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反坦克武器的趋势发展，它的所有性能都是为了与相似的武器系统作战。军队中拥有如此多的坦克，而且也主要依靠它们对坦克进行防御。坦克别无选择，只能与其他坦克交战。
技术和四种基本武器系统
上述总结强调了四种基本武器系统，以及在配置这些武器的情况下如何使用它们。地形因素和它们的花费以及提供军队的社会条件一样，对它们的使用产生影响。正如拜占庭的实战例子所证明的那样，使用威力强大的武器系统对付武器较差的军队可以造成压倒性的战术胜利。装备有不同武器系统的指挥官在设法使其拥有的不同武器系统之间相互配合的同时，可以更好地攻击敌方孤立的较弱的武器系统。这种装备多样的军队和装备单一的军队相比，指挥官的任务更加复杂，有更多的犯错误的机会，但也有更大的作战能力。
但即使是在最适合运用这些武器系统的情况下，也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得到它们。步枪技术的发展消除了轻骑兵和重骑兵之间的差别，17世纪末刺刀的出现使轻重步兵间的区别消失。这使得在随后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时期里，欧洲战场上只使用双重用途的步兵和骑兵作战。在此之后，来复枪和后膛枪的火力使步兵取代了以往骑兵在战争中的地位。这种双重用途的步兵作为惟一的武器系统的时代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时坦克又扮演了以往重骑兵的角色，飞机充任了轻骑兵的作用。可以和重步兵和轻步兵相比拟的是现代的反坦克武器和防空武器。
因此，技术的发展引起了这些变革，在1700年至1916年的战争史中产生了一个独特的时期——士兵开始有两种武器系统，随后只有一种武器系统。在早些时间里，马镫的发明曾对战斗样式产生重大影响，在更加遥远的过去，在战争中使用马匹，铁兵器取代铜兵器和对弓的改进都曾引起战斗样式的根本性变革。很清楚，技术是理解这些变化的主要因素，因为这些战斗样式的变化都可以归结为几个简单的概念。在现代战争史上，技术的发展首先使古代和中世纪战争中的四种基本武器系统从战场上消失，然后又使其得以恢复。
技术进步的巨大影响经常是以很小的革新的形式出现，例如刺刀的出现，它影响到战斗中的行为，武器系统存在的必要性及其在战斗中的地位。像燧发枪这样重大的技术发明却对战术的影响很少，这类似早些时候手枪出现时的情况，它只起到了改进已有的武器系统和作战方法的作用，只是在程度上有些变化，而没有引起质的不同。马镫的出现使重骑兵的作战能力提高很大，这是一种质的变化；十字弩的发明也是质的变化，它使力量较弱和缺乏训练的士兵可以使用一种强弓，它的威力巨大但精度较差。
火药引起陆战场上的革命令人奇怪地缓慢。筑垒技术很快就适应了攻城炮的发展，枪在很长时间里其性能比不上弓箭。但骑兵却可以容易地使用手枪这种一只手使用的武器，加上骑兵配备的一把马刀，就成为双重用途的骑兵。这是火药对陆战产生的第一个重大影响。滑膛枪上装上一把刺刀就很容易地使之成为一支短矛，这是在作战中滑膛枪与弓箭相比的第一个重要的长处。火炮对战场的影响也是越来越大，但和滑膛枪相比，它只是威力上的不同，而不是种类上的差别。从微观角度对火炮时代作一分析，可能需要使用复杂的方法对武器系统进行重新分类。但来复枪是建立在米尼式子弹的简单概念之上，后膛枪的出现彻底消除了骑兵存在的战术价值。这些武器种类上的差异是火药对战争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影响。
由于存在不同的武器系统的情况，也产生了节约力量的概念——为完成任务只使用必要的力量。这种节约使未被使用的资源可用于其他目的。这种观念通常意味着在最大程度地集中主要的进攻和防御力量的同时，通过最小的花费在武器系统之间进行选择以形成最大的战斗力。
部队编成的经济学
只是在不久以前，对花费的精心计算才在确定部队编成时起到明确的作用。但在很早以前这些因素已经成为需要考虑的重点了。使用开始时作战效能较差但较便宜的火枪手代替十字弓手便是考虑花费影响的一个例子，在作战效能较高但却较贵的击发枪出现后继续在作战中保留便宜的火绳枪也是出于费用的考虑。然而，对费用的考虑往往不仅仅是在火枪手和十字弓手价钱上的比较，而涉及到复杂的战术考虑，需要考虑有多少名火枪手才可以取代一定数量的十字弓手。
举例来说，假如在14世纪，一支英国军队惟一的战斗任务就是抵抗法国马上骑兵的冲击，英国国王会使用便宜的威尔士长矛兵。假设3名长矛兵可以代替两名作为步兵使用的马下骑士，一名长矛兵加上配备给他用于战略机动的马匹的费用只是一名骑士的1/4。如果这些假设成立，英国国王为完成其作战任务只需花费使用骑士作战的费用的37.5%，两名骑士花费8个单位的金钱，但具有相同战斗力的3名长矛手只要3个单位的金钱。
但如果英国国王不仅要面对法国骑士，还要面对法国十字弓手，单独使用长矛枪手是不够的：法国可能会使用威廉在黑斯廷斯使用的方法，用十字弓手来射击机动力差的长矛手直到英军中出现可以使法国骑兵冲击的缺口。为应付此种危险，英国国王需要使用一些英国骑士攻击和驱散法国十字弓手，就像在班诺克本战役中苏格兰骑士驱逐了英国的长弓手一样。
当英国国王在决定费用高的骑士和便宜的长矛手的比例时，要对花费和作战的因素共同加以考虑。骑士和长矛手在抗击进攻时可以互相替代，但长矛手却完不成由骑士承担的驱逐十字弓手的任务。另外，英国国王还会考虑到一些马下骑士与长矛手混合编组可以加强防御的力量，他还需要一些骑士担负侦察和应付可能妨碍军队前进的乡村游击战的任务。这样，假如他原先只想使用一些长矛手的话，现在他将用两名骑士代替3名长矛手。但他想用更多的骑士代替长矛手时，对其他因素的考虑将比仅仅抗击敌人正面冲击的考虑更为重要，如果这种取代过程继续下去，国王将逐渐达到甚至超过4名或更多的长矛手代替一名骑士的比例。最后，他得到一个不能再少的比例，比方说，必须有10%的骑士应付敌方的十字弓手。由于在长矛手数目增加时费用发生变化，这是一个递减率的例子，图解12.1上关于假设的国王在长矛手和骑士间相互取代的例子是一条曲线而不是直线。
图解12.1 长矛兵和下马骑士之间相互替代率，在特定条件下相同的战斗效能表现为一条曲线
此图表明，英国国王相信他需要保留一些马上骑士以应付敌人的弓箭手，并使用一些马下骑士，他们起到和长矛手相同的作用，以对付法国骑士的冲击。但在从极限情况下的90%的长矛手和10%的骑士到全部使用骑士这两个极端之间，英国国王可以进行选择，因为图中的曲线表示的是同样的战斗力。在国王看来，任何一种比例的骑士和长矛手的组合在对付法国军队时具有相同的效能。
在进行选择时，国王会比较骑士和长矛手之间的价钱，试验各种不同的组合情况直到他找到费用最低的比例为止。在图解12.2中，切线表示的是长矛手和骑士费用的比例1:4，从图上可以得出费用最低的组合是16%的骑士和84%的长矛手。
图解12.2 在选择长矛兵和下马骑士组合比例时费用的影响
国王还可以有其他选择，他可以使用能够进行战略机动的骑在马上的长弓手代替骑士。在有天然或人工伪装的良好阵地上，长弓手能够打败法国十字弓手。另外，英国在苏格兰的经验表明，长弓手对于打败骑兵冲锋具有重要意义。并且由于许多长弓手配备有剑、斧和其他保护身体的装具，他们可以起到重步兵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如果国王使用长弓手防御十字弓手，英军的长矛手和马下骑士需要忍受法国十字弓手发射的箭，直到英国长弓手将其驱散。马下骑士的良好护甲和脆弱的长矛手相比，其战斗能力更强。
按照花费最少的原则，可以画出一个类似的曲线表示骑士和长弓手之间的替代关系，同样也可以画出一条直线表示两种武器之间的费用比。如果将骑士、长矛手和长弓手之间的关系画出，需要一个三维图，代表费用关系的将是一个面而不是一条线。当然，也需要考虑费用之外的因素，整个战役的需要而不仅仅是会战的需要也十分重要，它和完全没有某种武器系统和政治、文化及其他因素的影响一样，可能会对战术选择产生限制。
事实上，在克雷西会战中，英国军队中几乎有2/3是长弓手，其余大部分是骑士，只有少部分是长矛手。为打败法国十字弓手，国王主要依靠其部署在山上的长弓手打败了法国十字弓手的主冲锋。随后，长弓手又对打败法国骑兵冲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弓箭射倒了许多法国马匹。
历史上有为了对付特定对象而组建一支军队的例子，科尔多瓦的冈萨洛率领一支军队在意大利登陆，这支军队的组成适合于进行在西班牙经常发生的西班牙人和穆斯林之间进行的那种袭击战。但当这支由轻骑兵和携带剑和盾牌的重步兵组成的军队遇到法国的重骑兵和瑞士的长矛兵后，他们迅速被打败了。冈萨洛为对付法军重组了军队，他保留了他的大部分装备有标枪的骑兵以执行轻骑兵的战略任务，他还训练了一部分士兵使用长矛，以支援持剑步兵抵抗法国骑兵，在重步兵中他还增加了火绳枪手，用来防守他为使强大的法国骑兵陷入困境而挖掘的壕沟。这样，为对付一个新的对手，他重建了他的军队，他将具有不同特点的武器系统结合起来以满足各种战术和战略需要。由于缺乏经费并且又无法付给他的西班牙雇佣兵更少的佣金，他在重建其军队以对付法国的重骑兵和他们可怕的瑞士长矛手时，费用问题必然是其考虑问题的一个限制因素。
最近的类似于在克雷西战役中所假设的那种选择是对坦克的防御问题。很显然，坦克是最佳的反坦武器。不仅由于其装甲和大威力的火炮使坦克适合用于在火力掩护下的阵地防御作战，而且坦克的装甲保护其免受一些野战炮火的危害。坦克还具有不受战场上小型兵器和炮火影响的机动力，这使其成为对付敌方坦克的主战武器系统。
但是，现代陆军可以按照某种特定的比例配备制导和非制导反坦克火箭，这相当于爱德华国王将威尔士长矛手用于克雷西战场上时所进行的选择。在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国和德国都拥有超过其坦克数量的反坦克武器，德国在反坦克武器与坦克的比例和反坦克武器的绝对数量上都超过法国。在最近的例子中，为渡过苏伊士运河，埃及人使用了大量的几乎没有坦克支援的携带火箭发射器的步兵，他们被用来防御以色列坦克部队最初的进攻。埃及人对步兵在反坦克防御中所起的作用丝毫不感到奇怪，他们选择了使用步兵而不是更为昂贵的坦克，是其对这两种武器系统费用进行比较的结果。购买、维护坦克和为坦克配备人员的费用远远大于具有相同反坦克作战效能的使用火箭的步兵的费用。所以，效能较低但有足够能力的步兵和威力巨大具有多种战斗用途的坦克配合使用，可在比单纯使用坦克更少的花费下得到同样的防御能力。
上述因素是在过去2500年的战争史中影响部队构成的暗中起作用的因素。举例来说，在亚历山大军队中，禁卫骑兵在其整个军队中只占很小的比例，这些训练有素，费用高昂的重骑兵在完成其基本的战术任务时仅仅够用，一点也不多余。其他费用较低的骑兵完成一些除突击任务之外的需要由骑兵担负的任务。在20世纪30年代，一个法国将军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如果法国放弃骑兵将是一个错误，因为这样将使法国丧失高质量马匹的天然优势。如果他不只是出于对马匹的感伤和对骑兵的怀旧情绪，他是指大量的优良马匹使法国不必仅仅依靠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陆军和德国、俄国陆军一样，在使用坦克的同时使用了一些骑兵，在使用汽车的同时也使用了马车。
划分战术单位的作用和进攻部队集中力量攻击弱点
虽然士兵们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明确提出以最小的花费配备不同的武器系统的问题，但他们经常公开谈论的问题是如何采取最好的战术。斯巴达和底比斯人使用的翼侧攻击战术是由同一兵种组成的军队的例子，亚历山大的作战方法是使用多兵种部队的实例。我们时代早期的一些将军们理解预备队的概念，理解将军作为司令官而不是作为战斗指挥官的作用，所以本书中不打算对这些论点进行复杂的或特别的强调，只想指出司令官们是被迫保留预备队，而不是明确地为保留预备队而不使其参加战斗。除已经减少了数量的部队外，组成预备队的士兵并不都是从与敌人作战的部队中抽调出来的。亚历山大在阿贝拉使用了临时组建立的预备队，他将原先部署在右翼的士兵调去支援受到严重压制的左翼。由于在紧张的战斗中很难从已经部署的部队中抽调预备队，临时组建预备队的思想在战略上更为适当。拿破仑在与乌尔姆的战争中和霞飞在1914年的战争中都使用这种预备队。另一方面，指挥官面临的战术问题在本书的不同专题中都进行了讨论。
防御的基本情况通常不是面对一个较弱的武器系统，而是一个相似的武器系统，特别是两支军队在战斗中正面对抗的情况。因此，战术的问题是，如何在缺少先进武器系统的情况下更好地战胜防御的优势地位。攻击敌人的弱点无疑就是这种情况的明显答案。
敌方队形的侧翼和后方无疑是最明显的弱点，由于认识到这一点，斯巴达和底比斯人就将他们的进攻指向敌人的侧翼。为攻击敌人侧翼，他们改善了其军队的战术编成，将方阵进一步划小，使之相互配合，这又体现了另一条作战原则，形成了一支机动和打击敌人侧翼的力量。罗马人的战术编成更完善，它起到预备队的作用，可以用于集中力量防御敌人的进攻，西庇阿在扎马会战中就使用这一方法打败了汉尼拔的迂回攻击。
对必须防止队形出现缺口的突击步兵尤其重要的战术编成在中世纪退化了，因为中世纪的民兵缺乏希腊和罗马军队士兵的技能，职业军人也不在永久性的部队中服役。然而，骑兵与步兵相比受战术编成退化的影响较小。
瑞士军队的战术单位区分方法较好，但由于他们不使用笨拙的线式部署，很少用到战术单位。但他们有时使用他们方阵的机动性去攻击敌人的侧翼。他们的模仿者没有很好地学到他们的区分战术单位的方法，只采用了他们僵硬的队形。当荷兰人和瑞典人采用罗马模式时，比较好的战术编组方式在战场上重新出现。这刺激了战术编组的发展，因为排列和机动一支线式的步兵比纵队更困难。但在几个世纪里战术编组方法没有达到罗马人的水平，在500人的营中没有战术单位区分，这是因为战术家们没有在营中建立可以单独行动的连。
法国大革命后的拿破仑陆军被划分为可以独立行动的师和军，同时也使用旅、半旅和营作为改进了的战术单位。这使拿破仑的部队可以在战场上独立机动，而不是停留在僵化的线式队形中。营作为编成师的更小的战术单位成为基本的机动单位，它们可以被部署到作战队形中，或集中使用攻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但有效的战术编组方法仍然没有延伸到营以下水平的分队。
到19世纪，随着散兵和线式队形的合二为一，连获得了战术上的重要性，出现了将实用的战术编组推进到营以下水平的分队的潮流。这种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达到了顶峰，连里有排，排里有班，都成了可以独立执行集中攻击敌人弱点和实行渗透战术的单位。新的组织结构使战场上的士兵更加分散，也分散了战斗指挥，这和战场上出现的新情况是一致的。为了躲避无处不在的步枪和机枪子弹，战场上所有的士兵都在寻找掩护，或至少是匍匐在地上。这种分散的结果是剥夺了高级指挥官直接对部队的大部分控制权，也提高了部属的主动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时在班一级就可以装备便携式的干电池无线电通信装置，这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集中指挥，同时也使军队具有了以往梦想不到的相互协同水平。在装甲部队中通常每辆坦克都有电台。
战术编组水平的发展和它延伸到更小的分队单位通常提高了个人的作战能力，这也是战术单位编组固定化的结果。这种编制上的细化增强了士兵间的社会联系力，提高了士气，提高了士兵的作战效率。
战术编组水平的提高，增强了步兵攻击敌人弱点的能力，例如在渗透战术中，全部编组为各级战术单位的营具有调动其兵力绕过敌人坚强据点的侧翼实施攻击的能力，相反，在面对敌人进攻时，可以灵活地机动兵力保护自己的侧翼和后方。然而，由于骑兵主要依靠冲锋战术作战，不像步兵那样需要严密的队形，即使是在旋转击发方式的火力出现之后，也不太需要更加细致的战术编组。但无线电使坦克和飞机的战术单位细划达到了骑兵从未达到的水平。
在会战前沿的一点上集中强大的兵力，是攻击敌人弱点的另一种方法，但它在突击行动中并未起到很大的作用，这是由于队形纵深过大难以增强进攻的力量。但马尔伯勒在会战中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前沿的弱点促成了会战的胜利。他的成功在于他将集中和分散原则结合使用，利用分散造成敌人出现弱点。例如，在布伦海姆战役中，他攻击敌人的侧翼，吸引法军削弱了中央的防御力量，因为部署在中央的法军主要是手枪和马刀装备起来的骑兵，这些骑兵在马下进行防御作战发挥不出优势。这时，他集中强大的骑兵对法军战线中央实施了毁灭性的突破。这次胜利，并不要求对敌人侧翼进行突击，也主要不是依靠精心设计的战术编组，而是骑兵的机动性和快速攻击的能力。
法国大革命后的作战方式是在部队被快速部署到战线之前，使用纵队进行战场机动以在前沿形成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态势，也是对战术编组原则和战术集中的原则的综合运用。举例来说，在奥斯特里茨会战中，拿破仑分散了盟军的力量，诱使他们集中兵力于他的右翼，然后使用其已经集中起来的快速机动的步兵对盟军战线中央实施强大的突破，这体现了改善了的战术单位编组和提高了机动能力的法军的优越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步兵战术单位的细划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战术单位划小的优势在于可以使用渗透战术找到敌人前沿上的弱点，增加敌人侧翼的脆弱性和提高到达敌人后方的机会。在防御中德国人学会了利用相对的机动性和反冲击抵抗进攻一方更多的部队。由于没有侧翼，渗透战术是攻击敌人弱点的惟一手段。
除不言而喻地仿效安息人使用先进的武器系统夺取胜利外，优秀的指挥官经常喜欢攻击敌人较弱的侧翼或后方。在这方面进攻部队的战法有助于理解这一原则，它也是这一原则的一部分。亚历山大的突击骑兵是进攻部队的典型例子，他们在格拉尼卡斯会战中进攻了波斯军队重甲步兵的侧翼。
为实现这次成功的进攻，亚历山大的精锐骑兵满足两个前提条件：比重甲步兵更快的机动力可以使他们到达波斯军队的侧翼；不必进行消耗时间的编组战斗队形就可以直接实施攻击。但是，亚历山大的重装骑兵在对付波斯重装步兵时并没有优势，它只适合于攻击重甲步兵脆弱的侧翼和后方。
重装骑兵的马上机动力和对战斗队形要求不高的特点，使其可以一边前进一边进行战斗，所以在其后2000多年的时间里重装骑兵一直是主要的进攻武器系统。即使是在它面对具有全方位防御能力的瑞士步兵方阵的几个世纪里，由于只有骑兵才具有的机动性和可以快速进入战斗的能力仍然是战场上的决定性兵器，骑兵指挥官需要利用敌方军队的任何部署不当所造成的弱点或重装步兵队形中的任何混乱。
然而，步兵也可以被用作进攻部队。斯巴达人首先使用步兵进攻，他们使其队形的一部分前出，与敌方的侧翼形成直角。他们利用加强部队训练和进行战术编组的方法达成机动性，以攻击已经列阵准备会战的敌方侧翼。他们使用的是预先计划好的，经过训练的运动代替更好的机动性。在达成突然性的情况下，这种方法会得到成功。底比斯人神圣分队利用同样的方式将其一部分步兵变成进攻部队。汉尼拔在坎尼和扎马会战中，使用训练有素的和经过编组的步兵代替其他机动性更强的部队攻击罗马军队的侧翼，他进行了机动以使其步兵攻击敌人战斗队形的侧翼。由于敌人没有料到这一点，汉尼拔取得了成功。
由于中世纪步兵训练水平下降，步兵只能在一起投入战斗，这使得进攻的任务实际上完全由骑兵承担。到18世纪，经过完善的训练的普鲁士军队可以进行斜线攻击，使按照死板的线式排列的军队可以攻击敌方的侧翼。是训练，而不是将军队进行战术编组，使军队获得了更高的机动性。普鲁士军队采用的战斗队形中每一排士兵的转动方法使其可以边前进边战斗。腓特烈的方法无论在实质上，还是结果上完全和斯巴达人、底比斯人和迦太基人的方法一致。
法国大革命后的步兵纵队，可以快速地部署到作战队形中去，这使步兵战斗队形具有进攻能力。拿破仑的旅由半旅组成，而在这些旅的基础上进一步组成师，由数个战术单位组成的师既可以集中起来攻击敌人的弱点，也可以展开攻击敌人的侧翼。由于不受线式队形的限制，纵队在战场上表现出更强的灵活性，它几乎可以瞬间形成滑膛枪所必需的线式队形。即使部队没有被部署成线式队形，部队的火力也足以抵抗骑兵的进攻。部队采用这种方法前进和部署，在绕过敌人线式队形攻击其侧翼上具有令人称赞的能力。
根据战术单位分级编组的原则，将军队全部编组为各级战术单位，并由一套完整的指挥链加以控制，再配合以操练和训练，可以使军队和各级部队的机动能力大大提高。优秀的统帅运用军队所具有的这种能力，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特别是进攻敌人脆弱的侧翼和后方。例如，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中，提利打算抓住由部署在侧翼的一群萨克森人造成的机会，使用其步兵攻击古斯塔夫脆弱的侧翼。但在帝国将军笨拙的和不适当的操练下形成的队形，证明其运动速度不足以阻止经过良好训练和由若干战术单位组成的瑞典军队的包抄行动，被瑞典军队打败。
由此可见，将部队区分为若干战术单位可以使其具有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的能力。如果一支军队具有这方面的显著优势，例如就像普鲁士军队通过严格的完善的操练的作法，或以后法国军队通过使用划分战术单位的作法(法军中的师，其战术单位都能独立机动，营能够快速冲击)，都可以使其步兵获得骑兵具有的进攻特征，使步兵队形能够作为进攻部队攻击敌人的侧翼和后方。
在19世纪里普遍采用的法国战术和组织形式，意味着所有的军队都具有同等水平的部署能力，这也意味着防御者能够同样移动其部队保护其侧翼。这样，步兵也就再次失去了进攻的特征，这种情况与早期的“神圣分队”和西庇阿的由战术单位编组的预备队粉碎斯巴达人和汉尼拔的包抄企图一样。
在重装骑兵以坦克的形式再次出现在战场时，进攻部队又在战场上出现，因为坦克可以利用其高速机动能力，及在行进队形下作战的能力，绕到在正面可以抵抗住坦克进攻的防御部队的侧翼和后方。飞机也起到进攻部队的作用，但老式飞机类似轻骑兵，不是战斗中决定性的因素，除非敌方军队地处开阔地形上，又缺少防空武器。
会战和伤亡
在全部军事史中，都有有关会战数据的记载，这可能与这些数字所表达的戏剧性效果有关。但与这些数字表达出来的意义相比，它们对某场特定的战争的结局的贡献要小得多。它们只表示其本身的或战术意义上的消耗(所遭受的伤亡)。在传统经验上看，胜利者受的损失一般较小，战败者由于部队瓦解伤亡较大。会战的战略效果往往要依靠其心理上的影响和当时的政治形势而定。恺撒在法萨卢斯战役中对庞培的胜利和汉尼拔在坎尼会战中对罗马人的胜利相比，远不具有毁灭性。会战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其非战术性后果，坎尼会战的后果与亚历山大对大流士三世的两次胜利相比也是如此。英国在百年战争中打赢的几场会战，例如马尔伯勒对法军的3次会战胜利，及七年战争中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之间胜败情况，就表明著名的会战胜利对战争进程的影响是有限的。在现代战争中，在新的战略环境下的迂回运动中有更多的会战，例如马伦戈战役和德国人在1940年渡过默兹河的战斗，在战略上具有更大的重要性。
虽然会战的本质没有发生大的变化，会战的影响仍然在于其在战略上、政治上、心理上和其他因素上的意义，但在过去的200年里，会战的频率增加了，其部分原因在于进行会战更加容易，并且会战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增加了。失败方伤亡的比例越来越小的趋势无疑也鼓励将军们更愿意冒冲突的风险。
会战的次数增加，但其战术意义却在下降，这和战略条件的变化并不矛盾，但却和可能引起伤亡率提高的两个因素的明显影响相矛盾。在过去两个世纪里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不带防护装具的战斗员几乎完全使用强大的射击武器，按理来说，随着武器威力的增大，失败方的损失应该稳步提高。
然而，从17世纪初期开始，战败方的伤亡数字比战胜方的下降要快得多。在某些情况下，战争一方胜利占领了土地，但以人员消耗来衡量却是失败者。按理来说，随着射击武器威力越来越大，伤亡应该成倍增加，在数量上占优势的一方应该更容易地取得胜利，而失败方应遭受更大的损失，这才符合兰彻斯特N平方律的规律。武器射程的增大和部队的进一步分散化，使战斗更接近所有的士兵都可以向对方射击的情况。
当所有士兵都可以向对方射击时，部队的战斗力不只和他们的数量有关系，而是和其数量的平方成正比。在这种条件下，一支数量相对较多的部队可以很快地歼灭一支数量较小的部队。当然，每一支部队中的所有士兵和武器系统不可能都能向对方射击，他们只是在相对提高了的程度上做到这一点，比如，炮兵的间接火力对敌方部队构成了更大的威胁。另外，也有许多因素对战场条件造成反面影响使之难以符合兰彻斯特规律的要求。
数量优势价值的提高和火力的增强并没有削弱战术防御的力量。防御者可以继续占有可以选择防御阵地，可以利用天然的和人工的防御掩体，可以集中使用其武器系统的火力而不必因进攻行动造成武器系统的分散和发挥火力的困难。射击武器的大量运用，从某种程度上看对防御者比对进攻一方更加有利。防御者使用射击武器有许多有利条件，他可以利用掩体的掩护，还能够比进攻者更快更精确地射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炮兵的使用证明兰彻斯特规律在起作用，特别是当德国人顽固地不放弃任何土地，而坚守在敌人远为强大的炮兵集中火力轰击下的阵地上时更是如此。但当德国人充分利用其良好的战术编组，采用弹性防御战术后，(这种战术是在战术水平上结合使用防御者传统的战略上退却的方法)德国人重新恢复了防御的优势地位，给进攻者造成了高得多的伤亡率。
在古代和中世纪的会战中，失败一方通常比胜利者遭受更大的伤亡，因为胜利一方经常屠杀战败了的没有纪律和组织崩溃的军队，使用重骑兵追逐轻步兵，或使用轻骑兵攻击退却中的脆弱的敌方突击部队。
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在20世纪的战场上重新出现，使胜利者重新获得了给战败方造成重大伤亡的机会。意大利轰炸机对奔逃中的埃塞俄比亚人的大屠杀就是这种情况。然而，战术单位编组水平的逐步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造成失败者重大伤亡的因素的影响。提高部队的战术编组程度，主要出于提高部队的机动性的目的，但却带来两个显著的连带影响：第一，小的战术单位有助于提高部队的凝结力和团队精神；第二，战术单位编组水平的提高，使军队可以应付由于战败或撤退所造成的组织混乱的情况。
下面对与17世纪会战情况的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述两个附带影响的意义。在17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各国政府建立常备军制度，在和平时期保留战时需要的大部分兵员。这种变化提高了部队的操练和训练水平，其结果也因平时就保持战术编组，提高了部队的团队意识、士气和凝结力。这种变化还可以解释战败一方在17世纪下半叶和上半叶相比伤亡率下降的原因。在三十年战争中，战败方的伤亡率水平一般占其总人数的37.4%。在其后的常备军之间的会战中，由于其有更高的战术编组水平和更强的团队意识，伤亡率下降到27.6%。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了造成人员损失水平下降的原因。在随后的63年里，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使用了刺刀。刺刀的使用使步兵不像原来那样过于脆弱，失败方的伤亡率也因此进一步下降到21.9%。燧发枪、统一的操练和常备军制度的完善可能和刺刀一起对伤亡率的下降产生影响。
但在17世纪里，战术单位编组还没有度过其幼年期。它在随后的两个半世纪里继续不断地发展，与此同时，军队的训练和纪律也更加统一和彻底，并随着火力射程、威力和射速的提高，军队对火力的信赖程度也进一步提高。军队在战败时不再出现混乱和无组织的情况，经过更好的战术编组的军队能够在较小的伤亡下更有效地作战和更容易地退却。
在经过良好的战术编组和固定番号的部队中的下级单位训练的一群士兵，往往有着更好的合作，也具有更强的主动精神，因为他们懂得配合其伙伴的行动，忠于战友和团体的纪律。这种军队比以往历史上的军队在战斗中更能经受住失败的考验，历史上的那些军队往往更容易瓦解为溃散的逃兵，因为它们不仅机动性很差，而且缺乏必要的战术编组，在溃散的士兵群体之间没有联结力。而有良好的战术编组和训练的军队即使在面对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的强大火力，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进攻者占压倒优势的坦克和飞机的轰炸的情况下，也能做到这一点。
这种使失败者的损失下降的趋势，随着后膛枪的采用进一步得到加强。后膛枪不仅提高了射速，而且可以使步枪手匍匐射击。这一点和对战场上火力密度提高而寻找防护的反应一样，可以解释为什么随着武器性能的提高伤亡率却在下降的怪现象。火力的增强和早期对线式战术的采用，特别是在20世纪的情况，使战线进一步扩大，而不需要在每一个点上都堆集大量的兵力。兵员密度的下降意味着在战线上某一点的战术失败只具有更为局部性的影响，因为它只涉及到战败一方的很小的一部分军队。
一个影响伤亡率下降的因素，可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北非的坦克战和不久前的阿以战争中的坦克战中都起作用。交战双方，特别是失败的一方，从武器系统的角度而言，主要是坦克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在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与以色列的战争中，交战各方在仅持续了两个多星期的战争中，损失了其总计1300架飞机的1/4，6000辆坦克的一半。尽管对于如此短暂的战争来说，其损失率似乎很高，但如果认识到其间每天都有战斗，特别是有时甚至在一天之内发生多次战斗，那么这些数字看起来就不那么令人触目惊心了。每天损失的数量平均小于坦克部队总数的5%，如果指挥官在战斗中只投入了一半的兵力，损失率则是10%；如果只有1/4的兵力投入战斗，则损失率是20%。另外，从人员损失的角度来看，在这场短暂的战争中死亡2万人，平均每损失一辆坦克损失7个人。
所以，与战争中所进行的大量的战斗相比，这些损失似乎并不太严重。这种情况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持久的进攻战及其每天的重大伤亡的情况有共同之处。会战的频度与较高的兵力空间比有关，所有部队全部乘车作战造成的部队机动性的提高也增大了作战的次数。由于像以色列这样的小国家的边境和一些重要目标如苏伊士运河和叙利亚首都靠近战区，交战各方军队都具有高速机动能力的情况下，各交战国都清楚地感受到在战争中退却的危险性。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各方士兵都顽强作战，而指挥官们和其士兵一样不愿意承认失败和进行撤退。指挥官也可以将这种在敌人压力面前顽强战斗的精神归功于良好的纪律，和现代化军队从上到下彻底的战术编组。战斗人员不愿意撤退也反映出战斗的政治背景的影响，这是在危险情况下敌对各方看重的因素。现在还不清楚这样高的损失率，是否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北非战场上的机械化作战的高损失率一样，是由强大的火力和庞大的武器系统所进行的机械化战争的必然结果，就像在18世纪的滑膛枪手一样，由于其难以和后膛枪手一样方便地隐蔽而显得过于脆弱。政治和地理条件可能是影响损失率的主要原因，这一点已被欧洲的战争所证实。虽然一日战斗的损失率没有达到18世纪及更早的时期那样高的比例，但由于持续战斗，损失率也相当高。
根据一个特定时期里损失水平的不同，或军队是单一兵种还是由混合武器系统组成的不同情况，战斗消耗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在遭受坎尼会战的灾难性损失之后，罗马人避免了许多次会战，并通过征集在其控制下的许多城镇中大量的民兵预备队弥补了这些损失。与此相似，在经历了三十年战争中许多会战的重大损失之后，许多指挥官都设法弥补了损失，例如提利在布赖滕费尔德会战之后雇用了更多的雇佣兵。另一种情况，例如拜占庭在曼奇刻尔特会战之后却无法补充其军队，它实际上损失了其全部职业化的受过高度训练的重骑兵，更严重的是，会战的一个后果是使其失去了主要的征兵区安纳托利亚。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许多国家的军事制度都可以很容易地将平民征召为士兵，但一些国家由于在连绵不断的战线上所进行的长期恶战伤亡巨大，以至于找不到适合服役条件的男性参军。所以，军队补充的能力，像对战败时可能遭受的损失的估计一样，制约着指挥官和政府冒险参加会战的意愿。
总之，在现代战争中，对相当大的部队的战术歼灭战越来越少见。战术后果价值的降低意味着需要更多地考虑对不断发生的会战产生影响的后勤、战略、政治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后勤
历史总结
在本书所研究的战争史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军队的供应和移动的样式变化不大。军队的人员和牲畜的供给通常依赖于他们作战的地区。所以，作战区的人口、生产力水平和季节对作战行动的时间和方向产生重要影响。
举例来说，在亚历山大征服波斯帝国时，如果他对补给系统并没有给予重视，也没有作出适当的安排，即使在波斯没有明确地执行后勤战略的情况下，他也可能输掉战争。亚历山大通过减少行李和非战斗人员，利用被围城市的供应线，提前仔细地作准备，区分前进路线和攻击目标以满足他的军队在波斯生存的需要，竖立了当时后勤系统的典范，这在20世纪也不完全过时。他的战争实践还证明他认识到后勤的重要性，他利用陆军夺取了波斯舰队的基地，通过使用后勤战略打败了波斯海军。
在过去的2500年里，获得粮秣的方法从抢劫到购买不一而足。对补给品的浪费、对人员的遗弃，以及当地人民的敌对反应，经常使军队从政治上考虑倾向于采用一种有秩序的方式从友好地区或敌对地区获得补给。通常的作法是军队向当地政治当局征收粮秣，或征收金钱再从商人或生产者手中购买补给品。在现代战争中，军队称之为战争税和征集补给品。在友好的地区和在中立的地区，军队通常使用本国的资财购买补给品，有时即使在敌对的地区，军队出于争取群众的特殊目的也采用购买的方法。无论何种方法，军队通常都能找到他们在作战中需要的大部分物资。次数有限的会战一般不会将军队携带的弹药消耗完。
从远处获得补给的情况一般发生在围攻战中，或者是一次战役的初期，因为冬季的消耗已无法满足未来战役的需要。水路运输效率较高，可以通过海洋、湖泊和河流从基地运输补给，甚至包括牲畜饲料。通过陆地运输给养则比较困难，一般只限于士兵的口粮。进行围城战时，周围地区的道路情况和生产力水平对作战影响极大。骑兵在围城战中对改善给养情况作用不大。
道路的改善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也相应提高了军队的运动能力和生存能力，马掌、挽具、舰船和导航技术的新发展都对提高军队的运动能力和生存能力作出了贡献。19世纪蒸汽机的发明提高了河流和海洋运输的速度和经济性，铁路也引起了陆地运输的重大变革。虽然铁路比水上运输贵，但铁路运输速度更快。铁路在19世纪后期的大发展可能比更方便的水上运输对后勤的影响更大，因为众多的铁路线意味着几乎任何一支军队都可以从基地获得补给，可以交互地使用发达的道路、铁路和水上交通系统获取一个广大的农业地区的资源。
高效快速的铁路系统使军队获得了新的战略机动性。它首先在美国内战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铁路运输可以在远距离上集中起大部队，这拓宽了战略机动的范围，和过去相比其差别之大就像步行速度与火车速度之差那样。由于撤退的军队通常总要破坏铁路系统，防御者往往比进攻者有更大的战略机动性。1914年在法国和东普鲁士的战役证明了铁路对防御者抵抗战略进攻部队的价值。同盟国也是通过铁路快速运输集中起预备队防御1918年德国的进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