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的发展通常是为了满足民间对更好的交通手段的需要，但汽车的发明，也对后勤产生了重大影响。虽然汽车运输远比铁路运输昂贵，但汽车可以运输补给和士兵到没有铁路的地方，甚至直接运往前线。正是由于有了汽车和铁路运输，才使第一次世界大战庞大的军队之间的阵地战有可能发生，在这次战争中每天都要消耗大量的弹药补给。在1940年，汽车是德国取得的惊人的战略胜利的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在满足进攻方的战略进攻部队的需要上，汽车的多方面用途远超过铁路。
飞机运输要比汽车运输昂贵得多，但和便宜但速度慢的水上和陆地运输相比，已经显示出其独特的价值。在快速运输兵力和补给是战争胜负的关键，或在部队被包围的情况下，飞机运输是基本的补给手段。
因此，技术进步已经对后勤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在过去的100年里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它和许多武器的变化不同，但和电报、电话、无线电、收音机、数据处理器等在战争中的运用的情况相类似，许多改变后勤方式的发明首先来自民间。在这里，民间的需要和军事上的需要差别不大，而经济发展的需要长期以来不断要求改善运输方式和通信手段。同时，也不像技术的发展对战术所产生的循环性的影响那样，它总是不断地改善补给、运动及对部队管理的情况。这种变化几乎是以直线方式进行的，是一种不断地提高效率和降低费用的过程。
选择性的兵员制度
后勤的重要性表现在无论敌人是远是近，对后勤的需要总是十分迫切的；后勤的复杂性也和后勤是一种运动状态的本质相关，军队的后勤活动在现代军队参谋制度的演变中扮演了主要的角色。经过无数年缓慢的演变，参谋系统在19世纪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一个基本的计划和管理机构。指挥官不仅通过参谋系统安排以满足庞大军队的后勤需要，而且依靠参谋系统协调情报和作战行动。19世纪引入军队的兵员制度变得越来越复杂，也对参谋系统进行更好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兵员的征集和训练影响到会战、战役和战争的结局。在过去的2500年的欧洲战争史中，兵员制度保持了相当的连续性。希腊人使用民兵，他们通过训练使其具有一定的战术能力，又由于他们都以所在的小城市为基地，希腊民兵之间有凝聚力和团队精神。波斯人的情况与之不同，他们使用职业化士兵组成的军队，职业化士兵经过连续的年复一年的专职训练拥有更强的作战能力。连续不断的战争最终也迫使希腊人实行了职业化士兵的制度。
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开始采用民兵制度，但其后也使用长期服役的职业军队，其组织结构和纪律都具有典型性。这两种制度，民兵制和职业制在随后的若干世纪里一再重复出现。民兵和常备军相比，花费较少，还具有数量多和作为潜在的预备队的长处；这种制度是罗马人在意大利能够抵抗住汉尼拔入侵的重要原因。职业士兵个人素质较好，具有额外的战术优势，他们在部队中长期共同生活的经验，使他们能够充分地相互信任，并提高部队的团结精神。
民兵不能打长期战争，特别是那些远离家乡的战争，这也是为什么希腊人和罗马人最终采用职业化制度的原因。民兵在短期战争中表现出色。在大量的袭扰者中，许多人自身就是平民，例如阿拉伯人和马扎尔人，他们甚至没有形成一支职业化的军队。民兵在防御袭扰时具有更大的优势，因为在防御中他们可以依靠堡垒，这样对民兵的战术技能要求更低。
中世纪的军队只是表面上与民兵制度和职业士兵制度一致。虽然城市民兵与希腊制度基本相似，它在战术上主要依靠密集的长矛手；但农村的民兵只是徒有其名，他们不经任何训练，经常使用农具代替武器。由于农村民兵来自分散的乡村，它也缺乏城市民兵部队中的凝聚力。但也有一些农村民兵的表现非常出色。例如，由居住在紧密的山谷社区里的瑞士民兵组成的部队，不仅拥有武器而且训练有素，很难把它与正规部队区分开。
中世纪的职业军队也和希腊和罗马模式大相径庭。中世纪的职业制度中不仅没有固定的编制和部分集中的部队，而且将其正规军分散到许多小兵营里，甚至将士兵个人也分散到全国各地。这种制度下的士兵具有一定的，或相对较高的技能，但这些士兵组成的部队却不习惯于纪律和服从，也缺乏配合作战经验和集体意识。对士兵的雇佣一般以一年的战争为限，有的直接和士兵签订合同，有的则通过军事经纪人签订。这种作法无助于减少中世纪雇佣兵制度的缺陷，虽然有时候也有成群的男人冬季里也生活在一起，指望着能为来年签订上合同。直到17世纪后半叶，欧洲职业军队才开始采用更为有效的罗马军队的组织模式，所有的正规军都年复一年地在一起生活和训练，依靠有组织的军粮筹集部门供应给养。
可见，民兵制度在希腊和罗马历史的后期就失去了其大部分重要意义。这种情况持续到17世纪，直到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时期，民兵制度才重新获得其重要性。各国竞相加强和征召民兵，匆忙征集起来的男人们被编入军队，但他们在战争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法国在战争爆发之初就实行了这种方法，普鲁士在战争结束时也采取了这种方法。由纵队展开成战斗队形的改进，使得在战场上机动可以采用纵队样式，它克服了以早期的瑞士密集队形为代表的线式战术的大部分缺点。这种从单一的线式战术所完成的变化，使得由平民转化成士兵的过程大大地简化，也更加迅速了。由于在前沿战斗中较少地依靠步兵线式队形之间的对射所需要的僵硬的射击纪律，使得可以快速训练平民担负战斗任务。
在19世纪，普鲁士在其武装部队中连续地执行了将民兵和职业兵融为一体的政策，并实际上获得了两者的好处。通过将平民预备队加强到专职的部队中去的作法，他们将民兵和正规军以一种有益的方式结合了起来。正规部队训练预备役人员，他们或者在民兵组织中服役，经过3年的训练，将产生一批经过良好训练的平民，然后正规军可以在短时间里征召他们完成进一步的任务，或者在战时动员征召他们入伍。
由于每一特定的部队都在一个特定的地区拥有基地，兵员都具有相同的社会背景。通常，他们以前就认识，或将一些社会关系带入当地部队。他们在军官或军士指挥下训练，一旦战争爆发，他们将在这些军官或军士指挥下作战。这种基于地区性的征兵制度密切了士兵和指挥官的关系。在一年一度的动员中，所有人员都在一起进行模拟战争条件的演习或其他训练。所以，普鲁士在其各单位的平民之间培养起一种强烈的亲密关系，他们接受的训练条件完全接近于长期服役的正规部队的训练水平。
普鲁士实际上在现役和预备役部队中使用的所有干部全部是职业军人。由于拥有大量的民兵预备役人员，普鲁士在花费较小的情况下拥有了一支高度职业化的军队。当预备役人员加入现役时，他们可能使军队的规模增加两倍，但却不会降低军队的素质。由职业军人指挥、完善的训练、有共同执行任务的经验，动员后新组成的普鲁士军队几乎具有长期服役军队的所有优点。即使是真正的民兵，“后备军”也大部分经过现役士兵水平的训练，并由部分正规军人指挥，其战斗力水平超过欧洲曾经有过的大多数民兵部队。
这种制度在普鲁士进行的世纪中叶的战争中证明了其有效性，在这些战争中由职业军官和平民预备队组成的军队打败了奥地利正规军。1870年的对法战争充分显示出普鲁士军事制度的潜力，普鲁士军队扩大到最高水平，它拥有一支是法国军队两倍规模的军队，质量稍逊于法国职业军队。如果不是法军处于如此悬殊的数量劣势之下，即使巴赞不称职达到惊人的地步，普鲁士也可能不会打败法国。
大多数欧洲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都采用了普鲁士军事制度，而没有采用这种制度的英国和美国都推迟了完全参加战争的时间，它们的军队也因为缺乏得到彻底训练的人员而受到了影响。法国军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利的一个原因是法国士兵所受到的训练只适应经过动员扩充后的军队的作战样式。由于轻视平时就存在的作战部队的优越性，法国重复了中世纪类型的将职业军人分散驻防所造成的困难。另外，法国的军事承包人也没有将士兵集中训练，使这些士兵组成有效的战斗部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由正规军官和经过训练的预备役组成的庞大的军队的依赖开始减少，只有俄国军队保留了这种由职业军官和大量的经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组成的军队的样式，这种军队在人数上与本世纪上半叶那些典型的军队样式相似。为组建一支和其人口水平相比规模很大的军队，以色列和瑞士建立起一种民兵制度，这种制度要求其人员参加反复的阶段性的服役，以保持和提高其战斗能力。西方国家的军事制度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国家军队已经向机械化部队过渡，其后果是部队规模缩小。虽然欧洲国家仍然在征召适龄男人参军，并因此形成了大批的经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但现役部队将在预见到战争爆发进行动员后组建的较小的军队中占相当大的比例。正规部队和在过去战争中的情况一样，仍将战斗在最前沿。
军事训练仍是件困难的工作，有些因素的发展使训练工作简化，有些则使训练变得更加复杂。掌握使用弓箭的方法，需要进行多年的训练才有力量把弓拉开，并准确地向目标射击，但后膛枪只需要学会快速可靠地安装子弹就可以了。现代自动步枪具有良好的视线和平直的弹道，在很短的时间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一学就会。使用自动火炮所需的训练也不比学会使用老式的手动操作的步枪更复杂；学会操作坦克，这是一组人员的工作，也不比在学会骑马的同时一手持矛或剑，一手驾马更麻烦。即使驾驶飞机，也不比学会骑在没有马镫的马上用两只手又准又快地射击强弓需要更多的练习。所有这些变化都使将平民转变为合格军人的任务更加方便。
但另一方面，使用许多武器模拟战斗情景却越来越难了。不像古代的重步兵可以进行击剑训练，也不像重骑兵可以进行马上格斗训练，现代士兵虽然可以使用模拟器材进行训练，但失去了老式的类似体育队之间所进行的混战那样的训练所得到的东西。即使是18世纪的士兵，他们也可以不断地重复地操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辛劳可以换得战场上的能力。灵活多变的渗透战术使步兵再也无法学会所有必要的技能，坦克在运动中作战的特点也使驾驶手和指挥官很少有机会学习他们在未来战斗中将重复的运动样式。即使是可以通过训练来提高操作熟练性的炮兵，如果在战斗中他们平时使用的复杂的通信系统被破坏，也将遇到困难。
可见，随着武器和战术的发展，实战中所需要的个人技能的训练越来越简单，但与集体行动有关或集体作战行动的训练却更困难了。并且，由于军队越来越依赖于精密的装备，又出现了另一种困难：对新式武器的维修人员的训练——新式武器的可靠性不如过去简单的老式武器。这些方面对士兵能力的要求至少相当于或超过过去对士兵的要求，但平时的训练和修理武器的经验像许多老的战斗技能一样，将使修理人员能够更好地完成其战时工作。总之，在过去的若干世纪里，只有士兵的士气和荣誉感及集体的重要性这些本书的次要论题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战略
历史总结
在两支拥有相似的武器系统的军队之间的战斗中，防御的战术优势首先体现在正面作战中。在战略层次上，在两支结构相似军队之间的战争中，防御的战略优势依赖于战术上的优势，及其在撤退中对追击方所形成的在持久战略意义上的优势。当进攻中的敌人利用袭击战略对抗持久战略时，撤退行动对追击行动所形成的优势则使进攻方更强大，因为他们经过短暂的战斗后就撤退了。战略上的袭击与战术上使用轻型部队对抗重型部队的情况相类似，土耳其马上弓箭手就是用这种方法打败拜占庭重骑兵的。袭击战术和袭击战略的基本方法就是打了就跑，除非是战略上的袭击部队。由于袭击者占有撤退的优势，并不需要拥有机动性更强的武器系统。
所以，在两支组成相似的军队之间，无论是实行袭击战略还是持久战略，在本书所研究的大部分历史中，较强的一方军队通常难以仅靠战略手段迫使较弱方进行会战。行动灵活的长矛投掷兵(皮尔塔斯特)可以迫使一支由重甲步兵组成的军队按照他们的条件作战，这对通常情况下只有双方同意才能进行战斗的情形而言是个例外。主要由徒行步兵组成的罗马军队在卡雷落入由骑兵组成的安息人军队控制之中时，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然而，在战争史的大多数情况下，军队的结构都使双方具有相同的战略上的机动性，而此时实施撤退行动的一方占有优势。
通常较低的兵力空间比，也使许多军队难以达成进行关键性决战的目的，因为较强大的一方也经常缺乏足够的兵力按照持久战略的要求控制相当大的一个地区，以迫使兵力较弱但政治条件较好的对手进行决战或投降。即使是一支强大到能够进行系统的征服并在全国和战略要点上驻守军队的入侵者，往往也由于缺少持久战所需要的大量资金或政治耐心和毅力而失败。
所以只有在作战双方都认为有最大的获胜机会时才会爆发战争，否则就是政治因素要求必须会战，例如，庞培和恺撒在法萨卢斯进行会战，哈罗德在黑斯廷斯与威廉交手。为了防止出现撤退者对追击者的优势情况，军队往往采取袭击战略以形成进攻者对防御者的优势。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较弱的一方往往采取袭击战略，它在袭击了较强大的敌人军队中较弱的一部分后立即撤退。在大夏和粟特发生的抵抗亚历山大大帝的作战中，就采用了袭击战略，抵抗者首先攻击了亚历山大的一支小部队，但在马其顿强大的部队面前，抵抗者为避免进一步的战斗撤退了。
避免与敌人进行会战的能力，使弱者实行进攻战略比强者奉行防御战略更为有力。再加上变退却对追击的优势为进攻者的优势，袭击战略可以抵消战术防御的大部分优点。由于袭击者只追求小的战术胜利的累积效果，他们可以将与自己的力量是否大于作战目标的力量，作为选择攻击目标的惟一标准。对目标选择的如此大的灵活性和不确定性，使敌人面对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他们无法使其处处都强。无疑他们必然失败，而袭击者通常在袭击中使用局部优势兵力，取得相当程度上胜利，以此抵消战术防御的优越性。
亚历山大想通过在交通枢纽上驻扎兵力的方法迟滞游击队的运动。这样，他不仅迟滞了袭击者撤退的速度，而且妨碍了袭击者前往袭击目标的速度。当被入侵者的力量过于弱小无法采取持久战略中的战术防御，而实行这种袭击战略利用游击队抵抗对手时，亚历山大所采取的这种持续防御方法在历史上经常被入侵者所采用。罗马人在他们征服坚决抵抗的蛮族部落时，经常采用持久战略，还配合以广泛修建的堡垒群并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恺撒采用了罗马人的作法，不采取过多的作战行动，修建堡垒和耐心等待，他采取后勤战略分散比利其人，在壕沟深掘的堡垒中静待比利其人的供应消耗殆尽。
在面对韦辛格托里克斯精明的后勤战略和焦土政策，以及法比安采用袭击战略对粮草搜集人员进行打击的情况下，恺撒撤退了，他接受了暂时的挫折，但坚持了他的原则：“在给敌人打击的同时，也会给自己造成损失的情况下，最好放弃打击敌人的机会。”但韦辛格托里克斯由于认识到罗马人的毅力和“永不停止战争”的态度，冒险作战，被打败后逃往阿莱西亚城。在这里罗马人利用精心设计的围城和封锁堡垒线，成功地打败了城中被围部队的突围和城外部队的救援。当然这次胜利只是罗马人征服的第一步，罗马人还在全境驻防军队，建立堡垒哨所，并镇压了随后发生的起义和游击战。罗马人最终的征服还归功于罗马国先进的政治制度，强大的文化力量和执行持久战略的耐心。
军事行动中往往不仅交互使用袭击战略和持久战略，而且使用作战战略和后勤战略。中世纪的战争中显示了堡垒及城市的附属城堡的作用。防御部队躲进粮草充足的城市或堡垒中，除长期的围攻外，一般可以抵抗住兵力强大但后勤落后的对手的进攻。
百年战争体现了中世纪战争的许多特点。在14世纪，英国采取的是政治性的袭击战略，最终迫使法国作出了让步。英国和法国在对法国西南部的争夺中都采用持久战略，围绕控制该地区的城堡和城市进行争夺。法国成功地使用了罗马费边在抵抗汉尼拔时采取的方法；依靠当地人民对法军的政治同情，法军努力避免与英军作战，而只是围困英军占领的城堡和市镇，由于英军奉行战术防御的学说，法军很容易地就实现了目的。
在15世纪，英国在法国寻找到了政治支持，转而采取持久战略，系统地征服法国的城市和堡垒。但英国人发现法国太大了，也有太多的法国城镇居民和士绅反对英国人的统治，使英国人无法征服法国。英国军队逐渐地被分散到占领的地区，以至于他们无法应付法国不断恢复的抵抗力，法国人随后也采取持久战略将英国人逐出法国。
除了通过断绝被包围的城市或堡垒的防御者粮食来源的方法迫使防御者投降的明显例子外，后勤战略在战争中通常不起主要作用。法国和苏格兰人曾经通过焦土式的防御性后勤战略来对付英国人。如果防御者知道袭击者的前进路线，那么对庄稼、粮食和饲料的破坏所造成的损失并不大，因为既然几乎所有的军队都采用袭击战略，例如希腊军队，来达成军事目的和政治目的，袭击者甚至入侵者经常将他们没有消耗完的物资破坏掉。
中世纪战争形态的发展，对和一个强大的敌人作战而采用进攻性袭击战略的情况来说，影响不大。像罗马人一样，中世纪的国王们也面临着像北欧海盗那样的袭击者的骚扰，这些袭击者的目标是战利品，他们也奉行持久战略，利用堡垒和对交通线的控制保护自己。英国人在他们长期的控制威尔士的进攻战争中也采取了同样的方法。由于缺乏在威尔士全境同时设防的能力，英国人一小块一小块地征服威尔士，每占领一块领土就在上面修建堡垒。通过对人员和堡垒的结合使用，他们在每一块领土上都形成了很高的兵力空间比，使英国人能够在每一小块新征服的领土上都能建立起适当的防御。因此，通过剥夺使袭击战略占据优势的一个基本要素，英国人利用进攻性的持久战略打败了威尔士游击队。中世纪的战争实践中所表现出的这种战争样式的连续性，也预示着当武器、战术、后勤，乃至战略发生变化时，也无法改变袭击战的基本样式。
英国在征服威尔士的战争中主要依靠堡垒，威尔士人最终也开始模仿英国的做法，自然也包括围城战。但他们这些行动缺乏重要性，因为这些行动最终变成按照作战持久战略而进行的作战行动。对于执行作战战略，围城战具有其特殊的意义，即迫使救援部队作战。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6世纪初法国对北意大利的征服中发生了那么多的会战。对于围城者来说，城市陷落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增加财富，并利用这些资源进行时间更长的围城战。这样，其结果是经常迫使将军们为了挽救城市，在战斗前景暗淡的情况下被迫作战。
三十年战争中又出现另一种情况，战斗力较强、目的坚决的两支军队之间爆发了战争，但每一支军队的兵力空间比都很小，不足以牢固地控制德国的广大地区，也无法迫使对方进行决战。古斯塔夫从占领新教徒占多数的德意志北部地区开始，按照持久战略系统地向前推进。这种袭击方式具有深刻的政治影响，它可以使敌对的统治者丧失威信，也可能因敌对的统治者的屈服而夺占这一地区，或至少使这一地区中立。另外，实行后勤战略还可以剥夺这一地区的资源，以防敌人军队有可能利用这些资源。所以，古斯塔夫将实行持续作战战略的围城战和后勤战略的袭击战相结合，以及缓慢地占领北方领土的作法，将该地区的资源为己所用。
虽然古斯塔夫和他当时的对头提利都奉行作战战略，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爆发战争。相反，每一方都采取袭击对方基地地区的方法，保护自己，消耗对方。因此，在1631年，古斯塔夫两次进兵威胁奥得河上的法兰克福，随后又进兵威胁进入西里西亚开展袭击战。第二年，古斯塔夫又进入巴伐利亚进行袭扰，帝国新司令官华伦斯坦通过向北进军威胁瑞典国王摇摆不定的盟友萨克森和瑞典军队在北方的基地，分散了瑞典国王的兵力。由此可见，当交战双方都存在脆弱的基地地区，和都是小型的结构相似的军队在一个相对大的地区里作战时，袭击和反袭击具有一种战略上的重要作用。
因为双方都不愿意在对敌人有利的条件下作战，所以会战很少发生。古斯塔夫在韦尔伯恩有利的阵地条件下向提利挑战，和在纽纶堡向华伦斯坦挑战的情况都是如此。华伦斯坦由于在瑞典阵地前受到挫折，转而实行后勤战略破坏古斯塔夫的补给线，得到加强的瑞典国王也以同种方法进行报复。当两支军队撤离战斗时，双方都受到了很大的消耗。
三十年战争中也表现出了战略对后勤的依赖程度。虽然当时的军队都由职业军人组成，但每年都需要重新征集的军队，缺乏士兵在一起长期服役所形成的凝聚力、战术单位的固定编组和士气。这主要是因为养兵的方法采取的是封建制度，统治者依靠独立的承包人为他们提供兵源。军队也没有类似亚历山大或罗马军队的后勤系统，承包人和他们的贫穷的雇佣兵主要依靠战争支持战争。不像亚历山大那样在关心后勤供应和休养军队的同时坚定地追求其战略目标，在17世纪初期，给士兵和马匹提供给养是项关键性的任务，指挥官们经常为了满足迫切的后勤需要而行动，而不是为了追求战役要求的政治和军事目标。常常为了满足后勤需要而改变政治目标，并且由于引起受到劫掠的平民的敌视，这些对军事行动产生了危害。
欧洲人口的发展、生产率和政府税收的提高，允许建立规模比较大的军队，这样提高了的兵力空间比往往允许实行持久战略。然而，在荷兰，由于有很多筑垒城市，交战者会发现这里的兵力空间比是如此之高，如果没有敌人领土上的当地居民的帮助，军队的进展会很慢。作战行动经常是一系列的围城战。
在意大利北部，兵力空间比有利于进行更加决定性的会战，但军队长期具有的避免作战的能力妨碍实行作战战略。河流是防御性的障碍物，在渡河作战时，军队利用突然袭击，分散敌人和集中力量击敌弱点的方法完成任务。进攻中的军队在渡河时，经常采取占领控制着粮草征集区的阵地的方法迫使敌人撤退，这些粮草征集区过去是防御者的基地，但现在为入侵者所利用。所以，像欧根和旺多姆这样的指挥官，他们不是采取袭击敌人基地地区的方法，而是将敌人驱逐，使其成为自己的基地。他们的战略具有很大的后勤战略的内容，与古斯坦夫早期在德意志北部和英国人在征服威尔士人时的作法相似。
18世纪中叶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在波希米亚、萨克森、西里西亚进行的各场战役中，有利的兵力空间比使入侵的军队可以实行持久战略以控制物产丰富的地区。这些地区对腓特烈的生存至关重要，持久战略中的后勤因素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为保护和恢复这些地区的财政和兵员资源，腓特烈进行了许多次进攻性会战，其动机与敌人想解围的目的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奥地利人则利用其强大的骑兵和占优势的轻步兵，两次使用后勤战略打败了普鲁士人的入侵。一次是奥恩元帅通过袭击普鲁士运输队和限制其粮草征集人员活动的方法将普鲁士入侵军赶走；另一次是奥恩元帅在消灭了普鲁士一支庞大的运输队和夺取了他们的给养品后，为奥姆特斯解了围。
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改变了战争形态。法国的战术体制是利用纵队机动，但以线式队形作战，这使军队无法乘对方缓慢部署成作战队形时为避免作战而离开战场。提高了战术编组水平和作战能力的法军，能够迅速地从行军队形转换成作战队形，这意味着他们不再需要为保卫自己不受对方步兵或骑兵的袭击而以笨拙的作战队形缓慢前进。法军在接近敌方军队时能够加快前进速度。
法国军队平时以师为建制单位活动，它们经常由师编组为军，而不是将所有的师都集中起来使用。这样法军不仅能够控制其占领的地区，而且可以在许多路线上迟滞敌人，或者同时在许多个点上威胁敌人。法军的部队虽然高度分散，却属于某一个固定编制的战术单位，能够迅速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弱点，或抵抗敌人集中的兵力。军队的高度分散，也使敌人对主攻方向难以判断，提高了战争中的不确定性，从而加强了进攻部队集中兵力攻击敌人弱点的作战能力。
一支分散部署的战略性进攻军队，由于其具有良好的行军机动能力，加之它主要由战术进攻性的步兵和骑兵组成，具有迫使不愿意作战的对手决战的能力。在此之前，具有相同的武器系统的军队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撤退中的军队的机动速度高于追击的军队，一支集中起来的军队无法迫使另一支军队作战。但只要在适当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新式军队中分散的部队可以迫使敌人的部分军队作战，从而迟滞敌人整个军队的运动，直到所有的军队都赶来参加会战。
所以，军队可以迫使敌人要么进行战斗，要么采取另外的选择——向后方撤退。集中的、和整个战区相比较小的防御军队，再也无法通过转移到对方的活动范围之外的方式避免会战了。防御者甚至丧失了通过占领一个坚不可摧的阵地以避免战斗的能力，因为广泛分布的法军能够将之包围，并夺取之。但分散开的军队也存在被集中起来的对手打击其一部分的危险。
这些分散的部队，当以适当的兵力空间比协同作战时，不仅可以使战争更具决定性，而且可以利用内线作战的地位，首先攻击敌人一部，再及其余。在以往，当敌人军队拒绝战斗时，兵力集中只占据很小的一个点，交战也就很难发生。当尼禄运用这一战略使用一支大部队进攻哈斯德鲁巴时，他的胜利主要是由于哈斯德鲁巴的愚蠢，这是后者被迫应战的原因。爱德华王子曾先后和小德蒙特福特、老德蒙特福特作战，但他的胜利依靠的是凌晨发起的突然袭击，和将敌人诱到背靠大河的战场作战。腓特烈大帝也利用内线作战的形势，但必须在敌人设定的条件下接受会战，使用其集中起来的兵力。因而，在通常情况下，敌人可以拒绝会战的能力剥夺了集中起一支大部队所带来的一贯的好处。由于大革命后的法国军队具有分散和容易部署的特点，它可以容易地迫使敌人交战或进行灾难性的撤退。利用内线地位在空间上集中兵力成为一种主要的战略手段，它既可以用于进攻，也可以用于防御。所以，将军们既可能将其人数众多的大部队投入会战并很可能取得胜利，也可能在敌人压力下被迫进行灾难性的撤退。拿破仑在其担任将军之初就有意地在两支敌人的军队之间行军，这样他可以有选择地攻击它们，这表明内线作战的价值突然变得重要起来。
拿破仑的分散部署、但在面对威胁时可以快速集中的军队，可以插到敌人后方切断其退路。在马伦戈战役初期，拿破仑占领了奥地利的后方，控制了米兰及其周围地区，他在意大利获得了一个基地，这使他可以保持他的地位。但拿破仑并不比一个世纪前旺多姆元帅在渡过河并在奥地利建立基地的成就更大。但不同之处在于，不像旺多姆，拿破仑分散的军队能够断绝奥地利人的退路，这是他在马伦戈战役中取胜的关键。
所以新的战略和军队的战术能力改变了占领敌人后方的意义。一支组织严密的军队不再能超越另一支军队。虽然军队任意依靠他们所占据的地区补给，除集中兵力进行围攻战外很少依赖补给线，但在马伦戈战役胜利后拿破仑军队占据的地区使奥地利人感到十分窘迫，虽然他们仍占据着广大的地区并拥有海上交通线，但他们同意从意大利北部撤出。在乌尔姆战役的另一次迂回运动中，较弱的奥地利军队被迫要么交战，要么直接向莱茵河或法国撤退。
与单独实施会战相比，战略途径是达成更具决定性胜利的道路。在布伦海姆战役中，由于马尔伯勒熟练地运用了集中和分散的战法，一举歼灭了法国2/3的军队，这是这一时期的杰出的会战，其伤亡和战术后果都可与坎尼会战相比。但法国人战略上的胜利补救了其会战中的失败，这次会战逐渐丧失其战术上的意义。迂回运动能导致决定性的战略后果，只要进攻一方能以在战术上不太重要的防御会战阻止住敌人的撤退行动，这种机动行动就可确保取得重大胜利。
军队新的作战能力和适当的兵力空间比相结合就可以达成决定性的战役。当法国将上述因素与一种有吸引力的政治纲领结合使用时，随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征服力。
政治因素历来对军事产生影响，它经常制约着所需要的军事努力的程度，并对会战和战役的胜利赋予某种意义。大流士三世在政治上的弱点迫使他在战场上与亚历山大交战，从而使入侵者的胜利具有决定性，使其丧失了对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另一方面，亚历山大与罗克桑那的婚姻消除了大夏和粟特人的抵抗，所以虽然他在以后采取的军事措施远远不够，但仍能够控制整个国家。汉尼拔在坎尼对罗马人的歼灭战没有产生任何战略上的成果，这是因为罗马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力量上都足以抵抗他。这些因素也影响军事决策，大流士三世的总督们无法迫使其臣民实行焦土后勤战略，否则就可以打败亚历山大。
三十年战争表明了士兵们在征集粮食、饲料中所引起的反抗程度。这些征集活动时常直接针对公众，这种后勤方法中的大量浪费、破坏和抢劫事件加重了恶果。占领军的行为引发的政治上反对占领军的情形并不始于三十年战争，叙利亚的安条克七世入侵美索不达米亚的命运就是这样。仅一个冬天，占领军的士兵就将欢迎他们的、在文化上有亲缘关系的希腊人变成了敌人。希腊人配合安息人杀死了安条克七世和他的士兵。三十年战争中受到劫掠的农民没有采取如此有决定性的行动，但他们经常一有机会就袭击或杀害征集粮秣的士兵，采取一切手段防止补给品落入进行抢劫的军队手中。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法国人占领了通常是难以征服的荷兰，这是因为他们自由平等的原则对这一地区的中产阶级产生吸引力。法国人由于在政治上对城市资产阶级的吸引力，他们在意大利北部和德国受到政治上相当的欢迎之后，轻易地将军事胜利转变为征服。但由于法国人仍按照三十年战争的方法允许士兵直接从百姓中获得补给，法国人很快就丧失了其政治资本，只是没有像安条克七世所犯的类似的错误那样导致直接的灾难性的后果。
在入侵西班牙的战争中，法国人拥有必要的军事手段及适当的兵力空间比。以此为前提条件，他们实施了决定性的战役并控制了整个国家。他们没能实现征服的原因在于他们缺乏基础。西班牙人反对拿破仑的兄弟成为国王，也反对法国的政策，他们认为这种政策有悖于他们的宗教。法国士兵的行为加剧了他们和人民交往的困难。由于法国大革命的三原则只有两原则获得成功，他们只能打败敌对的军队但却无法控制整个国家。法国人战胜了弱小一方有效地利用袭击战略所进行的游击战，这种情形和亚历山大刚占领大夏和粟特的情形不太一样，但法国人却找不到政治手段绥靖这个国家。
在俄罗斯，法国只占有军事体制上的优势。他们面对的是顽固的沙皇、在政治上对法国没有任何兴趣的人民，和极小的兵力空间比，以至于无法迫使敌人与之交战，也难以控制俄国的大部分地区。由于缺少取得胜利的三个重要的必要条件中的两个，使法国人只能进行袭击，希望以此得到俄国在政治上让步。法国人落后的后勤补给方法增加了他们撤退时的灾难，他们被迫沿着向俄国进军时的同一条路线撤退，从那些已经害怕和痛恨法国人的俄国农民中取得补给。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战争发生了变化，拿破仑战争成为19世纪欧洲战争的样板。拉德茨基的奥地利人和莫尔特克的普鲁士人依靠成功地实施战略迂回行动取得了拿破仑式的胜利。他们的军队按照法国模式进行组织，并在适当的兵力空间比的情况下作战。由于其追求有限的政治目标，在短暂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
具有迫使敌人会战的能力，但又实施战术防御，两者的共同作用使防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顶峰。当时的各国军队基本上都得到了适当的指挥，并得到新出现的铁路的支持，使维持一支庞大的处于部署状态的军队成为可能，并出现了正规军队得到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加强的有效的兵员系统，这使兵力空间比增大，军队可以布满整个战区，翼侧消失了。和拿破仑战争前低的兵力空间比使作战行动难以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情形相同，在1914-1918年西线上过高的兵力空间比也造成同样的结果。由于所有军队都掘壕据守且其翼侧得到保护，各国军队面临的情况是过高的兵力空间比消除了拿破仑时代进攻所获得的一切战略上的可能性，而使防御具有战术上的优势。在东线，俄国人力量太弱无法阻止对其前沿的突破，但德国人和奥地利人与俄国辽阔的空间相比其兵力空间比也太小。只是俄国政治崩溃才使德奥在东线取得胜利，而德国政治上的虚弱和士气丧失对西线的结局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围攻战表明，即使在东线，炮兵也具有不同寻常的突出作用，这和炮兵在围攻战中的传统作用是一致的。但对炮兵的依赖，以及带弹匣步枪和各种机枪火力对炮兵配合的依赖，与通过铁路进行防御的高机动性相比，机动性较低构成了战略进攻的新的弱点。无论是在1914年战争中的运动战，还是战壕战及在1918年偶然性的突破中，防御者建立在铁路运输基础上的机动性，使其不仅可以稳定地获得补给，而且可以迅速地集中兵力。对于反攻或为防御集中兵力对付敌军而言，铁路为防御者提供了战略性的反攻部队，防御者可以比徒步行军的敌人更快地进行战略机动。虽然改进的战术使突破也是可能的，但这并不容易，而且较差的机动性很可能使战术上的创造性所造成的进攻机会丧失。
汽车是引起后勤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原因之一，而战术上的革命则是由于四种基本武器系统的重新出现造成的。这四种武器系统是战争形态在许多方面发生变化的基础，这种变化的深刻性不亚于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虽然兵力空间比仍然很高但决定性的战役又成为可能。这种巨大变化在1940年5-6月间德国对法国及其盟国的战役中突然发生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坦克的战略运用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是一个显著的变化，这种革新对汽车的依赖与对坦克的依赖相同甚至更多。在把庞大的相对集中的军队及其对弹药的巨大需求从铁路线上解放出来上，汽车在后勤领域引起了一场革命，当然汽车的油料又产生出新的后勤需求。但汽车及其相似的履带车在运输士兵和火炮的数量和速度上都可以和铁路相媲美。另外，由于汽车可以利用各种道路，并且可以成建制地运输部队及其武器，这使士兵可以更快地投入战斗。
当坦克在无线电支援下作战成为主要的进攻要素时，当乘坐汽车携带机枪、火炮、反坦克炮和防空火炮的步兵成为主要的防御力量，并得到使用汽车的后勤补给时，这种部队具有了进行拿破仑样式的战略迂回运动的所有要素。当1918年埃伦比将军将其骑兵作为马上步兵使用，利用马匹的较好的机动性携带人员和机枪迂回到土耳其后方时，埃伦比将军依靠的是脆弱的马匹运输一支几乎没有防御力的部队。在1934年的摩洛哥，法国人使用汽车运输火炮、人员和机枪，其机动性和防御能力都相应地有所提高。但他们都不具有战术进攻能力，因为敌人步兵可以容易地迟滞马匹和汽车的机动，使迂回部队要克服对方防御的战术优势。但使用坦克后迂回部队获得了战术进攻能力，除拥有大量反坦克武器的大部队外，迂回部队能够克服敌人步兵的防御，直到到达敌人的后方，并在那里展开防御。
同时，飞机还被用于轰炸敌人的补给线，迟滞敌人的机动和提供间断性的战术支援。这种将机械化战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后勤的变革相结合的方式所引起的战略革命，由德国人在1940年5月使其成为现实。它在要领上是如此简单甚至完美，只有马镫或刺刀曾获得同样的成功，它的创造和运用是运气、热情、能力和想像力在克服保守主义方面的完美结合。能成功地实施这种有飞机轰炸敌后方的战役是因为运用了以往2500年中所有被发现的战争艺术的精髓。
这次战役标志着战争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进了两种新的武器系统，空中轻骑兵和重装甲骑兵，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些武器已不再是原来的样式，已达到了应用上的成熟阶段。德国人对其飞机战术性能的利用也十分有意义，德国飞机在薄弱的法国对空防御面前几乎是不受阻拦地轰炸了位于默兹河的防御部队，并在德军渡过这条河的战役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德国人还有效地利用飞机袭击敌人的交通线，并像 1918年英国与土耳其人作战时那样，对法国和英国沿道路后退的军队进行攻击。德国坦克虽然在装甲和火力上存在缺点，但通过无线电通信相联系的战术单位之间的密切配合，使德国人能够包围强点或方便地集中兵力在连绵的前沿上攻击敌人的弱点。德国坦克十分熟练地担负了重骑兵在克服敌人轻骑兵和对翼侧和后方的重步兵进行攻击的任务。
由于德国人为他们自己的军队提供了比法国人要多的反坦克炮，这充分表明他们掌握了所有武器系统的特点。法国坦克引导的反攻几乎不可避免地遭到数量众多但比例仍不适当的德国反坦克炮的强烈抵抗。就像古代的长矛兵一样，德国反坦克炮手勇敢熟练的表现是制止这些反攻的关键。与此类似，德国人并没有忽视对弱小的但仍很危险的英法空军的防御。当德国行军纵队在道路上遭到敌人飞机的轰炸时，他们把这种情形和十字军遭到土耳其轻骑兵袭击看做是一样的。德国人使用的不是十字弓，而是利用高射机枪和自动火炮，其中有些是自行火炮，它可以迅速地投入战斗。
但对四种基本的武器系统能力的明智运用只是代表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始的变化的成果。在战略上，德国人利用汽车所带来的新的后勤实现了拿破仑、拉德茨基和莫尔特克那样的战略成就。1939年在蒙古，俄国人也证明了新式后勤的力量，他们使用4000辆汽车在远离铁路500英里的距离上供应一支5.7万人的部队和800多辆坦克和装甲车。德国人将其反坦克炮和防空炮自行化，以及让部分步兵、炮兵和后勤使用汽车，他们重复了拿破仑的乌尔姆战役。在1914年当德国人试图发动乌尔姆战役式的大规模机动战时，法国人由于占据铁路线而具有更高的机动性，这使法国人能够组织战略进攻部队，即使德国人的计划没有其他错误，法国人也能打败德国人。但在1940年，德国坦克师及其他伴随的机械化步兵师能够抢到法国依靠铁路输送的预备队的前面。法国人也拥有这些可进行有效的战略机动的装甲和机械化部队，但德国人将它们集中起来用于了战略迂回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