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兵带来了另一个主要的补给难题，在战斗中，一匹马一天的消耗限额是20磅。如果军队马匹数量与集中地马匹数量的比例，与士兵与当地居民的比例相同的话，那么当地供养马匹的时间与供养士兵的时间相同。但是，如果军队马匹的比例较大，那么饲料的数量将决定军队在一地能停留多长时间。一支完全由骑兵组成的军队，比一支仅由步兵组成的军队所进行的机动要更加经常得多。如果军队的集结地区距离敌人较远，那么它可以疏散军队，从更大的地区筹集给养。如果有骑兵，可以将他们疏开得更远，因为骑兵具有较强的机动能力，在相同的疏开程度下，骑兵可以比步兵更快地再次集中起来。这样，依靠骑兵较强的机动能力来满足对饲料的需求，才不致迫使步兵在消耗完当地的食物资源之前离开该地。
军队的其他大多数需要都是不必在战役当年必须补充的。虽然鞋(假如有的话)可能需要补充，但衣服至少可以穿着一季。由于会战并非经常发生，所以最初的携带的投射武器可能够用了。军中工匠可以修理甚至制造所需要的物件。
气候对军队作战也有影响。寒冷的天气和随之而来的牧草短缺，严重影响(尽管很少阻止)冬季战役。
道路的质量制约军队的运动。它限制军队的行军速度以及驮载牲畜和轮式运输车辆的使用。多山地形意味着道路稀少，只有山谷才有。道路的数量是重要的，特别是如果军队通过地区的军民比例较大时，尤其如此。这样的军队会发现，他们需要疏开，沿数条道路行军，以便找到足够人员和马匹消耗的食物。
因此，军队的运动取决于几个因素。规模小、马匹少的军队会发现他们受后勤因素的制约较小，能够集中行动，在一地停留较长的时间；而规模较大、马匹较多的军队则不得不尽可能疏散和更经常地运动。
希腊民兵像雇佣兵一样，自己武装自己。在希腊城邦间战争的典型战役中，士兵们背负用于磨面和烤面包所需的小麦以及其他的日常用品。他们带着小麦和磨面的手磨，因为小麦比面粉便于保存。重型步兵有许多仆人、奴隶随伴，帮助他们携带东西，研磨面粉和烘烤面包。士兵们就着肉、乳酪和蔬菜(比如洋葱)吃面包。
持续时间短的战役开始之前，政府给士兵们发钱去买给养，并明确战役将要延续多少天。但另一方面，政府则很少给士兵补充给养。在持续时间长的战役中，士兵只能指望用自己的薪水购买食物和饮料。士兵的薪水与熟练的工匠差不多，因此一般能够满足需要，除非供应不足迫使价格上涨。即使在长期战役中，政府也不提供给养仓库，而是使用军队原有的仓库。
在盟友领地上发生战役时，军队要求士兵购买补给品，但这一习惯使得他们在敌方领地也常常照此办理；而在那里，入侵者本来是可以利用敌人的资源生活，并以抢劫来代替付款的。无论购买还是抢劫，军队都依赖商人。这些商人随军行动，提供他们的物品供士兵购买。因此，希腊人信任私人企业，让他们作为自己的物资供应所，甚至在敌人的领地上也是如此。在敌对国家，由于士兵们寻找给养的能力较弱，在寻找过程中也有必要疏散，从而使得指挥官们依靠本地商人，因为他们可能知道敌方领地可以提供的给养的位置。
虽然依赖私人业主的活动，但希腊军队还真正拥有一种原始而又集中的物资供应系统。比如，当一位希腊指挥官俘获了一批装满食物给养的敌人船只，他就将食物出卖，并用这些收益支付那些从商人那里购买他们食品的人的工资。这一系统还确保了在敌国生成利润，因而为政府或将军们所惯用。
亚历山大在波斯战役中的后勤保障
亚历山大大帝的波斯战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古代组织有效补给的范例。与希腊人不同，亚历山大及其父亲不信任私人企业主为军队提供必需品补给的主动性，而是拥有一个为集结起来用于波斯战役的庞大军队提供补给的军队组织。此外，亚历山大的父亲还通过减少保障士兵的随从数量的方法，使军队的后勤需求实现了最小化。由于马其顿人不像希腊重型步兵那样，必须自己背负盔甲和武器，所以亚历山大的军队每4名士兵才有1名随从。因为一名士兵可以负重80磅进行长途行军，所以军队携行了许多自己的包裹，但是，由于随从较少，能够携带的自身食品也较少。
需要运输的其他军队物资，主要依靠驮马和驮骡，每匹可驮载200磅左右。尽管“牲畜拉的比驮的多”是至理名言，但比起四轮马车和牛车来马其顿人还是更喜欢驮载牲畜。这不仅是因为这些牲畜能够更容易地随军通过复杂地形，而且是因为古代低劣的马具使牛车和四轮马车比驮载牲畜的效能高不了多少。牛轭更适合公牛，而马或骡要拉车的话便不能发挥其最大的效能，因为马具会挤压它们的气管。公牛比马更强壮，并能用脖子有效地拉车，但是牛的性情不可靠，它比马的耐力差，并且每小时只能走2英里，而马却能走4英里。公牛甚至跟不上步兵每小时2.5英里的平均行军速度。
军队还需要驮载牲畜运输诸如帐篷、攻城器具、组合工具、医药物品以及其他物件，军中每50人至少需要1头驮载牲口。这样，当亚历山大跨入亚洲时，其军队、随从以及其他人员总共可能有65000人；他需要1300头驮载牲口运载不能由人背负的装备。
亚历山大计划的战役开始时间正好是在收获之前。过早开始战役，他将把自己置于一个粮仓罄尽的国度，该国的部分人口正在饥饿中挣扎，等待着谷物的成熟。此时开始，他还能保护自己的补给船队免遭更强大的波斯海军的打击。波斯海军拥有数千名划手和水手，在收获新的谷物补充其舰队所必需的库存之前，他们不可能出海。进入亚洲时，亚历山大拥有10天的谷物储存，每人每天3磅，每头牲口每天10磅。他把大多数谷物储存在船上，因为军队多携带1天的谷物，就需要另外增加1100多头驮载牲口，为65000名人员、6100匹战马、1300头驮载牲口运送269000磅的谷物。但就是这些最初的储备，使他在格拉尼卡斯与波斯军队相遇和在安纳托利亚建立起自己的控制时，不必四处掠夺。
击败波斯军队之后，部分是出于后勤原因，亚历山大沿海岸路线推进。在那里，他找到了高产的农业和拥有便于收集食物的发达运输网的城市。这样，他通过征集或从在收获季节食物丰富的城市购买的方式补给了他的军队。沿海路线还提供了便于行军的密集而良好的道路，这样，军队每天就可以行进15英里，而且每周可以休息一天。这既使士兵得到了休息，又使驮载牲口可以卸载，有时间放牧去补充它们的食物。这条路线上还有主要河流，满足了军队每天90000多加仑饮用水的供给(每人每天半加仑、每头牲口每天8加仑)。亚历山大可以依靠船沿海岸从一地向另一地运输补给品，甚至在围攻一个缺水半岛的城市时用于运水。一条大型商船每天能够运输400吨物资，相当于4000头驮载牲口的运输量。
波斯人控制着海洋，但亚历山大却能依靠他的货船沿安纳托利亚海岸保持交通线，因为古代战船在海上只能停留有限的时间。一条小的轻型战船载有200名水手和划手，用于提供战斗力和无风时的推动力。但是，200人每天需要600磅食物和100加仑(800磅)水。那时船的设计是尽量使船上的每一样东西达到最轻，以便提高船速，因此只能携载有限的食物和饮水。船队缺乏远航的能力，只能在距岸较近的水域，以便经常靠岸补给。一次，马其顿部队通过在一条河流的入海口沿岸巡逻的方法，赶走了波斯人的船队，使其不能靠岸补充饮水。一支如此受后勤制约的船队要实施严密的封锁确实很困难。
亚历山大在将近秋天时到达安纳托利亚的西南部，并在进军途中征服了这个国家。冬天，他把庞大的军队分开疏散，这样既有利于补给，也能够将此国家更多的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第二年，他在7月底开始进军，这与安纳托利亚中部海拔较高的地区稍后的收获季节基本一致。但是，他不得不在通过这个极其缺水的荒凉地区之前预做准备。由于仅每头驮载牲口每天就要饮用8加仑水，所以他不能指望它们运水。
在首先确保该地区的人民臣服，并可能掌握一些人质，以使其继续保持忠诚之后，他派出先遣部队沿着预定路线出发了。这些部队携带着自己的给养，并携带或在当地征集更多的补给品，以建立起储藏所。此外，还在小溪上建起了堤坝，从而使溪水增加到3倍的水量。因为，在流动的小溪中，2/3的水在士兵能够解渴之前就流走了。由于在当地政府的合作下做了这些准备，所以亚历山大能够顺利通过这一原先既无食物又无饮水的82英里的地区。
地图1.2 波斯帝国(虚线为亚历山大进军路线)
在这次沿地中海东海岸向埃及的进军中，证明海运是不可或缺的。在对筑垒港口城市提尔(Tyle)长达7个月的围攻期间，城市附近的一条河流为亚历山大的军队提供了充足的水源，但是附近农业地区的收成却比军队谷物需求的1/10还要少。虽然驮载牲口能够从方圆60英里的范围内运输谷物，但即使在此范围也无法满足攻城者的需要。水运使攻城成为可能。在收获季节，由提尔向南进军埃及的途中，军队找到了充足的军粮补给，但又不得不依靠水运给部队运输饮水。在深秋时节开始的征服埃及的过程中，亚历山大在尼罗河谷度过了整个冬季。
在征服庞大波斯帝国和入侵印度的漫长战争中，亚历山大所遇到的后勤困难比从海利斯庞特到埃及的行军中所遇到的困难要大得多，但即使战役的这一部分也显示出供给的重要性，并充分说明窘迫的后勤不仅制约军队的运动，而且制约其在一地的驻扎。
亚历山大由印度返回的旅途展示了行军会冒着多么大的风险。他计划沿阿拉伯海北海岸，穿过盖得罗西安沙漠行进，以便从船队获得补给。军队应当控制海岸，并从该地区的季节河向船队提供饮水补给，这些河流在夏天的雨季将被雨水充满。但是强大的季风卷走了雨云，使船队无法出航。亚历山大不能折返，因为为了迫使当地统治者屈服，所过之处已被劫掠毁坏一空。所以，亚历山大被迫在只有一点食物，而且河流之间距离也很大的情况下，穿越150英里的沙漠地带。并且，据亚历山大征服史的历史学家记载，在行军中，军队“遇到了由很厚的砂子堆积而成的高大山脊，沙地稀松瘫软，人走上去就像走进泥沼或是走在未经践踏的雪地上”。只是由于非凡的领导，才使其军队经受住了如此残酷的考验。 [ 注：阿利安，《远征》，第6卷，第24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83页。 ]
士兵们“宰杀了大多数马匹和骡子”以为食用，意味着军队已经没有多少手段保持其战斗力了。“这样，许多人被沿路丢在了后面，一些是由于疾病，而其他人则要么因为疲劳，要么因为炎热，要么因为不能忍受干旱饥渴。”为了避免炎热，军队“基本上是夜间行军，一些人因为困倦而倒在路上；醒来后，那些仍有力量的人跟踪军队而去，但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够安全地追上主力，其中的大多数都死亡在沙漠中，就像海上偏离了航线的人”。 [ 注：阿利安，《远征》，第6卷，第25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83、584页。 ]
即使是下雨，虽然使河流充满了流水，使幸存者免于渴死，但事实证明，它也是一个危险的敌人。“一次，因为水的缘故，军队露营在一条冬季会发洪水的小溪附近。大约在夜晚的第二班哨时，因为山区下了大雨，山洪暴发，溪水猛涨，在士兵们尚未感觉之时，洪水顺河而下。山洪迅猛异常，以致卷走了随军行动的大多数士兵的妻子和孩子，扫荡了皇家所有的行李以及没有卸载的牲畜。士兵们在经过艰苦的努力之后，才得以保全了他们自己。”在这次行军中，亚历山大能将其1/4的军队带回来，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壮举。 [ 注：阿利安，《远征》，第6卷，第25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84页。 ]
这次经验最生动地说明了古代军队为什么在计划行军路线时必须选择食物和水源充足的地区，以及为什么必须避开在收获之前的时期行动。他们需要当地居民的好感，但可以依靠高压政治；不过强迫比合作获得的食物更少。将军队分散成小组，沿多条路线不同的路线行进，对保障庞大军队的食物供给能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而在冬季分散军队则使其能够在农产品更富足的地域筹集食物。
要靠后方的仓库实施补给，就要依赖海运或河运，因为驮载牲口只能在半径60英里的范围内携运有用的东西。当然，远距离水运的运用也意味着，对于实施远距离机动的军队来说，后勤组织以及用于获取水运的补给品的经费或权力是非常必要的。亚历山大的波斯战役充分说明，其严密组织起来的王国拥有所有这些后勤保障必需的条件。除了一次在沙漠中近乎灾难的经历以外，亚历山大及其军队在漫长的波斯战役整个过程中，均保持了充足的供应。
亚历山大卓有成效的保障系统，是罗马政府赖以维持其军队后勤组织和方法的鲜明例证。罗马严密的后勤保障系统，使其与敌人在这方面相比，总是处于同等而且通常是优势的地位，并由此形成了支持其征服战略成功和保护帝国生存的基础。
战略
持久战略与袭击战略的区别
军事战略把战术与后勤结合在一起，以计划作战的实施。按照传统的定义，战略有三个部分。大战略，把政治目标与军事手段结合起来，决定战争实施计划的广泛轮廓。严格意义上的战略，必须解决陆军和海军的集中与机动问题。战略最低的分支是大战术，考虑军队机动及为会战创造条件的通常行动等问题。本书使用战略这个术语，是指严格意义上的战略和大战术。这一直是战略这个术语传统上所表述的领域。在本书所有运用这一术语的地方，均仅指其军事内涵，将不涉及政治、经济或其他这类影响力量之间关系的因素，这类因素最好限制在大战略的概念之内。如果从总体上说，这一界定与当前美军称为战役的概念略有区别。
正像古代战争所展现的那样，当代战术家已经考虑到的大多数可变因素，在战略的几乎所有方面都有先例。古代战争艺术大师们在他们的战略中所表现出的洞察力和复杂性，其后很少有人能够超过他们。
古代的战争经常使用袭击。袭击是一种对敌国短暂的侵扰，而入侵则是暂时或永久地占领被入侵的领土。虽然袭击是军事行动的一种形式，但它的目标常常并非纯军事目标。比如，袭击者尽量避免发生军事冲突，入侵外国领土可能仅仅是为了达到获取战利品的纯经济目的。这种袭击还可能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袭击者造成破坏但不能获得额外的效益；这种袭击(或这种袭击的威胁)是为了从被侵入国获得政治特权。如果袭击者拥有骑兵而对手没有，那么他们的袭击可能不必冒严重的战斗风险。如果袭击者与防御者拥有相似的武器系统，那么袭击者就要冒较大的冲突危险，但仍能把撤退放在首位，摆脱追击。
不管是为了达到什么目标(经济的、政治的或军事的)，袭击给袭击者和防御者提出了相似的问题。袭击的短暂性并非意味着一定要避免冲突：一支优势的军队可能确实要在敌人的领地内寻机会战，但并没有要留在那里控制被入侵国的打算。
这样，人们就可以区别袭击性与持久性入侵战略了。前者只是在敌人领土上短暂存在，而持久性进攻战略的目的则是要长期乃至永久地占领敌人或盟友的领土。持久性防御战略就是要设法防止这种占领。防御者和进攻者的持久性战略，都设想两支主要敌对军队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而与此不同，袭击者经常能在不发生重大军事冲突的情况下达到其目标，而且他们常常设法做到这一点。
古希腊人经常运用袭击战略。他们只有有限的政治目的，很少设法彻底打倒敌人。他们常用的方法是，在即将收获之际侵入邻近的城邦，毁坏对方的庄稼。他们还可能以烧毁建筑物、砍倒橄榄树和葡萄树的方式进行更严重的破坏。被入侵的城邦有一个选择：要么屈服，失去农业资源；要么召集起民兵组成的重型步兵进行战斗。
如果被入侵的城邦抵抗，战斗通常在双方同意的平地上进行。若防御者已经在山上占领了有利的阵地，袭击者会“拒绝在这种地形上与之作战，而是绕过去”，历史学家波利比奥斯解释道，“去摧毁其领地”。这不仅迫使防御者离开有利阵地，而且诱使他们去攻击分散实施破坏的入侵者。若入侵者占据有利阵地等待对方来攻击，防御者就会在等待入侵者出来，因为他们很容易获得补给，而深入敌国的入侵者则不行，不得不离开阵地寻找食物。即使入侵者有办法在有利阵地上等待，他也就大大丧失了袭击的作用，因为防御者就能收获自己的庄稼了。 [ 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18卷，第31页第8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5卷，第155页。 ]
较强的一方不得不依靠这些破坏性袭击，因为他不能迫使弱者在敌强己弱的条件下与之作战。较弱的军队可以躲避在城墙之后，以便在战斗中居于有利位置，或者干脆利用比强军追击更快的速度撤退。实际上，简单的办法是，弱方可以实施无规律的机动，在其机动的乡下获得补给，并相当容易地躲避强方。古代战争的指挥官们常常无法诱使不愿作战的对手与其交战，因此他们不得不想方设法摆脱这种窘境。破坏性袭击既提供了一种在战场上取得胜利的替代物，又提供了一种迫使弱军交战的手段。
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袭击战略迫使敌人要么拱手让出袭击者所期望的政治特权，要么进行交战以保护自己的庄稼。如果防御者感到被打败的风险大于负担政治特权的风险，那么他就会屈服；如果相反，他就将进行战斗。但是也有第三种选择：如果防御者认为袭击者的政治要求太让人难以接受而通过会战获胜的机会又太渺茫，那么他可以忍受袭击代价，将军队始终保持在有利阵地上或者城墙之内。
希腊人运用袭击同时追求军事和政治目标。如果破坏敌人的庄稼能获得政治特权，那么袭击就直接达到了它的政治目的。如果由此引发了与弱敌军队的作战，那么袭击也就达到了军事目标，会战的胜利也能导致预期的政治结果。这种双重目的的袭击仅代表了一种袭击类型，并且在把军事与政治目标结合在一起方面是相当有特色的。
在重型步兵会战中获胜的一方通常也就赢得了这场短暂的战争，尽管会战可能既不血腥，失败者的损失也不惨重。但是，由于其政治目标非常有限，比如吞并一小块领土，所以一次军事行动的胜负也就足以影响战争目的的达成与否了。通常，战争消耗与政治目标的大小成正比，适度的目的只需要较小的付出，而大的目标则需要付出较大的代价和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如果战争后果的重要性意味着一方比另一方更大，那么看到战争赌注更大的一方将成比例增大其努力。最好的古代统帅和政治家都看得很清楚，没有必要为有限的目标付出无限制的努力。
希腊人的袭击战略是其依赖民兵部队的直接结果。常备军或许会拥有筑垒战略要点，并可在边界抵抗袭击者。使用民兵是导致战争短暂的重要原因。在一个仅能维持生存的社会里，双方都不可能动员军队很长时间，使士兵长期离开民间职业。袭击战略的另一个原因是斗争双方地理幅员较小，而且相对于要防御的空间和庄稼来说民兵部队的规模过大。在与波斯人进行的战争中，一位斯巴达国王曾以袭击破坏了小亚细亚的一部分，这一地区比希腊的总面积还大。他运用这一战略只是打击了波斯偏远省份的一小部分，结果，想迫使波斯国王远远移居到美索不达米亚的目的彻底失败了。
亚历山大的战役：一个作战、后勤和持久战略的例子
亚历山大大帝对大流士三世所统治的波斯帝国的入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以占领敌人国土为目的的，持久战略的例子。亚历山大的政治目标太野心勃勃，以致即使运用其庞大的军队在波斯领土实施非常广泛而具有破坏性的袭击，也是很困难的。
亚历山大率领着大约35000也可能将近50000步兵和骑兵，比波斯人驻安纳托利亚的军队庞大多了，而且他还有敌人完全不了解的武器系统——禁卫军重型骑兵。虽然波斯人拥有强大的雇佣希腊重型步兵，但他们认为亚历山大在步兵方面占有优势。在国王未出席的情况下，关于是以战斗与亚历山大对抗，还是主要破坏亚历山大的后勤基地从而击败其军队的问题，在波斯将军们之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希腊步兵的指挥官向将军和官员会议提出建议：“不要冒与马其顿人冲突的危险，因为他们的步兵与自己相比占有绝对优势，而且是亚历山大亲自带领；相反，大流士却未在这里。这位指挥官建议，前去以马匹践踏牧草，毁坏饲料，烧掉乡下的庄稼，甚至连靠近城市的地区的庄稼也烧掉。‘这样’，他说，‘亚历山大由于缺乏给养就不能在国土上停留’。”如果切实运用这样一种后勤战略，肯定能够在一块仅有少数集中耕作的国土上击败亚历山大的入侵。而且，波斯人控制着海洋，将能阻止亚历山大横跨爱琴海从希腊运来食物补给其军队。
此外，在早先的普拉蒂亚战役中，波斯人曾经运用过这种后勤战略。精明的波斯指挥官没有用进攻去打败希腊人的进军，而是运用其精良的骑兵袭击希腊军队的补给线，从而迫使希腊人从普拉蒂亚的有利阵地撤退。波斯骑兵本已截获了一些补给品，但接着被派往希腊人后方的一支骑兵分遣队，“与正向希腊人营地运送物资的、刚刚进入平原的由500匹驮载牲口组成的运输队遭遇……看到这个囊中之物，波斯人立即发起了攻击和屠杀，连人带牲口杀得一个不剩，直到屠杀够了，才带着剩下的东西”返回波斯营地。这增大了波斯人本已充裕的补给，因为在底比斯附近波斯人拥有“自己充足的粮食储备，也有足够的牲畜饲料”。 [ 注：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第39、41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第533、534页。 ] 由于切断了处于驻扎状态的希腊人的补给线，而且波斯骑兵还暂时控制了向希腊大部分军队提供饮水的泉眼，所以希腊军队只能“坐以待毙”。希腊军队发现他们的补给态势十分严峻，饮水缺乏，“所携带的补给品坐吃山空；派出去寻取给养的随从由于遭到波斯骑兵的阻击，通道被封锁而无法返回营地”。 [ 注：希罗多德，《波斯战争》第9卷，第50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1卷第537页。 ]
虽然具有这种经验，而且希腊步兵的指挥官提出了建议，但是波斯人的会议仍然拒绝采取后勤战略，距亚历山大军队最近地区的官员主张，“他将不允许其统治下的一所民房被烧毁”。 [ 注：阿利安，《远征》，第1卷，第12页，第7行，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18页。 ]
于是，波斯人的会议选择了战斗战略，他们的军队在亚历山大军队进入亚洲或不久即与其进行了交战。格拉尼卡斯河会战中，亚历山大的禁卫军骑兵击败了波斯人的通用骑兵，接着又从翼侧和后方攻击了他们雇佣的希腊重型步兵，从而使波斯人输了他们的防御会战。这次会战中，波斯人损失惨重，他们的步兵死的死，被俘的被俘。此次失败及其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决定了在亚历山大军队通过安纳托利亚的整个进军中，再无波斯野战部队与其作战。与此同时，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大流士开始组建新的军队。
在实施入侵的过程中，亚历山大除了采用战斗战略别无选择，因为他没有攻击波斯军队后勤的手段。但是，他确实可以选择对付强大的波斯舰队。这支舰队有效地制止了马其顿人大部分跨爱琴海的运输。“虽然他们处于优势”，亚历山大的干将，聪明而又经验丰富的帕尔梅尼奥(Parmenio)还是“建议亚历山大进行一次海战，以期希腊人能够以自己的舰队战胜波斯舰队……他还极力解释说，如果他们赢得了海战，就能为达成这次战争的主要目标创造了重要的有利条件；而如果他们被击败，也不会造成重大影响；因为即便如此，只不过是波斯人继续保持制海权而已”。亚历山大却坚持，他不想因如此“不可靠的一个因素”而放弃制海权，因为在海上“马其顿人拥有技能和勇气上的优势”。但是，他强调了海战一旦失败的政治后果，那将会对“他们天下无敌的战争声望造成不小的影响，还有其他原因，特别是希腊人因受其海战失败消息的鼓舞，可能会产生勇气，企图发动革命”，反对马其顿人对希腊的统治。 [ 注：阿利安，《远征》，第1卷，第18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25页。 ]
但是，亚历山大可以不采取战斗方法而采取后勤方法，即“通过在陆上击败波斯军队的方法击败波斯舰队”。亚历山大解释说，“如果他攻占了沿海城市，就能使波斯舰队化为乌有。因为那样的话，波斯舰队不仅找不到征募水手的港口，而且在亚洲的所有海港都无法得到船只”。一开始，这一战略也适应其后勤需求：沿着肥沃的安纳托利亚海岸进军，并保持与其沿岸运动的补给船队的接触。 [ 注：阿利安，《远征》，第1卷，第20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427页。 ]
这条进军路线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上的有利条件，沿岸地区的人口希腊族人占大多数，经常起义反抗波斯当局。由于亚历山大代表着希腊城邦联盟，所以他发现安纳托利亚的希腊人城市容易向他屈服。亚历山大打算寻找这样一个坚实的政治基地，以利于对波斯的征服，因为他明白这是成功的基础。面对这样一群由波斯国王臣民组成的联合起来的政治反对派，亚历山大在格拉尼卡斯的胜利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因为尽管拥有强大的军队，他也不可能统治这样一个庞大的敌对国家。在亚历山大的进军过程中，希腊人的城市纷纷臣服，他扮演了一个把他们从波斯统治者手下解放出来的角色，并从这些臣服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的人员中指定政治上可以接受的官员。
亚历山大的这次入侵，显示了实施以征服国土为目的的持久战略的两个可变因素的重要性。如果亚历山大率领其庞大的军队进入一个像希腊那些城邦一样的小国家，那么他的军队与地域空间的比例就会使该国的人民大众不可能进行抵抗。但是他所进入的安纳托利亚虽然仅是波斯帝国的一个地区，如果面对真正的政治反对派，要使这样一个大国臣服，并使之保持下去，那么他也会深感人手缺乏。亚历山大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他在那里找到并精心而又精明地培养了政治上的支持者。
亚历山大的成就说明了政治态度和培育政治态度的重要作用，而叙利亚的安条克七世的经验则更生动地展现了这一点。公元前130年，安条克七世由伊斯特进入美索不达米亚，以收复其当时被入侵的安息人所占领的领土。安条克在战场上打败了安息人，受到希腊文化城市和许多其他不满安息人统治的城市的欢迎，他仅经过一次战役便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并把安息人赶回了自己的老家。为了确保他的征服，安条克在被征服的领土上过冬，将其军队分散驻扎在几个城市里。但是，军队的消费，以及他们令人讨厌的行为，使这些城市疏远了安条克。这些城市渴望恢复安息人的统治。与此同时，安条克国王显然更热衷于以饮酒作乐打发冬天，而忽视了作为指挥官的职责。安息间谍设法安排安条克驻军城市的人民同时攻击其士兵，与此同时，安息人早已占领了战场，在当时欢迎安条克的地区找到了补给和支持。安息人杀了安条克，并与驻军城市的居民一起俘虏了大部分惊惶失措的军队。
波斯帝国的大多数非希腊人地区也向坚定而宽宏大量的亚历山大屈服了。但是，由于亚历山大的统治既宽松又精明，所以他们没有像安条克的支持者那样转过来反对他。马其顿人国王在波斯帝国保持了半个多世纪的平稳政治形势，已经形成了令人瞩目的向心趋势，当然也伴随着经常的叛乱。这些叛乱通常是由称为总督的当地统治者领导的。这些王侯要保持他们对整个波斯帝国的权威，确实困难重重，而且冲突不断。大流士三世只统治了两年，既没有建立起权威，也没有树立起威望，其原因只是由于他出身于皇族的一个远支，而且是通过暗杀两个前任爬上王位的。
亚历山大利用这种政治形势，而且通常能够确保大多数总督辖地的服从，叛乱的地区甚至在他跨越边界之前就屈服了。然后，他聪明而又小心翼翼地保全既得利益，常常给那些服从于他的总督赋予权力。
即使中央政府没有这些政治弱点，地方当局也会发现，在亚历山大打败波斯军队之后，要想组织起强有力的抵抗也是困难重重。与希腊不同，波斯城市和省份没有民兵。帝国的大多数非希腊公民没有服兵役的传统，也从未经过军事训练，长期以来，一直是依靠国王和总督的职业军队。如果地方当局要对亚历山大进行强有力的抵抗，那么由于没有民兵防守其围有城墙的城市，他们只能放弃将亚历山大拒之于国门之外的持久防御战略，而代之以采取防御性袭击战略，袭扰亚历山大的军队。在此后长期的征服过程中，亚历山大都面临这种反抗。
亚历山大征服了安纳托利亚的西部和中部之后，沿着海岸向叙利亚进军。早秋时节，颇有才能的统帅大流士三世率领他的军队从巴比仑到达这里，占领了叙利亚西北部的阵地，准备迎击敌军。该阵地位于亚历山大向叙利亚海岸推进方向地点的翼侧。波斯军队在一个肥沃的平原占领了水源充足的地区，在那里，国王能够很容易地补给军队，并且，如果战斗打响的话，他将有足够的空间运用数量上占优势的骑兵。大流士的军队占领了一处翼侧阵地，如果亚历山大通过该地前往叙利亚海岸的话，那么他就可以攻击敌人军队的后方。
但是，亚历山大没有进攻，而是等待。他前后机动他的军队，寻找食物以及依靠船只获得补给。亚历山大预计，大流士的庞大军队会很快消耗尽附近地区的给养，从而被迫要么前进，要么撤退。但正当亚历山大的迟滞已经消耗了大流士的给养时，这位国王却令其军队向海岸运动。亚历山大还不知道大流士军队的运动。他召集了一个战争会议，决定挥师南下海岸。这样，尽管亚历山大实施了机智的迟滞，但事出意外，大流士军队从亚历山大的后方来到了海岸。在那里，波斯人拥有一条撤往叙利亚的路线，同时也切断了马其顿人的退路。
大流士的军队已经占领了翼侧阵地。占领了这种阵地的军队，具有运动至由其阵地前通过的敌军后方的能力；运用这一有利态势，可以阻止敌军的前进。亚历山大没有攻击位于翼侧阵地的波斯军队，因为那里是平原，提供了便于数量众多、技能优异的波斯骑兵行动的良好地形；而是采取了拖延的后勤战略，这样，补给的短缺就会迫使大流士撤离其翼侧阵地。虽然亚历山大没有感觉到，但其后勤战略确实起了作用，大流士不得不将军队向前机动。很显然，亚历山大更喜欢在海岸而不是在平原与大流士作战，于是他指挥军队通过敌人阵地前，而恰在此时，大流士也指挥军队向前运动，进至亚历山大的后方，封锁了他返回安纳托利亚的路线，实现了在翼侧阵地上所能起到的威胁。
由于亚历山大的军队住在乡下，而且依靠沿岸航行的船只进行补给，所以大流士进至后方并未切断他的交通线。但是，这一位置确实打通了安纳托利亚通往波斯的道路，威胁到马其顿人已经征服了的土地，并有可能将亚历山大的入侵变为袭击，即通过了一个国家却未控制它。因此，亚历山大不能置这种态势于不顾，而继续向南方进军，而且，设法进入安纳托利亚绕到波斯人的后方也于事无补。这样，亚历山大就必须面对大流士的军队，与其进行并不畏惧的面对面的战斗。但是，波斯人进至亚历山大的后方已经使大流士具有了在会战中实施战术防御的优势。他必须进行这场战斗，以挽救其行将灭亡的帝国。
要想以后勤战略对付敌人，这对位于狭窄谷地之中的亚历山大的庞大军队和波斯人的军队都不利。于是，亚历山大立即下定决心战斗，向北进军，去攻击位于狭窄地形上的大流士军队。这种地形不便于波斯人强大的骑兵部队行动。但是，大流士由于将军队从翼侧阵地运动到了亚历山大的后方而占据了进行战术防御的最大优势。波斯国王将军队部署在一条溪流的后方，以一些野战筑垒工事增强了正面，并将其骑兵集中于靠近海岸仅有的一块开阔地上。但是，亚历山大重型骑兵的战术优越性及其对四种武器系统熟练的综合运用，决定了这次作战的胜负。马其顿人在这次伊苏斯会战的胜利，使波斯人在人力和声望上遭受了沉重损失，并为亚历山大敞开了通往帝国地中海其余地区，包括埃及的大门。这些地区在亚历山大后续的征服中被占领。
亚历山大后勤战略的真正意图是要通过剥夺其基地的方式打败波斯人的舰队，因此他选择了征服波斯领土，而不进入美索不达米亚对大流士实施战略追击。出于这一原因，他在当年冬季和第二年的春季，用了7个月的时间围攻并最终占领了重要的城市和海军基地提尔，从而成功地打击了腓尼基海岸和波斯海上力量的心脏。一直延迟到第二年夏季入侵美索不达米亚之前，亚历山大已经完全征服并组织好了自己的后方，之后，他便在最佳战役季节开始其征服的第二阶段行动。这次战役，亚历山大采取以前的模式，在艾贝拉会战中赢得了另一个主要的战术胜利，征服了美索不达米亚，将大流士赶到了他的帝国最东部。
艾贝拉会战的前夜，自信的亚历山大睡得非常之好，以至于对第二天将军们叫醒他感到不耐烦。一位将军“问他，这怎么可能呢？当他就要去进行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会战时，他还能睡得这样熟，就好像他已经是胜利者了。‘我们还没有取胜吗？’亚历山大微笑着回答，‘我们至少可以免受在广阔而荒芜的荒野上四处追击大流士之苦，终于使他与我们作战了。这还不是胜利？’”当然，国王对大流士的政治实力和打开波斯大门的评价过高了，但也不难看出，他的相对较小的军队在波斯帝国剩余的广大空间中所遇到的问题，以及迫使一个不情愿的对手与之作战所必然遇到的困难。 [ 注：普鲁塔克，《人生》，第487页。 ]
在艾贝拉击败大流士之后，亚历山大再次向东推进，接受波斯大多数地区总督的臣服。打败大流士之时他便宣布，波斯帝国的皇冠非他莫属，但要以仁慈宽恕和尊重之心对待被打败的波斯人，甚至开始穿着波斯式样的衣服。这些措施有助于波斯人官员归顺其统治，而大流士却被自己的一个部属贝苏斯谋杀篡位。亚历山大的进军把这个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他通常让投降的总督留在原来的职位上。他的征服补偿了他的战争，缴获了波斯国库的7290吨黄金和白银，为其继续进行征服提供了充足的资源。
亚历山大与袭击战略的较量
总督臣服的模式不适用位于山区的大夏或沙漠附近的粟特(现阿富汗北部及其邻近的苏俄地区)。在当地领导人的带领下，这两个地区的尚武居民坚持抵抗亚历山大的统治。亚历山大率军穿过两个地区，占领了主要城市，俘虏了认为国家已经置于其统治之下的贝苏斯。但是，几乎是立刻，叛乱者们占领了他的8个位于粟特的筑垒哨所。亚历山大派出一支救援部队，奔赴距离最远的位于马拉坎达的一个哨所，并亲自指挥部队围攻并占领了其他的7个哨所。他屠杀了要塞内的全部居民，但是，这并没有吓住叛乱者，这种对恐怖的运用反而激化了对其统治的反抗。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只有在受害者相信恐怖主义会无限制地持续下去时，实施恐怖才能起作用。 [ 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迈克尔·霍华德、彼得·帕里特翻译并编辑(普林斯顿，N.J出版社，1976年版)，第77页。 ]
显然，叛乱者不相信亚历山大能够获胜，被派往马拉坎达的救援部队的命运肯定支持了这种想法。在由800名轻型骑兵和1500名中型步兵组成的马其顿部队进攻之下，坚守马拉坎达的叛乱者撤退了。救援队对其实施追击，而拥有许多装备弓箭的轻型骑兵的叛乱者在沙漠附近的平地上停止了下来。历史学家阿利安(Arrian)描述道：当马其顿步兵发起进攻时，叛乱者的骑兵“在步兵方阵的周围驰骋，向其放箭”，而马其顿人的骑兵“被连续不断的行军搞得疲惫不堪，而且也缺乏饲料”，因此对演变成防御的战斗毫无贡献。骑兵弓箭手对马其顿人始终保持压力，“无论其停止还是撤退。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被箭所伤，还有一些人死于弓箭之下。于是，其指挥官将部队列成方队，向河退去”。经过一阵犹豫之后，终于撤到这条浅河的一个岛上。在这里，骑兵“完全包围了他们。除少数人被俘，沦为奴隶之外，其他人全部被杀”。这种结果显示了轻型骑兵的战术威力，预示了后来克拉苏败在安息人手中的厄运。叛乱者从这一胜利中受到了鼓舞，促使亚历山大镇压政治对手的恐怖主义失效。 [ 注：阿利安，《远征》，第4卷，第5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05页。 ]
当然，亚历山大要以牙还牙，但是，即使是使用新生的轻型骑兵也赶不上乘马的叛乱者。这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态势，是古代战略家必须依此制定其战略的基础。在两种相似的武器系统之间，退却的总是比追击的快。退却的重型步兵比追击的重型步兵快；后撤的轻型步兵可以比追赶的轻型步兵快；此法则同样适用于乘马、乘车的武器系统。这是一条战略真谛，虽然在战术上可能与此不同，并且在战略上也可因诸如河流等地形障碍而改变这一规律。但是，退却的军队可以通过砍倒树木、烧毁桥梁、凿沉渡船等方法阻断道路，也可以留下后卫迟滞追击者，保障主力继续退却。退却比追击在战术和战略上所占有的优势，意味着亚历山大以轻型骑兵追击叛乱者的轻型骑兵注定要失败。
亚历山大面临着这样一种形势，若干部分武装和乘马的叛乱者向其统治提出挑战，并控制了他的军队没有占领的地点。他的对手主要采取一种袭击战略，攻击他的前哨部队(强点除外)，避免与其大部队接触。亚历山大的对策是，将其军队区分为五部分，走遍整个叛乱国家，镇压敌人的大本营。他毫不畏惧敌人的轻型骑兵，因为他在军队数量和质量上拥有巨大的优势，并有充足的轻型骑兵、徒步弓箭手和投石手兵力。他还通过在当地招募的办法增大了自己轻型骑兵的数量。
亚历山大的对手以袭击迎击他的持久战略。依靠撤退比追击速度快的优势，他们设法避开马其顿人的强大军队，集中攻击较弱的分遣队，然后在亚历山大的军队迫使其战斗之前便撤走了。这些由较弱的一方实施的袭击，与希腊人所使用的著名袭击不同。希腊人是作为较强的一方实施的袭击，其目的是破坏谷物，以获得政治特权或强迫较弱的一方与之战斗。希腊城邦无法与难以捕捉的敌人战斗，只能攻击他们的资源；而大夏人和粟特人则与此不同，在追求战斗战略的同时避开主要的敌方军队。这种类型的袭击在战术上与皮尔塔斯特接近重型步兵投掷标枪尔后撤走以避开突击战斗的行动相似。这种对袭击的用法，所依靠的是袭击目标不确定和逃开追击者的能力，而此正是构成游击战争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