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克敌人的大本营之后，亚历山大开始剥夺游击队进行袭击所必备的一个要素，即避开追击者所必需的无拘束机动能力。他在这个国家的已平定地区建立了大量筑垒军事哨所，并分别派兵驻守。这些哨所降低了他的军队在袭击者攻击面前的脆弱性，并抑制了袭击者的运动。这些哨所控制了交通线，因此像阿利安所描述的，叛乱领导人在一点上“看去，就像所有的地方都被马其顿的驻军占领了，他们连逃走的道路都没有”。地理因素也促进了制止叛乱者运动目的的实现，从而使他们的袭击变得更加困难和危险。因为，大夏的群山限制了通往亚历山大占领区的山谷的道路，而粟特的干燥则限制了聚居于河流附近潮湿地区的村落。 [ 注：阿利安，《远征》，第4卷，第17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18页。 ]
亚历山大的每一个筑垒哨所都配置有骑兵部队，以便追击袭击者。阿利安描述了叛乱领导人斯比塔门尼斯及其来自斯太皮斯的西徐亚人是如何袭击的情况。他们占领了大夏的一个要塞，但发现另一个要塞太强，于是，叛乱者在“收缴了大量的战利品之后就走了”。第二个要塞的驻军包括60名刚刚从疾病中恢复过来的禁卫军骑兵，“这些大病初愈的骑兵听到西徐亚人的袭击之后，立即披挂上马。然后，从驻地召集了80名雇佣希腊人骑兵”，“其中一些是皇家的仆从，向外冲去”。他们“向西徐亚人进攻，西徐亚人大感意外，措手不及。第一次攻击就缴获了他们的全部战利品，并杀了运载这些战利品的大部分人。但由于骑兵之中没有人指挥，因此在没有任何组织的情况下返回，结果中了斯比塔门尼斯和其他西徐亚人的埋伏，损失了7名禁卫军骑兵和60个雇佣骑兵”。 [ 注：阿利安，《远征》，第4卷，第16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17页。 ]
这类双重意外在游击战争中当然肯定具有典型性，一直困扰了亚历山大两年。虽然马其顿人所采取的措施增强了对攻击的防御，而且抑制了敌人的运动，但他们想去除游击队袭击的企图却失败了。要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内，制止在人民之中得到政治支持的游击队的袭击，入侵者的士兵显得太少了。
于是，亚历山大采取了一个新的政治措施：他放弃了恐怖统治，转而实施怀柔政策。安抚对手的关键一招是与大夏主要巨头之一奥克夏尔特(Oxyades)的女儿罗克桑娜(Roxana)结婚。亚历山大会发现，他的政治姿态并不太痛苦，因为据说他爱罗克桑娜，而亚历山大军队中的人们则认为，“罗克桑娜是他们所见过的亚洲女人中，除大流士妻子之外最美丽的一个”。这使得奥克夏尔特顺从了亚历山大的统治，而且这种“方式可以减少胜利者的征服和傲慢给其带来的羞辱”。通过其他相应的政治行动，亚历山大建立了一个政治基地，这对其有效的军事措施是一个补充。最终，他克服了人民对他的统治的反抗。 [ 注：阿利安，《远征》，第4卷，第19页，转引自《希腊历史学家》第2卷第520页；柯蒂乌斯，《亚历山大史》，第8卷，第4页，第25行，转引自约翰.C.罗尔夫翻译的柯蒂乌斯著《亚历山大史》两卷本(剑桥，麦斯出版社，1956年版)，第2卷，第271页。 ]
就像在波斯帝国剩余地区的征服一样，在大夏和粟特，亚历山大需要一个适当的政治基地支持他的军事胜利；若非如此，以这样一支小的军队，在相对广大的大流士领地上，必败无疑，就像后来安条克军事胜利的影响在面对人民的政治对立之时烟消云散一样。
没有政治支持的军事胜利：汉尼拔与费边战略斗争的经验
汉尼拔及其马其顿战斗系统与罗马人相比，具有亚历山大与波斯人相比相同的优势。就像亚历山大一样，迦太基领导人也热衷于取得连续的战术胜利。但是，汉尼拔所面临的政治形势与亚历山大完全不同。虽然意大利与庞大的波斯帝国相比是渺小的，但对于汉尼拔一开始只有不超过50000人的军队来说，要征服它还是显得地域太大、人口太多。即使汉尼拔在坎尼取得压倒性胜利之后，意大利的大多数城市仍然保持着对罗马的忠诚，“这是一种盟友对罗马政府的畏惧和尊敬之情”。此外，罗马人自己及其盟友均拥有民兵。这就意味着每个城市都能保卫自己，而军队如果被消灭，罗马人可以创建和替换比波斯国王所能创建和替换的更大的军队。虽然动员的民兵步兵与汉尼拔的正规军队相比缺乏战斗力，而且也无法模仿马其顿人的合成军队战术，但是他们具有构筑和防御筑垒要塞的能力。这样，汉尼拔所面对的是一种在20世纪被称为民族抗战的战争。这种战争所发生的国家国土广大、人口众多，足以防止其军队的大部分不被敌人同时控制。 [ 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90页，转引自巴顿译本第2卷，第223页。 ]
甚至在坎尼会战之前，汉尼拔胜利进入意大利，就已导致费边领导下的罗马人采取更加慎重的战略。敏锐而又精明的、掌握指挥权的费边率军迎敌。当时，汉尼拔“拥有如此之多的战利品，以致其军队无论是拉还是背都无法将其全部带走”。他们在“亚德里亚附近一个物产丰富的国家里”安营扎寨，在那里，他“付出巨大的精力用于恢复其人员和马匹的元气”。费边在距汉尼拔6英里处安营扎寨。汉尼拔“希望一鼓作气发起攻击，对敌人造成有效的威胁。于是他率军出战，想在距罗马人营地不远的地方与其交战，但等待了一些时间之后，无人出来迎战，只好又返回自己的营地休息。狡猾的费边早已决定，绝不冒任何风险，或者冒险与敌人战斗，而把保障部队安全和自己对部队的控制作为其第一位和主要的目标。他坚定地坚持自己的目的”。 [ 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86页第9-10行、第87页第1行、第89页第1-2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2卷，第213页、第217-219页。 ]
汉尼拔是其时代的伟大斗士，当然不会贸然进攻驻扎在筑垒营地内费边的罗马军队。因为在那里，罗马人的防御力量将会轻易地压倒迦太基老兵的战术技能。但是，费边战略的内涵绝非仅仅是避免失败。无论何时，只要迦太基人运动他们的军队，“罗马人就继续向后方运动，始终与敌人保持1-2天行程的距离，绝不接近敌人或与敌交战”。有时，费边会“与敌人平行机动，并总是在敌人的前方占领阵地。这些阵地都是他根据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所选择的最有利的阵地”。采取这种跟踪汉尼拔军队的做法，诡计多端的费边使敌人的后勤补给困难起来，并赢得了一些小冲突。因为，当时汉尼拔不得不分散其军队寻找食物，而一些人就会“远离其驻地进行掠夺”，此时，罗马人就能“抓住或杀掉一些敌人”。采取这种方法，费边就能“始终持续不断地削弱敌人有限的兵力”，并且，通过袭击掠夺者，还能“以这种部分的胜利恢复自己部队的士气”。 [ 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90页第9行、第90页第1行、第90页第2-4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2卷，第221、219页。 ]
费边战略的基础是拒绝会战的能力、实施防御的战术力量、对有城墙城市的控制能力和优异的后勤供应。从对掠夺者和散兵游勇实施突袭方面来说，他运用的是集中兵力以强击弱的小规模袭击战术；从控制国家和接受在深壕后面战斗方面来说，他运用的是持久防御战略；而从他常常依靠后退方面来说，他也依赖袭击战略。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两支编制结构相同的军队之间，追击者难以赶上撤退者。只要能够避免被诸如河流等障碍物阻碍，费边总是能够摆脱汉尼拔；而他对地形的熟悉，则使他总能避免失策。当然，费边也乐于按自己的规则打仗，也就是在深壕高垒的营地内作战；但是，汉尼拔从未被敌人的费边战略所激怒，犯下在费边希望的地方作战的错误。
地图1.3 迦太基势力范围
汉尼拔确实破坏了一个特别肥沃的地区，希望“迫使敌人战斗”，但是费边太聪明了，绝不按敌人的规则战斗。他认为，在那里他将面临的肯定是败在运用优越的亚历山大战术系统的伟大将军手中的厄运。取而代之的是，费边要么利用防御的战略力量撤退，要么利用其战术能力防守坚固的筑垒营地抗击敌人的正面进攻，并占据了以逸待劳的有利条件；采取这些办法，他可以从自己的国家获得充足的补给。由于能够从城市的谷仓中轻而易举地获得资源，所以费边“从不允许他的士兵以任何借口从事掠夺或从营地分散出去，而是让他们始终集中在一起，寻找时间和地点上的有利战机”，抓住迦太基人的抢掠者和散兵游勇袭击之，尔后迅速逃走，以避免与迦太基人的大部队发生冲突。虽然费边战略具有某些后勤战略的成分，但其主要进攻因素却由集中兵力和以强击弱组成，所执行的是一种谨慎的袭击战斗战略。 [ 注：泼利比乌斯，《历史》，第3卷，第90页第11行、第90页第2行，转引自巴顿译本第2卷，第223、221页。 ]
就像在进攻战术中，伊巴密浓达那样的指挥官寻找并攻击敌人薄弱的翼侧或后方，或集中较大兵力攻击敌人战线的一部分一样，在费边战略中，当他集中较大兵力对付迦太基人的抢掠部队时，其做法与进攻战术是同样的。实践证明，集中兵力攻敌弱点的袭击效能在战略中与战术中是一样的，而且，在战术中，防御者的弱点只是与集中了较多兵力的进攻者的能力相比较而言的。但与战术不同的是，在敌人已经做好战斗准备时，兵力已经占优势的战略进攻的一方仍然必须找弱敌打。费边是通过达成突然性和切断迦太基人抢掠者的退路来做到这一点的。
汉尼拔的战略渐渐取得了成功。毁坏乡村没能迫使费边与其会战，但最终迫使罗马人的指挥官和战略发生了变化。这导致了他们在坎尼的灾难，但这场灾难反过来又促使罗马人返回费边战略，并再也没有背离这个战略。汉尼拔在意大利南部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基地地区，仍能随心所欲地在意大利半岛上纵横驰骋。他的战略的基础是：罗马人改变他们的战争目的，并通过谈判实现迦太基人能够接受的和平。但是，罗马人有时有些冥顽不化，总是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甚至在坎尼会战之后，汉尼拔及其军队不得不在意大利又停留了13年。
除了那些费边所利用的因素以外，罗马人的军事力量蕴藏于以各个城市训练有素的民兵为基础的庞大军队之中。罗马人的力量还在于对中心都市的控制以及这些城市筑垒所提供的防御能力。由于道路总是穿过人口中心，这些障碍妨碍了汉尼拔的运动，并确保了罗马人对从属乡村的控制和补给。依靠骑兵作战是汉尼拔的擅长，而对付筑垒城市，与罗马人相比则没有什么优势。罗马人在攻城技巧上同样擅长。在所有对筑垒城市的持久进攻中，汉尼拔几乎都面临着无法克服的后勤问题。而且，他还不能依靠水路进行这类长期补给，因为强大的罗马海军统治着海洋。除了依靠驮骡补给庞大军队通常所遇到的困难以外，汉尼拔还不得不对付罗马军队对其补给地域的蚕食，捕杀其搜寻粮草人员的行动。因此，汉尼拔不愿意攻城。
坎尼会战的失败对罗马人的政治力量形成了严重冲击：罗马的一些盟友背叛了，而另一些也变得不那么热情了。于是，罗马人开始集中精力对付这些不忠诚的的城市。他们之所以能够这么做，是因为凡没有汉尼拔军队的地方均由罗马人的军队控制着。汉尼拔无法解救那些被围攻的城市，因为罗马人建立了一条环绕防御者的对垒战线，并为其军队建立了补给充足的筑垒营地。有时，在围攻诸如卡普阿这类非常重要的城市时，还建立了第二条筑垒战线，在攻城设施周围构筑城墙，以防止来自汉尼拔军队的围攻。一个接一个，罗马人制服了那些背叛的盟友，并逐步缩小了意大利亲汉尼拔的地区。迦太基人的将军从未比袭击者取得更多的成功，而罗马人则以持久战略作为惟一的抵抗战略，从而使迦太基人能够自由活动的地区逐步受到限制。汉尼拔消耗罗马人的企图失败了；而罗马人不屈不挠的坚持却破坏了他的战略，因为罗马人的军队不仅在意大利取得了成功，而且慢慢地但却稳步地征服了迦太基人的西班牙。
汉尼拔成功地在一个敌对国家坚持了那么久，不仅反映了他的战术天才，而且反映了他的组织才能。比如，他必须征召当地部队，并以他的战斗方法去训练他们。但是他做到了，并且在他的领导下，使这支由不同成分组成的军队为他和他的事业而战斗。
但是，最终证明汉尼拔永远只是一个袭击者，既缺乏控制意大利所必需的足够的军队，又缺少像亚历山大在波斯帝国所寻求和培育起来的有力的政治支持。主要根据罗马人所运用的反抗战略，迦太基人漫长的战役可划分为5个阶段。初期，罗马人采取挑战性的持久防御战略，正中汉尼拔下怀。他对自己的战术优势充满信心，很乐意接受这种战略。
费边采取的持久防御战略使迦太基人的战役进入第二阶段。费边战略的基础是其国家的筑垒特长及其拒绝会战的能力；除非战斗是在他自己选择的掘壕阵地进行，否则绝不应战。此外，当费边跟踪迦太基人的军队，并突袭其搜寻粮草的散兵游勇时，其战略中还包含有袭击成分。但是，因为费边始终处于野外，只按自己的规则作战，所以罗马人没有像大夏人和粟特人那样开展游击战争。他们丧失了对国家的控制，无法在作战中正面对抗亚历山大。
在第三阶段，当罗马人短暂地恢复了基于战斗的持久战略时，坎尼会战的失败使盟友背叛的问题严重恶化了。他们不得不在第四阶段采取持久进攻战略，以攻城的方式制服背叛的城市。与此同时，他们又恢复了费边的持久防御战略，以对付迦太基人。在最后一个阶段，汉尼拔被罗马人的筑垒防御战略严重困扰，只能依靠在意大利南部建立的基地地区。同时，罗马人仍无力在进攻战斗中迎战汉尼拔，不能有效地采取进攻性持久战略对付迦太基人的基地地区。相反，他们在意大利之外的战役却取得了成功，征服了西班牙，最后还侵入了非洲。
汉尼拔在对付政治对手方面的失败与亚历山大在大夏和粟特的成功恰成鲜明对照。这两种情况都是伟大的统帅面对强大的政治对手，但在军事上占有优势。不过，亚历山大控制了对现存政权的支配权，并拥有征服大流士的合法身份。与此相反，罗马人始终保持了强有力的政府机器，这架机器是他们花费几个世纪建立起来的。而且，罗马人控制着城市和交通枢纽，而在大夏和粟特，这些都是由亚历山大控制的。最后一点，亚历山大能够维持其本已强有力的组织形势，而汉尼拔的政治能量仅仅是建立在最初的军事胜利之上的，因此无可奈何花落去。由于没有获得当地的支持，而其战场上的战术优势又被城墙和罗马人战场筑垒的优势所限制，所以汉尼拔失败了。他胜利的机会是建立在罗马愿意通过实现妥协的和平以摆脱汉尼拔军队的基础之上的，但实践证明，罗马人太热衷于实现其完全摧毁迦太基人力量的目标了。汉尼拔失败的例子充分说明了政治因素对军事胜利的限制。
古代少有的内线作战战例
罗马人对汉尼拔军队的一次胜利会战展示了战略上集中兵力的价值。罗马人的胜利并非对汉尼拔本人，而是对他的兄弟哈斯德鲁巴(Hasdrubal)。哈斯德鲁巴于公元前207年由西班牙出发，进军意大利与汉尼拔会合。罗马人已经在意大利北部配置了一支部队，以对付此举，同时另一支部队在执政官尼禄(Nero)的率领下，在坎尼旧战场附近与汉尼拔的军队对峙。哈斯德鲁巴派出信使，要求汉尼拔向北机动，与其会合。罗马人抓住了的这名信使，了解到哈斯德鲁巴对他们的威胁，而汉尼拔对其增援兵力的到达却一无所知。
尼禄迅速作出反应，秘密率领7000名精选士兵向北行军250英里，同与哈斯德鲁巴对峙的部队会合。哈斯德鲁巴知道对手已经获得了增援，并且不希望在没有汉尼拔的情况下与敌人作战，于是他决定拒战。但是，他的部队在夜间后撤时迷失了方向，找不到梅陶鲁斯河上的渡口，于是不得不在第二天与敌人战斗。罗马人取得了战斗的彻底胜利。他们杀了哈斯德鲁巴，给其部队以严重杀伤，并驱散了剩余的人员。紧接着，尼禄又率其分遣队再次南下，重新同其监视汉尼拔的部队会合。直至罗马人将哈斯德鲁巴的人头从城墙上扔进汉尼拔的营地之前，他仍然不知道哈斯德鲁巴已经到达意大利，也不知道尼禄曾经暂时离开其面前。
作战略图1.1 罗马人在内线的作战行动
尼禄的进军提供了一个战略集中的极好例子。这种集中只有利用位于两支迦太基人部队之间才能做到。在这种内线作战的形势下，罗马军团同时面对相距250英里的哈斯德鲁巴和汉尼拔，两支部队背靠背，位于两支迦太基人部队之间。每个罗马人分遣队各有一条战线，各条战线要么向敌要么背敌，而两支迦太基人部队也各有其与罗马敌人相对的战线。罗马人处于内线作战，迦太基人则处于外线作战。这就意味着，一支罗马人的分遣队可以直接向另一支分遣队派遣增援部队，而两支迦太基人的部队则实际上只有在能够绕过其当面罗马军团的情况下，才能互派增援。
这种对内线的运用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集中击弱的重要战略手段。处于内线地位的军队可以利用这种方式集中优势兵力打击敌人的弱点。外线军队的弱点是由于内线军队能够集中兵力而自己却难以集中兵力导致的。对这种态势的潜力要有全面认识，那就是这种潜力能否发挥，依赖于能否将敌人拖入会战。假如哈斯德鲁巴没有迷失方向，也没有被河流所阻，那么罗马人就不能将其拖入会战，罗马人集中兵力可能也因此而徒然空忙。在强者不能迫使弱者战斗的情况下，在内线集中兵力的做法很少使用。
由于居于内线的军队有机会集中兵力各个破敌，所以内线作战通常能给处于内线的军队提供一种优势。这与战术中位于两个对手之间的态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战术中的这种态势叫做被包围，是一种严重的不利态势。战术中的被围军队不仅不能集中兵力，各个破敌，反而不得不同时与所有当面的敌人部队战斗。包围者从正面、翼侧和后方攻击敌人，其对敌攻击行动相互支援，从而剥夺了被围者的机动能力。被围者很少能够在各个方向上都打得很好。战术条件与战略形势下内外线作战的区别主要在于距离，即外线军队是否相互靠近得足以相互支援。
恺撒在征服高卢战争中的战略
罗马政治家和统帅尤利乌斯·恺撒为征服高卢耗费了7年的时间。高卢大致相当于当今的法国地区。他之所以能够迅速征服这样一个广大的领土，是由于完美地掌握了罗马人的战争艺术。他把准备、耐心、聪明的战略、高标准的工程和后勤与无比的战术技巧紧密结合、融为一体。而且，他没有忽视对对手采取政治安抚政策。尽管他患有不雅观的癫痫症，但是，他临危不惧，与手下共患难，从而增强了他的精明领导，使其士兵坚强无比；而他的士兵们则以勇敢和技能熟练的行动回报他对士兵的宽宏大量和近乎多余的重视。历史学家普鲁塔克注意到，他以“有区别的热情”激励士兵；而他们也必须以罗马人自己掘壕的技能和实施的正规化来增强自己。 [ 注：普鲁塔克，《人生》，第511页。 ]
恺撒对高卢的征服是高卢人与罗马人若干世纪冲突的继续。这些冲突导致了罗马人对意大利北部高卢人的征服，并一直扩展到对罗讷河的控制。虽然恺撒面临着全民族的抵抗，但无论是高卢各部族之间还是贵族与农民之间都缺乏团结一致。正如恺撒所说，在贵族眼里，农民实际上与奴隶相同。此外，一些高卢人部族与罗马人关系友好，恺撒的骑兵很大程度上是依靠高卢人。这样，恺撒在政治形势中就拥有了举足轻重的力量要素。
虽然一开始恺撒能够在同一时间只与一个部族作战，但最终，在一个冬季，他不得不面对所有的部族作战了。追求后勤战略的、具有洞察力的韦辛格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是这些部族首领。根据恺撒的情况，高卢人将“制止罗马人搜寻粮草和获得补给”作为“首要目标”。对于高卢人的骑兵力量和当年的季节来说，这是一项容易完成的任务。因为“在冬季没有牧草可割”，罗马人“必须分散为小群，到各地的谷仓中去寻找粮草。这样，他们就会被高卢人的骑兵一天一天消耗掉”。高卢人不仅采用了费边战略的袭击方式，而且还采用了波斯人曾经拒绝用于对付亚历山大的方法。果断的韦辛格托里克斯声言：“个人利益必须为共同的事业而牺牲。道路两旁的小农场、谷仓等必须烧掉，一直烧到掠夺者难以到达的地方。而他们自己由于能从战区的人民那里得到资源，所以将会获得足够的补给。必须把罗马人要么饿死，要么从其营地赶到远远的野外去冒极大的风险；不管是杀死他们还是抢到他们的物资都行，因为没有物资，他们就不能进行战争。”他严酷无情地运用了他的后勤战略，甚至计划烧掉那些他无法防守的城市，以便消除“备用库存”粮食“被罗马人抢走”的后顾之忧。 [ 注：恺撒，《高卢战争与其他著作》，摩西·哈德斯译本(纽约，1957年版)，第159-160页。 ]
韦辛格托里克斯并非高卢战争中运用后勤战略的第一人。在此之前就曾有一位部族首领运用这种战略对付过恺撒，而恺撒也曾从运用此战略中获益。当时，高卢的一个部族比利其人曾经集中其所有军队与恺撒作战，除非依托自己营地的城墙作战，恺撒一律拒战。正如他所预料的，事实证明比利其人足够聪明，绝不进攻居于如此坚固阵地内的他，而是等待他从供给充足的营地出来；反过来，他则等待比利其人耗尽自己的补给品，就像在伊苏斯战役期间，亚历山大等待大流士在其翼侧阵地耗尽粮草一样。恺撒比亚历山大更加成功：正如恺撒自己所说的，比利其人“自己的物资供应所开始枯竭了”，决定将其集中起来的庞大军队分散，以便能够返回他们的“自给自足”的家园。接着，恺撒离开他的筑垒营地，发起了对分散小群的比利其人的战役。 [ 注：恺撒，《高卢战争与其他著作》，摩西·哈德斯译本(纽约，1957年版)，第45页。 ]
敏感、机智的韦辛格托里克斯严格而有效地运用其战略。当恺撒向其进军时，他尽力避免会战。他始终保持距离，并防止受到战斗的诱惑，坚持后勤战略，不“在激战中碰运气，而是使敌人不能获得谷物和进行掠夺”。恺撒的反击战略是“要么将韦辛格托里克斯从丛林中引出来，要么将其封锁，迫其屈服”。他最初的措施是同时围攻两座城市。在高卢人就在附近的情况下，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据恺撒描述，在围攻布尔日时，韦辛格托里克斯埋伏在附近，“监视着我们实施抢掠和收集谷物的部队。当这些部队分散到足够远的野外时，他就攻击这些部队，从而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种情形“造成了供给严重缺乏，以致若干天部队没有一粒粮食，只能靠从偏远乡村赶来的一些家畜充饥，才免于饿死”。 [ 注：恺撒，《高卢战争与其他著作》，摩西·哈德斯译本(纽约，1957年版)，第189、161页。 ]
虽然恺撒设法保持了军队的供应，但他感到无法让其军队长期驻扎在高卢中部。不仅因为他无法继续补给自己的军队，而且因为韦辛格托里克斯在高卢东部实施了对亲罗马人部族的袭击。恺撒向东进军，并以一支大部队跟踪韦辛格托里克斯。但是，韦辛格托里克斯认识到，“罗马人在扩大了自己的军队之后还会返回来，那样将永远无法结束战争”。也许是出于过分自信，也许是受到了追随者的压力，绝望的韦辛格托里克斯转而采取了持久战斗战略，并冒险出战。失败后，高卢首领退回阿莱西亚城，在那里遭到了恺撒的围攻，一支增援的大部队也被恺撒阻回去了。
罗马军队的补给存在着通常会遇到的困难，但罗马人的后勤供应还是克服了这些障碍，并保障了军队的供给，这或许是因为由45英里之外的一条可通航的河流获得了食物和饲料补给。对城市的围攻展示了罗马人工程保障的彻底性和有效性。为了实现攻城部队的合围，恺撒构筑了一条长10英里的战壕线。这些工程措施由部队挖掘的距主要塞600步远的壕沟组成。恺撒解释道，这条主要防御线包括“两条宽、深各15英尺的壕沟”，沟内注满了水，水是“穿过平原或洼地从河中引来的”。壕沟的后面筑起了“12英尺高的城墙和木栅”，并且在此“整个一圈”，工程人员“每隔80英尺就建一座塔楼”。 [ 注：恺撒，《高卢战争与其他著作》，摩西·哈德斯译本(纽约，1957年版)，第194页。 ]
为了充分实现要塞“只有少数士兵便能防守”，恺撒砍倒树木，将树干和树枝“剥皮削尖”，在土墙和壕沟前面埋入5英尺的地里，使其“牢牢立住，不能被拉松，大树枝凸出”地面。“这些障碍组合并交织成5排，任何人踏进去都会被非常锐利的木桩刺穿。因此，这些尖桩被人们称为‘墓碑’。在这些尖桩的前面，又挖了一些口阔底小深3英尺的坑。”坑内“植入大腿粗细、顶部被烧成尖硬的光滑圆木，露出地面不超过4英寸。为了使圆木能够在坑内立稳，都填土并用脚将底部踩实；坑的其余部分则用细树枝和灌木等覆盖，以伪装陷阱”。这些被人们称为“百合花”的陷阱“共有8排，每排间隔3英尺”。在这些陷阱的前面，人们安置了“一英尺长的砧板，板上嵌有铁钩”。这些铁棘“全部埋入地里，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整个战场”。 [ 注：恺撒，《高卢战争与其他著作》，摩西·哈德斯译本(纽约，1957年版)，第195页。 ]
接着，恺撒的军队又建了这样一整条战线作为抵抗增援部队的防线。在攻城部队进攻的协同下，高卢人的增援部队在这样一条充分准备的强大阵地面前失败了，英勇的韦辛格托里克斯最终不得不投降。这次失败使得高卢的军事控制权交到了恺撒手中，而聪明的罗马人的管理最终不仅使高卢人顺从了罗马人的统治，而且使高卢人的语言、文化和情感也逐渐地罗马化了。
但在阿莱西亚失败之前，韦辛格托里克斯的战略曾将恺撒从高卢中部驱逐出去。除了采取焦土政策的防御性后勤战略之外，高卢人曾依靠袭击而不是迎战将罗马人拒之于国门之外。他们以这种方式实践了游击战争，与大夏人和粟特人不相上下。
在以袭击方式实施游击战争时，他们之所以能够避免战斗，是因为他们军队的基本武器系统与罗马人相似，因而能够利用其能力撤退和避免会战。如果韦辛格托里克斯试图在平原展开战役，而罗马人以安息人的方式武装自己，那么他早已失败了。像费边曾经对汉尼拔所做的那样，高卢人集中兵力对付罗马人的弱点，寻找和歼灭其搜寻粮草的小部队，从而取得了许多小的胜利。虽然攻击掠夺者和谷物收集者也是其战役的后勤有机组成部分，但他们以骑兵为主的力量构成有助于快速集中，促进了他们战略中战斗因素的发挥。恺撒总结了对付这种战略的问题：“如果恺撒选择结束这种状况，并消灭所有卑鄙的刁民，那么他就不得不将其建制的军队打散，派出许多小的分遣队；如果他选择保持集中的队形，就像建立罗马军队的实践所要求的那样，那么本地人将拥有地形上的优势，他们具有足够的勇气伏击这些分散的小分队，并将其逐个歼灭。在这种困难的态势下，每一种可能都要考虑再三，处理的原则是，如果要杀伤敌人而又必然导致我们部分损失的话，那么还是牺牲这样的机会为宜。” [ 注：恺撒，《高卢战争与其他著作》，摩西·哈德斯译本(纽约，1957年版)，第145页。 ]
与应用这种游击战争和防御性后勤战略相伴而来的另一个要求是：需要有足够的政治能量动员人民参加战争，并采取消耗巨大、缓慢见效的方法。高卢人的抵抗可能缺乏坚持实施这种战略的动机；当然，高卢人也缺少打败罗马人所需要的高度政治团结和支持。高卢人在自己的领土上作战，却破坏自己的突击，焚烧自己的农场；而罗马人却是以正规部队在异国他乡作战。曾经在与罗马邻近的高卢地区所展现的罗马人统治的宽容和才能，也使相当多的高卢人认为为建立独立的政府而付出代价不值得。
恺撒的伊莱尔达战役：一次不寻常的迂回作战
继恺撒征服高卢之后在恺撒与庞培之间进行的罗马内战，可以看作是一场政治家与杰出将军之间的竞争。恺撒拥有一支较强的陆军，驻扎在当今太平洋 [ 正版松鼠妖注：原文如此，疑为大西洋 ] 沿岸的高卢。但庞培控制着海洋以及除高卢以外的其他所有陆地。恺撒位于西班牙和意大利之间，进行内线作战。他首先突击实际上毫无防御的意大利半岛，在那里深受欢迎，不久就控制了那里，接着又进军西班牙。庞培逃到希腊，开始在那里以及罗马东部的地中海省份组织并集中部队。
当恺撒又返回西班牙时，他发现一支忠于庞培的军队驻守在那个地区。该地区是罗马人一个半世纪以前从迦太基人手里征服过来的。恺撒的副手率军向西，沿法国的地中海海岸进军，并于早春时节穿过比利牛斯而未受到庞培所属部队的抵抗。在西班牙境内，恺撒部队的数量占有优势，约35000人，对手的兵力约25000人；并且在骑兵方面力量远远胜于对方；此外，不像庞培的西班牙支持者的驻军，他的士兵都具有新鲜的战斗经验。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利乌斯是庞培驻西班牙的两员能干而又忠诚的战将，他们聪明地取守势，在西班牙北部塞格雷河上的伊莱尔达占领了阵地。此处位于塞格雷河流入埃布罗河的地点以北25英里处。在伊莱尔达和河西面的小山上，庞培的军队建筑了一个筑垒营地，用以保护他们的军队，并掩护一座连接河两岸的石桥。虽然他们占领了强有力的阵地，但他们把它只看作一个前哨阵地，因为他们计划在埃布罗河上进行主要抵抗。当准备好时，他们能够利用计划在塞格雷河口建造的一座舟桥轻而易举地撤过埃布罗河。
由于对立的两支罗马军队都是主要依靠重型步兵军团作战，所以战役是说明两支构成相似的军队交战中防御所具有的力量的最好例子。精明的西班牙防御者精心构筑他们的阵地，接着又构筑其下级部队的阵地。阵地是如此坚固，以至于恺撒的军队难以攻击，甚至在恺撒亲自指挥之后也是如此。可是，恺撒的入侵军队也不能绕过阵地，因为绕过虽然将打开入侵西班牙的大门，但庞培的军队接着就能进入意大利，而在那里所能给恺撒造成的破坏，要比恺撒在西班牙随心所欲运动所能给庞培造成的破坏要大。
庞培阵地的力量关键在于伊莱尔达有充足的补给品，以及控制着石桥，这使他们有了安全的保障和通过塞格雷河的可靠通道。这是一条恺撒入侵西班牙的春季随时可能河水暴涨的河流。这座桥可以使恺撒的对手很容易在河的任何一边集中他们的军队，并给了他们到东岸地区进行掠夺的通道。
恺撒在庞培军队阵地的附近也建了一个筑垒营地，并试图通过在上游建造两座桥梁的方法建立通往河东岸的通道，以便向塞格雷河的东岸派出部队和搜寻粮草的分队。但是，洪水很快冲走了其中的一座。待其重建之后不久，出人意料的下了一场大雨，恺撒说：大雨“冲下山上的积雪，河水泛过河岸，一天之内就将两座桥全部冲走了”。这场洪水还阻滞了恺撒由高卢来的补给队，使其军队在晚春时供应困难。从后勤供应角度讲，“这是一年中最困难的季节，庄稼成熟的季节才刚刚过去不久，冬季储备的谷物就没有了，全社会都在缺粮”，因为在庞培军队已经将所有剩余的粮食都用于建立他们的储备去了。最终，恺撒在距伊莱尔达很远的塞格雷河上游建了桥，接到了他的补给队，缓解了后勤危机。但是，在驱赶其对手方面，仍然是无所作为。 [ 注：恺撒，《内战》，第1卷，第43页，转引自皮斯克特译本，第71页。 ]
即使有恺撒精明而果断的领导，而且军队数量占优势，但面对这种补给上的困难，再加上居于劣势但指挥老练的敌军拥有横跨关键性连接通道占领筑垒阵地所具有的防御能力，同样也是一筹莫展。不过，6月中旬，随着春季洪水的结束，恺撒在上游18英里处建起了一座桥，并成功地在城市附近的河里创造了一段浅滩。这些都为他提供了通往东岸的更加安全的交通线，使其较强的骑兵能够控制敌人所依赖的筹集粮草的地带。这种威胁，以及恺撒现在可能攻城的顾虑，使得庞培的将军们打算撤到埃布罗河，即他们的第二条防线。得知他们后方的一些西班牙本地人已经归顺恺撒的消息后，更加坚定了他们的决心。利用撤至埃布罗河的塞格雷河东岸尚在控制之中，且距离只有25英里的有利条件，他们顺利地在黎明之前撤出阵地，比恺撒的机动有了一个更好的开端。此时，恺撒的军队由于要经由浅滩通过塞格雷河非常困难，因而行动迟缓，所以比他的撤退中的对手落后了数个小时。
但是，正如恺撒所说，他运用他的战斗经验丰富的轻型骑兵“骚扰并反复袭击敌人的行军队形”，迫使庞培的军队撤退十分缓慢。因为，“在行军队形的两侧有大量的骑兵蜂拥而至，妨碍了他们的行军”。有时，“庞培军队的行军纵队的尾部被拦截乃至与其他部分分隔，有时他们的旗帜推向前进”，而恺撒的骑兵“被庞培军队的步兵大队的集团冲锋赶了回来，接着恺撤的骑兵又将庞培的军队团团围住，将其压缩成一团”。 [ 注：恺撒，《内战》，第1卷，第63、64页，转引自皮斯克特译本，第87、89页。 ]
敌人撤退速度的减缓，使得恺撤的老兵们能够通过急行军赶到撤退的庞培军队的后方，而庞培的军队则迅速在高地上展开成作战队形。庞培军队的位置对防御非常有利，致使恺撒认为不能以自己疲惫的部队对其发起进攻。但是，庞培的军队希望尽快到达和越过埃布罗河，因为在撤退中所到达的这个起伏不平的多山地区，他们无法长时间地为其军队寻找食物，为其马匹搜寻饲料。然而，“由于被整天的战斗和跋涉弄得疲惫不堪，他们”在第二天没有继续行军，而是将时间用于侦察其后方以及距横跨埃布罗河桥梁的9英里内的情况。他们的观察发现，他们的后面有“5英里的平路，接着就是崎岖不平、山峰陡峭的山地，无论谁占领了峡谷，要想阻住对方都是轻而易举之事”。于是，他们计划“第二天黎明前出发”。 [ 注：恺撒，《内战》，第1卷，第65、66页，转引自皮斯克特译本，第91、93页。 ]
恺撒也侦察了路线，并在第二天黎明开始行军。此次行军，他采取了迂回运动。这是一种在战争中最困难但也可能是最具决定性的机动。当恺撒“在黎明前”开始他的机动时，其路线一开始是向后，朝向伊莱尔达方向。敌人的“士兵们兴高采烈地从其营地走出来，看着这种场面”。他们认为恺撒的军队“在缺少必要粮食的压力下逃窜，正在返回伊莱尔达”。但是不久他们就看出，恺撒企图让其军队穿越“巨大而难以通行的山谷，翻过险峻陡峭的山石”，沿着一条既没有大道也没有小路的路线，绕一个“大圈”，绕到他们的后面去。
当看透恺撒的目的时，已经迟了，敌人迅速出发，开始走他们后方的5英里路程。此时，“整个竞争转变为速度的竞赛——看两支军队谁能首先夺占隘路和山头”。如果没有骑兵在平地上作战，迟滞敌人的行军，那么恺撒肯定会输掉这场比赛。但是“恺撒首先走完了这段路程”，并将其军队在平地上列阵，封锁了敌人的退路。 [ 注：恺撒，《内战》，第1卷，第69、70页，转引自皮斯克特译本，第95、97页。 ]
当发现实施战术防御的优势现在已经属于恺撒后，机敏的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利乌斯没有企图对数量更多、质量更高的恺撒发动正面进攻。庞培的军队试图沿另一条路线南下，但恺撒要封锁其逃跑的所有路线并没有多大困难，因为在起伏不平的地形上，可供敌人行军的路线数量很少。此外，从地形学的角度看，恺撒更乐于利用幅员相对狭小的地域的优势与敌进行即将展开的交战，因为他拥有一支非常庞大的军队。由于有了这样一种巨大的兵力空间比，恺撒就能够从容地部署他的部队控制所有可能的路线，并保持主力与这些分遣队足够近的距离，以便整个军队能够迅速支援其中任何一支遭到运动之敌全力进攻的分遣队。而在一个更大的平坦空间内，庞培的军队会有更好的机会绕过恺撒的军队。
作战略图1.2 迂回运动
受到有效的封锁，而又不愿意与恺撒的军队正面交战，所以庞培的军队只能运用后勤战略，试图饿死恺撒的军队，迫使其因寻找食物而离开封锁阵地。但是，恺撒在这一点上也有优势，因为他不仅让他的士兵携带了数日定额的食物，而且其优秀的骑兵控制了整个平坦地带，这是敌人粮草搜寻者惟一能够找到食物或饲料的地方。恺撒的骑兵是如此有效，以致其对手连确保饮水都有困难，于是，他们的士兵开始逃到恺撒的军队中去。
由于遭到封锁和饥饿难耐，庞培的军队开始向北撤往伊莱尔达，恺撒的军队及其骑兵则紧随其后。在向伊莱尔达行进途中，庞培的军队发现他们已经寸步难行，因为他们的驮载牲口“由于已经4天没喂饲料”而饿倒了。军队没有“水、柴火，也不能搜寻粮草”，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利乌斯不得不召集会议，决定其军队向恺撒投降。老练的政治家恺撒则提出，遣散其所有的人员，而没有用这支军队去对付庞培。 [ 注：恺撒，《内战》，第1卷，第84页，转引自皮斯克特译本，第115页。 ]
恺撒不经过会战便消灭了敌人的整个一支军队。他的战略进攻性迂回运动赋予了他战术防御的优势。恺撒完成了大流士在伊苏斯会战前占领翼侧阵地所想完成的事情。大流士的翼侧阵地是一次防御性机动的结果，使亚历山大面临三种选择：停止进军，攻击大流士将其驱赶出翼侧阵地，或者冒着大流士进至其后方的危险向前运动。在运用后勤战略试图将大流士赶出阵地未果之后，亚历山大选择了第三方案，结果不久便发现大流士果真进入到他的后方。于是，亚历山大转而采取战斗战略，攻击波斯人的军队。恺撒所实施的是一种进攻性迂回运动，使其同样获得了将自己的军队机动到敌人后方的优势，如果敌人向其进攻，那么他就拥有了战术防御的有利条件。
战术防御对恺撒比对大流士的价值更大，因为两支罗马军队的编成基本相同，而且都把重型步兵军团作为其主要的武器系统。防御提供了主要的战术优势，而迂回使恺撒获得了这种优势。地形以及较高的兵力空间比使得恺撒能够阻止阿弗拉尼乌斯和彼得利乌斯绕过他继续撤退以获得补给，使他们不能包围他们的桥梁，也不能利用埃布罗河作为障碍。恺撒精良的骑兵保证了他可以搜寻粮草而使敌人不能筹集补给。他的骑兵还封锁了庞培军队的退路，切断了他们的补给，并迫使他们往北撤向仍在其骑兵控制之下的地区。最后，恺撒以政治上的精明作出释放俘虏的决策。这样，就使敌人的指挥官在尚有一点食物和饲料补给的情况下，更容易作出投降的决定，而不是继续撤往仍在他们控制之下的伊莱尔达，从而结束了这次战役。
